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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石》云：“宝石出缅甸，五色俱备，绿者为祖母绿，奇珍也。其亚为玫瑰紫，为天蓝。盖紫色者古名玫瑰，即火齐。天蓝宝石重至七八钱，矿人得之，必献于王。王用鼓乐迎于宫，以为国瑞。其色暗而不明澈者弗贵，大红宝石等次甚多，极鲜明者滇人呼为祖母红，又名硬红，重至逾两者亦不数见。宝石而含白光，闪灿如珠贝，或成片，或成线，随人转动者，为虏子。虏子缅之土称，滇俗呼为六路分心，盖宝石之极精者也。亦备五色，黄者淡青者即世所谓猫儿眼，为其与猫睛同色耳，实则玫瑰紫、天蓝二色中，虏子尤可宝。至碧霞洗，虽五色亦具，不得伦于宝石，坚脆之性既悬殊，轻重之资亦迥异，惟虏子又稍稍重于寻常宝石矣。余居滇久，自揣无力物色，顾往往于无意中获异珍，故略记之。”均有味乎其言之，录供讲求者汇阅。碧霞洗或作碧霞玺、碧 {王亚}{王厶}等，盖从音无定字也。昔人记载，又有言碧霞髓者，当亦此类。清凉道人（徐承烈）《听雨轩笔记》卷三（《余记》）云：“陶岳，字集山，绍兴世家子也。其父曰晓峦，雍正间官滇南别驾，以诖误罢任，贫不能归，遂留滇省。办刑名有声，大位争延致之。后在永昌府幕，见书室前花盆中有拳石焉，色深紫而光莹射。异而询之，其从者为本处人，答言此石不仅紫色一种，尚有大红、银红、淡紫、黄、白诸色，其佳者置诸盆盎间，以为玩具，府属各县山中皆有之，非贵重物也。晓峦爱之甚，遂致书交好令罗致之，共得二巨箧，然杂色多，而大红则仅十之二三，归时驮以两骡，自永昌以致镇远，计旱路四千余里，所费不赀。至绍兴，举以赠人，人视之与宣石等，亦无有见重者。后晓峦卒，集山困于诸生，家贫甚，训蒙以糊口。绍兴珠宝店在城中千秋巷，乾降甲戌冬，集山偶过其地，见店中有以碧霞髓交易者，集山向闻其名而未之见也，因入视之。其物大于酒碗，色浅红，光华自内出，闪烁照人，与其父滇省携归之石绝相类，遂坐其旁以观之。 店主还价增至八十金，卖者始肯成交而去。集山徐问之，店主言：‘此石锯开可得带版四块，然人工宝砂之值，须加三四十金，始得成器。目下此物价重，买者甚稀，售完当以一年计，工本月利逐项算入，则所获无几。本地货本难销，且无工匠，将来当携至苏扬囫囵售之，羡余不过一分钱而止耳。’问其物以何者为贵，答以大红为上，银红次之，杂色又次之。集山亟归，取其所存者验之，与店中所见者无别。因检点故箧，其一犹未开动，其一则所剩无几。 于是遍索室中，复得大小十数块。集山大喜，检大红色小如钱者一枚，售于千秋巷别一珠宝店内，得银百余金，作舟车之费，陆续至苏、杭、扬州、南京、汉口、广东售之。集山善于经营，即于彼处买货而返。时碧霞髓价日增一日，箧中物去未及半，而所获已万余金。以之买房屋置田产，颇称温饱，后渐售完，遂成绍兴巨室云。集山之业师曹仰尧，余旧识也，丙戌冬日相遇于梧州，坐间有谈及碧霞髓者，曹因述集山之事以告诸客。”并附缀之。 《孟获印》云：“滇藩库存古铜印一颗，形如半月，篆文似梵字，相传明时此印在永昌府库。按：永昌本孟获之都，不知何时提入省城藩库。据老吏云，省库旧存珍怪甚伙，如极大翡翠、琥珀、象牙、古铜器，昔皆逐一列册报部，自同治间元宵之变，散佚替换殆尽，报销亦遂停止。至此印列册大书孟获印，究何所本，则无可考矣。余物色旧册数本，阅之果然。 嗣偶查库，见翠石象牙尚在，特皆经换易，石仅尺余，牙仅四尺耳。因告库官，嗣凡珍物，咸注明尺寸斤重，待明年复制列报册，此印废铜耳，可注明余任内携去，以备质诸博学之士，考其源流焉。”此印颇奇，未知考古印者有所著录否，藩库储存各物，每有珍贵之品，历时寖久，或经变故，遂多不可究诘耳。 《顺口》云：“余幼时爱作人物巧对，如金乌珠，梁红玉，狗名宋鹊鸟，号商羊之类极夥，一时不能记忆矣。癸酉冬在庆伯（按：杨重雅字）甘臬署中小饮，促膝谈，乐甚，董研樵云：‘君王后三字一义，王字上下可属，久未得对。 ’余应声曰：‘婴儿子。’旋以平仄不洽，复曰：‘孺子婴。何如？’众皆欣赞。庆伯偶翻阅案上《宋书》诛太子劭逆党王鹦鹉、严道育等，因谓余曰：‘君善作对，王鹦鹉有对乎？’余顺口曰：‘易耳’继思鹦鹉二字一鸟名，若二字两鸟名而不连，非善对也，久之竟不能应命，深惭失言。越数日，偶读《日知录谥法》一则，引季孙问于荣架鹅曰：‘吾欲为君谥，使子孙知之。’大喜，走告庆伯曰：‘荣架鹅可作对矣。东飞架鹅西飞鸧，亦一鸟也。’庆伯因叹曰：‘对固佳，吾更多君之能补过也。 ’ 癸未春，以忧乡居，一日黄叔符、王翕亭诸君论天下有极难对之句，而偏有偶，有似易对之句，而竟绝不得工者，如‘新燕衔泥营旧垒’是也。余有鉴于前，未敢即应，细思难处在新旧二字天然无迹，讵冥索刻许即得，曰：‘沉鱼出水戏浮萍’如何？于是诸君皆叹赏，顾因之有感矣。天下事宁先为而后言，毋先言而后为，后言者虽不为，人或谅之，先言者虽果为，人终轻之。况徒言而卒不为者耶。古人耻躬之逮，有以夫。”巧思颇有趣致，可资谈助，先为后言之说亦允。 《□子弟谈兵》云：“……偶阅纪文达公笔记，试指一事，亦足见谈兵之难。如是我闻载伊犁城临山麓，参将海起云请筑小堡其上，为犄角之势。将军巴彦弼曰：‘汝但能野战，殊不知兵。北山虽俯瞰城中，然敌结栅，可筑炮台仰击，火性炎上势便，地势逼近易取准，彼决不能屯聚。如筑小堡，兵多则地狭不能容，少则力弱不能守，为敌据，资以保障矣。 ’诸将尽叹服。念按：是说真不知兵矣，诸将叹服不足论。海参将能为前谋，而不诘难之，岂震于尊卑耶？请逐驳其谬：巴曰，敌结栅可以炮击之，此以枪炮，彼且于枪炮外加以火弹药包，孰凶猛哉。火性炎上，奚如下掷包弹之便；地近易取准，岂如包弹不必准而亦无不准；且枪炮一准而后伤一人，又岂如包弹数掷足以毁焚全城。