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氏闻见后录 - 第 4 页/共 6 页
●卷十九晁以道言：“王荆公与宋次道同为群牧司判官，次道家多唐人诗集，荆公尽即其本择善昔签帖其上，令吏抄之。吏厌书字多，辄移荆公所取长诗签置所不取小诗上。荆公性忽略，不复更视，庸人众诗集以经荆公去取皆废。今世所谓《唐百家诗选》曰荆公定者，乃群牧司吏人定也。”
宋子京罢守成都，故事当为执政，未至，宰相以两地见次，尽以他人充之。子京闻报怅然，有“梁园赋罢相如至，宣室厘残贾谊归”之句。言者又论蜀人不安其奢侈，遂止为郑州，望国门不得入，久之再为翰林承旨。未几，不幸讣至成都，士民哭于其祠者数千人。谓“不安其奢侈者”诬矣。宰相，韩魏公也。言者，包孝肃也。然子京先有“碧云漫有三年信，明月长为两地愁”之句，竟不至两地，悲愤而没，世以为谶云。
吕申公帅维扬，东坡自黄岗移汝海，经从见之。申公置酒，终日不交一语。东坡昏睡，歌者唱：“夜寒斗觉罗衣薄”，东坡惊觉，小语云：“夜来走却罗医博”也，歌者皆匿笑。酒罢行后圃中，至更坐，东坡即几案间笔墨，书歌者团扇云：“雨叶风枝晓自匀，绿阴青子静无尘。闲吟绕屋扶疏句，须信渊明是可人。”申公见之亦无语。
韩魏公与宋尚书同试中书，赋琬圭。宋公太息曰：“老矣，尚从韩家郎君试邪！”盖宋公文称已著，韩公以从官子弟二名登科，然世尚未尽知也。或闻韩公则愧谢曰：“某其敢望宋公，报罢必矣。”已而韩公为奏篇之首，宋公反出其下。后韩公帅中山，作阅古堂，宋公词有云：“听说中山好，韩家阅古堂。画图名将相，刻石好文章。”韩公见之不悦。
王荆公初执政，对客怅然曰：“投老欲依僧耳。”客曰：“急则抱佛脚。”公微笑曰：“投老欲依僧，古人全句。”客曰：“急则抱佛脚，亦全俗语也。然上去投，下去脚，岂不为的对邪？”公遂大笑。
苏仲虎言：有以澄心纸求东坡书者。令仲虎取京师印本《东坡集》诵其中诗，即书之，至“边城岁莫多风雪，强压香醪与君别”，东坡阁笔怒目仲虎云：“汝便道香醪。”仲虎惊惧，久之，方觉印本误以“春醪”为“香醪”也。
刘梦得作《九日诗》，欲用糕字，以《五经》中无之，辍不复为。宋子京以为不然。故子京《九日食糕》有咏云：“飙馆轻霜拂曙袍，糗餐花饮斗分曹。刘郎不敢题糕字，虚负诗中一世豪。”遂为古本绝唱。“糗饵粉蜜”，糕类也，出《周礼》。“诗豪”，白乐天目梦得云。
李太白《僧伽歌》云：“此僧本住南天竺，为法头陀来此国。”又云：“嗟予落泊江淮久，罕遇真僧说空有。”时僧伽已显于淮泗之上矣。豪杰中识郭子仪，隐逸中识司马子微，浮屠中识僧伽，则太白亦异入也哉！
白乐天《长恨歌》有“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灯未成眠”之句，宁有兴庆宫中，夜不烧蜡油，明皇帝自挑灯者乎？书生之见可笑耳。
元和中，处士唐衢善哭，闻白乐天谪，辄大哭。衢后死，乐天有诗云：“何当向坟前，还君一掬泪。”
晁以道问予：“梅二诗何如黄九？”予曰：“鲁直诗到人爱处，圣俞诗到人不爱处。”以道为一笑。
柑橘二物，《草木书》各为一条。安定郡王以黄柑酿酒，曰“洞庭春色”。东坡之赋，皆用橘事。岂以橘条下云：其类有朱柑、乳柑、黄柑、石柑乎？夫柑无故事，名“洞庭春色”，亦橘也。
欧阳公于诗主韩退之，不主杜子美。刘中原父每不然之。公曰：“子美‘老夫清晨梳白头，玄都道士来相访’之句，有俗气，退之决不道也。”中原父曰：“亦退之‘昔在四门馆，晨有僧来谒’之句之类耳。”公赏中原父之辩，一笑也。南人谓象齿为白暗，犀角为黑暗。少陵诗云：“黑暗通蛮货”，用方言也。李太白诗云：“昔作芙蓉花，今为断肠草。以色事他人，能得几时好。”按：陶弘景《仙方注》云：“断肠草，不可食，其花美好，名芙蓉。”
李习之、韩退之、孟东野善，习之于文，退之所敬也；退之与东野唱酬倾一时，习之独无诗，退之不议也。尹师鲁、欧阳永叔、梅圣俞善，师鲁于文，永叔所敬也；永叔与圣俞唱酬倾一时，师鲁独无诗，永叔不议也。习之、师鲁之于诗，以为不足作邪，抑不能也？
夔峡之人，岁正月，十百为曹，设牲酒于田间，已而众操兵大噪，谓之养（原注：去声）乌鬼。长老言：地近乌蛮战场，多与人为厉，用以禳之。沈存中疑少陵“家家养乌鬼”，其自也。疏诗者乃以“鸬鹚别名乌鬼”。予往来夔峡间，问其人如存中之言，鸬鹚亦无别名。
华州齐云楼有唐昭宗词：“安得有英雄，迎归大内中。”蒲中鹳鹊楼有唐太宗诗：“昔乘匹马至，今驾六龙来。”其英伟凄怨之气，何祖孙不同也！东坡为董毅夫作长短句，“文君婿知否？笑君卑辱。”奇语也。“文君婿”犹“虞姬婿”云，今刻本者不知，有自改“文君细知否”，可笑耳。
东坡别李公择长短句，“凭仗飞魂招楚些，我思君处君思我。”退之《与孟东野书》：“以余心之思足下，知足下悬悬于余”之意也。
宋子京在翰林时，同院李献臣以次，有六学士。一日，张贵妃词头下，议行告庭之礼，未决，子京遽以制上，妃怒抵于地曰：“何学士敢轻人？”子京出知安州，以长短句咏燕子，有“因为衔泥污锦衣，垂下珠帘不敢归”之句。或传入禁中，仁皇帝览之一叹，寻召还玉堂署。
“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灞陵伤别。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李太白词也。予尝秋日饯客咸阳宝钗楼上，汉诸陵在晚照中，有歌此词者，一坐凄然而罢。
夔州营妓为喻迪孺扣铜盘，歌刘尚书《竹枝词》九解，尚有当时含思宛转之艳，他妓者皆不能也。迪孺云：“欧阳詹为并州妓赋‘高城已不见，况乃城中人’诗，今其家尚为妓，詹诗本亦尚在。妓家夔州，其先必事刘尚书者，故独能传当时之声也。”
“仙女是，董双成，桂殿夜凉吹玉笙，曲终却从天官去，万户千门空月明。河汉女，玉炼颜，云往往到人间，九霄有路去无迹，袅袅天风吹佩环。”李太尉文饶《迎神》、《送神》二曲。予游秦，尚有能宛转度之者，或并为一曲，谓李太白作，非也。
程叔微云：“伊川闻诵晏叔原‘梦魂惯得无拘检，又踏杨花过谢桥’，长短句，笑曰：‘鬼语也。’”意亦赏之。程晏三家有连云。
晏叔原，临淄公晚子。监颍昌府许田镇，手写自挤长短句，上府帅韩少师。少师报书：“得新词盈卷，盖才有余而德不足者，愿郎君捐有余之才，补不足之穗，不胜门下老吏之望”云。一监镇官，敢以杯酒间自作长短句，示本道大帅；以大帅之严，犹尽门生忠于牙郎君之意；在叔原为甚豪，在韩公为甚德也。予尝见东坡一帖云：“王十六秀才遗拍板一串，意予有歌人，不知其无也。然亦有用，陪傅大士唱《金刚经》耳。”字画奇逸，如欲飞动。鲁直作小楷书其下云：“此拍板以遗朝云，使歌公所作《满庭芳》，亦不恶也。然朝云今为惠州土矣。”予意韩退之、张籍翰墨间，亦无此一段风流耳。
东坡《赤壁词》“灰飞烟灭”之句，《圆觉经》中佛语也。
