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史 - 第 3 页/共 7 页

第八章　庄子　附列子 　　庄子者，宋国蒙人也。名周。尝为蒙之漆园吏。惠施相梁惠王，而庄子与惠施友。计其时当与孟子相先后，而两人始终不相闻，可异也。《列御寇》篇谓：“或聘于庄子，庄子应其使曰：‘子见夫牺牛乎？衣以文绣，食以刍叔(同菽)，及其牵而入于大庙，虽欲为孤犊，其可得乎？’”《史记》以楚威王当之，未知信否。然即此，庄子之为人可知矣。其学贯孔、老二家，而又益之以恣肆。《天下》篇曰：“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故其意颇难知。《史记》谓周掊击儒、墨，而如《人间世》《德充符》诸篇，其所以推崇孔子者甚至，所为掊击者，岂其然乎？魏晋以来，佛教入中国，于是援庄老而入佛，谓其有出世之思。然七篇终之以《应帝王》，而《天下》篇明明谓内圣外王之道，则与佛之出世固迥殊矣。至近人摭拾其“万物以不同形相禅”之一言(见《寓言》篇)，又取与达尔文之《天演论》相比附，去庄子之真意益远。则甚矣读书之难也。(胡适之《哲学史大纲》创为此说，然“万物以不同形相禅”句下，即继之以“始卒若环，莫得其伦”，夫言天演，言进化，有始卒若环者乎？即此，胡氏之说不攻自破)《汉志》《庄子》有五十二篇，今存者三十三篇。而内七篇，前后连贯，当出周手。若外篇、杂篇，或多其门下附益，要亦七篇之羽翼也。 一　大宗师 　　庄子之真实学问，在《大宗师》一篇。所谓“大宗师”者何也？曰：道也。故于本篇明揭之曰：“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此与老子“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元以名之，强名之曰道”，盖同一意。然其曰“大宗师”者何也？盖道者，虚名也，惟实证者得而有之，故曰：“有真人而后有真知。”真人即大宗师也。《天下》篇曰：“古之所谓道术者，果恶乎在？曰：无乎不在。”曰：“不离于宗，谓之天人。不离于真，谓之圣人。”而本篇第一语即曰：“知天之所为，知人之所为者，至矣。”而终又引许由之言曰：“吾师乎！吾师乎！齑万物而不为义，泽及万世而不为仁，长于上古而不为老，覆载天地刻雕众形而不为巧。”明道也，真人也，大宗师也，名虽有三，而所指则一也。特以其本体言之，则谓之道；以其在人言之，则谓之真人，谓之大宗师耳。庄子惟得乎此，故能齐生死，一寿夭，而万物无足以撄其心者。观其所称道，如子祀、子舆、子犁、子来、子桑户、孟子反、子琴张之伦，类皆当生死之际、而安时处顺，哀乐不入，此岂无所得而能致然耶！(并见本篇)今人谈庄子，不于此等处求之，而乐其洸洋之辩，散于万物而不厌。抑所谓弃照乘之珠，而宝空椟者，非欤？ 二　齐物论 　　夫随其成心而师之，谁独且无师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与有焉。(用《齐物论》原文)顾愚者有之，而终身役役，不知其所归者，一则执于物我之分，一则乱于是非之论。故物我之见不祛，是非之论不泯，而以言夫大宗师，譬之埳井之蛙而论四海之大也。此庄子《齐物论》之所以作也。然物我是非果可泯乎？夫囿于物我是非，则物我是非道之贼也。通于物我是非，则物我是非道之用也。故“齐物论”者，始于破物我是非之争，终于顺物我是非之应。其破也，谓之以明；其顺也，谓之因是。知夫以明因是之说，而物论无不齐矣，而道无不明矣。请尝得而论之。其言曰：“物无非彼，物无非是。自彼则不见，自知则知之。故曰：彼出于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说也。”(物方生方死，本惠子之说，见《天下》篇。此庄子用惠子以明己意也)此言彼是之无定也。又曰：“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无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此以彼是之无定，而知彼是之非实有也。夫彼是既非实有，则天下之实有者何物哉？是则万世之后，而一遇大圣知其解者，犹旦暮遇之者也。(《齐物论》语)是故破彼是之妄，即以显道枢之真。其曰以明者，以真明妄，即以妄显真也。然真既明矣，则妄亦非妄。何也？妄无定，妄无实，离真则妄，合真即真。故其言又曰：“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此言是非之相因也。又曰：“可乎可，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谓之而然。恶乎然？然于然。恶乎不然？不然于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此则以是非之相因，而知是非然可之本然也。而总之曰：“枢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曰：“唯达者知通为一，为是不用而寓诸庸。”曰：“圣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均。”盖因其是非而是非之，我无容心焉；因其然可而然可之，我无容心焉。则有是非，而是非未尝有也；有然可，而然可未尝有也。其有是非然可者，庸也，以应无穷也；而未尝有是非然可者，不用也，枢之得其环中也。有而不有，用而不用，是则和也，天均之休也。今观《齐物论》一篇，其言有无之序者，有二。一曰：“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恶乎至？有以为未始有物者，至矣、尽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为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为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亏也。”此以自无而之有言也。自无而之有，而真发妄矣。其一曰：“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无也者，有未始有无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无也者。俄而有无矣，而未知有无之果孰有孰无也。”此以自有而之无言也。自有而之无，而妄归真矣。真发妄，则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未为得也；妄归真，则是者非之，非者是之，未为乱也。是故其言曰：“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泰山为小；莫寿乎殇子，然彭祖为夭。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以上并本篇)知秋毫可以大，而泰山可以小，殇子可以寿，而彭祖可以夭，则于是非无留滞。此不齐之齐，“齐物论”之极轨也。 三　养生主 　　养生主者，主于养生也。养生奈何？欲知养生之说，当先知生之为何物。生者，大宗师之谓也。何以知生之为大宗师也？《大宗师》篇曰：“杀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又曰：“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而《养生主》篇曰：“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此其合者一也。《大宗师》篇曰：“知天之所为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为者，以其知之所知，以养其知之所不知。”而《养生主》篇亦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独也。人之貌，有与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与”，与“独”对文，外篇《田子方》孔子见老聃，老聃慹然似非人，孔子称其“遗物离人而立于独”，与此独字正同。旧注以独指足言，全误)皆于天人分合之故，言之甚详。此其合者二也。是故生者，以其本来言之；大宗师者，以其宗主言之。其实一也。然生何以须养？夫族庖月更刀，折也；良庖岁更刀，割也；而庖丁之刀，十九年而刀刃若新发于硎。其刀同，而巧拙之异若此者，养与不养之别也。今观其言曰：“始臣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牛者。”其心之专也为何如？“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其理之明也为何如？“方今之时，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导大窾，因其固然。”其工夫之熟也为何如？“虽然，每至于族，吾见其难为。怵然为戒，视为止，行为迟。”其意之慎也为何如？临之以专心，持之以慎意，理明而工夫熟，岂必解牛哉，固无往而不善矣。(以上须参看本文全篇)《大宗师》曰：“其为物，无不将也，无不迎也，无不毁也，无不成也。其名为撄宁。撄宁也者，撄而后成者也。”是之谓也。夫杨朱言养生，而庄周亦言养生。然杨子之言疏，而庄生之言实。若庄生者，可谓体明而用备者也。 四　应帝王 　　《庄子·天下》篇言内圣外王之道，此庄子之真实语也。故其养生也，所以为己也，即以为天下也，以《人间世》入养生之樊，以《应帝王》既养生之实。其言曰：“圣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后行，确乎能其事者而已矣。”惟以治外为末，故以经式义度为欺德(并见本篇)。此其意于《天道》篇实发之。曰：“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义次之。仁义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赏罚次之。”曰：“书曰：‘有形有名。’形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古之语大道者，五变而形名可举，九变而赏罚可言也。骤而语形名，不知其本也。骤而语赏罚，不知其始也。倒道而言，迕道而说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骤而语形名赏罚，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可用于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惟以正而后行确乎能其事为内，故以治天下为不足感于其心。此其意于《天地》篇实发之。曰：“玄古之君天下，无为也。天德而已矣。以道观言，而天下之君正。以道观分，而君臣之义明。以道观能，而天下之官治。以道泛观，而万物之应备。”曰：“古之畜天下者，无欲而天下足，无为而万物化，渊静而百姓定。”且夫帝王者，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不可以物物，不可以为物所物也。能物物，能物夫物也。语见《在宥》篇)故贵以身于为天下，则可以托天下。爱以身于为天下，则可以寄天下。(本《老子》语，而《庄子·在宥》篇亦称之今曰应帝王，则其视帝王曾不若蚊虻之过目，其不物于帝王明矣。若是，独往独来，出入无旁，处乎无响(同向)，行乎无方。其于治天下，独一映也。(一映，语见《则阳》篇)《让王》篇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绪余以为国家，其土苴以治天下。”若庄子者，其土苴治天下者哉！呜呼，远矣！ 　　先乎庄子者有列子。列子者，郑人，名御寇。《庄子》之书多称之，谓其学于壶子(见《应帝王》)，又载其为伯昏无人射事，而称无人为先生(见《田子方》)。今所传《列子》即言其师壶丘子林，而友伯昏无人(《仲尼》篇)。又其《黄帝》一篇，谓列子师老商氏，友伯高子。其言信否，皆未可知。然观其载列子所自言，谓：“自吾之事夫子友若人也，三年之后，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夫子一眄而已。五年之后，心庚(同更)念是非，口庚言利害，夫子始一解颜而笑。七年之后，从(同纵)心之所念，庚无是非，从口之所言，庚无利害，夫子始一引吾并席而坐。九年之后，横心之所念，横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与，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与，亦不知夫子之为我师，若人之为我友，内外进(同尽)矣。而后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无不同也。心凝形释，骨肉都融，不觉形之所倚，足之所履，随风东西，犹木叶干壳，竟不知风之乘我邪，我乘风乎？”道其学之进，亲切若此，疑非后人所能托为。则其书之或真或伪，难臆定矣。要其所言，概与庄子合。其言：“有生不生，有化不化。不生者能生生，不化者能化化。”(《列子·天瑞》)即庄子所谓“生生者不生”，“与物化者一不化者也。”(上句《大宗师》，已见前。下句《知北游》)其言：“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天瑞》)即庄子所谓“知大一，知大阴，知大目，知大均，知大方，知大信，知大定”也。(《徐无鬼》)是故附列子于庄子后，以见华胥氏之国，藐姑射之山(华胥氏之国，见《列子·黄帝》篇，藐姑射之山，见《庄子·逍遥游》，盖庄、列以自托者)，盖有相视而笑，而莫逆于心者。岂独南郭子连墙二十年而得意无言，目若不相见哉。(事见《列子·仲尼》篇) 第九章　孟子　附曾子子思　又告子附见 　　孟子名轲，字子舆。邹人也。生于周烈王四年，卒于赧王二十六年，年八十四(据清狄子奇《孟子编年》)。史称受业于子思之门人，然其自谓：“乃所愿则学孔子。”又曰：“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则其学实上接孔子。其言：“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与子思之《中庸》合，而亦未明言出于子思，即不得必其为子思之徒。史言有据无据，未可知矣。历游梁、齐、宋、鲁、滕诸国。今七篇所载，与梁惠王、齐宣王、滕文公之言，多称述尧、舜、汤、武，而论《书》，则曰：“尽信《书》，不如无《书》。”论《诗》，则曰：“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信古而能断，孔子以后，盖一人而已。当孟子时，杨、墨之道与纵横、长短之说并盛，曰：“杨、墨之道不息，圣人之道不著。”于是距杨、墨，放淫辞。