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庐杂录 - 第 7 页/共 8 页
善役民者，譬如植柳。薪其枝叶，培其本根。不善役民者，譬如翦韭。日翦一畦，明日复翦，不尽其根不止也。每见江南差役，率先富民。今年如此，明年复然。富民不支，折为贫窭。复遣中户，中户复然。遂致村落成墟，廛市寥寂。语曰：富民国之元气，为人上者，当时时培养。如公家有大征发大差遣，亦有所赖。大兵燹大饥荒，亦有所藉。不然，富民尽亡，奸顽独存，亦何利之有焉。
魏甄琛请罢盐池之税，其言曰：“一家必惠养子孙。天下之君，必惠养小民。未有为民父母而吝其一物者也。立官障护，是专奉口腹而不及四体也。宜弛其禁。”彭城王勰覆议曰：“圣人敛山泽之利，以宽田赋。收关市之税，以助国储。取此与彼，皆非为身。所以资天地之产。惠天地之民。宜如旧。”胡寅以为琛、勰之言皆未得中道。官为厉禁，俾民取之。而裁入其税，则政平而害息矣。
宋世楮币多行，而今不行者，非时异也。实由官不蓄现钱以权之耳。宋世自祥符初，行于蜀，其时以富人十六户主之。其后富民稍衰，官始置务。诸路行之，民以为便，行之浸广。以一千万缗为一界，至以两界相沓而行。原其本始，实由宫中常蓄椿钱数百万缗。稍寓交子法，减价。即官买之，故其价愈重。此当时敛散之微权也。今散在民间，一色惟楮，而不见现钱。又不可以纳官税，民间岂肯行用。楮币不行，朝廷坐失百万之利矣。善理国者，宜亟图之。
宋蜀中交子，自祥符辛亥至熙宁丙辰，六十五年，二十二界，虽知巧有不能易。至熙宁五年，接续兼放两界，遂遍于蜀之四路。天圣措置之初，一界一百二十五万，至绍圣则增为一百四十万，至元符则增为一百八十万。辛巳用兵，中外之数，有数百万。淳熙而后，十倍于此。绍熙庆元而后，溢钱至千万之数。向者止行两界，每界所印，三千六百万为率。宝增至三界，共有一亿四千余万。则宋世所行楮币，何其盛也。天下增一亿四千余万缗，又增市舶钱二百万缗。宜乎其富于今日也。
交子之法，起自宋之祥符，流通于蜀。其后民以为便，遂行江、淮、闽、浙间。楮贱，官出钱以敛之。楮贵，官出楮以散之。居者以藏镪为得，行者以挟券为便。一夫可带千万缗，而无关津讥征之费。官府之折纳，商坊之课税，悉取足于楮。是以钱楮两重，宋世赖之。今则不然，官征现钱，而予民则以楮币，宜乎楮币之难行也。须依仿钞法，不泥其迹。用铜铸造，如汉世货布契刀之式，当千当百之制。货布阔下而锐首，中为一窍，以通贯索。契刀其上如钱，而下如刀式，当千当百，制亦如钱，而形体稍大，须规模其式而损益之。周遭铸成花纹，明著当千当百字样，如钞法行用。每省置官务，官为散敛。如宋四川、河东、湖北、两淮交子之法，凡州县交纳税银，许纳铜币，准数收贮。民间赴远地生理，许纳现银，给领铜币前路行用。如此则权其利于民，握其利于官。敛散周流，钱币为一。诚能行用百万，则朝廷增钱百万。行用千万，则朝廷增钱千万。不必征敛民间，而坐收千万缗之利。下省民力，上纾国计，舍是而别无策矣。
动大兵，役大众，鼓舞之机，全在赏罚得宜。然古今多有异论。或欲轻赏重罚，或欲轻罚重赏，皆非厉世摩钝之术。尝观兵法曰，“民无两畏，畏我侮敌，畏敌侮我”。又曰，“古之善用兵者，能杀士卒之半”。言重诛也。《三略》曰：“投胶于河，以饮三军。”又曰：“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言重赏也。罚不重不足以鼓避，赏不重不足以歆趋。古今成大事者，皆恃此趋避之权耳。为治者亦复如是。驾言蒲鞭示辱，或印元刂忍不能予者，何足与成事哉。
尝读《武经七书》，其所言量敌虑胜，应变全众之道，虽变化万端，动若神明，皆一将之任也。《孙子》曰：“令民与上同意，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吴子》曰：“必先教百姓而亲万民。”又曰：“将用其民，先和而造事。”《司马法》曰：“以仁为本，以义治之。”又曰：“杀人以安人，杀之可也。”《尉缭子》曰：“未有不信其心而能得其力，未有不得其力而能致其死战者矣。”《三略》曰：“为国之道，恃贤与民。信贤如腹心，使民如四肢。”《六韬》曰：“以同欲励士。”此七子者，未尝相沿袭为书，而其语若合符契，皆有得于王师说以犯难之旨。则为将道，断可睹矣。若因敌之情，因地之形，因事之变，而神智可生焉。见便则战，见不便则止，行吾所明者。师之常也。而何庸述焉。
