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学伪经考 - 第 39 页/共 39 页
夫子行说七十诸侯无定处，意欲使天下之民各得其所，而道不行，退而修《春秋》，采毫毛之善，贬纤介之恶，人事浃，王道备，精和圣制，上通于天而麟至。《至公》
孔子改制应天之谊大矣，歆欲抑以断烂朝服，盖唯恐《春秋》之道不灭也，其不着此说也固宜。
八荒之内有四海，四海之内有九州岛，天子处中州而制八方耳。两河间曰冀州，河南曰豫州，河西曰雍州，汉南曰荆州，江南曰扬州，济南间曰兖州，济东曰徐州，燕曰函州，齐曰青州。《辨物》
古只有九州岛，其言十二州者伪说也。辨见《汉书王莽传》。
五岳者，何谓也？泰山，东岳也；霍山，南岳也；华山，西岳也；常山，北岳也；嵩高山，中岳也。《辨物》
古经传皆言四岳，其言五岳者，伪说或窜入也。别详《周官伪证》中，此亦其窜入者。
大旱则雩祭而请雨。《辨物》
《公羊传》「雩，旱祭也。」今文家说皆同。《左传》「龙见而雩。」伪礼也。
《春秋》用正天下之位，征阴阳之失，直责逆者不避其难，是亦《春秋》之不畏强御也。故劫严社而不为惊灵，出天王而不为不尊上，辞蒯瞆之命而不为不听其父，绝文姜之属而不为不爱其母。其义之尽邪，其义之尽邪！《辨物》
此《春秋》非常异义，所谓不可着之竹帛者也。汉大儒唯董仲舒、刘子政深知之。伪《左》摭拾皮毛，颠倒师说，芟夷大义如草木焉，而以云「义深于君父」，不亦妄乎！
夏，公如齐逆女，何以书？亲迎，礼也。《修文》
《左氏》此经无传。《左氏》以为「卿为君逆，礼也。」
《春秋》曰「正月，公狩于郎。」《传》曰「春曰搜，夏曰苗，秋曰狝，冬曰狩。」苗者奈何？曰：苗者，毛也，取之不围泽，不揜群，取禽不麛卵，不杀孕重者。春搜者，不杀小麛及孕重者，冬狩皆取之。百姓皆出，不失其驰，不抵禽，不诡遇，逐不出防，此苗、狝、搜、狩之义也。故苗、狝、搜、狩之礼，简其戎事也。故苗者，毛取之；搜者，搜索之；狩者，守留之。夏不田何也？曰：天地阴阳盛长之时，猛兽不攫，鸷鸟不抟，蝮虿不螫。鸟、兽、虫、蛇且知应天，而况人乎哉！《修文》
此篇明言「夏不田」，又再释名义皆不释「狝」字，则本为三田可知矣。作伪者以《左传》之说羼入之，而不能弥缝其隙，盖心劳日拙矣。观此可信向书有为歆窜乱者
天子诸侯无事，则岁三田：一为干豆，二为宾客，三为充君之庖。《修文》
三田之制，《公羊传》兼采两义，盖皆古说也，详见《左传伪证》中。
以上《说苑》。
按：向、歆同校书。古文，向在前不见，歆在后乃见之，其伪固不待辨矣。难者曰：向习《鲁诗》《谷梁》，汉人引经最重家法，则《毛诗》《左传》，向不引者，乃其家法之不同，非其耳目之未及也。释之曰：向本通学，无家法之可言，故向习《鲁诗》而引《韩诗外传》者甚多，习《谷梁》而引《公羊》者亦甚多，如《新序节士篇》「子臧」一条即《公羊》之义，《义勇篇》「仇牧」一条即《公羊》之文。如向果以《毛诗》《左传》为背家法故不引用，则《韩诗》《谷梁》独非背家法而引用者何邪？向《鲁诗》《谷梁》之外兼引《韩诗》《公羊》，而不及《毛诗》《左传》，则《毛》《左》为向时未有，断断矣。且向书时引《左传》，其文同而义异者，如《新序义勇篇》「晏子」事、《列女传》四「伯姬」事之类。其同一事而文有小同异者，尤不可胜数。是向并非不见《左氏》，而与歆乖异如此，盖向所采为《国语》旧文，非歆改窜之《左传》，情事最为明确。而二千年无人细心剖析者，盖伪书之难辨久矣。