至谓山麓地狭不容多人，惟其不容多人，是彼可以百人搏我通城之人，彼昼败而夜可来，夜败而昼可来，人数少而进退捷也，我则百战不可一败，一败则瓦解矣，尽殁矣。谓彼决不能屯聚，彼正无庸屯聚耳。巴武人，但知炎上之经，独不思建瓴之传乎？自古凭高者得势，虽沸汤巨石与夫毒灰针砂粪烟等微物，无不足以制下也。以仰攻为便，未之前闻；至谓兵少而不能守，尤堪嗢噱。有一堡而不能守，彼结栅其上，我反能攻之，有是理耶？且既有炎上之火器，何不即用以助此守堡之兵，岂军中尽系手足，只能仰面瞪视，不敢绕截〔城〕以护，竟亦不得旁助一枪一炮耶？炮台筑于城，何不即筑于堡，用以击远，不使近山麓耶？纪公本自言不知兵，徒以虚怀奖善而录此，殊不知兵事非细，一言颠倒，大恐贻误后人。”盖阅历之谈，自较纪氏之言为足据也。 周跋谓于清史馆为史氏撰传凡三千言，按印就之《清史稿》，史传六百余言耳，盖又经他手删改，非周稿之旧矣。 半弓居省墓日记崇明黄清宪《省墓日记》，在《半弓居文集》卷末，为同治三年甲子五月赴苏州省墓所记。时当苏州等处收复未久，所见战后景象，言之颇详，极有史料价值。《半弓居文集》流传未广，爰摘录之，以供史家之取资。 五月初七日：“坐小驳船至刘家河镇，人烟辐凑，车马喧阗，似未经兵燹者。 “ 初八日：“欲雇小舟西上，而寇难初平，客舟绝少，一时不能猝办。” 初九日：“仍无船，乃止局（刘河捐局）封乡民船，仍偿以民价，俟潮至开行。” 初十日：“日加午至太仓城，城外民居尽为灰烬，谯楼上瞭望台高与云齐，沿城木栅竹签密如猬刺，城门外累砖石为外城，皆粤匪逆迹也。余由北门入城，……又至余妻叔父施茂才璞堂先生宅。先生宅故巨丽，贼据为伪王府，故得不毁，然其旁之园圃山宅已付一炬矣。 流连半时，仍出北门，登舟沿城隍至西门。于时天阴无日，河中无一船往来，两岸无一人行走，但见颓垣败瓦，丛薄纷如，雉叫乌啼，骇人心耳。萧森之气，懔于深秋。闻昆山道上散勇行劫，余怯不敢前。欲俟明早有行人时再行，而同舟者嗤予无胆，遂勉强前行。至新洋江，遥望昆山上塔影迷濛在烟雾中，而江干白塔则已无有焉。此塔相传谓汉末周公瑾所建，迄今千五百余载，不知几经兵火，此塔岿然独存，而一旦毁于粤贼之手，万物兴废，岂真有数存耶。比至城（苏州）东门，已上灯时矣。闻前夜城外米肆为散勇所劫，心又甚恐，是夜即泊船城隍中。同泊者止四五船，情景凄惶。城楼上更漏声永夜不断，其声凄咽，卧甚不安。杜少陵诗所谓‘永夜角声悲自语，中天月色好谁看’，仿佛似之。 “ 十一日：“平明由东门绕城行至西门，俟开城，舟人入城市菜蔬，余同往，见守城者露刃左右立，予缓步前行，而亦无讥〔稽〕察者。行二里许，无物可买，人迹罕见，凄凉景况，更甚于太仓。城中旧时试院及熟游之地，尽为瓦砾之场。学宫大殿仅存，余悉为茂草，而明伦堂前所置宋卫文节公元云石尚屹峙其中。……徘徊久之，出城舟行过驷马关，两旁逆贼累砖为墙，颇坚致。由关而西，见两塘茅草蒙茸，白骨满地，败垒纵横，绎络不断。荒村中怪鸟吱格，人烟断绝，情景殆不能堪。行十余里，望见夷亭桥及吴下诸山。日中至夷亭，登岸散步，昔日街市片瓦不存。至和塘上，贼筑砖城一座，高可二丈许，四方各三丈许，盖御松江之官军以卫苏郡也。登桥悬眺，南望金沙湖、陈湖，北望阳城、巴城诸水，巨浸汪洋，豁人襟抱，隐然见古所谓三江五湖之遗迹，而西南诸山峰约略可辨，此亦极东南之大观矣。夫自粤匪东犯，城邑丘墟，凡楼阁之壮丽，亭台之幽旷，风廊水榭之名胜，琳宫梵宇之崇宏，悉归乌有，不禁感慨系之。然去此奢糜妆点之习，而留得湖山真面，供骚人逸士之赏览，未始非古朴形容清凉世界也。眺望移时，复登舟而西至娄门，由娄至阊门，见城隍中卧死尸。 呜呼！谁司民牧，而使斯民甫脱锋镝之苦，复转沟壑之中哉。日既暮，至虎丘，泊舟清节堂前，乘兴上山。见贼竟山为城，城外累土为堡，堡外环以深濠，而其上之明室幽堂飞亭曲榭，变为黄土一丘，青蒿满目。昔王僧虔谓虎丘为江左丘壑之表，张种谓吴岳之神秀，顾野王谓大吴之胜壤，今其盛盖不可复睹矣。余唏嘘而前，至千人石上，《图经续记》所谓生公讲经处，暮色苍然，四顾无人，废然而返。” 十二日：“薄暮与土人曹某闲话。曹某言粤匪伪忠王李秀成按部至苏郡，令行禁止，居民安堵。秀成去，他贼又骚扰不堪矣。又言官军自上海转战至娄门时，秀成在江宁，闻警疾驰至苏，以所屯虎丘贼兵三千迎击官军，官军败退，屯夷亭。秀成谓诸贼曰：‘此战官军胆落矣，诸君但严守勿轻出，官军必不敢遽薄。今与诸君为十日约，吾至上游调锐师，自阳城〔澄〕湖中绕出官军后夹击之，即官军无噍类矣。’及旬，秀成果率师至，而苏城诸贼已内溃出降矣，秀成大哭而去。曹某又言秀成状貌魁伟，用兵有计略，使贼不内溃，官军成败未可知也。” 十三日：“由冶坊滨出阊门大塘，过枫桥，……至白马涧，……乃舍舟乘山轿过贺九岭，……出藏军洞，……居人尝距粤贼于此。由此而东至北峰坞，自冶坊滨至此约三十里而近，所过村落，庐舍欹倾，人民憔悴，四望诸山林木斩伐净尽，贼祸盖烈甚矣。” 十五日：“移舟泊山塘之桐桥侧，……余无事入城闲步，见城门内衣冠者二三人据案坐，兵卒胥役数十人侍，盖所以讥〔稽〕察行人也。而余出入数次，未见诘问。又见城堞为贼加高，间半里许辟一方窦，悬擂木灰包于窦外。其内支木架瓦为长廊以栖城守者，周三十里无缺，乃贼城守时所经营也。时城上兵勇方鸣金演技，余将上城观望，见城楼旁大书巡抚示云：‘私扒上城者斩。’余急止步。徐行至圆妙观，见吾邑铁竹道人所修三清殿，群丐栖止其中，丹青剥落，像设不知何往，而宋孝宗所书‘金阙寥阳宝殿’额更不知所在矣。自阊门至观中约三里，弥望皆瓦砾场，道旁间有架草棚为贸易者。往予读史见所言乱离景象，每为恻然，不谓今日乃亲见之。” 十六日：“至师子林观元天如禅师门人所叠石，夫丛林古刹，别墅名园，所在荡然，而此独无恙，抑何幸耶？然当时所谓含晖吐月立至昂霄诸峰已无从识别矣。