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学伪经考 - 第 31 页/共 39 页

《尚书大传》未尝曰「《书序》」，且《大传》「杀其身」之说显与《序》异，是即其非据《书序》之明验。今、古文异《序》之说不足信，辨见上或更谓《大传》云「‘遂践奄’，践之者，籍之也」，如非据《书序》，何以释之？不知自为申释，古书有此体。如《孟子》「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是亦其例。不然，西汉经师不为《序》作训，岂伏生独异邪 　　《周书亳姑》序曰「周公在丰，将殁，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之于毕，告周公。」《尚书大传》曰周公致政封鲁，三年之后，「老于丰，心不敢远成王，而欲事文、武之庙……周公疾，曰‘吾死，必葬于成周，示天下臣于成王。’」周公薨，成王欲葬之于成周，「天乃雷雨以风，禾尽偃，大木斯拔」，国人大恐。「王与大夫开《金縢》之书，执书以泣曰‘周公勤劳王家，予幼人弗及知。’乃不葬于成周，而葬之于毕，示天下不敢臣也。」《书传》言葬周公事，本于《亳姑》序也。《论衡感类篇》引《书》「乃得周公死，自以为功代武王」之说，盖古文「所」字，今文作「死」，形近致讹，故以《金縢》之事与《亳姑》之事联为一也。今文有《序》，其证六矣。然难者犹谓与《书序》有两端也。《大传》又曰「武丁祭成汤，有雉飞升鼎耳而雊。」此出《商书高宗肜日》之《序》也。今文有《序》，其证七矣。《大传》又曰「成王在丰，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此述《周书召诰》之《序》也。其下即述经文云「六月乙未，王朝步自周，至于丰，唯太保先周公相宅。」今文有《序》，其证八矣。《大传》又曰「夏刑三千条。」此本《周书甫刑》之《序》也。《甫刑》序曰：「穆王训夏赎刑，作《吕刑》。」按《经》曰「五刑之属三千」，不言「夏」；《吕氏春秋孝行览》云：「《商书》曰‘刑三百，罪莫大于不孝’」，亦不及「夏」；《左氏传》曰「夏有乱政而作《禹刑》」，虽言「夏刑」而不举其目。若非见《书序》「训夏赎刑」之文，何以知三千条为夏刑也？今文有《序》，其证九矣。 　　《尚书大传》不明曰「《书序》」，陈氏必以为据《书序》，已属武断。《书序》之作，攗拾诸书为之。《亳姑》序与《史记鲁世家》文更类，当即采《史记》。《高宗肜日》《召诰》序，盖即采《大传》耳。《高宗肜日》序，亦见《史记殷本纪》，当并采之《大传》言「夏刑三千条。」伏生去古未远，古籍之旧文，先师之遗说，考见尚多。陈氏律以今人之耳目，以为「非见《书序》，何以知之」，尤为不可。要之《书序》之伪，既有明征，诸书之与合者，正可以考其剽窃之迹。果如陈氏之说，则《荀子解蔽篇》「人心之危」数语，亦与伪孔《书》同，亦可以为《荀子》采伪孔《书》乎 　　《大传》篇目有《九共》《帝告》《冏命》，《序》又有《嘉禾》《揜诰》，此皆在二十九篇外。若非见《书序》，何以得此篇名也？今文有《序》，其证十矣。 　　《尚书大传》中《大战》《揜诰》《多政》三篇不见于《书序》，若以为《大传》二十八篇外篇名据《书序》采入，则此三篇又何处得来邪 　　书传既有明文，请更征之《白虎通》。《白虎通》引《尚书》悉用今文家说，《诛伐篇》称《尚书序》曰「武王伐纣。」此《周书太誓》序及《武成》序之文也。其引《尚书》用今文，则《序》亦出之今文无疑。今文有序，其证其十一矣。 　　《白虎通》虽用今文，然亦有用古文者。他不征引，即如《爵篇》引《书亡逸篇》，《社稷篇》引《尚书逸篇》之类，独非古文邪？《书序》、逸《书》同出刘歆之手，《白虎通》既引逸《书》，何以知其必不引《书序》乎？虎观诸儒如贾逵之等乃治古文者，班固之学亦杂揉今古，其引古文，何足怪也。 　　