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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判缺多苦，要能守分安贫。如见知府之尊荣，州县之利禄，薰心肆欲，擅理词讼，赃私累累，一旦事发，或告赃，或酿命，一败不可收拾。见府县则昏夜乞怜，曲全了事，辱莫大焉。 官声由此玷，终身无进境矣，此之谓多事。次当戒卑鄙，通判缺虽苦，事事节俭，毋养闲人，毋为无益之费，如居家然，一切服食器具，朴质无华，取给用而已。若事事求奢，必事事过费，过费必不足于用，不能不有求于人。乞粟贷金，人将厌之。久且不应，愈以增累，所得几何，而所丧实多，此卑鄙之尤不可不戒也。诚能循分尽职，有识力，有操守，正己无失，郁久必彰，遇上官委办事件，尽心尽力，必求妥协，立定主意，洁己奉公，勘破此关，则得其大半矣。钱则有所不取，事则无所不办，群相倚重，声誉益增。有要事，上官必曰非某不能办，僚友士民亦曰非某不能办。上官既优待有加礼，府厅咸来商质，州县则麇至求教，视从前之萧索，又是一番景象矣。至此仍必愈加谦抑，勉为大器，行见蒸蒸日上，岂通判所能限乎？若夫谨言慎行，留心政体，则无论典守何职，皆宜服膺，又不仅为通判言矣。’宋曰：‘谨闻命。’后闻其分发湖北，官声卓然。予喜曰：‘此君其有味乎予言哉。’”详言此官之地位及应如何自处，可合看。 卷上记接解淮安饷银赴鄂事云：“余于九月初二到任，初九日即调接解淮安饷银十万赴湖北交纳。先是，江苏盐经历薛某解至安徽桐城地方，失去九十二号一鞘，至下站查出，故委余接解。余至省，藩库将银补足，眼同弹兑。余见方伯曰：“见在九十二号某眼见装银入鞘，其余概系薛经历自淮安解来，鞘内是否银两及平色高下，某未由得知。其鞘见存潜山县，离省只八十里，恳提来省劈鞘另兑。某乃赤贫士，设有舛错，无力赔缴也。’方伯以为拘执，首府亦以不必烦琐为辞。余又力求方伯，银不另兑，恳发封条九十九张，将原鞘封固。接解官所解者九十二号是在皖省新装银，其九十九鞘是淮安原鞘。如原鞘有失，惟接解官是问。 如鞘中傥非银两及平色不足，惟原解官是问，可免将来推诿。方伯又不准，催促即日起程。 余次日至潜山县，订一册，钤县印，将九十九鞘一一过称，某鞘重若干斤，详注册中，发通禀立案而后行。至湖北谒同抚军，问曰：‘足下接解此银，鞘中皆银乎？平色足乎？’余以在安徽屡求不准及通禀立案缘由禀知，并将禀稿清册呈阅。抚军细阅之，曰：‘如此可无虑矣。’弹收幸无差错。差竣回皖，寅好告曰：‘前通禀到时，两司及首府均以为事出冒昧，抚军则曰，此人办事真结实可靠，大嘉奖，浮言始息。 ’抚军姓王名汝璧，号镇之，四川进士。 “ 虽若过于迂执，而干系过重，谨慎可免后患，观之可增阅历。 潘世恩《思补斋笔记》卷七（《管闻》）云：“宫保尚书李书年前辈奕畴，乾隆庚子翰林。 陈臬安徽时，有霍山县民某以事至妇翁家留宿，是日与妇共食，适有人从门外招之出，数日不反，迹之不得。其父至妇家诘讯，以实告，疑有别情，鸣诸官。县令亦疑之，拘其妇，严刑拷讯，遂诬认与雇工人有奸，同谋毙命。狱成，亟请于公，求速结。公曰：‘人命至重，天道难欺，今尸身未获，案情未确，而欲草率了事，于心安乎？’案悬未结。逾年其夫妇，言是日正食时，其友招之出，问曰：‘有货物一挑，从某至某，可得百钱，汝愿行乎？’曰：‘可。’自是每日以此为业，颇有赢余，近始归里，急投县供明，事遂得释。向从县令言，则两人同抱不白之冤于地下矣。公时年六旬，尚未有子，嗣后连举六男，长子铭皖，予庚子（按：此谓道光二十年庚子）会试所得士。今春公九十寿，铭皖乞假归祝，还京来谒，言公康健如壮盛时，盖阴德之报云。书之以告世之司刑者。”略述案情，推李氏耆福之由，颂其阴德。而阅高氏此书，记此谳经过颇详，盖深赖高力也。卷上云：“嘉庆十二年，安徽霍丘县招解民妇范顾氏商同奸夫杨三等谋死亲夫烧尸灭迹一案，连血衣残骨凶器招解到司。廉访李书年先生，恐有冤抑，驳提尸亲证佐到省，委余与某令研讯，各供相符。廉访隔屏谛听，曰：‘供情似真矣。’某令曰：‘供情结实，衣骨凶器确凿，案不错。 ’余曰：‘伪也。’廉访曰：‘何以知之？’余曰：‘范寿子赘于岳家，正月十三夜同妻母弟诸人出观灯，灯散回家。乡间虽无更鼓，应有二更时分矣。又他往斗牌返，自己三更矣。返后范顾氏与杨三及母弟诸人商定，各持械将范寿子凶殴致死，自己四更矣。又将尸支解，煮成肉汁，捞骨烧灰，然后弃埋漫地。人肉未经煮过，猪肉则所常食，每烹煮必须一二时方熟，若要熬成肉汁，非昼夜不能。四更至五更，为时几何？此不确之大端也。况范顾氏母家住居集中，前后左右，各有紧贴邻舍，死者被殴，岂无声息，焚骨臭味，岂无见闻，此理之易明而事之所必无者也。’时已交三鼓，廉访曰：‘明日再细心鞫之。’次日复讯，某令请病假不来，余先唤尸父至前，曰：‘汝媳罪拟凌迟，杨三斩决，媳母媳弟及雇工三人皆拟绞候，冤乎不冤？’尸父曰：‘无冤。’余曰：‘汝媳与诸人正法后，设汝子出，则五人之命应汝抵偿，汝愿具结乎？’尸父曰：‘我止告子赘不归，所有因奸谋死之情，乃官审定，与我何干？’余将全案一一研讯，俱如昨供：打死后砍成八块，肉煮化了，骨烧了，尚存零碎骨数块可据，天衣无缝，欲雪无从。余沉吟久之，因案关五命，哀矜之心不觉见于颜色。范顾氏及其弟顾三麻子忽然叫冤。余曰：‘寿子之尸地方官详辨是煮了烧了，今日寿子若是尚在，固可伸冤。即使已死，或是全尸，亦可从此根究。今日既不知尸身所在，尔曹又未供有别故，何以见得冤？’顾三麻子曰：‘地保同犯人一路来省，他说此案实在冤枉。’余曰：‘地保昨日审过，如有冤枉，岂不供出？’佥曰：‘解差再三谆嘱，按察司衙门审案，如有翻供者，就夹一夹棍，因此地保不敢直说。’即提地保问曰：‘此案是官访闻？