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通论辑本 - 第 14 页/共 15 页
「患」字荀本作「愚陋」二字，「从」，荀本作「纵」。(卷九五，页二九)
将由夫修饰之君子与？则三年之丧，二十五月而毕，若驷之过隙，然而遂之，则是无穷也。故先王焉焉为之立中、制节，壹使足以成文理，则释之矣。
其谓人天性之厚为修饰，谓先王制丧礼为成文理，皆荀学。(卷九五，页二九)
然则何以至期也？曰：至亲以期断。是何也？曰：天地则已易矣，四时则已变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以是象之也。然则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尔也。焉使倍之，故再期也。
言有泛视之初，若平平群然忽过，苟一经深思，则有大谬于圣人而不可训者，如此文是也。何以见之？自圣心制为三年之丧，迄乎周衰废，风俗日偷，故宰我有期久之问。驯至滕鲁莫行，齐宣欲短。一时风尚比比而然，不有孔孟圣贤申揭三年大义，以之通晓愚聋，将滔滔者靡所止矣。荀况师老氏之学，踵战国之风，阳假孔子以召号学徒，而其书谓性恶，谓礼矫，则固有所不能掩也。今观其论三年之丧，意欲示不诡于圣人，乃其言曰「至亲以期断」、曰「加隆焉尔也」、「焉荀作「案」，下同。使倍之，故再期也」，此益足验其阳假孔子，而学之非出于正矣。盖父母之丧，孔孟皆言三年，其后短折为二十七月，固已悖矣。兹且无论，第当时宰我狃于薄俗，妄意为期，荀既欲发明三年之义，乃不原本孔孟而独原本于宰我「谷没谷升，钻燧改火」之说，谓至亲以期断，加之倍之为再期，则是循其流而忘其源也。然则其所谓三年者，亦不过从宰我之见勉加之，勉倍之而已矣，斯岂三年之义哉？圣人之制为三年之丧者，盖以「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亦姑以是云报也，故必以三年为断，其等差则或自下推上，或自上降下，皆由亲以及疏焉。故中庸曰：「亲亲为大，亲亲之杀，礼所生也。」今不言「杀」而独言「隆」，则是由疏及亲，其义悉逆矣。如期服为祖父母、为伯叔父、为兄弟、为妻、为众子，此其大概也。如谓以祖父母之期为断耶？祖父母虽尊而恩不敌父母，故服必由亲上推递，上则递疏，递疏则递轻。今谓自上降下而反重，则是以疏者为主，而亲者失权，无是理也，此「由疏及亲」之逆乎上者也。如谓以伯叔父、兄弟、妻、子之期为断耶？伯叔父，父行也；兄弟，父母所生；妻，父母所取；子，己所生也。论其亲虽或同本，或敌体，莫非至戚。而以生我劬劳论，则欲报之德，昊天罔极，其与伯叔父、兄弟、妻、子诚不啻什伯千万，奚止倍蓗之可言乎？第以心虽无穷，分则有限，故以三年免怀之恩推之，而断以三年耳，非谓以期断也，此由疏及亲之逆乎中与下者也。如是则上下倒置，轻重平衡，彝伦攸斁，又何服制之有乎哉？丧礼之分别，一期为小祥，再期为大祥者，乃为人子衣服、饮食、寝处变除之节，所谓天地易、四时变者，此而已矣，非为一期之天地易、四时变，以是为丧服断而加之倍为「再期」也。苟以「一期」之天地易、四时变为丧服断，其去宰我之见，其间不能以寸耳。揆其立说之弊，在于主二十五月而毕之说也，何则？主二十五月毕之说，是以有以期断而倍再期之说，两期外即以二十五月为禫月，是月遂毕。有以期断而再期之说，是以虽论三年，而实昧于三年之大义矣。夫以二十五月较二十七月，所差亦仅无几，而其立说之弊至于大谬于圣人，而不可训若此，则立言固不可不慎哉!(卷九五，页三○—三二)
由九月以下何也？曰：焉使弗及也。
此一边说则是，盖以期断而及大小功缌，犹之以三年断而及期，所谓由亲及疏、由隆及杀者也。(卷九五，页三三)
故三年之丧，人道之至文者也，夫是之谓至隆，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一也，未有知其所由来者也。