《汉书孙宝传》「平帝立，宝为大司农，孔光、马宫等咸称王莽功德比周公。宝曰‘周公上圣，召公大贤，尚犹有不相说，着于经典。’」此引《周书君奭》之《序》也。考《儒林传》平帝时立《古文尚书》，《王莽传》元始四年益博士员，而宝为大司农在元始二年，是时古文未立，宝受公羊《颜氏春秋》于筦路，成帝初以明经为郡吏，亦非为古学者，则其所诵之经亦今文也。古文《毛诗》，平帝已立，而康成注《礼》时尚未之见，则孙宝之不见《古文尚书》，不足疑也。今文有《序》，其证十二矣。 　　《列子杨朱篇》曰「周公摄天子之政，邵公不悦，四国流言。」然则孙宝所谓「着于经典」者，自指《君奭》一篇，而所谓「不说」者，何以知其必据《书序》乎？ 　　《后汉书杨震传》：曾孙彪议迁都曰「‘般庚五迁，殷民胥怨。’」此引《商书般庚》之序也。彪世传欧阳《尚书》，所据乃其本经。今文有《序》，其证十三矣。 　　后汉古文之学盛行。杨彪虽世传今文，偶引古文，不足异。若谓学者一习今文，即古文一字不得寓目，有其理邪？如《儒林传》载李育传《公羊》，而亦尝读《左传》，是即今文家兼读古文之明证。彪生当贾、马大盛之后，其引《书序》宜也，左海安得知此。 　　《法言问神篇》曰：「《易》损其一，虽蠢知阙焉。至《书》之不备过半矣，而习者不知，惜乎《书序》之不如《易》也！」按：杨子云引《书》皆用今文，「《书》不备过半」，唯今文唯然。若古文则前汉存者五十八篇，不得云尔。今文有《序》，其证十四矣。《法言》又曰：「古之说《书》者序以百，而《酒诰》之篇俄空焉，今亡矣夫！」按《酒诰》唯今文有脱简，故其言如此。今文有《序》，其证十五矣。 　　杨雄乃刘歆之徒，《后汉书桓谭传》言「谭尤好古学，数从刘歆、杨雄辨析疑异。」则雄正古学家，故攻《书》二十八篇之不备与刘歆同，盖从歆学者。其据《书序》，乃其宜也。且雄二说乃攻今文，乌知其非如刘歆之故智，以古文攻今文乎？左海未知今、古派别，宜其妄也。 　　《论衡正说篇》驳或说《尚书》二十九篇「法斗七宿」曰：「按百篇之《序》，阙遗者七十一篇，独谓二十九篇立法，如何？」《论衡》此篇所引「或说」乃今文家言，其驳诘亦据今文为说。若古文，则按百篇之《序》，二十九篇外尚有逸《书》二十四篇，不得云「阙遗者七十一篇」。今文有《序》，其证十六矣。 　　王充亦以古文驳今文，其云「独谓二十九篇立法如何」盖谓二十九篇何足立法耳，未见其必据今文《序》驳诘之也。 　　杜预《春秋左传》后序曰「《纪年》称‘伊尹放太甲于桐，乃自立也。伊尹即位于太甲十年，太甲潜出自桐，杀伊尹。’此为大与《尚书序》说太甲事乖异，不知老叟之伏生或致昏忘，将此古书亦当时杂记，未足以取审也。」详预此言，直以《书序》为出自伏生，预时三家《尚书》见存，目验援据，致为明确。今文有《序》，其证十七矣。 　　杜预时，刘歆《书序》盛行久矣，预不过以伏生乃首传《书》之人，故凡《书》即归之伏生耳。伏生无《序》，证验如此之确，且两汉人皆无谓伏生有《序》者。预时代在后，从何得此说邪 　　第三，辨秦汉经传诸子引书篇名，皆孔子不修之书。 　　秦、汉经传、诸子引《书》篇名，所在散布，主张《书序》者愈有借口。不知诸篇皆孔子不修之《书》也。盖孔子制作「五经」，阴寓改制，苟不关改制之事者，虽详勿录。故《诗》三千篇而唯取三百五；见《史记孔子世家》《礼经》三百、《威仪》三千而唯取十六。孔子经十六篇，《丧服》乃传，别有说《诗》《礼》如此，《尚书》可知。故《尚书纬》云「孔子求《书》，得黄帝玄孙帝魁之《书》，迄于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断远取近，定可以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为《尚书》，十八篇为《中候》。」《尚书正义》一引纬书虽伪，要皆本西汉前说而附会之，如「百二篇」之说即本张霸。则「帝魁」之说虽不可信，而孔子定《书》多所去取，其说非全无据矣。