是尸亲告发？’地保曰：‘是尸父四月初来县告状，官差头役李遥协同小人查访。’余曰：‘访得如何？”地保神色惊惧，嗫嚅不言。掌责之，地保曰：‘小人实供：五月初十外，小人同李遥查至寿子姨父陈大凤家。大凤外出，伊妻说寿子十五来拜年，指厢房云，在这间房宿，十六吃早饭方去。’余曰：‘此等情节，如何不禀官？’答云：‘未见官，是以未禀。不知李遥已禀否。’提李遥问之，地保谓李遥曰：‘这里审案，不比府县，我已将访得实情供了。’李遥所供无异，余曰：‘汝禀官否？’李遥曰：‘小人查访回时，捕衙官已问成煮了烧了，官未见面，是以未禀。 ’提杨三问之，供曰：‘犯人实未杀死范寿子，因捕衙官问犯人要尸，犯人何处寻得尸来？熬刑不过，乱供数处，第一次起不出尸来，鞭背二百，第二次鞭一百，第三次夹一夹棍。犯人没法，就供说尸是砍成八块煮了烧了。’余曰：‘汝一人诬服，顾氏诸人何亦诬服？’顾氏乃与众人佥供熬刑不过，是以诬服。寿子既十五尚在，十三之未死可知，禀提陈大凤到省，讯之果确。遂逐层驳诘，按名细讯，原审情节，尽属子虚。诘其血衣、凶械、残骨从何而来，原役云：‘因官比急，始令杨三诸人家属用猪血染衣，取家中刀锤及荒冢内朽骨，送官作据耳。’余复于廉访，将五犯提禁保候，饬县确查范寿子踪迹。此嘉庆十二年十月事。十三年十二月，范寿子自河南回，而五人之奇冤始雪。 呜呼，原告只因伊子久赘不归，呈追下落，而县令性耽安逸，辄烦典史代劳，以致酷刑锻炼，逼认重情。招解过府，不过略问一堂，依样招转，几致良民五命负屈夜台。可见鞫狱不可徒事刑求，微员不足专任要件，而于无尸可验之案，尤应慎益加慎矣。再委员往提时，霍丘令已撤任，委陈令往署，案虽讯有端倪，府县大不输服，啧有烦言。余谓署任陈令曰：‘寿子一案，一日不了，为足下一日之累，不可不密为防范。设府县嘱陈大凤等不认，将奈之何？君到县，将各证交委员起身后，传陈大凤之妻，取一结实口供，专人送来，使不能翻异。此事宜密，不可泄漏。’陈令然之。越十数日，接陈令来禀云：‘陈大凤之妻已传问明白，寿子十五在他家宿，十六吃早饭而后去，并该氏口供一纸呈阅。’云云。余阅毕存之。后数日，委员解大凤到省提讯，供云：正月十五寿子实未到伊家。出示伊妻供，始无词。问其何以不认，供云：‘本府嘱云，若认寿子十五在他家住，则此案无出路，故嘱无认。’设使无伊妻之供，则案情又不能得矣。甘心杀人而不顾天理，忍乎哉，忍乎哉！再寿子归来，霍丘县适到省。是日除夕，颍州守亦在省，各有司佥至抚署庆岁，抚军曰：‘今日本不欲见诸君，因范寿子已回，不得不见。向非高别驾细心研鞫，力平此狱，则五人已伏法，今日将何以处，诸君尚得晏然卒岁耶。’又顾颍州守谓曰：‘君前此退有后言，今寿子死耶未耶？’某守长跪请罪。抚军又言：‘乾隆间苏州一案，与此相类。有舆夫左脚大指骈生，共六指，肩舆度日，出门两月余矣。一日水漂一尸沙滩上，左脚大指亦骈，地保告其妻视之，皮肉皆化而六指宛然，妻误以为其夫也。官审为恋奸推夫堕水，照例正法。后数日，其夫归，邻里以为白日见鬼，皆走避之。其人曰：‘日正午，何以有鬼？我人也，非鬼也。’众告以数日前其妻凌迟、奸夫斩决之故，其人号哭至县署击鼓鸣冤。府县地保问抵，抚臬遣戍。此二命以三命抵之，今五命如何抵法？’某守面色如灰，各官骇然，余亦心胆惊破矣。”个中曲折，　缕悉具，且霍丘而非霍山（霍丘属颍州府，霍山则属六安直隶州），几以冤死者亦不仅两人也。特范寿子因何赴豫，而其行不使人知，高氏何未叙及乎？篇末侯金楷附注云：“此案向闻之李书年尚书，谓余作安徽廉访时，昭雪范顾氏一案，全藉高别驾一人之力，皖民以高青天呼之，固宜。至同时委审之某明府，余庚子同年也，而于此案转多方规避，不副所望，至今不能无撼也。今得读此篇，因并志李公语，门下士侯金楷谨识。 ”（皖本未录诸评，惟此篇亦缀侯注。） 是李亦归功高氏焉。与霍丘事情节相类之案，忆他书尚有记之者，一时不及检查，惟李慈铭《与樊增祥书》有云：“颇闻己巳、庚午间，直隶有夫外出，不告其家人，或控妇杀其夫。 时曾文正为总督，太仓钱中丞为臬司，竟磔其妇。越三年而其夫妇，官吏猲制之，不得白。 “ 语焉不详，盖仅属一种传闻，似未必果有事实根据。 卷下记设法援助宣城故令事云：“宣城令陈君（名受培，湖北江夏人），在任病故，接署之员以亏缺仓库银十七万两揭报。抚军骇异，并以本管知府近在同城，毫无觉察，即欲具折参奏，有檄余接署府篆之议。时余晋谒，因进言曰：‘虽据禀揭，但实在亏短之数，尚未核实，与其先参后查，莫若先查后参。’抚军允之，即令藩司下札委余前往查封。余驰诣宁郡，会同太守锺君（名英），密赴县署，见二堂旁屋楹悬喜联，询知系新婿入赘，余急曰：‘此甥馆也，乌可波及？’命从人毋惊扰，随入上房查点。除亲属男妇辈随身衣服外，查封入册者，估计不值三百金。其子年仅十四五，匍伏庭前，泣请援命，目睹惨状，交相惋悼。因为之调齐卷簿，彻底清查。除可报销请领者，实亏银四万余两，在管事家丁及经管书吏名下追缴银九千有奇，余则均系因公挪用，毫无着落。余思数逾三万，实难弥缝，且连及本府同干例议，踌躇再三，因谓太守曰：‘属员亏空，知府例赔六分，君既未能查察于前，又不据实揭报于后。今人亡事败，处分固所不免，而勒限分赔，更例所应然，曷不乘此未经参奏，先同赴省认赔，分限缴补，则万事俱可冰释。夫同一赔也，而一则严干部议，一则保全功名。是非为陈计，实为君计，深思计孰得？’太守唯唯，洎酒阑将寝，又谓曰：‘大府濡笔以待，不容缓。余明日行矣，果否请决于此夕。’诘旦，太守出曰：‘细味公言，真笃诚君子也。为谋良是，请即偕行。’余思公款既有着落，或可仰邀宽恤，惟寡妇孤儿，如何归里，自愧宦囊羞涩，不得不慷他人之慨也。因佯谓太守曰：‘委员奉差，地主当为尽情，必得白金三百见赠乃可。’太守如数送出。