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事略 - 第 3 页/共 5 页
（一）开设烟馆，栽种罂粟，制烟兴贩，首从各犯除见拟死罪外，其余俟一年六个月后，拟绞监候。
（一）吸烟人犯虽经改悔戒绝，但有存烟灰者，杖一百。
（一）制卖鸦片烟具者，照造卖赌具例，分别治罪。失察及拿获之该管官，分别议处议叙。
（一）同居子弟有吸烟家，家长照不能禁约子弟为窃例治罪。
（一）职官因吸烟发往新疆者，概不准各城大臣因事保奏。
（一）宗室觉罗吸烟者，发往盛京，严加管束。如系职官及王公，均革职革爵，发往盛京，永不叙用。如犯在一年六个月限满后者，照新定章程加重拟绞监候，宗人府会同刑部，恭进黄册请旨。
（一）太监内如有从前吸食者，限一个月内自首免罪；再限三个月内，令总管太监认真搜查。如有收藏烟具者，审明从重治罪。如三个月限满，半年以内，有在禁门以内各值房吸食者，均拟绞监候，在外围值房吸食者，枷号六个月，发极边烟瘴，永远枷号，遇赦不赦。失察之总管首领及同屋太监，奏请分别降革治罪。如系首倾吸食，均照禁门以内新拟罪名办理。
失察之本管总管，奏请分遣究出贩烟之人同罪，若系民人，交刑部加等治罪。至陵寝首领太监等有吸食者，照外围办理。其王公门上及各大臣宅中之太监等有吸食者，交慎刑司永远枷号不赦。如半年以后，仍有吸食，在宫门以内者，拟斩监候。外围等处及陵寝当差，并王公门上大臣宅中并已为民太监等，拟绞监候。各项失察处分，仍照前议办理。
（一）洋商住澳住行，卖货完竣，即饬遵照定限起程。如一逾限久留，照违制律治罪。
（一）官兵查拿鸦片烟，遇有大夥拒捕者，准放鸟枪，格杀勿论。销毁烟土，令督抚亲验真伪，以防偷换。
（一）沿海各省洋船进口，督抚派公正大员实力搜查。
（一）各督海关监督，于洋船带烟进口，知情纵放者革职，失察者分别议处。
（一）各督拿获烟犯，将由何处购买，何人包庇护送，及经过地方，逐一根究，分别惩办。该管官受贿故纵者革职治罪，知情者革职，失察者分别议处。
（一）拿获吸烟人犯，承审徇情开脱，照故出入罪例治罪。
（一）吸食已戒，平民例得免罪，惟职官为民表率，如曾经吸食者，均勒令休致。
（一）拿获囤积兴贩各犯，无论邻境本境，均准给予议叙，仍分别送部引见。
（一）访获吸食者，亦准酌请议叙。
（一）在京各衙门及外省督抚，将吸烟之员列入京察卓异，即将原保举官议处。
（一）京城地面，五方杂处，稽查尤应严密。应责成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五城随时访察。仍严禁番役等讹索扰累。
（一）各省保甲，饬地方官认真编查。如牌长有受贿知情等弊，一体惩办。
（一）地方官朔望宣讲后，即将吸食鸦片之害，传齐众人，明白宣示，庶父诫兄勉，咸知自爱。
奏入，得旨：“上年黄爵滋条奏鸦片积弊，请旨设法严禁，当交各将军督抚等各抒所见妥议以闻。嗣经陆续奏到，并据科道等官先后条陈，特降谕旨交大学士军机大臣，会同各该衙门议奏。兹据详议章程会同奏入，朕详加披阅，尚属周妥。俱著照所议办理，并著纂入则例，永远遵行。各该衙门即速行刊刻，颁发各直省将军督抚等，转行所属地方文武员弁，一体遵照，明白出示晓谕，咸使闻知。”
时米利坚（今称美国）诸国，皆遵具切结。义律自省去澳，复递禀言：违禁贩烟之弊，亟应设法早除，如准委员来澳，会议章程，可冀常远除绝。林大臣批示奖励。义律又禀：请本国商船泊近澳门，林大臣以澳门向例惟准设西洋额船二十五艘，若英夷援此例不入黄浦，则海关虚设，而私烟夹带更无从稽查，驳不许。义律乃倡言不准泊澳，便无章程可议。因不受所赏茶叶，不肯具结，必俟奉国王命，定章程，方许货船入口。时义律已寄信附货船回国，往返不过半年。而五月内有尖沙嘴夷船水手殴毙村民林维喜之事，谕义律交夷犯抵罪，义律迟未交出。
