廿二史札记 - 第 4 页/共 26 页

《左传》载卜筮奇中处，如陈敬仲奔齐，徭词有“五世其昌”、“有妫之后，将育于姜”等语，其后无一字不验，似徭词专为此一事而设者，固文人好奇，撰造以动人听也。陈寿《三国志》亦有似此者。《荀传》谓料袁绍诸臣，田丰刚而犯上，许攸贪而不治，审配专而无谋，逢纪果而自用。此二人留知后事，若攸家犯法，配不纵也，不纵攸必为变。后审配果以攸家不法录其妻子，攸怒，遂背绍降操。又《郭嘉传》操与绍相持于官渡，或传孙策将袭许，嘉曰：“策勇而无备，若刺客伏起，一人之敌耳。”策果为许贡客所杀。此二事、嘉之逆料可谓神矣，然岂能知攸之必犯，配之必激变，策之必死于匹夫之手，而操若左券，毋乃亦如《左传》之穿凿附会乎！ ○陈寿论诸葛亮 《陈寿传》，寿父为马谡参军，谡为诸葛亮所诛，寿父亦被髡，故寿为《亮传》，谓将略非所长。此真无识之论也。亮之不可及处，原不必以用兵见长。观寿校定《诸葛集》，表言亮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励。至今梁、益之民，虽《甘棠》之咏召公，郑人之歌子产，无以过也。又《亮传》后评曰：“亮之为治也，开诚心，布公道，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其颂孔明可谓独见其大矣。又于《杨洪传》谓，西土咸服亮之能尽时人之器能也。《廖立传》谓，亮废立为民，及亮卒，立泣曰：“吾终为左衽矣！”《李平传》亦谓，平为亮所废，及亮卒，平遂发病死。平常冀亮在，当自补复，策后人不能故也。寿又引孟子之言，以为佚道使民，虽劳不怨，生道杀民，虽死不怨杀者，此真能述王佐心事。至于用兵不能克捷，亦明言所与对敌，或值人杰，加以众寡不侔，攻守异体，又时无名将，故使功业陵迟，且天命有归，不可以智力争也。寿于司马氏最多回护，故亮遗懿巾帼，及“死诸葛走生仲达”等事，传中皆不敢书，而持论独如此，固知其折服于诸葛深矣。而谓其以父被髡之故以此寓贬，真不识轻重者。 ○裴松之三国志注 宋文帝命裴松之采三国异同，以注陈寿《三国志》。松之鸠集传纪，增广异闻，书成奏进，帝览而善之，曰：“此可谓不朽矣！”其表云：“寿书铨叙可观，然失在于略，时有所脱漏。臣奉旨寻详，务在周悉，其寿所不载而事宜存录者，罔不毕取。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者，并皆钞内，以备异闻。”此松之作注大旨，在于搜辑之博，以补寿之阙也。其有讹谬乖违者，则出己意辨正，以附于注内。今案松之所引书凡五十余种：谢承《后汉书》、司马彪《续汉书》、《九州春秋》、《战略》、《序传》、张《汉纪》、袁《献帝春秋》、孙思光《献帝春秋》、袁宏《汉纪》、习凿齿《汉晋春秋》、孔衍《汉魏春秋》、华峤《汉书》、《炅帝纪》、《献帝纪》、《献帝起居注》、《山阳公载记》、《三辅决录》、《献帝传》、《汉书 地理志》、《续汉书 郡国志》、蔡邕《明堂论》、《汉末名士录》、《先贤行状》、《汝南先贤传》、《陈留耆旧传》、《零陵先贤传》、《楚国先贤传》、荀绰《冀州纪》、《襄阳记》、《英雄记》、王沈《魏书》、夏侯湛《魏书》、阴澹《魏纪》、魏文帝《典论》、孙盛《魏世籍》、孙盛《魏氏春秋》、《魏略》、《魏世谱》、《魏武故事》、《魏名臣奏》、《魏末传》、吴人《曹瞒传》、鱼氏《典略》、王隐《蜀记》、《益都耆旧传》、《益部耆旧杂记》、《华阳国志》、《蜀本纪》、汪隐《蜀记》、郭冲记诸葛五事、郭颁《魏晋世语》、孙盛《蜀世谱》、韦曜《吴书》、胡冲《吴历》、张勃《吴录》、虞溥《江表传》、《吴志》、环氏《吴纪》、虞预《会稽典录》、王隐《交广记》、王隐《晋书》、虞预《晋书》、干宝《晋纪》、《晋阳秋》、傅畅《晋诸公赞》、陆机《晋惠帝起居注》、《晋泰始起居注》、《晋百官表》、《晋百官名》、太康三年《地理记》、《帝王世纪》、《河图括地象》、皇甫谧《逸士传》、《列女传》、张隐《文士传》、虞喜《志林》、陆氏《异林》、荀勖《文章叙录》、《文章志》、《异物志》、《博物志》、《博物记》、《列异传》、《高士传》、《文士传》、孙盛《杂语》、孙盛《杂记》、孙盛《同异评》、徐众《三国评》、《袁子》、《傅子》、干宝《搜神记》、葛洪《抱朴子》、葛洪《神仙传》、卫桓《书势序》、张俨《默记》、殷基《通语》、顾礼《通语》、挚虞《决疑》、《曹公集》、《孔融集》、《傅咸集》、《嵇康集》、《高贵乡公集》、《诸葛亮集》、《王朗集》、庾阐《扬都赋》、《孔氏谱》、《庾氏谱》、《孙氏谱》、《嵇氏谱》、《刘氏谱》、《王氏谱》、《郭氏谱》、《陈氏谱》、《诸葛氏谱》、《崔氏谱》、华峤《谱叙》、《袁氏世纪》、《郑玄别传》、《荀别传》、《祢衡传》、《荀氏家传》、《邴原别传》、《程晓别传》、《王弼传》、《孙资别传》、《曹志别传》、《陈思王传》、《王朗家传》、《何氏家传》、《裴氏家记》、《刘е别传》、《任昭别传》、《钟会母传》、《虞翻别传》、《赵云别传》、《费衤韦礻韦别传》、《华佗别传》、《管辂别传》、《诸葛恪别传》，何邵作《王弼传》，缪袭撰《仲长统昌言表》，傅元撰《马先生序》、会稽《邵氏家传》，陆机作《顾谭传》、《陆氏世颂》、《陆氏祠堂像赞》，陆机所作《陆逊铭》、《机云别传》，蒋济《万机论》、陆机《辨亡论》。凡此所引书，皆注出书名，可见其采辑之博矣。范蔚宗作《后汉书时》，想松之所引各书尚俱在世，故有补《寿志》所不载者。今各书间有流传，已不及十之一，寿及松之、蔚宗等当时已皆阅过，其不取者必自有说，今转欲据此偶然流传之一二本以驳寿等之书，多见其不知量也。 ●卷七 ○汉复古九州 《后汉书》，建安十八年，复《禹贡》九州。《魏志》亦称，是年诏书。并十四州为九州。《献帝春秋》谓省幽、并州入于冀州，省司隶校尉及凉州入于雍州，于是有兖、豫、青、徐、荆、扬、冀、益、雍九州。按《荀传》，建安九年，或说曹操宜复古九州，则冀州所制者广。曰：“若是，则冀州当得河东、冯翊、扶风、西河、幽、并之地，所夺者众，关右诸将必谓以次见夺，将人人自保，恐天下未易图也。”操乃寝九州议。至是乃重复之，盖是时幽、并及关中诸郡国皆已削平，操自为张本，欲尽以为将来王畿之地故也。观于是年之前，已割荡阴、朝歌、林虑、卫国、顿邱、东武阳、发干、<广婴>陶、曲周、南和、任城、襄国、邯郸、易阳、以益魏郡，是年又以冀州之河东、河内、魏郡、赵国、中山、常山、钜鹿、安平、甘陵、平原十郡封操为魏公，可见更杜州正为禅代地也。 ○关张之勇 汉以后称勇者必推关、张。其见于二公本传者：袁绍遣颜良攻刘延于白马，曹操使张辽、关羽救延，羽望见良麾盖，即策马刺良于万人之中，斩其首还，绍将莫能当者。当阳之役，先主弃妻子走，使张飞以二十骑拒后，飞据水断桥，目横矛曰：“身是张益德也，可来共决死！”敌皆无敢近者。二公之勇，见于传记者止此，而当其时无有不震其威名者。魏程昱曰：“刘备有英名，关羽、张飞皆万人之敌。”（《魏志 昱传》）刘奕劝曹操乘取汉中之势进取蜀，曰：“若小缓之，诸葛亮明于治国而为相，关羽、张飞勇冠三军而为将，则不可犯矣。”（《魏志 奕传》）此魏人之服其勇也。周瑜密疏孙权曰：“刘备以枭雄之姿，而有关羽、张飞熊虎之将，必非久屈为人用者。”（《吴志 瑜传》）此吴人之服其勇也。不特此也，晋刘遐每击贼，陷坚摧锋，冀方比之关羽、张飞。（《晋书 遐传》）苻秦遣阎负、梁殊使于张玄靓，夸其本国将帅，有王飞、邓羌者，关、张之流，万人之敌。秃发亻辱檀求人才于宋敞，敞曰：“梁崧、赵昌，武同飞、羽。”李庠膂力过人，赵<厂钦>器之曰：“李玄序一时之关、张也。”（皆《晋书》载记。）宋薛彤、高进之并有勇力，时以比关羽、张飞。（《宋书 道济传》）鲁爽反，沈庆之使薛安都攻之，安都望见爽，即跃马大呼直刺之，应手而倒，时人谓关羽之斩颜良不是过也。（《南史 安都传》）齐垣历生拳勇独出，时人以比关羽、张飞。（《南史 文惠太子传》）魏杨大眼骁果，世以为关、张弗之过也。（《魏书 大眼传》）崔延伯讨莫折念生，既胜，萧宝寅曰：“崔公，古之关、张也。”（《魏书 延伯传》）陈吴明彻北伐高齐，尉破胡等十万众傈盾，有西域人，矢无虚发。明彻谓萧摩诃曰：“若殪此胡，则彼军夺气。君有关、张之名，可斩颜良矣！”摩诃即出阵，掷铣杀之。（《陈书 摩诃传》）以上皆见于各史者。可见二公之名不惟同时之人望而畏之，身后数百年，亦无人不震而惊之。威声所垂，至今不朽，天生神勇，固不虚也。 ○借荆州之非 借荆州之说，出自吴人事后之论，而非当日情事也。《江表传》谓，破曹操后，周瑜为南郡太守，分南岸地以给刘备，而刘表旧吏士自北军脱归者皆投备，备以所给地不足供，从孙权借荆州数郡焉。《鲁肃传》亦谓，备诣京见权，求都督荆州，肃劝权借之，共拒操。操闻权以地资备，方作书，落笔于地。后肃邀关羽索荆州，谓羽曰：“我国以土地借卿家者，卿家军败远来，无以为资故也。”权亦论肃有二长，惟劝吾借玄德地是其一短。此借荆州之说之所由来，而皆出吴人语也。夫借者本我所有之物而假与人也，荆州本刘表地，非孙氏故物。当操南下时，孙氏江东六郡方恐不能自保，诸将咸劝权迎操，权独不愿，会备遣诸葛亮来结好，权遂欲藉备共拒操，其时但求敌操，未敢冀得荆州也。亮之说权也，权即曰：“非刘豫州莫可敌操者。”乃遣周瑜、程普等随亮诣备，并力拒操。（《亮传》）是且欲以备为拒操之主，而已为从矣。亮又曰：“将军能与豫州同心破操，则荆、吴之势强，而鼎足之形成矣。”是此时早有三分之说，而非乞权取荆州而借之也。赤壁之战，瑜与备共破操。（《吴志》）华容之役，备独追操。（《山阳公载记》）其后围曹仁于南郡，备亦身在行间，（《蜀志》）未尝独出吴之力，而备坐享其成也。破曹后，备诣京见权，权以妹妻之。瑜密疏请留备于京，权不纳，以为正当延挈英雄，是权方恐备之不在荆州以为屏蔽也。操走出华容之险，喜谓诸将曰：“刘备吾俦也，但得计少晚耳。”（《山阳公载记》）是操所指数者惟备，未尝及权也。程昱在魏，闻备入吴，论者多以为权必杀备，昱曰：“曹公无敌于天下，权不能当也，备有英名，权必资之以御我。”（《昱传》）是魏之人亦只指数备，而未尝及权也。即以兵力而论，亮初见权曰：“今战士还者及关羽精甲共万人，刘琦战士亦不下万人。”而权所遣周瑜等水军亦不过三万人，（《亮传》）则亦非十倍于备也。且是时刘表之长子琦尚在江夏，破曹后，备即表琦为荆州刺史，权未尝有异词，以荆州本琦地也。时又南征四郡，武陵、长沙、桂阳、零陵皆降。琦死，群下推备为荆州牧。（《蜀先主传》）备即遣亮督零陵、桂阳、长沙三郡，收其租赋，以供军实。（《亮传》）又以关羽为襄阳太守、荡寇将军，驻江北。（《羽传》）张飞为宜都太守、征虏将军，在南郡。（《飞传》）赵云为偏将军，领桂阳太守。（《云传》）遣将分驻，惟备所指挥，初不关白孙氏，以本非权地，故备不必白权，权亦不来阻备也。迨其后三分之势已定，吴人追思赤壁之役，实藉吴兵力，遂谓荆州应为吴有，而备据之，始有借荆州之说。抑思合力拒操时，备固有资于权，权不亦有资于备乎？权是时但自救危亡，岂早有取荆州之志乎？羽之对鲁肃曰：“乌林之役，左将军寝不脱介，戮力破曹，岂得徒劳无一块土。”（《肃传》）此不易之论也。其后吴、蜀争三郡，旋即议和，以湘水为界，分长沙、江夏、桂阳属吴，南郡、零陵、武陵属蜀，最为平允。