余故令家人开封检兑无差，置几案间，复谓曰：‘今既不署府篆，此数实不足用，可复增二百。’维时不独太守诧异，即伺列仆从，亦无不互相惊讶。余故更为催逼，太守不得已，复如数补送。余始告之曰：‘高某虽系穷通判，几曾见出差而收人馈送乎？君既肯以数万金保全一家性命，又何惜数百金而不令其家属扶榇归里耶？此阴德事，我为君种之。’用太守名刺送交，旋即同行晋省，婉为乞请而止。此嘉庆十年事也。自后由皖而官粤西，由粤西而官东岭，嘉庆戊寅于广州任内引疾还黔家居数载。道光三年，鸿爪重寻，膏车北上，途次直隶之柏乡县，适与新选广东增城县令明君（名达，亦湖北人）望衡对宇。 侦余曾守广州，投刺请见。述及伊即陈婿，先年查办亏空时，伊适在彼，其就姻者乃其僚婿也，深知拯恤之恩。陈氏举家至今衔感，询以当年出见之稚子，答曰：‘名銮，已于庚辰以第三人及第，典试浙江归词馆矣。’余闻之喜曰：‘有子如此，陈君不死矣。’抵都甫二日，忽谒者传云：‘陈太史拜谒，已登堂矣。’余未整冠出迎，而太史已长跽堂前，随拜随泣。余即出扶之起，告以途遇明君欢忭之繇。太史云：‘尔时身遭颠沛，若非保全终始，业已早填沟壑。今日之能读父书幸叨寸进者，皆出自仁人之赐，衔环莫报，没齿难忘。’余追怀畴昔，亦不禁今昔荣衰之感。自后频来客馆，动问起居，杯酒言欢，扇联相赠，既殷勤于握手，复稠叠于濒行。余以奉命又复东来，重知首郡，与明君同寅者再岁，而太史亦已一麾出守矣。 年壮才优，后日之腾骧正未可量。此事在当时不过自尽其心，事远年湮，忘之已久矣。太史诚能树立，不谓隔十八年后而有京邸之一遇也，焉得不书之以志一时之盛事乎。”盖其得意之举，叙次亦颇有致。陈銮于道光五年以编修简授江苏松江知府，后官至江苏巡抚，卒于署理两江总督任，蒙优恤，加宫衔。 书中所记政绩，尚多可述，兹不备引。 清代官吏三载考绩之典，各省曰大计，以计典被举者称卓异。犹京曹之有京察一等也。 《宦游记略》卷上云：“嘉庆十三年，安徽计典，铁冶亭制军致书董观桥抚军，问所举劾之人。抚军覆书，谓卓异必其人才识超群，气量宏深，将来可至督抚两司，方膺斯选。今安省道府厅州，勉强供职，无可卓异之人，一一加考送阅。可卓异者，高通判一人而已，亦加考送阅。制军覆书，以为必得七人方合例。抚军以太平府通判邹（名骏）、石埭县白令（名守廉）、教官二人、杂职二人足其数，道府厅州无一人。人议其举劾太严云。”亦大计旧事之可述者。 弢园随笔 《弢园随笔》一册，史念祖撰。其门人周肇祥为之梓行，跋云：“右《弢园随笔》一卷，先师江都史绳之先生遗著也。先生所为诗词，骈散文已先后刊行，独《随笔》不轻示人，先生昔语肇祥身后为刊之。今先生殁将十年，惧久而散失，函其家，因索得所存各条，皆先生手自删定，莫不言精而旨粹。先生之立身守道，与夫战功治行，略见于此。犹记清光绪甲辰、乙巳间，先生以老成硕望，奉旨帮办奉天赈抚，兼督办财政局，肇祥居补庵（按：赵尔巽别号）制府幕，并任财政局税务主稿。僚属中肇祥年最少，秩最卑，气最盛，于兴革利病，辄多所指陈，甚或与先生抗争不少让，先生虚怀听纳，或竟舍己见以从。尝与涕泣论天下事，而痛清之必亡，自恨年老无能为，以远大相期许。先生学赅内外，笃信空宗，每谓生死事大，无常迅速，人身难得，不过可错过。导以读楞严持净土，屡有所开示。肇祥之得发三藐三菩提心者，实先生之赐。悲夫，士生斯世，感恩易而知己难，先生于肇祥，诚可谓知己。至于指迷途出火宅，恩义深重，等于出生，则迥非世俗所谓感恩云者。其种因不知在几千万劫以前，而结果又不知在几千万劫以后，遇合之数非偶然也。先生于《清史》例得立传。补庵馆长以为知先生莫肇祥若，命撰传，凡三千言。今践夙诺，将《随笔》付梓，以广其传。肇祥时命不偶，无足以副先生之期许，然先生身后事，则已了然无复挂漏，肇祥亦可无憾矣。谨薰沐稽首而为之跋，中华建国之六年丁巳十有二月，弟子周肇祥。 ”其笃于师门，可以概见，而此书饶意致，富史料，亦甚有可传之价值。 史氏咸同间佐英翰治军，以功擢任司道，洊跻封疆，书中所记关于军事者颇多。如记军律云：“余擢统领，年才二十一，诸将皆长于余。时适出师豫鄂，首集诸将戒之曰：‘军营恶习莫过扣饷，恶孽莫过淫掳。余自营哨官以来，曾誓神不扣一空名，久为诸军所共知，亦所窃笑。今与众约，统领断不提一名空饷。各营有缺数，统领执法，亦毋怨。又余历观皖中军律，掳虽不敢，淫则未尽绝也。欲除此孽，须自贵者始。今与众约，我最少且未娶，请誓神明：凡攻克城寨，余于妇女少一流盼动念，神请殛之。营官将弁，倘有沾染，或藉词收幼女作婢等等，犯则立参。平时作狎邪游，察出立撤。兵丁平时犯淫插耳箭，行军时无论和强皆立斩。’至是余每攻破营寨，遇妇女麇聚处，辄闭目坐马上，竟无一卒敢有所干犯。嗣兼统方宇新军卓胜等军，英果敏奏派营务处，凡皖将之素称难驭及资深爵高者，亦罔不就范，甚矣正身之效百倍于语言条告也。犹忆果敏有亲军千人，皆死士。果敏素善抚士卒，以其善战尤溺遇之，而骄悍犯科，日益横暴。果敏每怒极，辄扬言曰：‘行将以若等归史六兼统矣。 ’得是一言必敛迹十余日，然亦终不忍真有是举也。黑石渡之役，受降粤匪男女十四万，以僧王疑其数过众不实，必欲按名过点，于是沿山遍谷数十处分发护照，凡同籍者或百余一照，或千余人一照，事既极琐，弹压尤难。余时奉僧王饬都护各降军，凡乘机淫掳者日有斩戮，势犹不止。一日，果敏将之三十里外朗斋（按：张曜字也）营议事，约晨往晡返，勉将亲军交余兼统，且面饬营哨官今日务安静，其意亦知此军素不安静也。日落果敏返，军事略叙，亟问曰：‘我亲军安静否？’余从容对曰：‘尚未大扰，仅小有强夺，斩八人耳。首级在阶下，公可令营官认辨除名，余未暇细诘姓氏也。’果敏色变，下阶流泪，痛责营官不约束，致我死士干法。至是亲军气夺，不敢大肆。”其自道如是，固可反映其时军纪情状，亦史料之一。 