●卷二十仁皇帝问王懿敏素曰：“大僚中孰可命以相事者？”懿敏曰：“下臣其敢言。”帝曰：“姑言之。”懿敏曰：“唯宦官宫妾不知姓名者，可充其选。”帝怃然，有间，曰：“唯富弼耳。”懿敏下拜曰：“陛下得人矣。”既告大庭相富公，士大夫皆举笏相贺，或密以闻，帝益喜曰：“吾之举贤于梦卜矣。”
神宗问：“周世宗何如？”冯公京曰：“世宗威胜于德，故享国不永。”王荆公曰：“世宗之殂，远迩哀慕，非无德也。”荆公率以强辩胜同列，不知冯公之对，乃艺祖之语，见《三朝宝训》云。
王荆公初参政事，下视庙堂如无人。一日，争新法，怒目诸公曰：“君辈坐不读书耳。”赵清献同参政事，独折之曰：“君言失矣。如皋、夔、稷、契之时，有何书可读？”荆公默然。
宪成李公及为杭州，不游宴。一日遇雪，命促饮具，郡僚不无意于歌舞高会也，乃访林和靖于孤山，清谈同赏。又曰饮食外，不市一物。至去官，唯买《白乐天集》一部。
傅献简公云：“司马文正公力辞枢近，尝勉以主上眷意异等，得位庶可行道，道不行，去之可也。”公正色曰：“古今为此名位所诱，亏丧名节者不少矣。”卒辞不就。文潞公曰：“司马君实操行，直当求之古人中也。”
傅献简与杜祁公取未见石刻文字二本，皆逾千言，各记一本。祁公再读，献简一读，覆诵之，不差一字，祁公时年逾七十矣，光禄丞赵枢在坐见之。韩魏公、文潞公先后镇北门。魏公时，朝城令杖一守把兵，方二下，兵辄悖骂不已，令以送府。公问兵：“实悖令否？”曰：“实。”曰：“汝禁兵，既在县有役，则有阶级矣。”即判送状，领赴市曹处斩，从容平和如常时。众见其投判笔，方知有异。潞公时，复有外县送一兵，犯如前者。公震怒，问虚实。兵以实言。亦判送状处斩，掷其笔。二公之量不同：魏公则彼自犯法，吾无怒焉；潞公异禀雄豪，奸恶不容也。刘器之为韩云。
东坡论张文定以一言，曰：“大。”曰：“惟天为大，惟尧则之，天下未尝一日无士。而仁宗之世，独为多士者，以其大也。贾谊叹细德之微，知风鸟之不下，闵沟渎之寻常，知吞舟之不容，伤时无是大者以容己也。盖天下大器也，非力兼万人，其孰能举之？非仁宗之大，其孰能容此万人之英乎？”世以为知言。神宗尝问文定识王安石否？曰：“安石视臣大父行也。臣见其大父日，安石发未草，衣短褐布，身疮疥，役洒埽事，一苍头耳。”故荆公亦畏其大，不敢与之争辩。《日录》中尽诋前辈诸公，独于文定无讥云。
刘器之曰：“吾从司马公五年，得一语曰：诚。请问其目？则曰：‘诚者天之道，思诚者人之道，至臻其道则一也。’又问所以致力？公喜曰：‘问甚善，自不妄语人。吾初甚易之，退而自隐括日之所行与所言，相掣肘矛盾者多矣，力行七年而后成，自兹言行一致，表里相应，遇事坦然有余地矣。’”
或问刘器之曰：三代以下，宰相学术，司马文正一人而已。曰：学术固也，如宰相之才，可以图回四海者，未敢以为第一。盖元大臣类串于德，而廉于才智也。先人亦云：司马公所谓惟大人能格君心之非者，以御史大夫、谏大夫执法殿中，劝讲经幄，用则前无古人矣。
赵清献公平生日所为事，夜必衣冠，露香，九拜手，告于天，应不可告者，则不敢为也。
张尧封从孙明复先生学于南京，其女子常执事左右。尧封死，入禁中为贵妃，宠遇第一。数遣使致礼于明复，明复闭门拒之终身。
庆历中，富郑公、韩魏公俱少年执政，颇务兴作。章郇公位丞相，终日默然如不能言。或问郇公：“富、韩勇于事为何如？”曰：“得象每见小儿跳踯戏剧，不可诃止，俟其抵触墙壁自退耳。方锐于跳踯时，势难遏也。”后富、韩二公，阅历岁月，经涉忧患，始知天下之事不可妄有纷更。而王荆公者，年少气盛，强项莫敌，尽将祖宗典制变乱之。二公不可救止而去，始叹郇公之言为贤也。唐制：唯给事中得封还制书。康定间，中旨刘从德妻王氏还前削遂国夫人。富韩公为知制诰，封还词头。知制诰，今中书舍人也。中书舍人缴词头，自富公始。王氏犍为人，初以后族出入禁中，其父蒙正，始因以通奸利云。
吕申公云：“唯入主之眷不可恃。”
王荆公在半山，使一老兵，方汲泉埽地当其意，誉之不容口，忽误触灯檠，即大怒，以为不力，逐去之。参寥在坐，私语他客云：“公以喜怒进退一老兵，如在朝廷，以喜怒进退士大夫也。”
王荆公与曾南丰平生以道义相附。神宗问南丰：“卿交王安石最早，安石何如人？”南丰曰：“安石文学行义，不减扬雄，以吝故不及。”神宗遽曰：“安石轻富贵，不吝也。”南丰曰：“臣谓吝者，安石勇于有为，吝于改过耳。”神宗颔之。
王荆公晚喜说字。客曰：“羁”字何以从西？荆公以西在方域主杀伐，累言数百不休。或曰：霸从雨，不从西也。荆公随辄曰：如时雨化之耳。其学务凿，无定论类此。如《三经义》颁于学官数年之后，又自列其非是者，奏请易去，视古人悬诸日月不刊之说，岂不误学者乎？
或谮胡宿于上曰：“宿名当为去声，乃以入声称，名尚不识，岂堪作词臣？”上以问宿。宿曰：“臣名归宿之宿，非星宿之宿。”谮者又曰：“果以归宿取义，何为字拱辰也？”故后易字武平。
王荆公之子｛万｝作《荆公画像赞》曰：“列圣垂教，参差不齐，集厥大成，光于仲尼。”是圣其父过于孔子也。｛万｝死，荆公以诗哭之曰：“一日凤鸟去，千年梁木摧。”是以儿子比孔子也。父子相圣，可谓无忌惮者矣。
杨大年为翰林学士，适礼部试天下士。一日，会乡里待试者，或云：学士必持文衡，幸预有以教之。大年作色拂衣而入，则曰：“于休哉！”大年果知贡举。凡程文用“于休哉”者，皆中选。而当时坐中之客，半不以为意，不用也。东坡在翰苑，薄暮中使宣召，已半醉，遽汲泉以漱，意少快，入对内东门小殿。帘中出除目：吕公著司空、平章军国重事，吕大防、范纯仁左右仆射。既承旨，宣仁后曰：“学士前年为何官？”曰：“臣前年为汝州团练副使。”“今为何官？”曰：“臣今待罪翰林学士。”曰：“何以遽至此？”曰：“遭遇太皇太后陛下。”曰：“不关老身事。”曰：“遭遇皇帝陛下。”曰：“亦不关官家事。”曰：“岂出大臣论荐？”曰：“亦不关大臣事。”东坡惊曰；“臣虽无状，不敢自他途以进。”宣仁后曰：“久欲令学士知此，是神宗皇帝之意。帝饮食停匕箸，看文字，宫人私相语：必苏轼之作。帝每曰：‘奇才，奇才！’但未及进用学士，上仙耳。”东坡不觉哭失声，后与上亦泣，左右皆泣，已而命坐赐茶。宣仁后又曰：“学士直须尽心事官家，以报先帝。”东坡下拜，撤御前金莲烛送归院。东坡为王巩云。
东坡先谪黄州，熙宁执政妄以陈季常乡人任侠，家黄之岐亭，有世仇；后谪惠州，绍圣执政，妄以程之才之夫有宿怨，假以宪节，皆使之甘心焉。然季常、之才从东坡甚欢也。
刘器之与东坡元初同朝，东坡勇于为义，或失之过，则器之必约以典故。东坡至发怒曰：“何处把上（原注：把，去声。农人乘以事田之具）曳得一‘刘正言’来，知得许多典故。”或以告器之，则曰：“子瞻固所畏也，若恃其才，欲变乱典常，则不可。”又朝中有语云：“闽蜀同风，腹中有虫。”以二字各从虫也。东坡在广坐作色曰：“书称‘立贤无方’。何得乃尔！”器之曰：“某初不闻其语，然‘立贤无方’，须是贤者乃可，若中人以下，多系土地风俗，安得不为土习风移？”东坡默然。至元符末，东坡、器之各归自岭海，相遇于道，始交欢。器之语人云：“浮华豪习尽去，非昔日子瞻也。”东坡则云：“器之铁石人也。”