景春(春，孟子弟子)称公孙衍、张仪为大丈夫，而孟子则曰：“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曰：“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虽不见用于齐、梁之君，而其言性言仁义，唐宋以来儒家，盖不能出其范围。韩昌黎且谓求观圣人之道必自孟子始。(《昌黎集·送王埙秀才序》)非所谓豪杰之士耶！兹撮其荦荦大者如左。 一　性善 　　孔子言性相近，而子思曰“天命之谓性”，至孟子则言性善。然《烝民》之诗：“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作于尹吉甫，实在宣王之世。则天命性善之说，其由来盖久矣。今观《告子》(告子事迹不可考，或曰孟子弟子，然以与孟子问答之言观之，知决非弟子也，要是当时一大家。至以后《尽心》篇浩生不害与告子认为一人，而谓告子名不害，疑亦非是)一篇，当时言性者，盖有三说。曰：“性无善无不善。”此一说也。曰：“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此二说也。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此三说也。而告子始言：“性，犹杞柳也。义，犹桮棬也。以人性为仁义，犹以杞柳为桮棬。”即性有不善。既又言：“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即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又曰：“生之谓性。食色，性也。”则又似性无善无不善。盖反复其说，总归于善非性有，可以其义外一言推知也。故孟子驳之曰：“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又曰：“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欲知孟子之说与告子之说之所以异，当知孟子所指之性与告子所指之性，实非同物。盖告子之言性，乃“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之性。孟子之言性，乃“人生而静天之性也”之性。(用《礼·乐记》语)以感于物而动者为性，故曰：“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故曰义外。故认生之为性，食色为性。以人生而静为性，故曰：“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故曰：“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气，其好恶与人相近也者几希。”故曰义内，曰本心。(以上并《告子》)是故告子之言性也，其辞难晓，而性易见。孟子之言性也，其辞易知，而性难明。《尽心》篇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则不尽其心，性有不可得而知者矣。曰：“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则非君子，有不能尽其性者矣。至曰：“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智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是众人所以为性者，君子不谓之性，众人所以为非性之所得而为者，君子则谓之性，尤其彰明较著者矣。夫性之难如此，故其与恒人言，不曰“性”而曰“良知良能”，曰“天之降才”，曰“不忍人之心”，曰“心之所同然”，曰“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皆从性之本源流露处，随方指点。而及道性善，必以尧舜为言，盖惟尧舜性之。(孟子曰：“尧舜，性之也。”又曰：“尧舜，性者也。”并见《尽心》篇)不原之于尧舜，即无以见性之善，亦即无以见性之为性。此孟子之微意也。今人只知孟子言性善，而于其所谓性，所谓善，不能深察而明辨之。或且疑其不如告子之言为近人，则甚矣有贵于己而弗思者之众也。(孟子曰：“人人有贵于己者，弗思耳。”见《告子》篇) 二　扩充 　　夫既以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为仁、义、礼、智之四端。则非扩充即不足以尽其性。此扩充之说，所为继性善之说而作也。顾孟子之言扩充有二。一者由小而扩充之大，如曰：“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又如曰：“人皆有所不忍，达之于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为，达之于其所为，义也。人能充无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胜用也。人能充无穿窬之心，而义不可胜用也。人能充无受尔汝之实，无所往而不为义也。”皆是也。而其言之尤剀切明著者，则如曰：“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嘑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万钟，则不辨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为宫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识穷乏者得我与？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宫室之美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妻妾之奉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所识穷乏者得我而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盖人惟明于小而暗于大，故养一指而失肩背，养樲棘而舍梧槚。(语并见《告子》)欲其不以小而至于梏亡，故曰：“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一者由近而扩充之远，如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又如曰：“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也；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皆是也。而其言之尤沉痛警觉者，则如曰：“仁者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不仁者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盖人惟察于近而忽于远，故不忍于觳觫之衅牛，而忍于肝脑涂地之士臣。不宥于失伍之戟士，而宥于立而视民之死之大夫。(上句见《梁惠王》，下句见《公孙丑》)欲其不以近而为之陷溺，故曰“善推其所为而已”。由前之说则体立，由后之说则用全。程子曰“孟子言扩充，其功不在禹下”，信夫！ 三　知言养气 　　孟子之真实学问，在知言养气。而知言养气，即扩充之功。何以言之？孟子曰：“气，体之充也。”又曰：“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始充之一身，而其极塞于天地，非扩充何以至此。顾扩充以性言，而此以气言，何也？言气，犹言性也。就心言，则曰性；就身言，则曰气。《尽心》章曰：“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于气曰养，于性亦曰养，明气与性非有二矣。虽然，气之同于性者，其生也；而气之异于性者，其习也。居移气，养移体，斯气有非其性者矣。气有非其性，则言气固无以见性。故特区而别之，曰“浩然之气”；而于其微之微也，则曰“平旦之气”，曰“夜气”。然言平旦之气，言夜气，尽人之所有也；言浩然之气，则非尽人之所得有也。于其所有而实以指之，虽愚者易明焉；非其所有而虚以象之，虽智者不能无惑焉。是故公孙丑问何谓浩然之气，而孟子亦曰难言。难言而不得不言，于是先虚以象之曰：“其为气也，至大至刚。”而即实以案之曰：“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曰：“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夫知浩然之气之本于集义，则本体在是，工夫亦即在是。知言以辩之，持志以守之，而义无不集矣。此所以知言与养气并提也。抑养气虽即扩充，而言养亦与扩充有别。扩充如火之然，如泉之达；养如雨露之润，如草木之长。扩充见其力，养不见其力。故扩充犹可以气魄承当，可以意见凑迫；而养则须义精仁熟，渣滓俱融。故扩充未必能养，而养则无不能扩充。观其宋人一喻，曰：“天下之不助苗长者寡矣。以为无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长者，揠苗者也，非徒无益，而又害之。”致力于勿忘勿助之间，而守约于自反而缩之内，以此不动心，亦即以此践形。其与蒙庄之《养生主》《德充符》，盖有若合符节者。吾尝言庄、孟同时，而所言多合，惜其不得一相印证。道术之裂，往而不反。岂非天哉！(宜取《孟子》“不动心”一章本文熟玩之，不然，不易晓也) 四　义利之辨 　　孔子罕言利，而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意谓义可以喻有德，而利可以喻齐民，则未始绝人以言利也。(“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与言“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一意，注误)至孟子则曰：“鸡鸣而起，孳孳为善者，舜之徒也。鸡鸣而起，孳孳为利者，跖之徒也。欲知舜与跖之分，无他，利与善之间也。”辨义利之严如此。是非孟子之必异于孔子也，盖至战国之世，言利之风益盛，或曰：“我能为君辟土地，充府库。”或曰：“我能为君约与国，战必克。”循此而不变，势非至率兽食人，而人相食不止。当时如墨翟、杨朱之徒，未尝不思有以救之，而其所号于天下者，曰“交相利”(墨子之言，已见前)，曰“利物不由于义”(杨子之言，见《列子·杨朱》篇)，以利止利，犹以水救水，以火救火，益多而已，未见其有济也。故孟子首绝言利之萌。其答梁惠王利国之问，则曰：“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曰：“亦有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而宋牼(即宋钘)欲以利说止秦、楚之兵，孟子则曰：“先生之志则大矣，先生之号则不可。先生以利说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悦于利，以罢三军之师。是三军之士乐罢而悦于利也。为人臣者怀利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利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终去仁义，怀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见《告子》篇)于当时功利之害，见之至明，故言之至切。而奈何齐、梁之君，见以为迂阔而远于事情，卒不果用。一薛居州，独如宋王何(本孟子语，见《滕文公》)，一孟子又独如天下何哉！ 五　王政 　　孟子之言王政，一孔子之言富教也。其曰：“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所以富民也。“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所以教民也。然而孟子之言，尤详于制民之产，与通功易事之道。曰：“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曰：“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曰：“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曰：“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曰：“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亩。余夫二十五亩。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虽曰此其大略，而仁政必自经界始，得是犹足见圣王之制，固非托之空言也。然孟子虽贵民，而欲使天子公侯下而与齐民同其劳苦，泯上下之等，废治养之别，则又其所不然，盖物有不齐，未可强比而同之。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夫陶冶与耕，械粟相易，不为相厉。今贤者居民之上，忧民之忧，事民之事，旰食而宵衣，劳苦百倍于农夫而未止。而衣食之奉取之于民者，稍稍得以自肆，则群起而排击之，曰是何得独享其富厚，即言报施之道，是亦不能谓平矣。且两贵不能相事，两贱不能相使。(荀子语，见《王制》篇)使天下之民无有须待人而治者也，则上下之等信可废也；使天下之民而犹有须待人而治者也，则上下之等如之何其废之。自后世在高位者多骄淫不仁，阻法治之威，而以贡赋督责于下，下罢极，则以残贼怨望于上。于是视治人治于人之名，同于蛊毒之足以祸人。至乎近世乃欲尽撤贵贱上下之防而去之，使更无治与被治之别。或且疑孟子之言为据乱之制，而非大同之道，奉许行并耕之说，以为足以治天下。呜呼，仁义充塞之祸烈矣！(参看“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一章全文。) 　　《韩非·显学》篇言：“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说者多谓孟氏之儒即指孟子。然列于漆雕氏、仲良氏之前，似当受业于孔子之门者。《论语》有孟懿子、孟武伯，安知非其人耶？荀卿《非十二子》篇罪子思、孟子，而言子张氏之贱儒，子夏氏之贱儒，子游氏之贱儒。则仲尼既没，弟子分散诸侯之国，源远而末益分，宜其相违异矣。韩昌黎谓：“孟子师子思。子思之学，盖出曾子。”(《昌黎集·送王埙秀才序》)而宋儒乃推《大学》《中庸》以继《论语》。然《大学》果否出曾子之手，世多疑之。今《大戴礼》有《曾子立事》等十篇，与《大学》不类。而孟子之书称道曾子，亦无引及《大学》之文。要之《大学》言正心诚意，与《中庸》言明善诚身，皆孔门之微言大义。孟、荀书外，可见孔门之正学者，惟此而已。曾子名参，字子舆，鲁人，少孔子四十六岁。今《论语》《礼记》二书，所载曾子语甚众。曾子曰：“传不习乎。”