此仍前说取象法则于天地人，亦无意义。凡圣人制礼，无不可谓之文，独以三年之丧为人道之至文，义偏语滞，是荀学。荀论止此。(卷九五，页三四)
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达丧也。
此乃后人孔子之言增入之也。苟知三年免怀之义，则其言三年之丧，必不复云以期断矣。辑礼者增此作尾，不过欲其义之完善耳，不知自明者视之，其与前篇之义毫不合，判然若黑白之不相类也。予谓礼记诸篇，或首或尾，多有为庸妄人窜入者，此足为明证，学者亦可无疑于予言矣。(卷九五，页三四)
深衣
郝仲舆曰：「玉藻谓深衣以帛里布非礼，郑遂谓深衣专用布，纯采为深衣，纯布为麻衣，有表为中衣，纯素为长衣，凿说也。其实一深衣耳，布帛皆可为，有礼服则着于中，无礼服则着于外。纯采、纯素、吉凶随时而已。」按：注疏多立名色，殊属附会，郝扫而空之，极是。唯谓深衣「布帛皆可为」，非也。朝服用十五升布，深衣与朝服，其用布亦可知。且玉藻谓「深衣以帛里布非礼」，则深衣非用帛，亦可知矣。为文以言衣裳之制，古今所少，而文亦佳妙绝伦。若在后人动辄绘图，陋套可厌。夫字画以「巳三」「亥豕」便易致讹，况绘图乎？此古人所以不为也，辑礼者捃拾深衣投壶入记，虽乏精深之致，然可谓碎金苍璧也。(卷九六，页一)
古者深衣盖有制度，以应规、矩、绳、权、衡。短毋见肤，长毋被土，续？？边，要缝半下。
？，衣襟也。论语、丧大记「左？」，左传「结？」，檀弓杂记「棺？」义取象？。皆是。？在要之右旁，故下云「要缝半下」，玉藻云「？当旁」，是也。礼服：衣裳不相连，？不必接续，此言续？，是深衣之制如此，但不可详考耳。郑氏谓「？在裳旁，属连之不殊裳前后」，此本玉藻「？当旁」之文而彷佛为说者。孔氏谓？为深衣之裳，下阔上狭，□□□。孔说竟以？为「裳幅」，非也。徐伯鲁曰：「□□□□为？，此传其讹者也。孔又曰『前后左右皆有？，所续之？当身之一旁，非谓余？悉当旁』，其说尤支离。」又曰：「丧服前裳二幅，后四幅，各自为之不相连；今深衣裳一旁则连之相着，一旁则有续？掩之，与相连无异。」此虽误解？义，然谓一旁连之，一旁不连，但掩之，以其人身可着而云也。陈氏集说引杨氏说则以疏说为「乱」，而云：「深衣，裳十二幅，交裂裁之，皆名为？。所谓续？者，指在裳旁两幅言之，谓连属裳旁两幅，不殊裳之前后也。」如其说，则两旁皆连人身，何以着入？尤舛误可笑。「钩边」，郑孔谓「若今曲裾钩其边旁」，方性夫谓「裳之边曲以钩束焉」，未详孰是？方说似较胜，盖古衣裳亦有钩不独带也。杨慈湖谓其边如钩，集说引杨氏谓钩为「覆缝」。朱仲晦谓别裁白布而钩之，若今之贴边。吴幼清谓「钩缝」，徐伯鲁谓「犹今言钩针」，皆俚甚。「要缝半下」与玉藻「缝齐倍要」同义，盖缝齐倍于要，则要缝止半于下齐耳，是盖交互言之也。(卷九六，页三—五)
袼之高下，可以运肘，袂之长短，反诎之及肘。带，下毋厌髀，上毋厌？，当无骨者。
以高下言，则袼之高可以回转其肘。以长短言，则袂之长自手又反诎之，以及于肘。玉藻云「袂可以回肘」是也。陈氏集说引刘氏说，谓以人身为度，而不言尺寸者，以人身有大小长短之殊故也，此说特精。写系带处描摹极工，凡带皆当无骨。孔氏谓：此下于朝祭之带，朝祭之带则近上，故玉藻云「三分带下，绅居二焉」，是自带以下四尺五寸也。按：孔不善会玉藻文，必以尺寸为说，不知人身八尺，上三尺五寸，下四尺五寸，亦正是无骨处也。谓深衣之带稍缓于朝祭之带则有之，不可遂谓下于朝祭之带，如其说，不成朝祭之带「厌胁」、深衣之带「厌髀」乎？(卷九六，页五—六)
制：十有二幅，以应十有二月。袂圜以应规，曲袷如矩以应方，负绳及踝以应直，下齐如权、衡以应平。
十有二幅，兼衣六幅、裳六幅而言，非裳之六幅又分为六幅之谓也，前儒驳郑，是。袷，交领也。裁领用方曲尺，故曰「如矩以应方」也。(卷九六，页八)
