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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武帝太康元年，平吴，收其图籍，户五十三万，吏三万二千，兵二十三万，男女口二百三十万，后宫五千余人。九州岛攸同，大抵编户二百四十五万九千八百四十，口千六百一十六万三千八百六十三，此晋之极盛也。蜀刘禅炎兴元年，则魏常道乡公景元四年，岁次癸未，是岁魏灭蜀。至晋武帝太康元年，岁次庚子，凡一十八年。户增九十八万六千三百八十一，口增八百四十九万九百八十二。则当三国鼎峙之时，天下通计户百四十七万三千四百三十三，口七百六十七万二千八百八十一，以奉三主，斯以勤矣。后赵石勒，据有河北，初文武官上疏，请依刘备在蜀、魏王在邺故事，魏王即曹公，以河内、魏、汲等十一郡，并前赵国合二十四，户二十九万为赵国。前秦苻坚灭前燕慕容暐，入邺，阅其名籍，户二百四十五万八千九百六十九，口九百九十八万七千九百三十五。徙关东豪杰及诸杂夷十万户于关中。平燕定蜀之称，伪代之盛也。时关陇清晏，百姓丰乐，自长安至于诸州，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驿，旅行者取给于途，工商资贩于道。
宋武帝北取南燕，平广固，南燕，慕容超。广固，即今北海郡。西灭后秦，平关洛，后秦，姚泓。长河以南，尽为宋有。帝素节俭，有司尝奏东西堂施局脚床，用银涂钉，帝以为费，使用直脚床，钉用铁。公主出适，遣送不过二十万，无锦绣金玉之费。文帝励精临人，江左数代帝王莫及，所以称元嘉之理，比前汉之文、景焉。既而国富兵强，更务经略。元嘉二十七年，后魏主太武帝以数十万众南伐，河上屯戍，相次覆败。魏师至瓜步而还。宋之财力，自此衰耗。今按本史，孝武大明八年，户九十万六千八百七十，口四百六十八万五千五百一。
齐氏六王，年代短促，其户口未详。
梁武之初，亦称为理，及精华耗竭，贪地邀功，侯景逆乱，竟以幽毙。元帝惨虐，骨肉相残，纔及三年，便至覆灭，坟籍亦同灰烬。户口不能详究。
陈武帝，荆州之西，既非我有，淮肥之内，力不能加。宣帝勤恤人隐，时称令主，阅其本史，户六十万。而末年穷兵黩武，远事经略，吴明彻全军只轮不返，锐卒利器，从此歼焉。至后主灭亡之时，隋家所收户五十万，口二百万。
后魏起自阴山，尽有中夏。孝文迁都河洛，定礼崇儒。明帝正光以前，时惟全盛，户口之数，比夫晋太康倍而余矣。按晋武帝太康元年平吴后，大凡户二百四十五万九千八百，口千六百一十六万三千八百六十三。今云倍而余者，是其盛时则户有至五百余万矣。及尔朱之乱，政移臣下，或废或立，甚于弈碁，遂分为东西二国，皆权臣擅命，战争不息，人户流离，官司文簿，又多散弃。今按旧史，户三百三十七万五千三百六十八。其时以征伐不息，唯河北三数大郡，多千户以下，复通新附之郡，小者户纔二十，口百而已。
北齐承魏末丧乱，与周人抗衡，虽开拓淮南，而郡县褊小。文宣受禅，性多暴虐，而能委政宰辅杨遵彦，十数年闲，亦称为理。故其时以为主昏于上，政清于下。及武成、后主，俱是僻王。至崇国讳改之化三年，为周师所灭。有户三百三万二千五百二十八，口二千万六千八百八十。
后周闵、明二帝，主祭而已，俱以弒崩。武帝诛戮权臣，诛宇文护。方览庶政，躬俭节用，考核名实，五六年内，平荡燕齐。灭高齐。嗣子昏虐，亡不旋踵。按大象中，有户三百五十九万，口九百万九千六百四。
隋文帝始以外戚，遂受托孤，不踰数年，便享大位，克勤理道，克俭资费。至于六宫之内，常服浣濯之衣，供御故弊，随令补用，非享燕，所食不过一肉。有司尝进干姜，用布袋盛，帝以为费，大加谴责。后进香药，复以袋盛，因笞所司，以为后诫。其时宇内称理，仓库盈溢。至开皇九年平陈，帝亲于朱雀门劳师行赏，自门外列布帛之积，达于南郭，以次颁给，所费三百余万段，而不加赋于人。炀帝大业五年，户八百九十万七千五百三十六，口四千六百一万九千九百五十六，此隋之极盛也。后周静帝末授隋禅，有户三百九十九万九千六百四。至开皇九年平陈，得户五十万，及是纔二十六七年，直增四百八十万七千九百三十二。承其全实，遂恣荒淫。登极之初，即建洛邑，每月役丁二百万人。导洛至河及淮，又引沁水达河北，通涿郡，筑长城东西千余里，皆征百万余人。丁男不充，以妇人兼，役而死者大半。及亲征吐谷浑，驻军青海，遇雨雪，士卒死者十二三。又三驾东征辽泽，皆兴百余万众，馈运者倍之。又逆征数年之赋，穷侈极奢，举天下之人，十分九为盗贼。身丧国灭，实自取之，盖资我唐之速有天下也。
大唐贞观户不满三百万。三年，户部奏，中国人因塞外来归及突厥前后降附开四夷为州县，获男女一百二十余万口。十四年，侯君集破高昌，得三郡、五县、二十二城，户八千四十六，口三万七千三十一，马四千三百匹。
永徽三年，户部尚书高履行奏：「去年进户一十五万。」高宗以天下进户既多，谓无忌曰：「比来国家无事，户口稍多，三二十年，足堪殷实。」因问隋有几户，今有几户。履行奏：「隋大业中户八百七十万，今户三百八十万。」永徽去大业末三十六年。
显庆二年十月，上幸许、汝州，问中书令杜正伦曰：「此闲田地极宽，百姓太少。」因又问隋有几户。正伦奏：「大业初有八百余万户，末年离乱，至武德有二百余万户。」
总章元年十月，司空李绩破高丽国，虏其王，下城百七十，户六十九万七千二百。二年，徙高丽民三万，配江淮以南、山南、京西。
初，自贞观以后，太宗励精为理，至八年、九年，频至丰稔，米斗四五钱，马牛布野，外户动则数月不闭。至十五年，米每斗值两钱。麟德三年，米每斗直五文。永淳元年，京师大雨，饥荒，米每斗四百钱，加以疾疫，死者甚众。
武太后、孝和朝，太平公主、武三思、悖逆庶人，恣情奢纵，造罔极寺、太平观、香山寺、昭成寺，遂使农功虚费，府库空竭矣。
睿宗景云初，又造金仙、玉真二观，补阙辛替否上书极谏，不从。二年，监察御史韩琬陈时政上疏曰：「臣窃闻永淳之初，尹元贞任岐州雍县令，界内妇人修路，御史弹免之。顷年妇人役，修平道路，盖其常也。调露之际，刘宪任怀州河内县尉，父思立在京身亡，选人有通索阙者，于时选司以名教所不容，顷者以为见讥后人矣。顷年国家和市，所由以刻剥为公，虽以和市为名，而实抑夺其价，殊不知民足官孰与不足矣。往年两京及天下州县，学生、佐史、里正、坊正每一员阙，先拟者辄十人；顷年差人以充，犹致亡逸。往年选司从容安闲，而以礼数见待；顷年选司无复曩时接引，但如仇敌估道尔。往年效官交替者，必储蓄什物以待之；顷年替人，必諠竞为隙，互执省符，纷然不已。往年召募之徒，人百其勇，争以自效；顷年差点勒遣，逃亡相继。若此者，臣粗言之，不可胜数。即知政令风化，渐已弊也。」
开元四年，山东诸州大蝗。紫微令姚崇奏言：「臣闻毛诗云『秉彼蟊贼，以付炎火。』又汉光武诏曰：『勉顺时政，劝督农桑，去彼螟蜮，以及蟊贼。』此并除蝗之义也。又蝗既解飞，夜必投火，臣请切勒所在夜中设火，火边掘大坑，且焚且瘗，除之可尽。」乃遣使分道驱除瘗埋，朝臣多言不可。玄宗以问崇，崇对曰：「常人执文，不识通变。凡事有违经而合道者，亦有反道而适权者。魏时山东有蝗伤稼，缘小忍不除，遂使苗稼总尽，人至相食。后秦时有蝗，禾稼及木草俱尽，牛马至相噉毛尾。今山东蝗虫，所在充满，傥不救其收获，百姓岂免流离，事属安危，不可胶柱。纵使除之不尽，犹胜养以成灾。若驱逐不得，臣在身官爵，并请削除。」玄宗许之。黄门监卢怀慎谓崇曰：「蝗是天灾，岂可制以人事。外议籍籍，咸以为杀虫太多，有伤和气，犹可停罢。」崇曰：「楚王吞蛭，厥疾用瘳。叔敖断蛇，其福乃降。赵宣子至贤也，恨用其犬。孔宣父将圣也，不爱其羊。皆志在安人，思不失礼。今既救人杀虫，天道固应助顺。若因此致祸，崇请以身当之。」怀慎更不能答。崇令埋瘗之，累月方尽。其后渐丰熟。
