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知录之馀 - 第 2 页/共 8 页

刘明经开，字孟涂。桐城人。 　　严氏如煜，字乐园。溆浦人。孝廉方正，官按察使。 　　沈学博钦韩，字文起。举人。吴县人。 　　阮阁部元，字伯元。仪徵人。今官协办大学士，云贵总督。 　　陶宫保澍，字云汀。安化人。进士，今官兵部尚书，两江总督。 　　方东树，字植之。桐城人。 　　姚大令莹，字石甫。桐城人。进士，今官江苏知县。 　　周济，字保绪。荆溪人。进士，今官教授。 　　魏源，字默深。邵阳人。举人，今官内阁中书。 　　张生洲，字渊甫。吴江人。举人，今官教谕。 　　谢占壬，字◎◎。宁波人。 　　施彦士，字朴斋。崇明人。举人，今官知县。 　　徐璈，字六襄。桐城人。进士，今官知县。 　　左暄，字春谷。经县人。 　　道光十四年五月嘉定后学黄汝城叙录 　　序 　　邹福保 　　亭林先生忠孝大儒，不专以著作传，而著作亦为振古以来所未有。所辑《日知录》，孤怀闳识，殚见洽闻，国史本传称之为“精诣之书”。然止云三十卷。潘稼堂所刊三十二卷已溢出原数之外，此四卷又溢出于稼堂所刻之外，其故何欤？余维自古磊落奇伟之士，其绪论足以扶世翼教者，虽残编断简，至一句一字之微，後之人往往掖拾而珍惜之。惮流传至于千百祀之久，况乎道德文学经济气节岿然推昭代儒林之冠，而觥觥乎为经师、人师如先生者耶！“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宜乎人之甄采遗佚，而不忍使其磨灭于尘蠢中也。 　　余尝谓先生之学卓然成大家，足与前代之郑渔仲、王伯厚、魏鹤山、马贵与诸公相颉颃。厥故有二：一多读人间有用书，一多交海内益友。凡群经诸史、金石图篆、文编说部有关于历代掌故、国家典制、天文舆地、河漕兵农之属，咸悉心研撢，穷极根底，因原竟委，考正得失。生平自少至老，无一刻离书，出行挟以自随，有疑则发箧对勘。此所以洞烛今古，本本原原也。加以足迹半天下，所交皆巨人长德，虚怀若谷，广益集思，其学究天人，如王阐熟精《三礼》，如张尔歧旁参互证，如阎若璩博闻强记，如吴任臣读尽有字之书，如朱彝尊专精六书之业，如张绍能包他人之所有，并能拓他人之所无，又与傅山，李容，归庄、七宏撰诸君子或辨析道义，或切刺名理，往复商榷，取法者精，是以所诣愈峻，敛华就实，经世淑身，而不为虚憍诡异之说，是足多已。嗟乎！时至今日，儒术衰微，卮言纷纷遍华夏，几不知正学为何事。有心世道者，侧身环顾，愀然有忧思焉，以为当世不见先生，亦不复知有先生矣。犹赖圣明在上，表章潜德，诏举先生从祀文庙两院，凡薄海内外贤士大夫之闻风者，私相庆慰，俱憬然于斯道垂绝，尚有一线留贻，奉先正之典型，挽狂澜于既倒，不可谓非吾党之幸也已！ 　　此编余于家藏旧书中检得，原板已亡，士林罕见，重写授梓，以广其传，世之瓣香《日知录》者，得此益窥全豹，岂不快哉！岂不快哉！ 　　按先生著述，若《天下郡国利病书》、《音学五书》、《杂著十种》及诗文集等，至今风行字内，家有其书。并闻《利病书》之原稿，曾经先生于简眉册尾手自细注者，尚存昆山祠堂中，可得披览。此外未刊之《肇域志》稿，或云藏洪琴西观察家，然未及睹。又《区言》五十卷，皆述治天下之要，昔何义门曾于东海相国所偶见一帙，而世无传本，存否难知。又《皇明修文备史》四十帙，中间所辑书七十五种，皆有明一代之事，盖先生当时有志于明史，而未暇成书者。乾隆时，武进赵亿孙曾得抄本，今亦不知何往。呜呼！吾吴不乏劬书耆学之君子，有注意于乡邦文献、搜遗订坠者乎？采访雕镌，匪异人任，能令先生未经传播之书，一一长留于天地间，区区之心，不胜大愿。 　　