而孔子之语曾子，则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然则曾子之传孔子之学，事有足据，初不必《大学》一书之出于曾子之手也。又《史记》称孔子以曾子能通孝道，授之业，作《孝经》。而今《大戴》曾子十篇，《本孝》、《立孝》、《大孝》、《事父母》，占其四。及其死也，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见《论语》)合《礼·祭义》所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归之，可谓孝矣”之言观之，可谓行践其言者矣。然孟子语勇，而谓孟施舍似曾子。又道曾子之言，曰：“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见“不动心”章)是战兢惕厉之功，乃发扬蹈厉之本。而胡适之乃讥曾子为萎缩(见《哲学史大纲》)，岂直失言而已乎！子思名伋，孔子孙。孔子生伯鱼(名鲤)，伯鱼生子思。《汉志》儒子有《子思》二十三篇，今不可考。而子思作《中庸》见于《史记·孔子世家》。史公近古，言自可信。孟子称鲁缪公之时，子柳、子思为臣。又谓子思居于卫，有齐寇，子思曰：“如伋去，君谁与守？”则子思固尝仕于鲁、卫者。至今传《孔丛子》，载子思困于宋，免而作《中庸》，自比于文王之囚羑里而演《易》。《孔丛子》伪书，其说出于附会，显可见也。《大学》《中庸》得宋明诸儒发明而始著，故其说亦散见诸儒章中，兹不具述。而仅识曾子、子思之大略如左。曾子年七十。子思年六十二。 第十章　惠施　公孙龙　附尹文子 　　与庄子同时者，有惠施、公孙龙。惠施相梁惠王，庄子与之友，其相为辨论，散见于《庄子》各篇。公孙龙，赵人，尝为平原君客。《庄子·秋水》篇载公孙龙与魏公子牟问答之言，谓“龙困百家之知，穷众口之辨，自以为至达，而闻庄子之言，则无所开其喙”。胡适之非之，以为公孙龙实不及与庄子相见。然吾观《庄子·齐物论》言“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马喻马之非马，不若以非马喻马之非马也”，即对龙“物莫非指而指非指”与“白马非马”之说而发，则龙与蒙叟之相闻，为无疑矣。又《汉志》以施、龙列之名家，而胡适之则谓名家出于别墨，盖以其言多与《墨经》相出入。然《庄子·天下》篇言墨者不及施、龙，乃置施、龙于周之后，且惜其才骀荡而不得，逐万物而不反，引之与己相近。而《徐无鬼》篇对惠子言：“儒、墨、杨、秉四，与夫子为五。”惠子亦自言其与四者相拂以辞，相镇以声，则安在其为墨之徒也？《荀子·非十二子》谓“好治怪说，玩琦辞。甚察而不急，辨而无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为治纲纪。然而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惠施、邓析也”。《汉志》名家首列邓析，有书二篇，今其书传者，盖出伪托。然其篇名，或有所本。惠子言：“无厚，不可积也。”而邓析亦有无厚之说，所言甚肤浅，疑名是而辞窜易矣。吾意当与惠子之言相近。夫邓析与子产同时，实在墨子之前，则名家自有渊源本末，尤不得谓墨家之后始有名家也。至《墨经》与施、龙之说多同者，墨之得自施、龙耶？施、龙之得自墨耶？要未可以定矣。惠子书，《汉志》一篇，今佚，而见于《庄子·天下》篇者有十事，《荀子·不苟》篇别有“钩有须，卵有毛”，则与公孙龙同。龙之书，《汉志》八篇，今存六篇，而《迹府》一篇，记龙与孔穿问答，疑后人所集录，以冠其书者。 　　《庄子·天下》篇言：“惠施多方，其书五车。”又言：“惠施之口谈，自以为最贤。”又言：“南方有倚人焉，曰黄缭。问天地所以不坠不陷风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辞而应，不虑而对。遍为万物说，说而不休，多而无已，犹以为寡，益之以怪。以反人为实，而欲以胜人为名。”今其书已佚，所谓遍为万物说者，不知何若。吁，可惜也！《说苑》载梁王谓惠子曰：“愿先生言事，则直言耳，无譬也。”惠子曰：“今有人于此，而不知弹者。曰：‘弹之状何若？’应曰：‘弹之状如弹。’则谕乎？”王曰：“未谕也。”“于是更应曰：‘弹之状如弓，而以竹为弦。’则知乎？”王曰：“可知矣。”惠子曰：“大说者，固以其所知，谕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今王曰无譬，则不可矣。”惠子之譬，其犹庄子之寓言乎？故其言十事，要皆破时空之见，齐异同之分。如曰：“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又曰：“无厚，不可积也，其大千里。”又曰：“天与地卑(同比)，山与泽平。”又曰：“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又曰：“南方无穷而有穷。”又曰：“连环可解也。”皆所以破空之见也。盖空无局量，则大小厚薄一也；空无方位，则高下中边一也；空无分际，则远近断续一也。庄子曰：“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泰山为小。”非即是说乎？如曰：“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又曰：“今日适越而昔来。”皆所以破时之见也。盖时无来去，则旦暮一也；时无久暂，则今昔一也。庄子曰：“时无止，终始无故。”(《秋水》)非即是说乎？如曰：“大同也，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又曰：“泛爱万物，天地一体。”皆所以齐异同之分也。盖物无是非，则异同一也。物无彼是，则物我一也。庄子曰：“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德充符》)非即是说乎？然而庄子与惠子异者，庄子明宗以破相，惠子破相而不必明宗。夫由本以之末也顺，而由末以寻本也逆。故《庄子·天下》篇曰：“其道舛驳，其言也不中。”又曰：“由天地之道，观惠施之能，其犹一蚊一虻之劳者也。其于物也何庸。”盖深惜之也。然《庄子·齐物论》言：“彼是方生之说也。”言：“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适越而昔至也。”(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旧注误。庄子言“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尽”，又言“道之所以亏，爱之所以成”。有成即有亏，故以未成乎心而有是非为至，此庄子之意也)皆引施说以明己意。而及施之死，乃曰：“自夫子之死，吾无以为质矣。”则施之去周，亦只一间。观“愈贵道，几矣”之言，(见《天下》篇)可以见也。是故吾于惠子，终谓其与庄子近，而与墨子远。 　　《天下》篇谓“桓团、公孙龙，辩者之徒，饰人之心，易人之意，能胜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而邹衍过赵，与平原君言公孙子，亦曰：“天下之辩，有五胜三至，而辞至为下。辩者，别殊类使不相害，序异端使不相乱。抒意通指，明其所谓。使人与知焉，不务相迷也。故胜者不失其所守，不胜者得其所求。若是，故辨可为也。及至烦文以相假，饰辞以相惇，巧譬以相移，引人声使不得及其意。如此，害大道。”(见宋谢希深《公孙龙子序》)由是言之，信乎龙为辩者之囿也。然今《列子·仲尼》篇载乐正子舆讥公孙龙好怪而妄言，而公子牟乃曰：“智者之言，固非愚者之所晓。”又曰：“子不谕至言，而以为尤也。尤其在子矣。”此与《庄子·逍遥游》肩吾问连叔、接舆之词，何以异也？观其言：“善射者，能令后镞中前括，发发相及，矢矢相属。前矢造准，而无绝落。后矢之括犹衔弦，视之若一焉。”又曰：“逄蒙之弟子曰鸿超，怒其妻而怖之。引乌号之弓，綦卫之箭，射其目。矢来注眸子，而眶不睫。矢坠地，而尘不扬。”(并见《列子·仲尼》篇)可谓怪矣。然后镞中前括者，钧后于前也。矢注眸子而眶不睫者，尽矢之势也。(本龙之言)则其理何尝不至显哉！龙之所操，尤在白马、指物、坚白、名实之论。今故详之。若所云有意不心，有指不至，有物不尽，有影不移，发引千钧，轮不碾地，以及臧三耳、鸡三足之说，见于《庄》《列》者，注解甚明，可按而知也。 一　白马论 　　其言曰：“‘白马非马，可乎？’曰：‘可。’曰：‘何哉？’曰：‘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马非马。’曰：‘有白马，不可谓无马也。不可谓无马者，非马也(同耶)？有白马为有马，白(马)之非马，何也？’曰：‘求马，黄黑马皆可致。求白马，黄黑马不可致。使白马乃马也，是所求一也。所求一者，白者不异马也。所求不异，如(同而)黄黑马有可有不可，何也？可与不可，其相非明。故黄黑马，一也。而可以应有马，而不可以应有白马。是白马之非马，审矣。’”又曰：“‘以有白马为有马，谓有白马为有黄马，可乎？’(此龙问，与前设为他人问龙者不同)曰：‘未可。’曰：‘以有马为异有黄马，是异黄马于马也。异黄马于马，是以黄马为非马。以黄马为非马，而以白马为有马。此飞者入池而棺榔异处，此天下之悖言乱辞也。’”其言大略如此。夫马之名，一也。而或以命马之全，或以命马之别。马，马之全也；白马，马之别也。使谓白马为马，则全别之差失矣。夫失全别之差可也，然以全泯别，则可；以别乱全，则不可。以别乱全，将逐于万物而不反。此龙之所大惧也。《墨子·小取》篇云：“一马，马也。二马，马也。马四足者，一马而四足也，非两马而四足也。一马，马也。二马，马也。马或白者，二马而或白也，非一马而或白。”其说亦与龙同。然墨之意，在衍其兼爱之旨。观言：“盗，人也。多盗，非多人也。无盗，非无人也。”又：“爱盗，非爱人也。不爱盗，非不爱人也。杀盗，非杀人也。”(亦见《小取》)可以见也。而龙之意在发夫两明之非。观言：“羊合牛，非马。牛合羊，非鸡。”又：“青以白，非黄。白以青，非碧。”(见《通变论》)可以见也。然则说虽同而意违矣(《通变论》曰：“两明者，昏不明，非正举也；非正举者，名实无当，骊色章焉。故曰两明也。”是故两明者，即一名两解之失)。 二　指物论 　　指物之说，二语尽之矣。曰：“物莫非指，而指非指。”虽然，指者，何也？指者，我之指物也。我之指物，则所指者物，而能指者我。以所指言之，即物莫非指；以能指言之，则我非物，即指非指矣。故其言曰：“指也者，天下之所无也。物也者，天下之所有也。以天下之所有，为天下之所无，未可。”指何以言天下之所无也？夫指若为有，则指亦一物耳；指亦一物，则物不待指而有。而物莫非指之说，不且破乎？抑观其言之等，盖有三。曰：“天下无指，而物不可谓指也。(天下无指者，即承上‘指也者天下之所无’而言)不可谓指者，非指也。非指者，物莫非指也。”(物既非指，则物莫非所指)此解物莫非指者，一也。曰：“天下无指而物不可谓指者，非有非指也。非有非指者，物莫非指也。物莫非指者，而指非指也。”(物莫非所指，而指非所指)此解指之非指者，二也。曰：“天下无指者，物不可谓无指也。(指虽不指物，而不可便谓无指)不可谓无指者，非有非指也。非有非指者，物莫非指。指非非指也。(物莫非指，指自成其为指)指与物，非指也。”(指之言非指者，以其与物为指)此解非指之指亦非非指者，三也。一者，标能以别所。二者，因所以见能。三者，明能不从所起，亦即不随所亡。故终之曰：“指固自为非指，奚待于物而乃与为指？”庄子作《齐物论》，谓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且如指固自为非指云云，龙不亦自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乎？谢希深注《指物论》远有理致，然惜乎未能见及此也(指物之说不易明，故逐句粗为解释)。 三　坚白论 　　坚白之论，略似白马非马，而其剖析则益精。曰：“‘坚白石三，可乎？’曰：‘不可。’曰：‘二，可乎？’曰：‘可。’曰：‘何哉？’曰：‘无坚得白，其举也二。无白得坚，其举也二。’曰：‘得其所白，不可谓无白。得其所坚，不可谓无坚。而之石也之于然也，非三也(同耶)？’曰：‘视不得其所坚，而得其所白者，无坚也；拊不得其所白，而得其所坚者，无白也。’曰：‘天下无白，不可以视石。天下无坚，不可以谓石。坚白石不相外，藏三，可乎？’曰：‘有自藏也，非藏而藏也。’曰：‘其白也，其坚也，而石必得以相盈(盈犹剂也)，盈其自藏奈何？’曰：‘得其白，得其坚，见与不见，离。见不见离，一。一不相盈，故离。离也者，藏也。’曰：‘石之白，石之坚，见与不见，二与三。若广修而相盈也，其非举乎？’曰：物白焉，不定其所白。物坚焉，不定其所坚。不定者兼，恶乎其石也？”庄子曰：“合异以为同，散同以为异。今指马之百体，而不得马。而马系于前者，立其百体而谓之马也。”(《则阳》)夫析马之百体，而马无有，则析石之坚白，而石无有，其理一也。然马石无有，而有马石者何也？马石之无有者，在马石。而有马石者，在人也。故其言又曰：“且犹白，以目以火见，而火不见；则目与火不见而神见，神不见而见离。坚以手而手以捶，是捶与手知而不知，而神与不知。神乎！是之谓离焉。离也者，天下故独而正。”(亦《坚白论》)当身毒因缘和合之说未入中国，而有此虚空粉碎之言，若公孙子者，岂仅辩者之雄而已哉！ 四　名实论 　　昔杨朱尝论名实矣，曰：“实无名，名无实。名者，伪而已矣。”此一边之见也。公孙之说则进乎此，曰：“天地与其所产，皆物也。物以物其所物，而不过焉，实也。实以实其所实，而不旷焉，位也。出其所位，非位。位其所位焉，正也。以其所正，正其所不正，疑(同拟)其所正。其正者，正其所实也。正其所实者，正其名也。”夫知以正名者正实，则名何可废也。虽然，名何以正？夫使物物各当其物，则名无不正矣。故其言曰：“谓彼，而彼不唯乎彼，则彼谓不行。谓此，而此不唯乎此，则此谓不行。其以当，不当也。不当，而乱也。故彼彼当乎彼，则唯乎彼，其谓行彼。此此当乎此，则唯乎此，其谓行此。其以当而当也。以当而当，止也。故彼彼止于彼，此此止于此，可。彼此而彼且此，此彼而此且彼，不可。”信如是，则随物而应，亦即物而冥，恶有狂举而昏不明者哉！公孙子惟以此说往，故能持白马非马，坚白石二，而指之非指，以此破相，亦即以此显宗。由吾观之，龙非施之可比也。而太炎章氏作《明见》，乃扬施而抑龙，何哉？(《明见》，见《国故论衡》) 　　《汉志》名家，又有《尹文子》一篇。注云：“说齐宣王，先公孙龙。”而仲长统撰定《尹文子》，独谓学于公孙龙，疑非是也。今其书具存。言形名之分，曰：“名者，名形者也。形者，应名者也。然形非正名也，名非正形也。则形之与名，居然别矣，不可相乱，亦不可相无。”又曰：“善名命善，恶名命恶。故善有善名，恶有恶名。圣贤仁智，命善者也。顽嚚凶愚，命恶者也。今即圣贤仁智之名，以求圣贤仁智之实，未之或尽也。即顽嚚凶愚之名，以求顽嚚凶愚之实，亦未或尽也。使善恶尽然有分，虽未能尽物之实，犹不患其差也。”此与公孙龙之审名实相似也。又曰：“语曰好牛。好则物之通称，牛则物之定形。以通称随定形，不可穷极者也。设复言好马，则复连于马矣。则好所通无方也。设复言好人，则彼属于人也，则好非人，人非好也。则好牛、好马、好人之名自离矣。故曰：名分不可相乱也。”此与公孙龙之白马非马相似也。然《庄子·天下》篇以尹文与宋钘并称，谓其“接万物以别宥(同囿)为始”，曰：“君子不为苟察，不以身假物，以为无益于天下者，明之不如已也”，则与施、龙之日以其知与天下辩皦然有别。