山石前小阁中粤贼筑瞭望台于上，甚高耸。又至报恩诸寺，欲访求晋时帝青石钵、唐珊瑚鉴，元宗金铜圣容，及宋苏子瞻所舍铜龟诸古器之所在，而梵宫倾圮，僧众杳然，惟见七级浮图矗立于夕阳荒草之中而已。” 十七日：“闲步山塘上，……正徘徊间，见淮勇数百名，帓首短衣，建大旗，鸣战鼓，演技于瓦砾场中，距跃曲踊，赤足如履平地，盖久战之兵也。访五人墓及吾邑沈督师忠节公墓，抔土无存，遗碑仅在，居民架屋其上为市肆，使地下忠魂依栖无所，安妥而表彰之，不甚赖有贤有司哉。谒二戴祠，堂庑尚修正，而流民数百卧处其中，臭秽之气不堪向迩，岂所以妥先儒之灵乎，亦当事之不善处置也。当贼据苏郡时，以山塘为贸易之所，故廛肆尚存列，然已毁十之四五矣。余在苏数日，所见人民，非奇形异状类粤匪妆者，即鹄面鸠形生气将绝之人，而妇女之妆束仍复妖冶，市廛之交易仍复狡猾，斯时为之牧者将何以生聚而安全之，劝诱而化理之乎。”咸同军兴，经历兵燹后，苏州暨太仓之景象，所述甚亲切。非其时躬至其地者之记载不能翔悉如是也。李秀成于苏有去思，庸铁之中，斯固铮佼已。 《半弓居文集》卷五有《乱后经常州记》一篇，文云：“常郡，江苏之大郡也，六街三市，车击毂，人摩肩，所谓聚袂成帷，挥汗成雨者也。其服食之鲜好，宫室之壮丽，寺观之宏敞，园林之幽胜，农桑之稠密，商贾之殷实，甲于他州而埒于苏郡，呜呼盛哉！及今观之，其人民无有也，幸有存者，则衰老者，孤弱者，疾病者，断肢体者，褴褛而踉跄者，鸠形而鹄面者。其栖身，则败舍者，柴棚者，土窟者，沿途而僵仆者。其糊口，则糖秕者，藜藿者，死尸肉者，有数日而不得一咽者，而行其野，则瓦砾也，蒿莱也，白骨也，败垒而丛葬也，野兽而怪鸟也，数千里无人迹，穷目力无林木也。日过中而鬼哭声已啁啾，日方落而磷火已绎络也。呜呼！何一衰至此。……（下文论天道人事，略之。）”虽着力写状，而不免有意为文，未若《省墓日记》之就实情实景，随笔叙述，历历列举，　缕尽致也。 距黄氏苏州之行，甫一月，南京亦为清军克复，上海毛祥麟《对山书屋墨余录》卷四有《甲子冬闱赴金陵书见》一篇，记所见兵燹后残破凄凉之状暨洪秀全建都之胜迹，情景宛然。 据云：“同治三年，历元甲子，爵督曾涤生阁部克复江宁省城，计贼踞金陵已阅一纪，祠宇官署尽为所毁，惟贡院尚存。曾侯乃饬各营督弁修葺，不三月而工竣，奏请即于是年十一月举行江南乡试。余送鉴侄垣儿赴金陵应试，沿途所见，已深今昔之感，要惟秣陵为尤甚焉。 时邑之赴试者皆于十月中启行，忆自沪至昆，炊烟缕缕，时起颓垣破屋中，而自昆至苏境转荒落。金阊门外，瓦砾盈途，城内亦鲜完善，虎丘则一塔幸存，余皆土阜。由是而无锡，而常州，而丹阳，蔓草荒烟，所在一律，其于宿莽中时露砖墙一片，或于巨流内横矗乱石数堆者，皆贼负隅处也。两岸见难孩数千，同声乞食，为惨然者久之。余若奔牛、吕城、新丰诸城镇，向称繁庶，今则一望平芜，杳无人迹。偶见一二乡人，类皆骨立声嘶，奄奄垂毙。问之，则云一村数百人，今什不存一矣。而又日不得食，夜不成眠，行将尽死耳。其言极惨，不忍卒听。越日出越河闸过江，浪骇涛奔，曾不改昔，而焦山山色苍紫夺目，疏林中精蓝灿然，风过时梵呗声隐隐飘至，其所以不毁者，闻僧于贼酋中有旧故耳。又见白塔孤立云表，下无一树一屋者，金山是也。倏过镇江口，见杰阁飞空，崇楼压水，则为洋人互市处。洎至燕子矶，虽茅屋参差，稍有市集，亦仅数十家而已。江宁城濠两岸，铅丸累累，沙中白骨纵横，想见历年战斗之苦。城较旧时高数尺，轰塌处亦已修整。入旱西门，经制府署，讶其式不类衙宇，盖即伪西王府也。城中房屋，惟西南尚称完善，然亦十去四五，东北则一览无余矣。偶出聚宝门，见山石高耸处有营四五座，询之居人，知即雨花台，竟不复识其路径。所惜者，报恩寺塔，千古壮观，亦归乌有。而秦淮水遏不流，岸曲阿房尽成灰烬。忆当年珠帘翠幕，凤管鸾箫，不知玉碎花摧时作何光景也。皇城旧址蹂躏尤深，行四五里不见一人，亦无一屋，人言贼到处如飞蝗食禾，疾风扫叶，顷刻都尽，不信然欤。计阖城贼馆不下千余处，曰伪府。则有辕门二大门三，高可数丈，门内墙壁皆彩画鸟兽。后有堂室园囿，多至数百，少亦百余间。若伪衙，则择民居之高大者加以彩画，其余或用红笺作联，或以黄纸写朱字，遍贴大门，以为观美。伪幼东王府园，入门有亭，亭畔有花椒二株，荫可半亩，圆实蕃衍，馨红可人。自亭而北，叠石为山，绵延不断，众山之麓，清池绕焉。今已枯骨满中，不堪逼视。池后有楼，危峙天半，因乱石阻路不能上，亦不欲上也。洪王伪府，以前制军署为之，在城北，庄丽胜他处，大门额曰荣光门，二门曰圣天门，皆以真神冠之。两旁有栅，栅内横匾数方，皆伪僚所赞颂。左右有亭，高出墙外，覆以琉璃瓦。二门内伪朝房，东西各数十间。 西有一井，以五色石作栏，上镌双龙，石质人工俱极坚致，似非近时物。伪殿前牌坊一座，上下皆雕龙纹，饰以金彩，伪殿尤高广，梁栋俱涂赤金，文以龙凤，光耀射目，四壁彩画龙虎狮象。伪殿之东有墙一围，凿池于中，池方广各数十丈，池心以青石砌成一船，长约十余丈，广五六丈，舱面已坏毁。北岸又有半亭，高仅数尺，式如字藏，中空无物，询之土人，言洪尸自船掘出，亭则设以供位者。考洪王崇信邪教，死不设位，曾侯奏稿只言得尸伪官，并无石船字样，土人之说毋乃传疑。至伪殿后，一片瓦砾，剩有败屋危墙，皆摇摇欲坠。遂不遍历其境。其余伪府尚多，或作官署，或屯兵勇，俱不得入也。若向来名胜，已俱荡焉无复存矣，可慨也夫。”移录俾同览焉。（本刊四卷第三期载《养和室随笔》引归安吴绍箕《纪洪氏故宫》一则，亦可与毛氏所记合看。） 黄氏又有《蔡侯退贼记》及《庚申年团防纪略》二篇，记太仓崇明事，见《半弓居文集》卷五，亦关咸同军兴之地方史料，并缀录之。《蔡侯退贼记》云：“咸丰三年春三月，粤匪陷江宁，江南北咸骚动，海隅不逞之民，跳刀走戟，乘间窃发者甚众。