抑犹有说焉，先生乃我苏之乡贤也，郡城中应有专祠供奉栗主，以行春、秋之祭祀，以为邦人士之师资。余怀之二十年矣，而力不足以倡之，窃自愧恨；桑梓馨香之报，其安能无望于後之来者乎！ 　　宣统二年庚戌秋七月乡後学元和邹福保谨序 　　 　　卷一 　　书法 　　晋卫恒《四体书势》序曰：“昔在黄帝，创制造物，有沮诵、仓颉者，始作书契，以代结绳，盖观鸟迹以兴思也。因而遂滋，则谓之字。有六义焉：一曰指事，‘上’‘下’是也；二曰象形，‘日’‘月’是也；三曰形声，‘江’‘河’是也；四曰会意，‘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老’‘考’是也；六曰假借，‘令’‘长’是也。夫指事者，在上为‘上’，在下为‘下’也。象形者，‘日’满‘月’亏，效其形也。形声者，以类为形，配以声也。会意者，止戈为‘武’，人言为‘信’也。转注者，以‘老’为‘考’也。假借者，数言同字，其声虽异，其意一也，自黄帝至三代，其文不改。及秦用篆书，焚烧先典，而古文绝矣，汉武帝时，鲁共王坏孔子宅，得《尚书》、《春秋》、《论语》、《孝经》，时人已不复知有古文，谓之‘科斗书’。汉世秘藏，希得见之。魏初，传古文者，出于邯郸淳。恒祖敬侯，写淳《尚书》，後以示淳，而淳不别。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经，转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太康元年，汲县人盗发魏襄王冢，得策书十余万言。案敬侯所书，犹有仿佛。古书亦有数种，其一卷论楚事者，最为工妙，恒窃说之，故竭愚思以赞其美，愧不足厕前贤之作，冀以存古人之象焉。……昔周宣王时，史籀始著大篆十五篇，或与古同，或与古异，世谓之籀书者也。及平王东迁，诸侯立政，家殊国异，而文字乖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益之，罢不合秦文者，斯乃作《苍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爱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自秦坏古文，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文，八曰隶书。王莽时，使司徒甄丰校文字部，改定古文，复有六书：一曰古文，孔氏壁中书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异者也；三曰篆书，秦篆书也；四曰佐书，即隶书也；五曰缪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鸟书，所以书幡信也。及许慎撰《说文》，用篆书为正，以为体例，最可得而论也。秦时李斯，号为二篆，诸山及铜人铭皆斯书也。汉建初中，扶风曹喜少异于斯，而亦称善。邯郸淳师焉，略究其妙。韦诞师淳，而不及也，太和中，诞为武都太守，以能书留补侍中，魏氏宝器铭题皆涎书也。汉末，又有蔡邕，采斯、喜之法，为古今杂形，然精密简理不如淳也。……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难成，即令隶人佐书，曰隶字。汉因行之，独符印玺、幡信题署用篆。隶书者，篆之捷也。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至灵帝，好书。