而其言“名定则物不竞，分明则私不行。物不竞，非无心，由名定，故无所措其心。私不行，非无欲，由分明，故无所措其欲。然则心欲，人人有之，而得同于无心无欲者，制之有道也”，又称“彭蒙之言曰：圣人者，自己出也。圣法者，自理出也。理出于己，己非理也。己能出理，理非己也。故圣人之治，独治者也。圣法之治，则无不治矣”(《庄子·天下》篇以彭蒙与田骈、慎到并称)，又颇类法家之言。盖当其时百家之说并起，虽各有宗主，而不能不稍稍糅杂。故惠施有泛爱万物之谈，公孙龙有偃兵之对，而尹文亦与宋钘“见侮不辱，救民之斗，禁攻寝兵，救世之战”。胡适之乃据以为此三人者皆所谓别墨。若然，孟子斥善战，荀子丑斗(见《荣辱》篇)，将孟、荀亦墨之支流欤？天下有举一端以论人，而往往乖剌者，此类是也。 附　名家不出于别墨论 　　晋鲁胜作《墨辩注序》曰：“墨子著书，作辩经以立名本。惠施、公孙龙祖述其学，以正刑(同形)名显于世。”孙仲容因之，于其《墨子闲诂》颇牵合施、龙之谈，以较释《经》与《经说》。至近人胡适之，乃辩《墨经》非墨子自作，而成于所谓别墨之徒，其见有过人者。然指施、龙皆为别墨，而谓古无所谓名家，并力诋刘子政父子以名家别于儒、墨、道、法为向壁虚构，不能不惜其于两家之旨，犹有未尽释然者也。夫当时能言各家之流别者，莫过于《庄子·天下》篇。此其是否蒙庄自作，未敢臆定。要为战国时人之言，必有所本。非如后之隔世论人，多凭想像得之也。其言首及墨子，中间历叙宋钘、尹文、彭蒙、田骈、慎到、关尹、老聃之流，而以周继之。后乃言：“惠施多方，其书五车。其道舛驳，其言也不中。而桓团、公孙龙辩者之徒(之徒犹言之流也。胡氏谓徒是后辈，可谓曲解)，胜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区别甚悉。使施、龙果出于墨者，即应列之于墨翟、禽滑釐之后，而与所谓别墨者相次比。即不然，亦应于其源流授受之迹，有所阐陈。乃今观之，其叙惠施、公孙龙，与墨子竟若风马牛之不相及，是不亦可异乎？且惠施者，庄子之友也。施之死，庄子叹曰：“夫子之死，吾无以为质矣！”则其与庄子言，宜无不尽。今施、周往复辩难之词多见于三十三篇，曾有一语称及于墨子之学者乎？不独是也，《徐无鬼》篇载：“庄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谓之善射。天下皆羿也。可乎？’惠子曰：‘可。’庄子曰：‘天下非有公是也，而各是其所是。天下皆尧也。可乎？’惠子曰：‘可。’庄子曰：‘然则儒、墨、杨、秉四，与夫子为五。果孰是耶？’”施之学之异于墨，庄子明言之，而惠子明受之。乃必谓其出于墨，何哉！又《秋水》篇记公孙龙与魏牟问答，谓龙闻庄子之言，茫然异之。胡氏考周、龙二人年月，断周与龙二人不同时，龙安得闻周之言？必系后人伪作羼入。然《庄子·齐物论》云：“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马喻马之非马，不若以非马喻马之非马也。”即对公孙“白马非马”与“物莫非指而指非指”而发。则周、龙不同时，无由相闻，实未足据。《秋水》之言，亦难定其必伪矣。夫龙自称：“少学先王之道，长而明仁义之行。合同异，离坚白，然不然，可不可。困百家之智，穷众口之辩。”(即《秋水》篇所记)则又岂似为别墨者乎？庄子言儒、墨、杨、秉四，旧注谓秉为龙之字。使此为不误，龙之非墨，尤彰彰矣。夫刘氏父子九流之分，亦有所自来矣。汉初司马谈论六家要旨，谓‘愍学者之不达其意而师悖’。其时各家之学，犹有存者，故谈习道论于黄子，学天官于唐都，于诸家本末，概乎盖尝有闻者。其述阴阳、儒、墨、名、法、道德，与刘氏父子岂异乎？然司马谈者，固胡氏所与向、歆并斥者也。此姑不论。试更征之荀子之书。《荀子·非十二子》篇云：“治怪说，玩琦辞，甚察而不惠，辩而无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为治纲纪。然而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惠施、邓析也。”《不苟》篇亦云：“山渊平，天地比，齐秦袭，是说之难持者也。而惠施、邓析能之。”屡以惠施、邓析并称，与《七略》名家首邓析正合。惜析之书已佚，今存者不足信。然《吕氏春秋》记析之持论，犹可仿佛其面目。其言曰：“洧水甚大，郑之富人有溺者。人得其死者，富人请赎之，其人求金甚多，以告邓析。邓析曰：‘安之，人必莫之卖矣。’得死者患之，以告邓析。邓析又答之曰：‘安之，此必无所更买矣。’”析之辞之诡如此。与施之以反人为实，而龙之然不然可不可者，宁有违乎？今传邓析书有《无厚》一篇，所言‘天于人无厚，君于民无厚’，盖至肤浅。荀子曾言：“坚白异同，有厚无厚之察，非不察也。然而君子不辩，止之也。”意其说必甚难。或析之书，目是而辞则非矣。今惠施犹有‘无厚不可积，其大千里’之论，窃疑其本之邓析。则名家之起，实自邓析始。析与子产同时，先墨子且数十年。胡氏《哲学史》于时代先后，认之最严，今谓名家出于墨，则何解于邓析乎？然胡氏所取以为词者，谓惠施言泛爱万物，而公孙龙有与赵惠王、燕昭王言偃兵之事，曾无殊于墨之兼爱非攻也。然此固未足以为两家同条共贯之证。当战国时，争地以战，争城以战，原野涂膏血，沟壑满骸骨，民之苦于兵祸深矣。故志士仁人，思救民之患，莫不以弭兵爱人为言，正不独墨者云尔也。若执此一端为论，则孟子言善战者服上刑，荀子言斗者不若狗彘，即孟、荀亦出于墨矣。庄子言万物与我为一，言至仁无亲，即庄子亦出于墨矣。然乎否乎？且墨子言兼爱上推之于天志，以为“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又谓“义者，政也。无从下之政上，必从上之政下”。其尊卑之辨甚明也。而《吕氏春秋·爱类》篇匡章谓惠子：“公之学去尊。”按之施天地一体之说，信其泯尊卑齐上下。与墨子之意，且背道而驰矣。故《墨经》言：“厚，有所大也。”而施则曰：“无厚。”《墨经》言：“日中，正南也。”而施则曰：“日方中方睨。”《墨经》言：“坚白不相外。”而龙曰：“坚白离。”《墨经》言：“火热。”(旧作必热，必为火字之讹。孙校谓脱不字，非)而龙曰：“火不热。”《墨经》言：“狗，犬也。”而龙曰：“狗非犬。”盖《墨经》多在差异上立论，而施、龙则在无差异上立论。虽《经说》往往摭拾施、龙绪余，冀以自圆，然绝相之谈，与执相者固有别矣。夫天下岂有学出于是人，而处处与之立异者乎？吾尝细究《天下》篇之文，以为其云“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获己齿邓陵子之属，俱诵墨经”，此“墨经”应如胡氏之说，指《兼爱》《非攻》诸篇，非今书之《墨经》也。而“倍谲不同，相谓别墨”，别墨者，乃指斥他方之辞，言其不如己所传之正，非自称为别墨也。胡氏谓其自己相称为别墨，实误。其云“以坚白、同异之辩相訾，以觭偶不仵之辞相应”，相訾者，攻彼之过；相应者，救己之失。而坚白、同异之辩，觭偶不仵之辞，则其所假以为攻救之具者也。由是论之，《墨经》与施、龙之说时有出入者，亦墨之得于名，非名之得于墨。而转抑名家为墨之支流，不亦因果倒置乎哉！是故吾谓名家自有宗趣，决不出于墨。若必求其相似，亦与庄子近而与墨子远。 第十一章　荀子 　　荀子名况，亦曰荀卿，或称曰孙卿。赵人也。以齐襄王时游于稷下，距孟子至齐，五十年矣。是时齐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子三为祭酒焉。入秦，见昭王、应侯。昭王谓儒无益人之国，荀子乃极明儒效。盖自孔子没而儒术分散，能振其业者，在前惟孟子，在后惟荀子。言虽不同，而其粹然为圣人之传则一也。荀子书每道仲尼、子弓。子弓即仲弓，犹子路之为季路也。其书三十二篇，而《大略》以下数篇，颇记孔门师弟问答之言，必有所受之。即其学之出于仲弓，无疑矣。而后之论者，以其主性恶，而言富国强国，大异于孟子；又韩非、李斯之徒，世所诋斥，皆出于其门下，遂并归罪于荀子之持论不慎。然以今观之，其言“君子养心莫善于诚，顺命以慎其独”(见《不苟》篇)，一《大学》慎独诚意之旨也。其言“自知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荣辱》篇)，一《中庸》居易俟命之愿也。其言“君子之学，入乎耳，箸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端而言，蝡而动，一可以为法则”(《劝学》篇)，一《孟子》睟面盎背之功也。至其言俗儒、雅儒、大儒之别，而谓大儒者，“法先王，统礼义，一制度，以浅持博，以古持今，以一持万。苟仁义之类也，虽在鸟兽之中，若别白黑。倚物怪变，所未尝闻也，所未尝见也。卒然起一方，则举统类而应之，无所拟怍。张法而度之，则暗然若合符节”(见《儒效》篇)，是荀子之为荀子，岂浅见寡闻者所可得而妄议者哉！既不遇于齐、秦，乃归赵。赵亦不能用，去而之楚。春申君以为兰陵令，而荀子已老矣。及春申君死，乃废居兰陵，列著数万言而卒。《尧问》篇云：“孙卿迫于乱世，鰌(同遒)于严刑，上无贤主，下遇暴秦。……当是时也，知者不得虑，能者不得治，贤者不得使。故君上蔽而无睹，贤人距而不受。”吾观春秋以来，孔、老、庄、孟之数圣人者，所遇皆如此。故曰：“君子能为可贵，不能使人必贵己。能为可信，不能使人必信己。能为可用，不能使人必用己。”(《荀子·非十二子》篇语)呜呼！伤已。 一　性恶 　　荀子与孟子不同者，厥为性恶之说。其言曰：“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又曰：“今人之性，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今人饥，见长而不敢先食者，将有所让也。劳而不敢求息者，将有所代也。夫子之让乎父，弟之让乎兄，子之代乎父，弟之代乎兄，此二行者，皆反于性而悖于情者也。然而孝子之道，礼义之文理也。故顺情性，则不辞让矣。辞让，则悖于情性矣。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伪非虚伪之伪，犹言为也)顾荀子所言之性，与孟子所言之性，盖各有所指。观荀子驳孟子之言，可见也。孟子曰：“人之学者，其性善。”荀子曰：“是不然。是不及知人之性，而不察乎人之性伪之分者也。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礼义者，圣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学而能，所事而成者也。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是性伪之分也。”(并《性恶》篇)夫荀子以“可学而能可事而成”者谓之伪，而此伪者，谁为之？非我为之乎？我何以能为此伪？非我之性有是乎？孟子曰：“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故孟子之所谓性，并荀子之伪在其中。而荀子之所谓性，则孟子之所云“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之性”者也。荀子讥孟子为不知性伪之分，以荀子观之，则固如是矣。若以孟子观之，此不知性伪之分者，或且在此而不在彼，然荀子亦非不知性之善者也。曰：“涂之人可以为禹。曷谓也？曰凡禹之所以为禹者，以其为仁义法正也。然则仁义法正，有可知可能之理。然而涂之人也，皆有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皆有可以能仁义法正之具。然则其可以为禹，明矣。今以仁义法正，为固无可知可能之理耶？然则唯(同虽)禹不知仁义法正，不能仁义法正也。将使涂之人，固无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而固无可以能仁义法正之具耶？然则涂之人也，且内不可以知父子之义，外不可以知君臣之正。今不然。涂之人，皆内可以知父子之义，外可以知君臣之正，然则其可以知之质，其可以能之具，其在涂之人，明矣。今使涂之人者，以其可以知之质，可以能之具，本夫仁义之可知可能之理，然则其可以为禹，明矣。”(《性恶》篇)夫此可以知之质，可以能之具，非即孟子所云“人之所不学而知者，其良知也；所不虑而能者，其良能也”耶？特荀子鉴于当时学者之纵情性，安恣睢，而慢于礼义，欲以矫饰扰化为教，故不以为性而以为伪。曰：“人无师法，则隆性矣。有师法，则隆积矣。性也者，吾所不能为也，然而可化也。积也者，非吾所有也，然而可为也。”(《儒效》篇)又曰：“圣可积而致。然而皆不可积，何也？曰：可以而不可使也。故小人可以为君子，而不肯为君子；君子可以为小人，而不肯为小人。小人君子者，未尝不可以相为也，然而不相为者，可以而不可使也。故涂之人可以为禹，则然。涂之人能为禹，未必然也。虽不能为禹，无害可以为禹。足可以遍行天下，然而未尝有能遍行天下者也。夫工匠农贾，未尝不可以相为事也，然而未尝能相为事也。用此观之，然则可以为，未必能也。虽不能，无害可以为。然则能不能之与可不可，其不同远矣。”(《性恶》篇)观于此言，则荀子之所以谓人之性恶者，为人之不肯为善而发，非为人之不可为善而发。其贬性也，正所以反性也。是故于孟子而得性善，则君子有不敢以自诿者矣：于荀子而得性恶，则君子有不敢以自恃者矣。天下之言，有相反而实相成者，若孟、荀之论性是也。 二　礼论 　　孟子言性善，故有扩充而已矣。荀子言性恶，则取矫饰扰化。而矫饰扰化之用，莫大于礼。故曰：“凡用血气志意知虑，由礼，则治通；不由礼，则勃(同悖)乱提侵。食饮衣服居处动静，由礼，则和节；不由礼，则触陷生疾。容貌态度进退趋行，由礼，则雅；不由礼，则夷固僻违庸众而野。”(《修身》篇)虽然，礼者，始乎税，成乎文，终乎悦恔者也。(本荀子语，见《礼论》篇。税，敛也)惟始乎税，故曰：“治气养心之术，莫径由礼。”(《修身》篇)曰：“血气刚强，则柔之以调和。知虑渐深，则一之以易良。勇胆猛戾，则辅之以道顺。齐给便利，则节之以动止。狭隘褊小，则廓之以广大。卑湿重迟贪利，则抗之以高志。庸众驽散，则劫之以师友。怠慢僄弃，则炤之以祸灾。愚款端悫，则合之以礼乐，通之以思索。”(同上)于性之所偏，而矫以饰之，而性由礼而立矣。惟终乎悦恔，故曰：“孰知夫出死要节之所以养生也，孰知夫出费用之所以养财也，孰知夫恭敬辞让之所以养安也，孰知夫礼义文理之所以养情也。”(同上)于性之可化，而久以扰之，而性由礼而成矣。此荀子言礼之精也。而由是而推之，所以为治于天下者，亦不出此。曰：“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生也。”(《礼论》)曰：“离居不相待，则穷。群而无分，则争。穷者，患也。争者，祸也。救患除祸，则莫若明分使群矣。强胁弱也，知惧愚也，民下违上，少陵长，不以德为政。如是，则老弱有失养之忧，而壮者有分争之祸矣。事业所恶也，功利所好也，职业无分。如是，则人有树事之患，而有争功之祸矣。男女之合，夫妇之分，婚姻娉内送逆，无礼。如是则人有失合之忧，而有争色之祸矣。”(《富国》)由是观之，天下有礼则治，无礼则乱。故曰：“天地者，生之始也。礼义者，治之始也。”(《王制》)且其言富国也，必归于节用裕民。(见《富国》篇)言强国也，必归于节威反文。(见《强国》篇)言乐，则曰谨为之文。(见《乐论》篇)言兵，则曰妙之以节。(见《议兵》篇)举一切而纳之于礼之中，而莫之敢过。故曰：“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劝学》篇)呜呼！荀子之于礼，可谓至矣。 