八年，天下户口逃亡，色役伪滥，朝廷深以为患。
九年正月，监察御史宇文融陈便宜，奏请检察伪滥兼逃户及籍外剩田。于是令融充使推句，获伪勋及诸色役甚众，特加朝散大夫，再迁兵部员外兼侍御史。融遂奏置劝农判官，长安尉裴宽等二十九人，并摄御史分往天下。慕容珣、王冰、张均、宋希玉、宋询、韦洽、薛、乔梦松、王诱、徐楚璧、徐锷、裴宽、崔希逸、边冲寂、班景倩、郭廷倩、元将茂、刘日正、王焘、于孺卿、王忠翼、何千里、梁勋、卢怡、库狄履温、贾晋、李登、盛廙等，皆知名士。判官得人，于此为盛，其后多至显秩。所在检责田畴，招携户口。其新附客户，则免其六年赋调，但轻税入官。阳翟县尉皇甫憬、左拾遗杨相如并上疏，盛陈烦扰不便。宽等皆当时才彦，使还，得户八十余万，田亦称是。憬遂贬为衢州盈川尉。融拜御史中丞。
融又上言：「天下所检责客户，除两州计会归本贯以外，便令所在编附。年限向满，须准居人，更合所有优矜，即此辈徼幸，若征课税，即目击未堪。窃料天下诸州，不可一例处置，且请从宽乡有剩田州作法。窃计有剩田者减三四十州，取其剩田，通融支给。其剩地者三分请取其一分以下。其浮户，请任其亲戚乡里相就，每十户以上，共作一坊。每户给五亩充宅，并为造一两口室宇，开巷陌，立闾伍，种桑枣，筑园蔬，使缓急相助，亲邻不失。丁别量给五十亩以上为私田，任其自营种。率十丁于近坊更共给一顷，以为公田，共令营种。每丁一月役功三日，计十丁一年共得三百六十日。营公田一顷，不啻得之，计平收一年不减百石，便纳随近州县。除役功三十六日外，更无租税。既是营田户，且免征行，安堵有余，必不流散。官司每丁纳收十石，其粟更不别支用，每至不熟年，斗别二十价，然后支用。计一丁年还出两丁以上，亦与正课不殊。则官收其役，不为矜纵，人缓其税，又得安舒，仓廪日殷，久长为便。其狭乡无剩地客多者，虽此法未该，准式许移窄就宽，不必要须留住。若宽乡安置得所，人皆悦慕，则三两年后，皆可改图，弃地尽作公田，狭乡总移宽处，仓储既益，水旱无忧矣。」
至十三年封泰山，米斗至十三文，青、齐谷斗至五文。自后天下无贵物，两京米斗不至二十文，面三十二文，绢一疋二百一十二文。东至宋、汴，西至岐州，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馔丰溢。每店皆有驴赁客乘，倏忽数十里，谓之驿驴。南诣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川、凉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远适数千里，不持寸刃。二十年，户七百八十六万一千二百三十六，口四千五百四十三万一千二百六十五。
天宝元年，户八百三十四万八千三百九十五，口四千五百三十一万一千二百七十二。自十三载以后，安禄山为范阳节度，多有进奉，驼马生口，不旷旬月，郡县供熟食酒肉草料。杨国忠任用之后，即与蛮王合罗凤结衅，征关辅、河南、京兆人讨之，去者万不一全，连枷赴役，郡县供食。于是当路店肆多藏闭，以惧挠乱，驴马车牛，悉被虏夺，不酬其直，数年闲，因渐减耗。
十三载，京城秋霖，米价腾贵，官出太仓米，分为十场出粜。其所在川谷泛溢，京城坊市墙宇崩坏向尽。東京洛又溢，隄壞，飄損十九坊居人邑屋。二十日，遣京城诸坊人家，于门前作泥人，长三尺，左手指天，右手指地，十月方霁。
十四载，管户总八百九十一万四千七百九，应不课户三百五十六万五千五百一，应课户五百三十四万九千二百八十。管口总五千二百九十一万九千三百九，不课口四千四百七十万九百八十八，课口八百二十万八千三百二十一。此国家之极盛也。按后汉自建武初至桓帝永寿三年，凡百三十年，有户千六十七万。按自周武帝建德六年平齐，至隋文帝开皇九年灭陈，凡十四年，然后车书混一，甲兵方息。至大业二年，凡十八年，有户八百九十万。我国家自武德初至天宝末，凡百三十八年，可以比崇汉室，而人户纔比于隋氏，盖有司不以经国驭远为意，法令不行，所在隐漏之甚也。肃宗干元三年，见到帐百六十九州岛，应管户总百九十三万三千一百三十四。不课户总百一十七万四千五百九十二，课户七十五万八千五百八十二。管口总千六百九十九万三百八十六，不课口千四百六十一万九千五百八十七，课口二百三十七万七百九十九。自天宝十四年至干元三年，损户总五百九十八万二千五百八十四，不课户损二百三十九万一千九百九，课户损三百五十九万六百七十五；损口总三千五百九十二万八千七百二十三，不课口损三千七十一万三百一，课口损五百二十一万八千四百三十二。户至大历中，唯有百三十万户。建中初，命黜陟使往诸道按比户口，约都得土户百八十余万，客户百三十余万。
丁中汉 晋 宋 北齐 隋 大唐
汉孝景二年，令天下男子年二十而始傅。傅音附。傅，着也。著名籍，给公家徭役。
晋武帝平吴后，有司奏，男女年十六以上至六十为正丁；十五以下至十三、六十一以上至六十五为次丁；十二以下六十六以上为老、小，不事。
宋文帝元嘉中，王弘上言：「旧制，人年十三半役，十六全役，当以十三以上能自营私及公，故以充役。考之见事，犹或未尽，体有强弱，不皆称年。循吏恤隐，可无甚患，庸愚守宰，必有勤剧，况值苛政，岂可称言。至令逃窜求免，胎孕不育，乃避罪宪，实亦由兹。今皇化惟新，四方无事，役名之宜，应存消息。十五至十六，宜为半丁，十七为全丁。」帝从之。
北齐武成河清三年，乃令男子十八以上六十五以下为丁，十六以上十七以下为中，六十六以上为老，十五以下为小。
隋文帝颁新令，男女三岁以下为黄，十岁以下为小，十七以下为中。十八以上为丁，以从课役。六十为老，乃免。开皇三年，乃令人以二十一成丁。炀帝即位，户口益多，男子以二十二成丁。高颎奏以人闲课税，虽有定分，年常征纳，除注恒多，长吏肆情，文帐出没，既无定簿，难以推校。乃为输籍之样，请遍下诸州，每年正月五日，县令巡人，各随近五党三党共为一团，依样定户上下。帝从之，自是奸无所容矣。
大唐武德七年定令，男女始生为黄，四岁为小，十六为中，二十一为丁，六十为老。
神龙元年，韦皇后求媚于人，上表，请天下百姓年二十二成丁，五十八免役，制从之。韦庶人诛后，复旧。
玄宗天宝三载十二月制，自今以后，百姓宜以十八以上为中男，二十三以上成丁。
按开元二十五年户令云：「诸户主皆以家长为之。户内有课口者为课户，无课口者为不课户。诸视流内九品以上官及男年二十以上、老男、废疾、妻妾、部曲、客女、奴婢，皆为不课户。无夫者为寡妻妾。余准旧令。诸年八十及笃疾，给侍丁一人，九十二人，百岁三人，皆先尽子孙，次取近亲，皆先轻色。无近亲外取白丁者，人取家内中男者，并听。诸以子孙继绝应析户者，非年十八以上不得析，即所继处有母在，虽小亦听析出。诸户欲析出口为户及首附口为户者，非成丁皆不合析。应分者不用此令。诸户计年将入丁、老、疾应征免课役及给侍者，皆县令貌形状以为定簿。一定以后，不须更貌，若有奸欺者，听随事貌定，以附于实。」
九载制：「天下虽三载定户，每载亦有团貌，自今以后，计其转年合入中男、成丁、五十九者，任退团貌。」广德元年制，天下「百姓二十五成丁，五十五入老。」