附：重刻伪经考后序
人无教则为禽兽，故宜有教。孔子之教不远人以为道，故不可离。既为人身矣，莫宜于孔子之教。孔子之教何在？在六经。内之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外之修身以至家国天下，从于鬼神山川草木咸得其所。故学者莫不宜为经学。
虽然，今之谈经者，浩浩若溟海，茫茫如沙漠，迷乱如八阵图，乖迕无所从，障塞无所入，愈行而去愈远。故青年授简、白首穷经而未之能通，良有以也。于是弱者中废，疑者徙居，悍者反攻。至于今也，并二千年教主之孔子而攻之，何有于所作之经？即未攻孔子，而政府布令于学官，已废读经，何有于经说盖孔教衰，人道废，固由政俗致之。
方今四海棣通，百国宝书并出，新学有精深以利用前民，多中国所无而为学者所必从事者。后生学子，分功并骛，既寡暇日，若又责以讲汗牛充栋、浩如烟海、乖迕错乱、迷如沙漠之经学，有以知其不能也。加以经生宿儒日就凋谢，传授无自，向若兴叹，虽有好学者不得其门而入。则厌倦乘之，终归于废尽经学而已。经学废尽，则孔教毁、人道亡，吾滋惧焉！
夫推经学所以迷乱乖迕之由，盖出于刘歆伪为古学以乱真经之故。以刘歆伪经写以古文，遂目真经为今文。自汉季来，经学遂有今文、古文之异。今文者，西汉世立于学官，若《诗》则齐、鲁、韩，《书》则欧阳、大小夏侯，《礼》则《仪礼》、大小《戴记》，《易》则施、孟、粱丘，《春秋》则《公羊》《谷梁》，与夫齐、鲁《论》。凡此皆孔子之真经，七十子后学之口说传授。今虽有窜乱，然大较至可信据者也。古文者，毛氏《诗》，孔氏《书》，费氏《易》，《周礼》与《左氏春秋》，与其它名古文者及与古文证合者，皆刘歆所伪撰而窜改者也。郑康成不辨今古之真伪，和合今古，杂糅真伪，号为经学之集成，实则伪古行而今文废。于是孔子之微言绝、大义乖，大同太平之道闇塞而不明。孔经虽未全亡，然变乱丧失亦已甚矣！故宋人求之经，已有疑之，乃舍弃经而求之传，得《论语》《孟子》。至朱子，选最粹之《大学》《中庸》，合为四书，祧六经而代之，以教天下，垂范几千年。虽多今文传说，然实同于一隅割据偏安，迥非大一统之旧观矣。及国朝高谈汉学，祖述许、郑，则不过扬伪古文之残灰而已。于今文之真经说乃多疑难，岂非所谓「盗憎主人」耶？暨道、咸后，今学萌芽，然与伪经并行尊信，未能别白真伪、决定是非，令学者舍伪从真而知所从事也。
吾向亦受古文经说。然自刘申受、魏默深、龚定庵以来，疑攻刘歆之作伪多矣，吾蓄疑于心久矣。吾居西樵山之北银塘之乡，读书澹如之楼，卧七桧之下，碧阴茂对，藤床偃息，藏书连屋，拾取《史记》，聊以遮目，非以考古也。偶得河间献王传、鲁共王传读之，乃无「得古文经」事，大惊疑。乃取《汉书》河间献王、鲁共王《传》，对校《史记》读之，又取《史记》《汉书》两儒林传对读之，则《汉书》详言古文事，与《史记》大反，乃益大惊大疑。