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事略 - 第 4 页/共 5 页
光绪二年，英官马嘉理被害事起，英公使威妥玛会北洋通商大臣大学士直隶总督李鸿章，于七月二十六日在烟台议立条款。其第三端洋药一项，威使议请本国准为另立办法，与他项洋货有别，令英商于贩运洋药入口时，由新关派人稽查，封存栈房或趸船，俟售卖时，洋商照则完税，并令买客一并在关输纳厘金，以免偷漏。其应抽收厘税若干，由各员察看情形酌办。
威使上之英廷，议久不决，下印度总督核议。非英廷之难决也，盖印度度支赖是项税款者，十之三四，虑一经议定，中国既于海口重加其税厘，内地复随意抽收，于贩卖商人有所不便，即于印度进款有所不便，而于英廷尤有不便。印督中于商人之言，英廷复中印督之言，且烟台条款有益于彼者，已尽行之，此事遂置不理。其谓久议不决，特饰词也。
六年十月，总理衙门与美国驻京公使另立条款。其第二条曰：“两国彼此商定，中国不准贩运洋药入美国通商口岸，美国商民亦不准贩运洋药入中国通商口岸，并由此口运往彼口，亦不准作一切买卖洋药之贸易；两国商民，无论雇用本国、别国船，及本国船而为别国商民雇用贩运洋药者，均由各本国自行永远禁止。”维时，巴西国亦遣使臣喀姓来请立约，北洋李大臣与议，其第十四款与美约同。美巴商人，本无运售洋药者，论者谓是约无关重轻，而不知关系特重，盖将来与他国修约，据是以为成案，由渐而列之约章，可期尽遏来源也。
七年，南洋通商大臣大学士两江总督左宗棠奉诏入直枢垣，与北洋李大臣会商威使，加征洋药税厘，每百斤共银一百五十两，使价贵瘾减，寓罚于征，得以渐除，并加收土烟厘金。奏曰：“鸦片流毒中国，其患先中于市廛衙署，凡中人温饱之家，佚游燕辟子弟，聚处而嬉，用以遣日。比吸食有癖，积渐成瘾，瘾重而形神交瘁，于是资倾家破，而身命随之。内地罢民，抛腴地以种罂粟，Ｅ５９果取浆，名为土浆。其患先中于镇集乡村，凡食贫力作之人，游手无聊之辈，久且视为平常日用所需，不知禁令为何事。于是吸食者多，更成积重之势。华民之吸烟者多，洋药之销路亦日益畅。从前各海口每岁进洋药三万余箱，嗣渐增至五万余箱，近闻且增至七万余箱。而洋药之价，前时每箱百斤售银七百余两，近闻已减至五百余两。是销路之畅，由于货价之减，可知也，而洋人心计之工，亦可知。于此而严吸食兴贩之禁，法轻则易犯，令峻又难行；若奉行不得其人，非徒无益也。臣前督陕甘，先以禁种罂粟为务，饬各属随时查拔，以清其源。遇有洋药入境，则标识封存行栈，勒由原路折回，不准在地方销售。其故违者，察出焚之通衢。已著微效。
惟此法，行之一方为宜，若统筹全局，则令其由原路折回，滞于此者或销于彼，仍为不了之局。详察事宜，断非加洋药土烟税捐不可。税捐加，则洋药土烟之价必贵，价贵则瘾轻者必戒，瘾重者必减，由减以至断瘾，尚有可期。若徒恃空文禁制，丁役之弊索，官吏之欺隐，由此而生。案牍纷繁，讼狱纠扰。特恐政令不行，而闾里骚然，未睹严禁鸦片之效，而先受其弊也。
自古整齐世宙，不能无藉乎政刑；政刑之用穷，不能不剂之以罚。周课田功，有里布夫家之罚；汉重酒禁，有误酬免侯之罚，其明征也。近如海国土产出口，辄按其成本而倍征之。英人于好嗜之物，更加征两倍，亦与赎刑遗意相近。况加征洋药土烟税捐，意在加倍减瘾，以期坊民正俗，复厥本初，多取亦不为虐。且议加者，中国吸食之价，非取之出产之地外国兴贩之徒。
权自我操，谁能过问？稽经诹律，理有同然，而措正施行，又无烦再计决也。臣奉命与各国事务，责无可辞。曾于接晤英使威妥玛时，论及鸦片宜加征税厘，翼可减瘾，威妥玛亦无以难之。适李鸿章至，臣偕赴总署，与威妥玛会商一次，李鸿章又独与威妥玛晤商两次，威妥玛意见不同，语多反覆，而于加价一节，尤断断然若重有所惜者。臣等如从其后议，以每箱八十两为定则，加数甚微，不但瘾无由减，适足为兴贩洋药者广其销路，而内地种罂粟贩烟土者得以藉口，并加征捐厘亦多窒碍。