唐李抱真节度泽潞，荒乱之余，土瘠民困，无以瞻军。乃藉民三丁，选一壮者，免其租徭，使农隙习射，岁暮都试，行其赏罚，三年得精兵二万。既不费廪给，府库充实，遂雄视山东。宋张方平曰：“昔太宗藉两河强壮为兵，使之捍边。壮者入籍，衰者出役。不衣库帛，不食廪粟，边不缺戍，民不去农。何在乎蓄之营堡而后为官军也。”此二者，所以庶几古寓兵于农之遗意。其视竭四方之力以养无用之兵者，利害盖相悬矣。
《震泽长语》。正统以前，天下岁征税粮，凡三千六百三十二万一千余石。内三百二十万九千石，折银八十一万四千余两。户口商税，除折米外，并船料钞折银，可得四十三万九千余两。两淮盐场盐课银，岁不下数万千两。各处税粮折征，共一百三十万余两。南闸办三万余两，各钞关船料四万余两，马草折征二十三万余两，盐课折征二十余万两。每年入数，共二百四十三万两。送内库成造等项十余万两，或二十万两。官军俸银三十三万余两，官军折俸三十三万六千五百余两。宣府、大同、辽东、陕西年例，共四十万两。若有声息紧急奏讨，加添四五十万，或二三十万。圣旦千秋等节用，三十九万一千八百余两。亲王王妃公主及上用，及天下王府银盆水灌仪仗等用，共十三万七千五百余两。每年出数，共百余万两。正德以来，天下亲王三十，郡王二百十五，镇国将军至中尉二千七百，郡文职二万四百余员，武职十万余员，卫所七百七十二，旗军八十九万六千余，廪膳生员三万五千八百二十名，吏五万五千余，各项俸粮，约数千万。浙江等十三布政司，并南北直隶额派夏秋粮税，大约二千六百六十八万四千五百五十余石。出多入少，故王府久缺禄米，卫所缺月粮，各边缺军饷，各省缺俸廪。今上即位之初，锦衣卫旗校革三万一千八百余，岁省粮储数十万。裁革冗官冗兵一十四万余，岁省京储一百六十八万石。
《通典》。尚书省支总天下经费。自安禄山反，至德乾元之际，置度支使。永泰之后，度支罢使，置转运使以掌其外，度支以掌于内。建中初，又罢转运使，复归度支。分命黜陟使往诸道收户口及钱谷名数。每岁天下共敛三千余万贯。其二千五十余万贯，以供外费。九百五十余万贯，供京师。税米麦共千六百余万石。其二百余万石。供京师。千四百万石，给充外费。
后汉自建武初至桓帝永寿三年，凡百三十年，有户千六十七万。按自周武帝建德六年平齐，至隋文帝开皇九年灭陈，凡十四年。然后车书混一，甲兵方息。至大业二年，凡十八年，有户八百九十万。我国家自武德初至天宝末，凡百三十八年，可以比崇汉室。而人户才比于隋氏。盖有司不以经国驭远为意，法令不行，所在隐漏之甚也。肃宗乾元三年，见到帐百六十九州应管户总百九十三万三千一百七十四，不课户总百一十七万四千五百九十二，课户七十五万八千五百八十，管口总千六百九十九万三百八十六，不课口千四百六十一万九千五百八十七，课口二百三十七万七百九十九。自天宝十四年至乾元三年，损户总五百九十八万二千五百八十四，不课户损二百三十九万一千九百九，课户损三百五十九万六百七十五，损口总三千五百九十三万八千七百三十三，不课口损三千七十二万三百一，课口损五百二十一万八千四百三十二户。至大历中，唯有百二十万户。建中初，命黜陟使往诸道按比户口，约都得土户百八十余万，客户百三十余万。沈约曰，人生所资，曰食与货。货以通币，食为人天。是以九棘播于农皇，十朋兴于上代。昔醇人未离，情嗜疏寡，奉生赡己，事有易周。一夫躬耕，则余食委室。匹妇务织，则兼衣被体。虽懋迁之道，通用济乏。龟贝之益，为功盖轻。而事有讹变，隆敝代起。昏作役苦，故穑人去而从商。商子事逸，末业流而浸广。泉货所通，非复始造之意。于是竞收罕至之珍，远蓄未名之货。明珠翠羽，无足而驰。彩文犀，飞不待翼。天下荡荡，咸以兼本为事。丰衍则同多稔之资，饥凶又减田家之蓄。钱虽盈尺，既不疗于尧年。贝或如山，信无救于汤代。其蠹病亦已深矣。固宜一罢钱货，专用谷帛，使人知役生之路。非此莫由。夫千疋为货，事难于怀璧。万斛为市，未易于越乡。斯可使末伎自禁，游食知反。而年代推移，人与事替。或库盈朽贯，而高廪未充。或家有藏镪。而良畴罕辟。若事改一朝，废而莫用。交易所寄，旦夕无待。虽致平要术，而非可卒行。先宜削华止伪，还淳返古。抵璧幽峰，捐珠清壑。然后驱一代之人，反耕桑之路，使缣粟羡溢，同于水火。既而荡涤圜法，消铸勿遗。立制垂统，永传于后。比屋称仁，岂伊唐代。桓玄知其始而不览其终，孔琳之睹其末而不统其本。岂虑有开塞，将一往之谈可然乎。
前凉张轨太府参军索辅言于轨曰：“古以金贝皮币为货，息谷帛量度之耗。二汉制五铢钱，通易不滞。晋太始中，河西荒废，遂不用钱，裂疋以为段数。缣布既坏，市易又难，徒坏女工。不任衣用，弊之甚也，今中州虽乱，此方全安。宜复五铢，以济通变之会。”轨纳之，立制准布用钱。钱遂大行，人赖其利。