秋七月，杪土匪周列春等陷青浦，八月三日，土匪刘利川等陷上海，五日，南翔土匪朱三等陷嘉定，八日，青浦土匪陈某等陷宝山。陷宝山之先一日，嘉定贼高步蟾等犯太仓。太仓额兵无多，皆老弱不任事，变起仓猝，城守虚无人，贼自南门入，居民方上市，见贼咸走匿。贼径趋州署。州牧蔡侯寅斗，闻警即召家丁厮役为御贼计，则已无一人在。侯急结束为武人装，腰刀帕首，手一鞭出署迎敌，而贼已蜂拥至署前，相距不百武矣。署门左右有擘山炮二尊，设以备非常者，侯拔刀激石，取火燃炮，炮发，贼出不意，惊走。侯挥鞭直前，击杀贼三数人，贼大奔。侯迳追出城，城得不陷。黄清宪曰：‘乱后，余至吴门，道太仓，闻州人言如是。侯之有功于太仓，岂浅浅哉；而侯之勇往无前，奋不顾身，又岂易易哉。古所谓雄豪之士非耶。然其后粤匪陷苏郡，侯已为江苏布政使矣。顾束手无策，潜身以遁，何前后若出两人耶。岂位高者身家之念重，而雄豪之气消耶。予盖重为侯惜矣。” 《庚申年团防纪略》云：“咸丰十年春三月，总统张忠愍公大营以乏饷溃，总统死之，粤匪遂东窜，叠陷常州、苏州、太仓诸郡县，直抵刘家河镇。崇邑与刘家河隔一江三十里而近。粤匪既据刘家河，焚掠民舍无虚日，邑中望火光昼夜不绝，咸凶惧。加奸民丛杂，讹言四起，风声鹤唳，一夕数惊，并惴惴有朝不保暮之虑，徙避者十室而五。知县山左翟侯见事急，乃设巡防局于土地祠内，召诸父老议行团练法，择邑中有力者，家出佣人一人或二人，枪械旗帜咸备，短衣帓首，即以其家主数人领之，日则至江上缉捕奸宄，驱遣无籍流民，夜则以三四十人持械吹角，巡徼街衢坊巷间。灯火供具之费，亦令有力者分番具备。镇标中营游击亦派兵守五城门及文武衙署，入夜亦排队巡逻。外城女墙隙处咸架红衣大炮，间二日环城试放，声震遐迩。而富人沈沼，散家财，募丁壮数百人，自为一军，驻演武场，校艺演阵，戈矛耀日，旌旗蔽空。团练大臣庞公锺璐自常熟避兵来崇，仍督理团练事，常临观之，颇壮声威。然是时城守虽略备，而局勇固无用，募勇亦皆市井无赖不足恃，兵卒亦怯弱，贼焰又方炽盛。居民皆蹙额相向，恐土寇窃发或粤匪猝绝江来犯，致罹锋镝患。翟侯殚其智力，抚循军民，日夜莅局慰劳激劝，又于深宵人静微服单行，遇造设谣言及犯夜禁者，即回坐堂皇，命隶唤其人至，痛予重惩，有囚木笼而死者。或遇形迹可疑及逃卒溃勇，必捕鞫之，往往得通贼状，即驰片纸至游击署，使之斩以徇。获劫人贼，即断其胫，缚而投诸江，威惠大行，民情慑服。勇丁兵卒亦莫敢不效命，人心虽中馁而虚声甚盛。以是土匪得不逞，而粤贼亦以吾邑有备，且在江表，莫能测虚实，不敢轻犯，邑赖以安。迨贼势既蹙，而侯亦量移以去。 使当日不得侯严毅之性，敏干之才，以布置而镇抚之，吾邑之不罹贼祸几希哉。用记之以颂侯之功。侯名寅清，字叔度，山东潍县拔贡生。”张忠愍谓张国樑。张谥忠武，时误传为忠愍也。江南大营，和春实继向荣以钦差大臣为主帅，称张不称和者，盖张骁勇善战，勋望特隆（清文宗于其授命后降谕，称以‘东南半壁，倚为长城’等语），和春则舆论所不与耳。 《文集》卷三有《诰授资政大夫知府衔归部候选同知沈君行状》，著其急公助军以功获奖诸事，即所云富人沈沼也。 至黄氏之生平，见《候选训导黄德卿墓表》（同里张应榖述）及《黄先生传》（邑后学曹炳麟撰），均载于《半弓居文集》卷端。传云：“先生姓黄氏，讳清宪，字德卿，崇明县岁贡生，性清介，薄荣利，贫而有志操。弱冠授经，资脩脯以为生，博览经史及百家言。治古文，师明归有光氏，得其义法。为人貌古神凝，语峻重不轻可人，衣履俭素，有儒先风，颇不洽于时。然县令下车，访贤者必首先生，皆敬礼就谘询，未尝干谒焉。光绪初任纂邑志，审体例，勤搜访，慎去取，损益旧志，详略有法，以登采人物过严受抨击。群议削其稿，先生持不许。既临川李晓湖京卿联琇为总纂，略删润之，将刊梓，而先生去修《桐乡县志》，议者辄增小传百余，非先生志也。尝董治育婴事，刓积弊，广乳额，厘公租，稽出纳，所活婴甚众。经筑海塘，亦多建议，而治公不私一钱。独嗜酒，终日饮而不乱。所著有《半弓居文集》十四卷。”其略历盖如此。（墓表谓卒于光绪三十一年，年七十七岁。）《半弓居文集》，印行者为排印本一册六卷，署“邑后学钱应清祝燮纲编次”。民国十二年祝氏“跋”所述印行经过云：“民国戊午，距黄德卿先生之殁已十一年矣，其孙荣祖将客郑州，一日，携先生文稿示余曰：‘荣祖家贫，不能刊行全稿，子盍为我择三之一，明年吾将节所出而印行焉。’余视之，知为先生手定之本，自三卷至十四卷无缺者，而已佚一二卷，盖论辨文也，惜哉！余既逊谢再四，荣祖固请，乃转丐诸王先生蓉清、陈宗山二君各为简择，得数十首。逾年，荣祖归，赀无所出。未几，客死汉皋，家贫子幼，益不及此。是稿遂存余所。余以孤本无副，惧其久而复佚也，壬戌至京，谋于友钱君镜平，钱君为醵资，得若干金。余归乃取二君所简择者复益若干首，缮成六卷，邮致京师，卒赖钱君之力印行焉。”钱应清，字镜平，卷端有其序，并有王春林序（均称乡后学）。《省墓日记》为六卷中最有价值之作，其体裁为笔记之属，与他文有异，故编次者置诸卷尾云。 宦游偶记 石埭陈惟彦《宦游偶记》，凡一册，分上下二卷，戊午（民国七年）五月在北京排印行世，弁以民国六年六月张謇书后。丁巳（民国六年）秋九月陈澹然题词，丁巳严修序，癸丑（民国二年）自序，卷末缀以丁巳六月弟惟庚、丁巳秋弟惟壬各一跋。自序云：“余宦黔七年，治狱殊伙，严子范孙督学黔中，闻邻民之争相赴诉也，叹为虞芮质成之风，属记其事，以为世法。余笑曰：‘是吾职也，奚记焉。且当案牍疲劳，疾病时作，治开婺足裂涌泉，守黎平病至咯血，命之几殆，宁暇记之？’迨游苏湘，迭绾财政，殚精整理，忌者纷如。国变以还，都成隔世，宦游陈迹，渺然相忘。比来京师，端居稍睱，陈子晦堂敦促记之，乃就其可忆者笔之简端，吏事纷纶，不过百之一二，人地时日，弥复遗忘，一鳞一爪，聊以示后昆云尔。癸丑长至前五日，石埭陈惟彦。 ”严序云：“余弱冠时，因某纸坊榜书，心识劭吾姓名。 