是与拟增税捐，期收实效，本谋大相刺谬，而其事且有所难行。
兹拟总口原征洋药进口每百斤税银三十两，仍由总口征收，毋庸置议外，其总口厘捐，由中国自办，于总口附近地方，设立总局，遴委廉干大员，总司洋药厘捐。凡洋药进口完纳税银后，听洋商分销各口，或留存趸船，或起存行栈。税务司查明箱数，报知总局复验，登簿盖印，设立三联票，一存总局为票根，一填发税务司为备核验票，一给洋药商人为运销各口验票，三联骑缝钤印，编立号数，彼此执存，轮流互核。遇有偷漏及土烟夹杂诸弊，无难一览而知。似此销路一清，讥禁可得而施，市价相若，税厘可得其实。以言增加税厘，期收禁烟实效，庶有当焉。至于增税加厘办法，各有攸殊。或议于总口征洋商之税，即并内地应捐之厘而加征之，是为合办；或议于总口照税加厘外，于内地分销各口加征华商之厘，是为分办。两者衷诸一，是朝廷执中有权，推之而准，与洋人毫无干涉。按照现今厘章，于两起两验中，寓周代儆惰农，汉世严酒禁遗意，每洋药百斤统税厘合计征实银一百五十两，理法均得其平。总较之洋法，别国土产货物进口，照本征税，其嗜好之物进口征加两倍，轻减为多。而以古昔省刑薄敛之意义论之，固考之不谬，而质之无疑者也。若内地私种罂粟，所造土烟，行销浸广，应即照洋药税则，加捐示罚。惟土烟味淡气薄，吸者弗尚，其价值亦较洋药为轻，税厘之加，未宜与洋药一律。如按其斤重价值，准洋药推算议加，乃与罚捐之意允协，而贫难之民因惜费而减瘾，其实效亦复相同。”
奏上，光绪七年五月初九日，奉上谕：左宗棠奏禁食鸦片请先增洋药土烟税捐，以收实效一折。鸦片流毒中国，为害甚深，近因民间吸食愈多，销路愈广，于国计民生，大有妨碍。
朝廷轸念时艰，何难申明禁令，齐之以刑。惟虑陷溺既久，兴贩吸食之徒日众，空文禁制，既属徒法难行，讼狱滋繁，又将别增扰累。左宗棠所奏拟加增税厘，参用罚惩遗意，冀可渐挽颓风，不为无见。各省原定洋药厘捐，本较洋税为重，乃总计所收厘金，竟远不及进口之税。是承办之员，奉行不力，减成折收，任令奸商隐匿偷漏，巡役包庇分肥所致，情弊显然。左宗棠所拟每洋药百斤统税厘合计征银一百五十两，内地土烟价值较低税厘准照洋药推算征收，亦尚平允。此项系取之于吸食鸦片之人，与华洋各商并无干涉。著南北洋大臣、福州将军、各直省督抚、粤海关监督，将各关口及地方情形详细体察，将稽查征收章程悉心妥议，于一月内覆奏，候旨定夺。此事务在必行，该大臣等当熟筹办法，期于大局有裨，实为至要。原折均著抄给阅看。又奏香港偷漏过钜，请由广东督抚委员赴港查其出入之数，轻总理衙门会北洋李大臣，以香港久画为英埠，政令不及，若在港查其出入实数，仍不能不与英官商办等词覆奏。当增税之谕到浙，浙江巡抚谭钟麟、委道员蒋国桢，于五月二十八日，抵宁波总口，体察情形，浙省可加，而苏省以上海有洋人聚居处所，免厘之章，未便遽加。江浙毗连，加于此而不加诸彼，不啻为渊殴鱼。闽之于粤情形亦然。煌煌天语，率格不行。而罂粟之禁，自是转不弛而弛。嗣复经总理衙门与威妥玛商办洋药税厘并征，在香港设局，每百斤先收正税三十两，带征内地厘金八十两。威使仍有意推延，始终以咨回本国为词。维时有天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者，德国人，上书北洋李大臣，请先奏派大员往印度查勘种制鸦片情形，兼探印度总督意旨。李大臣韪之，因派道员马建忠由津赴印，将应议各节带往，面商印督。印督亦深喜我国自操此项贸易之权，庶可缓缓断绝，即抽收税厘，亦可由我国自主。于是德璀琳建议办法十条，陈之李大臣。略谓印度每年运来鸦片约九万箱，即准此数，由中国就印度设局收买，运回分售，别商不得买卖，以三十年为限，每年递减三千箱。请印督晓谕种罂粟者，每年少种三千箱之罂粟，减至三十年，此患可绝。而英人又谓中国土植罂粟，年盛一年，宜先自禁，以是又不果行。然所议由官收买，立限递减，底于断绝，固至善也。办法附：（一）应奏明特简有名望、才略大员，先赴印度，与印督将中国现拟设局收买洋药，彼此均有利益各节，详细陈明，再赴英京伦敦，告知英廷，请将《烟台条约》第三端内之第三节删去。缘此条英廷从前未经允行，以致中国迄未举办。现既与印督商明办法，自应销除前节，另立专条，以昭信守。