天宝中，诸州凡置九十九炉铸钱。绛州三十炉，扬、润、宣、鄂、蔚各十炉，益、邓、祁各五炉，洋州三炉，定州一炉。约每炉役丁匠三十人。每年除六月七月停作，余十月作十番。每炉约用铜二万一千二百二十斤，白蜡三千七百九斤，黑锡五百四十斤。约每贯费钱七百五十文，丁匠在外。每炉计铸钱三千三百贯，约一岁计铸钱三十二万七千余贯文。
隋高颖仆射每以盘盛粉，置于卧侧。思得一公事，辄书其上。至明，则录以入朝行之。
朱彝尊《补汉兵志跋》：“宋惩五代之弊，收天下甲兵，悉萃京师，名曰禁军。开宝入籍十九万三千，不为不多。至道增至三十五万八千，天禧增至四十三万一千，庆历增至八十二万六千。治平以降，迄于元丰，稍为裁减，尚六十余万。徽宗将一童贯，而禁军阙额二十四万。靖康之祸，按籍止存三万人而已，无一夫可驱之战者。遂以不支。高宗将一张浚，富平、符离之败，弃师累十万，乃莫有正其罪者。尚可言兵事乎？”
宋嘉间，朝廷屡颁阵图赐边将。王德用谏曰：“兵机无常，而阵图一定，若泥古法，以用今兵。虑有偾事者。”唐许敬宗善医而不肯著书，曰：“恐人得吾所言而不能得吾所不言，必乱用药矣。”此二语可悟作诗文之道。
《七修类稿》。洪武二十四年，治天下产茶之地。岁有定额，以建宁为上，听茶户采进，勿预有司。茶名有四，探春、先春、次春、紫笋。不碾，揉为大小龙团。此钞本圣政记所载，恐今不然也。不预有司，亦无所稽矣。此真圣政。较宋取茶之扰民，天壤矣。
林希元曰：“申报灾伤，与走报军机同限。失误饥民，与失误军机同罚。如此则人人知警。待哺之民，庶有济乎。”
李安溪《兵论》。明初讲屯卫之法，盖以天下既定，兵无事而坐食，不可也。屯者汉之所谓屯田也，卫者唐之所谓府卫也。屣闲旷之地，使民耕之，而因以为世业。设卫官统之，职如州县。是古者寓兵于农，今也寓农于兵。可以渐省养兵之费，而又使为兵者不至浮浪而无根。此所谓不师三代之迹而师其意。法至美也。
陆深处《置盐法事宜疏》。今天下榷盐之地，两淮为上，两浙次之。而弊端亦于二处为多。然其大坏盐法之端有二焉。其一灶丁苦于兼并。其一则今势要之侵利是也。然于两浙，又微不同。大抵坏两淮之盐法者多势要，坏两浙之盐法者多私贩。而灶丁之苦，则一而已矣。盖淮、浙之盐，出于人力。非若河东天造地设，不劳之利也。其法在于晒土为卤，煮卤成盐，以盐纳官。然而逋负多而国课损者何也？夫欲晒土，必有摊场。欲煮卤，必有草荡。今之场荡，悉为总催者所并，而盐课又为总催者所欺。灶丁不过总催家一佣工而已。煎煮之法，名存实亡。而总催者下欺灶户，上负国课。百计迁延，以觊一赦而已。伊欲处之，在于尽复灶丁之场荡，而尽惩总催之奸欺，则其弊可息矣。浙中私贩之徒，以拒捕为常，以杀人为戏，聚不可翦，则比之势要。差为易处，苟使出盐之地。捕其买者之市家，行盐之地。捕其卖者之市行，而悉置于法。则其党可空矣。非若势要之家，蛇盘卵翼，不可一旦去也。夫今日得侵两淮长芦之盐利者，虽曰朝廷业已许之，然终非法。臣意以为与其坏天下之大法，宁伤数人之私恩。必使小人之奸，无所容而后已。夫上之支中，尽归于商贾，下之场荡，尽归于灶丁。则商通课足，而盐法不行者，未之有也。
永乐元年七月，上谕侍读学士解缙等曰：“天下古今事物，散载诸书，篇帙浩穰，不易检阅。朕欲悉采各书所载事物，类聚之而统之以韵。庶几考索之便，如探囊取物。尔尝观韵府、回溪二书，事虽有统，而采摘不广，纪载太略。尔等其如朕意，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备辑为一书。毋厌浩繁。”
永乐二年十一月，翰林学士兼右春坊大学士解缙等进所纂录韵书，赐名《文献大成》。赐缙等百四十人钱有差，赐宴于礼部。既而上览所进书尚多未备，遂命重修。而敕太子少师姚广孝、刑部侍郎刘季篪及解缙总之。命翰林学士王景、侍读学士王达、国子祭酒胡俨、司经局洗马杨溥、儒学陈济为总裁。翰林院侍讲邹缉、修撰王褒、梁潜、吴溥、李贯、杨觏、曾、编修朱、检讨王洪、蒋骥、潘畿、王、苏伯厚、张伯颖、典籍梁用行、庶吉士杨相、左春坊左中允尹昌隆、宗人府经历高得、吏部郎中叶砥、山东按察司佥事晏璧为副总裁。命礼部简中外官及四方宿学老儒有文学者充纂修。简国子监及在外县能书生员缮写。开馆于文渊阁，命光禄寺给朝暮膳。
郎瑛《七修类稿》。成祖命胡广、王洪编成一书，名曰《永乐大典》。计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一万一千九十五本，目录六十卷。其表文尝见于《覃精隽》中，然亦不叙中之事实，徒具望洋之叹而已。呜呼！《御览》、《元龟》，不过千卷，人间亦不可得矣。《大典》动以万计，安能使世传也哉。