而吴君臣伺羽之北伐，袭荆州而有之，反捏一借荆州之说，以见其取所应得。此则吴君臣之狡词诡说，而借荆州之名遂传至今，并为一谈，牢不可破，转似其曲在蜀者，此耳食之论也。 ○三国之主用人各不同 人才莫盛于三国，亦惟三国之主各能用人，故得众力相扶，以成鼎足之势。而其用人亦各有不同者，大概曹操以权术相驭，刘备以性情相契，孙氏兄弟以意气相投，后世尚可推见其心迹也。苟、程昱为操划策，人所不知，操一一表明之，绝不攘为己有，此固已足令人心死。刘备为吕布所袭，奔于操，程昱以备有雄才，劝操图之。操曰：“今收揽英雄时，杀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也。”然此犹非与操有怨者。臧霸先从陶谦，后助吕布，布为操所擒，霸藏匿，操募得之，即以霸为琅邪相，青、徐二州悉委之。先是操在兖州，以徐翕、毛晖为将，兖州乱，翕、晖皆叛，后操定兖州，翕、晖投霸。至是操使霸出二人，霸曰：“霸所以能自立者，以不为此也。”操叹其贤，并以翕、晖为郡守。（《霸传》）操以毕谌为兖州别驾，张邈之叛，劫谌母妻去，操遣谌往，谌顿首无二，既出，又亡归从吕布。布破，操生得谌，众为之惧，操曰：“人能孝于亲者，岂不忠于君乎？吾所求也。”以为鲁相。操初举魏种为孝廉，兖州之叛，操谓种必不弃我，及闻种走，怒曰：“种不南走越，北走胡，不汝置也。”及种被禽，操曰：“惟其才也。”释而用之。（本纪）此等先臣后叛之人，既已生擒，谁肯复贷其命，乃一一弃嫌录用。盖操当初起时，方欲藉众力以成事，故以此奔走天下，杨阜所谓曹公能用度外之人也。乃其削平群雄，势位已定，则孔融、许攸、娄圭等皆以嫌忌杀之。荀素为操谋主，亦以其阻九锡而胁之死。甚至杨修素为操所赏拔者，以厚于陈思王而杀之。崔琰素为操所倚信者，亦以疑似之言杀之。然后知其雄猜之性，久而自露，而从前之度外用人，特出于矫伪以济一时之用，所谓以权术相驭也。至刘备，一起事即为人心所向。少时结交豪杰，已多附之。中山大商张世平、苏双等早资以财，为纠合徒众之用。领平原相，刘平遣刺客刺之，客反以情告。救陶谦，谦即表为豫州刺史。谦病笃，命以徐州与备，备不敢当，陈登、孔融俱敦劝受之。后为吕布所攻，投奔于操，操亦表为左将军，礼之甚重。嗣以徐州之败奔袁谭，谭将步骑迎之。袁绍闻备至，出邺二百里来迓。及绍败，备奔刘表，表又郊迎，待以上宾之礼，荆州豪杰多归之。曹兵来讨，备奔江陵，荆州人士随之者十余万。是时身无尺寸之柄，而所至使人倾倒如此。程昱谓备甚得人心，诸葛亮对孙权亦谓，刘豫州为众士所慕仰，若水之归海，此当时实事也。乃其所以得人心之故，史策不见。第观其三顾诸葛，咨以大计，独有傅岩爰立之风。关、张、赵云，自少结契，终身奉以周旋，即羁旅奔逃，寄人篱下，无寸土可以立业，而数人者患难相随，别无贰志。此固人数者之忠义，而备亦必有深结其隐微而不可解者矣。其征吴也，黄权请先以身尝寇，备不许，使驻江北以防魏师。及犭虎亮败退，道路隔绝，权无路可归，乃降魏。有司请收权妻子，备曰：“我负权，权不负我也。”权在魏，或言蜀已收其孥，权亦不信。君臣之相与如此。至托孤于亮曰：“嗣子可辅，辅之；不可辅，则君自取之。”千载下犹见其肝膈本怀，岂非真性情之流露。设使操得亮，肯如此委心相任乎，亮亦岂肯为操用乎！惜是时人才已为魏、吴二国收尽，故得人较少，然亮第一流人，二国俱不能得，备独能得之，亦可见以诚待人之效矣。至孙氏兄弟之用人，亦自有不可及者。孙策生擒太史慈，即解其缚曰：“子义青州名士，但所托非人耳。孤是卿知己，勿忧不如意也。”以张昭为长史，北方士大夫书来，多归美于昭。策闻之曰：“管仲相齐，一则仲父，二则仲父，而桓公为霸者宗。今子布贤，我能用之，其功名不在我乎！”此策之得士也。周瑜荐鲁肃，权即用肃继瑜。权怒甘宁粗暴，吕蒙谓斗将难得，权即厚待宁。刘备之伐吴也，或谓诸葛瑾已遣人往蜀，权曰：“孤与子瑜有生死不易之操，子瑜之不负孤，犹孤之不负子瑜也。”吴、蜀通和，陆逊镇西宁，权刻印置逊所，每与刘禅、诸葛亮书，常过示逊，有不安者，便令改定，以印封行之。委任如此，臣下有不感知遇而竭心力者乎！权又不自护其非，权欲遣张弥、许晏浮海至辽东，封公孙渊，张昭力谏不听，弥、晏果为渊所杀。权惭谢绍，绍不起。权因出，过其门呼昭，昭犹辞疾。权烧其门以恐之，昭更闭户，权乃灭火，驻门良久，载昭还宫，深自刻责。倘如袁绍，不用沮授之言以至于败，则恐为所笑而杀之矣。权用吕壹，事败，又引咎自责，使人告谢诸大将曰：“与诸君从事，自少至长，发有二色，以谓表里足以明露。尽言直谏，所望于诸君，诸君岂得从容而已哉。凡百事要，所当损益，幸匡所不逮。”陆逊晚年为杨竺等所谮，愤郁而死，权后见其子抗，泣曰：“吾前听谗言，与汝父大义不笃，以此负汝。”以人主而自悔其过，开诚告语如此，其谁不感泣。使操当此，早挟一“宁我负人，无人负我”之见，而老羞成怒矣。此孙氏兄弟之用人，所谓以意气相感也。 ○禅代 古来只有禅让、征诛二局，其权臣夺国则名篡弑，常相戒而不敢犯。王莽不得已，托于周公辅成王，以摄政践阼，然周公未尝有天下也。至曹魏则既欲移汉之天下，又不肯居篡弑之名，于是假禅让为攘夺。自此例一开，而晋、宋、齐、梁、北齐、后周以及陈、隋皆效之。此外尚有司马伦、桓玄之徒，亦援以为例。甚至唐高祖本以征诛起，而亦假代王之禅，朱温更以盗贼起，而亦假哀帝之禅。至曹魏创此一局，而奉为成式者且十数代，历七八百年，真所谓奸人之雄，能建非常之原者也。然其间亦有不同者。曹操立功汉朝，已加九锡，封二十郡，爵魏王，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跸，然及身犹不敢称帝，至子丕始行禅代。（操尝云，若天命在吾，吾其为周文王乎？此可见其本志，非饰说也。又《魏书》，魏国既建，诸将皆为魏臣，独夏侯尚为汉臣，上疏不敢当不臣之礼，操曰：“区区之魏，而敢屈君为臣乎。”是操为魏王时，犹与汉臣为同列也。）司马氏三世相魏，懿已拜丞相，加九锡，不敢受。师更加黄钺，剑覆上殿，亦不敢受。昭进位相国，加九锡，封十郡，爵晋公，亦辞至十余次，晚始受晋王之命，建天子旌旗，如操故事，然及身亦未称帝。至其子炎始行禅代。及刘裕则身为晋辅而即移晋祚，自后齐、梁以下诸君莫不皆然，此又一变局也。丕代汉，封献帝为山阳公，未尝加害，直至明帝青龙二年始薨。炎代魏，封帝奂为陈留王，亦未尝加害，直至惠帝大安元年始薨。不特此也，司马师废齐王芳为邵陵公，亦至晋泰始中始薨。司马伦废惠帝，犹号为太上皇，居之于金墉城；桓玄废安帝为平固王，迁之于寻阳，又劫至江陵，亦皆未尝加害，故不久皆得返正。自刘裕篡大位而即戕故君，以后齐、梁、陈、隋、北齐、后周亦无不皆然，此又一变局也。去古日远，名义不足以相维，当曹魏假称禅让以移国统，犹仿唐、虞盛事以文其奸。及此例一开，后人即以此例为例，而并忘此例之所由仿，但谓此乃权臣易代之法，益变本而加厉焉。此固世运人心之愈趋愈险者也。（按刘裕后亦尚有循魏晋故事者。高欢在东魏，封渤海王，都督中外诸军事，进位相国录尚书事，犹力辞不受。因玉璧之败，并表解都督，其九锡殊礼乃死后追赠者。宇文泰在西魏，累加至左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太师、大冢宰，封安定王不受，以安定公终其身。是尚能守臣节者。又曹操奉献帝都许，而身常在邺。高欢亦奉孝静帝都邺，而身常在晋阳，与曹操相似。司马懿父子常随魏帝在洛，宇文泰亦随西魏诸帝在长安，与司马氏相似。）今撮叙各朝禅代故事于后。 案裴松之《三国志注》引魏略，曹丕受禅时，汉帝下禅诏及册书凡三，丕皆拜表让还玺绶。李伏等劝进者一，许芝等劝进者一，司马懿等劝进者一，桓楷等劝进者一，尚书令等合词劝进者一，刘е等劝进者一，刘若等劝进者一，辅国将军等百二十人劝进者一，博士苏林等劝进者一，刘е等又劝进者一，丕皆下令辞之。最后华歆及公卿奏择日设坛，始即位。此虽一切出于假伪，然犹见其顾名思义，不敢遽受，有揖让之遗风。至司马炎既受禅，陈留王迁居于邺，以事上表，炎犹下诏曰：“陈留王志尚谦冲，每事上表，非所以优崇之也。”自后非大事皆使王官表上之。及元帝南渡，营缮宫室，尚书符下陈留王出夫，荀奕奏曰：“陈留王位在三公之上，坐在太子之右，答表曰书，赐物曰与，岂可令同夫役。”以前朝残裔而臣下犹敢为之执奏，可见是时尚有虞宾之意。案山阳公居河内，至晋时始罢督军，除其禁制，又除汉宗室禁锢，是逊位后魏仍有人监之也。（案《后汉书》，东海王强、沛王辅、东平王苍之后，至魏受禅，犹皆封为崇德侯。）陈留王逊位后，晋令山涛护送至邺，琅琊尝监守邺城，是晋于陈留王亦有监制之法，然皆未尝加害也。刘裕急于禅代，以谶文有“昌明之后，又有二王”之语，遂安帝而立恭帝，未几即令逊位。有司以诏草呈帝，帝曰：“桓玄之时，天命已改，重为刘公所延，将二十载。今日之事，固所甘心。”乃出居于秣陵宫，裕封帝为零陵王。帝常惧祸，与褚妃自煮食于床前，裕使妃兄褚淡之往视妃，妃出与相见，兵士即逾垣入，进药于帝。帝不肯饮，曰：“佛教，自杀者不得复为人身。”乃以被掩杀之。 萧道成以宋废帝无道，使王敬则结杨玉夫等弑之，迎顺帝即位。甫三年，即禅代，封顺帝为汝阴王，居丹徒宫，使人卫之。顺帝闻外有驰马声，甚惧。监者杀之，而以疾告，齐人赏之以邑。 萧衍以齐东昏无道，举兵入讨，奉和帝以号令。既围京师，东昏为黄泰平等所弑。衍入京，迎和帝至姑熟，使人假帝命以禅诏来，遂即位，封和帝为巴陵王。初欲以南海郡为巴陵国，使帝居之，因沈约言不可慕虚名而受实祸，乃遣郑伯禽进以生金。和帝曰：“我死不须金，醇酒足矣。”乃引饮一升，伯禽就而摺杀之。 陈霸先既禅代，使沈恪勒兵入宫害梁敬帝，恪辞曰：“身经事萧家来，今日不忍见如许事。”霸先乃令刘师知入，诈帝令出宫。帝觉之，绕床走，曰：“师知卖我。陈霸先反，我本不须作天子，何意见杀。”师知执帝衣，行事者加刃焉。既而报霸先曰：“事已了。” 高洋将禅代，使襄城王昶等奏魏孝静帝曰：“五行之运，迭有盛衰，请陛下法尧禅舜。”帝曰：“此事推挹已久，谨当逊位。”又曰：“若尔须作诏书。”崔︱等曰：“诏已作讫。”即进帝书之。帝乃下御座，入后宫泣别，皇后以下皆哭。帝曰：“今日不减汉献帝、常道乡公。”遂迁于司马子如宅。洋行幸常以帝自随，竟遇而崩。 宇文泰在西魏，以孝武帝宫闱无礼，使人之，而立文帝。文帝崩，立废帝。帝因泰杀元烈有怨言，泰遂废之，出居雍州廨舍，亦以崩。（《北史》不载，事见《通鉴》。）泰复立恭帝，即位三年，泰死，其从子护当国，使帝禅位于泰子觉。觉封帝为宋公，出居大司马府，寻崩。（诸书皆不载其死状，然正月封而二月即殂，盖亦非善终也。） 杨坚因周宣帝崩，郑译等矫诏使坚受遗辅政，立静帝，年八岁，坚即诛戮宇文氏。未几，亦假静帝禅诏夺其位。封帝为介国公，邑万户，上书不称表，答表不称诏，《北史》谓有其文，事竟不行。是年二月逊位，五月即殂，《周书》云《隋志》也，则亦不得其死也。 唐高祖兵入长安，立恭帝。次年亦以恭帝诏禅位，封恭帝为阝国公。至明年五月始殂，《隋书》、《北史》、《通鉴》俱不言其死状。 朱温逼唐昭宗迁洛阳，使蒋玄晖弑之，而立哀帝。帝封温爵魏王，以二十一军为魏国，备九锡。温怒不受，使人告蒋玄晖与何太后通，遂杀玄晖，弑太后。哀帝使宰相张文蔚等押传国玺、玉册、金宝、仪仗、法物至汴，劝进，温遂即位，封哀帝为济阴王，次年正月弑之。 ○魏晋禅代不同 曹之代汉，司马氏之代魏，其迹虽同，而势力尚有不同者。曹操自克袁尚后，键队于邺，天子所都之许昌，仅留长史国渊、王必等，先后掌丞相府事。其时献帝已三四十岁，非如冲主之可无顾虑也，然一切用人行政、兴师讨伐，皆自邺出令，莫敢有异志。司马氏辅魏，则身常在相府，与魏帝共在洛阳。无论懿专政未久，即师、昭兄弟大权已在手，且齐王芳、高贵乡公髦、常道乡公奂皆幼年继位，似可不必戒心，然师讨毋邱俭，留昭镇洛阳，及病笃，昭始赴军。师既卒，魏帝命昭统兵镇许昌，昭仍率兵归洛，不敢远在许下也。诸葛诞兵起，昭欲遣将则恐其不可信，而亲行又恐都下有变，遂奉皇太后及高贵乡公同往督军，是可见其一日不敢离城社也。尝推其故，操当汉室大坏之后，起义兵，诛暴乱，汉之臣如袁绍、吕布、刘表、陶谦等能与操为敌者，多手自削平，或死或诛，其在朝者不过如杨彪、孔融等数文臣，亦废且杀，其余列侯将帅皆操所擢用，虽前有董承、王子服、吴子兰、种辑、吴硕，后有韦晃、耿纪、金衤韦，欲匡汉害操，而皆无兵权，动辄扑灭，故安坐邺城，而朝政悉自己出。司马氏则当文帝、明帝国势方隆之日，猝遇幼主嗣位，得窃威权，其时中外臣工尚皆魏帝所用之人，内有张缉、苏铄、乐敦、刘贤等伺隙相图，外有王陵、毋邱俭、诸葛诞等相继起兵声讨，司马氏惟恃挟天子以肆其奸，一离京辇，则祸不可测，故父子三人执国柄，终不敢出国门一步，亦时势使然也。然操起兵于汉祚垂绝之后，力征经营，延汉祚者二十余年，然后代之。司马氏当魏室未衰，乘机窃权，废一帝，弑一帝，而夺其位，比之于操，其功罪不可同日语矣。 ○九锡文 每朝禅代之前，必先有九锡文，总叙其人之功绩，进爵封国，赐以殊礼，亦自曹操始。（案王莽篡位已先受九锡，然其文不过五百余字，非如潘勖为曹操撰文格式也。勖所撰乃仿张竦颂莽功德之奏，逐件铺张至三五千字，勖文体载正相同。）其后晋、宋、齐、梁、北齐、陈、隋皆用之。其文皆铺张典丽，为一时大著作，故各朝正史及南北史俱全载之。今作者姓名尚有可考者，操之九锡文，据裴松之《三国志注》，乃后汉尚书左丞潘勖之词也。（以后各朝九锡文，皆仿其文为式。）曹丕受禅时，以父已受九锡，故不复用，其一切诏诰皆卫觊作。（《觊传》）晋司马昭九锡文，未知何人所作，其让九锡表则阮籍之词也。（见《籍传》。）刘裕九锡文，亦不详何人所作，据《傅亮传》，谓裕征广固以后，至于受命，表策文诰皆亮所作，则九锡文必是亮笔也。萧道成九锡文，据《王俭传》，齐高为太尉，以至受禅诏册皆俭所作，则九锡文是俭笔也。萧衍九锡文，据《任传》，梁台建，禅让文诰多所作，又《沈约传》，武帝与约谋禅代，命约草其事，约即出怀中诏书，帝初无所改；又《邱迟传》，梁初劝进及殊礼皆迟文，则九锡文总不外此三人也。陈霸先九锡文，据《徐陵传》，陈受禅诏策皆陵所为，而九锡文尤美，是陵作九锡文更无疑也。高洋九锡文，据《魏收传》，则收所作也。他如司马伦亦有九锡文，伦既败，齐王ぁ疑出傅，将罪之，后检文草，非所为，乃免。（《传》）又以陆机在中书，疑九锡文、禅位诏皆机所作，遂收机，成都王颖救之，得免。（《机传》）而《邹湛传》谓赵王伦篡逆，湛子捷与机共作禅文，则九锡文必是机笔也。桓温病，求九锡文，朝廷命袁宏为文，以示王彪之，彪之叹其美，而戒勿示人，谢安又屡使改之，遂延引时日，及温死乃止。（《彪之传》）桓玄篡位，卞范之及殷仲文预撰诏策，其禅位诏范之之词也，九锡文则仲文之词也。（见《范之》、《仲文传》。）此皆见于各史列传者。至于曹丕授孙权九锡，孙权加公孙渊九锡，刘曜授石勒九锡，石弘授石虎九锡，石世授石遵九锡，苻登授乞伏乾归九锡，姚兴授谯纵九锡，其文与作者俱不可考。然亦可见当时篡乱相仍，动用殊礼，僭越冒滥，莫此为甚矣。 《汉书 武帝纪》，诸侯贡士得人者，谓之有功，乃加九锡。张晏注曰：“九锡，经无明文，《周礼》以为九命，《春秋说》有之。”臣瓒曰：“九锡备物，霸者之盛礼。”然皆不言九锡出处。据《后汉书》章怀注，谓九锡本出于《纬》书《礼含文嘉》：一曰车马，二曰衣服，三曰乐器，四曰朱户，五曰纳陛，六曰虎贲，七曰斧钺，八曰弓矢，九曰鬯。案周制本有锡命之礼，如《诗》、《左传》所载“尔圭瓒，鬯一卣，彤弓矢千”是也，《纬》书仿之而演为九耳。 ○一人二史各传 一人而传于两史，如后汉之董卓、公孙瓒、陶谦、袁绍、刘表、袁术、吕布等，当陈寿撰《三国志》时，以诸人皆与曹操并立，且事多与操相涉，故必立传于《魏志》，而叙事始明。刘焉乃刘璋之父，其地则昭烈所因也，欲纪昭烈必先传璋，欲传璋必先传焉，故亦立其传于《蜀志》之首。及范蔚宗修《后汉书》，则董卓等皆汉末之臣，荀虽为操划策，而心犹为汉，皆不得因《三国志》有传，遂从删削，所以一人而两史各有传也。此事惟《晋》、《宋》二书界限最清，缘沈约修《宋书》，以刘毅、何无忌、诸葛长民、魏咏之、檀凭之等虽与刘裕同起义，而志在匡晋，初非宋臣，故不入宋书，及唐初修《晋书》，遂为毅等立传，自无复出之病也。陶潜隐居完节，卒于宋代，故《宋书》以为隐逸之首，然潜以家世晋臣，不复仕宋，始终为晋完人，自应入《晋书》内，故修《晋书》者特传于《晋隐逸》之末，二史遂并有传。此《宋书》之借，而非《晋书》之夺也。至李延寿作《南》、《北史》，系一手编纂，则南人归北，北人归南者，自可各就其立功最多之处传之，而其先仕于某国则附见传内，不必再立一传于某国也。乃毛修之自宋流转入魏，后卒于魏，则但立传《北史》可矣，而《南史》又传之。朱修之自宋入魏，后又逃归，以功封南昌县侯，则但立传《南史》可矣，而《北史》又传之。以及薛安都、裴叔业等莫不皆然，何其漫无裁制也。又裴矩在隋朝事迹甚多，且《隋书 矩传》内已叙其入唐仕宦之处，则《唐书》不必再传矣，而又传之，亦赘。 ○晋书 唐初修《晋书》，以臧荣绪本为主，而兼考诸家成之。今据《晋》、《宋》等书列传所载诸家之为《晋书》者，无虑数十种。其作于晋时者，武帝时议立《晋书》限断，荀勖谓宜以魏正始起年，王瓒欲引嘉平以下朝臣尽入于晋，贾谧请以泰始为断。事下尚书议，张华等谓宜用泰始，从之。（《贾谧传》）武帝诏，自泰始以来大事皆撰录，秘书写副，后有事即依类缀缉。（《武帝纪》）此晋书之权舆也。自后华峤草《魏》、《晋》纪传，与张载同在史官。永嘉之乱，《晋书》存者五十余卷。（《峤传》）干宝著《晋纪》，自宣帝迄愍帝，凡二十卷，称良史。（《宝传》）谢沈著《晋书》三十余卷。（《沈传》）傅畅作《晋诸公赞叙》二十二卷，又为公卿故事九卷。（《畅传》）荀绰作《晋后书》十五篇。（《绰传》）束皙作《晋书》帝纪、十志。孙盛作《晋阳秋》，词直理正，桓温见之，谓其子曰：“枋头诚为失利，何至如尊公所说。若此史遂行，自是关君门户事。”其子惧祸，乃私改之。而盛所著已有二本，以其一寄慕容隽，后孝武博求异闻，又得之，与中国本多不同。（《盛传》）王铨私录晋事，其子隐遂谙悉西晋旧事，后与郭璞同为著作郎，撰晋史。时虞预亦私撰《晋书》，而生长东南，不知中朝故事，借隐书窃写之。庾亮资隐纸笔，乃成书。隐文鄙拙，其文之可观者乃其父所撰，不可解者隐之词也。（《王隐传》）习凿齿作《汉晋春秋》，起汉光武，终晋愍帝，于三国之时则以蜀为正统。魏武虽承汉禅，而其时孙、刘鼎立，未能一统天下也，尚为篡逆，至司马昭平蜀，乃为汉亡而晋始兴焉。（《凿齿传》）其晋以后所作者，宋徐广撰《晋纪》四十六卷。（《广传》）沈约以晋一代无全书，宋泰始中，蔡兴宗奏约撰述，凡二十年，成一百十卷。（《约传》）谢炅运亦奉敕撰《晋书》，粗立条流，书竟不就。（《炅运传》）王韶之私撰《晋安帝春秋》，既成，人谓宜居史职，即除著作郎，使续成后事，讫义熙九年。其序王货殖，王作乱事，后子弘贵，韶之尝惧为所害。（《韶之传》）荀伯子亦助撰晋史。（《伯子传》）张缅著《晋钞》三十卷。（《缅传》）臧荣绪括东西晋为一书，纪、录、志、传，共一百十卷。（《荣绪传》）刘彤集众家《晋书》注干宝《晋纪》，为四十卷。（《刘昭传》）萧子云著《晋书》一百十卷。（《子云传》）此皆见于各传者。又《唐书 艺文志》所载晋朝史事，尚有陆机《晋帝纪》、刘协注《晋纪》、刘谦《晋纪》、曹嘉《晋纪》、邓粲《晋纪》及《晋阳秋》、檀道鸾《晋春秋》、萧景畅《晋史草》、郭季产《晋续纪》、《晋录》之类，当唐初修史时尚俱在，必皆兼综可订，不专据荣绪一书也。 ○晋书二 论《晋书》者，谓当时修史诸人皆文咏之士，好采诡谬碎事以广异闻，又史论竞为艳体，此其所短也。然当时史官，如令狐德等皆老于文学，其纪传叙事，皆爽洁老劲，迥非《魏》、《宋》二书可比，而诸僭伪载记尤简而不漏，详而不芜，视《十六国春秋》不可同日语也。其列传编订亦有斟酌，如陶潜已在《宋书 隐逸》之首，而潜本晋完节之臣，应入晋史，故仍列其传于《晋 隐逸》之内。愍怀太子妃，王衍之女，抱冤而死，而太子妃不便附入《后妃传》内，则入之于《列女传》，此皆位置得当者。各传所载表、疏、赋、颂之类，亦皆有关系。如《刘实传》载《崇让论》，见当时营竞之风也。《裴传》载《崇有论》，见当时谈虚之习也。《刘毅传》载论九品之制有八损，《李重传》亦载论九品之害，见当时选举之弊也。《陆机传》载《辨亡论》，见孙皓之所以失国也。《豪士赋序》，见齐王ぁ之专恣也。《五等论》，见当时封建之未善也。《傅玄传》载兴学校、务农功等疏，固切于时政也。《段灼传》载申理邓艾一疏，《阎缵传》载申理愍怀太子一疏，以二人皆冤死也。《江统传》载《徙戎论》，固预知刘、石之乱，尤有先见也。《皇甫谧传》载《释劝论》，见其安于恬退也。《笃终论》，见厚葬之祸也。《挚虞传》载《思游赋》，见其安命也。《今尺长于古尺论》，见古今尺度之不同也。《束皙传》载《玄居释》，见其淡于荣进也。《潘尼传》载《安身论》，见其静退也。《释奠颂》，有关储宫之毓德。《乘舆箴》，有关帝王之保治也。《潘岳传》载《闲居赋》，见其迹恬静而心躁竞也。《郭璞传》不载《江赋》、《南郊赋》，而独载刑狱一疏，见当时刑罚之滥也。《左贵嫔传》载《愁思文》、《杨皇后诔》、《纳继室杨后颂》，以左芬本以才著也。《张载传》载《七命》一篇，亦以其文人而著其才也。《卫恒传》载《书势》一篇，以恒本工书，且备书法之源流也。惟《刘颂传》载其所上封事至七八千字，殊觉太冗。《张华传》载《鹪鹩赋》，殊觉无谓，华有相业，不必以此见长也。《元帝纪》后，叙其父恭王之妃夏侯氏通小吏牛金生帝，而《夏侯太妃传》内不载，讳其丑于传，而转著其恶于纪，亦属两失。《苻坚载记》后附王猛、苻融二人，以其为坚功臣也。苻朗不过一达士，亦附一传；《苻登载记》后又附一索泮，据《泮传》，又未尝仕于坚与登也，此二传殊赘。《姚兴载记》，忽叙西胡梁国儿作寿冢，每将妻妾入冢宴饮，升炅床而歌，此于兴有何关系而拉杂及之。毛德祖为宋功臣，《宋书》已立传，唐修《晋书》，自不必以宋臣附晋臣之内，乃毛宝之传后又叙德祖事甚详，盖本毛氏家传钞入之，而未及删节也。《隐逸》中《夏统》一传，非正史记事体，盖当时人另作《夏统别传》，如《五柳先生传》之类，《晋书》遂全录之，不复增损，阅史者静观自别之也。 ○王导陶侃二传褒贬失当 《晋书》惟《王导》、《陶侃》二传褒贬颇为失中。导为元帝佐命功臣，历事三朝，以宏厚镇物，固称贤相。当元帝初政时，其从弟敦惮帝贤明，欲更以所立，导固争乃止。其后敦以讨刁协、刘隗、戴若思为名，称兵向阙，导率群从待罪阙下，帝亦谅导之心，曰：“导大义灭亲，可以吾安东时节假之。”