以此，故逸《诗》、逸《书》杂见群书，以考今本，率多岨峿。若谓诸书引《书》篇名果皆出孔子，则何以解于《墨子》之以《甘誓》为《禹誓》，《汤誓》为《汤说》乎？此犹可诿曰篇名之偶异也。若《墨子》他引《禹誓》不在今《甘誓》内，他引《汤誓》不在今《汤誓》内，今《甘誓》《汤誓》文完无缺，必非佚文，然则《墨子》所据将何书邪？且今《甘誓》启事，而以为禹。《汤誓》《汤说》本自并引，尤不能以寻常篇名异同论之。据《墨子》如此，则虽谓诸书引《书》篇名皆孔子书，蒙瞽不信也。或曰：孔子有不修之《书》固矣。然孟子为孔子嫡传，《礼记》出七十后学，岂所读之《书》亦非孔《书》？曰：「不修《春秋》」述于《公羊》，庄七年曲引旁称，圣门不废。若以为不修《春秋》，公羊能引之，不修《书》《礼记》，孟子不能引之，岂通人之论乎？荀子亦孔子嫡传，兼为《诗》《礼》大宗，而引《逸诗》，亦其证也 　　第四，辨《尚书大传》内《九共》诸篇亦孔子不修之《书》。 　　或难曰：子以为伏生《书》二十八篇即孔门足本，而斥亡失数十篇之说为伪，今考《尚书大传》有《九共》《帝告》《说命》《太誓》《大战》《嘉禾》《揜诰》《多政》《冏命》九篇，苟非伏生所有，何以引之？答曰：《大传》又称孔子告子夏，言：「‘六誓’可以观义，‘五诰’可以观仁，《甫刑》可以观诫，《洪范》可以观度，《禹贡》可以观事，《皋陶谟》可以观治，《尧典》可以观美。」《大传》述孔子自称亦止二十八篇，中「六誓」当作「五誓」，辨见后则其余非孔子《书》，而为孔子不修之《书》可知。伏生之言，还以伏生之言定之，《九共》诸篇何足为难乎？伏生传授孔经而兼引他书，亦犹《公羊》引不修《春秋》之例。彼大惑不解者，岂非知二五而不知十哉！ 　　第五，辨《史记》所载篇目乃《书序》袭《史记》，非《史记》采《书序》。 　　伪撰古书，必有依据，乃易附会，故王肃之《书》，《周官》之《礼》，皆阴摭旧文，自创新制。《书序》之作，何独不然！而后人见《史记》之文与《书序》多同，以为史公已据《书序》，不知此《书序》之袭《史记》也。请以七证明之：《序》以为「般庚五迁，将治亳，殷民咨胥怨，作《般庚》三篇。」《殷本纪》则以为「帝般庚崩……百姓思般庚，乃作《般庚》三篇。」若谓《史记》所载本于《书序》，何与《书序》又自乖异？今古文异《序》之说不足信，辨见前《史记》非采《书序》，证一。《序》以为「秦穆公伐晋，襄公帅师败诸殽，还归。作《秦誓》。」《秦本纪》则以为缪公败于殽，「复益厚孟明等，使将兵伐晋，以报殽之役，晋人皆城守不敢出。于是缪公乃自茅津渡河，封殽中尸，为发丧，哭之三日，乃誓于军……以申思不用蹇叔、百里傒之谋，故作此誓。」亦与《书序》不合。《史记》非采《书序》，证二。《序》以为「祖己训诸王，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训》。」《殷本纪》则以为武丁崩，「祖已嘉武丁之以祥雉为德，立其庙为高宗，遂作《高宗肜日》及《训》。」亦与《书序》不合，《史记》非采《书序》，证三。《序》以为「平王锡晋文侯秬鬯、圭瓒，作《文侯之命》。」《晋世家》则以为晋文公重耳献楚俘于王，王「命晋侯为伯，赐大路、彤弓矢百、玈弓矢千、秬鬯一卣、珪瓒、虎贲三百人，作《晋文侯命》。」亦与《书序》不合。《史记》非采《书序》，证四。《书序》无《大戊》而《殷本纪》有之，《史记》若采《书序》，此篇又从何来？据此篇非采《书序》，则其它可以例推。《史记》非采《书序》，证五。若谓《本纪》《世家》层叠引用，如非孔子之《书》，何以详载？不知《史记》杂采诸书，如《逸周书》之类不乏引用。即《汤征》，据刘歆所造《逸篇》亦无之，而《殷本纪》明载其文。知史公经典之外多所援用。《史记》非采《书序》，证六。《汤诰》一篇，《古文逸篇》有之，然不过刘歆所为，真书中安得有此？而《殷本纪》乃载其文，是亦史公不必定据经典之明证。《史记》非采《书序》，证七。观此七证，彼犹张国师之垒者，亦可以少息也夫！ 　　