朱国祯《涌幢小品》。此书乃文皇命儒臣解缙等粹秘阁书，分韵类载，以便检考，赐名《文献大成》。复以未备，命姚广孝等再修。供事编辑者凡三千余人。二万二千九百三十七卷，一万一千九十本，目录九百本。贮之文楼。世庙甚爱之。凡有疑，按韵索览。三殿灾，命左右趋登文楼出之。夜中传谕三四次，遂得不毁。又明年，重录一部贮他所。
姜绍书《韵石斋笔谈》。成祖敕儒臣纂修《永乐大典》一部，系胡广、王洪等编辑。征召四方文墨之士，累十余年而就。计二万二千一十一卷，一万一千九十五册，目录六十卷。因卷帙浩繁，未遑刻版，止写原本。至弘治间，藏之金匮。嘉靖三十六年，大内回录，世宗亟命那救，幸未焚。敕阁臣徐文贞阶，复令儒臣照式摹钞一部。当时供誊写者一百八名，每名日钞三叶。嘉靖四十一年起，至隆庆元年，始克告竣。
阮葵生《茶余客话》。万历甲午，南祭酒陆可教请刻《永乐大典》，分颁巡方御史各任一种，校刻汇存。分贮两雍，以成一代盛事。当时议允，终未颁行。窃谓文宗与穆宗两番钞录，已费不赀。镂版通行，谈何容易耶。
《道山清话》。黄庭坚尝言人心动则目动，王介甫终日目不停转。庭坚一日过范景仁，终日相对，正身端坐，未尝回顾，亦无倦色。景仁言：“吾二十年来，胸中未尝起一思虑。二三年来，不甚观书。若无宾客，则终日独坐，夜分方睡。虽儿曹欢呼咫尺，皆不闻。”庭坚曰：“公却是学佛作家。”公不悦。
《后山诗话》。欧阳永叔不好杜诗，苏子瞻不好司马《史记》，余每与黄鲁直怪叹，以为异事。
●卷六《日知录》曰：“柳宗元言，有里胥而后有县大夫，有县大夫而后有诸侯，有诸侯而后有方伯连帅，有方伯连帅而后有天子。由此论之，则天下之治，始于里胥，终于天子。其灼然者矣。故自古及今，小官多者其世盛，大官多者其世衰。”又曰：“洪熙元年七月丙申，巡按四川监察御史何文渊言，太祖高皇帝今天下州县设立老人。必选年高有德众所信服者，使劝民为善。乡间争讼，亦使理断。下有益于民事，上有助于官司。比年所用，多非其人。或出自隶仆规避差科，县官不究年德如何，辄令充应。使得凭藉官府，妄张威福，肆虐闾阎。或遇上司官按临，巧进谗言，变乱黑白，挟制官吏。比有犯者，谨已按问如律。窃虑天下州县，类有此等，请加禁约。上命申明洪武旧制，有滥用匪人者，并州县官皆诸法。然自是里老之选轻，而权亦替矣。”又曰：“巡检即古之游徼也，洪武中尤重之。而特赐之敕，又定为考课之法。及江夏侯周德兴巡视福建，增置巡检司四十有五。自弘治以来，多行裁革。所存不及曩时之半。巡检裁则总督添矣。何者？巡检遏之于未萌，总督治之于已乱。”
杨万里作《选法论》，其上篇曰：“臣闻选法之弊，在于信吏而不信官。信吏而不信官，故吏部之权不在官而在吏。三尺之法，适足以为吏取富之源，而不足以为朝廷为官择人之具。所谓尚书侍郎二官者，据案执笔，闭目以书纸尾而已。且夫吏之犯法者必治，而受赇者必不赦。朝廷之意，岂真信吏而不信官者邪？非朝廷之意也。法也，意则信官也。法则未尝信官也，朝廷亦不自信也。天子不自信，则法之可否孰决之？决之吏而已矣。夫朝廷之立法，本以防吏之为奸。而其用法也则取于吏而为决，则是吏之言胜于法，而朝廷之权轻于吏也。其言至于胜法，而其权至重于朝廷。则吏部长贰，安得而不吏之奉哉。长贰非曰奉吏也。曰：”吾奉法也。“然而法不决之于官而决于吏，非奉吏而何。夫是之谓信吏而不信官。今有一事于此，法曰如是可，如是而不可。士大夫之有求于吏部，有持牌而请曰：”我应夫法之所可行。“而吏部之长贰亦曰可，宜其为可，无疑也。退而吏出寸纸以告之曰”不可“，既曰不可矣。宜其为不可，无改也。未几而又出寸纸以告之曰”可“。且夫可不可者，有一定之法。而用可不可之法者，无一定之论。何为其然也？吏也。士大夫之始至也，恃法之所可，亦恃吏部长贰之贤，而不谒之吏。故与长贰面可之。退而问之吏，吏曰：”法不可也。“长贰无以语，则亦曰然。士大夫于是不决之法，不请之长贰，而以市于吏。吏曰：”可也，而勿亟也。“伺长贰之遗忘，而画取其诺。昨夺而今与，朝然而夕不然。长贰不知也，朝廷不诃也。吏部之权，不归之吏而谁归。夫其所以至此，其始也有端，其积也有渐。而其成也，植根甚固而不可动摇矣。然则曷为端，其病在于忽大体、谨小法而已矣。吏者从其所谨者而中之，并与其所忽者而窃之。此其为不可破也。且朝廷何不思之。曰，吾之铨选，果止于谨小法而已。则一吏执笔而有余也，又焉用择天下之贤者，以为尚书侍郎也哉。则吾之所以任尚书侍郎者，殆不止于谨小法而已。是故莫若略小法而责大体，使知小法之有所可否。