又取《太史公自序》读之，子长自称天下郡国群书皆写副集于太史公，太史公仍世父子纂其业。乃翻金匮石室之藏，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则子长于中秘之书、郡国人间之藏，盖无所不见；其生又当河间献王、鲁共王之后，有献书开壁事，更无所不知；子长对此孔经大事，更无所不纪。然而《史记》无之，则为刘歆之伪窜无疑也。加以师丹大怒，公孙禄、范升严劾，龚胜称病，诸博士严拒，乃知古文之全为伪，騞然以解矣。于是以《史记》为主，遍考《汉书》而辨之；以今文为主，遍考古文而辨之；遍考周、秦、西汉群书，无不合者。虽间有窜乱，或儒家以外杂史有之，则刘歆采撷之所自出也。于是涣然冰释，怡然理顺，万理千条，纵横皆合矣。
吾忧天下学者穷经之人迷途而苦难也，乃先撰《伪经考》，粗发其大端，俾学者明辨之，舍古文而从今文，辨伪经而得真经。夫今文经说甚少，同条而不乱、一致而无歧。学者通之，至易至简，读三数月可通经，数岁可通群今文经，通不过十余种，所谓用力少而蓄德多，孔子之微言大义昭然发蒙矣。视向之为经学者，遍读正续《皇清经解》《经义考》《通志堂经解》《经苑》及《四库全书提要》经部诸书，凡万千种，其倍于今文经说以千百计，穷年不能毕其业、皓首不能言其故，迷乱支离、乖迕不可究诘，较其所得，岂不远哉？
今世亦有好学深思之士，谈今古之辩，或闇有相合者，惜其一面尊今文而攻古文，一面尊信伪《周官》以为皇帝王霸之运，矛盾自陷，界畛自乱。其它所在多有，脉络不清，条理不晰，其为半明半昧之识，与前儒杂糅今古者无异。何以明真教而导后士？或者不察，听其所言，则观其尊伪《周礼》一事，而知其道不相谋，翩其反而也。
当《伪经考》初出时，海内风行，上海及各直省翻印五版。徐研甫编修仁铸督湖南学，以之试士。时湘士莫不诵读，或携入场屋，又有以分赠英、美、日本书藏，吾亦以之进呈睿览矣。然笃守许、郑之徒则怒而相攻，甚至朝野哗然。时吾尚以诸生试场屋，侍郎汪鸣銮，于典粤试者授以《伪经考》，令其途中熟读，遇持是说者则黜勿中，而吾持说不改。张文襄请吾勿攻古文，愿养弟子以万锺，辨达旦。吾谓置总督于古今经学中，不能比太仓之一粟，吾岂能以大教真经所系易之也。于是御史褚成博草疏，交给事中余联沅劾于朝，请焚《伪经考》，革举人，且禁吾讲学。比于太史公之诛华士，孔子之诛少正卯。章下粤督李瀚章查办。李文忠公、翁文恭公及故人黄绍基仲弢、文廷式道希两学士、沈郎中曾植子培，与夫曾编修广钧重伯，多为余缓颊，乃仅得免，然犹烧版。已而戊戌难作，伪旨特毁此书版；及庚子，将立溥儁，废德宗，又再奉伪旨毁此书版。于是此书绝迹于天下盖二十年矣。
丁巳，复辟既败，幽居于美森院。悼经学之堕地，忧伪古之乱真，虑后学之迷难，乃搜访原本，重刻是书而叙其本末。夫古今一书之成，寡有忤朝意、历三焚者。凡物所遇至险难，其所发亦至久。呜呼，今何时耶，其可援此例耶？然苟孔教犹存，圣经具在，则吾此考必为后士信据，必不能灭。
孔子二千四百六十八年丁巳十月，康有为序于京师美使馆之美森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