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斋四存编 - 第 2 页/共 14 页

予幼读四书，惟知解字离句。稍长，略晓涂鸦，随肆力于诗文。及弱冠，虽潜心经史，亦惟博览强记是图，忽忽焉若以为为学之道遂在是者。 　　乙丑岁，晤李子刚主，语予曰：“子知读书，未知为学。夫读书，非学也。今之读书者，止以明虚理、记空言为尚，精神因之而亏耗，岁月因之以消磨，至持身涉世则盲然。曾古圣之学而若此！古人之学，礼、乐、兵、农，可以修身，可以致用，经世济民，皆在于斯，是所谓学也。书，取以考究乎此而已，专以诵读为务者，非学也，且以害学。”予幡然大呼，如醉而醒，如梦而觉。 　　李子复言：“此学乃尧、舜、周、孔正传，至后而晦。今倡而明之者，始自习斋颜先生。其议详载于所著存学编，可观也。”予心志之，屏去浮文，遂十余年矣。 　　今岁丙子，李子至都，出是编以示予。予读之，且叹且喜。以举世之沉溺诵读而不知返，而予得以屏去浮文而不坠迷途，其得力于习斋先生，岂浅鲜哉！虽然，学者，实学也；是编所以明实学耳，犹空言也。吾党若不尽力实学，而徒沾沾抱是编以为得，吾恐浮文之士，且起而笑其同浴讥裸也。　　康熙丙子，一之日，北平后学郭金城拜撰。 　　存学编卷一 　　由道 　　圣人学、教、治，皆一致也。“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是孔子明言千圣百王持世成法，守之则易简而有功，失之徒繁难而寡效。故罕言命，自处也；性道不可得闻，教人也；立法鲁民歌怨，为治也。他如予欲无言、无行不与、莫我知诸章，何莫非此意哉！当时及门皆望孔子以言，孔子惟率之以下学而上达，非吝也，学、教之成法固如是也。 　　道不可以言传也，言传者有先于言者也，颜、曾守此不失。子思时，异端将盛，或亦逆知天地气薄，自此将不生孔子其人，势必失性、学、治本旨，不得已而作中庸，直指性天，已近太泻。故孟子承之，教人必以规矩，引而不发，断不为拙工改废绳墨。离娄方员、深造诸章，尤于先王成法致意焉。至宋而程、朱出，乃动谈性命，相推发先儒所未发。以仆观之，何曾出中庸分毫！但见支离分裂，参杂于释、老，徒令异端轻视吾道耳。若是者何也？以程、朱失尧、舜以来学、教之成法也。何不观精一之旨，惟尧、禹得闻，天下所可见者，命九官、十二牧所为而已。阴阳秘旨，文、周寄之于易；天下所可见者，王政、制礼、作乐而已。一贯之道，惟曾、赐得闻；及门与天下所可见者，诗、书、六艺而已。乌得以天道性命常举诸口而人人语之哉！ 　　是以当日谈天论性，聪明者如打诨猜拳，愚浊者如捉风听梦，但仿佛口角，各自以为孔、颜复出矣。至于靖康之际，户比肩摩皆主敬习静之人，而朝陛疆场无片筹寸绩之士。朱子乃独具只眼，指其一二硕德，程子所许为后身者，曰“此皆禅也”，而未知二程之所以教之者实近禅，故徒见其弊，无能易其辙。以致朱学之末流，犹之程学之末流矣，以致后世之程、朱，皆如程学、朱学之末流矣。长此不返，乾坤尚安赖哉！ 　　或曰：佛氏托于明心见性，程、朱欲救人而摈之，不得不抉精奥以示人。余曰：噫！程子所见已稍浸入释氏分界，故称其“弥近理而大乱真”。若以不肖论之，只以君子之道四一节指示，虽释迦恶魁，亦当垂头下泪，并不必及性命以上也。然则如之何？曰：彼以其虚，我以其实。程、朱当远宗孔子，近师安定，以六德、六行、六艺及兵农、钱谷、水火、工虞之类教其门人，成就数十百通儒。朝廷大政，天下所不能办，吾门人皆办之；险重繁难，天下所不敢任，吾门人皆任之，吾道自尊显，释、老自消亡矣。 　　今彼以空言乱天下，吾亦以空言与之角，又不斩其根而反授之柄，我无以深服天下之心而鼓吾党之气，是以当日一出，徒以口舌致党祸；流而后世，全以章句误乾坤。上者只学先儒讲著，稍涉文义即欲承先启后；下者但问朝廷科甲，才能揣摩皆骛富贵利达。浮言之祸甚于焚坑，吾道何日再见其行哉！友人刁蒙吉翻孟子之言曰：“著之而不行焉，察矣而不习焉，终身知之而不由其道者，众也！”其所慨深矣！吾意上天仁爱，必将笃生圣哲，剗荆棘，而兴尧、舜以来中庸之道，断不忍终此元会，直如此而已也！ 　　总论诸儒讲学 　　仆妄谓性命之理不可讲也，虽讲，人亦不能听也，虽听，人亦不能醒也，虽醒，人亦不能行也。所可得而共讲之，共醒之，共行之者，性命之作用，如诗、书、六艺而已。即诗、书、六艺，亦非徒列坐讲听，要惟一讲即教习，习至难处来问，方再与讲。讲之功有限，习之功无已。孔子惟与其弟子今日习礼，明日习射。间有可与言性命者，亦因其自悟已深，方与言。盖性命，非可言传也。不特不讲而已也；虽有问，如子路问鬼神、生死，南宫适问禹、稷、羿、奡者，皆不与答。盖能理会者渠自理会，不能者虽讲亦无益。 　　自汉、唐诸儒传经讲诵，宋之周、程、张、朱、陆，遂群起角立，亟亟焉以讲学为事，至明，而薛、陈、王、冯因之，其一时发明吾道之功，可谓盛矣。其效使见知闻知者知尊慕孔、孟，善谈名理，不作恶，不奉释、老名号。即不肖如仆，亦沐泽中之一人矣。然世道之为叔季自若也，生民之不治自若也，礼乐之不兴自若也，异端之日昌而日炽自若也。以视夫孔子明道而乱臣贼子果惧，孟子明道而杨朱、墨翟果熄，何啻天渊之相悬也！ 　　仆气魄小，志气卑，自揣在中人以下，不足与于斯道。惟愿主盟儒坛者，远溯孔、孟之功如彼，近察诸儒之效如此，而垂意于习之一字；使为学为教，用力于讲读者一二，加功于习行者八九，则生民幸甚，吾道幸甚！仆受诸儒生成覆载之恩，非敢入室操戈也。但以人之岁月精神有限，诵说中度一日，便习行中错一日；纸墨上多一分，便身世上少一分。试观朱子晚年悔枝叶之繁累，则礼乐未明，是在天者千古无穷之憾也。 　　明亲 　　大学首四句，吾奉为古圣真传。所学无二理，亦无二事，只此仁义礼智之德，子臣弟友之行，诗书礼乐之文，以之修身则为明德，以之齐治则为亲民。明矣而未亲，亲矣而未止至善，吾不敢谓之道也；亲矣而未明，明矣而未止至善，吾亦不敢谓之道也。亲而未明者，即谓之亲，非大学之亲也；然既用其功于民，皆可曰亲。其亲而未明者，汉高帝与唐太宗之类也；其亲且明而未止至善者，汉之孝文、光武之流也。凡如此者，皆宋明以来儒者所共见，皆谓之非道者也。其明而未亲，明且亲而未止至善者，则儒者未之言也。非不肯言也，非不敢言也，尧、舜不作，孔、孟不生，人无从证其为道者。 　　一二聪明特杰者出，于道略有所见，粗有所行，遽自谓真孔、孟矣，一时共尊为孔、孟焉，嗣起者以为我苟得如先儒足矣。是以或学训解纂集，或学静坐读书，或学直捷顿悟，至所见所为，能仿佛于前人而不大殊，则将就冒认，人已皆以为大儒矣，可以承先启后矣。或独见歧异，恍惚道体，则辄称发先儒所未发，得孔、颜乐处矣。又孰知其非大学之道乎！此所以皆未之言也。天下人未之言，数百年以来之人未之言，吾独于程、朱、陆、王之外别有大学之道焉，岂不犯天下之恶，而受天下僇乎？然吾之所惧，有甚于此者，以为真学不明，则生民将永被毒祸，而终此天地不得被吾道之泽；异端永为鼎峙，而终此天地不能还三代之旧。是以冒死言之，望有志继开者之一转也。 　　夫明而未亲即谓之明，非大学之明；然既用其功于德，皆可曰明。其明而未亲者，庄周、陈抟之类也；其明且亲而未止至善者，周、程、朱、陆、薛、王之俦也。何也？吾道有三盛：君臣于尧、舜，父子于文、周，师弟于孔、孟。尧、舜之治，即其学也，教也，其精一执中，一二人秘受而已。百官所奉行，天下所被泽者，如其命九官、十二牧所为耳。禹之治水，非禹一身尽治天下之水，必天下士长于水学者分治之而禹总其成；伯夷之司礼，非伯夷一身尽治天下之礼，必天下士长于礼学者分司之而伯夷掌其成。推于九官、群牧咸若是，是以能平地成天也。文、周之治，亦即其学也，教也，其阴阳天人之旨，寄之于易而已。百官所奉行，天下所被泽者，如其治岐之政，制礼作乐耳。其进秀民而教之者，六德、六行、六艺仍本唐、虞敷教典乐之法，未之有改，是以太和宇宙也。孔、孟之学教，即其治也。孔子一贯性道之微，传之颜、曾、端木而已。作当身之学，与教及门士以待后人私淑者，庸言庸德、兵农礼乐耳，仍本诸唐、虞、成周之法，未之有改。故不惟期月、三年、五年、七年胸藏其具，而且小试于鲁，三月大治，暂师于滕，四方归之，单父、武城亦见分体，是以万世永遵也。 　　