盖咸同军兴，卒能戡定大乱，有清有中兴之目，将帅之功，固属甚伟，而官军纪律因仍夙弊，实亦未能尽肃，统军者之贤否所关自甚巨也。 《雉河集解围纪略》一篇，写得最为有声有色。据云：“同治四年四月二十四日，僧王战殁曹州。……六月初，侦贼将回雉河集老巢。雉河集者，蒙亳之交一市镇，约四五百户耳，后改县治，其即今涡阳县也。捻贼渠魁悉产颍寿蒙亳，以故沿涡淮数百里皆贼窟。雉河集又为其盟主张乐行故里，贼尤视为必争之地。时英果敏以皖藩奉旨总统山、英、强、方四军及马队千人，驻镇雉河集。……探贼已入界，前后三路，号称百万，实约三十余万。……（按：中叙战状，互有胜负，而损失颇多，众寡不敌。）大势已去，不可复战矣。明日（按：六月十九日也），贼进河西，遥立一百二十余垒，恃其众，不欲迫我也。又一日上下游分造浮桥，进窥河东，连营亦百余座，而围将合。是时盐犹可入，文书可出。不一日而长城筑，长城三匝成，而偃月营又加矣。偃月者，古有其名，莫知其式，自苗沛霖用以围蒙城，咸诧其巧，余视之乃知为偃月。其法就长城作一面如弓之弦，再筑弓背以合之，乃成月形，每营相距以二十步为准，用兵可省方营什之七，而长城不守自守也。至是而围真合矣，文报断矣，城中人心益惶惶矣。果敏日夕忧叹，誓必死，先遣勇士持家书、玉玦颍州别父母，又思击其浮桥，使东西隔绝，然后与之背城决死战。祷雨乞长河水，果大雨，而河水日涸，舟师胶焉，大骇，莫测其故。后此十一年晤朗斋始悟，盖彼时屯军亳州，壅水便粮运，岂知雉河默受其祸哉。 贼围既密，日出数十骑营外嬉骂，略谓围合援绝，城中旦暮皆饿殍，我不与死人斗，但预备禽老英耳。果敏愤恚极，日思仰药伏剑，幸防之严，刻不令独处，然余心颇惴惴焉。一日方午，张敬云部郎与果敏小院闲话，余适至，果敏叹曰：‘僧王萃东豫皖三省之精，一旦摧之。 今日各省援绝，固由诸军震于王之阵殁，亦本无强援可望矣。雉河虽非名城，顾我既以重兵守，一朝失之，淮南北大局尚堪设想耶？虽然，稗官说部遇奇难往往获奇策，今岂竟束手耶？’语至此，张忽大言曰：‘史六饶有解围策，公不能用，但日觅死奚益？’果敏大惊曰：‘弟于我如一人，军中巨细罔不由弟，何至大计不我告？’余曰：‘知必不能用耳。’果敏急起，自闭门，且曰：‘弟计必奇，速言之。’余曰：‘贼以三十万众围孤营，不分兵取寿颍徇淮南，独蹈苗围蒙城故辙，直下策也。如雉河者，只用二万人围三面，留粮道，以驻守之，使走则不敢，战则不奋，乃真坐毙矣。今贼贪逸，以为可卧而虏我，倘得一旅自外来，军不必精，惟用作线，内以八千死士夹击，此笨贼破之必矣。今日可独当战守者，惟我与公耳。两虎困一穴，毋怪猎人之瞰，户以外援绝，可分我以自援。自援之法，公出而我守，公出则宿蒙之民团可集，康锦文之军不敢不会；我守则贼无所挟而气夺，兵知有援而气壮。自古行大计者贵勇断，一疑豫非英雄矣。’果敏默听久之，叹曰：‘我朝行夕溃耳，诚知弟不畏死，弟与兄谁守？’余曰：‘无论营务权久属我，公谓诸将有梗，我能尽歼之乎？’果敏曰：‘能。’曰：‘然则余平时抚循诸军，士卒几各忘其将，公所知也。今日实言，虽公之尊，士卒亲公不如亲我，兵心属，他何足言。公此时岂犹有所爱虑死于我耶？’果敏笑，顾张曰：‘我纵欲出，奈长围三匝何？’余曰：‘有路。苟无路，半日呓语也。’因低声曰：‘公晨登台，不见西山下小箭沟乎？再迟加小垒，则生机绝矣。’果敏凝想，拍几大悟曰：‘弟诚奇才也！’初，城中建三层台，果敏时登以料〔瞭〕敌，诸将咸指挥议论。余见山下有深涧可绕通山后，下流涓涓，计水不深，长城筑至此中断。余默识之不敢声，至是始言之。张亦豁然，叹曰：‘甚矣用兵之难也，贼徒三十万败此一罅矣。’余曰：‘虽然，部署正繁也。公先留一手札，略言自出调援兵，饬诸军归营务处总统，违者死。再一札以张为亲军统领，不可使丁吏知，用图章印泥倒醮于印可也。公乘何马？’果敏曰：‘我亦思之，今当穿沟跳涧，非弟之小黄马不可，特何以对弟？’张曰：‘马小如驴，公体重而多所挟，能任乎？’余曰：‘惟其小，故战阵不招枪不属目，而又善超越，是以足奇，否则公厩良骥宁少耶？公宜一更出令巡营，随从不宜多，只小童江春儿戈什六七人，余预令马军挑八十精骑河西营畔听调。公三更至，可率之即行。公马上应怀印，携洋枪，握短刀，带碎银四百两。’张问此何为，余曰：‘四更计可出险，然度高炉、西阳等集，天当大明，仍在贼境，倘追兵迫，急抛碎锭以饵之，数骑必可脱也。今夜口号已传西林二字，毋使呼帅。 ’果敏曰：‘弟为我虑极周。天明不知弟将若何？’余曰：‘我无事，惟院中伏死士四十，门外枪队四十，天明集诸将宣公遗札而已。惟私计山军我自将，方军属我，马军我旧部，亲军新将为张兄，所不可知者强字一军耳。程素机警，且其兵多营于外，似当无烦戈矛也。’日晡部署备，坐以待时，果敏曰：‘我甚恐。四月朔日之梦，弟忆之乎？’余曰：‘妖梦难凭。’张问所以，果敏告之曰：‘初梦独立于大屋三间，东间先倾，西间继之，即走出院，回顾中间亦倾，惊而醒。今山军败，英军溃，强军为吾旧统应中间，非一出即倾耶？’余曰：‘就以梦论，既回顾，是公出无害矣。公苟出，大局之幸，他何必顾。 ’果敏默然，起携余手，偕张入卧室，再拜而泣曰：‘弟以计出我，天日上鉴，弟死我决不独生。城中粮尚支几日？’余曰：‘军粮七八日，以法均之，军民勉可二十日。 ’曰：‘即请以二十日为约，约内溃，弟之过；二十日兄不到，兄之罪。 ’余遂送其上马，嘱曰：‘苟得军，战勿激。’于是余与张亦分道巡城，五更不闻贼营有声，知已济。黎明以八十人守门，集诸将于果敏寓，程文炳先问：‘帅未起耶？’余笑曰：‘毋问帅，帅且抵蒙城。’程大惊起立曰：‘公竟擅使帅出耶？‘余曰：‘毋多言，现有札在，吾为公等宣之。’宣讫，四座无言。少间，程曰：‘帅出亦好，特长围不易越，须出万全，且何不谋我？’余曰：‘万全我不知，惟帅竟安然越矣。