（《导传》）是其心固信于君也。孔愉在帝前，极言导忠贤，有佐命之勋。（《愉传》）周ダ亦极言导忠诚，申救甚力。（《凯传》）是其心又信于友也。然当敦入石头，王师战败，敦问导曰：“周凯、戴若思当登三司也。”导不答。又曰：“若不三司，便应令仆耶？”导亦不答。敦曰：“若不尔，正应诛耳！”导亦无言。敦遂诛周、戴。（《凯传》）又王彬数敦曰：“兄抗旌犯顺，将祸及门户。”敦大怒，欲杀之。导在坐劝彬谢，彬竟不拜。是导之于敦情好甚密，既不阻其称兵，反欲借敦以诛除异己。盖渡江之初，王氏兄弟布列中外，其势甚大，当时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谣。帝心忌之，特用刘隗、刁协、戴若思等为腹心，排抑豪强，疏忌王氏。刁、刘等劝帝出亲信以镇方隅，乃用谯王丞为湘州，隗及若思为都督，隗、协并请尽诛王氏。（《隗》等传）是以不惟敦恶之，即导亦恶之。而是时敦亦未敢遽有篡夺之举，观其申雪导枉一疏，全以刁、刘等为词。甘卓自襄阳将袭敦，敦闻之曰：“甘侯虑吾危朝廷耶，吾但除奸凶耳。”（《卓传》）此敦初次起兵，专欲除刁、刘、戴数人，正与导意相合。其后敦再起兵时，病已危笃，与兄含偕行。导与含书曰：“兄此举谓可如往年大将军乎？往年奸人乱朝，人怀不宁，如导之徒心思外济。”（《敦传》）此直自吐衷怀，谓敦之诛刁、刘，与己意同也。又敦初次起兵时，兵至石头，周札守石头，即开门纳之，以是敦兵势盛而王师败。敦后又忌札宗强而杀之。敦死后，札家请雪，卞等以札开门延贼，不宜雪，导独曰：“札在石头，知隗、协乱政，信敦匡救，开门延之，正以忠于社稷。”（《札传》）是更以敦之称兵为匡救朝廷之失。可见是时导虽不欲敦移国祚，而欲敦诛刁、刘等，则其肝膈本怀。夫帝即偏信刁、刘，疏外王氏，岂遂可肆其威胁乎！凯之论曰：“人主非尧舜，岂能无失，人臣遂可举兵正其失耶。”此论最为严正。则导之幸敦举兵以除异己，安得尚称纯臣也。且导之可议者，更不止于此。导辅政，委任群小赵胤、贾宁等，陶侃尝欲起兵废之，庾亮亦欲举兵黜之。（《亮传》）桓景谄导，导昵之，陶回谓景非正人，不宜亲狎。（《回传》）成帝每幸导第，犹拜导妻曹氏，孔坦甚非之。（《坦传》）苏峻贼党匡术。尝欲杀孔群，或救之得免。后术既降，与群同在导坐，导令术劝群酒，以释前憾。群答曰：“群非孔子，厄同匡人，虽阳和布气，鹰化为鸠，而识者犹憎其目。”导有愧色。（《群传》）此亦皆导之弛纵处。而《晋书 导传论》，至比之管仲、孔明，谓：“管仲能相小国，孔明善扶新邦，扶事论情，抑斯之类也。提挈三世，始终一心。称为仲父，盖其宜矣。”又于《刘隗、刁协、传论》，谓其专行刻薄，“使贤宰见疏，以至物情解体。”是转以激变之罪坐刘、刁，而导无讥焉，殊未为平允也。至陶侃生平，惟苏峻、祖约之反，侃以不与顾命，不肯勤王，经温峤等再三邀说，始率兵东下，此是其见小不达大义之处。其他则尽心于国，老而弥笃。朝廷加以殊礼，侃固辞，又因病上表去位，曰：“臣少长孤寒始愿有限”云云。未没前一年，已逊位归国，佐吏苦留之，不果。及疾笃将归，以后事付右司马王愆期。出府门就船，顾谓愆期曰：“老子婆娑，正坐诸君辈。”（《侃传》）是亦可见其超然于权势矣。本传亦云，侃贾岁常怀止足之分，不与朝权。而传末乃云，侃尝梦生八翼，上天门，至第九重，折翼而坠。后督八州，据上流，握强兵，有凯觎之志，每思折翼之祥，自抑而止。传论亦谓其“潜有包藏之志，顾思折翼之祥，悖矣！”是直谓其素有不臣之心，因一梦而不敢也。于导则略其疵累而比之管、葛，于侃则因其一梦而悬坐以无将之罪，岂非褒贬失当乎？ ●卷八 ○八王之乱 惠帝时八王之乱，《晋书》汇叙在一卷，《通鉴纪事敝拴》亦另为一条，然头绪繁多，览者不易了，今撮叙于此。武帝临崩，欲以汝南王亮（司马懿之子，武帝叔父。）与皇后父杨骏同辅政，骏匿其诏，矫令亮出镇许昌。惠帝既立，贾后檀权，杀杨骏，废杨太后，征亮入，与卫同辅政。亮与楚王玮（武帝第五子，惠帝之弟。）不协，玮谄于贾后，诬亮、有废立之谋，后乃使帝诏玮杀亮、，又坐玮以矫杀亮、之罪，即日杀玮。后益肆淫恣，废太子，（惠帝长子，非贾后生。）弑杨太后。时赵王伦在京师，（懿第九子，惠帝之叔祖。）素谄贾后，其嬖人孙秀说以太子之废人言公实与谋，宜废后以雪此声，伦从之。秀又恐太子聪明，终有疑于伦，不如待后杀太子，而废后为太子报仇，可以立功。乃使后党讽后，后果杀太子，伦遂矫诏与齐王ぁ（齐王攸之子，惠帝从弟。）率兵入宫，废后幽于金墉城，寻害之。伦自为相国、侍中、都督中外诸军事。孙秀等恃势肆横，ぁ内怀不平，秀觉之，出ぁ镇许昌。伦僭位，以惠帝为太上皇，迁于金墉。于是ぁ及河间王、（司马孚之孙，惠帝从叔，时镇长安。）成都王颖（武帝第十六子，惠帝之弟，时镇邺中。）共起兵讨伦，伦兵败，其将王舆废伦斩秀，迎惠帝复位。伦寻伏诛，颖遂还邺，ぁ入京。帝拜ぁ大司马，如宣、景辅魏故事。ぁ大权在握，沉湎酒色，不入朝，坐召百官，恣行非法。有校尉李含奔于长安，诈称有诏使河间王讨ぁ。遂上表，请废ぁ，以成都王辅政，并檄长沙王为内主。（武帝第六子，惠帝之弟。）ぁ遣兵袭，径入宫，奉帝讨斩ぁ。本以弱ぁ强，冀为ぁ所杀，而以杀之罪讨之，因废帝立颖，己为宰相，可以专政。及先杀ぁ，其计不遂，颖亦以在内，己不得遥执朝权，于是遣将张方率兵，与颖同向京师。帝又诏为大都督拒方等，连战，先胜后败。东海王越在京，（司马泰之子，惠帝从叔祖。）虑事不济，与殿中将收送金墉，为张方所杀。颖入京，寻还于邺。表颖为皇太弟，位相国，乘舆服御及宿卫兵皆迁于邺，朝政悉颖主之。左卫将军陈不平，奉帝讨颖，颖遣将石超败帝于荡阴，超遂以帝入于邺。平北将军王浚起兵讨颖，颖战败，仍拥帝还洛阳。时遣张方救颖，方遂挟帝及颖归于长安。废颖，立豫章王炽（武帝第二十五子，惠帝之弟，是为怀帝。）为皇太弟。东海王越自徐州起兵迎大驾，又命颖统兵拒之。河桥战败，越兵入关，奉惠帝还洛阳。颖窜于武关新野间，有诏捕之，为刘舆所害。亦单骑逃太白山，其故将迎入长安。有诏征为司徒，入京，途次为南阳王模所杀。惠帝崩，怀帝即位。越出讨石勒而卒。此八王始末也。 赵王伦将篡时，淮南王允（武帝子，惠帝弟。）在京师，举兵欲诛伦，为伦所杀。又吴王晏（亦武帝子。）亦助淮南王允攻伦，兵败被废。后长沙王及成都王颖相攻时，晏又为前锋都督。此二王俱不在八王之内。 ○晋书所记怪异 采异闻入史传，惟《晋书》及《南》、《北史》最多，而《晋书》中僭伪诸国为尤甚。刘聪时有星忽陨于平阳，视之则肉也，长三十步，广二十七步，臭闻数里，肉旁有哭声。聪后刘氏适产一蛇一虎，各害人而走，寻之，乃在陨肉之旁，哭声乃止。又豕与犬交于相国府门。豕著进贤冠，犬冠武冠带绶，豕犬并升御座，俄而斗死。聪子约死，一指犹暖，遂不殡。及苏，言见刘渊于不周山，诸王将相皆在，号曰蒙珠离国。渊谓曰：“东北有遮须夷国，无主，待汝父为之，三年当来，汝且归。”既出，道过一国，曰猗尼渠余国，引约入宫，与一皮囊，曰：“为我寄汉皇帝。刘郎后来当以小女相妻。”约归，置皮囊于几，俄而苏，几上果有皮囊，中置白玉一方，题曰：“猗尼渠余国天王敬寄遮须夷国天王，岁摄提当相见。”聪闻之曰：“如此，吾不惧死也。”至期，聪果死。刘曜时，西明门风吹折大树，一宿而变为人形，发长一尺，须眉长二寸，有敛手之状，亦有两脚，惟无目鼻，每夜有声，十日而柯条遂成大树。石虎时，太武殿所画古贤像忽变为胡，旬余，头皆缩入肩中。此数事犹可骇异，而皆出于刘、石之乱，其实事耶？抑传闻耶？刘、石之凶暴本非常，故有非常之变异以应之，理或然也。他如干宝父死，其母妒，以父所宠婢推入墓中。后十余年，宝母亡，开墓合葬，而婢伏棺如生。经日而苏，言其父常取饮食与之，在地中亦不恶。既而嫁之，生子。此事殊不可信，然宝因此作《搜神记》，自叙其事如此。若果非真，岂肯自讦其父之隐及母之妒耶？则天地之大，何所不有也。至《晋书》所载怪异尚多，固不必一一为之辨矣。 ○东晋多幼主 晋南渡后，惟元帝年四十二即位，简文帝年五十一即位，其余则践阼时多幼弱。明帝二十四岁，成帝五岁，康帝二十一岁，穆帝二岁，哀帝二十三岁，废帝二十一岁，孝武帝十二岁，安帝二十二岁，至恭帝即位年三十二，而国已归刘宋矣。盖运会方隆，则享国久长，生子亦早，故继体多壮年，所谓国有长君，社稷之福也。及其衰也，人主既短祚，嗣子自多幼冲，固非人力所能为矣。然东晋犹能享国八九十年，则犹赖大臣辅相之力。明帝、成帝时，有王导、庾亮、郗鉴等；康帝、穆帝时，有褚裒、庾冰、蔡谟、王彪之等；孝武时，有谢安、谢玄、桓冲等。主虽孱弱，臣尚公忠，是以国脉得以屡延。一桓温出而宗社几移，迨会稽王道子昏庸当国，元显以狂愚乱政，而渝胥及溺矣。国家所贵有树人之计也。 ○晋帝多兄终弟及 晋司马师、司马昭相继专魏政，是开国时已兄弟相继。后惠帝以太子太孙俱薨，立弟豫章王炽为皇太弟，即位，是为怀帝。成帝崩，母弟岳立，是为康帝。（皆庾后出。）哀帝崩，母弟奕立，是为废帝海西公。（皆章太妃出。）安帝崩，母弟德文立，是为恭帝。（皆陈太后出。）以后惟北齐文宣、孝昭、武成，亦兄弟递袭帝位，然孝昭废济南王而自立，武成废乐陵王而自立，非晋之依次而立也。 ○愍元二帝即位 晋怀帝，永嘉五年为刘曜所掳。次年，贾疋等已奉秦王邺为皇太子，都于长安，然犹未即尊位，直至永嘉七年，怀帝崩问至，始称帝，是为愍帝。愍帝，建兴四年降于刘曜。次年，元帝称晋王于建康，亦未即尊位，又明年，愍帝崩问至，始称帝。流离倾覆中，尚有不忍其君之意，可谓合乎礼之变者也。 ○僭伪诸君有文学 晋载记诸僭伪之君，虽非中国人，亦多有文学。刘渊少好学，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尤好《左氏春秋》、孙吴兵法，《史》、《汉》、诸子，无不综览。尝鄙隋、陆无武，绛、灌无文。一物不知，以为君子所耻。其子刘和亦好学，习《毛诗》、《左氏春秋》、郑氏《易》。和弟宣师事孙炎，沈精积思，不舍昼夜。尝读《汉书》，至《萧何》、《邓禹传》，未尝不反复咏之。刘聪幼而聪悟，博士朱纪大奇之，年十四，究通经史，兼综百家之言，工草隶，善属文，著述怀诗百余篇，赋颂五十余篇。刘曜读书，志于广览，不精思章句，亦善属文，工草隶。小时避难，从崔岳质通疑滞。既即位，立太学于长乐宫，立小学于未央宫，简民间俊秀千五百人，选朝廷宿儒教之。慕容尚经学，善天文。即位后，立东庠于旧宫，赐大臣子弟为官学生，亲自临考。自造《太上章》以代《急就》，又著《典诫》十五篇，以教胄子。慕容俊亦博观图书。后慕容宝亦善属文，崇儒学。苻坚八岁，向其祖洪请师就学，洪曰：“汝氐人，乃求学耶。”及长，博学多才艺。既即位，一月三临太学，谓躬自奖励，庶周、孔之微言不坠，诸非正道者悉屏之。自永嘉之乱，庠序无闻，至是学校渐兴。苻登长而折节，博览书传。姚兴为太子时，与范勖等讲经籍，不以兵难废业。时姜龛、于岐等皆耆儒硕德，门徒各数百人，兴听政之暇，辄引龛等讲论。姚泓博学善谈论，尤好诗咏。王尚、段章以儒术，胡义周、夏侯稚以文学，皆尝游集。于岐疾，兴亲往问疾，拜于床下。李流少好学。李庠才兼文武，曾举秀异科。沮渠蒙逊博涉群史，晓天文。赫连勃勃闻刘裕遣使来，预命皇甫徽为答书，默诵之，召裕使至前，口授舍人为书，裕见其文曰：“吾不如也。”此皆生于戎羌，以用武为急，而仍兼文学如此，人亦何可轻量哉！ ○九品中正 魏文帝初定九品中正之法，郡邑设小中正，州设大中正，由小中正品第人才，以上大中正；大中正核实，以上司徒；司徒再核，然后付尚书选用。此陈群所建白也。然魏武时，何夔疏言：“今草创之际，用人未详其本，是以各引其类。宜先核之乡闾，使长幼顺序，无相逾越，则贤不肖先分。”（《夔传》）杜恕亦疏言：“宜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皆有事效，然后察举，试辟公府。”（《恕传》）此又在陈群之前。盖汉以来本以察举孝廉为士人入仕之路，迨日久弊生，夤缘势利，猥滥益甚。故夔等欲先清其源，专归重于乡评，以核其素行。群又密其法而差等之，固论定官才之法也。然行之吸睹，夏侯玄已谓中正干铨衡之权。（《玄传》）而晋卫亦言：“魏因丧乱之后，人士流移，考详无地，故立此法，粗具一时选用。其始乡邑清议，不拘爵位，褒贬所加，足为劝励，犹有乡论余风。其余遂计资定品，惟以居位为重。”是可见法立弊生，而九品之升降尤易淆乱也。今以各史参考，乡邑清议亦时有主持公道者。如陈寿遭父丧，有疾，令婢丸药，客见之，乡党以为贬议，由是沉滞累年，张华申理之，始举孝廉。（《寿传》）阎亦西州名士，被清议，与寿皆废弃。（《何攀传》）卞粹因弟裒有门内之私，粹遂以不训见讥被废。（《卞传》）并有已服官而仍以清议升黜者。长史韩预强聘杨欣女为妻，时欣有姊丧吸董旬，张辅为中正，遂贬预以清风俗。（《辅传》）陈寿因张华奏，已官治书侍御史，以葬母洛阳，不归丧于蜀，又被贬议，由此遂废。（《寿传》）刘颂嫁女于陈矫，矫本刘氏子，出养于姑，遂姓陈氏，中正刘友讥之。（《颂传》）李含为秦王郎中令，王薨，含俟葬讫除丧，本州大中正以名义贬含，傅咸申理之，诏不许，遂割为五品。（《含传》）淮南小中正王式父没，其继母终丧，归于前夫之子，后遂合葬于前夫。卞劾之，以为犯礼害义，并劾司徒。及扬州大中正、淮南大中正，含容徇隐。诏以式付乡邑清议，废终身。（《传》）温峤已为丹阳尹，平苏峻有大功，司徒长史孔愉以峤母亡，遭乱不葬，乃下其品。（《愉传》）是已入仕者，尚须时加品定，其法非不密也。且石虎诏曰：“魏立九品之制，三年一清定之，亦人伦之明镜也。先帝黄纸再定，以为选举，今又阅三年，主者更铨论之。”是魏以来尚有三年更定之例，初非一经品定，即终身不改易，其法更未尝不详慎也。且中正内亦多有矜慎者，如刘毅告老，司徒举为青州大中正，尚书谓毅既致仕，不宜烦以碎务，石鉴等力争，乃以毅为之。铨正人流，清浊区别，其所弹贬，自亲贵者始。（《毅传》）司徒王浑奏周馥理识清正，主定九品，检括精详，褒贬允当。（《馥传》）燕国中正刘沈举霍原为二品，司徒不过，沉上书谓原隐居求志，行成名立，张华等又特奏之，乃为上品。（《李重传》、《霍原传》。）张华素重张轨，安定中正蔽其善，华为延誉，得居二品。（《轨传》）王济为太原大中正，访问者论邑人品状，至孙楚，则曰：“此人非卿所能目，吾自为之。”乃状曰：“天才英博，亮拔不群。”（《楚传》）华恒为州中正，乡人任让轻薄无行，为恒所黜。（《恒传》）韩康伯为中正，以周勰居丧废礼，脱落名教，不通其议。（《康伯传》）陈庆之子暄，以落魄嗜酒，不为中正所品，久不得调。（《庆之传》）此皆中正之秉公不挠者也。然进退人才之权，寄之于下，岂能日久无弊？晋武为公子时，以相国子当品，乡里莫敢与为辈，十二郡中正共举郑默以辈之。（《默传》）刘卞初入太学，试经当为四品，台吏访问（助中正采访之人。）欲令写黄纸一鹿车，卡不肯，访问怒言于中正，乃退为尚书令史。（《卞传》）孙秀初为郡吏，求品于乡议，王衍将不许，衍从兄戎劝品之。及秀得志，朝士有宿怨者皆诛，而戎、衍获济。（《戎传》）何劭初亡，袁粲（晋臣，非宋袁粲。）来吊，其子岐辞以疾，粲独哭而出，曰：“今年决下婢子品。”王诠曰：“岐前多罪时，尔何不下，其父新亡，便下岐品，人谓畏强易弱也。”（《何劭传》）可见是时中正所品高下，全以意为轻重。故段灼疏言，九品访人，惟问中正，据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孙，即当途之昆弟。（《灼传》）刘毅亦疏言，高下任意，荣辱在手，用心百态，求者万端。（《毅传》）此九品之流弊见于章疏者，真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高门华阀有世及之荣，庶姓寒人无寸进之路，选举之弊，至此而极。然魏晋及南北朝三四百年，莫有能改之者，盖当时执权者即中正高品之人，各自顾其门户，固不肯变法，且习俗已久，自帝王以及士庶皆视为固然，而无可如何也。 ○六朝清谈之习 清谈起于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祖述《老》、《庄》，谓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无者也，开物成务，无往而不存者也。（《王衍传》）是时阮籍亦素有高名，口谈浮虚，不遵礼法。（《裴传》）籍尝作《大人先生传》，谓世之礼法君子，如虱之处。（《阮籍传》）其后王衍、乐广慕之，俱宅心事外，名重于时，天下言风流者，以王、乐为称首。（《乐广传》）后进莫不竞为浮诞，遂成风俗。（《王衍传》）学者以《老》、《庄》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荡为辨，而贱名检；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仕进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愍帝纪论》）其时未尝无斥其非者，如刘颂屡言治道，傅咸每纠邪正，世反谓之俗吏。裴又著《崇有论》以正之。（《传》）江亦著《通道崇检论》以矫之。（《传》）卞斥王澄、谢鲲，谓悖礼伤教，中朝倾覆，实由于此。（《传》）范宁亦谓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于桀、纣。（《宁传》）应詹谓元康以来，贱经尚道，永嘉之弊由此。（《詹传》）熊远、陈κ各有疏论，莫不大声疾呼，欲挽回颓俗，而习尚已成，江河日下，卒莫能变也。今散见于各传者。裴遐善言玄理，音词清畅，泠然若琴瑟。尝与郭象谈论，一座尽服。（《遐传》）卫善玄言，每出一语，闻者无不咨叹，以为入微。王澄有高名，每闻言，辄叹息绝倒。后过江，与谢鲲相见，欣然言论终日。王敦谓鲲曰：“昔王辅嗣吐金声于中朝，此子复玉振于江表，不意永嘉之末复闻正始之音。”（《传》）王衍为当时谈宗，自以论易略尽，然亦有未了，每曰不知此生当见有能通之者否，及遇阮修谈《易》，乃叹服焉。（《修传》）王戎问阮瞻曰：“圣人贵名教，《老》、《庄》明自然，其指同异？”瞻曰：“将毋同。”戎即辟之，时人谓之“三语掾。”（《瞻传》）郭象善《老》、《庄》，时人以为王弼之亚。（《庾岂传》）桓温尝问刘忄炎：“会稽王更进耶？”忄炎曰：“极进，然是第三流耳。”温曰：“第一流是谁？”忄炎曰：“故是我辈。”（《忄炎传》张凭初诣刘忄炎，处之下座，适王来，清言有所不通，凭即判之，忄炎惊服。（《凭传》）此可见当时风尚大概也。其中未尝无好学者，然所学亦正以供谈资。向秀好《老》、《庄》之学，尝注解之，读者超然心悟。郭象又从而广之，儒、墨之迹见鄙，道家之风遂盛。（《秀传》）潘京与乐广谈，广深叹之，谓曰：“君天才过人，若加以学，必为一代谈宗。”京遂勤学不倦。（《京传》）王僧虔戒子书曰：“汝未知辅嗣何所道，平叔何所说，而便盛于麈尾，自称谈士，此最险事。”（《僧虔传》）是当时父兄师友之所讲求，专推究《老》、《庄》，以为口舌之助，五经中惟崇《易》理，其他尽阁束也。至梁武帝始崇尚经学，儒术由之稍振，然谈义之习已成，所谓经学者，亦皆以为谈辨之资。武帝召岑之敬升讲座，敕朱异执《孝经》，唱《士孝》章，帝亲与论难，之敬剖释纵横，应对如响。（《之敬传》）简文为太子时，出士林馆，发《孝经》题，张讥议论往复，甚见嗟赏。其后周弘正在国子监，发《周易》题，讥与之论辨，弘正谓人曰：“吾每登座，见张讥在席，使人凛然。”（《讥传》）简文使戚衮说朝聘仪，徐ゼ与往复，衮精采自若。（《衮传》）简文尝自升座说经，张正见预讲筵，请决疑义。（《正见传》）伏曼容宅在瓦官寺东，每升座讲经，生徒常数十百人。（《曼容传》）袁宪与岑文豪同侯周弘正，弘正将登讲座，适宪至，即令宪树义。时谢岐、何妥并在座，递起义端，宪辨论有余。到溉曰：“袁君正有后矣。”（《宪传》）严植之通经学，馆在潮沟，讲说有区段次第，每登讲，五馆生毕至，听者千余。（《植之传》）鲍在太学，有疾，请纪少瑜代讲，少瑜善谈吐，辨捷如流。（《少瑜传》）崔炅恩自魏归梁，为博士，性拙朴无文采，及解析经义，甚有精致，旧儒咸重之。（《炅恩传》）沈峻精《周官》，开讲时，群儒刘、沈熊之徒并贮董下座，北面受业。（《峻传》）是当时虽从事于经义，亦皆口耳之学，开堂升座，以才辨相争胜，与晋人清谈无异，特所谈者不同耳。况梁时所谈，亦不专讲五经。武帝尝于重云殿自讲《老子》，徐勉举顾越论义，越音响若钟，咸叹美之。（《越传》）简文在东宫，置宴玄儒之士。（《戚衮传》）邵陵、王纶讲《大品经》，使马枢讲《维摩》、《老子》，同日发题，道俗听者二千人。王谓众曰“马学士论义，必使屈伏，不得空具主客。”于是各起辨端，枢转变无穷，论者咸服。（《枢传》）则梁时五经之外，仍不废《老》、《庄》，且又增佛义，晋人虚伪之习依然未改，且又甚焉。风气所趋，积重难返，直至隋平陈之后始扫除之。盖关陕朴厚，本无此风，魏、周以来，初未渐染，陈人之迁于长安者，又已衰ぃ不振，故不禁而自消灭也。 案汉时本有讲经之例，宣帝甘露三年，诏诸生讲五经异同，萧望之等平奏其议，上亲临决。又施仇论五经于石渠阁。章帝建初四年，亦诏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诸儒，会白虎观，讲议五经异同，使五官中将魏应承制问，侍中于恭奏，帝亲称制临决，作《白虎奏议》，今《白虎通》是也。然此特因经义纷繁，各家师说互有异同，故聚群言以折衷之，非以此角胜也。至梁时之升座说经，则但炫博斗辩而已。 ○清谈用麈尾 六朝人清谈，必用麈尾。《晋书》，王衍善玄言，每捉白玉柄麈尾，与手同色。（《衍传》）孙盛与殷浩谈，奋麈尾，尽落饭中。（《盛传》）《宋书》，王僧虔戒子，谓其好捉麈尾，自称谈士。（《僧虔传》）《齐书》，戴容著《三宗论》，智林道人曰：“贫道捉麈尾三十年，此一涂无人能解，今始遇之。”（《传》）《梁书》，卢广发讲时，谢举屡折之，广愧服，以所执麈尾赠之，以况重席。（《举传》）张孝秀谈义，尝手执并榈皮麈尾。（《孝秀传》）《陈书》，后主宴宫僚，所造玉柄麈尾新成，曰：“当今堪捉此者，惟张讥耳。”即以赐讥。又幸钟山开善寺，使讥竖义，时麈尾未至，命取松枝代之。（《讥传》）此皆清谈麈尾故事也。亦有不必谈而亦用之者，王浚以麈尾遗石勒，勒伪为不敢执，悬于壁而拜之。（《勒载记》）何充诣王导，导以麈尾指其床，曰：“此是君坐也。”（《充传》）王病笃，灯下视麈尾而叹，既没，刘忄炎以犀麈尾纳之棺中。（《传》）盖初以谈玄用之，相习成俗，遂为名流雅器，虽不谈亦常执持耳。 ○驺虞幡 晋制最重驺虞幡，每至危险时，或用以传旨，或用以止兵，见之者辄忄伏而不敢动，亦一朝之令甲也。《晋书》，楚王玮率兵诛汝南王亮及宰相杨骏，彻夜喧斗。天明，张华奏惠帝，使殿中将军持驺虞幡麾众曰：“楚王玮矫诏。”众皆释仗而走，玮遂被擒。（《玮传》）淮南王充拥兵诛赵王伦，自辰至申斗不解，陈淮遣驺虞幡解斗，允兵散被杀。（《允传》）伦既篡，王舆率兵杀其党孙秀，使伦为手诏迎惠帝复位。传诏者以驺虞幡敕将士解兵，文武官皆散走。（《伦传》）长沙王发兵攻齐王ぁ，ぁ遣董艾率兵拒之，潜令人盗驺虞幡，呼云：“长沙王矫诏。”又称齐王谋反，ぁ战败被擒。（《ぁ传》）南渡后，桓玄之变，会稽王道子遣司马柔之以驺虞幡宣告荆、江二州。（《柔之传》）王敦犯阙，甘卓在襄阳，起兵将袭其后。敦惧，求台以驺虞幡止之。（《卓传》）桓温兵东下，殷浩欲以驺虞幡止其军。（《温传》）此皆驺虞幡之故事也。他朝未见有用之者。 ○建业有三城 六朝时，建业之地有三城。中为台城，则帝居也，宫殿台省皆在焉。其西则石头城，尝宿兵以卫京师。王敦内犯，周札守石头城，开门纳敦，敦遂据之，以败王师。后苏峻之反，劫迁成帝于石头，峻败，帝始出。卢循舟师将至，朝臣欲分守诸津，刘裕谓兵分则势弱，不如聚兵石头，则众力不分，乃自镇石头，果败贼。宋末，袁粲据石头，欲诛萧道成，为道成所杀。当时谚曰：“可怜石头城，宁为袁粲死，不作褚渊生。”梁末，王僧辨镇石头，陈霸先使侯安都往袭之。石头不甚高，军士捧安都投入女垣内，众随入，遂执僧辨。后徐嗣徽引北齐兵入石头，来逼台城，安都自台城以甲士突出东西掖门败之，贼还石头，遂不敢逼台城是也。台城之东则有东府，凡宰相录尚书事兼扬州刺史者居之，实甲尝数千人。晋时会稽王道子居之，刘裕秉政亦居此。裕出征则曰留府，尝使刘穆之监府事。裕讨刘毅回，公卿咸候于新亭，而裕已潜还东府矣。宋末后废帝之弑，萧道成移镇东府。《顺帝纪》，萧道成出镇东府，辅政后进爵齐王，卞彬戏谓曰：“殿下今以青溪为鸿沟，溪东为齐，溪西为宋。”因咏诗曰：“谁谓宋远，予望之。”陈安成王顼辅政，入居尚书省，刘师知等忌之，矫诏令其还东府是也。可见是时二城皆为要地。宋后废帝狂暴，阮佃夫欲俟其出游，闭台城，分人守东府、石城以拒之，会帝不出乃止。齐豫章王嶷守东府，竟陵王子良镇石头，而皆造私第于京师中，游宴忘返，因范云谓重地不宜虚旷，嶷乃还东府，子良乃还石头。缘此二城拱卫京师，最居要害故也。其时尚有冶城，当徐嗣徽等引北齐兵据石头，而市廛在南路，去台城稍远，恐为贼所乘，乃使徐度镇冶城寺，筑垒以断之。此又在台城之南。 ○南朝多以寒人掌机要 魏正始、晋永熙以来，皆大臣当国。晋元帝忌王氏之盛，欲政自己出，用刁协、刘隗等为私人，即召王敦之祸。自后非幼君即孱主，悉听命于柄臣，八九十年已成故事。（晋韦华谓姚兴曰，晋主虽有南面之尊，无统驭之实，宰辅执政，权在臣下，遂成习俗。）至宋、齐、梁、陈诸君则无论贤否，皆威福自己，不肯假权于大臣。而其时高门大族门户已成，令、仆、三司可安流平进，不屑竭智尽心，以邀恩宠；且风流相尚，罕以物务关怀，人主遂不能藉以集事，于是不得不用寒人。人寒则希荣切而宣力勤，便于驱策，不觉倚之为心膂。《南史》谓宋孝武不任大臣，而腹心耳目不能无所寄，于是戴法兴、巢尚之等皆委任隆密。齐武帝亦曰：“学士辈但读书耳，不堪经国，经国一刘系宗足矣。”此当时朝局相沿，位尊望重者其任转轻，而机要多任用此辈也。然地当清切，手持天宪，口衔诏命，则人虽寒而权自重，权重则势利尽归之。如法兴威行内外，江夏王义恭虽录尚书事，而积相畏服，犹不能与之抗。阮佃夫、王道隆等权侔人主，其捉车人官虎贲中郎将，傍马者官员外郎。茹法亮当权，太尉王俭尝曰：“我虽有大位，权寄岂及茹公。”朱异权震内外，归饮私第，虑日晚台门闭，令卤簿自家列至城门，门者遂不敢闭。此可见威势之薰灼也。法亮在中书，尝语人曰：“何须觅外禄，此户内岁可办百万。”佃夫宅舍园池胜于诸王邸第，女妓数十，貌冠绝当时。出行遇胜流，便邀与同归，一时珍羞莫不毕具，凡诸火剂，并皆始熟，至数十种，虽晋之王、石不能过，此可见贿赂之盈溢也。盖出身寒贱，则小器易盈，不知大体，虽一时得其力用，而招权纳贿，不复顾惜名检。其中亦有如法兴，遇废帝无道，颇能禁制，然持正者少，乘势作奸者多。唐寓之反，说者谓始于虞玩之，而成于吕文度，此已见蠹国害民之大概。甚至佃夫弑主，而推戴明帝。周石珍当侯景围台城，辄与景相结，遂为景佐命。至陈末，施文庆、沈客卿用事，自取身荣，不存国计，隋军临江，犹曰，此常事，边臣足以当之，不更动备，以致亡国。小人而乘君子之器，其害可胜道哉！大臣不能体国，致人主委任下僚，人主不信大臣，而转以群小为心膂，此皆江左之流弊也。（按公孙瓒常言，衣冠之人皆自谓职当富贵，不谢人惠，故所宠皆商贩庸儿，亦同此见。） ○相墓 古人但有望气之法，如秦始皇时，望气者谓东南有天子气，乃南巡以厌之。又谓金陵有王气，乃凿淮水以泄之。光武未贵时，望气者苏伯阿过南阳，望舂陵郭，曰：“气佳哉，郁郁葱葱然。”孙皓时，临平湖开，皓以问陈训，训曰：“臣止能望气，不知湖之开塞。”陈敏反，或曰：“陈家无主气，不久当灭。”此古来专以望气占吉凶，未尝有相墓之术也。相墓术相传始于郭璞，然《后汉书 袁安传》，安觅地葬父，有三书生指一处云，葬此当世为上公，从之，故累世隆盛。《晋书 羊祜传》，有相墓者言祜祖墓有帝王气，祜乃凿之。相者曰：“犹当出折臂三公。”后祜堕马折臂，果位三公。则又在璞之前，即璞本传载其卜筮炅验之处甚多，谓先有郭公者，精于卜箧，璞从受业，公授以青囊书九卷，遂洞五行、天文、卜箧之术，亦未尝及相墓也。又璞所著书，载其炅验事迹者曰《洞林》，抄京、费诸家最要者曰《新林》，又《卜韵》一篇，注《尔雅》、《三苍》、《方言》、《穆天子传》、《山海经》、《楚词》、《子虚》、《上林赋》，及所作诗、赋、诔、颂，共数十万言，亦未有所谓葬经也。惟传内称璞葬母暨阳，去水百步，或以近水言之，璞曰：“当即为陆矣。”其后果沙涨数十里。又璞为人葬墓，晋明帝微服观之，问主人何以葬龙角，主人曰：“郭璞云，此葬龙耳，当致天子。”帝曰：“当出天子耶？”主人曰：“非出天子，能致天子至耳。”此璞以相墓擅名，而后世皆以为葬术之始也，而葬术之行，实即由是时而盛。陶侃将葬父，家中忽失牛，有老父谓曰：“前冈见有一牛，眠山污中，若葬之，位极人臣。”又指一山曰：“此亦其次，当出二千石。”侃寻得牛，因葬其处，以所指别山与周访葬其父，后侃果为三公，访为刺史。（《晋书 周光传》）宋武帝父墓在丹徒侯山，有孔恭者，善占墓，谓此非常地，后果为天子。齐高帝旧茔在武进彭山，冈阜相属，百里不绝，其上常有五色云。宋明帝恶之，遣占墓者高炅文往相之。炅文先给事齐高，乃诡曰：“不过方伯耳。”私谓齐高曰：“贵不可言。”后果登极。（《南史》宋、齐二纪）。）齐高之母刘氏，与夫合葬时，墓工始下锸，有白兔跳起，及坟成，又止其上。（《刘后传》）荀伯玉家墓，有相之者谓当出暴贵而不久，伯玉官果至散骑常侍，坐事诛。（《伯玉传》）柳世隆晓术数，于倪塘创墓，与宾客往游，十往五往常坐一处，及卒，正葬其地。（《世隆传》）富阳人唐寓之，祖、父皆以图墓为业。（《沈文季传》）梁武丁贵嫔薨，昭明太子求得善墓地，被俞三副以己地奏，帝买葬之。有道士谓此地不利，长子教以用蜡鹅诸物厌之。后事发，昭明以此惭惧而薨。（《昭明太子传》）杜嶷葬祖父，梁元帝忌之，命墓工恶为之，逾年而嶷卒。（《嶷传》）吴明彻葬父，有伊氏者善占墓，谓其兄曰：“葬日必有乘白马逐鹿者过此，此是最小子大贵之征。”明彻后果大贵。（《明彻传》）此皆见于各列传者，可见六朝时此术已盛行。如《昭明传》曰不利长子，《明彻传》曰最小子大贵，则术家所云长房、小房之说，亦即起于是时矣。 ○唐人避讳之法 唐人修诸史时，避祖讳之法有三：如“虎”字、“渊”字，或前人名有同之者，有字则称其字，如《晋书》公孙渊称公孙文懿，刘渊称刘元海，褚渊称褚彦回，石虎称石季龙是也。否则竟删去其所犯之字，如《梁书》萧渊明、萧渊藻，但称萧明、萧藻，《陈书》韩擒虎但称韩擒是也。否则以文义改易其字，凡遇“虎”字皆称猛兽，李叔虎称李叔彪，殷渊源称殷深源，陶渊明称陶泉明，魏广阳王渊称广阳王深是也。其后讳“世”为“代”，讳“民”为“人”，讳“治”为“理”之类，皆从立义改换之法。 ●卷九 ○宋书多徐爰旧本 沈约于齐永明五年奉敕撰《宋书》，次年二月即告成，共纪、志、列传一百卷，古来修史之速未有若此者。今案其《自序》而细推之，知约书多取徐爰旧本而增删之者也。宋著作郎何承天已撰《宋书》，纪、传止于武帝功臣，其诸志惟《天文》、《律历》，此外悉委山谦之。谦之亡，诏苏宝生续撰，遂及元嘉诸臣。宝生被诛，又以命徐爰。爰因苏、何二本，勒为一史，起自义熙之初，迄于大明之末，其《臧质》、《鲁爽》、《王僧达》三传，皆孝武所造，惟永光以后至亡国十余年，记载并缺。今《宋书》内永光以后纪传，盖约等所补也。（案《王智深传》，约多载宋明帝鄙渎事，武帝谓曰：“我昔经事明帝，卿可思讳恶之义。”于是多所删除。可见宋明帝以后纪传皆约所撰。）其于爰书稍有去取者，爰本有晋末诸臣及桓玄等诸叛贼，并刘毅等与宋武同起义者，皆列于《宋书》。约以为桓玄、谯纵、卢循身为晋贼，无关后代；吴隐、郗僧、施谢混义止前朝，不宜入宋；刘毅、何无忌、诸葛长民、魏咏之、檀凭之志在匡晋，亦不得谓之宋臣，故概从删除。是约所删者，止于此数传，其余则皆爰书之旧，是以成书若此之易也。（《徐爰传》，爰虽因前作，而专为一家之书，起元义熙为王业之始，载序宣力为功臣之断，于是内外博议，或谓宜以义熙元年为断，或谓宜以元兴三年为断。诏曰：“项籍、圣公编录二《汉》，前史已有成例。《桓玄传》宜在宋典，余如爰议。”是可见爰旧本体例也。）余向疑约修《宋书》，凡宋、齐革易之际宜为齐讳，晋、宋革易之际不必为宋讳，乃为宋讳者反甚于为齐讳，然后知为宋讳者徐爰旧本也，为齐讳者约所补辑也。人但知《宋书》为沈约作，而不知大半乃徐爰作也，观《宋书》者当于此而推之。（何尚之，何偃之父也，乃《偃传》在五十九卷，《尚之传》反在六十六卷。可见《宋书》时日促迫，仓猝编排，前后亦不暇审订。） ○宋书书晋宋革易之际 《宋书》作于齐，其于晋、宋革易之际固可无所避讳，乃《宋武纪》历叙其勋高绩茂，以致晋恭帝自愿禅位，宋武尚奉表陈让，晋帝已逊于琅琊王第，表不获通，乃即位，封晋帝为零陵王，令食一郡，载天子旌旗，一用晋典，斯固俨然唐虞揖让光景，绝不见有逼夺之迹。（纪内惟将禅时，有司以禅草呈晋帝，晋帝欣然曰：“桓玄之时，天命已改，重为刘公所延，将二十载，今日之事，固所甘心。”此数语略见禅位之非出于晋帝本心。）至零陵王之殂，则王被废后方虑祸，自与褚妃煮食于床前。宋武使其妃兄褚淡之往视妃，妃出与相见，兵士即逾垣入，进药于王，王不肯饮，乃以被掩杀之。（《南史》）此其悖逆凶毒为自古所未有，则书法自应明著其罪。乃永初二年，书零陵王薨，车驾三朝率百官举哀于朝堂，一依魏明帝服山阳公故事，一若零陵之寿考令终，宋武之恩礼兼备者。又文帝为太子劭所弑，尤属千古之奇变，而本纪亦只书上崩于合殿，年四十七，绝无一字及于被弑。其他如前废帝以药酒死沈庆之，而本纪书新除大尉沈庆之薨。明帝赐刘道隆死，而书新除中护军刘道隆卒。建安王休仁以死，而书建安王休仁有罪自杀。