林大臣、邓总督遵例禁绝薪蔬食物入澳。并以澳门寓夷，既不进口贸易，即不应逗留澳门。义律乃率眷属及在澳英夷五十七家，同迁居尖沙嘴货船。时趸船一朝失利，不无怨望。义律以公司领事鼓动群夷，暗招夷埠吐嘧、哗 仑兵船二艘来粤，又择高大货船三艘，配以炮械，赴九龙地方，假索食为名，突开炮攻我水师。我参将赖恩爵挥兵发炮，击翻双桅夷船一，舢板船一。而奸夷所雇吕宋趸船，逗留潭子售烟者，亦于八月初间，为我水师攻毁，人船并获。义律托澳门西夷为转圜，愿尽遣趸船回国，其货船亦愿具结，如有夹带者船货充公。林大臣令结内应加“人即正法”之语，且责交出凶犯。旋有其国两船遵式具结，验无夹带鸦片，于九月底入口。而义律遣二兵船阻之，又投禀请勿攻毁尖沙嘴之船，以俟国王之信。水师提督关天培，以凶犯未交掷还。时我师船五只在洋弹压，夷见前禀不收，又见我师船红旗，即发炮来攻，我师连挫之。夷先发炮者，外洋示战以红旗，止战以白旗，误会我悬红旗，以示战事耳。事闻，十一月初八日，奉诏停止英夷贸易。义律复遣人乞恩，谓在粤办事多年，嗣后请遵大清律办理，而仍无违于国王之法，许英船回居澳门，俟王谕至再门留易。林大臣以新奉谕旨，不便骤更，复严与之绝。英船始均驶出老万山，而粤洋渔船蛋艇亡命之徒，贪薪蔬之厚值与鸦片烟交易，趋之若鹜。时林大臣已奉总督两广之命，义律忽行文照会，索偿烟价，盖已得彼国王回谕也。
初，鸦片以药材入中国，康熙十年以前岁不过数十箱，乾隆三十年前每年尚仅二三百箱，乾嘉之际吸食者渐多则不过千箱，道光初年已逾四千箱，十二年多至二万三千六百余箱。西
人纪载嘉道间印度入中国大小鸦片箱数价值译附：
嘉庆二十二年，大鸦片二千六百十箱，小鸦片六百箱，共三千二百十箱，价洋银三百六十五万七千圆。
道光二年，大鸦片二千九百十箱，小鸦片一千七百十八箱，共四千六百二十八箱，价洋银八百三十一万四千六百圆。
道光六年，大鸦片三千六百六十一箱，小鸦片六千三百八箱，共九千九百六十九箱，价洋银九百六十一万八十五圆。
道光七年，大鸦片五千一百三十四箱，小鸦片四千四百一箱，共九千五百三十五箱，价洋银一千四十二万五千七十五圆。
道光八年，大鸦片五千九百六十五箱，小鸦片七千七百七十一箱，共一万三千七百三十六箱，价洋银一千二百五十三万三千一百十五圆。
道光九年，大鸦片七千一百四十三箱，小鸦片六千八百五十一箱，共一万三千九百九十四箱，洋银一千二百五万七千一百五十七圆。
道光十年，大鸦片六千六百六十箱，小鸦片一万二千一百箱，共一万八千七百六十箱，价洋银一千二百九十万四千二百六十三圆。
道光十一年，大鸦片五千九百六十箱，小鸦片八千二百六十五箱，共一万四千二百二十五箱，价洋银一千一百五十万四千二百六十三圆。
道光十二年，大鸦片八千二百六十七箱，小鸦片一万五千四百三箱，共二万三千六百七十箱，价洋银一千五百三十三万二千七百五十九圆。
自嘉庆二十二年至道光四年，每年入中国大小鸦片，约计四千四百五十五箱，大箱约值洋银一千四百四十六圆，小箱约值一千七十三圆。道光五年至十一年。每年入中国大小鸦片，约计一万一千九百五十三箱，大箱约值九百六十五圆，小箱约值八百六十二圆。前后十五年中，大箱价值最贵在道光二三年间，每箱值二千五百五十圆；最贱在道光十一年间，每箱值七百九十圆。小箱价值最贵在嘉庆二十五年道光元年间，每箱值一千八百圆；最贱在道光十一年间，每箱值五百二十圆。