三　解蔽 　　夫礼者，断长续短，损有余，益不足，达爱敬之文，而滋成行义之美者也。(用《礼论》原文)夫天下之所患者，短与长，均也。不足与有余，并也。而学者治者之蔽，见其长，则忘其短；见其有余，则忘其不足。此心之所以易惑，而行之所以易乱也。当荀子之时，百家之说众矣，而荀子以礼观之，即皆不能无失。故曰：“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宋子蔽于欲，而不知得。慎子蔽于法，而不知贤。申子蔽于势，而不知知。惠子蔽于辞，而不知实。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解蔽》篇。慎子、申子并见后《韩非》章)夫之数子者，非果所谓曲知之人也，然长于此，即不能不短于彼；有余于此，即不能无不足于彼。何也？则其心不能无蔽也。心之所以有蔽，何也？曰：“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曰虚壹而静。心未尝不臧(同藏)也，然而有所谓虚；心未尝不满也，然而有所谓一；心未尝不动也，然而有所谓静。人生而有知，知而有志(同识)。志也者，臧也。然而有所谓虚，不以己所臧害所将受，谓之虚。心生而有知，知而有异。异也者，同时兼知之，同时兼知之，两也。然而有所谓一，不以夫一害此一，谓之壹。心卧则梦，偷则自行，使之则谋，故心未尝不动也。然而有所谓静，不以梦剧乱知，谓之静。”(同上)夫存此虚壹而静者以察物，则有余不足之情俱见。俱见，则无蔽矣。失此虚壹而静者以察物，则有余不足之情俱惑。俱惑，则不能无蔽矣。故曰：“人心譬如槃水。正错而勿动，则湛浊在下，而清明在上，则足以见须眉，而察肤理矣。微风过之，湛浊动乎下，清明乱于上，则不可以得大形之正也。”(同上)是故蔽者，心蔽之。解者，亦心解之。其枢机在心。故曰：“心也者，道之工宰也。”(《正名》)夫言性，则荀子与孟子有不同也；而言心，则无不同。荀子曰：“人之所欲生，甚矣。人之所恶死，甚矣。然而人有从生成死者，非不欲生而欲死也；不可以生，而可以死也。故欲过之，而动不及，心止之也。心之所可中理，则欲虽多，奚伤于治。欲不及，而动过之，心使之也。心之所可失理，则欲虽寡，奚止于乱。故治乱在于心之所可，亡于情之所欲。”(《正名》)而孟子固曰：“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此其同者一也。荀子曰：“耳目口鼻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夫是之谓天官。心居中虚，以治五官。夫是之谓天君。”(《天论》)而孟子固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其同者二也。荀子曰：“凡人之取也，所欲未尝粹而来也。其去也，所欲未尝粹而往也。故人无动而可以不与权俱。”(《正名》)而孟子固曰：“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物皆然，心为甚。”此其同者三也。夫性而善也，则思何以率其性，舍心，而性不达也；性而恶也，则思何以矫其性，舍心，而性不节也。性之途歧，而心之用一。此荀、孟之所以不得不同也。 四　正名 　　礼以明分。而分之明，则自正名始。故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而荀子亦曰：“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实辩，道行而志通，则慎率民而一焉。”(《正名》)夫名之所以乱者三。见侮不辱(宋钘之言，见上)，圣人不爱己，杀盗非杀人也(墨子之言，见上)，此惑于用名以乱名者也。山渊平(即惠施山与泽平之说)，情欲寡(宋钘之言，见上)，刍豢不加甘，大钟不加乐(即墨子非乐之说)，此惑于用实以乱名者也。非而谒楹有牛，马非马也(上句有阙误，下句即公孙龙白马非马之说)，此惑于用名以乱实者也。惑于用名以乱名，验之所为有名，而观其孰行，则能禁之矣。惑于用实以乱名，验之所缘以同异，而观其孰调，则能禁之矣。惑于用名以乱实，验之名约，以其所受，悖其所辞，则能禁之矣。(以上用《正名》原文意)故曰：“所为有名，与所缘以同异，与制名之枢要，不可不察也。”然则何为而有名？曰：“贵贱不明，同异不别，如是，则志必有不喻之患，而事必有困废之祸。故知者为之分别，制名以指实。上以明贵贱，下以别同异。贵贱明，同异别，如是，则志无不喻之患，事无困废之祸。此所为有名也。”何缘而以同异？曰：“缘天官。凡同类同情者，其天官之意物也同。故比方之，疑(同拟)似而通。是所以共其约名以相期也。形体色理，以目异。声音清浊节调奇声，以耳异。甘苦咸淡辛酸奇味，以口异。香臭芬郁腥臊漏庮奇臭，以鼻异。疾养凔热滑钑轻重，以形体异。说故喜怒哀乐爱恶欲，以心异。心有征知。征知，则缘耳而知声，可也；缘目而知形，可也。然而征知必将待天官之当簿其类，然后可也。天官簿之而不知，心征之而无说，则人莫不然谓之不知。此所缘而以同异也。然后随而命之，同则同之，异则异之。单足以喻，则单；单不足以喻，则兼：单与兼无所相避，则共。虽共，不为害矣。知异实者之异名也，故使异实者莫不异名也，不可乱也，犹使同实者，莫不同名也。故万物虽众，有时而欲遍举之，故谓之物。物也者，大共名也。推而共之，共则有共，至于无共然后止。有时而欲遍举之，故谓之鸟兽。鸟兽者，大别名也。推而别之，别则有别，至于无别然后止。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名无固实，约之以命实。约定俗成，谓之实名。名有固善，径易而不拂，谓之善名。物有同状而异所者，有异状而同所者，可别也。状同而为异所者，虽可合，谓之二实。状变而实无别，而为变者，谓之化。有化而无别，谓之一实。此事之所以稽实定数也。此制名之枢要也。”(《正名》篇)夫民易一以道，而不可与共故。故圣王有作，则临之以势，道(同导)之以道，申之以命，章之以论，禁之以刑。其有析辞，擅作名，以乱正名，使民疑惑，人多辨讼，则谓之大奸。其罪，犹为符节度量之罪也。圣王不作，君子无势以临之，无刑以禁之，则不得已而有辨说。实不喻然后命，命不喻然后期，期不喻然后说，说不喻然后辩。故以正道而辨奸，犹引绳以持曲直。是故邪说不能乱，百家无所窜。(以上用原文)曰：“君子之言，涉然而精，倪然而类，差差然而齐。彼正其名，当其辞，以务白其志义者也。彼名辞也者，志义之使也。足以相通，则舍之矣。苟之，奸也。故名足以指实，辞足以见义，则舍之矣。外是者谓之讱。”(同上)夫如是，则君子之辩，岂与彼名家争为难持之说者比哉！ 五　天论 　　荀子之言天，犹其言性也。言性，不重性而重伪，故曰性恶。言天，不重天而重人，故曰惟圣人为不求知天。(《天论》篇)然重伪，而未始以为伪之可以灭性也。故亦曰：“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伪，则其性不能自美。性伪合，然后圣人之名一。天下之功于是就也。”(《礼论》篇)重人而未始以为人之可以敌天也。故亦曰：“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舍其所以参，而愿其参，则惑矣。”曰：“圣人清其天君，正其天官，备其天养，顺其天政，养其天情，以全其天功。如是，则知其所为，知其所不为矣。则天地官，而万物役矣。其行曲治，其养曲适，其生不伤。夫是之谓知天。”(以上《天论》篇)是故其言：“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裁之？从天而颂(同讼)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骋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与理物而勿失之也？愿于物之所以生，孰与有物之所以成？”(同上)所以尽人也。其言：“楚王后车千乘，非知也。君子啜菽饮水，非愚也。是节(同适)然也。若夫志意修，德行厚，知虑明，生于今而志乎古，则是其在我者也。故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同上)所以知命也。尽人知命，其道未尝悖也。不然，荀子讥庄子为蔽于天而不知人。今乃以人而夺天，不为蔽于人而不知天乎？太史公作《荀卿传》，谓“其嫉浊世之政，亡国乱君相属，不遂大道，而营于巫祝，信禨祥”，是则其为论，固有为而发者矣。今人自不信天，乃假此以攻孔孟天命之说。不知人之命在天(见《天论》篇)，荀子固自言之。此所谓倚其所私，以观异术，而因以失其正求者，非耶？(倚其所私以观异术，本荀子语，见《解蔽》篇) 六　法后王 　　荀子曰：“礼莫大于圣王。圣王有百，吾孰法焉。曰：文久而息；节族(同奏)久而绝；守法数之有司极而褫。故曰欲观圣王之迹，则于其粲然者矣，后王是也。彼后王者，天下之君也。舍后王而道上古，譬之是犹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也。”(《非相》篇)又曰：“五帝之外无传人，非无贤人也，久故也。五帝之中无传政，非无美政也，久故也。禹汤有传政，而不若周之察也，非无美政也，久故也。传者久则论略，近则论详。略则举大，详则举小。愚者闻其略而不知其详，闻其小而不知其大也。”(同上)此荀子所以法后王也。然荀子之言后王，与孟子之言先王，曾无以异。盖自战国言之，则谓之先王；自上古言之，则谓之后王。其实皆指周也。故曰：“王者之制，道不过三代，法不贰后王。道过三代，谓之荡。法贰后王，谓之不雅。衣服有制，宫室有度，人徒有数。丧祭械用，皆有等宜。声则凡非雅声者，举废；色则凡非旧文者，举息；械用则凡非旧器者，举毁。夫是之谓复古，是王者之制也。”(《王制》篇)夫谓之复古，则何以异于称先王也。且荀子之书，称先王、后王，亦至不一。曰：“将原先王，本仁义，则礼正其经纬蹊径也。”(《劝学》篇)曰：“言不合先王，不顺礼义，谓之奸言。虽辩，君子不听。”(《非相》篇)曰：“先王之道，仁之隆也。”(《儒效》篇)曰：“古者先王审礼，以方(同旁)皇周挟(同浃)于天下，动无不当也。”(《君道》篇)言先王，言后王，随宜而言之，非有定也。是故其非子思、孟子也，曰：“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非十二子》篇)亦过其略而不知其统，非过其法先王也。其讥俗儒也，曰：“呼先王以欺愚者，而求衣食焉。”(《儒效》篇)亦责其欺愚者求衣食，非责其呼先王也。不然，其称大儒，乃亦以法先王统礼义一制度为言，何哉？后人不察，以为荀子之法后王，为对孟子之法先王而起，则何不于荀子全书而熟考之？ 第十二章　韩非　申子慎子附见 　　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好刑名法术之学，而与李斯同学于荀卿。非为人口吃，不能道说，而善著书。见韩之削弱，数以书谏韩王，韩王不能用。于是韩非疾治国不务修明其法制而以求人任贤，反举浮淫之蠹加于功实之上，宽则宠名誉之人，急则用介胄之士，以为所养非所用，所用非所养，悲廉直不容于邪枉，观往者得失之变，而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说林》《说难》十余万言。人或传其书至秦，秦王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韩非之所著书也。”秦因急攻韩。韩王始不用非，及急，乃遣非使秦。秦王悦之，未用。会李斯谗之曰：“非终为韩不为秦。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王信之，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遗非药，非遂自杀。非《孤愤》之篇曰：“智法之士，与当涂之人，不可两存之仇也。”又曰：“以疏远与信爱争，其数不胜也。以新旅与习故争，其数不胜也。以反主意与同好争，其数不胜也。以轻贱与贵重争，其数不胜也。以一口与一国争，其数不胜也。法术之士，操五不胜之势，以岁数而犹不得见。当涂之人，乘五胜之资，而旦暮独说于前。法术之士，焉得不危。”然则非之死，非自知之矣。而太史公谓“非知说之难，为《说难》，书甚具。终死于秦，不得自脱。”(《史记·韩非列传》)若讥贬之者，何哉！非之书五十五篇，今具存。而《初见秦》见于《战国策》，以为张仪之词；《存韩》，乃具载李斯奏，亦不类。疑有后人附会入之者矣。 一　有度 　　天下之患，在欲治而恶其所以治，恶危而喜其所以危(《奸劫弑臣》原文)。恶其所以治，而喜其所以危，何也？夫主利在有能而任官，臣利在无能而得事；主利在有劳而爵禄，臣利在无功而富贵；主利在豪杰使能，臣利在朋党用私。(“主利”以下《孤愤》原文)由前之道，则所以治也；由后之道，则所以危也。然而天下之为人臣者，莫不欲无能而得事者也。夫社稷之所以立者，安静也，而躁险谗谀者任；四封之内，所以听从者，信与德也，而陂知倾覆者使。令之所以行，威之所以立者，恭俭听上也，而岩居非世者显；仓廪之所以实者，耕农之本务也，而綦组锦绣，刻画为末作者富；名之所以成，地之所以广者，战士也，而死之孤，饥饿乞于道，优笑酒徒之属，乘车衣丝。赏禄，所以尽民力，易下死也，而战胜攻取之士，劳而赏不沾；卜筮视，手理狐蛊，为顺辞于前者，日赐。上握度量，所以擅生杀之柄也，而守度奉量之士欲以忠婴上，而不得见；巧言利辞，行奸轨以幸偷世者，数御。据法直言，名刑相当，循绳墨，诛奸人，所以为上治也，而愈疏远；谄施顺意从欲以危世者，近习。(“社稷”以下《诡使》原文)由前之道，则所以治也；由后之道，则所以危也。然而天下之为人上者，莫不乐于任夫躁险谗谀者也，盖利于公者法，便于己者私。私者，所以乱法也。而立法令者，以废私也。故曰：道私者乱，道法者治。上无其道，则智者有私词，贤者有私意。上有私惠，下有私欲。(“故曰”下《诡使》原文)是故韩非曰：“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有度》)又曰：“当今之时，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国治。能去私行行公法者，则兵强而敌弱。”(同上)又曰：“明主使其群臣，不游意于法之外。不为惠于法之内。动无非法，所以遏灭外私也。”(同上)夫巧匠目意中绳，然必先以规矩为度。上智捷举中事，必以先王之德为比。故绳直而枉木斫，准夷而高科削。权衡县而重益轻，斗石设而多益少。(以上《有度》原文)若法者，亦治国之度已。或曰：荀子之言曰：“有治人，无治法。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荀子·君道》)今韩非一以奉法为言，亦异于其所受之者矣。虽然，荀子不云乎：“隆礼至法，则国有常。尚贤使能，则民知方。纂论公察，则民不疑。赏免(同勉)罚偷，则民不怠。兼听齐民，则天下归之。然后明分职，序事业，材技官能，莫不治理，则公道达而私门塞矣，公义明而私事息矣。”(同上)其于公私道法之间，抑何其斤斤焉。且荀子之入秦也，称其士大夫曰：“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党，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苟子·强国》)夫天下岂有上下内外，不知奉公守法，而可以治者哉！即安见儒之与法之必有二说也。 