司马丞相薨于位，程伊川主丧事，专用古礼。将祀明堂，东坡自使所来吊，伊川止之曰：“公方预吉礼，非‘哭则不歌’之义，不可入。”东坡不顾以入，曰：“闻，哭则不歌’，不闻‘歌则不哭’也。”伊川不能敌其辩也。
晁以道为予言：尝亲问东坡曰：“先生《易传》，当传万世。”曰：“尚恨某不知数学耳。”
李伸攵言：东坡自海外归毗陵，病暑，着小冠，披半臂，坐船中。夹运河岸，千万人随观之。东坡顾坐客曰：“莫看杀轼否？”其为人爱慕如此。
东坡ヘ钱塘日，《答刘道原书》云：“道原要刻印《七史》固善，方新学经解纷然，日夜摹刻不暇，何力及此。近见京师经义题：‘国异政，家殊俗’，国何以言异？家何以言殊？又有‘其善丧厥善’，其厥不同，何也？又说《易·观》卦本是老鹳，《诗·大·小雅》本是老瞄，似此类甚众，大可痛骇。”时熙宁初，正氏之学，务为穿凿至此。
安世月八日登对，眷问甚渥。太母首语及先公，侧怆久之，曰：“如司马相公尽心朝廷，何可更得？君臣之间如此，可纪可纪。”予旧收谏大夫刘安世器之《报司马公休书》一纸如上。曰可纪也，故纪之。
●卷二十一赵肯堂亲见鲁直晚年悬东坡像于室中，每蚤作衣冠荐香，肃揖甚敬。或以同时声名相上下为问，则离席惊避曰：“庭坚望东坡，门弟子耳，安敢失其序哉？”今江西君子曰“苏黄”者，非鲁直本意。
东坡帅扬州，曾蚊罢州学教授，经真州，见吕惠卿。惠卿问：“轼何如人？”蚊曰：“聪明人也。”惠卿怒曰：“尧聪明、舜聪明邪，大禹之聪明邪？”蚊曰：“虽非三者之聪明，是亦聪明也。”惠卿曰：“轼学何人？”蚊曰：“学孟子。”惠卿益怒，起立曰：“何言之不伦也？”蚊曰：“孟子以‘民为重，社稷次之’，此所以知苏公学孟子也。”惠卿默然。
李定自鞫东坡狱，势不可向。一日，于崇政殿门外语同列曰：“苏轼奇才也。”俱不敢对。又曰：“轼前二三十年所作诗文，引援经史，随问即答，无一字之差，真天下奇才也。”叹息久之。盖世之公论，至仇怨不可夺也。
王彦霖《系年录》：元六年三月，《神宗实录》成。著作郎黄庭坚除起居舍人，苏子由不悦曰：“庭坚除日，某为尚书右丞，不预闻也。”已而后省封还词头，命格不行。子由之不悦，不平吕丞相之专乎？抑不乐庭坚也？庭坚字鲁直，蚤出东坡门下，或云后自欲名家，类相失云。
范文正公尹天府，坐论吕申公降饶州；欧阳公为馆职，以书责谏官不言，亦贬夷陵。未几，申公亦罢。后欧阳公作《文正神道碑》云：“吕公复相，公亦再起被用，于是二公欢然相约，共力国事。天下之人皆以此多之。”文正之子尧夫以为不然，从欧阳公辩，不可，则自削去“欢然”“共力”等语。欧阳公殊不乐，为苏明允云：“《范公碑》，为其子弟擅于石本改动文字，令人恨之。”《文正墓志》，则富公之文也。先是，富公自欧阳公平章，其书略曰：“大都作文字，其间有干着说善恶，可以为劝戒者，必当明白其词，善恶焕然，使为恶者稍知戒，为善者稍知劝，是亦文章之用也。岂当学圣人作《春秋》，隐奥微婉，使后人传之、注之尚未能通，疏之又疏之尚未能尽，以至为说、为解、为训释、为论议，经千余年而学者至今终不能贯彻晓了。弼谓如《春秋》者，惟圣人可为，降圣人而下皆不可为，为之亦不复取信于后矣。学者能约《春秋》大义，立法立例，善则褒之，恶则贬之，苟有不得已须当避者，稍微其词可也，不宜使后人千余年而不知其意也。若善不能劝，恶不能戒，则是文字将何用哉？既书之而恶者自不戒，善者自不劝，则人之罪也，于文何过哉？弼常病今之人，作文字无所发明，但依违模棱而已。人之为善固不易，有遭谗毁者，有被窜斥者，有穷困寒饿者，甚则诛死族灭。而执笔者但求自便，不与之表显，诚罪人也。人之为恶者，必用奸谋巧诈，货赂朋党，多方以逃刑戮，况不止刑戮是逃，以至子子孙孙享其余荫而不绝，可谓大幸矣。执笔者又惮之，不敢书其恶，则恶者愈恶，而善人常沮塞不振矣。君子为小人所胜所抑者，不过禄位耳。惟有三四寸竹管子，向口角头褒善贬恶，使善人贵，恶人贱，善人生，恶人死，须是由我始得，不可更有所畏怯而噤默，受不快活也。向作《希文墓志》，盖用此法，但恨有其意而无其词，亦自谓希文之善稍彰，奸人之恶稍暴矣。今永叔亦云：‘胸臆有欲道者，诚当无所避，皎然写之，泄忠义之愤，不亦快哉！’则似以弼之说为是也。然弼之说，盖公是公非，非于恶人有所加诸也，如《希文墓志》中，所诋奸人皆指事据实，尽是天下人闻知者，即非创意为之，彼家数子皆有权位，必大起谤议，断不恤也。”初，宝元、庆历间，范公、富公、欧阳公，天下正论所自出。范公薨，富公、欧阳公相约书其事矣。欧阳公后复不然，何也？予读富公之书至汗出，尚以《春秋》之诛为未快，呜呼，可畏哉！
英宗初临御，韩魏公为相，富郑公为枢密相。一日，韩公进拟数官者策立有劳，当迁官。富公曰：“先帝以神器付陛下，此辈何功可书？”韩公有愧色。后韩公帅长安，为范尧夫言其事，曰：“琦便怕它富相公也。”
登州有妇人阿云谋杀夫而自承者，知州许遵谓法因犯杀伤而首者，得免所因之罪，仍科故杀伤法，而敕有因疑被执，招承减等之制，即以按问欲举闻，意以谋为杀之因，所因得首，合从原减。事下百官议，盖斗杀、劫杀，斗与劫为杀因，故按问欲举，可减以谋而杀，则谋非因，所不可减。司马文正公议曰：“杀伤之中，自有两等，轻重不同。其处心积虑、巧诈百端、掩人不备者，则谓之谋；直情径行、略无顾虑、公然杀害者，则谓之故。谋者尤重，故者差轻。今此人因犯它罪，致杀伤他人罪，虽得首原，杀伤不在首例。若从谋杀则太重，若从斗杀则太轻，故酌中，令从故杀伤法。其直犯杀伤更无它罪者，唯未伤则可首，但系已伤，皆不可首。今许遵欲将谋之与杀，分为两事，则故之与杀，亦是两事也。且律称得免所因之罪，彼劫囚略人皆是也。已有所犯因，而又杀伤人，故劫略可首，而杀伤不原，若平常谋虑不为杀人，当有何罪可得首免？以此知谋字止因杀字生文，不得别为所因之罪也。若以斗杀与谋杀，皆为所因之罪，从故杀伤法，则是斗伤自首，反得加罪一等也。”自廷尉以下，皆嫉许遵之妄，附文正公之议。王荆公不知法，好议法，又好与人为异，独主遵议。廷尉以下争之不可得，卒从原减。至荆公作相，谋杀遂立按问。旧法一问不承，后虽自言，皆不得为按问。时欲广其事，虽累问不承，亦为按问，天下非之。至文正公作相，立法应州军大辟，罪人情理不可悯，刑名无疑虑，辄敢奏闻者，并令刑部举驳，重行朝典，不得用例破条。盖祖宗以来，大辟可悯与疑虑得奏裁，若非可悯、非疑虑，则是有司妄谳，以幸宽纵，岂除暴恶安善良之意乎？文正公则辟以止辟，正法也。荆公则姑息以长奸，非法也。至绍圣以来，复行荆公之法，而杀人者始不死矣。予尝谓后汉张敏之议，可为万世法。曰：“孔子垂经典，皋陶造法也，原其本意，皆欲禁民为非也。或以平法当先论生，臣愚以为天地之性，唯人为贵，杀人者死，三代通制，今欲趣生，反开杀路，一人不死，天下受敝。记曰：‘利一害百，人去城郭。’夫春生秋杀，天道之常。春一物枯即为灾，秋一物华即为异。王者承天地，顺四时，法圣人，从经律而已。”盖与司马文正之议合也。苏黄门初嫉许遵之谳，后复云：“遵子孙多显者，岂一能活人，天理固不遗哉！”亦非也。使妄活杀人者，可为阴功，则被杀者之冤，岂不为阴谴乎？