后此今有增无减。是年所烧之烟，英国自称破费洋银一千二百余万圆，即米利坚人核其成本，亦在六百万圆。英以印度饷项所自出，与民俱病之。义律自念非力破此局，不足以裕库藏，又念非合纵于外夷，不足以树党援。遂将各趸船缴销之烟土，按照一千二百万赔赏，皆写立汇单，付各趸船回国交兑。
又遣人遍告孟加剌，怵以生计之失，印度民无不淘惧。黑夷、白夷更番应募，不足，则告助于佛郎西（今称法国）、米利坚等国。米利坚素不善英所为，谓既在中国贸易，宜遵中国律例，鸦片本非教中所应行，予以缴销，正与外洋违禁之物罚货入官之例相符，故英计不行。而佛郎西观望年余，始遣兵船至香港，又为靖逆将军弈山所间，遂托以居间讲款为词，其事亦寝。又见粤东自烧烟后，海口严密，无间可乘，遣兵船分扰闽浙，以乘我未备。二十年六月，陷宁波之定海。七月，林大臣等奏继获贩烟人犯。九月，谕：“前因鸦片烟流毒海内，特派林则徐驰往广东海口，会同邓廷桢查办，原期肃清内地，断绝来源，随地随时，妥为办理。乃自查办以来，内而奸民犯法不能净尽，外而兴贩来源并未断绝。本年福建、浙江、江苏、山东、直隶、盛京等省，纷纷征调，縻饷劳师，此皆林则徐等办理不善之所致。林则徐、邓廷桢著交部分别严加议处。林则徐即行来京听候部议。两广总督著琦善署理，未到任以前，著怡良暂行护理。”旋命林则徐、邓廷桢赴广东备查问差委。
先是八月琦大臣自天津奏英人船只全行起碇南旋，并禀称沿海各处，如不开枪炮，亦不敢生事端。定海之兵亦可先撤一半。上命琦善为钦差大臣，赴广东查办，并谕伊里布、宋其沅、裕谦、邵甲名、托津布、邓廷桢、林则徐等一体遵照，防守要隘，洋船经过或停泊外洋，不必开放枪炮。十一月，琦大臣入粤议抚。义律首索十九年烧烟之价，许之，又索香港全岛以为贸易来往市埠，琦大臣不答。十二月，奏粤省实在情形，并节次奉旨，饬查事件：（一）洋人索赏烟价，缘林则徐示令缴烟时节次谕文，均有奏请赏犒奖励字样，洋人颇存奢望，迨后烟一箱仅给茶叶五斤，该洋人所得不及本银百分之一，而又勒具“以后再犯鸦片烟，船货入官，人即正法”之甘结，迄未遵依，此衅所由起也。（一）朱笔点出，林则徐奏趸船二万余箱，系英国领事义律自行递禀求收等语。查义律递禀距林则徐撤退买办已五日，可见窘迫而然，非出情愿。时义律仅止孤身，设有党援，未必降心俯首云云。
二十一年正月，英人扑虎门，兵舰中有轮船四艘。琦大臣允为奏恳给地通商。上命奕山至粤，统兵会剿。时琦大臣已受严谴，抚议方息，而义律以乘胜之师先发之，遂破虎门，闯入乌涌卡，称兵于省河。四月，英人攻省城急，坏城外四方炮台。广州府知府余保纯言于靖逆将军曰：“彼以索烟价来，未可以空言抚也。”无以应。次日，炮子直入老城贡院前。靖逆将军谋于督抚，请先遣其缒城出见义律，义律谓：“余是随林大臣查办之员，不应忘二万余箱之烟价。”靖逆将军因奏请复准通商。维时米利坚人深以各趸船收回烟价，不应向义律索加倍之偿，因余保纯固请裁减，乃劝义律援照成本，按原索之半数，偿以银六百万两。乃罢兵，而以偿款作为追交商欠完案。然英人无厌之求，已留为异日再索之张本矣。
二十二年秋，英国公使璞鼎查率马利逊等称兵要抚，至江宁省城。命广州将军宗室耆英、乍浦副都统红带子伊里布为钦差大臣，与璞鼎查议款。遂索款二千一百万两，首列烟价六百万，铺足一千二百万之原数，次列商欠三百万，以粤东原议未及商欠一款也。至战费一千二百万，则自入粤后偿其所失，而香港一岛亦遂予英，且准五口通商。议十三条，谓之《江宁条约》。是年七月二十四日，耆大臣等诣英国汗华丽兵船就约钤印。九月二十四日，奉朱批：俱著照所议办理。是为中外立约之始。时靖逆将军远在粤东，既不与闻，米利坚人亦无至者，遂一任 卜鼎查予取予求。议款悉出自英人手定，于是鸦片弛禁之议复起。
●卷下