时多能者，而师宜官为最，大则一字径丈，小则方寸千言，甚矜其能。或时不持钱诣酒家饮，因壁书，过观者以酒雠，计钱足而火之。每书辄削，而焚其札。梁鹄乃益为判而饮之酒，候其醉而窃其札，鹊卒以书至选部尚书。宜官，鹄宜为大字，邯郸淳宜为小字。鹄谓淳得次仲法，然鹄之用笔尽其势矣。汉末，有左子邑，小与淳、鹄不同，然亦有名。魏初有钟、胡二家，为行书法，俱学之于刘德升。而钟氏少异，然亦各有巧，今大行于世。……汉兴而有草书，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时，齐相杜度号善作篇。後有崔瑗、崔寔，亦皆称工。杜氏杀字甚安，而书体微瘦。崔氏甚得笔势，而结字小疏。弘农张伯英者，因而转精甚巧，凡家之布帛必书而後练之，临池学书，他水尽黑，下笔必为楷，则号‘匆匆不暇草书’，寸纸不见遗，至今犹宝其书，韦仲将谓之“草圣”。伯英弟文舒者，次伯英。又有姜盂颍、梁孔达、田彦和及韦仲将之徒，皆伯英弟子，有名于世，然殊不及文舒也。罗叔景，赵元嗣者，与伯英并时，见称于西州，而矜巧自异，众颇惑之。故英自称‘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罗、赵有馀’。河间张超亦有名，然虽与崔氏同州，不如伯英之得其法也。” 　　汉时策书，其制二尺，短者半之，篆书，起年月，称皇帝以名，诸侯王三公其罪免亦赐策。其异者隶书，用尺一木，两行而已。 　　隶书 　　《汉书艺文志》：“《史籀篇》者，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与孔氏壁中古文异体。《苍颉》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爱历》六章者，车府令赵高所作也，《博学》七章者，太史令胡毋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体复颇异，所谓秦篆者也。是时始造隶书矣，起于官狱多事，苟趋省易，施之于徒隶也。汉兴，间里书师合《苍颉》、《爱历》、《博学》三书，断六十字以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为《苍颉篇》。武帝时，司马相如作《凡将篇》，无复（师古曰：复，重也）字。元帝时，黄门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时，将作大匠李长作《元尚篇》，皆《苍颉》中正字也，《凡将》则颇有出矣。至元始中，征天下通小学者以百数，各令记字于庭中。杨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训纂篇》，顺续《苍颉》，又易《苍颉》中重复之字，凡八十九章，臣复续杨雄作十三章，（韦昭曰：臣，班固自谓也。作十三章，后人不别，疑在《苍颉》下篇三十四章中。）凡一百二章，无复字，六艺群书所载略备矣，《苍颉》多古字，俗师失其读。宣帝时，征齐人能正读者，张敞从受之。传至外孙之子杜林，为作训故，并列焉。”庾肩吾《书品序》：“隶体发源秦时，隶人下邳程邈所作，始皇见而重之，以奏事繁多，篆字难制，遂作此法，故曰隶书。今时正书是也。” 　　张守节《史记正义论例》曰：“程邈变篆为隶，楷则有常。後代作文随时改易，卫宏官书数体，吕忱或字多奇，钟、王等家以能为法，致今楷文改变，非复一端。” 　　《南齐书刘休传》：“元嘉世，羊欣受字，敬正隶法，世共宗之。右军之体微古，不复见贵。