（一）特简大员抵印度时，须详言中国受洋药之害已数十年，非不欲迅即禁绝，奈自今关税亦以此项为大宗，实亦难于禁止；而印度向以栽种罂粟为立国之基，若骤欲禁绝，揆情审势，亦断办不到。现在彼此商议以三十年为限，每年印度运到中国洋药，以九万箱为则。自立约之年起，此九万箱统由中国派员设局收买。以后按年递减三千箱，至第三十年限满，洋药即可断绝。印督须将此意，晓谕通国种植罂粟之人，遵照按年少种三千箱之罂粟，减至三十年，此患永除。在中国不禁之禁，而在印度并不减少饷源，又得禁止毒药害人之美名。此三十年中，尽可设法变计，讲求树艺黍稷，皆能获利。又必须印督允准，除中国收运洋药之外，他商一概不许购买，即香港、新嘉坡、槟榔屿等处所需烟土，历年若干，亦应由出使大臣与英外部商定，查明按年递减，不准溢出原数，致被滋蔓。其印度属地有产洋药之区，亦由印督行知照办，并须印督派员在各该属从严稽查，以杜偷、漏、浮、冒诸弊。至外洋各口抽收税课，亦须商令照中国各口一律，以免畸轻畸重，致生弊端。
（一）印度洋药价值，自立约开办之日起，每箱需银若干两，此三十年内，不得加减。在印度设局收运，必须验明真正好土，然后按箱给银。
（一）印度总督须保其洋药除中国收买之后，不得分毫余胜。缅甸等国，一概不准购买，以免浸灌云南等省。
以上四条，与印度总督、英国外部商定之款，增损随时再酌。
（一）既与印度立约收买洋药，则中国罂粟本干例禁，自应请旨严饬各直省禁绝，否则无以服印度之心。
（一）设立总局，拟名曰“督销洋药局”，取销毁之义，派员总办，由此洋大臣主持，即在天津创设总局，香港、上海各设一总厂，其通商口岸各设分局。查照历年洋药进口税册，各该口每年进口若干箱，即分运若干箱，只准照此定数，亦按年递减，不准加多。
（一）洋药税课，每箱输关平银一百八十两，内拟提出十八两充作公费。缘开办之际，设局有费，缉私有费，察探有费，及逐年递减，通都僻壤施药劝戒，一切皆应有费。皆出自公费之内，非十中提一，不能敷用。
（一）洋药运到，各口存置栈房，不得零星寄顿。售出若干，即纳税若干。其税仍在该口新关完纳。无论运往内地何处，厘捐一概免完。各关监督、税务司、应令会同督销局，认真查察。
（一）在印度买洋药时，价值必须一律。抵中国后，除去印度原价及沿途水脚、保险、关税等项，其各口卖价，须由总局核定，禀报稽考。
（一）此项收买洋药之款，应由总办自向银行立约，言定在印度收买若干，即由该银行付银若干。俟洋药抵华售出，将银付还。其间往返，约两三个月，均以每年每百两七两合算，按月付息。其设局建厂栈各款，须各向银行借垫，即于每箱扣提十八两内，分年加息付给。均由总办之员，自行担承经理，如有短付情事，与国家无涉。
以上六条，乃中国自行办理之大略。所有详细节目未尽事宜，随时禀请核办。
九年正月，总理衙门仍持七年左相之议，奏奉谕旨，饬出使英国大臣曾纪泽，将洋药加征税厘一节，与英外部商办，议久不决。十年九月初五日，奉皇太后懿旨，著户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会同预筹军饷。十二月初八日，户部等衙门议上《开源节流疏》，其一为推广洋药捐输。内开：“查广东省光绪初年筹备海防，由藩司招商黄近源包抽通省洋药，捐银每年认交洋银四十二万圆，五年为满，每年递加二万圆。嗣于光绪七年，经两广督臣奏准新商李玉衡自光绪六年接办，每年包抽洋银九十万圆，仍五年为满。各省如能仿照广东办法，招商包抽，每沿海各省以百万两，不沿海各省以数十万两为率，均可得银数百万两。惟各省水陆情形不同，或有不能仿办，自应另筹办法。