故规者，行举手以为容，负绳、抱方者，以直其政，方其义也。故易曰：「坤六二之动，直以方也。」下齐如权、衡者，以安志而平心也。五法已施，故圣人服之。故规、矩取其无私，绳取其直，权、衡取其平。故先生王贵之。故可以为文，可以为武，可以槟相，可以治军旅。完且弗费，善衣之次也。
政、正同，摈、相即明上「为文」之义，治军旅即明上「为武」之义。曰摈相，则非主朝祭；曰治军旅，则非临战阵。推大深衣之用而不涉于虚，可谓善于立言者。(卷九六，页八—九)
具父母、大父母，衣纯以缋。具父母，衣纯以青。如孤子，衣纯以素。纯袂、缘、纯边，广各寸半。
袖口曰袂，裳下曰缘，衣旁曰边，其纯皆寸半也。(卷九六，页五—一一)
投壶
郑氏以此篇于别录属吉礼。皇氏曰：与射为类，宜属嘉礼。或云：宜属宾礼也。按：周礼五礼之说，原非确义，今观诸家于投壶一事，纷无定说，若此亦其一征矣。投壶是射之余法，盛于春秋。左传晋侯与齐侯燕投壶，此篇亦周人作。故云「奏狸首」与大射礼等，而后载鲁薛之令与其鼓谱也。独详鲁薛，疑鲁士为之。其文类仪礼叙法，然更简约，且饶古趣，记中小品也。(卷九六，页一二—一三)
投壶之礼：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执壶。主文请曰：「某有枉矢、哨壶，请以乐宾。」宾曰：「子有旨酒、嘉肴，某既赐矣，又重以乐，敢辞。」主人曰：「枉矢、哨壶不足辞也，敢固以请。」宾曰：「某既赐矣，又重以乐，敢固辞。」主人曰：「枉矢、哨壶不足辞也，敢固以请。」宾曰：「某固辞不得命，敢不敬从。」
「枉」「哨」，郑氏谓：不正貌，皆非也。矢宜直，枉者不直，非不正也。哨，说文：「口不容也。」谦言壶口小，不能容矢之意，若谓壶不正，壶乃致金所成，安有不正者，何必为之谦乎？诸家因以为口不正，皆踵郑之误而附会其说也。大戴记「哨」作「峭」，非。「乐宾」，音洛。「以乐」，音岳。投壶有弦歌击鼓，故各以其重者言之。(卷九六，页一三—一四)
宾再拜受，主人般还，曰：「辟。」主人阼阶上拜送，宾般还，曰：「辟。」已拜，受矢，进即两楹间，退反位，揖宾就筵。
拜受，受命也。拜送，送矢也。「曰辟」，赞者告主人及宾之辞也。(卷九六，页一四)
司射进度壶，间以二矢半，反位，设中，东面，执八算兴。请宾曰：「顺投为入，比投不释，胜饮不胜者。正爵既行，请为胜者立马，一马从二马。三马既立，请庆多马。」请主人亦如之。
言八算以见八矢，宾主各四矢也。顺投，自然而投。比投，比方而投。比投则可为弊，故不释，顺投则释可知，比投则不为入可知。互见妙。马即算，记入曰算，记胜之算曰马。(卷九六，页一五)
命弦者曰：「请奏狸首，间若一。」大师曰：「诺。」
仪礼大射奏狸首，此亦同，盖皆诸侯而言也。「狸首」即狸首之诗，曰：「狸首之班然，执女手之卷然。」间间歌，一歌一奏也。闲若一，陆农师谓「或间亦或一」，是也。(卷九六，页一七)
左右告矢具，请拾投。有入者，则司射坐而释一算焉。宾党于右，主党于左。拾，音涉。
「宾党于右，主党于左」，则司射在中，宾党胜，释于右；主党胜，释于左，可知。(卷九六，页一七)
卒投，司射执算曰：「左右卒投，请数。」二算为纯，一纯以取，一算为奇。遂以奇算告，曰：「某贤于某若干纯。」奇则曰「奇」，钧则曰「左右钧。」
「一纯以取」，每一纯则别而取之。遂以奇算告，如九算则曰九奇，不论四纯而一奇也。此比大射乡射礼之文皆简，而增「遂以奇算告」一句，此一句承「一算为奇」来。曰「某贤」以下其义另起，统言告纯奇钧之辞也。(卷九六，页一八)
命酌，曰：「请行觞。」酌者曰：「诺。」当饮者皆跪，奉觞曰：「赐灌。」胜者跪曰：「敬养。」
「敬养」，尽礼之辞。孔氏谓「敬以此觞而养不能」，其辞不当倨傲若此。(卷九六，页一九)
正爵既行，请立马，马各直其算。一马从二马，以庆。庆礼曰：「三马既备，请庆多马。」宾主皆曰：「诺。」正爵既行，请彻马。
前卒投，谓一番毕也。此立马，谓通计三番毕也。(卷九六，页一九)