休始好此法，至今此体大行。” 　　《梁书萧子云传》：“子云善草隶书，为世楷法。自云善效钟元常、王逸少，而微变字体。答敕云：臣昔不能拔赏，随世所贵，规摹子敬，多历年所。年二十六，著《晋史》，至《二王列传》，欲作论语草隶法，言不尽意，遂不能成，略指论飞白一势而已。十许年来，始见敕旨《论书》一卷，商略笔势，洞彻字体，又以逸少之不及元常，犹子敬之不及逸少。自此研思，方悟隶式，始变子敬，全范元常，逮尔以来，自觉功进。”（可见钟、王之字即是隶书。） 　　《後魏书江式传》：式表云：“晋世义阳王典词令任城吕忱表上《字林》六卷，寻其况趣，附托许氏《说文》；而按偶章句，隐别古籀奇惑之字，文得正隶，不差篆意也。” 　　又云：“式于是撰集字书，号曰《古今文字》，凡四十卷。大体依许氏《说文》为本，上篆下隶。” 　　《水经注》：“昔在汉世，洛阳宫殿门题多是大篆，言是蔡岂诸子。自董卓焚宫殿，魏太祖平荆州，汉吏部尚书安定梁孟皇善师宜官八分体，求以赎死。太祖善其法，常仰系帐中爱玩之，以为胜宜官，北宫榜题咸是鹄笔。南宫既建，明帝令侍中京兆韦诞以古篆书之。皇都迁洛，始令中书舍人沈含馨以隶书书之。景明、正始之年，又敕符节，令江式以大篆易之，今诸桁榜题皆是式书。” 　　刘勰《文心雕龙》引庾肩吾《书品》：“隶体发源秦时，隶人下邳程邈所作。始皇见而重之，以奏事繁多，篆字难制，遂作此法，故曰隶书，今时正书是也。草圣起于汉时，解散隶法，用以赴急，本因草创之义，故曰草书。建初中，京兆杜操始以善书知名，今之草书是也。” 　　《北齐书》：“赵仲将善草隶，虽与弟书，书字楷正，云：“草不可不解，若施于人，似相轻易。若与当家中卑幼，又恐其疑所在宜尔，是以必须隶书，”（可见不草即是隶书。） 　　晋成公绥《隶书体》云：“虫篆既繁，草稿近伪，适之中庸，莫尚于隶。”是则篆、草之中惟有隶也。又云：“若乃八分、玺法，殊好异制。”是八分虽别一体，亦谓之隶也，又云：“垂象表式，有模有楷。”则後人之名为楷者，从此出矣。 　　王羲之《题卫夫人笔阵图後》云：“夫书，先须引八分、章草人隶字中，发人意气。” 　　《宣和书谱》：“为八分之说者多矣。一日东汉上谷王次仲以隶字改为楷法，变八分。此蔡希综之说也。一曰去隶字八分取二分，去小篆二分取八分，故谓之八分。此蔡琰述父中郎邕语也。（《庄子》：“丁子有尾。”世人谓右行曲波为尾。丁子二字，左行曲波亦是尾也。扬慎曰：观此、则庄子之时已有八分书，不始于王次仲矣。）前世之善书类能言其书矣。然而自汉以来，至于唐千百载间，金石遗文之所载，特存篆、隶，行、草，所谓八分者何有？至唐，则八分书始盛，其典型盖类隶而变方广作波势，不古不严，岂在唐始有之那？杜甫作《八分歌》，盛称李潮、韩择木、蔡有邻，是皆唐之诸子。而今所存者，又皆唐字。则希综、蔡邕之论安在哉？盖古之名称与今或异，今所谓正书，则古所谓隶书；今所谓隶书，则古所谓八分。至唐则又于隶书中别为八分以名之，然则唐之所谓八分者，非古之所谓八分也。今御府所藏八分者四人：曰张彦远、曰贝冷该、曰于僧翰、曰释灵该，是四子俱唐人，则知今之八分出于唐明矣。故不得不辨，以诏後世云，” 　　《金石录》：“右《东魏大觉寺碑》阴题‘银青光禄大夫臣韩毅隶书’，盖今楷字也。庚肩吾曰：‘隶书，今之正书也。’张怀瓘《六体书论》亦云：‘隶书者，程邈造字皆真正，亦曰正书。’自唐以前皆谓楷字为隶，至欧阳公《集古录》，误以八分为隶书，自是举世凡汉时石刻皆目为汉隶。有一士人力主此论，余尝出汉碑数本问之：何者为隶？何者为八分？盖自不能分也。因览此碑，毅自题为隶书。故聊志之，以法来者之惑。” 　　