越十余年，奉使黔中，而劭吾方牧开州，见余所为劝士文告，以为宜可与言，惠然过访。一见欢洽，是为订交之始。劭吾长余四年，余生平遵父遗命，未尝结异姓兄弟，遇所敷爱而齿稍长者，真兄事之，然综计不过三五人，劭吾其一也。劭吾之治开州也，民怀吏畏，政绩粲著，尤能据公法约章折服外人，间为余述经主事实，多可惊喜，足使听者忘倦。余尝怂恿劭吾一一笔之于书，劭吾以为有待也。至今年而是书始脱稿，介弟西甫持示余，题曰《宦游偶记》。其记开州事，皆余曩日所饫闻，他为余未及知者，又若干事。事之可惊喜如治开时。 西甫调余宜有序，余亦自调余宜有序，且宜序是书者莫先于余。余使黔时，所识士夫数十百人，最心折者惟劭吾与王君采臣。丙申、丁酉间，三人者数相过从，纵论时事，欷歔太息，有积薪厝火之惧。旁观讥笑，见调无病呻吟，劭吾则曰：‘病深矣，奈何言无病？’由今思之，然乎否耶。余固深喜是书之传世，如吾曩时所期，而又深叹劭吾有医国之术，而不使竟其用，卒使我国有不可救药之一日。而劭吾是书遂等诸前朝之轶事，可悲也已。丁巳各日，严修谨序。”张氏清季以大理寺寺丞供差北洋淮军银钱所，选授贵州开州（民国初年改为紫江县，嗣又改为开阳县）知州，调署婺川县知县，嗣开缺归知府班，充厘金总局提调。复任黎平府（民国裁府，改为黎平县）知府，均有声。上卷所记，均宦黔时事，后以道员改发江苏，充厘捐总局总办、皖岸盐务督销局总办，著绩效，以善理财政名。后遂加四品卿衔简充湖南正监理官，因故不安于位，度支部复委其整顿淮南盐务（在扬州创设淮南盐政公所，旋总办扬子淮盐总栈），更有成绩。值辛亥鼎革而去。下卷所记，均宦苏后事，民国元年辞安徽财政司长，亦及之，又附记密查云贵总督案（录民国二年北京《国是报》，宦黔时事也） 于卷末。此书足考清季史迹，尤以关乎财政者为要，摘录数则，用资扬搉。 咸丰军兴，创办厘金以济兵饷，后乃成为弊薮。本书卷上辞安顺府厘捐云：“丁酉暮春，呈请开缺归知府班（前在北洋，文忠公奏保得缺后以知府前先补用）。将乞归，适黄冈王公毓藻由川藩擢黔抚，二十年前在京相识，非有交也，至是相见，益契洽。不任去，委办安顺府厘捐，访诸曾办此差者，云优差也。余曰：‘薪水月六十五金，优于何有？’曰：“此岂恃薪水耶，凡纳捐由行户经办，货百石或完五六十石、七八十石不等，余则缴费放行。’余曰：‘不畏人知耶？’曰：‘其他有韩胥者，行户多与交，韩胥请求每百石完捐若干石，以棉纱、鸦片为大宗。如每石完八两者，其不填票之货，每石缴费三两，无须报解，提五厘给韩胥津贴，韩胥利其获，从不泄诸人也。 ’（此君仅晤一二次，而直言不讳，亦可见以舞弊为常事矣。） 余闻之不禁汗下（政界所入，往往失之易，况卖放耶，何以遗子孙）。翌晨谒巡抚辞差，且言无论何处厘差，皆不敢奉委。王公诘之，余曰：‘从未办此，恐贻误耳。’王公曰：‘能任地方，反不能任厘差耶？’余曰：‘地方官虽虑为书役所蒙，然尚能自主；厘差分卡多司丁众，相信既寡，保无为所累耶？’王公曰：‘厘差有弊不愿任耳？’余曰：‘厘差月薪数十金，而名调剂优差，是纵之舞弊也，断不敢任。’王公曰：‘君所见甚大，容与藩司商之。’比谒藩司邵公积诚，述如王公问答之言，而辞益坚。邵公曰：‘求厘差者多矣，君何辞焉？’余曰：‘求者既多，何不可辞之有？’邵公曰：‘如以厘差有弊，君不舞弊，不更佳乎？’余曰：‘一人不舞弊，本局及邻局员司无不疾亲〔视〕之，是处危地也，是尚可一朝居耶？’（总局无主持者，外局何能办。）邵公曰：‘君亦效他人所为竣差竣以所得归诸公，有何不可？’余曰：‘蹈常习故，非心所安；倘有变端，安能自白？’反复言之，迄未允。次日复固辞，邵公曰：‘既声明全省厘差皆不就，知府班只善后厘金城防三提调，皆瘠甚，奈何？’余曰：‘优瘠非所计也。’邵公曰：‘是三差皆有人，一时无可委。’余曰：‘既请开缺，岂尚觊他人之差。’邵公乃陈诸巡抚，改委王君德昌赴安顺。 ”此述贵州厘金之积弊，妙在大吏即名弊薮为调剂优差，盖他省亦比比皆然，其习焉而不知其非也久矣。 张氏旋任厘金总局提调。同卷《整顿贵州厘金》云：“贵州厘金，藩司主政，臬道会衔，提调驻局办事。丁酉六月，余奉委提调。先是，余声明不任厘差，总局则董其成，不自收捐也。巡抚王公曰：‘藩司首府均言贵州厘金整顿已无余地，不能有起色也，君调若何？’余曰：‘收成不歉，用人必公，赏罚精严，仍无起色，提调之过也。’王公曰：‘任君所为，应定何章为善？’余曰：‘章程固善，患不能行耳。增收奖赏之章，早经停止，不可不复，薪水亦应酌增。’王公曰：‘可照办。’余曰：‘厘金系藩司主政，俟往商之。’乃谒藩司邵公，详陈是说。邵公曰：‘定功过，严赏罚，不循情，均可照办；奖赏增薪，应从缓酌定。’余友复陈说，邵公终以缓商为词，余乃语王公曰：‘操之过急，恐生意见，惟有渐以行之。’乃申明约束，通行各分局。三阅月后收数有增。王公曰：‘已效矣。’余曰：‘此小效耳。’王公曰：‘尚有大效乎？应若何办？’余曰：‘欲取之，必先与之，用人之力，应恤其私。藩司惜费，不遽允增薪提赏，其实增薪所费无几，而可安办事人之心；增收提赏并无所费，而可收其效。 且不使之俯仙〔？〕有余，而迫之趋于舞弊，亦非造就人才之道也。’王公亟称善，促速行之。余曰：‘俟与藩司商。’乃复商诸邵公，始允提赏，而增薪仍以从缓为言，甫及一年，几倍原额云。”成效之著，由于见理之明，用人之力。应恤其私云云，实通论也。 其任南京厘局总办，先之以奉委密查厘捐情事，局卡之弊，于卷下《查金陵厘捐》一篇可见也。据云：“壬寅六月，入都引见，将赴苏。鲁抚周公馥奏调山东，以屡病，于甲辰秋仍赴苏，适周公署江督。十一月十八日面授密札，饬带员司往查金陵所属厘捐，事秘甚。时奉委查盐务者，皖岸则欧阳君述，西岸则陈君际唐，湘鄂岸则秦君秉礼，人辄知之，独不知余所查何事，有见询者，答以查案而已。