初无系于大体之利害，则吏部长贰得以出意而自决之。要以不失夫铨选之大体，而不害夫立法之大意而已。责大体而略小法，则不决于吏而吏之权渐轻，吏权渐轻，然后长贰之贤者，得以有为。而选法可以渐革也。其下篇曰：臣闻吏部之权，不异于宰相，亦不异于一吏。夫宰相之与一吏，不待智者而知其悬绝也。既曰吏部之权不异于宰相，又曰亦不异于一吏者何也？今夫进退朝廷之百官，贤者得以用而不肖者得以黜，此宰相之权也。注拟州县之百官，下至于簿尉而上至于守贰，此吏部之权也。朝廷之百官，自大科异等与夫进士甲科之首者，未有不由于吏部也，未有不由于吏部而官者。今日之簿尉，未必非他日之宰相。而况今日宰相之所进退者，台阁之所布列者，皆前日之升阶揖侍郎者也。故曰，吏部之权，不异于宰相。虽然，吏部之所谓注拟何也？始入官者，则得簿尉。自簿尉来者，则得令丞。推而上之，至于幕职，由是法也。又上之至于守贰，由是法也。其宜得者，则曰应格。其不宜得者，则曰不应格。曰应格矣，虽贪者疲忄Й者老耋者乳臭者愚无知者庸无能者，皆得之。得者不之愧，与者不之难也。曰不应格矣，虽真贤实能廉洁守志之士，皆不得也。不得者莫之怨，不与者莫之恤也。吏部者曰，彼不愧不怨，吾事毕矣。如募焉，书其役之高下而甲乙之，按其役之远近而劳逸之。呼一吏而阅之簿，尽矣。此县令之以止小民之争也。吏部注拟百官，而寄之以天下之民命，乃亦止于止争而已矣。故曰，亦不异于一吏。今吏部亦有所谓铨量者矣。揖之使书，以观其能书乎否也。召医而视之，以探其有疾与否也。赞之使拜，以试其视听之明暗，筋力之老壮也。曰铨量者，如是而已矣。而贤不肖愚智何别焉？昔晋用山涛为吏部尚书，而中外品员，多所启拔。宋以蔡廓为吏部尚书，廓先使人告宰相徐羡之曰，若得行吏部之职则拜，不然则否，羡之答云，黄散以下皆委廓。犹以为失职，遂不拜。盖古之吏部，虽黄门散骑，皆由吏部之较选。是当时之为吏部者，岂亦止取若今所谓应格者而为黄散哉，抑将止取今所谓铨量者而为黄散邪（《宋史。苏绅传》，上言古者自黄散而下，及隋之六品，唐之五品，皆吏部得专去留。今审官院流内铨，则古之吏部。三班院，古之兵部。不问官职之闲剧，才能之长短，惟以资历深浅为先后。有司但主簿籍而已，欲贤不肖有别，不可得也）。臣愿朝廷稍增重尚书之权，使之得以察百官之能否而与夺之。如丞簿以下官小而任轻者，固未能人人而察之也。至于县宰之寄以百里之民者，守贰之寄以一郡之民者，岂不重哉。且天下几州，一州几县。一岁之中，居者待者之外，到部而注拟县宰者几人，守贰又几人，则亦不过三数百而已。以一岁三数百之守贰县宰，而散之于三百六旬之日月，则一日之注拟者，绝多补寡，亦无几尔。一岁之间，而不能察三数百人之能否，则其为尚书者，亦偶人而已矣。月计之而不粗，岁计之而不精，则其州县之得人，岂不十而五六哉。虽不五六，岂不十而三四哉。以此较彼，不犹愈乎？或曰，尚书之权重，则将得以行其私，奈何？是不然。昔陆贽请令台省长官各举其属，而德宗疑诸司所主，皆有情故，或受赂者。贽谏之曰，陛下择相，亦不出台省长官之中。岂有为长官则不能举一二属吏，居宰相则可择千百具僚。其要在于精择长吏。贽之说尽矣。今朝廷百官，孰非宰相进拟者，而不疑也。至于吏部长贰之注拟，而独疑其私乎？精择尚书，而假之以与夺之权，使得精择守贰县宰，而无专拘之以文法。庶乎天下不才之吏可以汰，而天下之治，犹可以复起也与。
绍兴三十二年，吏部侍郎浚景夏言，国家设铨选以听群吏之治，其掌于七司，著在令甲，所守者法也。今升降于胥吏之手，有所谓例焉。长贰有迁改，郎曹有替移，来者不可复知，去者不能尽告，索例而不获。虽有强明健敏之才，不复致议。引例而不当，虽有至公尽理之事，不复可伸。货赂公行，奸弊滋甚。尝观汉之公府有辞讼比，尚书有决事比，比之为言，犹今之例。今吏部七司，宜置例册。凡经申请，或堂白，或取旨者。每一事已，命郎官以次拟定，而长贰书之于册，永以为例。每半岁，上于尚书省，仍关御史台。如此则巧吏无所施，而铨叙平允矣。淳熙元年，参知政事龚茂良言，法者，公天下而为之者也。例者，因人而立，以坏天下之公者也。昔之患在于用例破法，今之患在于因例立法。自例行而法废矣。故谚称吏部为例部。是则铨政之害，在宋时即已患之，而今日尤甚。所以然者，法可知而例不可知，吏胥得操其两可之权。以市于下，世世相传。而虽以朝廷之力，不能拔而去之。甚哉例之为害也，又岂独吏部然哉。