论曰：「昔贤云：『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夫子适卫，冉子仆。曰：『美哉庶矣。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故知国足则政康，家足则教从，反是而理者，未之有也。夫家足不在于逃税，国足不在于重敛。若逃税则不土著而人贫，重敛则多养赢而国贫，不其然矣。管子曰：「以正户籍，谓之养赢。」赢者，大贾蓄家也。正数之户既避其赋役，则至浮浪，以大贾蓄家之所役属，自收其利也。三王以前，井田定赋。秦革周制，汉因秦法。魏晋以降，名数虽繁，亦有良规，不救时弊。昔东晋之宅江南也，慕容、苻、姚，迭居中土，人无定本，伤理为深，遂有庚戌土断之令。财丰俗阜，实由于兹。其后法制废弛，旧弊复起，义熙之际，重举而行，已然之效，着在前志。隋受周禅，得户三百六十万。开皇九年平陈，又收户五十万。洎于大业二年，干戈不用，惟十八载，有户八百九十万矣。自平陈后，又加四百八十余万。其时承西魏丧乱，周齐分据，暴君慢吏，赋重役勤，人不堪命，多依豪室，禁网隳紊，奸伪尤滋。高颎睹流冗之病，建输籍之法。于是定其名，轻其数，使人知为浮客，被强家收太半之赋，为编甿奉公上，蒙轻减之征。浮客，谓避公税、依强豪作佃家也。昔汉文三年，除人田租，荀悦论曰：「古者什一而税，天下之中正。汉家或百而税一，可谓至轻矣，而豪强占田踰多，浮客输大半之赋。公家之惠，优于三代，豪强之暴，酷于亡秦，是惠不下通，威福分于豪人也。不正其本，适足以资富强矣。」高颎设轻税之法，浮客悉自归于编户，隋代之盛，实由于斯。先敷其信，后行其令，烝庶怀惠，奸无所容。隋氏资储遍于天下，人俗康阜，颎之力焉。功规萧、葛，道亚伊、吕，近代以来未之有也。隋氏西京太仓，东京含嘉仓、洛口仓，华州永丰仓，陕州太原仓，储米粟多者千万石，少者不减数百万石。天下义仓又皆充满。京都及并州库布帛各数千万，而锡赉勋庸，并出丰厚，亦魏晋以降之未有。国家贞观中有户三百万，至天宝末百三十余年，纔如隋氏之数。圣唐之盛，迈于西汉，约计天下编户合踰元始之闲，而名籍所少三百余万。自贞观以后，加五百九十万，其时天下户都有八百九十余万也。汉武黩兵，人户减半，末年追悔，方息征伐。其后至平帝元始二年，经七十余载，有户千二百二十余万。大唐百三十余年中，虽时起兵戎，都不至减耗，而浮浪日众，版图不收。若比量汉时，实合有加数，约计天下人户少犹可有千三四百万矣。直以选贤授任，多在艺文，才与职乖，法因事弊。隳循名责实之义，阙考言询事之道。崇秩之所至，美价之所归，不无轻薄之曹，浮华之伍。习程典，亲簿领，谓之浅俗；务根本，去枝叶，目以迂阔。风流相尚，奔竞相驱，职事委于群胥，货贿行于公府，而至此也。自建中初，天下编甿百三十万，赖分命黜陟，重为案比，收入公税，增倍而余。诸道加出百八十万，共得三百一十万。遂令赋有常规，人知定制，贪冒之吏，莫得生奸，狡猾之甿，皆被其籍，诚适时之令典，拯弊之良图。旧制，百姓供公上，计丁定庸调及租，其税户虽兼出王公以下，比之二三十分唯一耳。自兵兴以后，经费不充，于是征敛多名，且无恒数，贪吏横恣，因缘为奸，法令莫得检制，烝庶不知告诉。其丁狡猾者，即多规避，或假名入仕，或托迹为僧，或占募军伍，或依倍豪族，兼诸色役，万端蠲除。钝劣者即被征输，困竭日甚。建中新令，并入两税，恒额既立，加益莫由，浮浪悉收，规避无所。而使臣制置各殊，或有轻重未一，仍属多故，兵革荐兴，浮冗之辈，今则众矣。征输之数，亦以阙矣。旧额既在，见人渐艰，详今日之宜，酌晋隋故事，版图可增其倍，征缮自减其半。赋既均一，人知税轻，免流离之患，益农桑之业，安人济用，莫过于斯矣。计诸道簿帐所收，可有二百五十余万户。按历代户口，多不过五，少不减三，约计天下，除有兵马多处食盐，是知见在之数。若采晋、隋旧典制置，可得五百万矣。以五百万户共出二百五十万户税，自然各减半数。古之为理也，在于周知人数，乃均其事役，则庶功以兴，国富家足，教从化被，风齐俗和。夫然，故灾沴不生，悖乱不起。所以周官有比、闾、族、党、州、乡、县、遂之制，维持其政，纲纪其人。孟冬司徒献民数于王，王拜而受之，其敬之守之如此之重也。及理道乖方，版图脱漏，人如鸟兽，飞走莫制，家以之乏，国以之贫，奸冗渐兴，倾覆不悟。斯政之大者远者，将求理平之道，非无其本欤？」
通典卷第八 食货八
钱币上周 秦 汉 后汉 晋
货币之兴远矣，夏商以前，币为三品。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白金为下币。白金为银。太公立九府圜法。周景以母子相权。秦用黄金铜钱为上下二等。汉兴为八铢，或为荚钱，或作白金，或作赤仄，八铢五分，迭废迭用。王莽又设错刀金银龟贝凡数十品。公孙述始作铁钱。魏文帝谷帛相贸。刘备以一当百。孙权以一当千。理道陵夷，则有鹅眼、线环之别；王纲解纽，又有风飘、水浮之异。名目繁杂，不能遍举，缅征损益，可略而言。原夫立钱之意，诚深诚远。凡万物不可以无其数，既有数，乃须设一物而主之。其金银则滞于为器为饰，谷帛又苦于荷担断裂，唯钱但可贸易流注，不住如泉。若谷帛为市，非独提挈断裂之弊，且难乎铢两分寸之用。历代钱货，五铢为中，一品独行，实臻其要。今钱虽微重于古之五铢，大小斤两，便于时矣。
太公既立之于周，退行之于齐，曰：「知开塞之术者，其取天下如化，是谓政之大端也。」又管仲曰：「三币握之，非有补于温饱也，舍之非有切于饥寒也，先王以守财物、以御人事而平天下也。命之曰衡，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有常，故与夺贫富，皆在君上，是以人戴君如日月，亲君若父母，用此道也。夫生殖众则国富而人安，农桑寡则人贫而国危。使物之重轻，由令之缓急。权制之术，实在乎钱，键其多门，利出一孔，摧抑浮浪，归趣农桑，可致时雍，跻于仁寿，岂止于富国强兵者哉！」具轻重篇。
其后言事者，或惜铜爱工，改作小钱，或重号其价，以求赢利，是皆昧经通之远旨，令盗铸滋甚，弃南亩日多，虽禁以严刑，死罪日报，不能止也。昔贤有云：「铜不布下，乃权归于上。」诚为笃论，固有国之切务，救弊之良算也。况当今人疲赋重，康俗济用，莫先于斯矣。自昔言货币者，在于图史，无之，皆不达其要，唯汉贾生、国朝刘录事秩，颇详其旨。
自神农列于国，以聚货帛，日中为市，以交有无。虞夏商之币，金为三品，或黄或白，或赤或钱，或布或刀，或龟贝。凡货金钱布帛之用，夏殷以前，其详靡记。
周制：以商通货，以贾易物。太公又立九府圜法。周官制太府、玉府、内府、外府、泉府、天府、职内、职币、职金，皆掌财币之官，故云九府。圜，谓均而通也。黄金方寸，而重一斤。钱圜函方，外圜而内孔方。轻重以铢。黄金以斤为名，钱以铢为重也。布帛广二尺二寸为幅，长四丈为疋。故货宝于金，利于刀，流于泉，流行如泉。布于布，布于民闲。束于帛。束，聚也。
周景王时，患钱轻，将更铸大钱。钱者金币之名，先曰泉，后曰钱。大于旧钱，其价重也。班固以为文曰宝货。唐注国语云：「径一寸二分，重十二铢，文曰大泉五十。」未详孰是，故两存焉。大夫单旗曰：「不可。古者天降灾戾，戾，恶气也。一曰：戾，至也。于是乎量资币、权轻重以救民。民患轻，则为之作重币以行之，于是有母权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则多作轻而行之，亦不废重，于是乎有子权母而行，小大利之。民患币重，则多作轻钱而行之，亦不废去重者，言重者行其贵，轻者行其贱。今王废轻而作重，民失其资，能无匮乎。民若匮，王用将有所乏，乏将厚取于民，民不给，将有远志，谓去其本居而散亡。是离民也。且绝民用以实王府，犹塞川原为潢洿也，原谓水泉之本。潢音黄，洿音乌。竭亡日矣，王其图之。」弗听，卒铸大钱，文曰「宝货」，肉好皆有周郭，内郭为好，外郭为肉。韦昭曰：「肉，钱形也。好，孔也。」以劝农赡不足，百姓蒙利焉。单旗虽有此言，王终自铸钱，果有便，故百姓蒙利。