始出至镇江，访询数日，雇民舟按日给值，勿问所之，遂入瓜州口，过扬州邵伯，遍里下河至通州，由芦泾港附轮舟至上海，转火车至吴淞，复自上海附轮舟至海门，历靖江，乘舟至泰兴，易小车至马甸。是日雨路泞滑，车不易行，留仆人于马甸，择车夫健者御余以行，未几亦困，乃徒行至口岸镇。次日附小轮舟过马甸、三江营等处。至镇江易民舟，而别派员至高宝，时已十二月十有六日矣。方余之遍历各处也，或称访友，或伪商人，酒肆茶楼，游迹几遍，所至见舟人商贾，辄促膝倾谈，或附货舟，经局卡，亲见司扞之需索，舶户之隐瞒，而不勤之弊，为害亦巨（地方官亦习于逸怠于事者居多）。委员深居，司扞疲滑，日已出而高卧，日未入而锁档，下票风行，漫无顾忌，常关之弊，抑又甚焉。复自十二圩泗源沟至大河口，而奇变始作。初日潮州商人萧英如者，自六合运豆饼四百二十二石过大河口，舶户王姓为报捐，萧继至查捐票填六百四十四石，乃咎舶户之浮报。舶户曰：‘十三即已运至，先扞八百石，告以实数，迭次哀求，迄不允。今日复兴辩论，乃将吾捆吊。诸商悯其状，环乞之，定为六百四十四石，始见释。吾岂忍客之多费哉。 ’旁有商人田姓者曰：‘吾亦在劝解之列，不能咎舶户也。 ’萧曰：‘浮捐若此，贸易尚可为耶？’遂偕舶户至厘局访所识陈司事，问曰：‘捐数不符，何也？’哨弁周际堂大呼曰：‘日将落矣，尔等来抢局耶？速吊之！’余随众往观，见萧已被执，复吊船户于局门。余曰：‘询查捐数，乃事之常，何遽若此？’周曰：‘何干尔事，岂将同劫耶？’余曰：‘厘局固商人往来之地，奈何加以抢劫之名？此案不能不查办矣。 ’（密札有“司丁强横即查提讯办”。）周曰：‘将委札来。’乃遣人取札至，授其司事韦编仲、周瑞田等阅之，阅毕笑曰：‘总督乃东君至戚，捐数乃系明加。’余曰：‘何故？’韦曰：‘比较严故也。’余曰：‘严比较者所以提中饱，非以加商人。’韦曰：‘向若此，东君方进省，请留数日，吊船户者想系粗人。 ’‘有朱姓者，当系司事，甫询其姓，乃亦凶横何耶。’朱自房出曰：‘我名朱大福（闻其实名家磬），虽总督其奈我何？’人多语杂，不可理喻。余乃作书上总督，略云：‘十八日行至大河口，有商人以捐数不符至厘局询查，职道随往，竟被扣留。示以委札，仍不放行。请裁夺施行。’未叙捆吊船户等情，恐过激总督怒也。长江水师守备陈先堂、把总胡应铭等至，劝候查办，韦等仍横傲如故，胡把总始将船户释下。次晨，余移效生局，雨雪大作，民舟小船，概不克行，亲视余所卧，乃棺板也。互〔？〕稀屋漏，衣履尽湿。二十二日风渐息，十二圩盐栈派哨弁率马勇至，出示总督电，迎余至圩。少顷，奉查滋事司丁六君至，又少顷，局员知府赵继椿来界道歉，仍无归咎司扞之词。余乃以即行告。赵请示办法，余曰：‘余乃查厘，非办厘也。 ’赵请留商，余曰：‘君常在省，局中司丁哨弁皆可擅行，果与谁商耶？’赵曰：‘此调大权旁落矣。’余曰：‘然则〔□〕权固未旁落耶？’赵曰：‘萧商前至镇江，浼领事要求常镇道郭公函责扞数逾额，此非司扞咎也。 ’余曰：‘然则今吊船户为报复计耶？前事固已闻之：萧商运豆饼八百石，而责以按一千六百石纳捐，再曰乞求不久〔？〕，乃求领事，卒按九百六十石纳捐，萧商岂得已耶？’赵曰：‘不在局声明实数，而遽往求领事何耶？’余曰：‘饼船初二到，十三始开行，其间屡次声明实数，且呈发单，迄不理，特君在省不知耳。倘能理谕，求远奚为？且领事岂易求耶。’赵语塞，余乃行。沿江商民暨舟子欢声雷动。次日至省谒总督，已先派员率武弁十人提韦纶仲等严办，则皆潜逃矣。总督奏参，赵降为通判，各局卡乃稍知警云。”张〔陈〕以道员奉总督命按事，而司事微员敢加扣留，其横亦可惊矣。商人被迫，乃乞援于领事，为丛殴爵〔？〕，可叹。 至张〔陈〕之总办南京厘捐总局，同卷《整顿金陵厘捐》云：“金陵厘捐总局，故事，藩司领衔，候补道一员为总办，粮道巡道及候补道二员为会办佐之。甲辰岁杪，总督同公委会总办，裁会办，且以藩司事剧免会衔（近年关防存藩署，亦交出），权遂专于总办。……固辞不获。又念财政为藩司专责，请仍饬会衔，亦未允，余乃任事。参酌旧案，定章二十条，而扼要有二：一曰恤商民之困。金陵总局辖江宁、扬州、通州、海门四属，分局三十余。长江捐疏，按九成完纳；内河捐密（有常关漕捐等），按七成完纳，逾额者撤差记过，逾十成者详参。一曰恤办事之艰，各员按年摊解出洋学费万金，蠲免之。增经费五万千。更定比较，留其有余，按大中小局，增收之数，分别提奖。凡更员，一经商定即办札，不逾日悉面交。 革送札到差等费及藉事送礼之习，总局不荐司丁，悉任自择。凡司丁皆取保，按季册报，有更易者随时具报，无弊亏帑者，保人及局员分任之。及届一年，除弥补钱价银约二十万两外（收数系钱，解数系银，是年钱价大落），较最旺之年增银三十五万六千两（定额银七十万两，嗣收数增而钱价涨，最旺之年收银一百万余两，兹乃突过此数。木〔本〕厘另增收数万两）。周公曰：‘自曾文正督两江以来，厘收未有若斯之盛者，而商旅乐出其途，诚非俗吏所能及也。’余曰：‘金陵为大都会，而各库空虚，极为可虑，增收之项皆实银，寄储藩库，以备缓急。’周公称赏不置。然非周公假以事权，不加牵掣，余又安能收此微效耶？”盖江督周馥倚任特专，俾能集事也。候补道总办厘捐总局，粮巡二道乃为会办以佐之，见任者居需次者之次，已异恒例；若布政使，向为道领袖，有综理度支之责，自当领稀〔袖〕斯局，而亦与粮巡二道并解司务，独任此总办之候补道。清季督抚对僚属之权积重，若是之类，其尤著者已。李伯元（宝嘉）《南亭笔记》卷二有云：“江宁牙厘局，本系藩司兼摄，某督到任后，改委道员某总办其事。某尝禀告某督曰：‘伏查牙厘局本与藩司会办，前藩司某，精明强干，有作有为。今藩司某，情形亦熟，仍请札饬会办。’云云。恩笑曰：‘年终大计，首道尚须我亲填考语。后出详督抚两院，今彼一候补道，乃欲填我考语耶，抑何荒谬。’嗣然江宁一省遂以此为笑柄云。 ”（恩谓江宁布政使恩寿。）似即指周督免藩司领局务，张〔陈〕氏请仍饬会衔事。虽语焉念未尽谛，传说之由来，当不外是。其时藩司之牢骚口吻，亦人情耳。 杨子勤（锺羲）《来室家乘》卷下光绪三十四年云：“革员某遣戌新疆，向由府派杂职押解。前有湘籍曹巡检，于衙参时询问经历，自言曾在西北边省多年，至是因其熟悉，且新疆多湘人，委派是差。忽督院易以某令，某令缘事尝得罪左右，欲用此行苦之。坚持不承教，逢盛怒。余力为陈说，不能解，竟以违抗褫某令职，而曹巡检卒解送前往。某令交通言官，摭它事严劾督部，经后任察覆，了此公案。 ”（时杨氏在江察〔宁〕府知府任，督调两江总督端方也。）《宦游偶记》卷下记与端督论辩数则中，亦记其事，言之颇详。〔督〕调端方所黜者知州汪乔年也。其说云： “（戊申）”五月间，总巡知州汪乔年具报：巡至扬州城外，有米船三号无捐票，照章捐罚，将款缴公。余以米船自湾邵分局来，其为委员知县陈润藻卖放无疑也。照章应撤差查办。继思陈为端公私人，如照章汪必不免，乃檄端公由鄂调来之知县李承东复查，以李为端所信，李所言当无异议也。李查如汪禀，余乃请撤陈。端公曰：‘既无票，必有故，可饬陈来询之。’余曰：‘卖放耳，何故？且李查相符，何询之有？’端仍以询陈为言，并语前办厘捐吴君学廉，汪托陈买靴不给价，故恨陈而陷之，众皆为汪为，余亦不欲。厉吏因认真被祸。陈至，询其无票何也。陈曰：‘商人不索票者多矣。’余曰：‘减折买放乃无票，岂有照章纳捐而不索票者？且此三船由邵伯镇至扬州，过湾头时（委员驻湾头） 不扣罚，何也？’陈曰：‘不经湾头，由槐子桥行耳。 ’余曰：‘槐子桥接陆路，舟能陆行乎？’陈曰：‘邵伯下便入湖。’余曰：‘入湖后有戴庙等分卡，能越过乎？且由此出江，何能复至扬州城外？’陈语塞，乃曰：‘司扞舞弊亦有之。’余曰：‘弊在委员或司扞，尚未得实，可欺以方。即作为司扞之弊，驱逐司扞，记委员大过，此系格外从宽，后有犯不仅撤差矣。 ’陈唯唯。余又询汪曾托买靴乎？曰：‘有之。’曰：‘价几何？’曰：‘十金。 ’‘何无零数？’曰：‘夹靴三两四钱，皮靴六两六钱。 ’‘何时带到？’曰：‘三月杪。’‘价已还乎？’曰：‘已还。’余曰：‘汪面还乎？抑此金陵还也？’陈曰：‘扬州钱店拨还。’余曰：‘何时？’陈曰：‘午节前耳。’次日俱以陈端公，曰：‘如此宽已甚，后须严也。’既而曰：‘汪乔年可恶，穿便宜靴，须委以差。如不往，是自取咎也。’余曰：‘靴付价，何调便宜。汪查出厘弊，如委苦差，无以示鼓励。’端曰：‘与厘无涉。’盐巡道荣恒君在座，甚为不平。时有武员，或调其通匪，拟定充发新疆。江宁府委巡检曹鸿绶押解，端改填汪名，盖押犯新疆，往返率须年余，汪年近六十，以此困之也。汪坚不欲往，余屡白无效，乃商之署布政使陈君伯陶。陈君曰：‘是非不可说，惟乞恩或可转圜耳。’余曰：‘但求有济，委曲何伤。’一日，司道咸集，陈为汪乞恩，端云：‘汪某既老而多病，如中途病故，吾为请恤。’余曰：‘大帅待属吏宽，似不忍汪某若此。’端曰：‘汪某不去，谁愿去者？’余曰：‘首府原委曹鸿绶，可仍委曹。 ’端曰：‘曹某何以愿？’余曰：‘曹某年方三十，其祖父病故新疆，藉此运柩，诚两便也。 ’端曰：‘汪某不去，俟吾参后再委曹。 ’荣亦进言，迄无效。布政使樊君增祥莅任，余悉语之，樊君进言亦无效。余见不可挽回，复力陈汪所查有功无过，靴价已偿无不合，且汪苟不偿价，陈或愤汪，汪不应愤陈，此理之最易明者。未偿之说，闻自何人。端曰：‘闻之陈润藻。’余曰：‘陈言靴价已付，可面质也。闻捏之此语者乃陈处两司事，甚招摇。近调人曰：汪查弊而得祸，可调快事。’端仍诿之陈。盖两司事者，端荐之陈以渔利，虽闻其招摇而不欲饬查也。余语涣布政曰：‘汪如不合而被参，余争之，是袒护属员也，应先参我，汪无不合而被参。余争之无效，不得其职则去。’岂复可留，且无罪而杀士，则大夫可以去。樊君曰：‘君已屡争，遽去未免过决，请稍缓再辞。午帅之参汪，以其无名耳。彼自顾名誉，断不至以非礼加君。请姑待之。’余曰：‘有官可，无官亦可，参不参，何促计？君既谆谆相劝，不过求去稍缓尔。’既有同官调余曰：‘后勿与午帅争，将委差出省也。 ’余曰：‘属吏岂愿与上官争？但事有不合不敢不争耳。余屡辞矣，另委何为？’友曰：‘在省多直官甚碍事，将委大差以全颜面也。’余曰：‘朝廷所以驱策人者富与贵耳，不为富贵所束缚，午帅其如余何？无论委何大差，决不就。’友曰：‘何必然？’九月二十日端语余曰：‘汪乔年吾已参。’余思樊言，忍而未发，端又叠言之。余观其意在余，乃曰：‘汪查厘捐认真而被参，以后谁肯认真直言者？’端曰：‘与厘无涉。’余曰：‘何事被参？’端曰：‘心术不端。’余曰：‘心术不可见，见于何事？’端曰：‘劣迹多。’余曰：‘请言一二。’端曰：‘汪乔年不好，不应委差。 ’余曰：‘差非余委，但未见其劣迹耳。倘有劣迹，何以四月请补高邮州，五月查出厘弊乃被参也。 ’端大怒，汗涔涔下，掷帽案上，大言曰：‘如斯言，吾乃若此刻薄，不顾子孙，妄参劾耶？’余曰：‘大帅参人，或有他意，外人求其故而不得，但说不应认真不应直言耳。’端曰：‘照此说，以后厘捐不旺乃吾过耶？’余曰：‘外人有此误会。’端曰：‘是直言吾之咎耶。’余曰：‘外人有此误会。职道固屡言才短体衰，不胜任，请从此辞。 ’端忽平气柔声曰：‘吾辈相契，何出此言？’余曰：‘汪陈与余向无往来，前任所委仍留原差耳。凡争当问曲直，有何厚薄于其间？’端曰：‘君空洞无物，且办厘有成效，何辞焉？’余曰：‘是非不明，赏罚不公，不能办事明矣，请另委人。’端曰：‘相契有素，勿复言此。’遂顾而之他。时提督程君允和道员王君铭谦等在座，均为震恐，余独坦然而出，樊君复再三挽留。十一月十五日委鄂岸督销，余不谢亦不辞，但微言难胜任，盖一辞即恐樊留余□厘也。己酉正月初，始获卸厘务，遂谒端曰：‘鄂岸者督销为江南第一差，岂不甚善？