查《通商善后条约》内开：洋药只准在口销卖，一经离口，即属中国货物，只准华商运入内地，外国商人不得护送，其如何征税，听凭中国办理等语。是运入内地之洋药，如何征税，按照条约，洋人原不能干预。今拟不分洋药、土药，发给华商行坐部票，按票捐银，以助军饷。其行票一项，应填写商人姓名、籍贯，按年请领。每票定以十斤，每斤捐银二钱，经过关卡查验另纳税厘，并由各关卡于部票内，填注该货经过年、月、日上，盖印戳为凭，以杜重复影射。无票者，将货充公，并行严办。于行店坐票，填写铺户姓、名、字号、住址，无论资本大小，按年令捐银二十四两，每年仍换票一次。如无票者，不准开铺售卖，并行惩治。惟洋药一离口岸，散漫难稽，且私带私贩，如何防杜，应俟各省议覆定章，一律举办。其未经离口之洋药，仍照条约办理，不在此例。”十二月，曾大臣电奏“洋药税厘，现争到一百一十两，刻将议约”等语；而香港设局未据陈及，盖设局香港仍办不到也。
先是，左相督军闽省，奏请加闽省洋药厘金二十两，合原征之数共为八十六两，令江、浙各省一律加重，以免避就。苏省因于十一年二月十九日起，每百斤先加银二十两，浙省亦自四月初一日起，照加二十两，仍按开源节流议内所加之数也。
二月十五日，户部、总理衙门会奏曰：“查原奏内开：值此时艰饷绌，财源无可再开，拟请将局征华商洋药税厘，量予加重。
闽省洋药进口，每百斤完洋税银三十两，照旧办理，至进口后，华商贩运行销，每百斤征华税银三十两、票税银十五两、厘金银十六两、军饷银五两，共征银六十六两。今拟请加增华税银二十两，应收耗余各款，照章随正加缴。厦门向归包征，责令核数加缴。惟江、浙、粤东各省，若不一律议加，私贩避就充销，有碍大局。仰恳敕下江西、浙江、广东各省督抚，一律加重征收等语。臣等窃维洋药一项，流毒已深，一时禁绝未能，则加重税厘，正可藉资补救。第恐抽厘愈重，走私愈多，必须设法严查，方不致有名无实。左宗棠等以时艰饷绌，财源无可再开，请将局征华商洋药税厘加重，自系实在情形。拟请旨先行照办，以济要需。原奏又称闽省洋药华税议加，江、浙、粤东各省，壤地相接，若不一律加收，私贩避就充销等语，此亦势所必然，所虑甚是。应请敕下江西、浙江、广东各省督抚，一律加重征收，以杜奸商，而维全局。再江南为南洋总汇，上海尤为商船所聚，拟请一并敕下两江督臣、江苏抚臣，将洋药厘金酌量加重，以归画一。至严防偷漏，设法稽查，是在各省将军督抚委任得入，认真办理，庶私贩可绝，而实效可期矣。”
又片奏曰：“洋药一项，除洋税定章每百斤征银三十两外，各省厘税，尚未画一定章。在抽收局所，惟恐彼盈此绌，暗地减成；在贩运客商，无不避重就轻，任意绕漏。查光绪七年大学士左宗棠奏请加重洋药厘金，据各省督抚覆陈：直隶津海关向章，每百斤收正加厘捐银二十四两，地方善举耗资等银八两零；山东东海关向章，每百斤收厘金银二十四两；江苏、上海向章，每箱收厘金银二十五两，减为五五折；镇江每箱三十余两，减为四折；浙江宁波、温州向章，每百斤收厘金银三十四两，洋行、土行劳金六两；广东向章，每百斤收厘金银十六两，贴饷七两，海防经费膏厘元茶每百斤共收银四十八两三钱，白茶每百斤共收银五十六两六钱；江西九江关向章，由华商完纳水路洋药税银三十两；湖北汉口、宜昌向章，每百斤收钱二十余串；安徽芜湖关向章，仿照九江关办法；福建向章，与该大臣等此次所奏相同，惟尚有府局征厘四两八钱，及随缴各款耗余银两不计收数。此外，尚有商人包抽之法，此省有而彼省无，内地厘金之捐，此省轻而彼省重。至于未通商各省口岸局所，则有洋药、土药分别，抽收亦有不论洋药、土药一律抽收，且有与百货厘金合并抽收。办法既属参差，抽厘遂无确数。今且以洋药行销各口之数言之，上海、镇江二口，每年约销二万五千余箱；天津、牛庄、之罘三口，每年约销三四千箱；宁波、温州二口，每年约销八千余箱；福州、淡水、打狗、厦门四口，每年约销一万七千余箱；汕头、广州、琼州、北海四口，每年约销五千余箱，九江一口，每年约销一千数百箱；汉口一口，每年约销三千数百箱，合计每年各口，约共销洋药七万箱上下。