管子曰：「人君铸钱立币，人庶之通施也。钱币无补于饥寒之用，人君所立，以均制财物，通交有无，使人之所求，各得其欲。人有若干百千之数矣，然而人事不及、用不足者何？利有所藏也。人事谓常费也。言人之所有多少，各随其分而自足。君上不能均调其事，则豪富并藏财货，专擅其利，是故人之常费不给，以致匮乏。然则人君非能分并财利而调人事也，则君虽自为铸币而无已，乃使人下相役耳，恶能以为理乎？」言人君若不能权其利门，制其轻重，虽铸币无限极而与人，徒使豪富侵夺贫弱，终不能致理也。恶音乌。又曰：「汤七年旱，禹五年水，人之无●，●，糜也。●，章延反。有卖子者。汤以庄山之金铸币而赎人之无●卖子者，禹以历山之金铸币以救人之困。夫玉起于禺音虞氏，金起于汝汉，珠起于赤野。东西南北去周七八千里，水绝壤断，舟车不能通。为其途之远，其至之难，故托用于其重。以珠玉为上币，以黄金为中币，以刀布为下币。三币，握之则非有补于暖也，食之则非有补于饱也，先王以守财物、以御人事而平天下也。是以命之曰衡。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有调也。」若五谷与万物平，则人无其利。故设上中下之币而行轻重之术，使一高一下，乃可权制利门，悉归于上。
楚庄王以为币轻，更以小为大，百姓不便，皆去其业。孙叔敖为相，市令言于相曰：「市乱，人莫安其处，行不定。」叔敖白于王，遂令复如故，而百姓乃安也。
荀卿曰：「北海则有走马吠犬焉，然而中国得而畜使之。南海则有羽翮齿革缯菁焉，然而中国得而赋之。东海则有紫蛤鱼盐焉，然而中国得而衣食之。西海则有皮革文纯焉，然而中国得而用之。故天之所覆，地之所载，财货流通，无不尽致其用，四海之内，若一家也。凡理，亡者使有，利者使阜，害者使亡，靡者使微。王之所宝者六，圣人能制议百姓，以辅相国家，则宝之；玉足以庇荫嘉谷，使无水旱之灾，则宝之；龟足以献臧否，则宝之；珠足以御火灾，则宝之；金足以御兵乱，则宝之；山林薮泽足以备财用，则宝之。」
秦一中国之币为二等，黄金以镒为名，上币。二十两为镒。改周一斤之制，更以镒为金之名数。铜钱质如周钱，文曰「半两」，重如其文，为下币。言钱之形质如周钱，唯文异耳。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然各随时而轻重无常。
汉兴，以为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荚钱。如榆荚也。钱重铢，半径五分，文曰「汉兴」。黄金一斤。复周之制，更以斤名金。
高后二年，行八铢。秦钱文曰「半两」，即八铢也。初，汉以其太重，更铸榆荚，人患太轻，至此复行八铢钱。六年，行五分钱。径五分，所谓荚钱。
孝文五年，为钱益多而轻，乃更铸四铢钱，其文为「半两」。除盗铸钱令，使民放铸。贾谊谏曰：「法使天下公得顾租铸铜锡为钱，敢杂以铅铁为他巧者，其罪黥。顾租，谓顾庸之直，或租其本。然铸钱之情，非殽杂为巧则不可得赢，而殽之甚微，为利甚厚。微谓精妙也。其术精妙，不可觉知，而得利甚厚，故令人轻犯之，奸不可止也。夫事有召祸而法有起奸，今令细民操造币之势，操，持也。各隐屏而铸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奸，虽黥罪日报，其势不止。报，论也。夫悬法以诱民，使入陷阱，孰积于此！曩禁铸钱，死罪积下；下，报也。积累下报论之也。今公铸钱，黥罪积下。为法若此，上何赖焉？赖，利也，恃也。又民用钱，郡县不同，或用轻钱，百加若干，时钱重四铢，法钱百枚，当重一斤十六铢。轻则以钱足之若干枚，令满平也。若干，且设数之言也。干犹个，谓当如此个数耳。或用重钱，平称不受。用重钱，则平称有余，不能受也。法钱不立，依法之钱也。吏急而壹之乎，则大为烦苛而力不能胜；纵而弗呵乎，则市肆异用，钱文大乱。呵，责怒也。苟非其术，何向而可哉！今农事弃捐而采铜者日蕃，释其耒耨，冶镕炊炭，镕，形容也，谓作钱模也。奸钱日多，五谷不为多。言皆采铜铸钱，废其农业，故五谷不为多。国知患此，吏议必曰禁之，禁之不得其术，其伤必大。令禁铸钱则钱必重，重则其利深，盗铸如云而起，弃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奸数不胜而法禁数溃，铜使之然也。故铜布于天下，则人铸钱者大抵必杂以铅铁，黥人日繁，一祸也。伪钱无止，钱用不信，人愈相疑，二祸也。采铜者弃其田畴，铸者捐其农事，五谷不为多，则邻于饥，三祸也。故不禁铸钱则钱常乱，黥罪日积，是陷阱也。且农事不为，有类为灾，故人铸钱不可不禁，四祸也。上禁铸钱，必以死罪。铸钱者禁，则钱必还重，则盗铸者起，则死罪又复积矣，其祸五也。故铜布于天下，其为祸博矣。今博祸可除，而七福可致也。何谓七福？上收铜勿令布，则民不铸钱，黥罪不积，一矣。伪钱不蕃，民不相疑，二矣。采铜铸作者反于耕田，三矣。铜毕归于上，上挟铜积以御轻重，铜积谓多积铜。钱轻则以术敛之，重则以术散之，货物必平，四矣。以作兵器，古者以铜为兵也，秦销锋镝铸金人十二是也。以假贵臣，多少有制，用别贵贱，五矣。以临万货，以调盈虚，以收奇羡，奇，残余。羡，饶溢。则官富实而末民困，六矣。末谓工商之业也。制吾弃财，以与匈奴逐争其民，则敌必坏，七矣。末业既困，农人敦本，仓廪实，布帛有余，则招胡人，多来降附，故言制吾弃财也。弃财，谓可弃之财。逐，竞也。今久退七福而行博祸，臣诚伤之。」上不听。是时，吴以诸侯即山铸钱，富埒天子，埒，等也。所铸文字与四铢同，微重耳。后卒叛逆。邓通，大夫也，以铸钱文字秤两同四铢。财过王者。故吴、邓钱布天下。
孝武帝有事于四夷，又徙平民七十万口于新秦中，用度广，出御府钱以赡不足，而冶铸或累万金，不佐公家之急。于是天子与公卿议，更造钱币以赡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是时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银锡。自孝文更造四铢钱，至是岁四十余年。从建元以来用少，县官往往即多铜山而铸钱，民闲亦盗铸，不可胜数，钱益多而轻，铸钱者多，故钱轻，轻亦贱也。物益少而贵。民但铸钱，不作余物故也。有司言曰：「古者皮币，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黄金为上，白金为中，赤金为下。今半两钱法重四铢，文为半两，实重四铢。而奸或盗磨钱质而取鋊，民盗磨钱质而取鋊。鋊，铜屑也。磨钱漫面以取其屑，更以铸钱。西京黄图叙曰「民磨钱取屑」是也。鋊音浴。钱益轻薄而物贵，则远方用币，烦费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缘以藻缋，一作「紫缋」，绣绘五采而为。为皮币，直四十万。王侯宗室朝觐聘享必以皮币荐璧，然后得行。管子曰：「桓公朝周，请天子号令诸侯，以石璧贺献。」此亦鹿皮银锡为币之义也。诸具轻重篇。又造银锡为白金，杂铸银锡以为白金。以为天用莫如龙，地用莫如马，人用莫如龟。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两，圜之，其文龙，名曰「白选」，或名「白撰」。直三千。