道光二十三年九月，谕军机大臣等：耆英奏通商事竣，朕思鸦片烟虽来自外夷，总由内地民人逞欲玩法，甘心自戕，以致流毒日深，如果令行禁止，不任阳奉阴违，吸食之风既绝，兴贩者即无利可图。该大臣现已起程，著于回任后，统饬所属，申明禁令。此后，内地官民，如再有开设烟馆及贩卖烟土并仍前吸食者，务当按律惩办，毋稍姑息。特不可任听关吏人等过事诛求，致滋扰累。总之，有犯必惩，积习自可渐除，而兴贩之徒亦可不禁而自止矣。
方五口之通商也，外洋出入之货，多定以税则，载入条议，惟鸦片以新例初颁，衅端由是而起，既不便申明前禁，又不便擅定税章，遂置此项于不议。各洋商历年进口之货，以此不入税者为大宗，而吸食兴贩之徒，竟明目张胆以趋附。印度鸦片之税，岁增至八千余万卢卑。窑户居奇，关胥中饱；国课支绌，军饷浩繁。咸丰五六年间，东南各省奏请抽厘充饷，始自江苏之上海，定以每箱二十四两，以二十两归入军需支拨，四两为办公经费。其后粤匪窜入闽界，闽督奏请援照江苏从权办理，复以军饷紧迫，向洋商贷银五十万，约以扣税归款。旋经兴泉永道出示，定以每箱洋银四十圆外，加费八圆。浙之宁波，有本地行栈与洋商往来，议定箱价，愿赴官包缴月厘。其他若江西之河口，安徽之屯溪，皆以此为厘金大宗。其征税，则始于咸丰九年。
先是，八年，上海会议《通商税则善后条约》，钦差大臣大学士桂良等与英、法、美三国公使额尔金等面议，谓税则内所定出口进口之货，均按照百中抽五以为则。惟查洋药系例禁进口之物，现因定税弛禁，通融办理，应与各货分别征收，另立专条，以示限制。三国皆以为然。乃于《上海税则善后条约》第五款内开：向来洋药不准通商，今稍宽其禁，听商遵行纳税贸易，准其进口，每百斤纳税银三十两。惟该商只准在口销售，一经离口，即属中国货物。只准华商运入内地，外国商人不得获送。即《天津条约》第九款所载，英民持照前往内地通商。又二十八条所载，内地关税之例，皆与洋药无涉，其如何征税，听凭中国办理；嗣后遇修改税则，仍不得按照别货定税，止准照新章买卖，敢违此例，所运货物，全罚入官等语。浑其名曰“洋药”，以昔年原照药材上税故也。当经王大臣等会户部议奏，略言洋药一项，除系官员、兵丁、太监人等照例治罪，又私售藏奸聚集者照聚赌例治罪外，其余民人概准买用。凡外洋及内地客商在各省关口贸易者，均照酌定税则。上海一口，议定每百斤税银三十两；所有各海口及天津关，均系一水可通，再内江河面凡船只能到各税关口者，均请照上海一律输税。至崇文门及各省由旱路转进者，均请每百斤减税十两，作为脚费。
一切缉私章程，均照各关税口，毋庸另立条款，以归简便。各省关口，于所征此项税课，不必归入各关岁额报部。自接到部文之日为始，三个月将所征税银两簿，一面报部，一面起解交库，不准奏留拨充用项。其民间买用，于九年三月初一日，出示晓谕，一月以后，悉照新定条例一体遵行。奉朱批：依议。
于是鸦片之禁大弛。其列入税则也，人多谓英人利己损人，不顾公论，强请而后允。访之局外人，不尽然也。盖当日粤中互市定例，以货易货，不得易银出洋。彼以洋布、呢羽易我丝茶，商情多不踊跃，示以鸦片，则争先恐后。嗣又屡以鸦片违禁肇衅，虽逐其趸船至外海，而奸徒偷运如故。英人见我嗜之甚，遂谓与其以是肇衅，曷若量请弛禁，尚可保承平，敦和好。是此次之入税，亦我华人先有以召之也。