二　二柄 　　法之所以行者，曰刑与德。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是治之二柄也。二柄者，乱于好恶，而信于参验。何谓乱于好恶？君见恶，则群臣匿端；君见好，则群臣诬能。(“君见恶”二句原文)故曰：“去好去恶，群臣见素。群臣见素，则大君不蔽矣。”(《二柄》)何谓信于参验？人皆寐，则盲者不知；皆嘿，则喑者不知。觉而使之视，问而使之对，则喑盲者穷矣。不听其言也，则无术者不知；不任其身也，则不肖者不知。听其言而求其当，任其身而责其功，则无术不肖者穷矣。(《六反》原文)故曰：“尽思虑，揣得失，智者之所难也。无思无虑，挈前言而责后功，愚者之所易也。”(《八说》)不乱于好恶者，术也。取信于参验者，法也。术得于道德，法合于形名。得于道德，则以忍行其慈。故曰：“母之爱子也，倍父。父令之行于子者，十母。吏之于民无爱。令之行于民也，万父母。父母积爱而令穷，吏用威严而民听从。严爱之策，亦可决矣。”(《六反》)又曰：“今家人之治产也，相忍以饥寒，相强以劳苦，虽犯军旅之难，饥馑之患，温衣美食者，必是家也。相怜以衣食，相惠以佚乐，天饥岁荒，嫁妻卖子者，必是家也。故法之为道，前苦而长利；仁之为道，偷乐而后穷。圣人权其轻重，出其大利，故用法之相忍，而弃仁人之相怜也。”(同上)合于形名，则因任而不过。故曰：“功当其事，事当其言，则赏。功不当其事，事不当其言，则罚。故群臣其言大而功小者，则罚。非罚小功也，罚功不当名也。群臣其言小而功大者，亦罚。非不说于大功也，以为不当名也，害甚于有大功，故罚。”(《二柄》)若是，故明主之治国也，众其守而重其罪。堂谿公谓韩子曰：“臣闻服礼辞让，全之术也。修行退智，遂之道也。今先生立法术，设度数。臣窃以为危于身而殆于躯。何以效之？”韩子曰：“夫治天下之柄，齐民萌(同氓)之度，甚未易处也。然所以废先生之教，而行贱臣之所取者，窃以为立法术，设度数，所以利民萌，便众庶之道也。故不惮乱主暗上之患祸，而必思以齐民萌之资利者，仁智之行也。惮乱主暗上之患祸，而避乎死亡之害，知明夫身，而不见民萌之资利者，贪鄙之为也。臣不敢向贪鄙之为，不敢伤仁智之行。”(以上《问田》)由是观之，司马迁谓非之惨礅少恩者(见列传)，岂其实哉！虽然，非之言曰：“父母之于子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此俱出父母之怀衽，然男子受贺，女子杀之者，虑其后便计之长利也。故父母之于子也，犹用计算之心相待也，而况无父子之泽乎？”(《六反》)又曰：“为人主而大信其子，则奸臣得乘于子，以成其私，故李兑傅赵王而饿主父。为人主而大信其妻，则奸臣得乘于妻，以成其私，故优施傅丽姬杀申生而立奚齐。夫以妻之近与子之亲，而犹不可信，则其余无可信者矣。”(《备内》)贼天恩，害人伦，则非之言亦太甚矣哉！ 三　五蠹 　　夫不能具美食，而劝饿人饭，不为能活饿者也。不能辟草生粟，而贷施赏赐，不为能富民者也。善毛嫱、西施之美，无益吾面，用脂泽粉黛，则倍其初矣。(《显学》原文)是故非之言曰：“明主举实事，去无用。”(《显学》)又曰：“力多则人朝，力寡则朝于人，故明君务力。”(同上)又曰：“治强不可责于外，内政之有也。”(《五蠹》)然而天下有必不亡之术，有必灭之事。必不亡之术若何？曰：“明其法禁，必其赏罚。尽其地力，以多其积。致其民死，以坚其城守。天下得其地，则其利少；攻其国，则其伤大。万乘之国，莫敢自顿于坚城之下，而使强敌裁其弊也。此必不亡之术也。”(同上)必灭之事若何？曰：“其学者，则称先王之道，以籍(同藉)仁义，盛容服而饰辩说，以疑当世之法，而贰人主之心。其言谈者，为设诈称借于外力，以成其私，而遗社稷之利。其带剑者，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其患(同串)御者，积于私门，尽货赂，而用重人之谒，退汗马之劳。其商工之民，修治苦窳之器，聚弗靡之财，蓄积待时，而侔(同牟)农夫之利。此五者，邦之蠹也。不除此五蠹之民，不养耿介之士，则海内虽有破亡之国，削灭之朝，亦勿怪矣。”(同上)且当非之时，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士民纵恣于内，而言谈者为势于外。故群臣之言外事也，非有分于从横之党，则有仇雠之忠，而借力于国。事成以权长重，事败而以富退处。七国皆然，此亦可谓极敝矣。夫欲以宽缓之政，治急世之民，犹无辔策而御駻马，此不知之患也。故古者有谚曰：为政犹沐也，虽有弃发，必为之。(以上皆用原文意)然则非之去先王，退仁义，而尚严刑峭法，岂非论世之事，因为之备者乎！(“论世之事，因为之备”，本非语，见《五蠹》)抑非之言曰：“且夫世之愚学，皆不知治乱之情，讘｛讠夹｝多诵先古之书，以乱当世之治。智虑不足以避穽井之陷，又妄非有术之士。”(《奸劫弑臣》)又曰：“今学者皆道书筴之颂语，不察当世之实事。”(《六反》)又曰：“今学者之言也，不务本作而好末事，知道虚圣以说民。”(《八说》)夫所贵于学者，为其言必当理，事必当务，智足以应当时之变，而有益于人之国也。故荀子亦曰：“凡事行，有益于理者，立之；无益于理者，废之。夫是之谓中事。凡知说，有益于理者，为之；无益于理者，舍之。夫是之谓中说。”(《儒效》)又曰：“略法先王，而足乱世术，缪学杂举，呼先王以欺愚者，而求衣食焉，是俗儒者也。”(同上)如非所云，亦俗儒而已耳。虽诵先王之书，治世之所弃也，则非以其无用而掊之，岂不宜哉！而世或以此谓非之与儒为仇，抑可谓不能知非者矣。 四　难势 　　先于韩非者，有慎到，赵人也。《汉志》亦在法家。然其书存者，五篇而已。慎子曰：“贤人而诎于不肖者，则权轻位卑也；不肖而能服于贤者，则权重位尊也。吾以此知势位之足恃，而贤智之不足慕也。”韩非应之曰：“势者，名一而变无数者也。夫尧舜生而在上位，虽有十桀纣不能乱者，则势治也。桀纣亦生而在上位，虽有十尧舜而亦不能治者，则势乱也。故曰：势治者不可乱，而势乱者则不可治也。此自然之势也，非人之所得设也。夫弃隐栝之法，去度量之数，使奚仲为车，不能成一轮。无庆赏之劝，刑罚之威，释势委法，尧舜户说而人辩之，不能治三家。故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若吾所言，谓人之所得设也。若吾所言，谓人之所得势也而已矣。”(以上并《难势》)慎子之言，势与法分。韩子之言，势寄于法。惟势与法分，故得而难之曰：“势者，非能必使贤者用己，而不肖者不用己也。贤者用之，则天下治。不肖者用之，则天下乱。人之情性，贤者寡而不肖者众。而以威势之利，济乱世之不肖人，则是以势乱天下者，多矣。以势治天下者，寡矣。”(同上)惟势寄于法，故得而应之曰：“吾所以为言势者，中也。中者，上不及尧舜，而下亦不为桀纣。夫良马固车，五十里而一置。使中手御之，追速致远，可以及也。而千里可日致也。且夫尧、舜、桀、纣，千世而一出。废势背法，而待尧舜，尧舜至乃治，是千世乱而一治也。抱法处势，而待桀纣，桀纣至乃乱，是千世治而一乱也。且夫治千而乱一，与治一而乱千也，是犹乘骥駬而分驰也，相去亦远矣。”(同上)到与非同为法家，然非之言益密矣。且到曰：“法虽不善，犹愈于无法，所以一人心也。夫投钩以分财，投策以分马，非钩策为均也，使得美者不知所以美，使得恶者不知所以恶。此所以塞愿望也。”(《慎子》)然法之为用，岂塞愿望而止哉！则宜乎庄子之笑之，而以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也。(见《庄子·天下》篇) 五　定法 　　世之言刑名者，辄曰申韩。申不害相韩昭侯，与商鞅相先后，盖去韩非百余年。《汉志》有《申子》六篇，今已佚。虽或见于他书，莫由窥其全也。而韩非称：“申不害言术，而公孙鞅为法。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定法》)然徒术而无法，与徒法而无术，皆有所不可。故曰：“韩者，晋之别国也。晋之故法未息，而韩之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收，而后君之令又下。申不害不擅其法，不一其宪令，则奸多。故利在故法前令，则道(同导)之。利在新法后令，则道之。利在故新相反，前后相悖，则申不害虽十使昭侯用术，而奸臣犹有所谲其辞矣。故托万乘之劲韩十七年，而不至于霸王者，虽用术于上，法不勤饰于官之患也。公孙鞅之治秦也，设告坐而责其实，连什伍而同其罪。赏厚而信，刑重而必。是以其民用力劳而不休，逐敌危而不却。故其国富而兵强。然而无术以知奸，则以其富强也，资人臣而已矣。及孝公、商君死，惠王即位，秦法未败也，而张仪以秦殉韩。惠王死，武王即位，甘茂以秦殉周。武王死，昭襄王即位，穰侯越韩魏而东攻齐。五年，而秦不益一尺之地，乃成其陶邑之封。应侯攻韩，八年，成其汝南之封。自是以来，诸用秦者，皆应、穰之类也。故战胜则大臣尊，益地则私封立。主无术以知奸也。商君虽十饰其法，人臣反用其资。故乘强秦之资数十年，而不至于帝王者，法虽勤饰于官，主无术于上之患也。”(同上)又曰：“申子未尽于术，商君未尽于法也。申子言：‘治不逾官，虽知不言。’治不逾官，谓之守职也可，知而弗言，是谓过也。人主以一国目视，故视莫明焉；以一国耳听，故听莫聪焉。今知而弗言，则人主尚安假借矣。商君之法曰：‘斩一首者爵一级，欲为官者，为五十石之官。斩二首者爵二级。欲为官者，为百石之官。’官爵之迁，与斩首之功相称也。今有法曰：‘斩首者令为医匠。’则屋不成而病不已。夫匠者，手巧也；而医者，齐药也。而以斩首之功为之，则不当其能。今治官者，智能也；今斩首者，勇力之所加也。以勇力之所加，而治智能之官，是以斩首之功为医匠也。”(同上)非学于荀卿，而《显学》篇言儒、墨之流别甚晰。又有《解老》《喻老》之作。其于法家者流，如商鞅、申不害、慎到之徒，又皆用其长而救其所不足。故吾谓法家至非而集大成。儒、道、名、墨亦至非而冶一炉。若非者，亦才士也夫。 第十三章　秦灭古学 　　春秋以来，百家蜂起。及秦混一天下，遂有焚书坑儒之祸。旧时学术，一时斩焉中绝。窃尝考秦灭古之故，盖有数端。而其是非，亦有可得而论者。秦本僻在西戎，不与中邦之文教。襄公之后，徙居岐丰之地，渐与诸国往来。然史称文公十三年，初有史以纪事(《史记·秦本纪》)。则其时之草昧未尽开也。即其后之强，亦率以用客卿之故，秦土未始有杰出之人。统观战国以至秦始称帝，秦人之好士尚文艺者，惟有一吕不韦。而不韦本阳翟人(阳翟属韩)。且其所著书，亦类书之体，不足当一家之说。秦既素不知学，其视诸家之存废，固不足以措意。此其忍于焚书者，一也。秦之强霸，独得法治之力，而法家之意，惟知近功。故商君谓：“明君修政作壹，去无用，止浮学事淫之民。”又谓：“说者成伍，烦言饰辞，而无实用。”固以为法令之外，皆可废绝。故异时既焚百家之学，犹曰：“欲学法令，以吏为师。”(见《史记·始皇本纪》)盖汉之罢黜百家，所以尊儒；而秦之焚书坑儒，则以申法。此其忍于灭古者，二也。称帝之后，所为多不师古，而学者以其所闻，时相訾议，不能不疑乱天下。故李斯曰：“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而私学相与非法教(“而”字本在“学”字下，以意移上)，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同趣)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于上，党与成乎下。”(同上)当时是古而非今者，以儒者为盛，故儒之罹祸最酷。既禁藏《诗》、《书》百家语，又曰：“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同上)盖其视儒者之道仁义，称先生，皆将不利于政本。此其忍于灭古者，三也。然其先亦尝重用诸家之士矣。《汉书》：秦博士之官员多至数十人，掌通古今。(见《百官表》)今见于《艺文志》者，儒家有羊子四篇，凡书百章，名家有黄公四篇，皆秦博士。而仆射周青臣用面谀，面斥其过，以致成焚书之衅者，则博士淳于越也。始皇东行郡县，上泰山，登之罘，议刻石颂秦德，议封禅望祭山川，皆与鲁诸儒生俱。故其自言，亦曰：“吾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始皇本纪》)徒以诸生非议法令，不当其意。又卢生诽谤而逃之，遂一怒而坑者四百六十余人。亦酷已！然吾以为学时之士即亦不能无过。不通时变之宜，好执古以非今，一也。奸利相告，不惜自溃，二也。侯生、卢生，皆类知道者，而乃为始皇求仙药，终亦不验，三也。盖自百家争鸣以来，尊己抑人，已成风气，而又昧于道术之全，不明损益之为用，骛空谈而遗实际，以是言多失中，往往缪盭于理。其好怪异者，更益之以神仙之说，易老聃长生久视之道，而为海上不死之方。此虽无始皇之焚坑，其亦不能不自隳灭矣。且当天下分裂，忧时之士各出其所尚，以救当世之急。此譬之人有疑难之症，为之子者，奇方异术，无所不搜。及夫六国既破，海内统一，曩时所持以应世者，已无所用。此譬之病起人愈，虽有良药，亦将斥去。故百家之传，至秦而绝。犹王官六艺之学，至春秋、战国而分。斯二者，皆势之所必然，非人力所得而为也。而昧者不察，专以灭古为秦之罪。或以为百家之废，后世学术遂不如古。此岂为明于当时之势，与古今之变者哉！ 第二编　中古哲学史 第一章　两汉儒学之盛 　　秦之焚书，惟儒生受祸最酷。故及秦之乱而陈涉起，鲁诸儒乃持孔氏之礼器归之。孔甲为秦少傅，会李斯议焚书，亡去，至是，亦归涉为博士，卒与俱败死。太史公曰：“陈涉起匹夫，驱瓦合适(同谪)戍，旬月以王楚。不满半岁，竟灭亡。其事至微浅。然而搢绅先生之徒，负孔子礼器往委质为臣者，何也？以秦焚其业，积怨而发愤于陈王也。”(《史记·儒林传》)当百家并争，如申不害、商鞅法术之士，既得志于韩、秦；而纵横家之苏秦、张仪，阴阳家之邹衍，亦以其口辩，奔走天下之王侯，致身富贵。而儒者独与世凿枘，未尝得凭权势而有所为，可谓穷矣。然而及六国之灭，信儒术者益众。韩非以儒与墨为当时之显学，而一则曰：“行仁义者非所誉，誉之则害功。”再则曰：“工文学者非所用，用之则害法。”(《五蠹》)即其力攻仁义文学，知其时为仁义文学者之多也。及始皇坑儒生于咸阳，长子扶苏谏曰：“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史记·始皇本纪》)夫以杀儒生数百人而至虑及天下不安，非儒之重于天下者然乎？是故以汉高之不好儒，见辄解其冠，溲溺其中(《汉书·郦食其传》)；而行过鲁，即不得不以太牢祠孔子(《汉书·高帝本纪》)；鲁为项羽守，当围城之中，而诸儒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即不得不为之叹息(《汉书·儒林传》)；其于陆生马上不足以治天下之对，而为之有所惭色者(《汉书·陆贾传》)，盖渐渍于儒说，非一日矣。既即帝位，用叔孙通制朝仪，张苍定律令。是二人者，皆秦博士，故儒生也。及孝惠四年，遂除挟书之禁。孝文帝立，欲广游学之路。于是《论语》《孝经》《孟子》《尔雅》皆置博士。是时民间藏书渐出，而贾生方日以仁义之说陈于天子之前。(《贾谊传》)虽曰公卿皆武力功臣，薄太后又好黄老术，皆不知重儒，然儒术之兴，有不待武帝之表章六经而已决知者矣。盖自七国之世，儒之道虽不见用，儒之说则深中于人心。孟子曰：“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故语近功，则儒不及百家；而言长效，则百家不及儒。此儒之得兴于汉者，一也。秦尚首功而弃礼义，其效至于富强，而其弊则至于君臣父子不相顾。故荀卿所以策秦者，曰：“力术止，义术行。”