秦汉以降，则著述讲论之功多而实学实教之力少。宋儒惟胡子立经义、治事斋，虽分析已差而其事颇实矣；张子教人以礼而期行井田，虽未举用而其志可尚矣。至于周子得二程而教之，二程得杨、谢游、尹诸人而教之，朱子得蔡、黄、陈、徐诸人而教之，以主敬致知为宗旨，以静坐读书为工夫，以讲论性命、天人为口受受，以释经注传、纂集书史为事业。嗣之者若真西山、许鲁斋、薛敬轩、高梁溪，性地各有静功，皆能著书立言，为一世宗。信乎为儒者，煌煌大观，三代后所难得者矣！而问其学其教如命九官、十二牧之所为者乎？如周礼教民之礼明乐备者乎？如身教三千，今日习礼，明日习射，教人必以规矩，引而不发，不为拙工改废绳墨者乎？此所以自谓得孔子真传，天下后世亦皆以真传归之，而卒不能服陆、王之心者，原以表里精粗，全体大用，诚不能无歉也。 　　陆子分析义利，听者垂泣，先立其大，通体宇宙，见者无不竦动。王子以致良知为宗旨，以为善去恶为格物，无事则闭目静坐，遇事则知行合一。嗣之者若王心斋、罗念庵、鹿太常，皆自以为接孟子之传，而称直捷顿悟，当时后世亦皆以孟子目之。信乎其为儒中豪杰，三代后所罕见者矣！而问其学其教如命九官、十二牧之所为者乎？如周礼教民之礼明乐备者乎？如身教三千，今日习礼，明日习射，教人必以规矩，引而不发，不为拙工改废绳墨者乎？此所以自谓得孟子之传，与程、朱之学并行中国，而卒不能服朱、许、薛、高之心者，原以表里精粗，全体大用，诚不能无歉也。 　　他不具论，即如朱、陆两先生，倘有一人守孔子下学之成法，而身习夫礼、乐、射、御、书、数以及兵农、钱谷、水火、工虞之属而精之。凡弟子从游者，则令某也学礼，某也学乐，某也兵农，某也水火，某也兼数艺，某也尤精几艺，则及门皆通儒，进退周旋无非性命也，声音度数无非涵养也，政事文学同归也，人己事物一致也，所谓下学而上达也，合内外之道也。如此，不惟必有一人虚心以相下，而且君相必实得其用，天下必实被其泽，人才既兴，王道次举，异端可靖，太平可期。正书所谓府修事和，为吾儒致中和之实地，位育之功，出处皆得致者也；是谓明亲一理，大学之道也。以此言学，则与异端判若天渊而不可混，曲学望洋浩叹而不敢拟，清谈之士不得假鱼目之珠，文字之流不得逞春华之艳。惟其不出于此，故既卑汉、唐之训诂而复事训诂，斥佛、老之虚无而终蹈虚无，以致纸上之性天愈透而学陆者进支离之讥，非讥也，诚支离也；心头之觉悟愈捷而宗朱者供近禅之诮，非诮也，诚近禅也。 　　或曰：诸儒勿论，阳明破贼建功，可谓体用兼全，又何弊乎？余曰：不但阳明，朱门不有蔡氏言乐乎？朱子常平仓制与在朝风度，不皆有可观乎？但是天资高，随事就功，非全副力量，如周公、孔子专以是学，专以是教，专以是治也。或曰：新建当日韬略，何以知其不以为学教者？余曰，孔子尝言：“二三子有志于礼者，其于赤乎学之。”如某可治赋，某可为宰，某达某艺，弟子身通六艺者七十二人，王门无此。且其擒宸濠，破桶冈，所共事者皆当时官吏、偏将、参谋，弟子皆不与焉。其全书所载，皆其门人旁观赞服之笔，则可知其非素以是立学教也。 　　是以感孙征君知统录说有“陆、王效诤论于紫阳”之语，而敢出狂愚，少抑后二千年周、程、朱、陆、薛、王诸先生之学，而伸前二千年尧、舜、禹、汤、文、武、周、孔、孟诸先圣之道，亦窃附效诤论之义。而愿持道统者，其深思熟计，而决复孔、孟以前之成法，勿执平生已成之见解而不肯舍，勿拘平日已高之门面而不肯降，以误天下后世，可也。 　　上征君孙钟元先生书 　　某发未燥，已闻容城孙先生名，然第知清节耳。弱冠前为俗学，枉度岁月，懵懵不知道为何物。自顺治乙未，颇厌八股习，稍阅通鉴、性理、诸儒语录，乃知世间有理学一脉。己亥在易水，得交高弟五修，乃又知先生不止以节著，连年来与高弟介祺尤属莫逆。德驾旋容时，已禀老亲，同王法干裹装出门，将进叩，老亲复以涝后不谙路，恐遭杨子之悲阻之，逾年则闻复南矣。恭祝绫辞，蒙介翁不外、玷贱名其末。迨读先生岁寒居文集寄介翁札，不知过听何人之言而侪之郡贤列，见之不胜惶愧！今在天地间已三十有六，德不加修，学不加进，曾不得大君子一提指之，每一念及，恨不身飞共城旁！兹先大母去世，服阕矣。幸大父犹康健，欲曲求俞允，今岁中一炙道范，未审得遂否也。敝庠耿师，东郡人也，以告休南归，去先生七十里，敢以便略吐愚衷于门下。 　　某静中猛思，宋儒发明气质之性，似不及孟子之言性善最真。变化气质之恶，三代圣人全未道及。将天生一副作圣全体，参杂以习染，谓之有恶，未免不使人去其本无而使人憎其本有，蒙晦先圣尽性之旨而授世间无志人一口柄。又想周公、孔子教人以礼、乐、射、御、书、数，故曰“以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故曰“身通六艺者七十二人”。故性道不可闻，而某长治赋、某长礼乐、某长足民，一如唐、虞之廷某农、某刑、某礼、某乐之旧，未之有爽也。近世言学者，心性之外无余理，静敬之外无余功。细考其气象，疑与孔门若不相似然。即有谈经济者，亦不过说场话、著种书而已。 　　某不自揣，撰有存性、存学二编，欲得先生一是之，以挽天下之士习而复孔门之旧。以先生之德望卜之，当易如反掌，则孟子不得专美于前矣。论今天下朱、陆两派互相争辩，先生高见，平和劝解之不暇，岂可又增一争端也！但某殊切杞人之忧，以为虽使朱学胜陆而独行于天下，或陆学胜朱而独行于天下，或和解成功，朱、陆合一，同行于天下；则终此乾坤亦只为当时两宋之世，终此儒运亦只如说话著书之道学而已，岂不堪为圣道生民长叹息乎！粗陈一二，望先生静眼一辨，及时发明前二千年之故道，以易后二千年之新辙，则斯道幸甚，斯民幸甚！临楮南望，不胜想慕战惧交集之至！某再拜言。 　　上太仓陆桴亭先生书 　　某闻气机消长否泰，天地有不能自主，理数使然也；方其消极而长，否极而泰，天地必生一人以主之，亦理数使然也。然粤稽孔、孟以前，天地所生以主此气机者，率皆实文、实行、实体、实用，卒为天地造实绩，而民以安，物以阜。虽不幸而君相之人竟为布衣，亦必终身尽力于文、行、体、用之实，断不敢以不尧、舜不禹、皋者苟且于一时虚浮之局，高谈袖手，而委此气数，置此民物，听此天地于不可知也；亦必终身穷究于文、行、体、用之实，断不敢以惑异端、背先哲者肆口于百喙争鸣之日，著书立说，而误此气数，坏此民物，负此天地于不可为也。 　　自汉、晋泛滥于章句，不知章句所以传圣贤之道而非圣贤之道也；竞尚乎清谈，不知清谈所以阐圣贤之学而非圣贤之学也。因之虚浮日盛，而尧、舜三事、六府之道，周公、孔子六德、六行、六艺之学，所以实位天地，实育万物者，几不见于乾坤中矣。迨于佛、老昌炽，或取天地万物而尽空之，一归于寂灭，或取天地万物而尽无之，一归于升脱，莫谓日月、星辰、山川、草木、鸟兽、虫鱼、人伦、世故举为道外，并己身之耳、目、口、鼻、四肢皆视为累碍赘余矣，哀哉！倘于此有尧、舜、周、孔，固必回消为长，转否为泰矣。即不然，或如端、言、卜、仲、二冉之流，亦庶几衍道脉于不坠，续真宗于不差，而长泰终有日也。奈何赵氏运中，纷纷跻孔子庙庭者，皆修辑注解之士，犹然章句也；皆高坐讲论之人，犹然清谈也！甚至言孝、弟、忠、信如何教，气禀本有恶，其与老氏以礼义为忠信之薄，佛氏以耳、目、口、鼻为六贼者相去几何也！ 　　故仆妄论宋儒，谓是集汉、晋、释、老之大成者则可，谓是尧、舜、周、孔之正派则不可。然宋儒，今之尧、舜、周、孔也。韩愈辟佛，几至杀身，况敢议今世之尧、舜、周、孔者乎！季友著书驳程、朱之说，发州决杖，况敢议及宋儒之学术、品诣者乎！此言一出，身命之虞所必至也。然惧一身之祸而不言，委气数于终误，置民物于终坏，听天地于终负，恐结舌安坐，不援沟渎，与强暴、横逆内人于沟渎者，其忍心害理不甚相远也。 　　某为此惧，著存学一编，申明尧、舜、周、孔三事、六府、六德、六行、六艺之道，大旨明道不在诗书章句，学不在颖悟诵读，而期如孔门博文、约礼、身实学之，身实习之，终身不懈者。著存性一编，大旨明理、气俱是天道，性、形俱是天命，人之性命、气质虽各有差等，而俱是此善；气质正性命之作用，而不可谓有恶，其所谓恶者，乃由“引、蔽、习、染”四字为之崇也。期使人知为丝毫之恶，皆自玷其光莹之本体，极神圣之善，始自充其固有之形骸。 　　