《老学庵笔记》：“周越《书苑》云：‘郭忠恕以为小篆散而八分生，八分破而隶书出，隶书悖而行书作，行书狂而草书圣。’以此知隶乃今真书。赵明诚《金石录》谓误以八分为隶，自欧阳公始。”（《千字文》云：杜藁钟隶。《王羲之传》：尤善隶书、为古今之冠。） 　　《项氏家说》曰：“程回可父辨隶书曰：周兴嗣《千字》：‘杜稿钟隶。’萧于云启云：“论草隶，逸少不及元常，子敬不及逸少。”任价《五体序》云：‘篆则科斗、玉筯、垂露、薤叶，隶则羲、献、钟、庾、欧，虞，颜、柳，八分则酌乎篆，隶之间者。’《书苑》云：‘蔡文姬言：割程隶字八分取二分，割李篆字二分取八分，于是为八分书。’以诸家参之，则今之称隶者，乃二八分书；古之称隶者，真书，行书也。唐与国初并无此误，自欧阳以来始误。故少游遂疑程邈帖不当为小楷，疑非秦书。盖不知先有真书，後有八分书也。黄公绍曰：‘按《唐六典入校书郎正字所掌字体有五：一古文，二大篆，皆不用；三曰小篆，印玺、旗幡所用；四曰八分，石经、碑碣所用；五曰隶书，典籍表奏，公私文疏所用。’则程说信矣。” 　　章子厚曰：“石金刻东汉、魏，晋皆用八分，唯铭刻之阴或用隶字也。许昌辨臣劝进与受掸坛碑皆八分之妙者。近世有荒唐士人，妄谓为隶书，乃今正书耳，世俗亦往往谓之隶书，且相尚学焉。不知彼将以何等为古八分，又将以今正书为何等邪？” 　　《水经注》：“古文出于黄帝之世。苍颉本鸟迹为字，取其孳乳相生，故文字有六义焉。自秦用篆书，焚烧先典，古文绝矣。鲁恭王得孔子宅书，不知有古文，谓之科斗书。盖用科斗之名，遂效其形耳。言大篆出于周宣王之时，史籀创著。平王东迁，文字乖错。秦之李斯及胡毋敬，又以改籀书谓之小篆，故有大篆、小篆焉，然许氏字说专释于篆，而不本古文，言古隶之书起于秦代，而篆字文繁，无会剧务，故用隶人之省，谓之隶书。或曰即程邈于云阳增损者。是知隶者，篆捷也。孙畅之尝见青州刺史傅宏仁说，临淄人发古冢，得铜棺，前和外隐起为隶字，言‘齐太公六世孙胡公之棺也’。唯三字是古，馀同今书。证知隶自古出，非始于秦。” 　　洪适《隶释》云：“今之言汉字者，则谓之隶；言唐字者，则谓之分。殆不知在秦汉时，分、隶已兼有之。唐张怀瓘《书断》云：‘蔡邕八分入神，隶入妙。’又云：‘张昶八分碑在华阴，今华山所存汉碑凡四，华亭一碑乃昶分书也，’又云：‘八分者，秦羽人上谷王次仲所作，始皇时官务稍多，得次仲文，简略，赴急速之用，甚喜，遣使三召，不至。汉和帝时，贾鲂用隶字写《三苍》，隶法由兹而广。盖八分为小篆之捷，其赞八分则曰：‘龙腾虎踞兮势非一，交戟横戈兮气雄逸。’其赞隶则曰：‘摧锋剑析，落点星垂。’详其说而察其字，则孙根及华亭碑为汉人八分无疑矣。唐人自称八分，盖有自来，考古博雅之士更为辨之。” 　　《宋史选举志》：“书学生，习篆、隶、草三体。篆以古文大、小二篆为法，隶以二王、欧、虞、颜、柳真、行为法，草以章草，张芝九体为法。” 　　赵古则《学范》曰：“隶即汉八分，真即汉隶，古今传习异辞，始随常名，使人易晓。好古者不可不知也。” 　　沈存中《补笔谈》曰：“今世浴谓之隶书者，只如古人之八分书，谓初从篆文变隶，尚有二分篆法，故谓之八分书。後也全变……隶书，即今之正书，章草、行书，草书皆是也。後之人乃误谓古八分书为隶书，以今时书为正书。殊不知所谓正书者，隶书之正者耳，其余行书、草书皆隶也。杜甫《李潮八分小篆歌》曰：‘陈苍石鼓文已讹，大小二篆生八分。苦县光和尚骨立，书贵瘦硬方通神。’苦县《老子朱龟碑》，光《书评》云：‘汉魏牌榜、碑文和《华山碑》皆今所谓隶书也。杜甫诗亦只谓之八分。’又《书评》云：“‘汉魏牌榜、碑文，非篆即八分、未尝用隶书。1111汉魏碑文，皆八分，非隶书也’”。 　　