以报部抽厘之数言之，福建省每年报收厘金等款约银四十余万两，广东报部厘金数目仅二十余万两，江苏行销洋药最多，每年所收厘金不过十二三万两，浙江未据分析报部，其余各省，仅数万两、万余两不等，合计每年各口，除征收洋税二百余万两外，约共收华商税厘银一百万余两。夫以行销数多如彼，而报收数少如此，是抽收款项，多寡不齐，抽收章程，疏密不同，其间偷漏之患，中饱之弊，必有所不免。然尚能报收华税银百万两之多。若使各省一律征收每百斤合华商纳厘税银八十余两，姑不论英人每年运来香港洋药皆在十万余箱，即以每年进口有税洋药七万余箱计之，应可收银五、六百万两，实于军饷不无裨益。今该大学士左宗棠等，奏请闽省加增华税等因，已由臣等会同另折议覆。复念及通商各口，处处相通，不特江、浙等省，壤地相接，商贩必多绕漏，即如从前上海、镇江，减折征收，销数比他省为多，收数比他省为少。而直隶、浙江，皆以商贩避重就轻偷运沪上为言。应并请旨饬下直隶、山东、安徽、两湖各省督抚，照章一律加征，除洋税著有条约，应照旧办理毋庸议加外，至通商各口岸洋药进口，以后华商贩运行销，每洋药百斤统令完纳厘税银八十六两，向归包征者，应令按箱核数加缴，向有随征余耗等款者，酌定确数抽收。均在接奉此次谕旨后，赶紧定章。自光绪十一年四月初一日起，一律加征，不准藉端延宕，以杜畸重畸轻之弊。商人知随所往皆需此数，则趋避之术穷，偷漏之数自少。并令各省仿照浙省向办稽征厘税章程，于洋关之前设立局所，每日进货、售货各数，设法稽查。务与税关收数层层核对，以杜偷漏，更须严定章程，督饬地方官役水陆弁勇协力梭巡，如有大帮私贩，抗拒横行，拿获将货入官充赏，该犯照私盐律治罪。如并无抗拒情事，只按十倍议罚，以二成归公，以八成给赏出力员役弁勇。如私贩被人指报拿获，即于八成内分给一半赏给指报之人。如能缉获私贩洋药一百斤以上者，由该督抚将该官弁记功一次，积功五次，拟请准其照寻常劳绩章程，奏请奖叙。倘查有局员乾没，丁役卖放等弊，照侵欺钱粮例议处治罪。各省通商口岸抽收洋药厘金等款，务须按洋关结数起止日期，依限照报，并将局员职名，暨某口所销洋药斤重，分析随册报部，不准混入百货厘金所收银款，听候部拨，不准擅行动支。户部稽查收数，与关税收数，外洋贸易册数，层层核对，以杜中饱卖放及私自减折之弊。如与税关收数核较，大相悬殊，亦即将该局员等从严奏参查办。
该督抚等接到此次部文后，即将现办情形，及一切章程与委员职名，于文到十五日内奏咨立案，不准稍有迟延遗漏。”军机大臣奉旨依议。于是自光绪十一年四月初一日起，各省洋药厘金每百斤一律加为八十六两。按洋关结数起止日期，依限造报，不准混入百货厘金所收之数，听候部拨。如大帮私贩，抗拒横行者，照私盐律治罪。私贩洋药，入官充赏。缉获百斤以上者，官弁记功，积加奏奖。乾没卖放者，照侵欺钱粮例议处治罪。
一时雷厉风行，尽征尽解，然折减招徕，似所不免。开办经年，各省报收之数，仍无起色，而核计进口箱数，且知其偷漏益多。
按鸦片自印度诸处，必先至香港，转运通商各口。核每年至香港之数，转运各口外，必余一万数千石至三万数千石不等。
夫此余者，即谓香港及上海洋商船栈年终余存，与夫居香港，澳门华人自食，及煮膏运往美国诸埠、南洋各岛，多亦不过数千石、万余石，余皆漏入中国，而不输税厘者也。试合税厘计之，年中少征必数十万两、百万两。今将通商各关贸易总册，近二十余年运来洋药细数列下，其纪以西历者，缘海关沿用条约，以英月三个月为一结，皆以泰西年月结计税数也。
同治三年十二月初四日起，四年十一月十四日止，即西历一千八百六十五年，至香港者，七万六千五百二十三石；自香港运至各口者，五万六千一百三十三石；余者，二万三百九十石。
同治四年十一月十五日起，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止，即西历一千八百六十六年，至香港者，八万一千三百五十石；自香港运至各口者，六万四千五百十六石；余者，一万六千八百三十四石。