但孔、孟没后二千年无人道此理，而某独异，又惴惴焉恐涉偏私自是，诽谤先儒；将舍所见以苟就近世之学，而仰观三代圣贤又不如此。二念交郁，罔所取正。一日游祁，在故友刁文孝座，闻先生有佳录，复明孔子六艺之学，门人姜姓在州守幕实笥之，欢然如久旱之闻雷，甚渴之闻溪，恨不即沐甘霖而饮甘泉也。曲致三四，曾不得出。然亦幸三千里外有主张此学者矣，犹未知论性之相同也。既而刁翁出南方诸儒手书，有云，“此间有桴亭者，才为有用之才，学为有用之学，但把气质许多驳恶杂入天命，说一般是善，其性善图说中有‘人之性善正在气质，气质之外无性’等语；殊新奇骇人！”乃知先生不惟得孔、孟学宗，兼悟孔、孟性旨，已先得我心矣。当今之时，承儒道嫡派者，非先生其谁乎！所恨家贫亲老，不得操杖亲炙，进身门下之末。兹乘彭使之便，奉尺楮请教，祈以所著并高弟孰长礼、乐，孰长射、书，孰为体用兼优，不惜示下，使聋瞽之子得有所景仰尊奉。倘有寸进，真一时千载也！山河隔越，不能多寄，仅以性、学编各一纸，日记第十卷中摘一页呈正，不胜南望恺切想慕之至！ 　　学辨一 　　性亦须有辩，因吾友法干王子一言，彻底无纤毫龃龉，莫有能发吾意者，遂有待。今存学之说，将偕吾党身习而实践之，易静坐用口耳之习，为手足频拮据之业，非存性空谈之比。虽贤者不能无顾惜故窠、惮于变革之意，幸相举辩难，不厌反复。予撮其大略如左，病中亦多遗脱，不能尽述也。 　　己酉十一月二十六日，予抱病，复患足疮，不能赴学，惟坐卧榻，誊存学稿。闻王子来会，乃强步至斋，出所誊以质王子。甫阅一叶，遽置之几，盛为多读书之辨。 　　予曰：“人之精神无多，恐诵读消耗，无岁月作实功也。倘礼乐娴习，但略阅经书数本，亦自足否？”王子曰：“诵读不多，出门不能引经据传，何以服人？”予曰：“尧、舜诸圣人所据何书？且经传，施行之证佐；全不施行，虽证佐纷纷，亦奚以为？今存学之意若行，无论朝廷、宗庙，即明伦堂上，亦将问孰娴周旋，孰谙丝竹，孰射贤，孰算胜，非犹是称章比句之乾坤矣。且吾侪自视虽陋，倘置身朝堂，但忧无措置耳，引经据传，非所忧也。”王子曰：“射御之类，有司事，不足学。须当如三公坐论。”予曰：“人皆三公，孰为有司？学，正是学作有司耳。辟之于医，黄帝素问、金匮、玉函，所以明医理也，而疗疾救世，则必诊脉、制药、针灸、摩砭为之力也。今有妄人者，止务览医书千百卷，熟读详说，以为予国手矣，视诊脉、制药、针灸、摩砭以为术家之粗，不足学也。书日博，识日精，一人倡之，举世效之，岐、黄盈天下，而天下之人病相枕、死相接也，可谓明医乎？愚以为从事方脉、药饵、针灸、摩砭，疗疾救世者，所以为医也，读书取以明此也。若读尽医书而鄙视方脉、药饵、针灸、摩砭，妄人也，不惟非岐、黄，并非医也，尚不如习一科、验一方者之为医也。读尽天下书而不习行六府、六艺，文人也，非儒也，尚不如行一节、精一艺者之为儒也。 　　王子曰：“栋梁材自别，岂必为檩榱哉？”予曰：“栋梁亦自拱把尺寸长成，成时亦有皮干枝叶。世岂有浑成栋梁哉？”王子曰：“艺学到精熟后，自见上面。幼学岂能有所见？”余曰：“幼学但使习之耳。必欲渠见，何为哉？”王子曰：“不见上面，何与心性？”余曰：“不然。即如夫子使阙党童子将命，使之观宾主接见之礼，有下于夫子客至，则见客求教尊长悚敬气象；有班于夫子或尊于夫子客至，则见夫子温、良、恭、俭、让，侃侃、訚訚气象。此是治童子耳目乎，治童子心性乎？故六艺之学，不待后日融会一片，乃自童龆即身心、道艺一致加功也。且既令渠习见无限和敬详密之理，岂得谓无所见！但随所至为浅深耳。讲家解一贯章，有谓曾子平日用功皆是贯中之一，今日夫子教以从一而贯。夫用功于贯中之一，是夫子所以教三千人者也，岂得曰‘六艺非心性’也？” 　　王子曰：“礼乐自宜学，射御粗下人事。”余曰：“贤者但美礼乐名目，遂谓宜学，未必见到宜学处也；若见到，自不分精粗。喜精恶粗，是后世所以误苍生也。”王子曰：“第见不足为，若为，自是易事。”余曰：“此正夫子所谓‘智者过之’。且昔朱子谓‘要补填，实是难’，今贤弟又谓‘易’。要之，非主难，亦非主易，总是要断尽实学，不去为耳！”王子大笑。予曰：“李晦翁年逾五旬，勤力下学，日与弟子拈矢弯弓，甚可钦也！”王子曰：“晦夫叔尝言，‘射为男子事，何可不习！’余曰：“宋、元来儒者却习成妇女态，甚可羞。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即为上品矣。岂若真学一复，户有经济，使乾坤中永享治安之泽乎！”王子曰：“六艺之学，诚有功于乾坤。”予曰：“不但尔也。子产云，历事久，取精多，则魂魄强。今于礼乐、兵农无不娴，即终身莫之用而没，以体用兼全之气还于天地，是谓尽人道而死，故君子曰终。故曰学者，学成其人而已，非外求也。”王子又笑。 　　予曰：“此学终无行日矣。以贤弟之有志，且深信予，又入朱学未深，似无可恋惜，而犹难挽回如此，况彼已立崖岸者乎！”因复取首数篇进曰：“幸终观之！”王子阅毕，喟然曰：“孔子是教天下人为臣为子，若都袖手高坐作君父，天下事叫谁办哉！”抚卷叹息久之。余曰：“某急就三存编，以为天生某，使复明此学而已，非身见之材也。欲进之孙征君，借以回天下。”王子曰：“人自为耳。何必伊！”予曰：“天生材自别。伊尹圣之任，夏季之民如在水火，何不出而延揽豪杰，自为奉天救民之举，必待成汤之三聘乎？张良志复韩仇，亦尝聚众百余，何不决于自为而终属沛公乎？盖天生王者，其气为主持世统之气，乃足系属天下，非其人不与也。儒者教世，何独不然！是其人也，天下附之；非其人也，学即过人，而师宗不立。如龙所至则气聚成云，否则不可强也，况愚之庸陋不足数乎！自料只可作名教中一董三老耳。”王子辞行。 　　越十日，予病痊，往会王子。因论风言复闰十二月，有诸？王子曰：“此间亦颇闻。”予曰：“噫！岂非学术不明，吾儒误于空言，无能定国是者乎！使吾党习谙历象，何以狐疑如此！”因言帝尧命羲、和，教以钦天授时及考验推步之法，尧盖极精于历。因言帝王设官分职，未有不授以成法者。尧命司徒，授以匡、直、劳、来等法，舜命士师，授以五刑、五服、五流、五宅等法，命典乐，授以直温、宽栗等理及依永和声、无相夺伦等法，成王置农官，授以钱镈、铚艾、耕耦等法。观命官之典，厘成之诗，是君父亦未有不知六府、六艺之学者，则袖手高坐，徒事诵读，固非所以为臣子，亦岂所以作君父哉！ 　　学辨二 　　又越旬，王子来会，复曰：“周公制礼作乐，且以文、武之圣开之，成、康之贤继之，太、召、君陈辈左右之，亦不百年而穆王乱；迨东迁而周不可问矣。汉、唐、宋、明不拘古法，亦定数百年之天下，何歉于三代哉？”予曰：“汉、唐后之治道，较之三代，盖星渊不可语也，吾弟未之思耳。吾弟但见穆、平之衰而未实按其列国情势民风也。吾兹不与贤弟论三代盛时。且以春秋之末，其为周七百年矣，只义姑存鲁、展禽拒齐二事，风俗之美，人材之盛，鲁固可尚也；齐乃以妇人而旋师，闻先王命而罢战。由此以思，当日风俗人心，岂汉、唐后所可仿佛哉？” 　　王子曰：“终见艺学粗，奈何？”予曰：“此乃不知止耳。观大学言明亲即言止至善，见道为粗，是不知至善之止也。故曰‘知止而后有定’。”王子乃欢忻鼓舞曰：“昨子产一段，已深悚我心。自今日当务精此学，更无疑矣。”因述乃父命计田数不清。予曰：“计亩，人以为琐事矣。然父命而不清，非不能为子之一乎？”王子曰：“无大无小，无不习熟，固也。弟昨言栋梁材，兄不以为然。恐天下自有可大不可小之材，如庞士元非百里材，曾子教孟敬子持大体，非乎？”予曰：“孔子乘田、委吏，无不可为。若位不称材，便酣惰废事，此自豪士之态，非君子之常也。孟敬子当时已与鲁政，乃好理琐小，故曾子教以所贵道三，岂可以此言便谓笾豆之事不宜学乎！况当时学术未失，家臣庶士无不能理事者，第忧世胄骄浮不能持大体耳。能持大体，凡事自可就也。” 　　王子曰：“博学乃古人第一义。易云‘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德’，子路曰‘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可见古人读书，诵读亦何可全废？”予曰：“周公之法，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岂可全不读书！