元吾邱衍《学古编辨字》：“一曰科斗书，科斗书者，苍颉观三才之文，及意度为之，乃字之祖，即今之偏旁是也。画文象虾蟆子，形如水虫，故曰科斗。二曰籀文。籀文者，史箱取苍颉形意配合为之，损益古文，或同或异，加之铦利钩杀，大篆是也。史籀所作，故曰籀文。三曰小篆。小篆者，李斯省籀文之法同天下书者，比籀文体十存其八，故曰小篆，谓之八分小篆也。既有小篆，故谓籀文为大篆。四曰秦隶。秦隶者，孙邈以文牍繁多，难于用篆，因减小篆为便用之法，故不为体势。若汉款识篆字相近，非有此法之隶也。便于佐隶，故曰隶书。即是秦权、秦量上刻字，人多不知，亦谓之篆，误矣。或言秦未有隶，且疑程邈之说，故详及之。五曰八分。八分者，汉隶之未有挑法者也。比秦隶则易识，比汉隶则微似篆，若用篆笔作汉隶字，即得之矣。八分与隶，人多不分，故言其法。六曰汉隶。汉隶者，蔡邕石经及汉人诸碑上字是也。此体为最後出，皆有挑法，与秦隶同名，其实异。写法载前卷十七举下，此不再敷。七曰款识，款识文者，诸侯本国之文也。古者诸侯书不同文，故形体各异。秦有小篆，始一其法。近世学者取款识字为用，一纸之上，齐、楚不分，人亦莫晓其谬。今分作外法，故未置之，不欲乱其源流，使可考其先後耳。” 　　“十七举曰：隶书，人谓宜扁，殊不知妙在不扁，挑拔平硬如折刀头，方是汉隶。《书体括云》：方劲古拙，斩钉截铁。备矣。” 　　 　　卷二 　　禁烧金 　　宋开宝四年，诏：“西汉法，作伪黄金弃市，所以防民之奸弊也。如闻京城之内竞习其业，转相诳耀，此而不止，为盗之萌。自今犯者，并置极典。” 　　禁销金银箔 　　魏齐王正始元年，诏曰：“《易》称损上益下，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方今百姓不足，而御府多作金银杂物，将奚以为？今出黄金银物百五十种，千八百余斤，销冶以供军用。” 　　《齐书》：大明、泰始以来，相承奢侈。太祖辅政，上表禁民间不得以金银为箔。海陵王延兴元年八月乙卯，申明织成金之禁。 　　《陈书》：後主太建十四年四月庚于，诏曰：“朕临御区字，抚育黔黎，方欲康济浇薄，蠲省繁费，奢僭乖衷，实宜防断，应镂金银薄及庶物化生土木人彩花之属，及布帛幅尺短狭轻疏者，并伤财废业，尤成蠢患，并皆禁绝。” 　　《唐六典》有十四种金：曰销金，曰拍金，曰镀金，曰织金，曰研金，曰披金，曰泥金，曰搂金，曰捻金，曰战金，曰圈金，曰贴金，曰嵌金，曰裹金。 　　《宋史食货志》：“天圣中，登、莱采金岁益数千两，仁宗命奖劝官吏，宰相王曾曰：‘采金多，则背本趋未者众，不宜诱之。’景佑中，登、莱饥，诏弛金禁，听民采取，俟岁丰复故。然是时海内承平已久，民间习俗日渐侈靡，糜金以饰服器者不可胜数，重禁莫能止焉。”《舆服志》：大中祥符元年，三司言：“窃惟山泽之宝，所得至难，倘纵销释，实为虚费。今约天下所用，岁不下十万两，惮上市弃于下民。自今金银箔线、贴金，销金、泥金、蹙金线装贴什器土木玩用之物，并请禁断，非命妇不得以为首饰。冶工所用器悉送官。诸州寺观有以金箔饰尊像者，据申三司，听自资金银，工价，就文思院换给。”从之。二年，诏申禁熔金以饰器服。又太常博士知温州李逸言：“两浙僧求丐金银珠玉，错末和泥，以为塔像，有高褒丈者。毁碎珠玉，浸以成俗，望严行禁绝，违者重论。”从之，七年，禁民间服销金及跋遮郍缬。八年，诏内庭自中官以下，并不得销金、贴金、间金、戗金、圈金、解金，剔金、陷金、明金，泥金、楞金、背影金、盘金、织金、金线捻丝装著衣服，并不得以金为饰。其外廷臣庶家悉皆断禁。臣民旧有者，限以一月许回易。为真像前供养物，应寺观装功德用金箔，须具殿位真像显合增修创造数，经官司陈状勘会，诣实闻奏，方给公凭，诣三司收买。