第六，辨孔子作书序之说始于刘歆，《史记》无此说。 　　《书序》一书，附会剽窃，汩乱经义。且传之孔子，托体愈尊，惑众愈甚。然孔子作《书序》之说，自来所无，一见于《汉书艺文志》，再见于《汉书楚元王传》，三见于《汉书儒林传》。《艺文志》《楚元王传》皆刘歆之言，班固亦在歆后，其即歆伪说，又复何疑？考其所以敢创此说者，盖以《史记三代世表》云「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纪元年，正时月日，盖其详哉！至于叙《尚书》，则略无年月。」《孔子世家》又云：「序《书传》。」两文皆有「序」字，故得影造其说。然考《史记》所谓「序」者，不过次序之谓。《孔子世家》又云「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此岂亦作序之「序」？尤其明证。且《世表》所谓「正时月日」者，指《春秋》本经。上下文义相承，则所谓「略无年月」者，亦指《尚书》本经，无所谓「序」明甚。然则「孔子作《书序》」，《史记》本无其文，后人纷纷附会，诬史公甚矣。 　　第七，辨孔子书并无《太誓》序，此篇亦伪。 　　今据伏生传《书》二十八篇，以为孔子全经篇数止此，而近人每持伏《书》有《太誓》之说，请得条其说而辨之：《太誓》后得，汉人刘向、《尚书正义》一引《别录》刘歆、《汉书楚元王传》、《文选注》引《七略》王充、《论衡、正说》马融、《尚书正义》一引郑康成、《尚书正义》一引《书论》赵岐、《孟子滕文公章句》房宏等《尚书正义》一引皆同此说，王充、房宏等以为宣帝时得，为小异众口一辞，未必举国尽误。伏《书》之无《太誓》，一。《史记儒林传》称「伏生独得二十九篇」，语已伪窜，辨见前然即二十九篇之说论之，亦不过如孔冲远「武帝世见《太誓》入伏生《书》内」，故并云「伏生所出」之说耳。不然，《史记》非僻书，诸儒岂未之见？事关经文增减，诸儒纵不能援《史记》以折异说，亦岂敢蔑《史记》而构虚辞？又《史记》「伏生独得二十九篇」之说，《汉书儒林传》亦袭之。马融尝从曹大家受《汉书》业，岂得不知？而「《太誓》后得」之说，马融持之尤力，知「独得二十九篇」之说，诸儒固知其非，故不援据。伏《书》之无《太誓》，二。《汉书艺文志书家》「《经》二十九卷」，自注曰「大、小夏侯二家，欧阳《经》三十二卷。」盖《太誓》博士读说传教之后，即附入欧阳、大小夏侯《书》。辨见前既附入欧阳、大小夏侯《书》，则经文卷数自当并数之，《志》载大、小夏侯《经》二十九卷，即由于此。欧阳《经》卷数难明，无可考据，辨见前。王氏《经义述闻》以为「皆当作三十三卷」。然无明据而改古本，学者岂信之乎？或谓《志》载大、小夏侯《经》二十九卷中有后得《太誓》一卷，何以不别白其说？不知《艺文志》即刘歆《七略》之旧，《七略》又言「武帝末民间得《太誓》。」《文选注》引则固已别白其说。《志》引《七略》，其辞未尽耳。伏《书》之无《太誓》，三。《尚书大传》虽有《太誓》，然《大传》所载亦不尽伏生之《书》。辨见前《大传》又有「‘六誓’可以观义」及「《周书》自《太誓》就《召诰》而盛于《洛诰》」之言，以《太誓》与二十八篇并称，似为真孔子《书》。考《大传》称「‘六誓’观义」，乃引孔子告子夏之言。汉儒淳朴，附益古书则有之，断不敢假托古人之语，然必后人据既增《太誓》改「五」为「六」。至《周书》自《太誓》」一语，更后人据既增《太誓》窜入无疑。否则伏《书》二十九篇有《大传》为据，《大传》之书，人所诵习，郑康成并为之注，岂得皆不知，而犹以为《太誓》后得乎？知《大传》以《太誓》与二十八篇并称，当时固知其非矣。伏《书》之无《太誓》，四。《史记周本纪》虽载有《太誓》，然《史记》网罗放失，非纯据伏生之《书》，辨见前如《周本纪》下文「斩纣头」及「武王至于周，自夜不寐」之类，即引《逸周书》。其引《太誓》，乌知其必据伏《书》？伏《书》之无《太誓》，五。