鲁令弟子辞曰：「毋幠，毋敖，毋偝立，毋踰言。偝立、踰言有常爵。」薛令弟子辞曰：「毋幠，毋敖，毋偝立，毋踰言。若是者浮。」司射、庭长及冠士立者皆属宾党，乐人及使者、童子皆属主党。幠，慢意，注疏谓「亦傲也」，非。郝仲舆谓作呼戒呼号也，似武断，且与「踰言」意亦复。古人记文字，或断或连，初不整齐，正以错落见妙。郑氏以此节移置于「薛令弟子」之下，不必从。(卷九六，页二○)
鼓：○□○○□□○□○○□。半，○□○□○○○□□○□。○鲁鼓：○□○○○□□○□○○□□○□○○□□○。半，○□○○○□□。○薛鼓：取半以下为投壶礼，尽用之为射礼。
郑氏以此射礼为燕礼，非也。此所谓射，即通大射、乡射以言之。大射、乡射，既皆歌诗，自皆击鼓，又篇中多同大射乡射礼文，何独此射谓燕射乎？乡射命大师，此命弦者，皆降一等，即此用全用半之义也。郑于上弦者谓「鼓瑟」，既准乡射用瑟而云，何独于此射又谓非乡射乎？又大射、乡射皆有宾有燕，不必别立燕射诸名。说见射圃。郑因投壶燕饮，遂附会此为「燕射」，讹而又讹者也。因思大射无「鼓谱」，而此则有之，正足以补仪礼之阙。郑漫以燕射之名埋没之，可？也。(卷九六，页二二)
鲁鼓：○□○○□□○○。半，○□○○□○○○○□○□○。薛鼓：○□○○○○□○□○□○○○□○□○○□○。半，○□○□○○○○□○。
此以鲁、薛鼓谱之别者附于末。(卷九六，页二三)
儒行
战国之时，墨子常非儒，故后之儒士作为此篇以尊儒，而名儒行。然依仿庄子田子方篇鲁哀公与庄子论儒服之说为发端，实原本于老、庄之意，宜其篇中所言轻世肆志，迂阔陂僻，鲜有合于圣人之道也。夫庄子非哀公之世，所言寓言十九，此亦甚明，安可本之为说？辑礼者但以其名尊儒而收之，岂不误与？吕与叔谓：有矜大胜人之气，少雍容深厚之风，疑其非孔子之言，是已。然又谓其言不合于义理者殊寡，噫！彼亦未知义理为何若耳！今即借其言，将篇中不合于义理者详悉其下，若其分列条目，杂乱填凑，辞旨浅陋，以及重复抵牾又其余也。(卷九六，页二三—二四)
鲁哀公问于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与？」孔子对曰：「丘少居鲁，衣逢掖之衣；长居宋，冠章甫之冠。丘闻之也，君子之学也博，其服也乡。丘不知儒服。」
庄子田子方篇曰：「庄子见鲁哀公，哀公曰：鲁多儒行，少为先生方者。庄子曰：鲁少儒。哀公曰：举鲁国而儒服，何谓少乎？庄子曰：周闻之，儒者冠圜冠者，知天时。履方履者，知地形。缓佩玦者，事至而断。君子有其道者，本必为其服也。为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为不然，何不号于中国曰：无此道而为此服者其罪死。哀公号之五日，而鲁国无敢儒服者，独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于公门，公即召而问之以国事，千转万变而不穷。庄子曰：以鲁国而儒者一人耳，何谓多乎？」按：此本属庄子寓言，其说虽若尊孔子，然实所以讥儒，而不知讥儒即所以讥孔子也。今记者欲言儒行而依仿其说以为发端，失其义矣。其谓「君子之学也博，其服也乡。丘不知儒服」，即「君子有其道未必为其服」之说也。篇末「今众人之命儒也妄」，即「为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之说也。且据其意作哀公之问以疑孔子，孔子之答以讥哀公，注疏语。若是则君臣交失，又不若作庄子论孔子之为当也。逢、缝同。「逢掖」即庄子「缝衣」，盖以两幅布合缝其掖，使肘掖之所宽大也。郑氏曰：「逢，大也。大掖之衣，大袂襌衣也。」非是。孔氏引诗「维柞之枝，其叶蓬蓬」，谓蓬为盛大貌，以证逢之为大。按：蓬字从艹，蓬蓬，草盛貌，亦非草大貌，不可以蓬为大，况可以逢作蓬为大乎？彼意以逢为大者，谓儒服必大掖耳，然安知缝掖之非即大掖耶？「长居宋，冠章甫之冠」，亦本庄子宋人资章甫适越，然章甫果为殷冠，孔子必不以周人而冠殷冠也。又孔子辞党人称博学，必不自矜博学，此皆不合义理之言。(卷九六，页二四—二六)