其明金银假果、花枝、乐身之类，应金为装彩物，降诏前已有者，更不毁坏，自徐悉禁。违者，犯人及工匠皆坐。”《仁宗本纪》：“康定元年，禁以金箔饰佛像。”合而观之，古来用金之费可知矣。 　　《西湖志馀》：“金箔，销金之尤者。上供之外，非严禁不可。乃今民间首饰，衣裤、器用。文轴。榱题，多用涂画，岁糜不赀。大中祥符间，杭州周承裕私炼金为箔，郑仁泽市千枚转鬻他州，事败，全家徒配，转运使陈尧佐言：‘仁泽情同罚异，不可惩奸。’乃定转卖者减造者一等，著为令。此法似可援引，而奏行于今日者也。” 　　《山堂考索》：“淳熙八年，上曰：‘朕以宰耕牛、禁铜器及金翠等事，刻之记事版，每京尹初上，辄示之。” 　　《元史奠李传》：“贾似道怒李，喉其党临安尹刘良贵诬李悟用金饰斋匾，锻炼成狱，窜漳州。” 　　陆深河《汾燕闲录》曰：“世间糜费，惟黄金最多。自释、老之教日盛，而寺观装饰之侈靡，已数倍于上下之制用，凡金作箔，皆一往不可复者。东坡见後世金少，以为宝货神变不可知，复归山泽，此何言欤？按王莽败时，省中黄金尚有六十万斤。莽藉汉基，富有天下，固应有之。梁孝王死，亦有金四十万斤，至燕王刘泽，一赐田生亦二百斤。何汉世之多金耶？” 　　梁孝王死，藏府馀黄金尚有四十馀万斤。馆陶公主幸董偃，令中府曰：“董君所发，一日金满百，金钱满百万，帛满千匹，乃白之。”《王莽传》：“时省中黄金万斤者为一匾，尚有六十匮。黄门钩盾藏府中尚方处，处各有数匮。” 　　禁造铜像 　　《宋书夷蛮传》：“元嘉十二年，丹阳尹萧摹之奏曰：‘佛化被于中国，已历四代，形像、塔寺，所在千数。自顷以来，情敬浮末，不以精诚为至，更以奢竞为重。旧寺颓弛，曾莫之修；而各务造新，以相夸尚。材竹铜彩，糜损无极，无关神抵，有累人事。不为之防，流遁未息。请自今以後，有欲铸铜像者，悉诣台自闻。兴造塔寺、精舍，皆先诣在所二千石通辞，郡依事列言本州，须许报然後就功。其有辄造寺舍者，皆依不承用诏书律，铜宅林院悉没入官。’诏可。” 　　禁造铜器 　　《南史》：宋孝武帝孝建三年夏四月甲子，初禁人车及酒肆器用铜。 　　《代宗纪》：大历七年十二月王子，禁铸铜器。 　　《旧唐书德宗纪》：贞元九年正月甲辰，禁卖剑、铜器。天下有铜山，任人采取，其铜官买。除铸镜外，不得铸造。 　　《宪宗纪》：元和元年二月甲辰，以钱少，禁用铜器。 　　《文宗纪》：开成三年六月癸丑，上御紫宸，谓宰臣曰：“币轻钱重，如何？”杨嗣复曰：“此事已久，不可遽变其法，法变则扰人，但禁铜器，斯得其要。” 　　禁铜不过岭南 　　《唐书宪宗纪》：元和四年，禁钱不过岭南。穆宗时，韩愈奏状亦言禁钱，不得出五岭。 　　禁用铜钱 　　《实录》：“洪武二十七年八月，诏禁用铜钱。时两浙之民重钱轻钞，多行折使，至有以钱百六十文折钞一贯者。福建、两广、江西诸处，大率皆然。由是物价涌贵，而钞法益坏不行。上乃谕户部尚书郁新曰：‘国家造钞，令与铜钱相兼行使，本以便民。比年以来，民心刁诈，乃以钱钞任意亏折行使，致令钞法不行，甚失立法便民之意。宜令有司，悉收其钱归官，依数换钞，不许更用铜钱行使。限半月内，凡军民商贾所有铜钱悉送赴官，敢有私自行使及埋藏弃毁者，罪之。’” 　　正统十三年五月庚寅，禁使铜钱。时钞既通行，而市廛亦仍以铜钱交易，每钞一贯折铜钱二十文。监察御史蔡愈济以为言：“请出榜禁约，仍令锦衣卫、五城兵马司巡视，有以铜钱交易者，擒治其罪，十倍罚之。”上从其言。 　　禁断新钱 　　《宋书明帝纪》：泰始二年三月王子，断新钱，专用古钱。 　　《颜竣传》：“景和元年，沈庆之启通私铸，由是钱货乱败。一千钱长不盈三寸，大小称此，谓之鹅眼钱。