但古人是读之以为学，如读琴谱以学琴，读礼经以学礼。博学之，是学六府、六德、六行、六艺之事也。只以多读书为博学，是第一义已误，又何暇计问、思、辨、行也？”王子行。 　　越一日，予过其斋。王子曰：“连日思乐能涤人滓渣。只静敬以求惩忿窒欲，便觉忿欲全无，不时却又发动；不如心比声律，私欲自化也。”余曰：“噫，得之矣！某谓心上思过，口上讲过，书上见过，都不得力，临事时依旧是所习者出，正此意也。夫礼乐，君子所以交天地万物者也，位育著落，端在于此。古人制舞而民肿消，造琴而阴风至，可深思也。” 　　王子又问：“道问学之功，即六艺乎？”予曰：“然。”又问：“如何是尊德性？”予未答。又问：“如何是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盖因程、朱好语上，王子欲证语上之为是也。予曰：“离下无上。明德、亲民、尊德性，道问学，只是此事，语上人皆上，语下人皆下。如洒扫应对，下也，若以语上人，便见出敬；弦指徽律，下也，若以语上人，便见出和。某昨童子将命一段，正是道艺一致，耳目性情一滚做也。”王子怃然曰：“至言！”予曰：“此亦就贤弟之问为言耳。其实上有上，下有下，上下精粗皆尽力求全，是谓圣学之极致矣。不及此者，宁为一端一节之实，无为全体大用之虚。如六艺不能兼，终身止精一艺可也；如一艺不能全，数人共学一艺，如习礼者某冠昏，某丧祭，某宗庙，某会同，亦可也。夫吾辈姿质，未必是中人以上，而从程，朱倒学，先见上面，必视下学为粗，不肯用力矣。”王子曰：“‘下学而上达’，孔子定法，乌容紊乎哉！” 　　存学编卷二 　　性理评 　　程子曰：“邢明叔明辨有才气，其于世务练习，盖美才也。晚溺于佛，所谓‘日月至焉而已’者，岂不惜哉！”　　朱子云：“程子死后，其高弟皆流于禅。”岂知程子在时已如此乎！盖吾儒起手便与禅异者，正在彻始彻终总是体用一致耳。故童子便令学乐舞勺。夫勺之义大矣，岂童子所宜歌！圣人若曰，自洒扫应对以至参赞化育，固无高奇理，亦无卑琐事。故上智如颜、贡，自幼为之，不厌其浅而叛道；粗疏如陈亢，终身习之，亦不至畏其难而废学。今明叔才气明辩，练达世务，诚为美才。但因程子不以六艺为教，初时既不能令明叔认取其练习世务莫非心性，后又无由进于位育实具，不见儒道结果。回视所长者不足恋，前望所求者无所得，便觉无意味，无来由，乌得不莫之御而入于禅也！犹吾所谓明帝之好佛，非明帝之罪，而李躬、桓荣之罪也。 　　夫“日月至焉”，乃吾夫子论诸贤不能纯仁分寸也。当时曾子、子贡之流，俱在其中。乃以比明叔之溺佛，程子不亦易言乎！ 　　明道谓谢显道曰：“尔辈在此相从，只是学某言语，故其学，心与口不相应。盍若行之！”请问焉。曰：“且静坐。” 　　伊川每见人静坐，便叹其善学。　　因先生只说话，故弟子只学说话，心口且不相应，况身乎，况家国天下乎！措之事业，其不相应者多矣。吾尝谈天道、性命，若无甚捍格，一著手算九九数辄差。王子讲冠礼若甚易，一习初祝便差。以此知心中醒，口中说，纸上作，不从身上习过，皆无用也。责及门不行，彼既请问，正好教之习礼习乐，却只云“且静坐”。二程亦复如是，噫！虽曰不禅，吾不信也。 　　武夷胡氏曰：“龟山天资夷旷，济以问学，充养有道，德器早成。积于中者纯粹而宏深，见于外者简易而平淡。闲居和乐，色笑可亲；临事裁处，不动声色。与之游者，虽群居终日，嗒然不语，饮人以和，而鄙吝之态自不形也。推本孟子性善之说，发明中庸、大学之道。有欲知方者，为指其攸趋，无所隐也。当时公、卿、大夫之贤者，莫不尊信之。”又曰：“先生造养深远，烛理甚明，混迹同尘，知之者鲜。行年八十，志气未衰，精力少年殆不能及。朝廷方向意儒学，日新圣德，延礼此老，置之经筵，朝夕咨访，裨补必多。至如裁决危疑，经理世务，若烛照数计而龟卜也！”　　无论其他，只“积于中者纯粹而宏深”一语，非大贤以上能之乎？其中之果纯粹与否，宏深与否，非仆所知。然朱子则已讥其入于禅矣，禅则必不能纯粹宏深，纯粹宏深则必不禅也。至混迹同尘气象，五经、论、孟中未之见。非孟子所谓同流合污者乎？充此局以想，夷旷、简易、平淡、和乐、可亲诸语，恐或皆孟子所状乡原光景也。 　　陈氏渊曰：“伊川自涪归，见学者凋落，多从佛教，独龟山先生与谢丈不变。因叹曰：‘学者皆流于异端矣！惟有杨、谢二君长进。’”　　尝观孔子殁，弟子如丧父母，哀恸无以加矣；又为之备礼营葬，送终无以加矣；又皆庐其墓三年，惓恋无以加矣；余情复见于同门友之不忍离，相向而哭皆失声。其师弟情之笃而义之重，盖如此也。迄后有宋程、朱两门，以师弟著于乾坤，不惟自任以为真继孔子之统，虽当时及门亦以为今之孔子矣，后世景仰亦谓庶几孔门师弟矣。而其殁也，不过一祭一赞，他无闻焉。仆存此疑于心久矣，亦谓生荣死哀之状必别有记载，寡陋未之见耳。殊不意伊川生时，及门已如此其相负也！涪之别也，日月几何，而遽学者凋落，相率而从于佛也！又孰知所称杨、谢不变者，下梢亦流于禅也！然则真承程子之统者谁也？非因二程失古圣教人成法，空言相结之不固，不如实学之相交者深乎！抑程门弟子之从佛，或亦其师夙昔之为教者去佛不远也。程子辟佛之言曰：“弥近理而大乱真。”愚以为非佛之近理，乃程子之理近佛也。试观佛氏立教，与吾儒之理，远若天渊，判若黑白，反若冰炭，其不相望也，如适燕适越之异其辕，安在其弥近理也！孟子曰：“治人不治，反其智。”伊川于此徒叹学者之流于异端，而不知由己失孔子之教，亦欠自反矣。 　　问：“龟山晚年出，是不可晓。其召也以蔡京，然在朝亦无大建白。”朱子曰：“以今观之，则可以追咎当时无大建白。若自己处之，不知当时所当建白者何事。”或云：“不过择将相为急。”曰：“也只好说择将相固是急，然不知当时有甚人可做。当时将只说种师道，相只说李伯纪，然固皆尝用之矣。又况自家言之，彼亦未必见听，据当时事势亦无可为者，不知有大圣贤之材何如耳。”　　当时所称大儒如龟山者，既自无将相材，又无所保举。异世后追论，亦无可信之人，不过种、李二公而已。然则周、程、张、邵棺木尚新，其所成之人材皆安在哉？世有但能谈天说性，讲学著书，而不可为将相之圣贤乎！　　或言“择将相为急”，何不曰“当时龟山便是好将相，惜未信用”，乃但云“也只好说择将相”，盖身分亦有所不容诬也。噫！儒者不能将，不能相，只会择将相，将相皆令何人做乎？末又云“当时事势亦无可为者，不知有大圣贤之材何如耳”。是明将经济时势让与圣贤做，尚得谓之道学乎？至于李公字行，种公名呼，此朱子重文轻武不自觉处。其遗风至今日，衣冠之士羞与武夫齿，秀才挟弓矢出，乡人皆惊，甚至子弟骑射武装，父兄便以不才目之。长此不返，四海溃弱，何有已时乎？独不观孔门无事之时，弓矢、剑佩不去于身也，武舞干戚不离于学也！身为司寇，堕三都，会夹谷，无不尚武事也。子路战于卫，冉、樊战于齐，其余诸贤气象皆可想也。学丧道晦，至此甚矣！孔门实学，亦可以复矣！ 　　问：“龟山当时何意出来？”曰：“龟山做人也苟且，是时未免禄仕，故乱就之”云云。问：“或者疑龟山为无补于世，徒尔纷纷，或以为大贤出处不可以此议，如何？”曰：“龟山此行固是有病，但只后人又何曾梦到他地位在！惟胡文定以柳下惠‘援而止之而止’比之，极好。”　　余尝谓宋儒是理学之时文也。看朱子前面说“龟山做人苟且，未免禄仕，故乱就之”，此三语抑杨氏于乡党自好者以下矣。后面或人说“大贤出处不可议”，又引胡氏之言比之柳下惠，且曰“极好”；又何遽推之以圣人哉？盖讲学先生只好说体面话，非如三代圣贤，一身之出处，一言之抑扬，皆有定见。龟山之就召也，正如燕雀处堂，全不见汴京亡，徽、钦虏；直待梁折栋焚而后知金人之入宋也。朱子之论龟山，正如戏局断狱，亦不管圣贤成法，只是随口臧否。驳倒龟山以伸吾识，可也；救出龟山以全讲学体面，亦可也。 　　上蔡为人英果明决，强力不倦，克己复礼，日有课程。所著论语说及门人所记遗语，行于世。　　要推尊上蔡，便言其“克己复礼，日有课程”。后面要说程门诸人见皆不亲切之故，又言是“无头无尾，不曾尽心”，毋乃自相矛盾乎？此处殊令人疑。 　　上蔡直指穷理居敬为入德之门，最得明道教人之纲领。　　朱子称“上蔡直指穷理居敬为入德之门，最得明道教人纲领”，仆以为此四字正诸先生所以自欺而自误者也。