韩魏公自外上章，历数王荆公新法害天下之状，神宗感悟，谕执政亟罢之。荆公方在告，乞分司。赵清献公参政事，曰：“欲俟王安石出，令自罢之。”荆公既出，疏驳魏公之章，持其法益坚，卒至败乱天下。识者于清献公有遗恨焉。先人尝言熙宁、元丰间，司马文正、范忠宣先后为西都留台，吾皆从之游。至元初，文正起为宰相，忠宣起为枢密使，吾见之，其话言服用，一如在西都时，但忠宣颜色甚泽，文正清苦无少异，吾以此窥忠宣，其中岂尚以名位为乐邪？予见司马文正公亲书一帖：“光年五六岁，弄青胡桃，女兄欲为脱其皮，不得。女兄去，一婢子以汤脱之。女兄复来，问脱胡桃皮者。光曰：‘自脱也。’先公适见，诃之曰：‘小子何得谩语。’光自是不敢谩语。”后，公以诚学授刘器之曰：“自不谩语入。”东坡书公神道之石亦曰：“论公之德，至于感人心，动天地，巍巍如此。而蔽以二言：曰诚，曰一云。”
韩忠献公、宋景文公同召试中选，王德用带平章事，例当谢，二公有空疏之谦言。德用曰：“亦曾见程文，诚空疏，少年更宜广问学。”二公大不堪。景文至曰：“吾属见一老衙官，是纳侮也。”后二公俱成大名，德用已薨，忠献为景文曰：“王公虽武人，尚有前辈激励成就后学之意，不可忘也。”予得之李先仲，王公外孙云。
文潞公本姓敬，其曾大父避石晋高祖讳，更姓文。至汉，复姓敬。入本朝，其大父避翼祖讳，又更姓文。初，敬氏避讳，各用其一偏，或为文氏，或为苟氏。然敬字从著（原注：己力切，音棘）非苟也，从支非文也，俱非其一偏也。苏东坡既贬黄州，神宗殊念之，尝语宰相王、蔡确曰：“国史至重，可命苏轼成之。”有难色。又曰：“轼不可，姑用曾巩。”巩为检讨官，先进《太祖总论》，已不当神宗之意，未几罢去。东坡自黄岗移汝坟，舟过金陵，见王荆公于钟山，留连燕语，荆公曰：“子瞻当重作《三国书》。”东坡辞曰：“某老矣，愿举刘道原自代云。”
元丰末，司马文正《资治通鉴》成，进御。丞相王、蔡确见上，问何如？上曰：“当略降出，不可久留。”又咨叹曰：“贤于荀悦《汉纪》远矣。”罢朝，中使以其书至政事，每叶缝合以睿思殿宝章。睿思殿，上禁中观书之地也。舍人王震等在省中，从丞相来观，丞相笑曰：“君无近禁脔”，以言上所爱重者。
●卷二十二熙宁年，边吏报北虏将入寇。亟遣中贵人取两河民车，以为战备，民大惊扰。自宰执以下言不便者墙进，俱不省。时沈括存中为记注。一日，侍笔立御座侧，上顾曰：“卿知籍车之事乎？”括曰：“未知。车将何用？”上曰：“北虏以多马取胜，唯车可以当之。”括曰：“胡之来，民父子坟墓田庐皆当弃去，复暇恤车乎？朝廷姑籍其数而未取，何伤？”上喜曰：“卿言有理。何论者之纷然也？”括曰：“车战之利，见于压世。巫臣教吴子以车战，遂霸中国；李靖用偏箱鹿角车，以擒颉利。臣但未知一事，古人所谓轻车者，兵车也，五御折旋，利于轻速；今之民间锱车，重大椎朴，以牛挽之，日不能行三十里，少蒙雨雪，则跬步不进，故俗谓之太平车，或可施于无事之日，恐兵间不可用耳。”上益喜曰：“无人如此作朕者，当更思之”。明日，遂罢籍民车。执政问括曰：“君以何术，而立谈罢此事，上甚多太平车之说也。”括曰：“圣主可以理夺，不可以言争，若车可用，其敢以为非。”括未几迁知制诰。
司马文正公在洛阳修史日，伊川先生程颐正叔为布衣，年尚少，其见亦有时。今为伊川学者以《文正斋记》中有曰“正叔”云，以为字伊川者，非也，楚王议建中字正叔耳。然伊川后用文正荐，劝讲禁中，未几罢去。先是，刘莘老论曰：“纷纷之论，致疑于程颐者，直以谓自古以来，先生处士，皆盗虚名，无益于用。若颐者，特以迂阔之学，邀君索价而已。天下节义之士，乐道不出，如颐等辈，盖亦不少，彼无所援于上，故不闻尔。”又以颐辞免爵命之言曰：“前朝召举布衣，故事具存，是颐之自欲为种放，而亟欲得台谏侍从矣，不可不察也。圣人自有中道，过之则偏，天下自有常理，背之则乱，伏望审真伪重名器”，云云。孔文仲论曰：颐在经筵僭横，造请权势，腾口间乱，以偿恩仇，致市井之间，目为五鬼之魁，尝令其助贾易弹吕陶，及造学制诡谬，童稚嗤鄙云云。又曰：“颐污下忄佥巧，素无乡行，经筵陈说，僭横忘分，遍谒贵臣，历造台谏，宜放还田里，以示典刑”，云云。刘器之论曰：“程颐、欧阳、毕仲游、杨国宝、孙朴交结执政子弟，措绅之间号五鬼。”又曰：“进言者必曰五鬼之号，出于流俗不根之言，何足为据？臣亦有以折之，方今士大夫无不出入权势之门，何当尽得鬼名？惟其阴邪潜伏，进不以道，故程颐等五人独被恶声。孔子曰：‘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如有所誉，其有所试矣。’盖人之毁誉，必以事验之。今众议指目五人，可谓毁矣，然推考其迹，则人言有不诬者，臣请历陈其说，若程颐则先以罪去”云云。苏子瞻奏则曰：“臣素疾程颐之奸，形于言色。因颐教诱孔文仲，令以私意论事，为文仲所奏，颐遂得罪”，云云。又子瞻为礼部尚书，取伊川所修学制，贬驳讥诋略尽。如苏子瞻、刘莘老、孔文仲、刘器之，皆世之君子，其于伊川先生不同如此，至斥党锢，则同在祸中。悲夫！
予为校书郎时，尝问赵丞相元镇云：“张天觉者，首造元部党之人也。靖康初，与范文正、司马文正同追赠，天下已非之。公身任邪正之辩，既未能追改，更谥以文忠，是与蔡公齐、富公弼一等也可乎？”元镇怅然曰：“蜀勾涛在从班游谈，有司不肖，不能执法耳。”予见其有悔色，亦不复言。
某公在章献明肃后垂箔日，密进《唐武氏七庙图》，后怒抵之地曰：“我不作负祖宗事。”仁皇帝解之曰：“某欲但为忠耳。”后既上宾，仁皇帝每曰：“某心行不佳。”后竟除平章事。盖仁皇帝盛德大度，不念旧恶故也。自某公死，某公为作碑志，极其称赞，天下无复知其事者矣。某公受润笔帛五千端云。王冀公久被真庙异眷。晚居政府，某州妖狱发，尽以中外士大夫与妖人往来歌诗闻，有云“左仆射中书门下平章事王钦若”，真庙面责之，冀公辩数四，终不置，则顿首曰：“臣官工部尚书，安敢擅增至左仆射？此理明甚，而圣意终不解者无他，盖臣福谢耳。”竟坐策免云。
范直方《诵忠宣答德孺论边事书）云：“大辂与柴车争逐，明珠与瓦砾相触；君子与小人斗力，中国与夷狄较胜负，不唯不可胜，兼亦不足胜，虽胜，亦非也。”呜呼！甚盛德之言也。范文正公曰：“吾遇夜就寝，即自计一日食饮奉养之费及所为之事，果自奉之费与所为之事相称，则鼾鼻熟寐。或不然，则终夕不能安眠，明日必求所以称之者。”
赵韩王微时，求唐太宗骨葬昭陵下。吕汲公帅长安，醴泉民析居，争唐明皇脑骨，讼于府，曰：“得者富盛。汲公取葬泰陵下。