帝又赐巴陵王休若死，而书巴陵王休若薨，凡遇朝廷过举，无一不深为之讳，此皆作徐爰旧书也。约作《宋书》于齐朝，可无所讳，爰作《宋书》于宋朝，自不得不讳。讳之于本纪，而散见其事于列传，当日国史体例本如是。沈约急于成书，遂全抄旧文，而不暇订正耳。《南史》于零陵王殂，则书曰宋志也；于文帝之崩，则书元凶劭构逆，帝崩于合殿。以及沈庆之、建安王、巴陵王之死，亦直书曰赐死、死，较为得实矣。 ○宋书书宋齐革易之际 沈约在萧齐修《宋书》，永光以后皆其笔也，故于宋、齐革易之际，不得不多所忌讳。如《后废帝纪》，但历叙帝无道之处，以见其必当废杀。《顺帝纪》，亦但叙萧道成之功勋，进位相国，封十郡为齐公，备九锡，进爵齐王，增封十郡，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下云，天禄永终，逊位于齐，帝迁居于丹阳宫。齐王践祚，封帝为汝阴王。建元元年殂于丹阳宫，年十三，谥曰顺帝。绝不见篡夺之迹。（《南史》书帝逊位于东邸时，王敬则以兵陈殿廷，帝在内闻之，逃于佛盖下。太后惧，自帅奄竖索之，黄门或促帝，帝怒，抽刀杀之。帝既出居于丹阳宫，齐兵卫之。齐建元元年五月，帝闻外驰马者，惧乱作，监者杀王而以病讣。齐人德之，赏之以邑。）其于诸臣之效忠于宋，谋讨萧道成者，概曰反，曰有罪。如升明元年，书沈攸之举兵反，（《南史》书举兵不从执政。）又书司徒袁粲据石头反，（《南史》书粲据石头，谋诛萧道成，不果，旋见覆灭。）吴郡太守刘遐反，（《南史》书据郡不从执政。）王宜兴有罪伏诛。（《南史》书贰于执政，见杀。）兖州刺史黄回有罪赐死，（《南史》书贰于执政，见杀。）临澧侯刘晃谋反，伏诛。（《南史》书诛临澧侯刘晁。）是也。其党于道成而为之助力者，转谓之起义。如张敬儿等起义兵是也。作刘宋本纪，而以为刘氏者曰反，为萧氏者曰义，此岂可笔之于书，顾有所不得已也，然亦有可见其微露实事之处。如《后废帝》纪谓，废帝昱无道，齐王顺天人之心，潜图废立，与王敬则谋之。敬则结昱左右杨玉夫等二十五人，乘夜弑昱，玉夫以昱首付敬则，敬则驰至领军府以呈齐王。王乃戎服入宫，以太后令迎安成王即位。是道成为弑君主谋，已不待辨也。《沈攸之传》虽不敢载其“宁为王凌死，不作贾充生”之语，（见《南史》。）然犹存攸之上武陵王赞一书，以见其忠于宋室之志。（书曰：“下官位重分陕，富兼金穴，岂不知俯眉苟安，可保余齿，何为不计百口，甘冒患难？诚感历朝知遇，欲报宋室耳。若天必丧道，忠节不立，政复阖门碎灭，百死无恨。”）《黄回传》亦载其与袁粲约，欲从御道直向台门，攻齐王于朝堂，会粲败，乃不果。《刘秉传》谓，齐王辅政，四海属心，秉密怀异图，与袁粲及黄回等谋作乱，为齐王所诛。此亦各见其尽节于宋。至《袁粲传》虽不敢载当时谚语。“可怜石头城，宁为袁粲死，不作褚渊生”之句，然传内谓齐王功高德重，天命有归，粲自以身受顾托，不欲事二姓，乃与黄回、卜伯兴等谋矫太后令，使伯兴等据宿卫兵，攻齐王于朝堂。事泄，为齐王攻破石头，被杀。则明著其送往事居，不济则以死继之，其志节为不可及也。又如明帝诸子传，随阳王、新兴王嵩，皆先书元徽四年，年六岁，下书齐受禅，以谋反赐死。元徽四年至升明三年齐受禅，仅三阅岁，则等仅九岁耳，九岁之人岂能谋反？而曰以谋反赐死，则齐之戕及亡国之童稚，不言可知也。然则约之书宋、齐间事，尚不至大失实也。盖是非之公，天下共之，固不能以一手掩万目。约撰《宋书》，拟立《袁粲传》，以审于帝，帝曰：“粲自是宋室忠臣。”（《王智深传》）刘祥在永明中同修《宋书》，讥斥禅代事，王俭密奏之，上衔而不问。（《南史 刘祥传》）又有诏：“袁粲、刘秉同奖宋室，沈攸之子景和之世特有乃心，岁月弥往，宜特优奖，可皆为改葬，其诸子丧柩在西者，亦符送还旧墓。”则帝亦不能掩天下之公论耳。 案沈约不讳齐高帝废弑之事，非彰齐之恶，乃正以见苍梧之当废也。废昏立明，本有故事，晋、宋间去汉未远，霍光废昌邑之例，在人耳目间。故少帝义符以失德为徐羡之等所弑，时论亦但以废杀为过，未尝以废立为非也。前废帝子业无道，明帝结阮佃夫等弑之，时论亦未尝以明帝为非也。当苍梧无道时，阮佃夫、申伯宗、朱幼等已有废立之谋，事泄而死。（《废帝纪》）齐高亦先与袁粲、褚渊谋废立，袁、褚不敢承而止。（《齐高帝纪》）是当时朝野内外，本无一不以苍梧为当废，齐高之举固协于天下之公。其答沈攸之书亦云：“黜昏树明，实惟前则。宁宗静国，何愧前修。”固已明目张胆，自认为理所宜然。故约明书齐王顺天人之心，与王敬则谋废立而不讳也。其后齐郁林无道，齐明帝废而弑之，论者亦止恶其假废立为篡夺，而未尝以废郁林为非也。至东昏无道，内而始安王萧遥光起兵欲废之，张欣泰、胡松等又结党欲废之，许准又劝宰相徐孝嗣废之，外而陈显达起兵欲废之，崔慧景又起兵欲废之，最后梁武起兵，卒令殒命，夫固皆以废立为势所不得已也。当东昏赐徐孝嗣、沈昭略死时，昭略骂孝嗣曰：“废昏立明，古今令典，宰相无才，致有今日。下官与龙逢、比干欣然相对，霍光若问明府今日之事，何辞答之？”又梁武围城日久，张稷召王亮等曰：“桀有昏德，鼎迁于商。商纣暴虐，鼎迁于周。今独夫自绝于天，斯微子去殷之时也。”乃遣范云等诣梁武。可见当时人意中各有伊、霍故事，以为理之当然。约之书此，正见齐高之应天顺人也。 ○宋书本纪书法 《史记》，汉高祖初起事称刘季，封沛公称公，封汉王称王，及即位称帝，此本《虞书》旧法也。《宋书》本纪，于刘裕起事即称高祖，及封豫章公乃称公，封宋王后称王，登极后称上，此又仿陈寿《魏志》例。《魏志》，曹操初起事即称太祖，后乃称公，称王，然操之封公在建安十八年，而本纪建安元年方叙天子封太祖为武平侯，下忽改称公，殊觉两无所著。《宋书》于封公后称公，封王后称王，尚为得实矣。《南史》则于起事时即称帝，以后封公、封王及登极皆称帝，亦是一法。《宋书》于萧道成书法尤有窒碍者，沈约在齐朝作《宋书》，自不敢直书道成之名，故于《宋明帝纪》已称齐王，《顺帝纪》又称录公齐王、太尉齐王、太傅齐王，其时实未尝进爵为王也。至升平三年始进爵为齐公，若蒙上文而下，应书进齐王爵为齐公，而文不可通，乃书进太傅位相国，封十郡为齐公，下始云进齐公爵为齐王。是称齐王在前，封齐王在后，终觉文义不顺。《南史》直书萧道成，盖易世之后，无所避讳，故易于下笔也。 ○宋齐书带叙法 《宋书》有带叙法，其人不必立传，而其事有附见于某人传内者，即于某人传内叙其履历以毕之，而下文仍叙某人之事。如《刘道规传》，攻徐道覆时，使刘遵为将，攻破道覆，即带叙遵淮西人，官至淮南太守，义熙十年卒，下文又重叙道规事，以完本传。是刘遵带叙在《刘道规传》内也。《庐陵王义真传》，义真从关中逃回，藏匿草中，值段宏来寻，始得就路，因带叙宏鲜卑人，敝私容超尚书，元嘉中为青、冀二州刺史，下文又重叙义真事，以完本传，是段宏带叙于《义真传》内也。他如《何承天传》带叙谢玄也，《何尚之传》带叙孟ダ也，《谢炅运传》带叙荀雍、羊之、何长瑜三人也，皆是此法。盖人各一传则不胜传，而不为立传则其人又有事可传，有此带叙法，则既省多立传，又不没其人，此诚作史良法。但他史于附传者，多在本传后方缀附传者之履历，此则正在叙事中，而忽以附传者履历入之，此例乃《宋书》所独创耳。至如《刘义庆传》，因叙义庆好延文士鲍照等，而即叙鲍照字明远，文词赡逸，又因照文词赡逸，而即载其《河清颂》一篇二千余字，并叙照惧孝武忌其才，故为鄙言累句以免祸。而其下又重叙义庆之事，以完本传。遂觉一传中义庆事转少，鲍照事转多，此未免暄客夺主矣。照本才士，何不入《文苑传》，而载其赋颂于本传中？今乃不立照传，而以照颂附入《义庆传》，成何史体也？《齐书》亦多带叙法。如《文惠太子传》，因文惠诱执梁州刺史范柏年，而带叙柏年先在梁州平氐贼之绩。又带叙襄阳有盗发冢，得竹简书，王僧虔以为科斗书《考工记》阙文也。因文惠使徐文景作乘舆服御之属，而带叙文景父陶仁恶文景所作，曰终当灭门，乃移家避之。后文景果赐死，陶仁遂不哭。又如《张敬儿传》，因敬儿斩沈攸之使，而姚道和不斩攸之使，遂带叙道和本姚兴之孙，自称祖天子，父天子，身经作皇太子云云。 ○宋书纪魏事多误 《宋书》有《索虏传》，叙魏太武后文成帝即位之事，谓太武有六子：长名晃，为太子；次晋王，被太武赐死；次秦王乌奕肝，与晃对掌国事，为晃所谮，遣镇χ罕；次燕王；次吴王；次楚王。太武南征，所虏获甚多，晃私遣人择取，太武闻之，大加搜检，晃惧，谋行弑。焘诈死，遣近侍召晃迎丧，至则执之，罩以铁笼，杀之，立秦王为太子。会太武死，时使嬖人宗爱立吴王博真后，宗爱、博真恐为乌奕肝所害，杀之而自立。燕王曰：“博真非正嫡，当立晃子耳。”乃弑博真及宗爱而立，即文成帝也。案《魏书》，太子晃极有令德，正平元年薨，谥景穆。次秦王翰，改封东平王，即《宋书》所谓乌奕肝也。次燕王谭，改封临淮王。次楚王建，改封广阳王。次吴王余，改封南安王。正平二年，太武为中常侍宗爱所弑，宗爱又矫皇太后令，赐秦王翰死，迎南安王余立之。已而余为宗爱所害，大臣长孙渴侯、陆丽等迎立皇孙，是为文成帝。据此则太子晃以疾薨，非太武赐死也。吴子为宗爱所擅立，非太武遗命也；继又为宗爱所害，非燕王杀之也。《宋书》所云，盖南北分裂，徒以传闻为记载，故有此误耳。又如《宋书 柳元景传》，元景有从弟光世，留仕于魏。司徒崔浩，其姊夫也。拓跋焘南寇时，浩密有异志，光世邀河北义士为浩应。浩谋泄被诛，河东大姓连坐者甚众，光世南奔得免。案《魏书》，崔浩之诛，以修国史刊石于路衢，为众所嫉，事上闻，故至族诛，并连及柳氏、卢氏等族。是浩之死以国史，初非别有异图也。《宋书》所云，盖光世南奔时诡托之词，后遂笔之于记载耳，自当以《魏书》为正。《北史》叙太子晃、秦王翰及南安王余事，俱据《魏书》。《南史 柳元景传》亦但云，从弟光世留乡里，仕魏为河北太守，与崔浩亲，浩被诛，光世南奔，而不言浩有异图被祸，固以《宋书》所记不足凭也。 ○宋书南史俱无沈田子沈林子传 宋武开国，武将功臣以檀道济、檀韶、檀、王镇恶、朱龄石、朱超石、沈田子、沈林子为最。田子从武帝克京口，平京邑，灭慕容超。卢循内逼，田子与孙季高从海道袭广州，倾其巢穴，循无所归，遂被诛戮。武帝北伐，田子先入武关，据青泥，姚泓率大众来御，田子大破之，遂平长安。武帝宴诸将于文昌殿，举酒属田子曰：“咸阳之平，卿之功也。”后旋师，留田子及王镇恶、傅弘之、王修等辅桂阳公义真镇长安。会赫连勃勃来寇，田子与镇恶出师御之。或言镇恶本北人，欲尽杀南人，自据关中，田子乃矫武帝令诛之，而自归于义真，为长史王修所杀。是其身虽死，而勇烈固在诸将之右也。林子从武帝灭慕容超，而卢循奄至京邑，林子与徐赤特断拒查浦，赤特轻战而败，林子收败卒，再战破之。徐道覆又至，林子复断塘而斗，会朱龄石至，与林子并力，贼乃散去，武帝每征讨，林子皆摧锋居前，至夜辄召还宿卫。武帝北伐，林子为先锋，杀董神虎于襄邑，袭薛帛于解县。与道济等攻蒲坂，林子以蒲坂城池坚深，非可猝下，潼关天险，而王镇恶孤军无援，若使姚绍先据之则难图，乃亟赴潼关。而姚绍已举关中之众来，设长围，诸将疑沮，议欲渡河避其锋。林子力争不可，率麾下犯其西北，绍众稍却，林子乘其乱而薄之，绍乃大溃。遂进屠定城，杀姚鸾，屯河上，走姚瓒。绍又遣姚伯子等凭河固险，以绝粮援，武帝使林子累战大破之，于是粮运无阻，遂平长安，擒姚泓。是克关中之功，林子又其最也。