二曰以重差小，方之，其文马，直五百。以半斤之重差为三品，此重六两，则下品重四两。三曰复小，椭之，其文龟，直三百。椭，圜而长。令县官销半两钱，更铸三铢钱，文如其重。盗铸诸金钱罪皆死，而吏民之盗铸白金者不可胜数。有司言三铢钱轻，易奸诈，乃更请郡国铸五铢钱，周郭其下，令不可磨取鋊焉。周匝为郭，文漫皆有。自造白金、五铢钱后五岁，赦吏民之坐盗铸金钱死者数十万人，其不发觉相杀者不可胜计，赦自出者百余万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抵无虑皆铸金钱矣。抵，归也。大归犹言大凡也。无虑亦谓大率无小计虑也。犯法者众，吏不能尽诛，于是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分行郡国，举并兼之徒、守相为利者劾之。时张汤用事。初，帝既与汤造白鹿皮币，以问大司农颜异，对曰：「今王侯朝贺以苍璧，直数千，而皮荐反四十万，本末不相称。」上不悦。会有人告异以他议事，下汤理异。异与客语，客语初令下有不便者，异不应，微反唇。汤奏异见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诽，遂诛。于是公卿大夫多谄谀取容。郡国多奸铸钱，钱多轻，而公卿请令京师铸官赤仄，以赤铜为其郭。今钱见有赤侧者，不知作法云何。一当五，赋官用非赤仄不得行。充赋及给官用，皆令以赤侧。白金稍贱，民不宝用，县官以令禁之，无益，岁余终废不行。其后二岁，赤仄钱贱，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废。于是悉禁郡国无铸钱，专令上林三官铸，钱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钱不得行。汉武帝元鼎二年，初置水衡都尉，掌上林苑，属官有上林均输，锺官，办铜令，然则上林三官，其是此三令乎？诸郡国前所铸钱皆废销之，输入其铜三官。而民之铸钱益少，计其费不能相当，唯真工大奸乃盗为之。
宣帝时，贡禹言：「铸钱采铜，一岁十万人不耕，民坐盗铸陷刑者多。富人藏钱满室，犹无厌足。民心动摇，弃本逐末，耕者不能半，奸邪不可禁，原起于钱。疾其末者绝其本，宜罢采珠玉金银铸钱之官，毋复以为币，除其贩卖租铢之律。租铢，谓计其卖物价，平其锱铢而收租也。租税禄赐皆以布帛及谷，使百姓壹意农桑。」议者以为交易待钱，布帛不可尺寸分裂，禹议亦寝。
自孝武元狩五年三官初铸五铢钱，至平帝元始中，成钱二百八十亿万余云。
王莽居摄，变汉制，以周钱有子母相权，于是始造大钱，径一寸二分，重十二铢，文曰「大钱五十」。又造契刀、错刀。契刀，环如大钱，身形如刀，长二寸，文曰「契刀五百」。错刀，以黄金错，其文曰「一刀直五千」。此钱今并尚在，形质及文与汉书相合，无差错也。与五铢钱凡四品，并行。
莽即真，以为书「刘」字有金刀，乃罢错刀、契刀及五铢钱，而更作金、银、龟、贝、钱、布之品，名曰「宝货」。小钱，径六分，重一铢，文曰「小钱直一」。次七分，三铢，曰「么钱一十」。么，小也。次八分，五铢，曰「幼钱二十」。次九分，七铢，曰「中钱三十」。次一寸，九铢，曰「壮钱四十」。因前「大钱五十」，是为钱货六品。直各如其文。黄金重一斤，直钱万。朱提银重八两为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朱提，县名，属犍为，出善银。朱音殊，提音上支反。他银一流直千。是为银货二品。元龟岠冉长尺二寸，冉，龟甲缘也。岠，至也。度背两边缘尺二寸也。直二千一百六十，为大贝十朋。两贝为朋。朋直二百一十六，元龟十朋，故二千一百六十。公龟九寸，直五百，为壮贝十朋。侯龟七寸以上，直三百，为么贝十朋。子龟五寸以上，直百，为小贝十朋。是为龟宝四品。大贝四寸八分以上，二枚为一朋，直二百一十六。壮贝三寸六分以上，二枚为一朋，直五十。么贝二寸四分以上，二枚为一朋，直三十。小贝寸二分以上，二枚为一朋，直十。不盈寸二分，漏度不得为朋，率枚直钱三。是为贝货五品。大布、次布、第布、壮布、中布、差布、厚布、幼布、么布、小布。小布长寸五分，重十五铢，文曰「小布一百」。自小布以上，各相长一分，相重一铢，文各为其布名，直各加一百。上至大布，长二寸四分，重一两，而直千钱矣。是为布货十品。布亦钱。凡宝货五物，六名，二十八品。铸作钱布，皆用铜，殽以链锡，许慎云：「链，铜属也。」然则以链及锡杂铜而为钱也。链音连。文质周郭放汉五铢钱云。放，依。其金银与他物杂，色不纯好，龟不盈五寸，贝不盈六分，皆不得为宝货。元龟为蔡，非四民所得居，有者入太卜受直。
其后百姓愦乱，其货不行，民私以五铢钱市买，莽患之，下诏「敢挟五铢钱者为惑众，投诸四裔」。于是农商失业，食货俱废，民涕泣于市道。坐卖买田宅奴婢、铸钱抵罪者，自公卿大夫至庶人不可称数。莽知民愁，乃但行小钱直一与大钱五十，二品并行，龟贝布属遂废。
莽天凤元年，复申下金银龟贝之货，颇增减其价直，而罢大小钱。改作货布，长二寸五分，广一寸，首长八分有奇，广八分，其圆好径二分半，足枝长八分，闲广二分，其文右曰「货」，左曰「布」，重二十五铢，直货泉二十五。货泉径一寸，重五铢，文右曰「货」，左曰「泉」，枚直一。与货布二品并行。又以大钱行久，罢之，恐民挟不止，乃令民且独行大钱，与新货泉俱枚直一，并行，尽六年，毋得复挟大钱矣。每壹易钱，民用破业而大陷刑。莽以私铸钱死及非沮宝货投四裔、犯法者多，不可胜行，乃更轻其法：私铸作泉布者，与妻子没为官奴婢；吏及比伍知而不举告，与同罪；比音频未反。非沮宝货，民罚作一岁，吏免官。犯者愈众，及五人相坐皆没入，郡国槛车铁璅，传送长安锺官，锺官，主铸钱者。愁苦死者十六七。
汉钱旧用五铢，自王莽改革，百姓皆不便之。及公孙述废铜钱，置铁官铸铁钱，百姓货币不行。皇甫谧高士传曰：郭泰过史弼，送迎辄再屈腰，泰一传揖而去。弼门人怪而问之，弼曰：「铁钱也，故以二当一耳。」时童谣曰：「黄牛白腹，五铢当复。」好事者窃言：「王莽称黄，述欲继之，故称白腹，五铢汉货，言汉当复并天下。」
后汉光武除王莽货泉。自莽乱后，货币杂用布帛金粟。建武十六年，马援上书曰：「富国之本，在于食货，宜如旧铸五铢钱。」帝从之，于是复铸五铢钱，天下以为便。
及章帝时，谷价贵，县官经用不足，朝廷忧之。尚书张林言：「今非但谷贵，百物皆贵，此钱贱故尔。宜令天下悉以布帛为租，市买皆用之，封钱勿出，如此则百物皆贱矣。」帝用其言，少时复止。
和帝时，有上书言，人以货轻钱薄，故致贫困，宜改铸大钱。事下四府群僚及太学能言之士。孝廉刘陶上议曰：「当今之忧，不在于货，在乎民饥。盖民可百年无货，不可一朝有饥，故食为至急也。议者不达农殖之本，多言铸冶之便，或欲因缘行诈以贾国利，国利将尽，取者争竞，造铸之端，于是乎生。盖万人铸之，一人夺之，犹不能给，况今一人铸之，则万人夺之乎！夫欲民殷财阜，要在止役禁夺，则百姓不劳而足。陛下欲铸钱齐货以救其弊，此犹养鱼沸鼎之中，栖鸟烈火之上。」帝竟不铸钱。
及灵帝作五铢钱，而有四出道，连于边缘，有识者尤之曰：「岂非京师破坏，此四出散于四方乎？」
至董卓焚宫室，乃劫銮驾，西幸长安，悉坏五铢钱，更铸小钱，大五分。尽取洛阳及长安铜人飞廉之属充鼓铸。其钱无轮郭文章，不便时人，由是货轻而物贵，谷一斛至钱数百万。
曹公为相，于是罢之，还用五铢。是时不铸钱既久，货本不多，又更无增益，故谷贱而已。