何也？“穷理居敬”四字，以文观之甚美，以实考之，则以读书为穷理功力，以恍惚道体为穷理精妙，以讲解著述为穷理事业，俨然静坐为居敬容貌，主一无适为居敬工夫，舒徐安重为居敬作用。观世人之醉生梦死，奔忙放荡者，诚可谓大儒气象矣；但观之孔门，则以读书为致知中之一事。且书亦非徒占毕读之也，曰“为周南召南”，曰“学诗”、“学礼”，曰“学易”、“执礼”，是读之而即行之也。曰“博学于文”，盖诗、书六艺以及兵农、水火在天地间灿著者，皆文也，皆所当学之也。曰“约之以礼”，盖冠婚、丧祭、宗庙、会同以及升降周旋，衣服饮食，莫不有礼也，莫非约我者也。凡理必求精熟之至，是谓“穷理”；凡事必求谨慎之周，是谓“居敬”。上蔡虽贤，恐其未得此纲领也。不然，岂有“居敬穷理”之人而流入于禅者哉！ 　　明道以上蔡诵读多记为玩物丧志，盖谓其意不是理会道理，只是夸多斗靡为能。若明道看史不差一字，则意思自别。此正为己为人之分。　　谢良佐记问甚博，明道谓之曰：“贤却记得许多，可谓玩物丧志。”良佐身汗面赤。明道曰：“此便是恻隐之心。”可见大程学教犹不靠定书本。仆掀阅至此，悚然起敬，以为此正明道优于伊川、紫阳处，又未尝不爱谢公之有志也。使朱子读此亦为之汗身赤面则善矣；乃曲为之说，谓渠是夸多斗靡，不是理会道理，又引程子看史事证之，总是不欲说坏记诵一道，恐于己读尽天下书之志有妨也。不知道理不专在书本上理会；贪记许多以求理会道理，便会丧志，不得以程子看史一字不差相混也。 　　问：“上蔡说横渠以礼教人，其门人下梢头低，只溺于刑名、度数之间，行得来因无所见处，如何？”曰：“观上蔡说得偏了，这都看不得礼之大体，所以都易得偏。如上蔡说横渠之非，以为欲得正容谨节，这是自好，如何废这个得！如专去理会刑名、度数固不得，又全废了这个也不得。”　　宋儒胡子外，惟横渠之志行井田，教人以礼，为得孔、孟正宗。谢氏偏与说坏，讥“其门人下梢头低，溺于刑名、度数”，以为横渠以礼教人之流弊。然则教人不当以礼乎？谢氏之入禅，于此可见。二程平昔之所以教杨、谢诸公者，于此可想矣。玩“行得来因无所见”一语，横渠之教法真可钦矣。“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此圣贤百世不易之成法也。虽周公、孔子，亦只能使人行，不能使人有所见；功候未到，即强使有所见，亦无用也。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道者，众也。”此固叹知道之少，而吾正于此服周公、孔子流泽之远也。布三重以教人，使天下世世守之，后世有贤如孟子者得由行习而著察，即愚不肖者亦相与行习于吾道之中，正中庸所谓“行而世为天下法”，历八百年而犹在，几百余年而未衰。此周公、孔子之下梢头原如是其低也，而其上梢头亦未尝高。制礼作乐，遵行遍天下，而周公之心，虽亲贤之召公不尽知也。博文约礼，服习遍三千，而一贯之秘，虽聪颖之端木未之闻也。相随半生，尚以“多学而识”认夫子，然则未闻性道之前，端木子与三千人不同以文礼为道乎？则横渠之门人，即使皆认刑名、度数为道，何害也！朱子既见谢氏之偏而知横渠之是，即宜考古稽今，与门人讲而习之，使人按节文，家行典礼，乃其所也。奈何尽力诵读著述，耽延岁月！迨老而好礼，又只要著家礼一书，屡易稿始成，其后又多自嫌不妥，未及改正而没，其门人杨氏固尝代为致憾矣。考其实，及门诸公不知式型与否，而朱子家祠丧礼已多行之未当，失周公、孔子之遗意者矣。岂非言易而行难哉！ 　　尹彦明见伊川后，半年方得大学、西铭看。此意思好，也有病。盖且养他气质，淘潠去了那许多不好底意思，如学记所谓“未卜禘，不视学，游其志也”之意。此意思固好，然也有病者。盖天下有多少书，若半年间都不教他看一字，几时读得天下许多书？所以彦明终竟后来工夫少了。　　伊川虽失孔子学教成法，犹知不可遽语人以高深，犹知不全靠书册，故迟半年方与门人大学、西铭看。至朱子则必欲人读天下许多书，是将道全看在书上，将学全看在读上，其学教之法又不逮伊川矣。吾谓大学可即与看，若西铭，虽姿性聪敏者，再迟数年与看，未为晚也。 　　和靖涪州被召，祭伊川文云：“不背其师则有之，有益于世则未也。”因言：“学者只守得某言语，已自不易；少间又自转移了。”　　吾读甲申殉难录，至“愧无半策匡时难，惟余一死报君恩”，未尝不凄然泣下也！至览和靖祭伊川“不背其师有之，有益于世则未”二语，又不觉废卷浩叹，为生民怆惶久之！夫周、孔以六艺教人，载在经传，子罕言仁、命，不语神，性道不可得闻，予欲无言，博文约礼等语，出之孔子之言及诸贤所记者，昭然可考，而宋儒若未之见也。专肆力于讲读，发明性命，闲心静敬，著述书史。伊川明见其及门皆入于禅而不悟，和靖自觉其无益于世而不悟，甚至求一守言语者亦不可得，其弊不大可见哉！至于朱子追述，似有憾于和靖而亦不悟也。然则吾道之不行，岂非气数使之乎！ 　　问：“伊川门人如此其众，后来更无一人见得亲切。或云游、杨亦不久亲炙。”曰：“也是诸人无头无尾，不曾尽心在上面，也各家去奔走仕宦，所以不能理会得透。如邵康节从头到尾，极终身之力而后得之，虽其不能无偏，然就他这道理，所谓成而安矣。如茂叔先生资禀便较高，他也去仕宦，只他这所学，自是合下直到，所以有成。某看来，这道理若不是拚生尽死去理会，终不得解。”　　伊川门人甚众，后更无一人见之亲切，非因伊川所教诸人所学俱失孔子实学之故乎！朱子乃云“是诸人无头无尾，不曾尽心在上面”，试观游、杨、谢、尹诸公，果是“无头无尾，不曾尽心”者乎？又云“各去奔走仕宦，所以不能理会透；康节极终身之力而后有得；茂叔亦去仕宦，只他资禀高，合下直到”；然则必欲人不仕宦，不作事，终身只在书室中，方可得道乎？ 　　与叔文集，煞有好处，他文字极是实；说得好处，如千兵万马，饱腾伉壮。上蔡虽有过当处，亦自是说得透。龟山文字却怯弱，似是合下会得易。游、杨、谢诸公当时已与其师不相似，却似别一家。谢氏发明得较精彩，然多不稳贴。和靖语却实，然意短，不似谢氏发越。龟山语录与自作文不相似，其文大段照管不到；前面说如此，后面又都反了，缘他只依傍语句去，皆不透。龟山年高，与叔年四十七，他文字大纲立得脚来健，多有处说得好又切，若有寿，必然进。游定夫学无人传，无语录。　　如何只论人文字言语长短，语录有无，非失圣门学宗，不实用功于明亲，故无实事可称举乎？今有人议诸先生专在文字言语用功，或云只在言语文字论人品，必至群相哗之曰，“彼大儒，不止是也。”乃考其实则竟如此！较欧、苏诸公，但多讲论性道之语，内地静敬之功耳。试想三代前君臣奖赞，师弟叙述，或后人论断前圣贤，曾有此口吻比例否？噫！恐不啻冰玉之相悬也！ 　　上蔡之学，初见其无碍，甚喜之。后细观之，终不离禅的见解。　　予于程朱、陆王两派学宗正如是。 　　龟山未见伊川时，先看庄、列等文字。后来虽见伊川，然而此念熟了，不觉时发出来。游定夫尤甚，罗仲素时复亦有此意。　　圣人教人六艺，正使之习熟天理。不然，虽谆谆说与无限道理，至吃紧处依旧发出习惯俗杂念头。 　　一日，论伊川门人，云“多流入释、老”。陈文蔚曰：“只是游定夫如此，恐龟山辈不如此。”曰：“只论语序便可见。”　　朱子论游、杨入释、老处不知何指，但既废尧、舜，周、孔六府、六艺之学，则其所谓不入释、老者又果何指也！仆尝论汉人不识儒，如万石君家法，真三代遗风，不以儒目之；则其所谓儒，只是训诂辞华之流耳。今观朱门师弟一生肆力文字光景，恐或不免为游、杨所不屑也。 　　看道理不可不仔细。程门高弟如谢上蔡、游定夫、杨龟山辈，下梢皆入禅学去。必是程先生当初说得高了，他们只目卓见上截，少下面著实功夫，故流弊至此。　　仆意朱子未觉程门教法之失，既觉而复蹈之，何也？倘因此便返于实学，岂非吾道之幸哉！“下面著实功夫”，是何物乎？将谓是静敬乎？程门诸子固已力行之矣。将谓是礼、乐、射、御、书、数之属乎？朱子已云补填难，姑不为之矣。将谓是庸德庸言乎？恐礼、乐、射、御、书、数所以尽子、臣、弟、友之职者既不为，又何者是其不敢不勉者乎？考其与及门日征月迈者，则惟训解经传，纂修书史，死生以之。或其所谓“下面著实功夫”者，未必是孔子所云“下学”也。 　　