《汉书董仲舒传》，仲舒《对策》引「《书》曰」，即《太誓》之文，仲舒对策未及武帝之末，似伏《书》无《太誓》，何由引之？不知《春秋繁露》引《君陈》文亦称「《书》曰」。若仲舒引「《书》曰」者必伏《书》，岂《君陈》亦伏《书》所有乎？伏《书》之无《太誓》，六。《汉书武帝纪》「元朔元年，有司奏议曰‘附下罔上者死’」云云，文见《说苑臣术篇》引《太誓》。又终军白麟奇木之对、司马相如封禅之奏，见《汉书终军传》《司马相如传》皆未及武帝末年而皆已引《太誓》，似非据伏《书》而何？然诸所引不明言《太誓》，即以为《太誓》亦不过如董仲舒《对策》所引之例，未必即伏生《书》。伏《书》之无《太誓》，七。平当习欧阳《书》，见《汉书儒林传》班伯习小夏侯《书》，见《汉书儒林传、叙传》而《汉书平当传》《叙传》，二家尝引《太誓》。欧阳、大小夏侯即伏生所传，似伏《书》当有《太誓》。然二家皆元、成以后人，尔时《太誓》入欧阳、大小夏侯《书》已久，二家既习欧阳、小夏侯《书》，自当肄业及之。其引《太誓》何足为异？伏《书》之无《太誓》，八。《毛诗思文》正义引《太誓》曰「有火自上复于下，至于王屋，流之为雕」，郑《注》曰「雕当为雅」。《史记周本纪》作「流为乌」。王氏《经义述闻》以为作雕，古文；作乌，伏生今文。然考《史记》引《书》，每多改易其字，见于诸篇者班班可考，其作「乌」者何以知其为今文？伏《书》之无《太誓》，九。《汉书艺文志》云「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文字异者七百有余，脱字数十。」似伏《书》无《太誓》，更当脱《太誓》一篇，何得止曰「脱简」、「脱字」而已？不知刘向以古文校三家之说，乃刘歆所造。然即如其说，向校书在三家增《太誓》后，三家并有《太誓》，何得复以为脱？伏《书》之无《太誓》，十。或谓古文虽刘歆所伪，然伏生篇数歆必知之，伏《书》诚止二十八篇，则古文《太誓》并为伏生所无，歆当以为「孔安国考二十八篇，得多十七篇」，今曰「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以上据《汉书艺文志》，《艺文志》即刘歆之言也则伏《书》有《太誓》审矣。曰：其人之言，必当还以其人之言解之，方不凿枘。歆之说以为「共王得《书》」「安国考二十九篇」皆在武帝之末。亦据《汉书艺文志》，即为刘歆之言武帝末《太誓》既入博士《书》，故歆以为「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不然，「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及「《太誓》后得」，皆歆《七略》之言，歆虽荒谬，何至矛盾若是乎？伏《书》之无《太誓》，十一。以十一说观之，《书》二十八篇之为全经益明，序百篇之为伪作愈显矣。 　　 　　书序条辨 　　昔在帝尧，聪明文思，光宅天下，将逊于位，让于虞舜，作《尧典》。 　　据今《尧典》「月正元日」以下皆舜即位后事，经文班班可考。《序》唯言「将逊于位，让于虞舜」，止及尧事，显违经文。曾是出于孔门而有是邪？《正义》引郑注以为「舜之美事在于尧时」。不知「月正元日」以下皆尧殂落后事。其尧时与否，岂郑氏所能颠倒其说？盖刘歆将别造《舜典》一篇，故于《尧典》序抹杀舜事一节，以弥缝其说。王肃所伪古文遂截「往钦哉」以上为《尧典》，而别析「慎徽五典」以下为《舜典》，以求合《序》说，亦可谓幻中出幻矣。 　　虞、舜侧微，尧闻之聪明，将使嗣位，历试诸难，作《舜典》。 　　古止有《尧典》而无《舜典》，其《舜典》一篇，止见于《古文》及《书序》。其可疑有三：今《尧典》备载舜事，并总叙征庸、在位生死年数以结之，是舜之事实已完，何得别有纪载？可疑一。《大学》引《尧典》作「帝典」，《孔丛子论书篇》同尧、舜同德，故纪录同篇。其《孟子》及伏生称「尧典」者，盖尧、舜同篇，而篇首曰「粤若稽古帝尧」，故即举尧该之。