惟职道不便往耳。’端曰：‘何故？’余曰：‘职道往须按定章，此安能办？’端曰：‘章程云何？’余曰：‘分销亏空，总办先行垫解。鄂岸各分销亏空之巨，大帅所知，职道如往，恐前总办不了耳。 ’端曰：‘章程如此乎？’余曰：‘奏案皎然，必应遵办。’端曰：‘若是，非特前总办不了，盐政亦将不了。 ’（分销委员多系端所荐。）余曰：‘委差甚善，委鄂岸督销尤善，但须圆转人乃不决裂。如职道往，岂不决裂耶？’端曰：‘所见极老练。’余曰：‘既以为然，请另委。’端曰：‘委君江西督销。’余曰：‘不能就。’端曰：‘何又不能就耶？’余曰：‘鼻渊数载，用心辄不成寐，将赴上海就医耳。’端曰：‘君受屈甚，安能闲？’余曰：‘江南候补多无差，职道差事络绎，且皆要差，何屈之有？因病辞差，病愈再候差耳。’端曰：‘万不能闲。’余曰：‘请先开鄂岸差，久未还乡，请假扫墓。’端曰：‘几日可达？’余曰：‘三日。’端曰：‘如此甚易，速往速回。’余乃延地师犁熙儿还乡，不欲即出矣。”琐琐写来，胜读《官场现形记》。张〔陈〕氏甚不满于端方也。（杨氏盖亦力为汪齐〔乔〕年缓颊者，张〔陈〕氏叙此，似犹有所遗。）辞鄂岸督销所云，亦见盐弊之一端。 此则之前，叙端方委总办厘局事，亦列为论辩数则之一也。据云：“戊申二月委总办厘局，余复辞。端公曰：‘前办厘捐有成效，曷可辞？’余曰：‘体衰多病，时势亦殊。’端曰：‘任君所为无牵掣。’诸友调端公破格不可辞也。三月二日甫接差，帮提调兼收支知州金焕章亦于是日到收支差，遽云：‘有外销之外款万余金，午帅嘱开折提用。’余曰：‘有何外销之〔外〕款出系公裕官银号结余之款，报明有案，开折列总数则可，未便请提用也。’嗣金屡催开折由午帅批行，余曰：‘曰词云何？’金曰：‘批归督署账房。’余曰：‘此公款未便提归私账也。’又一日，金曰：‘午帅云拨裕宁官银钱局。’余饬办文批，金见稿怒曰：‘区区万余金，尚须文批，不信金某耶？不信午帅耶？’文牍员调余云：‘金某言若此，尚办文批否？’余曰：‘非不信金某，更非不信午帅，公事应如此。即数少于此亦须文批，倘不以所办为然，惟有请午帅易人耳。’金与裕宁县某乃大谗余于午帅（其后类此者间有之）。”清季各省有所调外销之款，督抚或任意提用，公款与私账混淆，恶例也。 关于厘局之弊，高照煦《闲谈笔记》卷一述陕事有云：“同州府属例食河东潞村盐，韩、郃、澄、朝各县设有盐局。……新来委员鲍典史号子康者，湖北人也。昨云：‘韩城西二十里芝川镇，久设厘金局，委员某甚怠事，该镇附近黄河，过渡者，必请厘局查清，始准开船，乃每日必向暮时始来清查。查讫又不准逗留，即促过渡，以故行客每于夜间达彼岸。前月阴雨河涨，一船载五十三人，抵中流，水又暴涨，船随浪逝，舵工无能为力。船中人自分必死，放声齐哭。黑夜云阴，对面不见。有二人在船边，因电光见去岸不远，尽力一跃，幸俱履岸，试前行，乃陡坡也。泥滑不可上，踵后即黄河，不敢移寸步，又久立不住，乃各手拘湿草根，俯身伏坡，直至天明，始遇救登坡。对众详言其故，当即沿岸下行，冀觅其船，行抵距芝川几近百里之夹马口，其船乃搁于河中之沙洲，呼救甚急。河水浩瀚，概无行船，岸上二人乃于附近恳乞小舟将船中人尽渡上岸，已三日矣。三日内船中一人带挂面若干，一人带半角烧饼若干，此外再无食物，每人每日各分食少许，五十一人幸无饥毙者，遂复偕行至芝川，公同杀猪酬神焉。未知彼厘局委员闻之亦颇动其心否？此光绪二十四年六月语也。”可与张〔陈〕氏所记合看，盖不独厉商，其厉民亦竟有如是者焉。 张〔陈〕书卷下《辞查皖南道》云：“戊申秋，安徽巡抚冯公煦将去任，奏参皖南道文焕罢之。先是，冯任川藩，文任成都府，密谗冯于川督劾之，而冯已调皖抚，饬江督查复，得无事。未几文擢皖南道，而冯适官皖抚，至是乃劾罢之。于是有为文上言总督端方公，廉其状，顾所参嗜鸦片演女戏挟妓面粉公司及幕丁勒索状，类不虚。端公密札余查复，札称该道乡望素孚宅心平恕。余固已知其意之所在矣。及入见，余以部民不便查地方官为辞。端公曰：‘此何妨？’〔余曰：〕‘是日客众事繁，乃姑退，明日再见。’端公知余将辞也，故为严厉状，大言曰：‘委尔差，何辞也？岂与冯梦华相契耶？’余曰：‘冯文皆新识，无深交。以本地人查本地官，殊不便。’端曰：‘尔畏此耶？’余曰：‘职道何所畏，大帅如照道所查办，则不辞。’端曰：‘如何？’余曰：‘无一字虚耳。’端曰：‘因〔理〕应如此。’余曰：‘果如此，复何敢辞？’端公颜渐和，声渐平，曰：‘无一字虚甚善，亦可稍含浑耳。’余曰：‘不敢含混以欺大帅，欺地方。’端曰：‘亦有可作为不知者？’余曰：‘以知为不知，仍是欺大帅。’端曰：‘文仲瀛素相识，从前在京赌博冶游，诚不足重。但冯梦华之参，全挟私嫌，吾欲借君名誉了此事耳。’余曰：‘职道无名誉，苟有名誉，一作虚言，名誉荡然矣。倘地方父老相诰，将何辞？’端曰：‘若此岂不误耶？’余曰：‘查明实禀，误不误非所知也。’端曰：‘所参各节，原不关重要，如查云属实，岂能开复耶？’余曰：‘当实禀。’端曰：‘不妥。’余仍请辞，端曰：‘可。’余曰：‘密札须缴乎？’端曰：‘无须。’余乃退。”一委查之件，个中委曲如此，亦清季官场大吏间状态之史料，而为《官场现形记》等书描写所不及者，冯煦不获安于皖抚之任，盖即端方有以致之云。 清末政府谋中央集权，度支部尚书载泽尤主之，于是宣统元年有各省清理财政正副监理官之设。张〔陈〕氏膺湖南正监理官之命，卷下《涖湘始末》云：“宣统己酉纪元闰二月，余由金陵返故乡祭扫，忽电传被简任湖南正监理官，加四品卿衔。翌日，江督端方公电入都。 三月抵都，谒度支部尚书泽公。公曰：‘外省财政紊乱，报销多不实，故请派监理官。’余曰：‘为政在人。如其贤也，若曾文正、李文忠，必不蚀公款；如其否也，监理官安能事事相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