魏文帝黄初二年，罢五铢钱，使百姓以谷帛为市买。至明帝代，钱废谷用既久，人闲巧伪渐多，竞湿谷以要利，作薄绢以为市。虽处以严刑，而不能禁也。司马芝等举朝大议，以为用钱非徒丰国，亦所以省刑，今若更铸五铢，于事为便。帝乃更立五铢钱，至晋用之，不闻有所改创。蜀先主刘备攻刘璋，与士众约：「若事定，府库百姓，孤无取焉。」及拔成都，士众皆舍干戈，赴诸库藏取宝物，军用不足，备甚忧之。西曹掾刘巴曰：「易耳，但当铸钱，一直百钱，平诸物价，令吏为官市。」备从之，数月之闲，府库充实。文曰直百，亦有勒为五铢者，大小秤两如一焉。并径七分，重四铢。吴孙权嘉平五年，铸大钱，一当五百，文曰「大泉五百」，径一寸三分，重十二铢。而使吏人输铜，计铸毕，设盗铸之科。赤乌元年，铸一当千大钱，径一寸四分，重十六铢。故吕蒙定荆州，孙权赐钱一亿。钱既太贵，但有空名，人闲患之。后权令曰：「往日铸大钱，云以广货，故听之。今闻人意不以为便，其省之，铸为器物，官勿复出也。私家有者，并以输藏，平畀其直，勿有所枉。」
晋元帝过江，用孙氏赤乌旧钱，轻重杂行。大者谓之比轮，中者谓之四文。吴兴沈充又铸小钱，谓之沈郎钱。钱既不多，由是稍贵。
孝武帝太元三年，诏曰：「钱，国之重宝，小人贪利，销坏无已，监司当以为意。广州夷人，宝贵铜鼓，而州境素不出铜，闻官私贾人皆贪比轮钱斤两差重，以入广州，货与夷人，铸败作鼓。其重为禁制，得者科罪。」
安帝元兴中，桓玄辅政，立议欲废钱用谷帛。孔琳之议曰：「洪范八政，货为食次，岂不以交易之所资，为用之至要者乎？若使百姓用力于为钱，则是妨为生之业，禁之可也。今农自务谷，工自务器，各肄其业，何尝致勤于钱。故圣王制无用之货，以通有用之财，既无毁败之费，又省运致之苦，此钱所以嗣功龟贝，历代不废者也。谷帛本充于衣食，今分以为货，则致损甚多。又劳毁于商贩之手，耗弃于割截之用，此之为弊，着于目前。故锺繇曰：『巧伪之人，竞湿谷以要利，制薄绢以充资。』魏代制以严刑，弗能禁也。是以司马芝以为用钱非徒丰国，亦所以省刑。钱之不用，由于兵乱积久，自致于废，有由而然，汉末是也。今既用而废之，则百姓顿亡其利。今计度天下之谷，以周天下之食，或仓库充溢，或粮靡斗储，以相资通，则贫者仰富，致之之道，实假于钱。一朝断之，便为弃物，是有钱无粮之人，皆坐而饥困，此断之又立弊也。且据今用钱之处不为贫，用谷之处不为富，又人习来久，革之怨惑。语曰：『利不百，不易业。』况又钱便于谷也。魏明帝时，钱废谷用，四十年矣。以不便于人，乃举朝大议，精才达政之士，莫不以宜复用钱，下无异情，朝无异论。彼尚舍谷帛而用钱，足以明谷帛之弊，着于已试也。代或谓魏氏不用钱久，积藏巨万，故欲行之，利公富国。斯殆不然。晋文取舅犯之谋，而先成季之信，以为虽有一时之勋，不如万代之益。于时名贤在列，君子盈朝，大谋天下之利害，将定经国之要术。若谷实便钱，义不昧当时之近利，而废永用之通业，断可知矣。斯实由困而思革，改而更张耳。近孝武之末，天下无事，时和年丰，百姓乐业，谷帛殷阜，几乎家给人足，验之事实，钱又不妨人也。愚谓救弊之术，无取于废钱。」朝议多同琳之，故玄议不行。沈约曰：「人生所资，曰食与货，货以通币，食为人天。是以九棘播于农皇，十朋兴于上代。昔醇人未离，情嗜疏寡，奉生赡己，事有异同。一夫躬耕，则余餐委室；疋妇务织，则兼衣被体。虽贸迁之道，通用济乏，龟贝之益，为功盖轻。而事有讹变，奸弊大起。昏作役苦，故穑人去而从商。商子事逸，末业流而浸广。泉币所通，非复始造之意也。于是竞收罕至之珍，远蓄未名之货。明珠翠羽，无足而驰；彩罽文犀，飞不待翼。天下荡荡，咸以弃本为事。丰衍则同多稔之资，饥凶又减田家之蓄。钱虽盈尺，且不疗饥于尧年；贝或如山，信无救渴于汤代。其为疵病，亦已深矣。固宜一罢钱货，专用谷帛，使人知役生之路，非此莫由。夫千疋为货，事难于怀璧；万斛为市，未易于越乡。斯可使末伎自禁，游食知反。而年代推移，人兴事替，或库盈朽贯而高廪未充，或家有藏镪而良畴罕辟。若事改一朝，废而莫用，交易所寄，朝夕无待。虽致乎要术，而非可卒行。先宜削华止伪，还醇返古，抵璧幽峰，捐珠清壑。然后驱一代之人，反耕桑之路，使缣粟羡溢，同于水火。既而荡涤圜法，销铸无遗，立制垂统，永传于后。比屋称仁，岂伊唐代。桓玄知其始而不觉其终，琳之睹其末而不统其本，岂虑开塞，将一往之谈可然乎。」前凉张轨太府参军索辅言于轨曰：「古以金贝皮币为货，息谷帛量度之耗。二汉制五铢钱，通易不滞。晋泰始中，河西荒废，遂不用钱。裂疋以为段数，缣布既坏，市易又难，徒坏女工，不任衣用，弊之甚也。今中州虽乱，此方全安，宜复五铢，以济通变之会。」轨纳之，立制准布用钱，钱遂大行，人赖其利。
通典卷第九 食货九
钱币下宋 齐 梁 陈 后魏 北齐 后周 隋 大唐
宋文帝元嘉七年，立钱署，铸四铢钱，文曰「四铢」，重如其文。人闲颇盗铸，多翦凿古钱取铜，帝甚患之。录尚书江夏王义恭建议，以一大钱当两，以防翦凿，议者多同之。何尚之议曰：「夫泉贝之兴，以估货为本，事存交易，岂假数多。数少则币重，数多则物重，多少虽异，济用不殊。况复以一当两，徒崇虚价者也。凡刱制改法，宜顺人情，未有违众矫物而可久也。泉布废兴，议自前代，赤仄白金，俄而罢息，六货溃乱，人泣于市。良由事不画一，难用遵行。夫钱之形，大小多品，直云大钱，则未知其格。若止于四铢五铢，则文皆古篆，既非庸下所识，加或漫灭，尤难分明，公私交乱，争讼必起，此最是深疑者也。命旨兼虑翦凿日多，以致销尽。鄙意复谓殆无此嫌，人巧虽密，要有踪迹，用钱货铜，事可寻检，直由纠察不精，致使立制以来，发觉者寡。今虽有悬金之名，竟无酬与之实。若申明旧科，擒获即报，畏法希赏，不日息矣。」
中领军沈演之以为：「龟贝行于上古，泉刀兴自周代，皆所以阜财通利，实国富人者也。但采铸久废，丧乱累仍，縻散湮灭，何可胜计。晋迁江南，疆境未廓，或土习其风，钱不普用。今封略开广，声教遐暨，金镪布洽，爰逮边荒，用弥广而货愈狭。加复竞窃翦凿，销毁滋繁，刑虽重禁，奸弊方密。肆力之甿徒勤，不足以供赡。诚由货贵物贱，常调未革。愚谓若以大钱当两，则国传难朽之宝，家赢一倍之利，不俟加宪，巧源自绝。」上从演之议，遂以一钱当两，行之经时，公私非便，乃罢。
时言事者，多以钱货减少，国用不足，欲禁私铜，以充官铸五铢。范泰又陈曰：「夫货存贸易，不在多少。昔日之贵，今者之贱，彼此共之，其揆一也。但令官人均通，则无患不足。若使必资货广以收国用者，则龟贝之属，自古而行。铜之为器，在用也博矣。锺律所通者远，机衡所揆者大。器有要用，则贵贱同资；物有适宜，则家国共急。今毁必资之器，而为无施之钱，于货则功不补劳，在用则君人俱困，校之以实，损多益少。良由阶根未固，意存远略。伏愿思可久之道，赊欲速之情，则嘉谟日陈，圣虑可广。」
先是元嘉中，铸四铢钱，轮郭形制，与古五铢同价无利，百姓不资盗铸。孝武孝建初，铸四铢，文曰「孝建」，一边为「四铢」，其后稍去「四铢」，专为「孝建」。三年，尚书右丞徐爰议曰：「货薄人贫，公私俱罄，不有革造，将至大乏。宜应式遵古典，收铜缮铸，纳赎刊刑，着在往策。今宜以铜赎刑，随罪为品。」诏可之。所铸钱形式薄小，轮郭不成就。于是人闲盗铸者云起，杂以铅锡，并不牢固。又翦凿古钱，以取其铜，钱既转小，稍违官式。虽重制严刑，人吏官长坐死免者相系，而盗铸弥甚。百物踊贵，人患苦之。乃立品格，薄小无轮郭者，悉加禁断。
时议者又以铜转难得，欲铸二铢钱。颜竣曰：「议者将谓官藏空虚，宜更改变，天下铜少，宜减钱式，以救灾弊，振国吊人。愚以为不然。今铸二铢，恣行新细，于官无解于乏，而人奸巧大兴，天下之货，将糜碎至尽。空立严禁，而利深难绝，不过一二年闲，其弊不可复救。此其不可一也。今镕铸获利，不见有顿得一二倍之理，纵复得此，必待弥年。又不可二也。人惩大钱之改，兼畏近日新禁，市井之闲，必生纷扰，富商得志，贫人困穷。又不可三也。况又未见其利，而众弊如此。失算当时，取诮百代。」上不听。