否则《尧》《舜》两典各有其篇，《大学》单称「帝典」，何以分别乎？可疑二。古文《舜典》虽不可见，然据《序》说如此。夫既谓之「典」，则一朝实录，征信所关，岂有实事强羼先帝之篇，而本纪唯书劝进之事？盖舜事既具《尧典》，不能重出，故作伪时敷衍逊位之事以充其数，可疑三。以此观之，《书序》之矫诬，尚足辨邪！《尚书中候考河命》云「曰若稽古帝舜曰重华，钦翼皇象，授政改朔。」《太平御览皇王部》引魏高堂隆《改朔议》，亦引《书》「粤若稽古帝舜曰重华，建皇授政改朔。」见《宋书礼志》按：魏时歆古文传布已久，所引当即歆古文。且歆总领图谶，时窜伪经于纬候中以自证应，《中候》此文与十六篇逸《书》有《舜典》合，益可见其伪也。赵台卿《孟子万章》章句并谓「《孟子》诸所言舜事，皆《舜典》及逸《书》所载。」然据《尧典》，则舜在下之时，已有「蒸蒸艾不格奸」之效，岂有被举之后，尚有杀舜及禁不得娶之事此盖战国时人妄说，而孟子未辟之。顾氏《日知录》已言之乃近人犹惑于赵氏之说，取《孟子》所引以补《舜典》，显然与《尧典》刺谬而不顾，岂非无目人哉！ 　　《尚书大传》之目，有《唐传》《虞传》《虞夏传》《夏传》。《大传》说《尧典》谓之《唐传》。陈氏乔枞《今文尚书经说考》因谓「伏生以《舜典》为《虞书》」。然《大传》诸家所引者无《舜典》一篇，且伏生不过以说唐事者谓之「唐」，说虞事者谓之「虞」，合说虞、夏事者谓之「虞夏」，说夏事者谓之「夏」，随事分合，文无定称，无以见其有《舜典》也。 　　帝厘下土，方设居方，别生分类，作《汨作》《九共》九篇、《槁饫》。 　　《尚书大传》有《九共篇》，即刘歆所本。歆伪《左传》所谓「八索九丘」，亦同此蹈袭也。《汨作》《槁饫》今不可考，或歆时别有所本，未可知也。《大传九共》九篇非孔子书，辨见前 　　皋陶矢厥谟，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皋陶谟》《弃稷》。 　　禹别九州岛，随山川，任土作《贡》。 　　《史记河渠书》云「以别九州岛，随山浚川，任土作《贡》。」即刘歆所本。《序》本《史记》文字，仍有异同，盖有意为之以泯其迹。今但明其剿袭，小小异同，不暇详也 　　启与有扈，战于甘之野，作《甘誓》。 　　《史记夏本纪》云「有扈氏不服，启伐之，大战于甘。将战，作《甘誓》。」即刘歆所本。 　　太康失邦，兄弟五人须于洛、汭，作《五子之歌》。 　　《史记夏本纪》云「帝太康失国，昆弟五人须于雒、汭，作《五子之歌》。」即刘歆所本。 　　羲和湎淫，废时乱日，胤往征之，作《胤征》。 　　《史记夏本纪》云「帝中康时，羲和湎淫，废时乱日，胤往征之，作《胤征》。」即刘歆所本。 　　自契至于成汤八迁，汤始居亳。从先王居，作《帝告》《厘沃》。 　　《史记殷本纪》云「成汤，自契至汤八迁，汤始居亳，从先王居，作《帝诰》。」即刘歆所本。《序》有《厘沃》，而《史记》无之，歆或采自他书增之，以足百篇之数者也。 　　汤征诸侯，葛伯不祀，汤始征之，作《汤征》。 　　《史记殷本纪》云「汤征诸侯，葛伯不祀，汤始伐之……作《汤征》。」即刘歆所本。 　　伊尹去亳适夏，既丑有夏，复归于亳，入自北门，乃遇汝鸠、汝方，作《汝鸠》《汝方》。 　　《史记殷本纪》云「伊尹去汤适夏，既丑有夏，复归于亳，入自北门，遇女鸠、女房，作《女鸠》《女房》。」即刘歆所本。 　　汤既胜夏，欲迁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 　　《史记殷本纪》云「汤既胜夏，欲迁其社，不可，作《夏社》。」即刘歆所本。《序》有《疑至》《臣扈》，而《史记》无之，亦歆增之以足百篇之数者也。 　　伊尹相汤伐桀，升自陑，遂与桀战于鸣条之野，作《汤誓》。 　　《史记殷本纪》云「伊尹从汤，汤自把钺以伐昆吾，遂伐桀……作《汤誓》。」即刘歆所本。 　　夏师败绩，汤遂从之。遂伐三朡，俘厥宝玉。谊伯、仲伯作《典宝》。 　　