劣于此者，渭之蜒环钱，人水不沉，随手破碎，市井不复料数，不万钱不盈一掬，斗米一万，商贾不行，太宗初，惟禁鹅眼、蜒环，其徐皆通用。复禁民铸，官署亦废工，寻复并断，惟用古钱。” 　　禁金银 　　《实录》：“洪武三十年三月甲子，禁民间无以金银交易。时杭州诸郡，商贾不论货物贵贱，一以金银定价。由是钞法阻滞，公私病之，故有是命。” 　　禁金银涂 　　《宋书》：武帝永初二年正月丙寅，断金银涂。 　　宋文帝元嘉三十年七月辛酉，诏曰：“百姓劳弊，徭赋尚繁，言念未乂，宜崇约损。凡用非军国，宜悉停功。可省细作并尚方雕文靡巧，金银涂饰，事不关实，严为之禁。” 　　禁铜钉 　　《宋书》：武帝永初二年正月己卯，禁丧事用铜钉。 　　禁销钱为佛象 　　《旧唐书》：“敬宗宝历元年十月庚于朔，河南尹王起奏：‘盗销钱为佛象者，请以盗铸钱论。’” 　　禁毁钱为铜 　　《宋史宁宗纪》：“开禧二年正月辛亥，诏坑户毁钱为铜者，不赦，仍籍其家，著为令。” 　　禁兵器 　　汉武帝时，丞相公孙弘奏言：“民不得挟弓弩。十贼扩弩，百吏不敢前，盗贼不辄伏辜，免脱者众，害寡而利多，此盗贼所以蕃也，禁民不得挟弓弩，则盗贼执短兵，短兵接则众者胜。以众吏捕寡贼，其势必得。盗贼有害无利，则莫犯法，刑错之道也。臣愚以为禁民毋得挟弓弩便。”上下其议，光禄大夫吾邱寿王对曰：“臣闻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讨邪也。安居则以制猛兽而备非常，有事则以设守卫而施行阵。及至周室衰微，上无明王，诸侯力政，强侵弱，众暴寡，海内捡敝，巧诈并生，是以知者陷愚，勇者咸怯，苟以得胜为务，不顾义理。故机变械饰，所以相贼害之具不可胜数。于是秦兼天下，废王道，立私议，灭诗书而首法令，去仁恩而任刑戮，堕名城，杀豪杰，销甲兵，折锋刃，其後民以耰鉏箠梃相挞击，犯法滋众，盗贼不胜，至于储衣塞路，群盗满山，卒以乱亡。故圣王务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举俊材，兴学宫，三公有司或由穷巷起白屋，裂地而封，字内日化，方外乡风。然而盗贼犹有者，郡国二千石之罪，非挟弓矢之过也。《礼》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举之，明示有事也。孔子曰：吾何执？执射乎？’大射之礼，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诗》云：‘大侯既抗，弓矢斯张。射夫既同，献尔发功。’言贵中也。愚闻圣王合射以明教矣，未闻弓矢之为禁也。且所为禁者，为盗贼之以攻夺也。攻夺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好之于重诛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挟之而吏不能禁，良民以自备而抵法禁，是擅贼威而夺民救也。窃以为无益于禁奸，而废先王之典，使学者不得习行其礼，大不便，”书奏，上以难丞相弘，弘屈服焉。 　　《旧唐书郑惟忠传》：“中宗即位，擢拜黄门侍郎。时议请禁岭南首领家畜、兵器，惟忠曰：‘夫为政，不可革其俗习，且《吴都赋》云：‘家有鹤膝，户有犀渠。如或禁之，岂无惊扰那？’遂寝。” 　　元世祖中统三年三月，谕诸路，禁民间私藏军器。 　　四年二月，诏私造军器者处死。民间所有，不输官者，与私造同。 　　七月戊戌，诏弛河南沿边军器之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