废帝景和元年，铸二铢钱，文曰「景和」，形式转细。官钱每出，人闲即模效之，而大小厚薄皆不及也。无轮郭，不磨鑢，如今之翦凿者，谓之来子，尤薄轻者谓之荇叶，市井通用之。永光元年，沈庆之启通私铸，由是钱货乱改，一千钱长不盈三寸，大小称此，谓之鹅眼钱。劣于此者，谓之綖环钱。入水不沈，随手破碎，市井不复断数。十万钱不盈一掬，斗米一万，商货不行。
明帝泰始初，唯禁鹅眼、綖环，其余皆通用，复禁人铸，官署亦废工，寻又普断，唯用古钱。
齐高帝建元四年，奉朝请孔觊上书曰：「三吴国之关阃，比岁被水潦而籴不贵，是天下钱少，非谷穰贱，此不可不察也。铸钱之弊，在轻重屡变。重钱患难用，而难用为无累；轻钱弊盗铸，而盗铸为祸深。人所盗铸严法不禁者，由上铸钱惜铜爱工也。惜铜爱工也者，谓钱无用之器，以通交易，务欲令轻而数多，使省工而易成，不详虑其患也。自汉铸五铢钱，至宋文帝历五百余年，制度有废兴而不变五铢者，其轻重可法，得货之宜也。以为宜开置钱府，方督贡金，大兴镕铸，钱重五铢，一依汉法。府库以实，国用有储，乃量俸禄，薄赋税，则家给人足。顷盗铸新钱者，皆效作翦凿，不铸大钱也。磨泽淄染，始皆类故，交易之后，渝变还新。良人不习淄染，不复行矣。所卖鬻者，皆徒失其物。盗铸者复贱买新钱，淄染更用，反复生诈，循环起奸，明主尤所宜禁而不可长也。若官钱已布于人，使严断翦凿，小轻破缺无周郭者，悉不得行。官钱细小者，称合铢两，销以为大。利贫良之人，塞奸巧之路。钱货既均，远近若一，百姓乐业，市道无争，衣食滋殖矣。」时议者以为钱货转少，宜更广铸，重其铢两，以防人奸。上乃使诸州大市铜，会上崩乃止。
武帝时，竟陵王子良上表曰：「顷钱贵物贱，殆欲兼倍，凡在触类，莫不如兹。稼穑艰劬，斛直数十，机杼勤苦，疋纔三百。所以然者，实亦有由。年常岁调，既有定期，僮恤所上，咸是见直。东闲钱多翦凿，鲜复完者，公家所受，必须圆大，以两代一，困于无所，鞭捶质系，益致无聊。」
梁初，唯京师及三吴、荆、郢、江、湘、梁、益用钱，其余州郡则杂以谷帛交易，交、广之域则全以金银为货。荆州，今巴东、夷陵、云安郡地。郢州，今江夏、齐安、竟陵、汉阳、富水郡地。江州今浔阳、鄱阳、章郡、庐陵、临川郡地。湘州，今湘川之地。梁州，今汉川之地。益州，今蜀川之地。交、广，今岭南道之地。武帝乃铸钱，肉好周郭，文曰「五铢」，重四铢三参二黍，其百文则重一斤二两。又别铸，除其肉郭，谓之公式女钱，径一寸，文曰「五铢」，重如新铸五铢，二品并行。百姓或私以古钱交易者，其五铢径一寸一分，重八铢，文曰「五铢」，三吴属县行之。女钱径一寸，重五铢，无轮郭，郡县皆通用。太平百钱二种，并径一寸，重四铢，源流本一，但文字古今之殊耳，文并曰「太平百钱」。定平一百，五铢，径六分，重一铢半，文曰「定平一百」。稚钱五铢，径一分半，重四铢，文曰「五铢」，源出于五铢，但狭小，东境谓之稚钱。五朱钱，径七分半，重三铢半，文曰「五朱」，源出稚钱，但稍迁异，以铢为朱耳，三吴行之，差少于余钱。又有对文钱，其源未闻。丰货钱，径一寸，重四铢，代人谓之富钱，藏之令人富也。布泉钱，径一寸，重四铢半，代谓之男钱，云妇人佩之即生男也。此等轻重不一。天子频下诏书，非新铸二种之钱，并不许用，而趋利之徒，私用转甚。至普通中，乃议尽罢铜钱，更铸铁钱。人以铁贱易得，并皆私铸。及大同以后，所在铁钱，遂如丘山，物价腾贵。交易者以车载钱，不复计数，而唯论贯。商旅奸诈，因之以求利。自破岭以东，八十为陌，名曰东钱。江、郢以上，七十为陌，名曰西钱。京师以九十为陌，名曰长钱。大同元年，天子乃诏通用足陌，诏下而人不从，钱陌益少。至于末年，遂以三十五为陌。
陈初，承梁丧乱之后，铁钱不行。始梁末有两柱钱及鹅眼钱，于时人杂用，其价同，但两柱重而鹅眼轻，私家多镕铸，又间以锡铁，兼以粟帛为货。文帝天嘉五年，改铸五铢。初出，一当鹅眼十。宣帝太建十一年，又铸大货六铢，以一当五铢之十，与五铢并行，后还当一。人皆不便，乃相与讹言曰：「六铢钱有不利县官之象。」未几而帝崩，遂废六铢而行五铢，竟至陈亡。其岭南诸州，多以盐米布交易，俱不用钱。
后魏初至太和，钱货无所用也。孝文帝始诏天下用钱。十九年，公铸粗备，文曰「太和五铢」，诏京师及诸州镇皆通行之。内外百官禄，皆准绢给钱，疋为钱二百。在所遣钱工备炉冶，人有欲铸，听就铸之。铜必精炼，无所和杂。
宣武帝永平三年冬，又铸五铢钱。京师及诸州镇或不用，或有止用古钱，不行新铸，致商贾不通，贸迁颇隔。延昌三年，有司奏，长安骊山今昭应县是。有银矿，二石得银七两。其秋，恒州时恒州，今代郡安边、马邑。又上言，白登山今马邑郡界。有银矿，八石得银七两、锡三百余斤，其色洁白，有踰上品。诏并置银官，常令采铸。又汉中今郡地。旧有金户千余家，常于汉水沙淘金，年终输之。后临淮王彧为梁州刺史，奏罢之。
孝明帝熙平初，尚书令任城王澄上言：「夏殷之政，九州岛贡金，以定五品，周仍其旧。太公立九府之法，于是圜货始行，定铢两之楷。齐桓循用，以霸诸侯。降及秦始、汉文，遂有轻重之异。吴濞、邓通之钱，收利遍于天下，河南之地，犹甚多焉。逮于孝武，乃造五铢，其中毁铸，随利改易，故使钱有小大之品。窃寻太和之钱，孝文留心刱制，后与五铢并行，此乃不刊之式。臣窃闻之，君子行礼，不求变俗，因其所宜，顺而致用。太和五铢，虽利于京邑之肆，而不入徐扬之市。徐今彭城、琅琊郡地。扬今寿春郡地。土货既殊，贸鬻亦异，便于荆郢之邦者，则碍于兖徐之域。荆今南阳郡地，郢今汝南郡地，兖今鲁郡、东平郡地。致使贫人有重困之切，王道贻隔化之讼。去永平三年，敕不行之钱，虽有常禁，其先用之处，权可听行，至来年末悉令断之。暨延昌二年，徐州人俭，刺史启奏求行土钱，旨听权依旧用。谨寻不行之钱，律有明式，指谓鹅眼、环凿，更无余禁。计河南诸州，今所行者，悉非制限。昔来绳禁，愚窃惑焉。又河北州镇，既无新造五铢，设有旧者，而复禁断，并不行使。专以单丝之缣，疏缕之布，狭幅促度，不中例程，裂疋为尺，以济有无。至今徒成杼轴之劳，不免饥寒之苦。良由分截布帛，壅塞钱货，实非救恤冻馁，子育黎元。谨惟自古以来，钱品不一，前后累代，易变无常。且钱之为名，欲泉流不已。臣之愚意，谓今之太和与新铸五铢及诸古钱方俗所便用者，虽有大小之异，并得通行。贵贱之差，自依乡价。庶货环海内，公私无壅。其不行之钱及盗铸、毁大为小、伪不如法者，据律罪之。」诏曰：「钱行已久，今东南有事，且可依旧。」
澄又奏：「谨详周礼，外府掌邦布之出入。布犹泉也，藏曰泉，流曰布。然则钱之兴也，始于一品，欲令代匠均同，圜流无极。爰暨周景，降逮亡新，易铸相寻，参差百品。遂令接境乖商，连邦隔贸。今谨重参量，以为太和五铢，乃大魏之通货，不朽之恒模，宁可专贸于京邑，不行于天下！但今戎马在郊，江疆未一，东南之州，依旧为便。至于京西京北域内州镇未用钱处，行之则不足为难，塞之则有乖通典。何者？布帛不可尺寸而裂，五谷则有负担之难，钱之为用，贯镪相属，不假斗斛之器，不劳秤尺之平，济代之宜，便利于此。请并下诸方州镇，其太和及新铸五铢并古钱内外全好者，不限大小，悉听行之。鹅眼、环凿，依律而禁。河南州镇先用钱者，既听依旧，不在断限。唯太和、五铢二钱得用公造新者。其余杂种，一用古钱。生新之类，普同禁约。诸方之钱，通用京师。其听依旧之处，与太和钱及新造五铢并行。若盗铸钱者，罪重常宪。既欲均齐物品，廛井斯和，若不绳以严法，无以肃兹违犯。」诏从之。而河北诸州，旧少钱货，犹以他物交易，钱略不入于市。