寇莱公为相，章圣尝语两府，欲择一人为马部军指挥使。公方议其事，吏有以文籍进者，公问何书，对曰：“例簿也。”公曰：“朝廷欲用一衙官，尚须检例耶，安用我辈。坏国政者，正由此尔。”司马温公与吕惠卿论新法于上前，温公曰：“三司使掌天下财，不才而黜之可也，不可使两府侵其事。今为制置三司条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则胥吏足矣。今为看详中书条例司，何也？”惠卿不能对。
因河以为漕者禹也，壅河以为漕者明人也。故古曰河渠，今曰河防。
魏明帝遣司马懿征辽东，其时自雒阳出军，不过三千余里。而帝问往还几日，懿对以往百日，攻百日，还百日，以六十日为休息，如此一年足矣。此犹是古人师行日三十里之遗意。夏侯渊为将，赴急疾，常出敌之不意。军中为之语曰，典军校尉夏侯渊，三日五百，六日一千，此可偶用之于二三百里之近。不然，百里而走利者蹶上将，固兵家所忌也。
明初三场之制，虽有先后，而无轻重。乃士子之精力，多专于一经，略于考古。主司阅卷，复护初场所中之卷，而不深求其二三场。夫昔之所谓三场，非下帷十年，读书千卷，不能有此三场也。今则务于捷得，不过于四书一经之中，拟题一二百道。窃取他人之文记之，入场之日，钞誊一过，便可侥幸中式。而本经之全文，有不读者矣。率天下而为欲速成之童子，学问由此而衰，心术由此而坏。宋嘉中，知谏院欧阳修上书，今之举人，以二千人为率。请宽其日限，而先试以策而考之。择其文辞鄙恶者，文意颠倒重杂者，不识题者，不知故实，略而不对所问者，误引事迹者，虽能成文而理识乖诞者，杂犯旧格不考式者，凡此七等之人，先去之，计二千人可去五六百。以其留者，次试以论，又如前法而考之，又可去其二三百。其留而试诗赋者，不过千人矣。于千人而选五百，少而易考，不至劳昏。考而精当，则尽善矣。纵使考之不精，亦当不至太滥。盖其节抄剽盗之人，皆以先策论去之矣。比及诗赋，皆是已经策论、粗有学问、理识不至乖诞之人，纵使诗赋不工，亦可以中选矣。如此，可使童年新学全不晓事之人，无由而进。今不能复两汉举士之法，不得已而以言取人，则文忠之论，亦似可取。盖救今日之弊，莫急乎去节抄剽盗之人。而七等在所先去，则暗劣之徒无所侥幸，而至者渐少，科场亦自此而清也。
宋孝宗淳熙十一年十月，太常博士倪思言，举人轻视史学，今之论史者，独取汉唐混一之事。三国六朝五代，以为非盛世而耻谈之。然其进取之得失，守御之当否，筹策之疏密，区处兵民之方，形势成败之迹，俾加讨究，有补国家。请谕春官，凡课试命题，杂出诸史，无所拘忌。考核之际，稍以论策为重。毋止以初场定去留，从之。
黄宗羲曰，古之取士也宽，其用士也严。今之取士也严，其用士也宽。古者乡举里选，士之有贤能者，不患于不知。降而唐宋，其科目不一。士不得与于此，尚可转而从事于彼，是其取之之宽也。王制命乡论秀士，升之司徒，曰选士。司徒论选士之秀者，升之学，曰俊士。大乐正论造士之秀者，升之司马，曰进士。司马论进士之贤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论。论定然后官之，任官然后爵之，位定然后禄之。唐之士，及第者未便解褐入仕，吏部又复试之。宋虽登第入仕，然亦止簿尉令录，榜首才得丞判，是其用之之严也。宽于取则无遗才，严于用则无幸进。今也不然，其取士止有科举一涂，虽使豪杰之士，若屈原、董仲舒、司马相如、扬雄之徒，舍是亦无繇而进。取之不谓严乎哉。一日苟得，上之列于侍从，下亦置之郡县。即其黜落，而为乡贡者，终身不复取解，授之以官。用之又何其宽也。严于取，则豪杰之老死邱壑者多矣。宽其用，此在位者多不得其人也。流俗之人，徒见二百年以来之功名气节，一二出于其中，遂以为科法已善，不必他求。不知科第之内，即聚此十百万人，不应功名气节之士，独不得入。则是功名气节之士之得科第，非科第之能得功名气节之士也。假使探筹较其长短而取之，行之数百年，则功名气节之士，亦自有出于探筹之中者，宁可谓探筹为取士之善法邪。究竟功名气节人物，不及汉唐远甚，徒使庸妄之辈充塞天下。岂天之不生才哉，则取之之法非也。我故宽取士之涂。有科举，有荐举，有太学，有任子，有郡县佐（其法以诸生掌六曹），有辟召，有绝学，有上书，而用之之严附见焉。
《文献通考。序》曰，三代而上，天下非天子所得私也。秦废封建，而始以天下奉一人矣。三代以上，田产非庶人所得私也。秦废井田，而始捐田产以予百姓矣。秦于其当与者取之，所当取者与之。然所袭既久，反古实难。欲复封建，是自割裂其土宇以启纷争。欲复井田，是强夺民之田亩以召怨读。书生之论，所以不可行也。随田之在民者，税之而不复问其多寡，始于商鞅。随民之有田者，税之而不复视其丁中，始于杨炎。三代井田之良法坏于鞅，唐租庸调之良法坏于炎。二人之事，君子所羞称。而后之为国者，莫不一遵其法，一或变之，则反至于烦扰无稽。而国与民，俱受其病。则以古今异宜故也。