卢多逊南迁，度大庾岭，憩一小家。其媪颇能语言，多逊详问之。则曰：“我中州仕族，有子宫亦浸显，为宰相卢多逊挟私远窜以死。多逊中怀毒螫，专犯法禁，我留此岭上以俟其过。”多逊之行甚窭，媪固不识，即仓皇避去。苏子由谪雷州，不许占官舍，遂僦民屋。章子厚又以为强夺民居，下本州追民究治，以僦券甚明乃已。不一二年，子厚谪雷州，亦问舍于民。民曰：“前苏公来，为章丞相几破我家，今不可也。”其报复如此。”
钱德基为予言：“吾家先生历唐末、五季，有兹吴越，顺事中国，不敢效他霸府之僭，恭俟真主之出，即奉版籍归于职方氏。故自国朝以来，学士大夫以忠孝名吾家，无一议者。至欧阳公始云：‘得封落星石为落星山制书，知吴越亦尝改元宝正，著于史矣。’又《归田录》书思公子弟，一岁四五窃公珊瑚笔格，幸其以钱赎之。若果然，何子弟之不肖也。”思公尹洛日，欧阳公出幕下，特以国士遇之，岂子弟中有不相欢者邪？
李王煜以太平兴国三年七月七日生日，钱王ㄈ以雍熙四年八月二十四日生日，皆与赐器币，中使燕罢暴死。并见《国史》。
周世宗得李氏与契丹求援蜡书以为名，下淮甸；艺祖得孟氏结太原蜡书以为名，下蜀。二事正同。
汉唐宦者可谓盛矣，然官不至师保也。一刘钅长有宦者七千余人，始有为师保者。艺祖既缚钅长，以永鉴其祸，内侍不许过供奉官，又钅长之宫，辄名龙德云。
张侍中耆遗言厚葬，晏丞相殊遗言薄葬，二公俱葬阳翟。元中，同为盗所发，侍中圹中，金玉犀珠充塞，盗不近其棺，所得已不胜负，皆列拜而去。丞相圹中，但瓦器数十，盗怒不酬其劳，斫棺取金带，亦木也，遂以斧碎其骨。厚葬免祸，薄葬致祸，杨王孙之计疏矣。
蜀靖恭先生杨汇源澈，资介洁，生远方，于朝廷故实、学士大夫谱牒皆能通贯，其于中国之士，范端明景仁、内翰纯夫、尚书苏子瞻、门下侍郎子由外，不论也。杜门委巷之下，著书赋诗，人无知者，独予先君尝荐于朝曰：“成都府布衣杨汇，学行甚高，志节甚苦，于本朝典礼、故家氏族、奇字异书，无所不知，杜门陋巷，若将终身。当崇尚廉耻招徕逸遗之日，如汇者，委弃远方，诚为可惜，伏望朝廷特加聘召。”亦不报。竟死于委巷之下，藏书万签，古金石刻本过六一堂中《集古录》所有者。予校中秘书，间为信安郡王孟仁仲言之。王一日侍上燕，语及靖恭先生事，上为之一叹，将诏予许其家以书、以金石刻本来上，会予谢病去。后先生之子知状，乃尽以其书、其金石刻本，投一部刺史曰：“上久欲得此，为我易一官如何？”部刺史知其不肖，绐曰：“诺。”书私有之，遗以酒浆数壶耳。
欧阳公在政府，寄颍州处士常秩诗云：“笑杀汝阴常处士，十年骑马听朝鸡。”公将休致，又寄秩诗云：“赖有东邻常处士，披蓑戴笠伴春锄。”盖公先为颍州，得秩于民伍中，殊好之，至公休致归，每接宾客，必返退士初服。秩已从王荆公之招，公独朝章以见，愧之也。秩入朝极其谀佞，遂升次对。蚤日著《春秋学》数十卷，自许甚高，以荆公不喜《春秋》，亦绝口不言，匿其书不出。适两河岁恶，有旨青苗钱权倚阁。王平甫戏秩曰：“君之《春秋》，亦权倚阁矣。”后神宗遇秩浸薄，荆公亦鄙之。秩失节，怏怏如病狂易，或云自裁以死，荆公尚表于墓，盖其失云。
●卷二十三予旧从司马氏得文正公熙宁年辞枢筅出帅长安日手稿密疏，公寻自免，绝口不复言天下事矣。其疏不见于传家集。曰：“臣之不才，最出群臣之下，先见不如吕诲，公直不如范纯仁、程颢，敢言不如苏轼、孔文仲，勇决不如范镇。诲于安石始参政事之时，即指安石为奸邪，谓其必败乱天下；臣以为安石止于不晓事与很愎尔，不至如诲所言。今观安石援引亲党，磬据要津，“挤排异己，以固权宠，常自以己意阴赞陛下内出手诏以决外庭之事，使天下之威福在己，而谤议悉归于陛下，臣乃自知先见不如诲远矣。纯仁与颢皆与安石素厚，安石拔于庶僚之中，超处清要，纯仁与颢睹安石所为，不敢顾私恩废公议，极言其短；臣与安石南北异乡，取舍异道，臣接安石素疏，安石待臣素薄，徒以屡常同僚之故，私心眷眷，不忍轻绝而显言之，因循以至今日，是臣不负安石而负陛下，臣不如纯仁与颢远矣。臣承乏两制，逮事三朝，与国家义则君臣，恩犹骨肉，睹安石专政，逞其狂愚，使天下生民被荼毒之苦，宗庙社稷有累卵之危，臣畏懦爱身，不早为陛下别白言之。轼与文仲皆疏远小臣，乃敢不避陛下雷霆之威，安石狼虎之怒，上书对策，指陈其失，隳官获谴，无所顾虑，此臣不如轼与文仲远矣。人情谁不贪富贵，恋俸禄，镇睹安石营惑陛下，以佞为忠，以忠为佞，以是为非，以非为是，不胜愤懑，抗章极言，因自乞致仕，甘受丑诋，杜门家居；臣顾惜禄位，为妻子计，包羞忍耻，尚居方镇，此臣不如镇远矣。臣闻居其位者必忧其事，食其禄者必任其患，苟或不然，是为盗窃，臣虽无似，尝受教于君子，不忍以身为盗窃之行。今陛下唯安石之言是信，安石以为贤则贤，以为愚则愚，以为是则是，以为非则非；谄附安石者谓之忠良，攻难安石者谓之谗慝。臣之才识固安石之所愚，臣之议论固安石之所非，今日之所言，陛下之所谓谗慝者也，伏望圣恩，裁处其罪。若臣罪与范镇同，则乞依范镇例致仕；或罪重于镇，则或窜或诛，所不敢逃。取进止。”
司马文正公曰：“吕献可之先见，吾不及也。”予虑后世得其言不得其事，惑也。有公门下士谏大夫刘安世器之《书范景仁传后》，语可信，故书于下方：“熙宁中，王介甫初参大政，神考方厉精图治。一日，紫宸早朝，二府奏事毕，日刻既晏，例隔言事官于中庑，须上入更衣复出，以次赞引。时吕献可为御史中丞，司马文正公为翰林学士，侍读迩英阁，将趋经筵，相遇于庭中。文正公密问曰：“今日请见言何事邪？”献可举手曰：“袖中弹文，乃新参政。”文正公愕然曰：“以王介甫之文学行艺，命下之日，众皆喜于得人，奈何遽言之。”献可正色曰：“安石虽有时名，上意所向，然好执邪见，不通物情，轻信难回，喜人佞己，听其言则美，施于用则疏，若在侍从，犹或可容，置之宰辅，天下必受其祸。”文正公曰：“与公素为心交，苟有所怀，不敢不尽。今日之论，未见有不善之迹，似伤匆遽，或别有章疏，愿先进呈，姑留是事，更加筹虑可乎？’献可曰：‘上新嗣位，富于春秋，朝夕所与谋议者，二三执政而已，苟非其人，将败国事，此乃心腹之疾，治之惟恐不及，顾可缓邪？’语未竟，阁门吏抗声追班，遂趋而出。文正公退自讲筵，默坐玉堂，终日思之，不得其说。既而缙绅间浸有传其章疏者，往往偶语窃议，讥其太过。未几，闻中书置三司条例司，平日介甫之门，谄谀躁进之士悉辟召为属吏，朝夕相与谋议，以经纶天下为己任，务变更祖宗法，敛民财以足国用，妄引用古书，蔽其诛剥之实；辅弼大臣异议不可回，台谏从官力争不能夺，郡县监司奉行微忤其意，则谴诎随之，于是百姓骚然矣。然后前日之议者始愧仰叹服，以为不可及，而献可终缘兹事，出知邓州。呜呼！行僻而坚，言伪而辩，记丑而博，顺非而泽，唯孔子乃能识之，虽子贡之智有所不知也。方介甫自小官以至禁从，其学行名声暴著于天下，士大夫识与不识，皆谓介甫不用则已，用之则必能兴起太平。献可独不以为然。已而考其行事，卒如所料。非明智不惑，出于世俗之表，何以臻此？《易》曰：‘知几其神矣乎？’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献可有焉。文正公退居洛阳，每论当世人物，必曰：‘吕献可之先见，范景仁之勇决，皆予所不及也。予心诚服之。’故作《景仁传》。盖景仁之勇决，得文正之传而后明。献可埋文，虽亦成于公手，然止载其平生大节，而自相论难之语不欲详著，献可先见，世莫有知者。予尝从学于文正公，亲闻其说，惧贤者正论远识，遂将沦没而无传，故书蜀公之传，以贻乐善之君子云。”