考洋药按百斤征税三十两，原系征之海口，征之洋商，今约内声明一经离口，即是中国货物，则此后运入内地之洋药，皆系征之华商，与洋人无涉。其征之华商者，听中国办理，须照内地逢关纳税，遇卡抽厘章程。各省惟海口三十两之税一律照办，余则收税收厘，应酌量情形，随时随地，或增或减，悉听中国，外国不得干预。乃上海方按章程举行，而英国驻京公使威妥玛报称上海设局抽厘，于进口税银三十两外，另收银五十两，与条约内明文不符，商民不便。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行文江苏，旋准咨覆，洋药进口，每百斤征洋税三十两，售与内地商人，征华税三十两，厘捐二十两，是征之洋商者，仅有三十两，其余五十两，皆征之华商与洋商无涉。由总理衙门照会威使，始不能辩。续据总税务司赫德在京呈递清单，内称：洋药抵中国者，每年约有七万箱，收厘太重，即起保私偷漏之端。现议有两法：一则进口时，征一次重税，每百斤六十两，完税后，准往各处，不复另征别税；一则进口时，按则征收洋税三十两，再征华税十五两，准在通商之本府所属境内，不再加征，一出本府之境，应听凭地方官随时设法办理。就王大臣谓洋药一入内地，总以由中国任意征收为是。赫德言：“今上海办法，并无起色，如照单办理，征洋税三十两，华税十五两，犹恐不无走漏。是以到香港者虽有七万箱，而单内可稽者，约只六万箱。若照内地办法，另征税银三十两，厘捐二十两，窃虑有名无实，收税愈重，走漏愈多，恐所征者，尚不如每百斤仅征四十五两之多。”经王大臣等奏请将单发南北洋通商大臣妥议。又据赫德另呈洋药一款，内称广东省城设有洋药厘捐总局，如先在局纳厘五十两，即无庸在关完纳正税。亦经总理衙门行文入粤，仍照原议，洋商交税，只准在海口销卖，不得运入内地。其卖与华商后，如何征收税厘之法，洋商不得过问。又议定土货复进口，应听中国纳税抽厘，即使洋商影射销售，而征税征厘，悉与华商无别云云。于是外洋无从取巧，而各口走私偷漏之案层见叠出。广东一省为尤甚。窃以为威妥玛之争，欲便其洋药商人，厘轻则利重，此其私心执约以拒是也。若赫德总司税务，予夺出自中国，其论收税愈重，走漏愈多一语，诚有至理。所请进口时征一次重税每百斤六十两后，不再征，正以救进口后走漏之弊，惜其时初用洋人，未能据信其言。然税厘由关并征，即根于此也。印度运来洋药，以香港为总汇所，地既属英，我不能设关以征其税，而斤件固可稽其数。故赫德单内，有每年七万箱之语，但就六万箱计税，则其余皆走漏者也。单内详其漏税之口，以粤东为最，福州、厦门次之。香港系中国无税之口，四面皆海，离岸不远，而粤东水程多歧，因此大小各船均可到港。洋药物小价贵，偷漏难防。
其自香港运入粤境，亦非外洋船只，类多各乡村渡船、渔船，或贩私盐船，更有官设保私之巡船，不难指名。若有海关巡船往拿，则开枪炮抗拒，不遵查验。漏税之多，即以粤海一关而论，一年便有五十万两，则几二万箱矣。又据单内，照其所定每箱税银四十五两估计，各口每岁之税额，天津、牛庄、登州洋药，以每年二千箱算，应纳税约八万两；上海、长江一带以三万余箱算，应纳税约一百五十万两；福州以四千五百箱算，应纳税约二十万两；厦门以三千二百箱算，应纳税约十万两；广州以一万二千箱算，应纳税约五十万两；潮州以一千八百箱 算，应纳税约八万两。此外台湾琼州、宁波等处，亦约有数千箱。此六万余箱洋药抵中国，各口税则之可考者也。赫德又以内地人之做洋药生理者，窑口一也，行户二也，烟馆三也。自许民间买用之令下，则与百货之开张者无异，而稽查税则势不能不设法办理。故单内言欲做此等生理者，须先赴关呈明，拟在何处开张洋药店铺，请领字号招牌，并颁给准充执照，方许开张。凡给照者，应以一年为限。请领准照之人，应分别窑口、经纪、烟馆三项，照内注明某项应纳银若干。若在通商港口请领执照者，无庸拘定限额，以符条约。又后开另款，内称：在上海做洋药生理，应由户部行文地方官，出示禁揽包揽霸市。
但验明有准照者，均随意在栈房或在趸船，不论与外国何人置买洋药等语，此亦惜未能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