至不谋公者，正恐顷之大惊误事耳。’张乃扬言曰：‘大军在围，不可一日无主，公等有言速赐教。’于是诸将皆拜，余答拜。因发令均粮，凡城中民粮举纳公仓，计人授五合，与兵同，小口半之，造户丁册，一日一领，军中二十日内毋得杀马。令河东西诸军，日必出数百人列营外，候余亲至，伺便挑战，战不必大，期日必一胜。盖军气挫久矣，非逐渐振之不可大用。自是日日获小胜即止，贼知果敏出，亦加营深垒，不值一哂矣。果敏之出也，一日夜抵宿州境，宿人受恩深，素为用，闻其突围，不约而至者万馀人。 筹军粮，调蒙城军火，延八日始克进攻西阳集。康锦文军亦来会，攻七日不能下。果敏几二日不食，亲督战，大哭于阵曰：‘前途尚有高炉，今一集不得下，何生为？’万众为之感动。 康故受果敏知，又虑其自尽，遂亲率诸将，各持一束稭当先，顷刻攻破，果敏为之进餐。留宿团二千人守之，又别营十二垒于沿河通蒙城，自以康军进攻高炉。贼知我利急战，三日不出，我军迫而攻之，每一进一退，所伤实多。果敏谓康曰：‘事至此，成败间不容发，惟昼夜攻之，勿退勿息。’就濠外筑二台，高与城等，临以火器，俾下得尽力掘其墙。是时雉河城中亦昼夜闻枪炮声。余恐贼掣重兵往援，遂逐日四出攻其长城。又二日，瞭望高炉一带火起，知集已破。又一日，枪声近，知与援贼战矣，下令城中居民尽登埤，抽城营各精军四千人，备门扉椽板等物以待，明日巳正，果见援军旗。余急督诸将，分两路夹击填濠，军心困激久，各舍死进。长城既破，犹大战一时许。午刻河东西贼尽走奔太和，于是围解。未刻果敏入城，执余手，遽拜于地曰：‘迟二日期，苦吾弟矣。’余亦悲喜交集，莫知所对。知余粗粝不饱，亟制酒馔，痛饮不啖。果敏谓余曰：‘贼走甚迫且乱，明早宜疾追之，可逼出皖境，勿令得喘息，又难制已，弟能以五千人追之乎？’余曰：‘痢疾四年未愈，近因二十二日身不著床寐，痢更剧，守埤本可轮卧，以公出之次夜，有伏女墙睡者，余怒手斩之，嗣甚悔，誓不床眠，每乏极，略闭目一二刻即自惊矣。此乌可再纵巨寇？’果敏凝想曰：‘弟再苦一日，抵太和则大事定，务勉一行。我恐其反斗不易当也’。于是议发禀报捷。初，果敏出围，有禀上曾相，得批大惊，因加诮让，谓自古无大将潜逃偏裨能守者，拟劾之。盖雉河如失，乔帅议弃寿州并曾相军守淮南矣。未几见围解且逐贼，全省肃清，转叹果敏知人，亟檄余往见，故有临淮之行，此后事也。次日黎明余整队将行，果敏送余，又拜于地。余大惊问故，乃索其家书。先是，果敏出围之次日，有壮士二人，为果敏封翁福公隆阿募递书。书至，余与张同观，大略言：‘启儿平时信史六如神，谓在皖鄂多奇功，我久疑之。尝闻黄秉忠、边小园等言其人狠鸷，现当生死危急，务宜防范，恐其自谋弃吾儿也。’余阅毕，纳诸袋中，久忘之矣。至是还果敏，果敏终惭怍曰：‘弟数数与我共险，今挺身代我死，乃谗者谮父反言之，令我立无地。’余笑曰：‘论大伯之疑我非一日，公忘攻麻城时两书耶？弟虽不肖，然此益征公之专且明耳，何足为惭？’后余到颍，福翁见而自挝，极道惭悔，且曰：‘足下无怪，老夫向以启儿誉佩过甚、信用过专，实先疑诧，非尽坐谗人。今举家拜生全德，直老耄瞎眼，愿视吾儿勿介怀。’此亦后事也。余追贼二日，即抵太和之界首集，仓卒莫克裹粮，沿途或拾贼遗，或食田中倭瓜，幸未令贼喘息，三日出境，于是全省肃清。按：雉河之役，在围者有朱观察一峰，乔鹤帅委办城工者，其果敏幕府，则同知张敬堂，营务处委员，则新投效同知任畹香典史、乔子峰县丞金少甫也，合并及焉。又雉河解围，始终不见外军，乃近阅《平捻纪略》，谓有淮军周盛波。噫，是役也，不佞忝主其事，虽在围昏瞀，亦何致有军不知哉？周盛波者，后三月余与之同入豫境，因攻圩同获谴，始识面，或雉河解围余追贼行后即到耶？不得而知矣。总之，解围攻在康军，不敢不辨。”写来兴会淋漓，不特史迹攸资，且可作小说读，以其绚烂动人也。 《生擒李允安徽肃清纪略》云：“同治丁卯冬，捻匪李允等窜渡淮安六塘河，骤入皖境。 初，英西林中丞以皖师驻江苏宿迁县，会东豫诸帅，分认地段，困贼于山东境。七月贼势益促，中丞以部署既定，留诸军扼守，偕念祖回颍州。旋丁封翁忧，得旨藩司护印，一切军务仍责成督办，缺固未开也。十二月中旬得报，贼于漕督界内六塘河溃围，直奔安徽凤庐一带。 中丞时在苫块，急谋念祖曰：‘皖军尽暴于外，千里无一卒，今贼斜刺入，必趋凤庐，诸军返救，尽在后矣。’时念已久卸兵柄，但充当〔营〕务处，因曰：‘公宜急据寿州，念愿星夜趋凤阳。公即奏请，凡诸军回皖者，无后先均归念总统，当必有一二旅先回可调拨者。’议定，索契箭一，立率十余骑行。是夜度颍上，明日过寿州，沿途无闻见。二更抵凤阳，时郡守为李捷峰，城不开，示以契箭，仍不开，心急如火，绕城走。天明入五河境，不见烽火，心稍定。忽睹路旁行人中有肩刀而上担号衣者，行甚驶，呼问谁军，以凯字营张得胜对，余曰：‘贼在何处？’曰：‘李允昨日已至五河投李世忠家，其众或散或降无能为，淮军同追而至者且数十营矣。’余思我军势孤，李世忠必以李允予淮军，若然，非皖空受其扰而彼擒渠乎？急下马，于树下出纸笔，先拟一片奏稿，又作西帅致李书，略云：‘当贼入境，已驰奏派史君总统诸军。顷知李允投足下，当又飞章入告，派史君持契箭提取，翰亲到寿州来迎。 并陈足下忠诚素著，必能不烦兵力缚献渠魁也。一切不及公牍，史君面述，前后两折稿抄呈。’云云。一面将权宜办理及非震之以入告世忠不为我用大略，飞书寿州。诸事毕，日已午。驰抵五河，直入世忠家。世忠见余来，惊愕，邀入别室，将契箭及书面致与阅。世忠踌躇曰：‘公来稍晚，奈何？淮军到者不下四十营。昨其营务处余观察紫垣又至，坐我家逼索李允。 皖军继张凯臣至者惟程从周第一二军，奈何！’余曰：‘此非战阵，何论多寡哉！贼入皖境，足下为皖人，与皖帅素厚，公谊私情，均当交皖。且足下独不自谋乎？