韩退之云：“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门弟子不能遍观而尽识也，故学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此说甚好。看来资质定了，其为学也只就他资质所尚处添得些小好而已。所以学者贵公听并观，求一个是当处，不贵徒执己自用。今观孔门诸子，只除颜、曾之外，其他说话便皆有病。　　平日讲学主变化气质，此处却云，“其为学也只就资质所尚处添些小好而已。”盖诸先生认气质有恶，不得不说变化，此处要说诸贤各得其性之所近，故又说“气质已定，只添些小好”。且下云“学贵公听并观，求一个是当”，如果有此妙法，而诸贤徒执己见求之，固可憾矣；乃吾夫子亦不为之一指点也，何朱先生之大智而圣门师弟之大愚乎？则朱子所见之道与所为之学、所行之教，与圣门别是一家，明矣！至于求诸贤之短，又何不著实体验诸贤之造诣何如，吾辈较之何如，乃只论其说话有病无病乎？仆谓不惟七十子之品诣非可轻议，便是二千九百余人，既经圣人陶镕，亦不易言也。自战国横议后，重以秦人之焚坑，汉儒之训诂，魏、晋之清谈，历代之佛、老，宋、元之讲读，而七十子之身分久不明于世矣。吾尝谓孔子如太阳当空，不惟散宿众星不显其光，即明月五星亦不出色，若当下旬之夜，一行星炯照，四国仰之如太阳然矣。故孔子奠楹后，群推有子为圣人，西河又推卜子为圣人。当时七十子身通六艺，日月至仁，倘有一人出于后世，皆足倡学一代，使人望为圣人，非周、程以下诸先生所可比也。近法干王子有言：“后儒稍有不纯，议庙典者动言黜退。圣门如冉求之聚敛，宰予之短丧，何可从祀？”予曰：“贤弟未之思耳。冉有固有亏欠处，其学却实。如此案即缺一角，仍是有用之巨器，岂可舍也！故圣门一推政事之科，一在言语之列，不比后人虚言标榜，书本上见完全也。”王子曰：“然。” 　　延平李氏曰：“罗先生性明而修，行全而洁；充之以广大，体之以仁恕；精深微妙，多极其至。汉、唐诸儒无近似者。”　　又是一圣人！宋固多圣人乎？ 　　陈氏协曰：“先生可谓有德有言之隐君子矣！李公侗传其学。公殁之后，既无子孙，及其遗言不多见于世。嘉定七年，郡守刘允济始加搜访，得公所著遵尧录八卷，进之于朝。其书四万言，大要谓艺祖开基，列圣继统，若舜、禹遵尧而不变。至元丰改制，皆自王安石作俑，创为功利之图，浸致边疆之侮。是其畎亩不忘君之心，岂若沮、溺辈索隐行怪之比耶！”　　元祐、元丰之狱，迄无公论。要之荆公之欲强宋本是，而术未尽善。苟安者竞为敌，洪水罔绩，遂咎崇伯。然使即任濂、洛群哲，恐亦如四岳群牧无如洪水何，未是神禹也。 　　周氏坦曰：“观先生在罗浮山静坐三年，所以穷天地万物之理，切实若此。”　　原来是用此功，岂不令孔子哀之乎！但凡从静坐读书中讨来识见议论，便如望梅画饼，靠之饥食渴饮不得。 　　朱子曰：“李延平先生屏居山里，结茅水竹之间，谢绝世故四十余年，箪瓢屡空，怡然自得。”　　试观孔子前有“谢绝世故”之道学乎？ 　　先生从罗仲素学，讲读之余，危坐终日，以验夫喜怒哀乐未发之前气象为何如，而求所谓中者。若是者盖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真有在乎是也。　　昔孔门固有讲诵，乃诵其所学，讲其所学。如诵三代之礼、讲三代之礼以学礼，诵乐章，讲乐器、乐音、乐理以学乐，未有专以讲诵为学者。至于危坐终日以验未发气象为求中之功，尤孔子以前千圣百王所未闻也。今宋家诸先生，讲读之余，继以静坐，更无别功，遂知天下之大本真在乎是。噫！果天下之大本耶，果天下之理无不自是出耶？何孔门师弟之多事耶！ 　　先生资禀劲特，气节豪迈；而充养纯粹，无复圭角。精纯之气，达于面目，色温言厉，神定气和。语默动静，端详闲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居恂恂，于事若无可否。及其应酬事变，断以义理，则有截然不可犯者。 　　先生之道德纯备，学术通明，求之当时，殆绝伦比。然不求知于世，而亦未尝轻以语人，故上之人既莫之知，而学者亦莫之识，是以进不获行于时，退未及传之于后。而先生方且玩其所安乐者于畎亩之中，悠然不知老之将至。盖所谓“依乎中庸，遁世不见知而不悔”者，先生庶几焉！　　合二段观之，则延平先生真一孔子矣。夫闻恶而信，闻善而疑者，小人也；仆即不肖，何忍以小人自居乎！但以唐、虞、三代之盛，亦数百年而后出一大圣，不过数人辅翼之。若尧、舜之得禹、皋，孔子之得颜、曾，直如彼其难，而出必为天地建平成之业，处亦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或身教三千以成天下之材，断无有圣人而空生之者。况秦、汉后千余年间，气数乖薄，求如仲弓、子路之辈不可多得，何独以偏缺微弱，兄于契丹，臣于金、元之宋，前之居汴也，生三四尧、孔，六七禹、颜；后之南渡也，又生三四尧、孔，六七禹、颜？而乃前有数圣贤，上不见一扶危济难之功，下不见一可相可将之材，两手以二帝畀金，以汴京与豫矣！后有数十圣贤，上不见一扶危济难之功，下不见一可相可将之材，两手以少帝付海，以玉玺与元矣！多圣多贤之世，而乃如此乎？噫！ 　　先生少年豪勇，夜醉，驰马数里而归。后来养成徐缓，虽行二三里路，常委蛇缓步，如从容室中也。问：“先生如何养？”曰：“先生只是潜养思索。他涵养得自是别，真所谓‘不为事物所胜’者。”　　孔子但遇可悯可敬，便勃然变色；忽而久，忽而速，似为事物所胜，乃是圣人。释氏父子兄弟亦不动心，可谓“不为事物所胜”，却是异端。 　　古人云“终日无疾言遽色”，他真个是如此。寻常人叫一人，一二声不至，则声必厉；先生叫之不至，不加于前也。寻常人去近处必徐行，出远处必行稍急；先生出近处也如此，出远处亦只如此。又如坐处壁间有字，某每尝亦须起头一看；若先生则不然，方其坐固不看也，若是欲看，则必起就壁下看之。其不为事物所胜，大率如此。　　行远不加急；叫人不至，声不加大；坐处有字，必不坐看；天地间岂有此理乎！莫谓“可以速则速，可以久则久”之孔子不如此，虽伯夷、柳下惠亦断非如此气象。 　　先生居处有常，不作费力事。　　只“不作费力事”五字，不惟赞延平，将有宋一代大儒皆状出矣。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天下事皆吾儒分内事；儒者不费力，谁费力乎！试观吾夫子生知安行之圣，自儿童嬉戏时即习俎豆、升降，稍长即多能鄙事，既成师望，与诸弟子揖让进退，鼓瑟，习歌，羽籥、干戚、弓矢、会计，一切涵养心性、经济生民者，盖无所不为也。及其周游列国，席不暇暖而辄迁，其作费力事如此，然布衣也。周公，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身为上公者也。而亦多材多艺，吐餔握发以接士，制礼作乐以教民，其一生作费力事又如此。此所以身当国钧，开八百之祚于宗周，其人材至末流，犹堪为五霸之用。虽为布衣，布散三千人于天下，维二百年之国脉，其士风之塌坏，犹足供七雄之用。故曰“儒者天地之元气”，以其在上在下，皆能造就人材，以辅世泽民，参赞化育故也。若夫讲读著述以明理，静坐主敬以养性，不肯作一费力事，虽曰口谈仁义，称述孔、孟，其与释、老之相去也者几何！ 　　先生厅屋书室，整齐潇洒，安物皆有常处。其制行不异于人。亦尝为任希纯教授延入学作职事，居常无甚异同，颓如也。真得龟山法门。　　当斯世而身任教授，焉得无甚异同乎，又焉得以“颓如也”为德容乎？其与龟山之混迹同尘，一矣。宜朱子称为“真得龟山法门”也。 　　问：“先生所作李先生行状，云‘终日危坐，以验夫喜怒哀乐之前气象为如何，而求所谓中者’，与伊川之说若不相似。”曰：“这处是旧日下的语太重。今以伊川之语格之，则其下功夫处亦有些子偏。只是被李先生静得极了，便自见得是有个觉处，不似别人。今终日静坐，只是且收敛在此，胜如奔驰。若一向如此，又似坐禅入定。”　　看朱子前日所言，丝毫未稳，皆不难自驳倒。若有人以不肖性辨及孔子教法进，必豁然改悟。恨吾生也晚，不获及门矣！静极生觉，是释氏所谓至精至妙者，而其实洞照万象处皆是镜花水月，只可虚中玩弄光景，若以之照临折戴则不得也。