二年冬，尚书崔亮奏：「弘农郡铜青谷有铜矿，计一斗得铜五两四铢。苇池谷矿，一斗得铜五两。鸾帐山矿，一斗得铜四两。河内郡王屋山今王屋县矿，一斗得铜八两。南青州苑烛山、齐州商山，并是往昔铜官，旧迹见在。谨按铸钱方兴，用铜处广，既有冶利，并宜开铸。」诏从之。自后所行之钱，人多私铸，钱稍小薄，价用弥贱。建义初，重制盗铸之禁，开纠赏之格。
孝庄帝初，私铸者益更薄小，乃至风飘水浮，米斗几直一千。秘书郎杨奏曰：「昔马援在陇西，尝上书求复五铢钱，事下三府，不许。及援入为武贲中郎，亲对光武，释其趋向，事始施行。臣顷在雍州，亦表陈其事，听人与官并铸五铢钱，使人乐为而俗弊得改。旨下尚书八座。不许。以今况昔，为理不殊。求取臣前表，经御披析。」乃随宜剖说，帝从之，乃铸五铢钱。
御史中尉高恭之又奏曰：「四民之业，钱货为本，救弊改铸，王政所先。自顷以来，私铸薄滥，官司纠绳，挂网非一。在今铜价，八十一文得铜一斤，私造薄钱，斤踰二百。既示之以深利，又随之以重刑，得罪者虽多，奸铸者弥众。今钱徒有五铢之文，而无二铢之实，薄甚榆荚，上贯便破，置之水上，殆欲不沈。此乃因循有渐，科防不切，朝廷失之，彼复何罪。昔汉文以五分钱小，改铸四铢，至孝武复改三铢为半两，此皆以大易小，以重代轻也。论今据古，宜改铸大钱，文载年号，以记其始。则一斤所成七十六文。铜价至贱，五十有余，其中人功、食料、锡炭、铅沙，纵复私营，不能自润。直置无利，应自息心，况复严刑广设。以臣测之，必当钱货永通，公私获允。」后遂用杨计。
永安二年秋，诏更铸，文曰「永安五铢」。官自立炉，亦听人就铸，起自九月至三年正月而止。官欲贵钱，乃出藏绢，分遣使人于三市卖之，绢疋止钱二百，而私市者犹三百。利之所在，盗铸弥众，巧伪既多，轻重非一，四方州镇，用各不同。
时铸钱都将长史高谦之，即高恭之兄，字道让。上表求铸三铢钱曰：「盖钱货之立，本以通有无，便交易。故钱之轻重，时代不同。太公为周置九府圜法，至景王时更铸大钱。秦兼海内，钱重半两。汉兴，以秦钱重，改铸筴钱，至孝文五年，复为四铢。孝武时，悉复销坏，更铸三铢，至元狩中，变为五铢。又造赤仄，以一当五。王莽摄政，钱有六等：大钱重十二铢，次九铢，次七铢，次五铢，次三铢，次一铢。魏文帝罢五铢钱，至明帝复立。孙权江左铸大钱，一当五百。权赤乌五年，复铸大钱，一当千。轻重大小，莫不随时而变。窃以食货之要，八政为首，聚财之贵，贻训典文。是以昔之帝王，乘天地之饶，御海内之富，莫不腐红粟于太仓，藏朽贯于泉府，储畜既盈，人无困弊，可以宁谧四极，如身使臂者矣。昔孝武外事四夷，遂虚国用。盐铁既兴，钱币屡改，少府遂丰，上林饶积。外辟百蛮，不增赋者，皆计利之由也。今群妖未息，四郊多垒，征税既烦，千金日费，资储渐耗，财用将竭，诚杨氏献说之秋，桑、儿言利之日。夫西京之盛，钱犹屡改，并行小大，子母相权。况今寇难未除，州郡沦没，人物凋零，军国用少，别铸小钱，可以富益，何损于政，何妨于人也。且政兴不以钱大，政衰不以钱小，唯贵公私得所，政化无亏，既行之于古，亦宜效之于今矣。昔禹遭大水，以历山之金铸钱，救人之困。汤遭大旱，以庄山之金铸钱，赎人之卖子者。今百姓穷悴，甚于曩日，钦明之主岂得垂拱而观之哉！臣今此铸，以济交乏，五铢之钱，任使并用，行之无损，国得其益。」诏将从之，事未就，会卒。
北齐神武霸政之初，犹用永安五铢。迁邺已后，百姓私铸，体制渐别，遂各以为名。有雍州青赤，梁州生厚、紧钱、吉钱，河阳生涩、天柱、赤牵之称。冀州之北，钱皆不行，交贸者皆以绢布。神武乃收境内之铜及钱，仍依旧文更铸，流之四境。未几之闲，渐复细薄，奸伪竞起。
武定六年，文襄王以钱文五铢，名须称实，宜秤钱一文重五铢者，听入市用。计一百文重一斤四两二十铢，自余皆准此为数。其京邑二市，天下州镇郡县之市，各置二秤，悬于市门。私人所用之秤，皆准市秤以定轻重。凡有私铸，悉不禁断，但重五铢，然后听用。若入市之钱，不重五铢，或虽重五铢而多杂铅镴，并不听用。若辄以小薄杂钱入市，有人纠获，其钱悉入告者。其薄小之钱，若便禁断，恐人交乏绝，畿内五十日，外州百日为限。群官参议，咸以为时谷颇贵，请待有年，王从之而止。
文宣受东魏禅，除永安之钱，改铸常平五铢，重如其文。其钱甚贵，而制造甚精。其钱未行，私铸已兴，一二年闲，即有滥恶，虽杀戮不能止。乃令市增长铜价，由此利薄，私铸少止。至干明、皇建之闲，往往私铸。邺中用钱，有赤郭、青熟、细眉、赤生之异。河南所用，有青薄铅锡之别。青、齐、徐、兖、梁、荆河等州，辈类各殊。武平以后，私铸转甚，或以生铁和铜，至于齐亡，卒不能禁。
后周之初，尚用魏钱。及武帝保定元年，乃更铸布泉之钱，以一当五，与五铢并行。梁益之境，又杂用古钱交易。河西诸郡，或用西域金银之钱，汉书西域传，罽宾国以金银为钱，文为骑马，幕为人面。幕即漫也。乌弋山离国之钱，与罽宾国同，文为人头，幕为骑马，加金银饰其仄。安息亦以银为钱，文为王面，幕为夫人面，王死即更铸。大月氏亦同。而官不禁。建德三年，更铸五行大布钱，以一当十，大收商贾之利，与布泉钱并行。四年，又以边境之钱，人多盗铸，乃禁五行大布不得出入四关。布泉之钱听入而不听出。五年，以布泉渐贱而人不用，遂废之。初令私铸者绞，从者远配为户。齐平以后，山东之人，犹杂用齐氏旧钱。至宣帝大成元年，又铸永通万国钱，以一当十，与五行大布、五铢，凡三品并用。
隋文帝开皇元年，以天下钱货轻重不一，乃更铸新钱，背面肉好，皆有周郭，文曰「五铢」，而重如其文。每钱一千，重四斤二两。后魏食货志云「齐文襄令钱一文重五铢者，听入市用」。计一百钱重一斤四两二十铢，则一千钱重十二斤以上，而隋代五铢钱一千重四斤二两，当是大小秤之差耳。是时，钱既杂出，百姓或私有镕铸。三年，诏四面诸关，各付百钱为样，从关外来。勘样相似，然后得过。样不同者，则坏以为铜，入官。诏行新钱以后，前代旧钱，有五行大布、永通万国及齐常平，所在勿用。以其贸易不止，四年，诏仍旧不禁者，县令夺半年禄。然百姓习用既久，犹不能绝。五年，诏又严其制。自是钱货始一，所在流布，百姓便之。是时见用之钱，皆须和以锡镴，锡镴既贱，求利者多，私铸之钱，不可禁约。其年，诏乃禁出锡镴之处，并不得私有采取。十年，诏晋王广听于扬州立五炉铸钱。其后奸猾稍多，渐磨鑢钱郭，取铜私铸，又杂以铅锡，递相仿效，钱遂轻薄，乃下恶钱之禁。京师及诸州邸肆之上，皆令立榜，置样为准，不中样者不入于市。十八年，诏汉王谅听于并州立五炉铸钱。又江南人闲钱少，晋王广又请于鄂州白纻山有铜矿处铸钱，于是诏听置十炉铸钱。又诏蜀王秀于益州立五炉铸钱。是时钱益滥恶，乃令有司检天下邸肆见钱，非官铸者皆毁之，其铜入官。而京师以恶钱贸易，为吏所执，有死者。数年之闲，私铸颇息。
大业以后，王纲弛紊，巨奸大猾，遂多私铸，钱转薄恶，初每千犹重二斤，后渐轻至一斤。或翦铁鐷、裁皮、糊纸以为钱，相杂用之。货贱物贵，以至于亡。
大唐武德四年，废五铢钱，铸「开通元宝」钱。每十钱重一两，计一千重六斤四两，欧阳询为文书，含八分及隶体。每两二十四铢，则一钱重二铢半以下，古秤比今秤三之一也，则今钱为古秤之七铢以上，古五铢则加重二铢以上。轻重大小，最为折衷，远近便之。后盗铸渐起。
显庆五年，以天下恶钱转多，所在官为市取，五文恶钱，酬一好钱。其年，又改以好钱一文，易恶钱二文。
干封元年，造「干封泉宝」钱，直开元钱十。周年以后，旧钱并废。二年诏，开元钱依旧施行，干封钱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