昨日以李允交淮军则可，今日我至，见手书奏稿不交，是于淮未必见功，而于皖必先受祸矣。试思淮军受李允，何人出奏？而西帅咫尺寿州，倘别有所陈，足下恃谁为辨之？’世忠色动，曰：‘我固计未决，故一日来以妓酒款余紫垣及淮将于西屋。我初疑帅未必如是知之速。今思倘非事急，岂值遣公递书哉。今夜必交人。但我亦不可留，当同公之寿州。其何以备淮军，则在公之善其后矣。’余曰：‘毋忧，足下但以眷属及李允等先水道行可也。’议定，出会淮军诸将。余紫垣首问何事来？对以迎统皖军耳。少顷，皖军诸将佐程从周、张凯臣、牛慕琦、任畹芗、程希禹等亦集。余密告以帅到寿州，特奏遣余来提李允，今夜饬五河水师二更以二十艘出口听调，诸军四更尽拔，分南北岸，辎重在先，各用精卒列阵行。事虽不至用武，宜戒备也。独留凯臣一军勿动，与余紫垣烟床夜话。明旦事发，即出奏稿示之，若辈震于出奏，且帅在咫尺，必不敢擅动。且凯臣资最老，刘省三曾为其帐不卒，于淮军为有恩，再缚之以情，但得排宕两时，我去远矣。诸将喜诺，主人开筵宴客，觥筹甚乐。一更各散，余托入营先赴河干，食顷，世忠三大艘驶过，余亦登舟，顺风扬帆。黎明接帅复书，谓‘申刻抵寿，三更接途中信，当集幕僚议，五弟以为太险，翰则料其必济’云云。辰刻入城，帅迎呼曰：‘良臣解李允先到，居西院矣。’余笑曰：‘此时计凯臣当吃苦耳。’帅曰：‘此番肃清、擒渠不遗一失，弟以伪奏立奇功，我必以真奏奉酬。’明日诸军皆至，降众二千余人，分别遣留，贼首除李允请旨正法，余如牛遂等均赦之。知天明余紫垣果大惭怒，得凯臣多方喻解之，始怏怏拔队去。帅曰：‘我不忘凯臣功，当附片保之。’是役旨回，西帅得二等轻车都尉世职，念祖加恩以按察使记名，凯臣得云骑尉世职，诸将准择尤汇保，李世忠则赏荷包等件并传谕嘉奖也。 初，世忠先入城，与帅谈已久，余不知也。次日，帅戏谓余曰：‘弟计诚奇，然只合欺武夫耳。’余干笑曰：‘兄处之当若何？独不思兵柄在我，彼有富名，而为中朝所畏。今留贼首住其家，我若猝发，淮军岂得而救哉。’帅大笑曰：‘良臣不愚，彼早窥其几矣。我顷问彼当史六到时，胡竟慷慨不再谋。彼叹曰，此事甚险，初固迟回。后见史六言婉而目光射，转念此人非余紫垣比，勿因功而获奇祸，一旦玉石俱焚，我从何辩哉。良臣不愚也。 ’”此役淮军以重兵临皖，李允若已在掌握，而史氏出奇制胜，以诈术诱胁李世忠而得之，使淮军向隅，而皖军擅其功，以得优奖，运思之巧，赴机之敏，写来极有兴趣，殆亦所谓兵不厌诈耶。当时诸军争功之状，于斯亦可略睹，淮、皖二军盖几于相哄矣。此等史料，实颇可珍。至谓李世忠皖人，稍未谛。李籍河南固始，特家于皖耳。 咸同间之内乱，“发”（太平天国）“捻”并称，二者若即若离，未能合作。清军虽受牵制，卒先后戡平之。盖一则建号称尊，略具规模；一则纯为流寇，难就范围，性质既异，不克有统一之步调也。惟同治三年，清军已下金陵，军势方盛，捻匪独当其冲，宜以势孤而不振，乃忽甚炽。剿捻大帅威声夙著之僧格林沁，阵亡于曹州，大乱数年，震动京畿。萃诸路将帅，用百战劲旅，惨淡经营，多方苦战，至同治七年而始定，其事颇出清廷意外。故当时统兵者，自钦差大臣以次，屡奉严旨诘责。推其由来，洪氏覆灭，众无所归，乃合于捻，势遂大张，成燎原难遏之象。而据史氏所记，其间僧格林沁实尸其咎也。《受降中变纪略》云：“马永和之来降也，其时粤捻合股，众逾百万，回援伪都。其首入皖境，其尾犹在汉襄。及中途闻南京已克，大势瓦解，故其降甚迫也。僧王拟拔队出黄陂、孝感截其腰，以马降稽留三四日。适马以各股乞降书夜投果敏营，且告曰：‘我之后为某王倪矮子，倪之后为扶王陈得才，陈之后为某王蓝长春，蓝之后为某王赖文光，众各数万、十数万不等，再后则为任住〔柱〕、为张宗禹（按：张宗禹盖其本名，官书作张总愚也），皆捻党矣。公开诚受降，徐收徐遣，不六七旬可散百万豹虎而定两省之地，此岂非天数哉。’果敏大喜，置来书于怀，独以僧王多疑为虑，问：‘能缓十日乎？’马笑曰：‘彼以人心已涣，各求生路，故降。倘可缓，彼有众如此，独不能他窜乎？’念曰：‘王行甚急，愿少秘，犹可为。’天明，王促果敏往议拔队，至则恩鹿圃翼长已微闻其事，觊受降可邀功获赂，于王前迫果敏出降书，王曰：‘彼众太巨，我宜亲降之。’遂不行，令果敏复书令次第来谒。自倪矮子始，倪给都司衔，予五百人。陈得才未至三十里仰药死，尽散其众。至蓝长春而局变矣。蓝广西人，固道光末初起事之党也。王一见怒曰：‘粤匪叛恶久，他省胁从姑挠法以宥之，至籍隶粤西者势在必诛，械蓝于营讯供。’斯言一出，凡广西贼一夜散走千余人。明日蓝供上，慷慨自言与洪杨同党，即斩首榜示，果敏力谏不听，于是蓝众半散半回窜，而数百里贼氛一旦复然矣。嗟乎，攻败垂成，更酿中原大劫，以致任住〔柱〕一炽于皖东豫，张宗禹、赖文光再肆于东直，波及于苏，而僧王则首受其毒于曹州，谁实使之哉！夫僧王之愎，犹不失忠，彼怀私者不几于一言丧邦乎。” 《降马永和纪略》一篇，亦颇有致，缀录之。据云：“马永和乞降，果敏初欲少缓。俟僧王行，马单骑来，言人心已涣，迟且溃。不得已偕余与郭黄诸将至其军，宣谕准降，令各自剃发，各省同府人分集一处，候给照。午刻携马回营，遂即日受降。晚饮马于营，马欲得统领，将万人。意甫露，偶问余曰：‘阁下自杨柳湾回乎？’余曰：‘然。’曰：‘孤营陷重地，终侥幸也。’余曰：‘我自巡探，遇大敌出不意，岂好为孤注哉？特不解若等以十余万众，不战不走，率然请降，为何说耳？’马骇然曰：‘此地名黑石渡者，两山夹一沙冲，有水则狂流巨浪，无水则两岸壁削，有崤函之固，阁下不知耶？’余笑曰：‘愿闻其固。’曰：‘官军已分扼对岸矣。有紧则以马队顺沙冲直下，虽铁阵必腰截。况我师太众，非两昼夜不得尽渡，倘中崩则首尾立溃。’余顾果敏曰：‘何如？我固知彼中无人也，彼狃于流沙不能成垒，未见我后山竹营之法耳。霍六〔丘？