(《荀子·强国》)秦终不悟，遂以亡其社稷。于时贾生论秦，亦推言其过，在于仁义不施(《过秦论》)。汉兴，惩秦之亡，故不得不反秦之弊。此儒之得兴于汉者，二也。秦之遇儒至虐，故儒之处境至苦。而惟其处境之苦，乃以成其自守之坚。秦禁偶语《诗》、《书》，而伏生之《尚书》即以口授而传；《诗》三百篇亦以讽诵而得不绝；禁藏《诗》《书》百家语，令下三十日不烧者，黥为城旦，而异日之古礼逸书，即出于壁中。盖当秦汉之交，儒者之抱残守缺，出入于死生之际者，不知其几何人矣！故三代古籍之存而不失，一皆儒者之力，而他家不与焉。此儒之得兴于汉者，三也。不特此也，自是以后，其校定诸子者，如成、哀时之刘向父子，安帝时之刘珍，顺帝时之伏无忌、黄景，即皆儒者。是不独六艺由儒者而复显，即诸子亦赖儒者而后传。汉以前，儒为九流之一；汉以后，儒为百家之宗。向使无儒，则中国学术之亡久矣，而尚有今日哉！(nnno按：“有教无类”，故儒独据传承之功) 　　当武帝时，董仲舒以贤良对策，尊孔氏而抑百家(见《汉书·董仲舒传》)。丞相卫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武帝本纪》)。此史所称武帝之表章六经、罢黜百家者也。然观前后《汉书》，杨王孙学黄老之术(《汉书·杨王孙传》)，耿况学老子于安丘先生(《后汉书·耿弇传》)，矫慎少学黄老(《后汉·逸民传》)，则武帝以后，黄老之学犹存也。路温舒学律令，于定国少学法于父(《汉书》各本传)，郭躬父弘习小杜律，躬少传父业讲授，徒众常数百人(《后汉书躬传》)，阳球好申韩之学(《球传》)，则武帝以后，申、韩刑名之学犹存也。不独此也。主父偃学长短纵横术，著书二十八篇，与邹阳、徐乐、严安、聊苍所著之书，皆见于《艺文志》，是汉有苏、张纵横之学矣。田蚡学《盘盂书》，为杂家。而《淮南》内外篇，与东方朔所著书，亦见于《志》，是汉有杂家之学矣。不过国家以五经立学，缘是而经术特盛，其显名于时者，又彬彬皆儒学之臣，百家遂不能不瞠乎其后矣。抑吾观董仲舒，以春秋灾异，推阴阳所以错行(本传)；高相，专说阴阳灾异(《汉书·儒林传》)；京房，长于灾变；翼奉，好律历阴阳之占(《汉书》各本传)，则儒之中有阴阳矣。董君(即仲舒)以春秋决事比；张汤决大狱，欲傅古义，乃请博士弟子治《尚书》《春秋》，补廷尉史，平亭疑法(《汉书·张汤传》)，则儒之中有法矣。刘向有《说老子》四篇(《艺文志》)，则儒之中有道矣。是故诸葛亮以申、韩教太子禅(《三国志·诸葛亮传》)，未尝谓亮为法家而非儒也；范升习老子教授诸生(《后汉书·范升传》)，未尝谓升为道家而非儒也。盖自汉以来，儒者不必皆治道德、名、法，而治名、法、道德则无不儒者。故吾谓汉以前，儒为九流之一；汉以后，儒为百家之宗者，此也。 　　儒既汇众流而为一，而儒之道乃益大。然《汉志》九家惟阴阳之言为最诞。虽五德终始之说，亦见于《大戴记》，而史公《五帝本纪》即言：“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则其言孔子所传者，固未可信矣。司马谈学天官于唐都，而论六家要旨，则谓：“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见《史记·太史公自序》)刘歆以阴阳为出古羲和之官(《汉书·艺文志》)。以今考之，殆古巫祝之遗也。邹衍之书，四十九篇；又《终始》五十六篇(见《艺文志》)，皆佚。然《吕氏春秋·应同》篇犹存其说，曰：“凡帝王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黄帝之时，天先见大螾、大蚁。黄帝曰：‘土气胜。’土气胜，故其色尚黄，其事则土。及禹之时，天先见草木秋冬不杀。禹曰：‘木气胜。’木气胜，故其色尚青，其事则木。及汤之时，天先见金刃生于水。汤曰：‘金气胜。’金气胜，故其色尚白，其事则金。及文王之时，天先见火，赤乌衔丹书集于周社。文王曰：‘火气胜。’火气胜，故其色尚赤，其事则火。火者必将水，天且先见水气胜。水气胜，故其色尚黑，其事则水。”可谓怪迂者矣。而汉兴，贾生首谋改正朔，易服色，悉草具其事仪法，色尚黄，数用五(《史记·贾谊列传》)，盖本阴阳终始之理。自是以后，儒者莫不通阴阳之学。而刘向为《洪范·五行传》，儒与阴阳，一合遂不可分。窃考箕子为武王陈洪范(《尚书》)，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农用八政。次四，曰协用五纪。次五，曰建用皇极。次六，曰又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征。次九，曰向用五福，威用六极。以五行与五事八政并列，未尝举一切而以五行配之也。且五事、五纪、庶征、五福，其数皆五。固与五行配矣。而八政则八、皇极则一、三德则三、稽疑则七、六极则六，五行何以配之？《荀子·非十二子》篇斥子思、孟子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而《孟子》七篇今具存，无有道及五行者。且论《书》则曰：“尽信《书》，不如无《书》。”《书》之有者，不肯尽信，况肯为《书》之所无者乎？荀子之言，殆非其实。不然，则妄者为之，而托于子思、孟子。荀子未察，乃以为二贤罪耳。顾荀子亦儒家，荀子而不取五行，即五行不出于儒，明矣。荀子曰：“夫日月之有蚀，风雨之不时，怪星之党见，是无世而不常有之。上明而政平，则是虽并世起，无伤也。上暗而政险，则是虽无一至者，无益也。”又曰：“夫星之队，木之鸣，是天地之变，阴阳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并《天论》)而汉儒则以为休咎之征，与政事之得失相应。如京房，以日月失明，星辰逆行，所有灾异，皆由于信任石显。翼奉，以山崩地动，由于二后之党满朝(见《汉书》各本传)。并言：“人气内逆，则感动天地。天变见于星气日蚀，地变见于奇物震动。所以然者，阳用其精，阴用其形，犹人之有五藏六体。五藏象天，六体象地。故藏病则气色发于面，体病则欠申动于貌。”(《翼奉传》)此与万物之怪《书》不说者，盖大异矣(万物之怪《书》不说，荀子《天论》语)。降至哀、平之际，谶纬流行。光武绍复旧物，亦以赤符自累。至正五经章句，皆命从谶。于是以阴阳穿凿说理，以图纬附会征信。始之阴阳折入于儒者，终乃儒为阴阳所夺。以郑康成(玄)东汉大儒，而解经时取诸纬，又为诸纬作法，其他又何说乎？当谶记盛时，桓谭独以非谶见放，今观其言曰：“凡人情忽于见事而贵于异闻，观先王之所记述，咸以信义正道为本，非有奇怪虚诞之事。”“今诸巧慧小才伎数之人，增益图书，矫称谶记，以欺惑贪邪，诖误人主。……其事虽有时合，譬犹卜数只偶之类。”又曰：“谶出河图、洛书，但有朕兆，而不可知。后人妄复加增依托，称自孔子，误之甚也。”(《后汉书·桓谭传》)其后张衡亦言：“谶者，虚伪之徒以要世取资，或复采前世成事，以为证验。譬犹画工恶图犬马，而好作鬼魅，诚以实事难形，而虚伪不穷也。”(《衡传》)夫罔人者其害小，而贼理者其害大。以阴阳谶纬言学，而学乃不得不晦矣。是故儒术之盛，汉儒之功；而阴阳谶纬之行，亦汉人之罪。 第二章　贾生 　　汉初以《诗》《书》进说者，首陆贾。然观其使尉佗事，颇似纵横家所为。今犹传陆贾《新语》而多肤廓不切，与史称“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者不类。又《汉志》有《平原君》(朱建)七篇，《刘敬》三篇，皆与贾同时，而书并佚。故言汉之儒者，自贾生始。生，洛阳人，名谊。尝从张苍受《左氏春秋》。苍，故秦博士也。谊年十八，以能诵《诗》《书》属文称于郡中。河南守吴公，闻其秀才，召置门下。文帝初立，闻河南守吴公治平第一，故与李斯同邑，而尝学事焉，征以为廷尉。廷尉乃言谊年少，颇通诸家之书，文帝召以为博士。是时贾生年二十余，最少。每诏令议下，诸老先生未能言，贾生尽为之对，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诸生于是乃以贾生为能。文帝说之。一岁之中，超迁至大中大夫。于是天子议以谊任公卿之位。绛、灌、东阳侯、冯敬之属尽害之(绛，绛侯周勃；灌，灌将军婴；东阳侯，张相如也)，乃毁谊曰：“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于是帝亦疏之，不用其议。以为长沙王太傅。久之，文帝征贾生入见，因感问鬼神之事，至夜半，前席。既罢，曰：“吾久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然终莫能用。拜为梁怀王太傅。后怀王堕马死，贾生自伤为傅无状，岁余亦死。年三十三。《汉志》其书五十八篇，今所传《新书》五十六篇。所为《过秦论》、《治安策》，世多知之者。《治安策》虽不见用，然其后诸侯推恩分封子弟，卒如生言。故刘向称“其通达国体，虽古之伊、管，未能远过”，而遭时不录，竟以忧死。惜哉！ 一　道术 　　贾生之说，莫精于论道术之分，盖合儒、道两家而一之者也。其言曰：“‘数闻道之名矣，而未知其实也。请问道者何谓也？’对曰：‘道者，所从接物也。其本者谓之虚，其末者谓之术。虚者，言其精微也，平素而无设施也。术也者，所从制物也，动静之数也。凡此皆道也。’曰：‘请问虚之接物何如？’对曰：‘镜仪而居，无执不臧，美恶毕至，各得其当。衡虚无私，平静而处，轻重毕悬，各得其所。明主者，南面而正，清虚而静，令名自宣，命物自定。如鉴之应，如衡之称，有亹和之，有端随之。物鞠其极，而以当施之。此虚之接物也。’”是即老子所谓：“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庄子所谓：“至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也。”(《应帝王》)“曰：‘请问术之接物何如？’对曰：‘人主仁，而境内和矣，故其士民莫弗亲也。人主义，而境内理矣，故其士民莫弗顺也。人主有礼，而境内肃矣，故其士民莫弗敬也。人主有信，而境内贞矣，故其士民莫弗信也。人主公，而境内服矣，故其士民莫弗戴也。人主法，而境内轨矣，故其士民莫弗辅也。举贤则民化善，使能则官职治。英俊在位，则主尊；羽翼胜任，则名显；操德而固，则威立；教顺而必，则令行。周听，则不蔽；稽验，则不惶。明好恶，则民心化；密事端，则人主神。术者，接物之队(同遂)。凡权重者，必谨于事；令行者，必谨于言。则过败鲜矣，此术之接物之道也。’”(以上皆《新书·道术》)是即孔子所谓：“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荀子所谓：“原清则流清，原浊则流浊。上好礼义，尚贤使能，无贪利之心，则下亦将綦辞让，致忠信，而谨于臣子也。”(《君道》)贾生之言术，与法家之言术异。法家之言术，不欲以好恶示人，故曰：“去好去恶，群臣见素。”(见前)贾生之言术，欲以好恶公之天下，故曰：“明好恶则民心化。”此儒之与法之大不同也，而史公乃谓贾生明申、韩，疑非其实矣。 二　六理 　　贾生之说，尤有与道家相似者。其言德有六理，曰：“道、德、性、神、明、命，此六者，德之理也。六理无不生也。已生，而六理存乎所生之内。”(《六术》)何谓道？曰：“道者无形。”曰：“未变者，道之颂(同容)也。”曰：“变及诸生之理，皆道之化也。”(《道德说》)此庄子所云“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者也。何谓德？臼：“道冰(同凝)而为德。”曰：“德者离无而之有。”曰：“道虽神，必载于德，而颂乃有所因以发动变化而为变。(同上)此庄子所云“物得以生谓之德”者也。何谓性？曰：“性者，道德造物，物有形，而道德之神专(同抟)而为一气。”曰：“性，神气之所会也。”曰：“性立，则神气哓哓然发而通行于外矣。”(同上)此庄子所云“形体保神，各有仪则，谓之性”者也。何谓神？曰：“神者，道德神气发于性也。”曰：“物理及诸变之起，皆神之所化也。”何谓明？曰：“明者，神气在内，则无光而为知，明则有辉于外矣。”曰：“光辉之谓明。”曰：“明生识，而通之以知。”此庄子所云“立之本原，而知通于神”者也。何谓命？曰：“命者，物皆得道德之施以生，则泽、润、性、气、神、明，及形体之位分、数度，各有极量指奏矣。此皆所受其道德，非以嗜欲取舍然也。其受此具也，礐然有定矣，不可得辞也。故曰命。”曰：“命者，不得毋生。生则有形，形而道德性神明因载于物形，故礐坚谓之命。”(并同上)此庄子所云“未形者有分，且然无间谓之命”者也(庄子语并见《天地》篇)。先乎性以道德，明性之所受也。继之以神明，明性之用也。终之以命，明性之有定也。此贾生言性之精也。而曰：“阴阳天地人，尽以六理为内度。是以阴阳各有六月之节，天地有六合之事，人有仁义礼智信之行。行和则乐兴，乐兴则六，此之谓六行。”(《六术》)则又与儒者之言合。又曰：“人虽有六行，微细难识，唯先王能审之。凡人弗能自至，是故必待先王之教，乃知所从事。”(同上)此与荀子谓“圣人积思虑，习伪故，以生礼义而起法度。必待圣王之治，礼义之化，然后皆出于治，合于善”(见《性恶》篇)，更无以异。故荀子重礼，谓食饮衣服居处动静无一可不由礼(《修身》。已见前)，而贾生亦曰：“动有文体谓之礼，反礼为滥。容服有义谓之仪，反仪为诡。”(《道术》)且制为容经，立坐行趋，莫不有容。曰：“立而跂，坐而蹁，体怠懈，志骄傲，趣视数顾，容色不比，动静不以度，妄欬唾，疾言嗟气不顺，皆禁也。”盖儒本出于道。惟道家多从先天立论，儒家多从后天立论。从先天立论，故曰：“天法道，道法自然。”从后天立论，故曰：“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先天者，本体也。后天者，工夫也。以本体而赅工夫，过之者，或不免堕于空虚，此老、庄之所以难学也。以工夫而造本体，不及者，犹能循其涂辙，此孔、孟之所以无弊也。吾观于贾生之书，而知汉初之学之犹近古也。 三　早谕教与胎教 　　贾生于儒，实与荀子为近，惟未尝言性恶耳。其曰：“胡越之人，生而同声，嗜欲不异。及其长而成俗也，累数译而不能相通行，有虽死而不相为者，则教习然也。”(《保傅》)即荀子《劝学》篇意。惟视习尤重于性，故《治安策》极陈天下之命县于太子，太子之善，在于早谕教与选左右。曰：“殷为天子二十余世，而周受之。周为天子三十余世，而秦受之。秦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非甚相远也，何殷、周之君有道之长，而秦无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初生，固举以礼，使士负之。有司齐肃端冕，见之南郊，见于天也。过阙则下，过庙则趋，孝子之道也。故自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为太保，周公为太傅，太公为太师。保，保其身体；傅，傅之德义；师，道之教训。三公之职也。于是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师。是与太子燕者也。故孩提有识，三公三少因明孝仁礼义，以道习之。逐去邪人，不使见恶行，于是皆选天下之端士孝弟博闻有道术者，以卫翼之，使与太子居处出入。故太子初生而见正事，闻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后，皆正人也。习与正人居之不能无正也，犹生长于齐之不能不齐言也；习与不正人居之不能无不正也，犹生长于楚之不能不楚言也。