《史记殷本纪》云「夏师败绩，汤遂伐三朡，俘厥宝玉，义伯、仲伯作《典宝》。」即刘歆所本。 　　汤归自夏，至于大埛，中虺作《诰》。 　　《史记殷本纪》云「汤归至于泰卷陶，中壨作《诰》。」即刘歆所本。 　　汤既黜夏命，复归于亳，作《汤诰》。 　　《史记殷本纪》云「既黜夏命，还亳，作《汤诰》。」即刘歆所本。 　　伊尹作《咸有一德》。 　　《史记殷本纪》云「伊尹作《咸有一德》。」即刘歆所本。 　　咎单作《明居》。 　　《史记殷本纪》云「咎单作《明居》。」即刘歆所本。 　　成汤既没，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训》《肆命》《徂后》。 　　《史记殷本纪》云「帝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训》，作《肆命》，作《徂后》。」即刘歆所本。 　　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诸桐，三年，复归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 　　《史记殷本纪》云「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汤法，乱德。于是伊尹放之于桐宫三年，伊尹摄，行政当国，以朝诸侯……帝太甲修德，诸侯咸归殷，百姓以宁。伊尹嘉之，乃作《太甲训》三篇。」即刘歆所本。 　　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单遂训伊尹事，作《沃丁》。 　　《史记殷本纪》云：「帝沃丁之时，伊尹卒。既葬伊尹于亳，咎单遂训伊尹事，作《沃丁》。」即刘歆所本。 　　伊陟相大戊，亳有祥，桑谷共生于朝，伊陟赞于巫咸，作《咸乂》四篇。 　　《史记殷本纪》云「帝太戊立，伊陟为相。亳有祥，桑谷共生于朝，一暮大拱。帝太戊惧，问伊陟。伊陟曰‘臣闻妖不胜德，帝之政其有阙与？帝其修德。’太戊从之，而祥桑枯死而去。伊陟赞言于巫咸。巫咸治王家有成，作《咸艾》，作《太戊》。」即刘歆所本。《史记》有《太戊》而《序》无之，是即《史记》非采《书序》之明证。彼犹固执《史记》采《书序》之说者，妄也。辨亦见前 　　太戊赞于伊陟，作《伊陟》《原命》。 　　《史记殷本纪》云「帝太戊赞伊陟于庙，言弗臣，伊陟让，作《原命》。」即刘歆所本。《序》有《伊陟》而《史记》无之，亦歆增之以足百篇之数者也。 　　仲丁迁于嚣，作《仲丁》。 　　《史记殷本纪》云「帝仲丁迁于隞。」即刘歆所本。 　　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 　　《史记殷本纪》云「河亶甲居相。」即刘歆所本。 　　祖乙圮于耿，作《祖乙》。 　　《史记殷本纪》云「祖乙迁于邢。」即刘歆所本。 　　盘庚五迁，将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盘庚》三篇。 　　《史记殷本纪》云「帝盘庚之时，殷已都河北，盘庚渡河南，复居成汤之故居……殷民咨胥皆怨，不欲徙。盘庚乃诰喻诸侯大臣曰‘昔高后成汤与尔之先祖俱定天下，法则可修。舍而弗勉，何以成德！’乃遂涉河，南治亳，行汤之政，然后百姓由宁，殷道复兴。诸侯来朝，以其遵成汤之德也。帝盘庚崩，百姓思盘庚，乃作《盘庚》三篇。」《序》以为迁时作，《史记》以为盘庚崩后作，显然不同。《史记》非采《书序》，亦其证也。《序》与《史记》异者，《盘庚》《高宗肜日》《高宗之训》二篇合序《文侯之命》《秦誓》五篇，《序》本《史记》，而复有异同者，盖作伪时故为错迕，以泯其迹。犹王肃所伪古文剿袭诸书，仍故作异同耳。不足为异。难者或曰：《序》采《史记》可有异同，然则《史记》采《序》何以不可有异同？答曰：《序》采《史记》而有异同，盖由有意为之以泯其剿袭。