〕无山无竹，若以竹编篱两层，中离五六尺，实以沙，其御枪炮捍铁骑与土垒何异，如是连屯五六垒，作诸军之传舍，分起开拔，无虑数十万众可从容渡也。两岸有战事，官军或迎截我前，或迫追我尾，得此沙营作中权，前后接战，都为有根。 今已秋深，无山水，崤函之固安在哉。’马变色瞠视，击案称奇计。果敏急乱以他语，夜谓余曰：‘何与此辈谈兵？’余曰：‘彼军分心涣不虑有他，惟降将半伪王侯，马尤志大，使知才如区区，官不逾四品，众不满三千，其奢望可稍遏耳。’嗣遣降众，留千人，予马游击衔，为两营分统，帖然无言。” 又《追降黄文诰纪略》云：“……僧王之马军自正路追至，余使迎告之曰：‘贼已降皖军矣，吾且引之谒王，他军丝毫不能凌犯。’寻晤其将都统恒龄，且告曰：‘贼尽于此，毋事再进。’众骑兵素知余军，惟目送而已。申刻同英果敏谒王于村外，跪黄于下，略询数语，顾谓余：‘彼众屯何处？’余指前山对，王立而视曰：‘不止万人。’余急曰：‘妇弱居半。’王含怒曰：‘反十余年，一朝势败投降，太便宜。’少间又曰：‘嗣后汝等勿得擅受降。’余唯而退，果敏亦携黄出。余私谓果敏曰：‘适言公闻之乎？’果敏曰：‘王虑人骄功冀赏，故作是语耳。’余曰：‘不然，我有隐忧也。王素吝保举，慎名器，每曰，臣子报国分内事，故各省客军佥畏而不爱。又尝曰，反叛罪重，不以一日乞怜赦其滔天大恶。凡此等论似正大，而实则偾国之兆也。奈何？’果敏曰：‘日内王且入鄂矣，彼绕截其腰，我厄其项，贼虽百万，可坐而降之矣。’越二日，忽有驻军不行之议，大局为之一变。噫，数矣哉。”此为关于捻乱之重要史料，深资征考者也。他书记僧格林沁事者，如薛福成《庸庵文编》卷四《科尔沁忠亲王死事略》云：“……科尔沁忠亲王视师……威声赫然震中原，既而追捻寇于光黄汝邓之间。……一日王先其大军，自率亲兵数千，与贼十余万夹水而军。贼久怖追军，无所掠食，步贼足皆肿裂不能行。会薄暮，未测我军虚实，愿就抚。总兵陈国瑞为之关说，已有成言矣。 贼先遣二渠来谒王，王见贼渠怒甚，语未半，趣命斫之。贼众大惊，皆散走，迸入山东境，王益疾追。当是时，官军与贼皆重趼羸饿，环寒暑不能休息，势助俱踣。……”盖于其致败而死之由，似亦颇咎其戮降渠。事可合看。 至僧格林沁以洪杨起广西深憾敌之籍隶广西者，按李秀成供状有云：“自翼王出京之后，杀东北王之后，至蒙得恩手上办事，人心改变，政事不一，各有一心，主上信任不专，因东、北、翼三王弄怕，故未肯信外臣，专信同姓之重。那时各有散意，而心各有不敢自散，因闻清朝将兵，凡拿是广西之人，斩之不赦，是以各结为团，未敢散也。若清朝早肯赦宥广西之人，解散久矣。 ”曾国藩同治三年七月初七日所上贼酋分别处置粗筹善后事宜折有云：“李秀成……又力劝官兵不宜专杀两广之人，恐粤贼愈孤，逆党愈固，军事仍无了日，其言颇有可采。”一时情状，并足同览。 史氏谓僧格林沁吝保举、慎名器，其《记军营保举》一则又有云：“咸丰中年军营保举甚重，而文员尤难，至不在事而列名者殊罕见焉。自同治甲子南京保案逾万人，风气一开，后遂不可究诘，不忍置论矣。其时惟僧王最惜名器，寻常逐北，仅予奖谕，非擒渠肃清如张乐行，苗沛霖诸役，莫克膺赏。念随征三省，宁于奏调折中极切褒誉类明保，而卒未予进一阶，营官以下可知矣。” 僧格林沁之督师，以藩王握钦符，贵倨，与共事之帅臣疆臣等（貌敬而意不然之）多不睦，观史氏所记，英翰即深以对待僧格林沁为苦也。赵国华代阎敬铭撰《丁文诚公墓志铭》有云：“有述其轶事者曰：公始至东，忠亲王方蹙淄川贼，王向见督抚两司不设坐，公至门，谓同役国家事，坐则见，不然勿通，左右大惊。王闻之，遽加礼焉。闻者称公并贤王也，其实微公无以成王之贤也。 ”（丁之官山东，由按察使始，后历布政使而至巡抚。）如所云，邸帅尊严，竟至不为督抚藩臬设座，其骄倨亦甚矣，宜和衷之难也。邓辅纶《刘武慎公年谱》卷二同治六年丁卯追叙同治二年癸亥以直隶总督临军时事云：“初，公之甫抵大沽也，即遵敕赴营接任视事。……僧邸以马队蹙贼，攻破山东冠县老巢，而各逆匪首反驱之入直，尽为直步队生得。朱登峰者，宋景诗逆党中匪目也，为直军擒获，僧军佐领持亲王令汹汹来索，日三四至，直军不欲与。公曰：‘弗与则两军从此隙矣，与之便。’及解至，僧邸喜甚，问登峰孰汝获，以实对。僧邸亟遣骑校数辈速公，倾身引接，延之上座，自以手指其耳，谓公苦军事，老夫几为此物所误。公逊谢外，惟深自引咎，无他言。僧邸趣传侍郎恩承速具疏草，因坚留公会衔同拜发。有顷，送稿至，侍郎平立旁侍读，公亦离座立。良处，僧邸乃命为侍郎于榻侧设一坐。卒读，侍郎仍持草呈，公敬书奏字。临拜疏，僧邸命平设垫，掖公同行礼，再辞不获，公乃自移其垫稍后。毕，乃辞出。僧邸因自解所佩火镰小刀以赠，并遗所蓄良马四匹，然由是益畏忌公，二年十月十四日，遂有专倚南方勇丁，恐一经示弱，日久轻视北方之奏。……”僧格林沁盖待刘长佑有加礼，然其体势之尊，犹迥非并时他帅之比。（恩承时以内阁学士在僧军。曰侍郎者，或以兼礼部侍郎衔而称。）对刘虽一时似颇心折，而忮心不泯焉。其以误信人言自责，王闿运《湘军志》卷十四《平捻篇》言僧王左右横恣，亦可参阅。 至当归诸军争功之状，谱中此节，与史氏所记，均足略见。 史氏曾官甘肃安肃道及按察使，左宗棠西征，实与其事，对于粮运，尤致力焉。书中《肃州粮运始末》、《关外粮运始末》、《收复肃州随营大略》三篇，言之颇详，足资史家要删，文繁不具引，其间深不满于左，多有讥斥之词。 其迕左被劾而罢甘臬，据其自述，盖以力争俞应钧、孔才一案。书中有《俞应钧擅杀回匪十八人一案》一篇，详其颠末，附录关于审讯此案致左原禀一件，警策可诵，如“至若玛瑙斯之役，阻挠抚局，几误厥功。窃维中堂旄钺专征，不难即时斩以徇军。现时案归法司，但合就事论事，难因既往，中以危法。伏愿中堂前已宽徇军之令，令更发求生之慈，俾司中拟详得以持平，犯官虽死亦可无憾。