故择其所嗜，必先受业，乃得尝之；择其所乐，必先有习，乃得为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是殷、周之所以长有道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贵辞让也，所上者告讦也；固非贵礼义也，所上者刑罚也。使赵高傅胡亥而教之狱，所习者非斩劓人，则夷人之三族也。故今日即位，明日射人。忠谏者，谓之诽谤；深为之计者，谓之妖言。其视杀人，若艾草菅然。岂胡亥之性不善哉？其所以道之者，非理故也。夫存亡之反，治乱之机，其要在是矣。”且孟子言政，必首曰格君心之非。贾生言政，必首曰早谕教太子。此在天下为家，君主世及之世，固为能推见为治之本原者矣。然贾生又不仅言教太子然也，其言教常人亦然。曰：“古者，年九岁入就小学，蹍小节焉，业小道焉。束发就大学，蹍大节焉，业大道焉。是以邪放非辟无由入之焉。谚曰：‘君子重袭，小人无由入。正人十倍，邪辟无由来。’古之人其谨于所近乎？”(《容经》)又不仅言谕教之宜早也，更进而言胎教之要。曰：“谨为子孙婚妻嫁女，必择孝悌世世有行义者。如是，则其子孙慈孝，不敢淫暴。”曰：“青史氏之记(《汉志》小说家有《青史子》五十七篇。注曰：古史官记事也)曰：‘古者胎教之道，王后有身七月而就宴室(本作蔞室，从《大戴礼》改)，太师持铜而御户左，太宰持斗而御户右，太卜持蓍龟而御堂下，诸官皆以其职御于门内。比三月者，王后所求声音，非礼乐，则太师抚乐而称不习；所求滋味者，非正味，则太宰荷斗而不敢煎调，而曰不敢以待王太子。”曰：“周妃后妊成王于身，立而不跛，坐而不差，笑而不喧，独处不倨，虽怒不骂，胎教之谓也。”(并《胎教》)盖贾生言性，虽本之道德，而亦不认其可以自善。故曰：“似练丝，染之蓝则青，染之缁则黑。”(《连语》)以为人之善恶，惟教实操其棅。而教必施之于豫。故由早谕教，更推之于胎教，而其说益密矣。至其曰：“有上主者，有中主者，有下主者。上主者，可引而上，不可引而下；下主者，可以引而下，不可引而上；中主者，可引而上，可引而下。”(同上)虽分三等，而实取中者为论。不得疑其有类于告子也。 第三章　董仲舒 　　董子，名仲舒。广川人。景帝时以治《春秋》为博士。下帷讲诵，弟子传(同转)以久次相受业，或莫见其面，盖三年。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士皆师尊之。武帝元光元年，以贤良对策，天子异焉，至于三策之。以为江都相，复相胶西王。及去位归居，终不问家人产业，修学著书为事。以寿终于家。当仲舒在家，朝廷有大议，使使者就其家问之，其对皆有明法。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田蚡)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才、孝廉，皆自仲舒发之。其言：“天不变，道亦不变。王者任德，而不任刑。与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并见《贤良策》)粹然皆儒者之言。惟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以为求雨闭诸阳、纵诸阴，止雨反是。汉儒之援阴阳入儒，实自仲舒始。而卒以所为灾异之记有刺讥，几死，则不能无讥焉。《汉书·仲舒传》称：“仲舒所著皆明经术之意，及上疏条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说《春秋》事得失，《闻举》《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属，复数十篇。”今传《春秋繁露》八十二篇，而阙文者三篇，实七十九篇。然以《汉书》观之，《玉杯》《繁露》似各自为篇，而今以《繁露》名书，疑出后人掇拾，篇第有非其旧者矣。 一　天人合一说 　　董子之学之精，在其天人合一之说。曰：“为生不能为人，为人者天也。人之为人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此人之所以乃上类天也。人之形体，化天数而成。人之血气，化天志而仁。人之德行，化天理而义。人之好恶，化天之暖清。人之喜怒，化天之寒暑。人之受命，化天之四时。人生有喜怒哀乐之荅，春秋冬夏之类也。喜，春之荅也。怒，秋之荅也。乐，夏之荅也。哀，冬之荅也。天之副在乎人，人之情性，有由天者矣。”(《为人者天》篇)又曰：“天地之精，所以生物者，莫贵于人；人受命乎天也，故超然有以倚。物疢疾，莫能为仁义，唯人独能为仁义；物疢疾，莫能偶天地，唯人独能偶天地。人有三百六十节，偶天之数也。形体骨肉，偶地之厚也。上有耳目聪明，日月之象也。体有空窍理脉，川谷之象也。心有哀乐喜怒，神气之类也。观人之体，一何高物之甚而类于天也。物旁折取天之阴阳以生活耳，而人事烂然有其文理。是故凡物之形，莫不伏从旁折天地而行。人独题直立端尚，正正当之。是故所取天地少者，旁折之；所取天地多者，正当之。此见人之绝于物而参天地。”(《人副天数》篇)又曰：“身犹天也。数与之相参，故命与之相连也。天以终岁之数，成人之身。故小节三百六十六，副日数也。大节十二，副月数也。内有五藏，副五行数也。外有四肢，副四时数也。乍视乍瞑，副昼夜也。乍刚乍柔，副冬夏也。乍哀乍乐，副阴阳也。心有计虑，副度数也。行有伦理，副天地也。此皆暗肤(同附)著身，与人俱生，比而偶之，弇合。于其可数也，副数。不可数者，副类。皆当同而副天，一也。是故陈其有形，以著其无形者；拘其可数，以著其不可数者。以此言道之，亦宜以类相应。犹其形也，以数相中也。”(同上)其言人之本于天如此。惟本于天，故不可不循天之道，如天之为。其言曰：“君子法乎其所贵。天地之经生至东方之中而所生大，养至西方之中而所养大成。一岁四起业，而必于中。中之所为，而必就于和。故曰：和其要也。和者天(天下当有地字)之正也，阴阳之半也。其气最良，物之所生也。诚择其和者以为，大得天地之奉也。天地之道，虽有不和者，必归之于和，而所为有功；虽有不中者，必止之于中，而所为不失。是故阳之所行，始于北方之中，而止于南方之中。阴之所行，始于南方之中，而止于北方之中。阴阳之道不同，至于盛，而皆止于中，其所起始，皆必于中。中者，天地之大极也，日月之所至而却也。长短之隆，不得过中，天地之制也。兼和与不和，中与不中，而时用之，尽以为功。是故时无不时者，天地之道也。顺天之道者，节天之制也(旧作节者，以意乙改)。阳者，天之宽也。阴者，天之急也。中者，天之用也。和者，天之功也。举天地之道而美于和，是故物生皆贵气而迎养之。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者也’。谓行必终礼，而心自喜，常以阳得生其意也。泰实则气不通，泰虚则气不足。热胜则气口，寒胜则气口。泰劳则气不入，泰佚则气宛(读郁)至。怒则气高，喜则气散。忧则气狂，惧则气慑。凡此十者，气之害也，而皆生于不中和。故君子怒则反中而自说以和，喜则反中而收之以正，忧则反中而舒之以意，惧则反中而实之以精。气不伤于以盛通，而伤于不时天并。不与阴阳俱往来，谓之不时。恣其欲而不愿天数，谓之天并。君子治身，不敢违天。天气之于人，重于衣食。衣食尽，尚犹有间；气尽，而立终。故养生之大者，乃在爱气。气从神而成，神从意而出。心之所之，谓意。意劳者神扰，神扰者气少，气少者难久矣。故君子闲欲止恶，以平意。平意以静神，静神以养气。气多而治，则养身之大者得矣。”(《循天之道》篇，有节文。)又曰：“春修仁而求善，秋修义而求恶，冬修刑而致清，夏修德而致宽。此所以顺天地，体阴阳。然而方求善之时，见恶而不释；方求恶之时，见善亦立行；方致清之时，见大善亦立举之；方致宽之时，见大恶亦立去之。以效天地之方生之时有杀也，方杀之时有生也。是故志意随天地，缓急仿阴阳，然而人事之宜行者，无所郁滞。且恕于人，顺于天，天人之道兼举。此谓执其中。”(《如天之为》篇)又曰：“天地之间，有阴阳之气常渐人者，若水常渐鱼也。所以异于水者，可见与不可见耳。其澹澹也。人常渐是澹澹之中，而以治乱之气与之流通相殽也。故人气调和而天地之化美。”(同上，有节文。)《易传》言：“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史不言仲舒通《易》，然观其所言，抑何与《易》理之相合也！吾以为仲舒之明阴阳，惟此言中和养气，通于道家而与儒者之旨不悖。若其推以广说万事，至谓：“王者与臣无礼，貌不肃敬，则木不曲直，而夏多暴风；言不从，则金不从革，而秋多霹雳；视不明，则火不炎上，而秋多电；听不聪，则水不润下，而春夏多暴雨；心不能容，则稼穑不成，而秋多雷。”(《五行五事》篇)此阴阳家之瞽说，吾所不取，故不赘述焉。 二　性 　　董子言性，亦与荀子为近。贾生学《左氏春秋》于张苍，苍受之于荀子。董子治《公羊春秋》。而《公羊春秋》亦荀子所传(清汪中《荀子通论》考证甚详)，故刘向谓仲舒作书美荀卿。要之贾、董之学，皆出于荀子，为无疑也。董子之言曰：“今世暗于性，言之者不同。胡不试反性之名。性之名，非生与？如其生之自然之资，谓之性。性者，质也。诘性之质于善之名，能中之与(同欤)？既不能中矣，而尚谓之质善，何哉！性之名不得离质，离质如毛，则非性已。不可不察也。”(《深察名号》篇)又曰：“或曰：‘性也善。’或曰：‘性未善。’则所谓善者，各异意也。性有善端，动之爱父母，善于禽兽，则谓之善。此孟子之善。循三纲五纪，通八端之理，忠心而博爱，敦厚而好礼，乃可谓善。此圣人之善也。是故孔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见之，得见有恒者斯可矣。’由是观之，圣人之所谓善，未易当也。非善于禽兽则谓之善也。使动其端，善于禽兽则可谓之善，善奚为弗见也。夫善于禽兽之未得为善也，犹知于草木而不得名知。万民之性，善于禽兽而不得名善，善(旧作知，以意改正)之名乃取之圣。圣人之所命，天下以为正。正朝夕者视北辰，正嫌疑者视圣人。圣人以为无王之世不教之民，莫能当善。善之难当如此。而谓万民之性，皆能当之，过矣。质于禽兽之性，则万民之性善矣。质于人道之善，则民性弗及也。”(同上)董子不从性善之说，非近于荀子乎？然与荀子亦有不同，贾生谓：“凡人弗能自至，必待先王之教，乃知所从事。”(《新书·六术》)与荀子同。而言人生而有仁义礼知信和(同上，已见前)，则与荀子异。董子亦然，其言性不得谓善，与荀子同。而谓善出于性，则与荀子异。其言曰：“性比禾，善比于米。米出禾中，而禾未可全为米也。善出性中，而性未可全为善也。善与米，人之所继天而成于外，非在天所为之内也。天之所为，有所至而止。止之内，谓之天性；止之外，谓之人事。事在性外，而性不得不成德。”又曰：“性有似目，目卧幽而瞑，待觉而后见。当其未觉，可谓有见质，而不可谓见。今万民之性，有其质而未能觉，譬如瞑者待觉，教之然后善。当其未觉，可谓有善质，而不可谓善。与目之瞑而觉，一概之比也。”又曰：“性如茧、如卵。卵待覆而为雏，茧待缫而为丝，性待教而为善。此之谓真天。天生民，性有善质而未能善，于是为之立王以教之。此天意也。民受未能善之性于天，而退受成性之教于王。王承天意以成民之性为任者也。”(以上皆《深察名号》篇)曰善出性中，曰性有善质，是虽不以性为善，而亦未尝谓性为恶也。盖董子之说，一本之阴阳。天不能有阴而无阳，人性即不能有恶而无善。故其言亦曰：“栣众恶于内，弗使得发于外者，心也。故心之为名栣也。人之受气，苟无恶者，心何栣哉！吾以心之名得人之诚，人之诚有贪有仁，仁贪之气，两在于身。身之名取诸天，天两有阴阳之施，身亦两有贪仁之性。天有阴阳禁，身有情欲椎，与天道一也。”(同上)惟以性为兼有贪与仁，故不认性为纯恶；而亦惟以性为兼有贪与仁，故不谓性为能自善。然荀子不亦云乎：“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也。虽桀纣亦不能去民之好义，然而能使其好义，不胜其欲利也。”(《大略》)即荀子亦不能定言人性之有恶而无善。故吾曩于孟、荀之言性，而谓其说虽殊，其意可以相通。观于贾生、董子之书，乃益信古人之或取于此，或取于彼，意皆各有所为，若必执其一而强分之，岂为能知言者之意者乎！ 三　仁义 　　董子以阴阳言性，亦以阴阳言善。故或仁智并言，或仁义并言。曰：“仁而不智，则爱而不别也；智而不仁，则知而不为也。”(《必仁且知》篇)曰：“春秋之所治，人与我也。所以治人与我者，仁与义也。以仁安人，以义正我，故仁之为言人也，义之为言我也。”(《仁义法》)而尤莫精于以人我言仁义之分。其言曰：“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虽能正人，弗予为义；人不被其爱，虽厚自爱，不予为仁。”曰：“夫我无之，求诸人；我有之，而诽诸人。人之所不能受也。其理逆矣，何可为义！义者，谓宜在我者。宜在我者，而后可以称义。故言义者，合我与宜以为一言。以此操之，义之为言我也。故曰有为而得义者，谓之自得；有为而失义者，谓之自失。人好义者，谓之自好；人不好义者，谓之不自好。以此参之，义，我也，明矣，是义与仁殊。仁谓往，义谓来；仁大远，义大近。爱在人谓之仁，宜在我谓之义。仁主人，义主我也。故曰仁者人也，义者我也。此之谓也。君子求仁义之别，以纪人我之间，然后辨乎内外之分，而著于顺逆之处也。是故内治，反理以正身，据礼以劝福；外治，推恩以广施，宽制以容众。”曰：“‘君子攻其恶不攻人之恶。’(本《论语》孔子语)不攻人之恶，非仁之宽欤？自攻其恶，非义之全欤？此谓之仁造人，义造我，何以异乎！故称其恶谓之情，称人之恶谓之贼。求诸己谓之厚，求诸人谓之薄。自责以备，谓之明；责人以备，谓之惑。是故以自治之节治人，是居上不宽也；以治人之度自治，是为礼不敬也。为礼不敬，则伤行而民弗尊；居上不宽，则伤厚而民弗亲。弗亲则弗信，弗尊则弗敬。仁义之处，可无论乎！”(以上皆《仁义法》)自孟子言仁义，而仁义之言遍天下。然如董子分析若是之明白者，鲜矣！此真醇粹以精之言，深有得于儒之精神命脉者。而世之谈董子者，往往遗之，反纠缠于其阴阳五行之论，谓非弃周鼎而宝康瓠者耶！ 第四章　淮南王安　附刘向 　　《淮南子》者，言淮南王刘安所作。《汉书》曰：“淮南王安，为人好书，鼓琴，不喜弋猎狗马驰骋。亦欲以行阴德，拊循百姓，流名誉。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作为内书二十一篇，外书甚众。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之术，亦二十余万言。”(《安》本传)则固非出自一手。《汉志》杂家有《淮南内》二十一篇、《外》三十三篇。师古曰：“内篇论道，外篇杂说。”今所传二十一篇，而如《说山》、《说林》等训，皆杂说之类，疑内、外篇已错乱，不尽当时内二十一篇之旧也。其书亦名《鸿烈》，高诱序曰：“鸿，大也。烈，明也。以为大明道之书也。”又曰：“其义也著，其文也富。物事之类，无所不载。然其大较，归之于道。”而今《原道训》言：“大丈夫恬然无思，澹然无虑。天下之事，不可为也，因其自然而推之。”《修务训》又言：“自天子以下，至于庶人，四胑不动，思虑不用，事治求澹(通赡)者，未之或闻。”《缪称训》言：“上世体道而不德，中世守德而弗怀也，末世绳绳乎唯恐失仁义。”《泰族训》又言：“善言归乎可行，善行归乎仁义。仁义者，治之本也。”先后乖迕，不皆道家之言。然当汉时，儒道杂糅，即诸家不免。淮南如是，又无足异也。淮南王安后坐谋反诛，其事甚冤。而世或传其仙去，则固诞妄不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