绍圣以来，权臣挟继述神宗为变者，必先挟王荆公。蔡氏至以荆公为圣人。天下正论一贬荆公，则曰：“非贬荆公也，诋神宗也，不忠于继述也。”正论尽废，钩党牢不可解，仁人君子知必为异日之祸，其烈不可向，无计策以救。陈莹中流涕以问谏大夫刘安世器之曰：“叵奈何？”器之亲受司马文正公之学，胆智绝人，曰：“不自神宗，不自荆公不可救。”故莹中反疏蔡氏所出荆公《日录》语中诋神宗事，曰《尊尧集》云。意上心不平于荆公，则蔡氏可伐，正论可出，钩党可解，异日之祸可救也，莹中坐以流窜抵死。正论卒不出，钩党卒不解，异日之祸卒不可救者，天也。予读其书而悲之，尚虑后世或不达莹中本趣，但以为辟荆公之诋神宗者，故具言之。《尊尧集》文繁不著，著其序曰：“臣闻先王所谓道德者，性命之理而已矣。此安石之精义也。有《三经》焉，有《字说》焉，有《日录》焉，皆性命之理也。蔡卞、蹇序辰、邓洵武等用心纯一，主行其教，所谓大有为者，亦性命之理而已矣；其所谓继述者，亦性命之理而已矣；其所谓一道德者，亦以性命之理而一之也；其所谓同风俗者，亦以性命之理而同之也。不习性命之理谓之流俗，黜流俗则窜其人，怒曲学则火其书，故自卞等用事以来，其所谓国是者皆出性命之理，不可得而动摇也。臣昨在谏省所上章疏，尝以安石比于伊尹，伊尹，圣人也，而臣乃以安石比之者，臣于此时犹蔽于国是故也。又臣所上章疏，谓安石为神考之师也；神考，尧舜也。任用安石，止于九年而已矣。初任后弃，何尝终以安石为是乎？而臣乃以安石为神考之师者，臣于此进犹蔽于国是故也。臣昨者以言取祸，几至诛殛，赖陛下委曲保全，赐臣余命，臣感激流涕，念念循省，得改过之义焉。盖臣之所当改者亦性命之理而已矣。孔子曰：‘乾道变化，各正性命。’又曰：‘地道无成，而代有终也。’性命之理，其有易此乎？臣伏见治平年中，安石唱道之言曰：‘道隆而德骏者，虽天子北面而问焉，而与之迭为宾主。’自安石唱此说以来，几五十年矣，国是渊源，盖兆于此。臣闻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定则不可改也，天子南面，公侯北面，其可改乎？今安石性命之理，乃有北面之礼焉。夫天子北面以事其臣，则人臣南面以当其礼，臣于性命之理，安得而不疑也。传曰，君之所以不臣者二：当其为祭主则弗臣，当其为师则弗臣也。师无北面，则是弗臣之礼也，岂有天子而可使北面者乎？汉显宗之于桓荣，所以事之者，可谓至矣，而所施之礼不过坐东向而已。乃以君而朝臣，以父而拜子，则是齐东野人之语，庞勋无父之礼，以此为教，岂不乱名分乎？乱名分之教，岂可学乎？臣既误学乎教，岂可以不悔乎？《易》曰：‘不远复，无祗悔，元吉。’臣于既往之误，岂敢祗悔而不改乎？臣昔以安石为神考之师，是臣重安石而轻神考也；臣昔以安石比伊尹之圣，是臣戴安石而诳陛下也。臣为陛下耳目之官，而妄进轻许之言，臣之罪恶如丘山矣。臣若不洗心自新，痛绝王氏，则何以明改过之心乎？臣所著《尊尧集》者，为欲明改过之心而已矣。庄周曰：‘明此以南向，尧之为君；明此以北面，舜之为臣也。’庄周之道虚诞无实，不可以治天下，然于名分之际，不敢不严也。飞蜂走蚁，犹识上下，岂可以人臣自圣，而至于缺名分哉！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安石北面之言可谓之顺乎？崇此不顺之教，则所述熙丰之事，何日而成乎？废大法而立私门，启攘夺而生后患，可为寒心，孰大于此，臣请序而言之。昔绍圣史官蔡卞专用王安石《日录》，以修神考《实录》，薄神考而厚安石，尊私史而压宗庙。臣居谏省，请改裕陵《实录》，及在都司，进《日录辨》，当是之时，臣于《日录》，未见全帙，知其为私史而已，未知其为增史也。自去阙以来，寻访此书，偶得全编，遂复周览，窜身虽远，不废讨论。路过长沙，曾留转藏之语；待尽合浦，又著垂绝之文。考诋诬讥玩之词，见蔡卞增伪之意，尚谓安石趣录，皆可凭据，卞之所增，乃是诬伪，当是之时，臣于《日录》考之未熟，知其为增史而已，未知其为悖史也。盖由臣智识昏钝，觉悟不早，追思谏省奏章，乃至合浦旧述，语乖正理，随俗妄谈，既轻神考，又诳陛下，若它时后日，陛下以此怒臣，臣将何以自救，敢不悔乎？《日录》云‘卿，朕师臣也’，乃安石矫造之言。又云‘督责朕有为’，岂神考亲发之训。既托训以自誉，又托训以轻君。轻君则讪侮讥薄，欲弃名分；自誉则骄蹇陵犯，前无祖宗。其语实繁，聊举一二。《日录》云：‘朕自觉材极凡庸，恐不足与有为，恐古之贤君皆须天资英迈。’此非托训以轻君乎？又云：‘朕顽鄙，初未有知，自卿在翰林，始得闻道德之说，心稍开悟。’此非托训以轻君乎？又云：‘卿初任讲筵，劝朕以讲学为先，朕意未知以此为急。’此非托训以轻君乎？又云：‘卿莫只是为在位久，度朕终不足与有为，故欲去。’此非托训以轻君乎？又云：‘所以为君臣者，形而已矣，形故不足累卿。’此非托训以轻君乎？讪侮讥薄，欲弃名分，可以略见于此矣。《日录》又云：‘王安石造理深，能见得众人所不能见。’此托训以自誉也。又云：‘如王安石不是智识高远精密，不易抵当流俗，天生明俊之才，可以庇覆生民。’此托训以自誉也。又云：‘卿无利欲，无适莫，非独朕知卿，人亦尽知，若余人安可保？’此托训以自誉也。又云：‘卿才德过于人望，朕知卿了得事有余。’此托训以自誉也。骄蹇陵犯，前无祖宗，可以略见于此矣。圣主以奉先为孝，群臣以承上为忠，明知其诬，谁敢核实，则可以抵塞众口，可以荧惑圣聪，诳胁之术，莫甚于此。始则留身乞批，以胁制于同列；终则著书矫训，以传述于后人。诬胁臣邻，何足缕道；上干君父，可不辨乎？自到阙以来，至为参政之始，不录经筵之款奏，但书七对之游辞。载神考降问之咨询，无一问仰及于三代。言神考但慕蜀魏，谓厥身不异皋伊。仍于供职之初辰，首论理财之不可，恐宣利而坏俗，陈孟子之耻言。凡它人极论之辞，掠为己说；彼所献管商之术，归过先猷。书神考之谦辞，则曰：‘以朕比文王，岂不为天下后世笑’！论太祖之征伐，则曰：‘江南李氏何尝理曲。’恣挥躁悖之笔，尽为烈考之词，矫训诬天，孰甚于此。祖宗之威灵如在，圣主之继述日新，若不辨托训之诬，何以解天下之怒！