又曰，占者俗朴而用简，故钱有余。后世俗侈而用糜，故钱不足。于是钱之直日轻，钱之数日多。数多而直轻，则其致远也难。自唐以来，始制为飞券钞引之属，以通商贾之厚赍贸易者。其法盖执券引以取钱，而非以券引为钱也。宋庆历以来，蜀始有交子。建炎以来，东南始有会子。自交会既行，而始直以楮为钱矣。夫珠玉黄金，可贵之物也。铜虽无足贵，而适用之物也。以其可贵且适用者，制币而通行，古人之意也。至于以楮为币，则始以无用为用矣。举方尺腐败之券，而足以奔走一世。寒藉以衣，饥藉以食，贫藉以富，盖未之有。然铜重而楮轻，鼓铸繁难而印造简易。今舍其重且难者，而用其轻且易者，而又下免犯铜之禁，上无搜铜之苛。亦一便也。
又曰，征榷之途有二：一曰山泽，茶盐坑冶是也；二曰关市，酒酤征商是也。羞言利者，则曰县官当食租衣税而已，而欲与民庶争货殖之利，非王者之事也。善言利者，则曰山海天地之藏，而豪强擅之；关市货物之聚，而商贾擅之。取之于豪强商贾，以助国家之经费，而毋专仰给于百姓之赋税。是崇本抑末之意，乃经国之远图也。自是说立，而后之加详于征榷者，莫不以藉口。征之不已，则并其利源夺之。官自煮盐酤酒采茶铸钱，以至市易之属，利源日广，利额日重。官既不能自办，而豪强商贾之徒，又不可复擅。然既以立为课额，则有司者不任其亏减，于是又为均派之法。或计口而课盐钱，或望户而榷酒酤，或于民之有田者，计其顷亩，令于赋税之时带纳，以求及额。而征榷遍于天下矣，盖昔之榷利曰取之豪强商贾之徒以优农民。及其久也，则农民不获豪强商贾之利，而代受豪强商贾之榷。有识者知其苛横，而国计所需，不可止也。
《通志》。汉昭帝始元二年，诏发习战射士诣朔方，调故吏将屯田张掖郡。孝宣帝神爵元年，遣后将军赵充国将兵击先零羌。充国以击虏殄灭为期，乃欲罢骑兵，屯田以待其敝。上从之。于是留步士万人屯田，大获利。明年，遂破先零。屯田详见充国传。魏武帝破黄巾，欲经略四方。而苦军食不足，羽林监颍川枣祗建置屯田。于是以任峻为典农中郎将，募百姓屯田于许下，得谷百万斛。郡国例置田官，数年之中，所在积粟，仓廪皆满。废帝齐王芳正始四年，司马懿督诸军伐吴时，欲广田蓄谷，为灭贼资。乃使邓艾行陈项以东。至寿春，艾以为田良水少，不足以尽地利。宜开河渠，可以大积军粮。又通运漕之道，乃著《济河论》以喻其指。又以为昔破黄巾，因为屯田，积谷于许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军征举，运兵过半，功费巨亿，以为大役。陈、蔡之间，土下田良，可省许昌左右诸稻田并水东下，令淮北屯二万人，淮南三万人，十二分休，常有四万人。且田且守，水丰常收三倍于西。计除众费，岁得五百万斛，以为军资。六七年间，可积三千万斛于淮上。此则十万之众，五年食也。以此乘吴，无往而不克。懿善之，如艾计。遂北监淮水，自钟离西南横石以西，尽氵比水四百余里。五里置一营，营六十人，且佃且守，兼修广淮阳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颍，大治诸陂，于颖南北穿渠三百余里，溉田二万顷。淮南淮北，皆相连接。自寿春到京师，农官兵田鸡犬之声，阡陌相属。每东南有事，大军兴，众泛舟而下，达于江淮。资食有储，而无水害。艾所建也。晋羊祜为征南大将军，镇襄阳。吴石城守去襄阳七百余里，每为边害。祜患之，以诡计令吴罢守。于是戍逻减半。分以垦田八百余顷，大获其利。祜之姑至也，军无百日之粮，及至季年，有十年之积。太康元年平吴之后，杜预在荆州修召信臣遗迹，激用氵蚩、氵育诸水，以浸原田万余顷。分疆刊石，使有定分，公私同利。众庶赖之，号曰杜父。旧水道唯沔汉达江陵，千数百里，北无通路。又巴丘，湖、沅、湘之会，表里山川，实为险固，荆蛮之所恃。预乃开杨口，起夏水，达巴陵千余里。内泻长江之险，外通零桂之漕。南土歌之曰：“后世无叛由杜翁，孰识智名与勇功。”东晋元帝督课农功，二千石长吏以入谷多少为殿最。其宿卫要任，皆令赴农。使军各自佃，即以为廪。穆帝升平初，荀羡为北部都尉，镇下邳，屯田于东阳之石鳖，公私利之。后魏文帝大统十一年大旱。十二年，秘书丞李彪上表，请别立农官，取州郡户十分之一为屯田人。相水陆之宜，料顷亩之数，以赃赎杂物。市牛科给，令其肆力。一夫之田，岁责六十斛。蠲其正课并征戍杂役，行此二事，数年之中，则谷积人足矣。帝览而善之，寻施行焉。自此公私丰赡。虽有水旱，不为之害也。