若《史记》采摭古书，力求征信，声音训诂之通借，先后详略之同异，则或有之，何嫌何疑，使之刺谬至此乎？《史记》之非采《书序》，断矣。 　　高宗梦得说，使百工营求诸野，得诸傅岩，作《说命》三篇。 　　《史记殷本纪》云：「武丁夜梦得圣人，名曰说。以梦所见视群臣百吏，皆非也。于是乃使百工营求之野，得说于傅险中。」即刘歆所本。 　　高宗祭成汤，有飞雉升鼎耳而雊，祖己训诸王，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训》。 　　《尚书大传》云「武丁祭成汤，有飞雉升鼎耳而雊。」《史记殷本纪》云「帝武丁祭成汤，明日，有飞雉登鼎耳而呴。祖己乃训王。武丁修政行德，殷道复兴。帝武丁崩……祖己嘉武丁之以祥雉为德，立其庙为高宗，遂作《高宗肜日》乃《训》。」《序》以为祖己训王时作，《史记》以为武丁崩后作，不同。《史记》非采《书序》，亦其证也。 　　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伯戡黎》。 　　《史记殷本纪》云「西伯伐饥国，灭之。纣之臣祖伊闻之而咎周，恐，奔告纣。」即刘歆所本。 　　殷既错天命，微子作《诰》《父师、少师》。 　　唯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师渡孟津，作《太誓》三篇。 　　《史记周本纪》云：「以东伐纣，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师毕渡盟津，武王乃作《太誓》。」即刘歆所本。唯《史记》作「十二月」，而《序》作「一月」，盖殷之十二月即周之正月，《序》用周正。然既改十二月为一月，自当称为十二年。《吕氏春秋首时篇》，武王立十二年而成甲子之事，盖以周正计《序》仍曰「十一年」，此其妄也。《汉书律历志》引《书序》亦作「十一年」，知非传写之误 　　武王戎车三百两，虎贲三百人，与受战于牧野，作《牧誓》。 　　《史记周本纪》云：「遂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二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即刘歆所本。唯《序》「虎贲三百人」，《史记》作「三千人」。《孟子尽心篇》亦作「三千人」考《后汉书顺帝纪》注引《汉官仪》曰：「《书》称虎贲三百人。」《汉官仪》之说即本《书序》。又《墨子明鬼篇》以为「武王虎贲之卒四百人」，《风俗通三王篇》以为「《尚书》武王虎贲八百人。」是古虎贲之数最多异说，《书序》改「三千」为「三百」，未可遽以为后来传写之讹。孙氏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云「《司马法》云：‘革车一乘，士十人。’《乐记》云‘虎贲之士说剑。’则虎贲即士也。一乘十人，三百两则三千人矣。」据此，则《序》之作「虎贲三百人」者谬也。 　　武王伐殷，往伐归兽，识其政事，作《武成》。 　　《史记周本纪》云「乃罢兵西归，行狩，记政事，作《武成》。」即刘歆所本。 　　武王胜殷杀受，立武庚，以箕子归，作《洪范》。 　　《史记周本纪》云「乃出，封商纣子禄父殷之余民。已而命召公释箕子之囚。武王已克殷后二年，问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殷恶，以存亡国宜告。武王亦丑，故问以天道。」《宋世家》云「武王封纣子武庚、禄父以续殷祀。武王既克殷，访问箕子。」即刘歆所本。 　　武王既胜殷，邦诸侯，班宗彝，作《分器》。 　　《史记周本纪》云「封诸侯，班赐宗彝，作《分殷之器物》。」即刘歆所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