吾闻一管姓者，与吾友汪魁楚之伯同学仙于泰山中，止语三年。汪之离家十七年，其子往觅之，管能预知，以手画字曰：“汪师今日有子来。”既而果然。未几，其兄呼还，则与乡人同也。吾游北京，遇一僧敬轩，不识字，坐禅数月，能作诗，既而出关，则仍一无知人也。盖镜中花，水中月，去镜水则花月无有也。即使其静功绵延一生不息，其光景愈妙，虚幻愈深，正如人终日不离镜水，玩弄其花月一生，徒自欺一生而已，何与于吾性广大高明之体哉！故予论明亲有云：“明而未亲，即谓之明，非大学之明也。”盖无用之体，不惟无真用，并非真体也。有宋诸先生，吾固未敢量，但以静极有觉为孔子学宗，则断不敢随声相和也。 　　问：“延平先生何故验于喜怒哀乐未发之前而求所谓中？”曰：“只是要见气象。”陈后之曰：“持守良久，亦可见未发气象。”曰：“延平亦是此意。”又问：“此与杨氏于未发前体验者，异同何如？”曰：“这个亦有些病。那体验字是有个思量了，便是已发；若观时恁著意看，便是已发。”问：“此体验是著意观，只恁平常否？”曰：“此亦是以不观观之。”　　观此及前节，则宋儒之不为禅者鲜矣，而方且攻人曰“近有假佛、老之似以乱孔、孟之真者”。愚谓充此段之意，乃是假佛、老之真以乱孔、孟之似耳。 　　某旧见先生时，说得无限道理，也曾去学禅。先生云：“汝恁地悬空理会得许多，面前事却又理会不得？道亦无奇妙，只在日用间著实用工夫处理会，便自见得。”后来方晓得他说，故今日不至无理会耳。　　原来朱子亦曾学禅，宜其濯洗不净者，自贻伊戚矣！延平谓之曰，“汝悬空理会许多，而前却理会不得。”理会面前者，惟周公、孔子之道。朱子自言不至无理会，以今观之，日用间还欠理会。盖二先生之所谓“面前事”，较释氏之悬空而言耳。若二先生得周、孔而见之，其所以告之者，必仍如李先生之告朱先生也。 　　猗欤先生，果自得师。身世两忘，惟道是资。精义造约，穷深极微，冻解冰释，发于天机。乾端坤倪，鬼秘神彰，风霆之变，日月之光，爰暨山川，草木昆虫，人伦之至，王道之中，一以贯之，其外无余；缕析毫差，其分则殊。体用浑全，隐显昭融，万变并酬，浮云太空。仁孝友弟，洒落诚明，清通和乐，展也大成。婆娑丘林，世莫我知，优哉游哉，卒岁以嬉。　　前资禀劲特二段已极推崇，此祭文中写状，尤极酣浓不遗余力，延平虽贤，恐未能当之。昔吾寄书于友人任熙宇，因其长刀笔事，内有“萧、曹之才，兼慕孔、孟之道”二语，任答书云：“凡誉人失实，即是自己离道。仆之驽下，轻诬以萧、曹，即道兄须臾之离道。”予当时读至此，悚然若魂飞，惊愧无地，自谓与任老相交，得力于此书者不浅也。朱子何其见游、杨诸公之明而推其师之侈也！抑笃服之切，不觉其过情欤？乃于静坐之说，亦明不以为然，又可疑也。 　　朱子曰：“胡文定曰：‘岂有见理已明而不能处事者！’此语好。”　　见理已明而不能处事者多矣，有宋诸先生便谓还是见理不明，只教人明理。孔子则只教人习事，迨见理于事，则已彻上彻下矣。此孔子之学与程、朱之学所由分也。二论、家语中明明记载，岂可混哉！ 　　存学编卷三 　　性理评 　　延平谓朱子曰：“渠所论难处，皆是操戈入室。须从源头体认来，所以好说话。”　　“从源头体认”，宋儒之误也；故讲说多而践履少，经济事业则更少。若宗孔子“下学而上达”，则反是矣。 　　“渠初从谦开善处下功夫来，故皆就里面体认。今既论难，见儒者路脉，极能指其差误之处。自见罗先生来，未见有如此者。”　　朱子虽逃禅归儒，惜当时指其差误犹有未尽处。只以补填礼、乐、射、御、书、数为难，谓待理会道理通透，诚意正心后，方理会此等，便是差误。夫艺学，古人自八岁后即习行，反以为难，道理通透，诚意正心，乃大学之纯功，反以为易而先之，斯不亦颠倒矣乎！况舍置道理之材具、心意之作用，断无真通透、真诚正之理。即使强以其镜花水月者命之为通透诚正，其后亦必不能理会六艺。盖有三故焉：一者，游思高远，自以为道明德立，不屑作琐繁事。一者，略一讲习，即谓已得，未精而遽以为精。一者，既废艺学，则其理会道理、诚意正心者，必用静坐读书之功，且非猝时所能奏效。及其壮衰，已养成娇脆之体矣，乌能劳筋骨，费气力，作六艺事哉！吾尝目击而身尝之，知其为害之钜也。吾友张石卿，博极群书，自谓秦、汉以降二千年书史，殆无遗览。为诸少年发书义，至力竭偃息床上，喘息久之，复起讲，力竭复偃息，可谓劳之甚矣。不惟有伤于己，卒未见成起一才。比其时欲学六艺，何以堪也！祁阳刁蒙吉，致力于静坐读书之学，昼诵夜思，著书百卷，遗精痰嗽无虚日，将卒之三月前，已出言无声。元氏一士子，勤读丧明。吾与法干年二三十，又无诸公之博洽，亦病无虚日。虽今颇知愤恨，期易辙而崇实，亦惴惴恐其终不能胜任也。况今天下兀坐书斋人，无一不脆弱，为武士、农夫所笑者，此岂男子态乎！差毫厘而谬千里，不知谁为之崇也，噫！ 　　勉斋黄氏曰：“先生年十四，慨然有求道之志，博求之经传，遍交当世有识之士，虽释、老之学，亦必究其归趣。　　今世为学，须不见一奇异之书，但读孔门所有经传，即从之学其所学，习其所习，庶几不远于道。虽程、朱、陆、王诸先生语录，亦不可轻看，否则鲜不以流之浊而诬其源之清也。朱子少时，因误用功于释、老，遂沾其气味，而吾五百年有功于圣道之大儒，不能涤此歧途之秽，岂非宋、元来学者之不幸哉！　　余细玩朱子语录，亦有恍悟性学本旨处，但无如曾、孟者从旁一指，终不是判然出彼入此，故糊糊涂涂又仍归周、程所说。或曰：“悟学宗如是其难。吾子天资犹夫人也，而谓独明孔子学宗，吾滋惑矣。”予曰盖有由也。吾自弱冠遭家难，颇志于学，兼读朱、陆两派语录，后以心疾，无所得而萎塌。至甲辰，年三十，得交王子助予，遂专程、朱之学。乙巳丙午，稍有日进之势。丁未，就辛里馆，日与童子辈讲课时文，学遂退。至戊申，遭先恩祖妣大故，哀毁庐中，废业几年，忽知予不宜承重，哀稍杀。既不读书，又不接人，坐卧地炕，猛一冷眼，觉程、朱气质之说大不及孟子性善之旨，因徐按其学，原非孔子之旧。是以不避朱季友之罪而有存性、存学之说，为后二千年先儒救参杂之小失，为前二千年圣贤揭晦没之本源。倘非丁未废歇，戊申遭丧，将日征月迈，望程、朱而患其不及，又焉暇问其误否哉！ 　　至若求道而过者，病传注诵习之烦，以为不立文字，可以识心见性；不假修为，可以造道入德；守虚灵之识而昧天理之真，借儒者之言以文佛、老之说。学者利其简便，诋訾圣贤，捐弃经典，猖狂叫呶，侧辟固陋，自以为悟。　　此朱子极诋陆门之失处。然由孔门观之，则除“捐弃经典、猖狂叫呶”外，其他失处，恐亦朱门所不能尽免也。 　　其于读书也，必使之辩其音释，正其章句，玩其辞，求其意，研精覃思以究其所难，平心易气以听其所自得。然为己务实，辨别义利，毋自欺，谨慎独之戒，未尝不三致意焉，盖亦欲学者穷理反身而持之以敬也。从游之士，迭诵所习以质其疑，意有未喻，则委曲告之而未尝倦；问有未切，则反覆诫之而未尝隐。务学笃则喜见于言，进道难则忧形于色。讲论经典，商略古今，率至夜半。虽疾病支离，诸生问辩，则脱然沈疴之去体；一日不讲学，则惕然常以为忧。抠衣而来，远自川、蜀，文辞之传，流及海外。　　可惜先生苦心苦功，此半幅述之悉矣。试问如孔门七十子者，成就几人？天下被治平者几世？明行吾道而异端顿熄者几分？我夫子承周末文胜之际，洞见道之不兴，不在文之不详而在实之不修，奋笔删定繁文，存今所有经书，取足以明道，而学教专在六艺，务期实用。其与端木、言、卜诸子以下，最少言语，至于天道性命之言尤少，是以学者用功省而成就多。五季之世，武臣司政，诗书高阁，至宋而周、程诸儒出，掀精抉奥，鼓动一时，自谓快事。惟安定胡先生，独知救弊之道在实学不在空言，其主教太学也，立经义、治事斋，可谓深契孔子之心矣。晦庵先生，所宜救正程门末流之失而独宗孔子之经典，以六艺及兵农、水火、钱谷、工虞之类训迪门人，使通儒济济，泽被苍生，佛、老熄灭，乃其能事也。而区区章句如此，谓之何哉！ 　　至若天文、地志、律历、兵机，亦皆洞究渊微。文词、字画，骚人才士疲精竭神，尝病其难；至先生，未尝用意，而亦皆动中规绳，可为世法。　　天文、地志、律历、兵机数者，若洞究渊微，皆须日夜讲习之力，数年历验之功，非比理会文字可坐而获也。先生既得其渊微，奈何门人录记言行之详，未见其为如何用功也！