北齐废帝乾明中，尚书左丞苏珍芝又议修石鳖等屯，岁收数十万石，自是淮南军防粮足。孝昭帝皇建中，平州刺史嵇煜建议开幽州督亢旧陂，长城左右营屯，岁收稻粟数十万石，北境得以周赡。又于河内置怀义等屯，以给河南之费。自是稍止转输之劳。武成帝河清三年，诏沿边城守堪垦食者，营屯田，置都子使以统之。一子使当田五十顷，岁终课其所入，以论褒贬。隋文帝开皇三年，突厥犯塞，吐谷浑寇边。转输劳敝，乃令朔方总管赵仲卿，于长城以北，大兴屯田。唐开元二十五年，令诸屯隶司农寺者，每三十顷以下二十顷以上为一屯。隶州镇诸军者，每五十顷为一屯。应置者皆从尚书省处分。其旧屯重置者，一依承前封疆为定。新置者并取荒闲无籍广占之地。天宝八年，天下屯收百九十一万三千九百六十石。关内五十六万三千八百一十石，河北四十万三千二百八十石，河东二十四万五千八百八十石，河西二十六万八十八石，陇右四十四万九百二石。上元中，于楚州置洪泽屯，寿州置芍陂屯。厥田沃壤，大获其利。
古费多而货有余，今用少而财不足者，何也，岂非古取山泽，而今取贫民哉。取山泽，则公利厚而人归于农。取贫民，则公利薄而人去其业。故先王作法也，山海有官，虞衡有职，轻重有术，禁发有时。一则专农，二则饶国。明皇令宰臣议其可否，咸以盐铁之利，甚益国用。遂令将作大匠姜师度、户部侍郎强循，俱摄御史中丞，与诸道按察使捡责海内盐铁之课。二十五年，仓部格蒲州盐池，令州司监当租，分与有力之家营种之。课收盐，每年上中下畦，通融收一万石。又屯田格幽州盐屯，每屯配丁五十人，一年收率满二千八百石。又成州长道县盐井一所，并节级有赏罚。蜀道陵绵等十州盐井，总九十所，每年课盐都当钱八千七百五十一贯（陵州盐井一所，课都当钱二十六十一贯。绵州井四所，都当钱二百九十二贯。资州井六十八所，都当钱一千八十三贯。泸州井五所，都当钱一千八百五十贯。荣州井十二所，都当钱四百贯。梓州都当钱七百一十七贯，遂州四百一十五贯，阆州一千七百贯，普州二百七十八贯，遂宁府都当钱二千七百九十三贯。果州都当钱九千九百八十七贯，邛州都当钱三百七贯）。
初，德宗纳户部侍郎赵赞议，税天下茶漆竹木。十取一以为常平本钱。至贞元八年，盐铁使张滂奏。出茶州县茶山及商人要路，以三等定估，什税其一。自是岁得钱四十万缗。然水旱亦未尝拯之也。穆宗即位，两镇用兵，帑藏空虚。盐铁使王播增天下茶税，率百钱增五十。及王涯判二使，置榷茶使，徒民茶树于官场，焚其旧积。天下大怨。武宗即位，盐铁转运崔珙增江淮茶税。是时茶商所过州县有重税，或掠夺舟车，露积雨中。诸道置邸以收税，谓之拓地钱，故私贩益起。
魏冰叔《里言》：“当事来要辨得是非利害四字。是非有时朦胧，须要一个透。利害最难逆料，且辨一个稳。然我辈立身，利害要看得轻，是非要看得重。”又曰：“利害之权在天，是非之柄在己。利害是或然的，是非是画然的。利害不明，累在一时。是非不明，累在万世。”又曰：“辨是非利害，又要识得大小轻重缓急六字。”
施冢不如施棺，施棺不如施药，施药不如周济教导。使其不饥寒暑湿，以至于病。大抵先事之功无形，人不见其可感，故人鲜为之。是故施恩者不必冀可见之功，受恩者必当思不见之德。
责备贤者，须全得爱惜裁成之意。若于君子身上，一味吹毛求疵，则为小人者。反极便宜。而世且以贤者为戒矣。若当君子道消之时，尤宜深恕曲成，以养孤阳之气。《涧泉日记》，范纯仁谏神宗，引汉文帝身衣弋绨事，以致天下丰富。上曰：“致天下丰富，亦须有政事。若但人主服皂细袍皮履，遂欲天下丰富，亦无此理。”氵虎因思此语所以启王安石青苗之论。惜乎范忠宣公不能再进言于君。若因而谏之，谓以有限之财，济无穷之用，恐难以丰富。则神宗亦必感动。进言不尽其说，适足以稔祸，不足以弭祸。
熙宁中，新法方行，州县骚然。邵康节闲居林下，门生故旧仕宦者，皆欲投劾而归。以书问康节。答曰：“正贤者所当尽力之时。新法固严，能宽一分，则民受一分之赐矣。投劾而去，何益。”
大中祥符中，天下大蝗。真宗使人于野得死蝗，以示大臣。明日他宰相有袖死蝗进者，曰：“蝗实死矣，请示于朝，率百官贺。”王文正公独以为不可。后数日，方奏事，飞蝗蔽天。真宗顾公曰：“使百官方贺，而蝗如此，岂不为天下笑。”诸公皆谢曰：“王旦远识，非臣等所及。”
陈晋公为三司使，真宗命具中外钱谷大数以闻。恕诺而不进。久之，上屡趣之，恕终不进。上命执政诘之。恕曰：“天子富于春秋，若知府库之充羡，恐生侈心。”
伍文定与宸濠江中殊死战，忽出一大牌，书“宁王已擒，我军毋得纵杀”。贼见之惊扰，遂大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