沈约撰《宋书》，所以不入列传者，以此二人功绩详载于《自序》中，以显其家世勋伐，故功臣传缺之，李延寿作《南史》，既非如沈约另有《自序》载其功绩，则自应将此二人作传，与道济、龄石等同入列传中，乃竟遗之，而仍于附《沈约传》内。可见延寿作史，但就正史所有者删节之，离合之，不复另加订正也。 ○齐书旧本 齐书亦有所本，建元二年，即诏檀超与江淹掌史职。超等表上条例，开元纪号，不取宋年；封爵各详本传，无假年表；立十志，《律历》、《礼乐》、《天文》、《五行》、《郊祀》、《刑法》、《艺文》依班固，《朝会》、《舆服》依蔡邕、司马彪，《州郡》依徐爰，百官依范蔚宗，日庶渡载《五行》，应改入《天文志》，帝女应立传，以备甥舅之重，又立《处士》、《列女传》。诏内外详议。王俭议以为食货乃国家本务，至朝会前史不书，乃伯喈一家之意，宜立《食货》，省《朝会》；日月应仍隶《五行》；帝女若有高德绝行，当载《列女传》，若止于常美不立传。诏日月灾隶《天文》，余如俭议。（见《檀超传。）此齐时修国史体例也。又有豫章熊襄著《齐典》，沈约亦著《齐纪》二十卷，江淹撰《齐史》十志，吴均撰《齐春秋》，俱见各本传。今案萧子显《齐书》，但有《礼》、《乐》、《天文》、《州郡》、《百官》、《舆服》、《祥瑞》、《五行》八志。而《食货》、《刑法》、《艺文》仍缺，列传内亦无《帝女》及《列女》，其节义可传者总入于《孝义传》，改《处士》为《高逸》，又另立《幸臣传》。其体例与超、淹及俭所议皆小有不同，盖本超、淹之旧而小变之。《超传》内谓超史功吸锻而卒，淹撰成之，犹未备也。此正见子显之修《齐书》不全袭前人也。 ○齐书缺一卷 《梁书 萧子显传》谓所著齐书六十卷。今齐书只有五十九卷，盖子显欲仿沈约作《自序》一卷附于后，未及成，或成而未列入耶。案《南史 子显传》载其《自序》二百余字，岂即其附《齐书》后之作，而延寿撮其略入于本传者耶？ ○齐书书法用意处 萧子显本齐高帝之孙，豫章王嶷之子，故《高帝本纪》于帝使王敬则结杨玉夫等弑宋苍梧王之事不书，但云玉夫弑帝，以首与敬则，呈送高帝，此为尊者讳也。其于受禅于宋顺帝之处，亦仿《宋书》例，载九锡文、禅位诏，绝不见篡夺之迹。然于顺帝逊位时，出东掖门，问今日何不奏鼓吹，左右莫有答者，则亦微露禅受事皆高帝为之，而宋帝不知也。郁林王无道，为萧鸾（即明帝。）废杀，固无所隐讳。于《海陵王纪》则书宣城王（即鸾。）辅政，帝起居皆咨而后行，思食蒸鱼菜，太官答以无录公命，竟不与，见明帝之目无幼主，久视为机上肉也。七月废帝，十一月即称海陵王有疾，数遣御医占视，乃殒之。本纪直书其事，尤深著明帝悖逆之罪也。明帝杀高、武子孙几尽，子显本高帝孙，幸而不死，于明帝有隐痛焉，故不复为之讳也。子显修书在梁武时，其叙郁林失德之处不过六七百字，叙东昏无道之处则二千余字，甚东昏之恶，正以见梁武之兵以义举，此又作史之微意也。《褚渊传》先叙其在宋时，宋明帝在藩，与渊素善，及即位，深相委寄，临崩驰召渊，付以后事，而下即叙其见萧道成，识为非常人，苍梧无道，道成与渊及袁粲谋废立，粲不肯，渊独赞成之。顺帝时，沈攸之事起，袁粲有异图，渊谓道成曰：“西衅易弭，公当先备其内耳。”道成遂杀粲。传末又叙其子贲，恨渊失节于宋，遂终身不仕于齐，以封爵让其弟蓁。通篇于渊之失节处不置一议，而其负恩丧节自见。又如《王晏传》，先叙其在宋时，倾心于齐高，常参密议。至齐武帝更位任亲重，朝夕进见，言论朝事，自豫章王以下皆降意接之。武帝临崩，遗诏以尚书事付晏，令久于其职。及郁林无道，明帝辅政，谋废立，晏即响应，推奉明帝即位，晏自以为有佐命功。又如《萧谌传》，先叙其在武帝时，帝倚以心膂，密事皆使参掌，临崩犹敕谌在左右宿直。郁林即位，更深委信，谌每出宿，帝通夕不寐，谌入乃安。明帝辅政，或不得进说，则托谌入内言之。其亲信如此，而谌已潜附明帝。废立之际，郁林犹手书呼谌，而不知谌已为明帝领兵作先驱也。又《萧坦之传》，先叙其在郁林时，亲信不离左右，得入内见皇后，其见信如此，乃改附明帝。谋废立，萧谌尚迟疑未敢举事，坦之曰：“废天子何等大事，今曹道刚等已有猜疑，明日若不就事，弟有百岁老母，岂能坐受祸败，正应作别计耳。”谌遑遽，明日遂废帝，坦之力也。此数传皆同一用意，不著一议，而其人品自见，亦良史也。古未有子孙为祖父作正史者，独子显为祖作本纪，为父豫章王作传，故于《豫章传》铺张至九千余字，虽过于繁冗，然亦不失为显扬之孝思也。惟豫章乃高帝第二子，则应入高帝诸子传内，与临川王映等同卷，乃以临川等为高祖十二王，编在三十五卷，而豫章则另为一卷，编在二十二卷，与文惠太子相次，以见豫章之不同诸子。此则苟欲尊其父，而于义无当也。又《宗室传》，衡阳王道度、始安王道生皆高帝兄也，自应编在高武诸子之前，乃高帝子在三十五卷，武帝子在四十卷，而道度等反在四十五卷，此亦编次之失检也。至萧宝寅避梁武之难逃入魏，封齐王，此岂得没其实？且《和帝纪》既称宝寅入魏矣，而《宝寅传》则云中兴二年谋反诛。（《南史》云，谋反奔魏。）岂子显修史时，宝寅在魏尚无音耗，而以诛字了此局耶？（汲古阁本如是，或系传刻之误，当别求他本校对。）至《魏虏传》谓魏太子晃以谋杀太武，遂见杀，此盖仍《宋书》之误，又谓魏文明太后冯氏，本江都人，太武南侵掠得之，以为妾。案冯后系长乐信都人，父西域郡公朗，为秦、雍二州刺史，坐事诛，后没入宫，以选为后，初非江都人也。又云其先匈奴女，名拓跋，妻李陵，北俗以母名为姓，故拓跋实为李陵之后，然甚讳之，有言其是李陵之后者辄见杀。案《魏》、《齐》、《周》诸书皆无此说，则亦皆传闻之讹也。 ○齐书类叙法最善 《齐书》比《宋书》较为简净，《豫章王嶷》及《竟陵王子良》二传过为铺张，此另有他意。他如《刘善明传》所陈十一事，皆概括其语载之；《张欣泰传》所陈二十事，只载其一条，若《宋书》则必全载矣。《孝义传》用类叙法，尤为得法。盖人各一传则不胜传，而不立传则竟遗之，故每一传辄类叙数人。如《褚澄传》叙其精于医，而因叙徐嗣医术更精于澄。《韩炅敏传》叙其妻卓氏守节，而因及吴康之妻赵氏，蒋隽之妻黄氏，倪翼之母丁氏，传不多而人自备载。惟《张敬儿传》，忽载沈攸之与萧道成绝交书，及萧道成答书，共三千余字，与敬儿关涉者，不过攸之反间敬儿，敬儿不从数语耳，而缕至此，未免喧客夺主。又《柳世隆传》，讨沈攸之时有尚书符檄一篇，案《宋书 沈攸之传》亦有尚书符檄一篇，其文又不相同，此不可解也。 案类叙之法本起于班固《汉书》，如《鲍宣传》后，历叙当时清名之士纪逡、王思薛、方郇越、唐林、唐尊、蒋诩、栗融、禽庆、苏章、曹竟等；《货殖传》后类叙樊嘉如氏、苴氏、王君房、豉樊、小翁等。其后范蔚宗《后汉书》，《董卓传》叙李催、郭、张绣等，《公孙瓒传》叙阎柔、鲜于辅等。陈寿《三国志》，《王粲传》后叙一时文人徐干、陈琳、阮、应、刘桢、及阮籍、嵇康等，《卫觊传》后叙潘勖、王象等，《刘劭传》后叙缪袭、仲长统、苏林、韦诞、夏侯惠、孙该、杜挚等。此本古法也。《齐书》之后《梁书》亦有此类叙法，如《滕昙恭传》，因昙恭之孝，而并及于徐晋济被火伏棺之事；又因普济之孝，而并及宛陵女子搏虎救母之事。又如叙何逊工诗，而因及会稽虞骞、孔翁归、江避等俱能诗，皆此法也。以后惟《明史》用之最多。 ○梁书悉据国史立传 《梁书》本姚察所撰，而其子思廉续成之。（说见前。）今细阅全书，知察又本之梁之国史也。各列传必先叙其历官，而后载其事实，末又载饰终之诏，此国史体例也。有美必书，有恶必为之讳。如昭明太子以其母丁贵嫔薨，武帝葬贵嫔地不利于长子，昭明听墓工言，埋蜡鹅等物以厌之，后事发，昭明以忧惧而死。（事见《南史》及《通鉴》。）而本传不载。临川王宏统军北伐，畏魏兵不敢进，军政不和，遂大溃，弃甲投戈，填满山谷，丧失十之八九。此为梁朝第一败衄之事，（见《南史》及《通鉴》。）而本传但云征役久，有诏班师，遂退还，绝无一字及溃败之迹。他如郗皇后之妒，徐妃之失德，永兴公主之淫逆，一切不载。可见国史本讳而不书，察遂仍其旧也。其尤显然可据者，简文诸子，大器、大心、大临、大连、大春、大雅、大庄、大钧、大威、大球、大昕、大挚外，尚有大款、大成、大封、大训、大圜，而俱无传；元帝诸子，方矩、方等、方诸外，尚有方略，亦无传。《梁书》谓，其余诸子本书不载，故缺之。所谓本书者，即梁朝国史也。昭明有五子：豫章王欢、河东王誉、岳阳王、武昌王警、义阳王鉴。武帝以昭明薨，不立其子继统，故各封大郡以慰其心。今《梁书》欢等皆无传，惟誉有传，而与武陵王纪同卷。此必元帝时国史，纪与誉皆称兵抗元帝者，故同入于叛逆内也。豫章王欢有子栋，为侯景所立，建号改元，未几禅位于景。景败，元帝使人杀之。此亦当时一大事，而《梁书》无传。贞阳侯明陷于齐，齐人立之，入主梁祀，为陈霸先所废。齐人征还，死于途，追谥曰闵皇帝。又方等有子庄，敬帝时为质于齐，陈霸先将篡，王琳请于齐，以庄为帝，即位于郢州，后兵败仍入齐，封梁王。此亦皆梁末余裔之当传者，而《梁书》亦无传。王琳当梁、陈革命之后，犹尽心萧氏，崎岖百战，卒以死殉，此尤梁室第一忠臣，所必当传者，而《梁书》亦无之。盖当敬帝时，王室多故，不暇立史馆，入陈以后，又莫有记之者，故无国史可据，而《梁书》亦遂不为立传。尤可见《梁书》悉本国史，国史所有则传之，所无则缺之也。《南史》增十数传，其有功于《梁书》多矣。（又兰钦有子京，在东魏刺杀高澄，应附其事于《钦传》后，《梁书 钦传》绝无一字，《南史 钦传》亦不附见，何也？） ○梁书编传失检处 古未有创业之君其母编入《皇后传》者，自沈约《宋书》始，《梁书》亦因之。武帝即位，追尊其父顺之为文皇帝，母张氏为献皇后，于是《皇后传》内首列张后。然顺之官职事迹已叙入《武帝纪》，未尝另作纪传，则张后生武帝有菖蒲花之祥，亦即叙于《武帝纪》可矣，乃特立一传于诸后之首。是妻有传而夫无传，殊非史法。又武帝兄弟九人，应立为《宗室传》，如《宋书》之长沙王道怜、临川王道规是也。《梁书》乃变其例，编为太祖五王，及嗣王四人。案太祖本武帝追崇其父之称，非及身为帝者，而以其子系之，已属位置失宜。既系之于太祖矣，则长沙王懿，太祖长子也，自应叙在太祖诸子之首，其余衡阳王畅、永阳王敷、桂阳王融，亦应以次叙入，总为太祖九王。乃以其没于齐朝，遂不为立传，而转附见于其子嗣王传内。其意以临川王宏、安成王秀、南平王伟、鄱阳王恢、始兴王忄詹，皆武帝登极后身受王封，故列为太祖五王；懿、、敷、融则身后追封者，故但传其嗣子，以别于生封之五王耳。然此九王皆太祖子也，皆武帝所封也，五人则系之于父，四人则系之于子，强为区别，究属无谓。既不立《宗室传》矣，而吴平侯景，武帝从弟也，不便附于太祖诸子内，又别无可位置，只得另立一《萧景传》，一似同姓不宗者。此盖皆国史旧编之次第，国史本武帝时所修，以诸王皆武帝亲兄弟，若列作《宗室传》，转似推而远之，故修史者创为此例，而不知转多窒碍也。姚察修《梁书》，则已时代革易，自应改正，乃亦仍原书体例，何也？《南史》尽入之《宗室传》较得矣。 《梁书》以萧颖胄附于其弟《颖达传》内，此却位置得宜。盖颖胄与梁武同起兵，未及平建邺先卒，既非梁臣，不便入《功臣传》内，而远族又不便入《宗室传》，《齐书 萧赤斧传》后虽附见之，然《梁书》终不可缺也，附《颖达传》极当。《南史》则亦附于《赤斧传》内，作齐宗室。 ○梁书多载饰终之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