同治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起，六年十二月初六日止，即西历一千八百六十七年，至香港者，八万六千五百三十石；自香港运至各口者，六万九百四十八石；余者，二万五千五百八十二石。
同治六年十二月初七日起，七年十一月十八日止，即西历一千八百六十八年，至香港者，六万九千五百三十七石；自香港运至各口者，五万三千六百十五石；余者，一万五千九百二十二石。
同治七年十一月十九日起，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止，即西历一千八百六十九年，至香港者，八万六千六十五石；自香港运至各口者，五万三千四百十三石；余者，三万二千六百五十二石。
同治八年，十一月三十日起，九年十一月初十日止，即西历一千八百七十年，至香港者，九万五千四十五石；自香港运至各口者，五万八千八百十七石；余者，三万六千二百二十八石。
同治九年十一月十一日起，十年十一月二十日止即，西历一千八百七十一年，至香港者，八万九千七百四十四石；自香港运至各口者，五万九千六百七十石；余者，三万七十四石。
同治十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起，十一年十二月初二日止，即西历一千八百七十二年，至香港者，八万六千三百八十五石；自香港运至各口者六万一千一百九十三石；余者，二万五千一百九十二石。
同治十一年十二月初三日起，十二年十一月十二日止，即西历一千八百七十三年，至香港者，八万八千三百八十二石；自香港运至各口者，六万五千七百九十七石；余者，二万二千五百八十五石。
同治十二年十一月十三日起，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止，即西历一千八百七十四年，至香港者，九万一千八十二石；自香港运至各口者，六万七千四百六十八石；余者，二万三千六百十四石。
同治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起，光绪元年十二月初四日止，即西历一千八百七十五年，至香港者，八万四千六百十九石；自香港运至各口者，六万六千四百六十一石；余者，一万八千一百五十八石。
光绪元年十二月初五日起，二年十一月十六日止，即西历一千八百七十六年，至香港者，九万六千九百八十五石；自香港运至各口者，六万八千四十二石；余者，二万八千九百四十三石。
光绪二年十一月十七日起，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止，即西历一千八百七十七年，至香港者，九万四千二百石；自香港运至各口者，六万九千二百九十七石；余者，二万四千九百三石。
光绪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起，四年十二月初八日止，即西历一千八百七十八年，至香港者，九万四千八百九十九石；自香港运至各口者，七万一千四百九十二石；余者，二万三千四百七石。
光绪四年十二月初九日起，五年十一月十九日止，即西历一千八百七十九年，至香港者，十万七千九百七十石；自香港运至各口者，八万二千九百二十九石；余者，二万五千四十一石。
光绪五年十一月二十日起，六年十二月初一日止，即西历一千八百八十年，至香港者，九万六千八百三十九石；自香港运至各口者，七万五千三百八石；余者，二万一千五百三十一石。
光绪六年十二月初二日起，七年十一月十一日止，即西历一千八百八十一年，至香港者，九万八千五百五十六石；自香港运至各口者，七万四千五石；余者，二万四千五百五十一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