而况托训之外，肆诋尤多：神考小心慎微，彼则曰‘好察细务’；神考畏天省事，彼则曰‘畏慎过当’；神考欲除苛细之法，彼则曰‘元首丛脞’；神考欲宽疑似之狱，彼则曰‘陛下含糊’；神考礼貌勋贤，彼则曰‘含容奸慝’；神考嘉纳忠直，彼则曰‘不惩小人’。又谓‘奸罔之徒，陛下能诛杀否？’比忠良于元济，责神考为宪宗；谓不可以罢兵，当必胜而后已。神考守祖宗不杀之戒，以天地好生为心，厌弃其言，眷待浸薄，先逐邓绾，次出安石，至于熙宁之末，而安石前日之所怒者复见收矣。至于元丰之末，司马光等前日之所言者复见思矣。卞等不遵神考末命，但务图已之私；以继绍安石为心，以必行诛杀为事。请于哲宗，而哲宗不许；请于陛下，而陛下拒之。人心归仁，天助有德，遂使奸谋内溃，逆党自彰。卞既不敢居金陵，人亦不复圣安石，悔从王氏，岂独臣哉？朝廷绅，协心享上；庠序义士，理所同然；科举艺能，孰肯遽陈其所蕴？有用之士，亦将先忍而后为。变王氏诬君之习，合《春秋》尊王之义。济济多士，何患无人！又况安石所施，其事既往，若不自述于文字，后人安知其用心？著为此书，天使之也。且安石著书之意，岂是便欲施行？卞所安排，非无次序，自谓举无遗策，何乃急于流传，宣示远近，不太速乎？然则流传之速，天促之也。天之右序我宋而不助王氏，亦可知也。如臣昔者，妄推安石谓之圣人，如视蚁垤以为泰山，如指蹄涔以为大海。易言无责，鬼得而诛，驷不可追，＜齿甚＞舌何补？圣人，人伦之至也，傲上乱伦，岂圣人乎？圣人，百世之师也，教人诬伪，岂圣人乎？孔子，集大成也，尚以不居为谦；光武，有天下者也，犹下禁言之诏。岂可身处北面人臣之位，而甘受子亻骄僭之名乎？｛万｝出《安石画像赞》曰：‘列圣垂教，参差不齐，集厥大成，光乎仲尼。’蔡卞大书之，刊于石，与｛万｝所撰诸书经义并行于世。臣昔以答义应举，析字谈经，方务趣时，何敢立异？改过自新，请自今始。于是取安石《日录》编类得六十五段，厘为八门：一曰圣训，二曰论道，三曰献替，四曰理财，五曰边机，六曰论兵，七曰处己，八曰寓盲。事为之论，又于逐门总而说之，凡为论四十有九篇，合二门为一卷，并序共为五卷。臣以忧患之余，精力困耗，披文索义，十不得一；加以海隅衰陋，人无赐书，神考御集，无由恭阅；又《日录》与御批《日历》、《时政记》抵牾同异，无文可考，欲校不得，但专据私书，略分真伪，不能尽究底蕴，亦可以窥其大概矣。凡臣之所论，以绍述宗庙为本，以辩明圣训为先，盖所述在彼则宗庙不尊，诬语未判则真训不白，何以光扬神考有为之心，何以将顺陛下述事之志？凡今之士，学古入官，身虽未试于朝廷，心亦不忘于献亩，戴天履地，宁忍同诬，日拙心劳，徒唱尔伪，犯古今之公议，极典籍之所非，阴奉寂言，显违格训。安石欲置四辅，神考以为不可，神考欲建都省，安石以为不可，然今则四辅成矣，都省毁矣，道路为之流涕，圣哲能不痛心！人皆独非于蔡京，安知谋发于蔡卞？至于宿卫之法，亦敢更张；变乱旧规，创立三卫。用私史包藏之计，据新经穿凿之文；以畏惮不改为非，以果断变易为是。按书定计，以使其兄当面赞成；退而窃喜，京且由之而不悟，他人岂测其用心？事过而窥，纵迹方露；赍咨痛恨，虽悔何追？在私家可足备论，于国事岂宜如此？谓塘泺未必有补，可以决水为田；谓河北要省民徭，可以减州为县。至于言江南利害，则曰州县可析；论兵民将领，则曰奖拔豪杰。四海本是一家，何为分彼分此？大法无过宿卫，安得率尔动摇。弃旧图新，厥意何在？昔元更张之始，方安石身没之初；众皆独罪于惠卿，或以安石为朴野；优加赠典，欲镇浮薄；司马光简尺具存，吕惠卿责词犹在。深惩在列，曲恕元台。凡同时论之人，无一人指点安石，往往言章疑似，或干裕陵。致卞以窥伺为心，包藏而待；润色诬史，增污忠贤。凡愠怼曾布之言，与怒詈惠卿之语，例皆刊削，意在牢笼。欲使共述私书，将欲济其大欲。布等在其术内，卞计无一不行。良由议赠之初，不稽其弊；若使早崇名分，何至横流？司马光误国之罪，可胜言哉！臣闻熙宁之初，论安石之罪，中其肺肝之隐者，吕诲一人而已；熙宁之末，论安石之罪，中其肺肝之隐者，惠卿一人而已。吕诲之言曰：‘大奸似忠，大佞似信，外视朴野，中藏巧诈，骄蹇傲上，阴贼害物。’吕惠卿之言曰：‘安石尽弃素学，而隆尚纵横之末数，以为奇术。以至谮胁持，蔽贤党奸，移怒行很，方命矫令，罔上要君，凡此数恶，莫不备具。虽古之失志倒行而逆施者，殆不如此。平日闻望，一旦埽地，不知安石何苦而为此也。谋身如此，以之谋国，必无远图，而陛下既以不可少，而安石之罪固未易言。’又曰：‘平日以何如人遇安石，安石平日以何等人自任，不意窘急，乃至如此。’又曰：‘君臣防闲，岂可为安石而废哉！’又曰：‘臣之所论，皆中其肺肝之隐。’臣某窃谓：元臣僚，于吕诲之言则誉之太过，于惠卿之言则毁之太过。此二臣者趣向虽异，至于论安石之罪，献忠于神考，则其言一也。岂可专誉诲而毁惠卿乎？偏毁惠卿，此王氏之所以益炽也。元之偏，可不鉴哉！臣窃以天下譬如一舟，舟平则安，偏则危，臣之以言取祸，初缘此语。然臣自视此语，犹野人之视芹也，切于爱君，又欲以献。前日之欲杀臣者，必亦目矣。然臣之肝脑，本是报国之物。臣若爱吝此物，则陛下不得闻安石之罪矣；陛下不得闻安石之罪，则人之利害咸在矣。为我宋之臣岂得不思乎？乃者天子幸学，拜谒宣尼，本朝故臣，坐而不立，跻此逆像，卞唱之也。辅臣纵逆而养交，礼官舞礼而行谄。僭自内始，达于四方，万国寒心，外夷非笑。冕夷俟，载籍所无，屦加于冠，何以示训？自有中国以来，五品不逊，未有此比。然则观此一像，而八十卷之大概，可以未读而知矣。蔡氏、邓氏、薛氏皆立安石之像，祠于家庙，朝拜安石而颂曰：‘圣矣，圣矣！’暮拜安石而颂曰：‘圣矣，圣矣！’国学，风化之首也，岂三家之家庙乎？故曰：废大法而立私门，启攘夺而生后患，可为寒心，莫大于此。尊君爱国之士，孰敢以此为是乎？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极天下之非，而可以谓之国是乎？呜呼，讲先王之道，而以弗百姓为先；论周公之功，而以僭天子为礼。弗民岁久，蠹国日深，僭语为胎，遂产逆像；以非为是，态度日移，废道任情，今甚于昔。昔者，初立国是，使行之；既窜逐，移是于布；布又窜逐，移是于京。三是皆发于卞谋，三臣同归乎误国。然则果国是乎？果卞是乎？若以卞是为是，则操心颇僻，赋性奸回，如邓绾者，不当逐也；若以卞是为是，则以涂炭必败之语诋诬神考，如常立者，不当窜也。神考逐绾，可以见悔用安石之心；哲宗窜立，可以见斥绝安石之意。两朝威断，天下皆以为至明；陛下光扬，亦以去卞为急务。埽除旧秽，允协人心，布泽日新，上合天意。乐于将顺，绅所闻，梦阙驰诚，名限疏远。彼元、元符之籍，虽渐绝弛，而人尚未见用；应诏上书之罪，虽已释放，而士犹在沮辱。沮辱者不可复问，未用者当自退藏，其余虽在朝廷，或非言路，明哲之士，又务保身，纵有强聒之流，且无私史之隙。唯臣因论私史，祸隙至深，得存余命，全由独断。臣之所以报国者，敢不勉乎！兼臣年老病多，决知处世难久，与其赍志于没后，孰若取义于生前。义在杀身，志惟尊主，故臣所著《日录辩》，名之曰《四明尊尧集》云。”