且俞应钧一员，身杀多命，为祸之魁，将来无论若何拟办，均有应得之罪。若孔才，则平心论断，几于无罪。夫有罪而争死生，君子且不敢将顺，况无罪而致之死地，即小人亦未必忍为。本司今日不剀切直陈，迁就遵批办理，纵刑部不敢驳诘，犯官不敢京控，一旦中堂怒霁悔来，必鄙本司以杀人媚人而陷中堂于不义也”等语，笔致犀利而深警，公牍中之佳作也。 《云南裁夫马钱纪略》云：“滇黔赋轻徭重，有名夫马钱者，创于吴藩，再定于鄂文端，二百年来甚相安。同治间大乱后，州县瘠苦，官绅藉夫马苛派，往往加至十余倍，折价饱私囊，扰累甚苦。光绪甲申春，鄂生（按：唐炯字）中丞抚滇，首奏请裁革，檄通省永禁，功至伟也。惜未暇远谋，几难善后，当时识者佥谓滇中赋薄，辅以差徭，良以路旷山崎，动赖力役，一旦尽去，恐官中转输从此掣肘，且各土司边僻野处，率与汉官声气隔绝，古人定此，守堠举烽之丁，导路肩舆之卒，必出于土民者，不专为惜费，藉以通汉夷之情，使知威化耳。 害去已甚，因噎废食，大非持久之道。未几司农果以夫马已历久远，既议尽裁，从此通省转输，有无巨款可筹，来诘。维时各州县示已出矣，石已勒矣，前敌军装饷鞘，虽价雇夫马，果居奇矣。各州县纷纷上禀，或公出，或办差，俱无处觅夫马矣。反汗既难，径行又不可。 乙酉春，余适权藩篆，月卿（按：张凯嵩字）中丞首高此事，极不以唐为然，思有以反之。 余曰：‘天道恶极，唐举诚过，然亦天心人事有以激之，逼成此快举耳。今承司农旨，固一疏可复，在公以为酌中定法，可上下无损，独不思牧令贤否不齐，不十年仍蹈其旧，非唐为通省拔祸根而公种之耶。无已，斡旋一策，当可补苴。’于是乘秋闱士绅之集，聚而告之曰：‘今夫马之裁，已一年矣，牧令窘迫于外，司农有言于内，吾恐大吏只费一疏，则规复在指顾矣，奈何！’众惶惧求计，余曰：‘闻通省夫马岁约摊五十万串，有诸？’众曰：‘承平时数诚不逾此，若近年之明增暗长，奚止倍蓰？’余曰：‘今按升粮输费三四文，岁约四五万串，名曰夫马经费。官中得此，凡主试学使诸差，以及转运饷械诸役，皆有资于民，则昔十而今一，于官则不患后来者翻此铁案，民情愿乎？’佥云：‘若此，则通省之福矣。’书报，岑襄勤大喜，特以三四文较多，恐民不从为虑，余驰椷略曰：‘苟无益于民，虽一文之微无殊加赋，民亦不愿。兹一举而永获大利，虽稍多奚患，应以三文立案。且滇省赋则，粮外有条，今先舍条摊粮，岁约得四万之数，后此倘遇军兴变故，尚有摊条一法，犹足补苴也。 ’议定，遂以丙戌为始。于是通省始欢然曰：‘滇省二百余年夫马之累，今日始为真裁矣。 ’” 此为滇省赋役史上一大事，丁宝桢先以川督裁夫马局于川，为其著名政绩之一。（唐炯曾官川省监司，由丁荐起。） 其记珠玉宝石者，如《五珠记》云：“同治甲子夏，英果敏公以皖臬统军，檄余率兵之霍丘，掩捕李、谭二贼。李为差，谭为书，皆内应苗逆陷城者也，获后经阜阳。闻有诈称武职滋扰者，立擒斩其渠刘姓，胁从悉纵。搜护伪印文札累累，得赤金叶四十余两，大珠五，皆金匣。一大如龙眼，四稍小，皆巨万物也。当思此珠非寻常所得有，非掠巨族，则圆明园之遗散人间者也。余虽不知有此而斩之，既斩则誓不取，因驰雉河集，即今涡阳县，以金檄粮台程希禹充饷，以珠呈果敏。果敏一见而骇曰：‘此奇宝也，弟不取而遗我，待弟娶妇必转馈其二。’余笑曰：‘五且不欲，何二为哉？’是年冬果敏旋阜阳。时果敏具庆，与诸将家属同在颍郡，诸将嫉余之战功最多，军最强，且综文案秉笔，更统辖诸军营务，与果敏固无异手足，驭其左右将校仆役又过严，因内外诪张，倾轧者数矣。一日，果敏封翁福凌阿公语之曰：‘若尝谓史六不欺，闻曾得二大珠，自藏而宝之，何不与若一睹耶？’果敏惊且叹曰：‘几忘之，珠久在儿所，实有五，奚仅二哉。’亟取而献，于是阖家传观，福公为之默然久之曰：‘天下竟有如是之人哉。’明年余娶妇，彼此已相忘。已巳余以直臬开缺滞保定，寓莲花池。果敏出都抚皖经此，犹告余曰：‘兄在京阅珠多矣，曩物实奇宝，誓不轻示人矣。余亦以勿炫相规。庚午书来，谓迎江寺吴竹庄方伯建塔，塔顶例得一珠，遣员走粤东，三千金犹不能当意。兄一时之豪，以震儿冠上珠施之，盖四中之一，讵珠去塔成而震儿殇，痛且悔。 ’余答曰：‘兄舍珠不足悔，兄中年得独子，宜思调护久长，以惜物力杜祸患。此何物，而可为孺子饰观乎？兄当悔冠珠，奚悔舍珠哉。 ’因之二十余年常语家人曰：‘古云尤物损人，非迂论。此珠不知掠自谁氏，旋祸刘，几祸余，卒祸果敏，吾始终未见其可宝也。’” 记白玉班指云：“余在甘肃十载，所见白玉无虑千百，尝作《记玉》一首，然卒未睹古所谓羊脂者，大抵能至九色已称绝品，盖玉之为物，非相形不自耀其美，聚十玉而较之，等第各各自现，古所以比君子也。每有独视似已极皎极润，及遇加一色者，则白中或忽带青或带黄，润而光则过澈而嫌空，润而浑则过实而觉不活。每加一色，顷刻变态，初以为无可上者，转瞬又彰彰不若也。以故余虽极力物色，终无所遇。惟旧蓄一班指，在兰州出示玉工王喜，喜年八十余，一见即诧曰：‘此已九八色，去羊脂一间矣。遇极美玉，白若不能胜，必吐红光矣。幼时曾见长相国征张噶尔班师得一班指，饬我父上光，与此正同。小人琢玉数十年，未再见也。 ’余曰：‘信然。尝于同治已巳入觐，英果敏素知余蓄此，必欲购一物与之抗，遍索京华，竟无与比。嗣六百金得一班指，终逊二色而止。’喜因问此宝得价几何，余叹曰：‘余力安足致此，无心遇之耳。尝随英果敏驻兵宿迁，时大疫，日死数百人，凡贫无以殓者往往给赀以助，遂有以此求售者，索四十金买棺。余哀之，予以五十一两一宝，比时同僚窃笑余年稚受绐。嗣入郡，始群惊为至宝。至今思之，有无心之施，必有无心之报，虽一物之微，岂偶然哉，无怪今日百索不一遇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