况语及国势之不振，感慨以至泣下，亦悲愤之至矣。则当时所急，孰有过于兵机者乎！正宜诱掖及门，成就数士，使得如子路、冉有、樊迟者相与其事，则楚囚对泣之态可免矣。乃其居恒传心、静坐主敬之外无余理，日烛勤劳、解书修史之外无余功，在朝莅政，正心诚意之外无余言，以致乘肩舆而出，轻浮之子遮路而进厌闻之诮。虽未当要路，而历仕四朝，在外九考，立朝四旬，其所建白可概见也。莫谓孔、孟之暂效鲁、滕，可如子游、子贱、子路之宰邑光景否？故三代圣贤，躬行政绩多实征，近今道学，学问德行多虚语，则所谓“天文、地志、律历、兵机，洞究渊微”者，恐亦是作文字理会而已。 　　先生出，而自周以来圣贤相传之道，一旦豁然，如大明中天，昭晰呈露！”　　扬子云曰：“古者杨、墨塞路，孟子辞而辟之，廓如也！”韩子驳之云：“夫杨、墨行，正道废，孟子虽圣贤，不得位，空言无施，虽切何补！然赖其言，而今之学者尚知宗孔氏，崇仁义，贵王贱霸而已，其大经大法，皆亡灭坏烂。所谓存什一于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夫孟子辟杨、墨而杨、墨果熄，尊孔氏而孔氏果尊，崇仁义，贵王贱霸，而仁义果崇，王果贵，霸果贱。至大经大法，如班爵、班禄、井田、学校，王道所必举者，明则明，行则行，非后世空言之比，正子贡所称“贤者识其大者”。子云赞之一语颇易，文公议之。今朱子出，而气质之性参杂于荀、扬，静坐之学出入于佛、老，训诂繁于西汉，标榜溢于东京，礼乐之不明自若也，王道之不举自若也，人材之不兴自若也，佛之日昌而日炽自若也。实学不明，言虽精，书虽备，于世何功，于道何补！然赖其讲解，朝廷犹以四书、五经取士，周、孔之文不至尽没，有志于学者承袭其迹，以主敬静坐求道，不至尽奉释、道名号，与二家鼎峙而已。若问自周以来圣贤相传之道，则绝传久矣。黄氏遽谓“一旦豁然，如大明中天”，岂惟不足俟圣人于百世，恐后世有文人之雄如韩子者，亦不免其议也。 　　果斋李氏曰：“先生之道之至，原其所以臻斯域者无他焉，亦曰主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而敬者，又贯通乎三者之间，所以成始而成终也。故其主敬也云云，内则无二无适，寂然不动；外则俨然肃然，若对神明云云。其穷理也云云，字求其训，句索其旨云云。始以熟读，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继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自表而达里，自流而溯源，索其精微，若别黑白，辨其节目，若数一二云云，而后为有得焉。若乃立论以驱率圣言，凿说以妄求新意，或援引以相纠纷，或假借以相混惑云云，以为学者之大病，不痛绝乎此，则终无入德之期。盖自孔、孟以降千五百年之间，读书者众矣，未有穷理若此其精者也云云。及其理明义精，养深积盛，充而为德行，发而为事业云云。入而事君，则必思尧、舜其君，出以治民，则必以尧、舜其民。　　李氏此赞，体用兼该矣。仆不必详辩。但愿学者取朱子之主敬穷理与孔门一质对，取朱子之事业与尧、舜一质对，则其学宗之稍异判然矣。总之，于有宋诸先生，非敢苟求。但以宁使天下无学，不可有参杂佛、老章句之学，宁使百世无圣，不可有将就冒认标榜之圣，庶几学则真学，圣则真圣云尔。 　　言论风旨之所传，政教条令之所布，皆可为世法。而其‘考诸先圣而不谬，建诸天地而不悖，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则以订正群书，立为准则，使学者有所依据循守以入尧、舜之道，此其勋烈之尤彰明盛大者。　　“考诸先圣而不谬”等语何其大，而乃归之订正群书乎？夫朱子所以尽力于此与当时后世所以笃服于此者，皆以孔子删述故也。不知孔子是学成内圣外王之德，教成一班治世之材，鲁人不能用，又不能荐之周天子，乃出而周游，周游是学教后不得已处；及将老而道不行，乃归鲁删述以传世，删述又周游后不得已处。战国说客，置学教而学周游，是不知孔子之周游为孔子之不得已也。宋儒又置学教及行道当时，而自幼壮即学删述，教弟子亦不过是，虽讲究礼乐，亦只欲著书垂世，不是欲于吾身亲见之，是又不知孔子之删述为孔子之尤不得已也。况孔子之删述，是删去繁乱而仅取足以明道，正恐后人驰逐虚繁，失其实际也。宋儒乃多为注解，递相增益，不几决孔子之堤防而导泛滥之流乎！此书之所以益盛而道之所以益衰也。 　　先生搜辑先儒之说而断以己意，汇别区分，文从字顺，妙得圣人之本旨，昭示斯道之标的。又使学者先读大学以立其规模，次及语、孟以尽其蕴奥，而后会其归于中庸。尺度权衡之既定，由是以穷诸经，订群史以及百氏之书，则将无理之不可精，无事之不可处矣。　　先生昭明书旨，备劳心力，然所明只是书旨，未可谓得吾身之道也。盖四书、诸经、群史、百氏之书所载者，原是穷理之文，处事之道。然但以读经史、订群书为穷理处事以求道之功，则相隔千里；以读经史、订群书为即穷理处事，曰道在是焉，则相隔万里矣。兹李氏以先生解书得圣人之本旨，遂谓示斯道之标的，以先生使学者读书有序，遂谓将无理不可精，无事不可处。噫！宋、元来效先生之汇别区分，妙得圣人之本旨者，不已十余人乎？遵先生读书之序，先大学、次语、孟，次中庸，次穷诸经，订群史以及百氏，不已家家吾伊，户户讲究乎？而果无理不可精，无事不可处否也？譬之学琴然：诗书犹琴谱也。烂熟琴谱，讲解分明，可谓学琴乎？故曰以讲读为求道之功，相隔千里也。更有一妄人指琴谱曰，是即琴也，辨音律，协声韵，理性情，通神明，此物此事也。谱果琴乎？故曰以书为道，相隔万里也。千里万里，何言之远也！亦譬之学琴然：歌得其调，抚娴其指，弦求中音，徽求中节，声求协律，是谓之学琴矣，未为习琴也。手随心，音随手，清浊、疾徐有常规，鼓有常功，奏有常乐，是之谓习琴矣，未为能琴也。弦器可手制也，音律可耳审也，诗歌惟其所欲也，心与手忘，手与弦忘，私欲不作于心，太和常在于室，感应阴阳，化物达天，于是乎命之曰能琴。今手不弹，心不会，但以讲读琴谱为学琴，是渡河而望江也，故曰千里也。今目不睹，耳不闻，但以谱为琴，是指蓟北而谈云南也，故曰万里也。 　　洙、泗以还，博文约礼两极其至者，先生一人而已！”　　“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乃孔门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之实功，明德亲民百世不易之成法也。但孔门曰“博文约礼”，程、朱亦曰“博文约礼”，此殊令人不敢辨，然实有不待辨而判者。如孔门之“博学”，学礼，学乐，学射，学御，学书、数以至易、书莫不曰学也，周南、召南曰为也。言学言为既非后世读讲所可混，礼、乐、射、御、书、数又非后世章句所可托。况于及门之所称赞，当时之所推服，师弟之所商搉，若多学而识、不试故艺、博学而无所成名、文武之道未坠于地、文不在兹、游于艺、如或知尔、可使从政诸章，皆可按也，此孔门之文，孔门之学也。程、朱之文，程、朱之博学，则李氏已详言之，不必赘矣。孔门之约礼，大而冠婚、丧祭、宗庙、会同，小而饮食、起居、衣服、男女，问老聃，习大树下，公西子曲礼精熟，夫子逊其能，可谓礼圣，言、曾诸贤，纤微必谨。以此约身，即以此约心，出即以此约天下，故曰“齐之以礼”。此千圣体道之作用，百世入道之实功。故中庸大圣人之道，至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序君子之功，备著尊德性，道问学。而其中直指曰“礼仪三百，威仪三千”，且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显是以三千三百为至道。倘外此而别有率性，别有笃恭，子思亦得罪圣门矣。此孔门之礼，孔门之约也。程、朱之约礼，则惟曰“内而无二无适，寂然不动，外而俨然肃然，若对神明”而已。其博约极至与否，未敢易言，愿学者先辨其文与礼焉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