●卷二十四晁说之以道，其姓名蚤列东坡先生荐贤中。崇宁初，又以应诏言事，编部党者，三十暑寒不赦。渊圣帝元年起入西掖，典制命，独以上辈旧学遇之，其初见帝之言，亦陈莹中《尊尧》之意也。曰：“臣窃以谓善观圣帝明君成天下之业者，不观其迹而观其志。恭惟神宗皇帝，巍巍然之功在天下者，孰不睹矣。其末年所以为天下后世虑者，未易为单见浅闻道也。神宗皇帝即位之初，却韩琦论新法之疏，至于再三。逮琦之薨，与两宫震悼，躬制神道碑，念之不已，每对臣僚，称琦为社稷之臣。方即位初时，深欲相富弼，弼辞以疾，退居洛阳。弼在洛阳多以手疏论天下大利害，皆大臣之所不敢言者。神宗欣然开纳，赐以手札曰：‘义忠言亲，理正文直，苟非意在爱君，志存王室，何以臻此？敢不置之枕席，铭诸肺腑，终老是戒，更愿公不替今日之志，则天灾不难弭，太平可立俟也。’尝因王安石有所建明，而却之曰：‘若如此，则富弼手疏称“老臣无处告诉，但仰屋窃叹”者，即当至矣。’弼之薨，神宗躬制祭文，有曰：‘言人所难，议定大策，谋施廊庙，泽被四方，他人莫得而预也。’又其即位之初也，独以颍邸旧书赐司马光，逮光不愿拜枢臣之命，而归洛阳，修《资治通鉴》，随其所进，命经筵读之，其读将尽而所进未至，即诏趋之。熙宁中，初尚淄石砚，乃躬择其尤者赐光，其书成，赐带，乃如辅臣品数赐之。尝因蒲宗孟论人材，乃及光曰：‘未论别，只辞枢密一节，自朕即位来，唯见此一人。’在元丰末，灵武失利，神宗当宁恸哭，大臣不敢仰视。已而叹曰：‘谁为朕言有此者？’乃复自发言曰：‘唯吕公著数为朕言之，用兵不是好事。’岂咎公著常争新法不便于熙宁初哉？元丰之末，将建太子，慎求宫僚，神宗宣谕辅弼，独得司马光、吕公著二人，于王安石、吕惠卿何有哉？至厌薄代言之臣，谓一时文章不足用，思复辞赋，章犹能为苏轼道上德音也。经筵蔡卞愈为恍惚荡漾之说，上意殊不在；逮赵彦若以经侍，则皆忠实纯朴之言也。上听之喜，因问曰：‘安得此说？’彦若对曰：‘先儒传注，臣得以发之。’上益喜。其在政事，因韩绛自请前日谬于敷奏之罪，乞旨改正。上欣然叹曰：‘卿不遂非甚好，若是王安石，则言害臣之道矣。’元丰末，不得已创为户马之说，神宗俯首叹曰：‘朕于是乎愧于文彦博矣。’王等请宣德音，复曰：‘文彦博顷年争国马不胜，乃奏曰：陛下十年后必思臣言。’因奏曰：‘罢去祖宗马监，是王安石坚请行之者，本非陛下意也。’上复叹曰：‘安石相误，岂独此一事！’安石在金陵见元丰官制行，变色自言曰：‘许大事，安石略不得预闻。’安石渐有畏惧上意，则作前后《元丰行》，以谄谀求保全也。先是，安石作《诗义序》，极于谄谀，上却之，令别撰，今所施行者是也。神宗闻安石之贫，命中使甘师颜赐安石金五十两。安石好为诡激矫厉之行，即以金施之定林僧舍，师颜因不敢受常例，回，具奏奏之，上谕御药院牒江宁府，于安石家取甘师颜常例。安石约吕惠卿，无令上知一帖，惠卿既与安石分党，乃以其帖上之；上问熙河岁费之实于安石，安石谕王韶，不必尽数以对，韶既叛安石，亦以安石言上之。不知自昔配飨大臣，尝有形迹如此之类乎？安石不学孔子《春秋》而配飨孔子，晚见薄于神宗而配飨神宗，无乃为国家政事之累乎？神宗一日尽释市易务禁锢保人在京师者，无虑千人，远近闻之，罔不手足舞蹈欢喜。神宗尝恨市易法曰：‘百姓家大富者，犹不肯图小利，国家何必屑屑如此邪？’呜呼，上天若赐眷神宗，更在位数年，则市易法之类，躬自埽除之，不使后日议者纷纷，知为谋而不知为圣君之累乎？有志之士，痛心疾首，不能已者，政为是也。陛下图治之初，近当奉上皇求言之诏，远当成神宗晚岁之志，则天下幸甚。”
洛阳名公卿园林，为天下第一。裔夷以势役祝融回禄，尽取以去矣。予得李格非文叔《洛阳名园记》，读之至流涕。文叔出东坡之门，其文亦可观，如论“天下之治乱，候于洛阳之盛衰；洛阳之盛衰，候于园圃之兴废。”其知言哉！故具书之左方云。
○富郑公园洛阳园池多因隋唐之旧，独富郑公园最为近辟而景物最胜。游者自其第西出探春亭，登四景堂，则一园之胜景顾可览而得；南渡通津桥，上方流亭，望紫筠堂而还；右旋花木中百余步，走荫樾亭、赏幽台，抵重波轩而止；直北走土筠洞，自此入大竹中。凡谓之洞者，皆轩竹丈许，引流穿之，而径其上。横为洞一，曰土筠；纵为洞三：曰水筠，曰石筠，曰榭筠。历四洞之北，有亭五，错列竹中，曰丛玉，曰披风，曰猗岚，曰夹竹，曰兼山。稍南有梅台，又南有天光台，台出竹木之杪，遵洞之南而东，还有卧云堂，堂与四景堂相南北，左右二山，背压通流，凡坐此，则一园之胜可拥而有也。郑公自还政事归第，一切谢绝宾客，燕息此园几二十年，亭台花木皆出其目营心匠，故逶迤衡直，圜爽深密，曲有奥思。○董氏西园董氏西园，亭台花木，元不为行列区处，疑因景物岁增月葺所成。自南门入，有堂相重者三：稍西一堂，在大池间；逾小桥，有高台一；又西一堂，竹环之，中有石英蓉，水自其花间涌出；开轩窗，四面甚敞，盛夏燠暑，不见畏日，清风忽来，留而不去。幽禽间鸣，各夸得意。盖山林之景，而洛阳城中，遂得之于此。午路抵池，池南有堂，面高亭，堂虽不宏大，而屈曲甚邃，游者至此往往相失。岂前世所谓“迷楼”者？元中，有留守喜宴集于此。
○董氏东园董氏以财雄洛阳，元丰中，少县官钱，尽籍入田宅。城中二园因芜坏不治，然其规模尚足称赏。东园北乡，入门有栝可十围，实小如松实，而甘香过之。有堂可居，董氏盛时，载歌舞游之，醉不可归，则宿此数十日。南有败屋遗址，独流杯、寸碧二亭尚完。西有大池，中有堂，榜曰“含碧”。水四面喷泻池中，而阴出之，故朝夕如飞瀑，而池不溢。洛人盛醉者，登其堂辄醒，故俗目为“醒酒”也。
○环溪环溪，王开府宅园。其洁华亭者南临池，池左右翼而北，过凉榭，复汇为大池，周回如环，故云。榭南有多景楼，以南望，则嵩高、少室、龙门、大谷，层峰翠，毕效奇于前；榭北有风月台，以北望，则隋唐宫阙楼台，千门万户，蛲璀璨，亘十余里；凡左太冲十年极力而赋者，可一目而尽也。又西有锦厅秀野台，园中树松桧花木千株，皆晶别种列。除其中为岛屿，上可张乐，各时其盛而赏之。凉榭、锦厅，其下可坐数百人，宏大壮丽，洛中无逾者。
○刘氏园刘给事园凉堂，高卑制度，适惬可人意。有知《木经》者见云：近世建造，率务峻立。故居者不便而易坏，唯此堂正与法合。西有台尤工致，方十许丈地也。楼横堂列，廊庑回缭，栏循周接，木映花承，无不妍稳，洛人目为“刘氏小景”。今析为二，不能与他全园争矣。
○丛春园今门下侍郎安公买于尹氏。岑寂而高木森然，桐梓桧柏，皆就行列。其大亭有丛春亭，高亭有先春亭，出荼コ架上，北可望洛水，盖洛水自西汹涌奔激而东。天津桥者，叠石为之，直力氵畜其怒，而纳之于洪下，洪下皆大石底，与水争，喷薄成霜雪，声数十里。予尝穷冬月夜登是亭，听洛水声。久之，觉清洌侵人肌骨，不可留，乃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