哀公曰：「敢问儒行。」孔子对曰：「遽数之不能终其物，悉数之乃皋，更仆未可终也。」哀公命席，孔子侍，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强学以待问，怀忠信以待举，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
「夙夜强学」岂为待问？「怀忠信」岂为待举？「力行」岂为待取？而「自立」总非为有待，此皆不合义理之言。(卷九六，页二六)
儒有衣冠中，动作慎。其大让如慢，小让如伪。大则如威，小则如愧。其难进而易退也。粥粥若无能也，其容貌有如此者。
「中」字费解。「如慢」、「如伪」，不合义理之言。「如威」「如愧」无所指，亦难明。难进易退，无与容貌皆填凑。(卷九六，页二七)
儒有居处齐难，其坐起恭敬。言必先信，行必中正。道涂不争险易之利，冬夏不争阴阳之和。爱其死以有待也，养其身以有为也。其备豫其如此者。
「难」字费解。道涂不争险易之利，意谓「行不由径」也。险易，包远近、迟捷言。冬夏不争阴阳之和，意谓「居无求安」也。郑氏释「不争」为远？讼，欲合备豫之意，不知据谓不争阴阳之和为冬不争温，夏不争凉，此温凉自求便适之事，何必与人争而且？讼耶？诸家循此解，皆以不争为「不与人争」，不可通。且以阴阳之和为冬温夏凉，亦非也，冬温夏凉乃阴阳之戾，非阴阳之和矣，阴阳之和即是冬寒夏热，若冬必避寒求热，夏必避热求凉，便为与阴阳之和争也。恭敬言行道涂居止，皆不必定属备豫。爱其死以有待，似游侠语，此不合义理之言。(卷九六，页二八—二九)
儒有不宝金玉，而忠信以为宝。不祈土地，立义以为土地。不祈多积，多文以为富。难得而易禄也，易禄而难畜也。非时不见，不亦难得乎！非义不合，不亦难畜乎！先劳而后禄，不亦易禄乎！其近人有如此者。
「忠信」、「立义」、「多文」皆无与近人，「难得」、「难畜」尤与人反。(卷九六，页三○)
儒有委之以货财，淹之以乐好，见利不亏其义。劫之以众，沮之以兵，见死不更其守。鸷虫攫搏，不程勇者；引重鼎，不程其力。往者不悔，来者不豫。过言不再，流言不极。不断其威，不习其谋。其特立有如此者。
不程勇力，孔氏曰：「此实暴虎之事。」断威不习谋，亦与「好谋而成」反。皆不合义理之言。特立与上自立复。(卷九六，页三一)
儒有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邕也。其居处不淫，其饮食不溽，其过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数也。其刚毅有如此者。
其过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数，不合义理之言。吕氏唯谓此为「不合于义理」。又居处复上。(卷九六，页三二)
儒有忠信以为甲冑，礼义以为干橹。戴仁而行，抱义而处。虽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
「忠信以为甲冑，礼义以为干橹」、「抱义而处」并与上「忠信以为宝」、「立义以为土地」复。忠信仁义前后多复，一节内二「义」字又复，「自立」与上「自立」及「特「特」字，原误作「时」，今径改。」立并复。(卷九六，页三三)
儒有一亩之宫，环堵之室。筚门圭窬，蓬户瓮牖。易衣而出，并日而食。上答之不敢以疑，上不答不敢以谄。其仕有如此者。
「一亩之宫」以下数句，皆掇拾庄子、左传中语，然彼是言隐也，与仕正反。虽有为贫而为小官者，然贫至是又何为贫之有？故知上六句为掇拾混拈也。(卷九六，页二四)
儒有今人与居，古人与稽。今世行之，后世以为楷。适弗逢世，上弗援，下弗推。谗谄之民，有比党而危之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夺也。虽危，起居竟信其志，犹将不忘百姓之病也。其忧思有如此者。
「犹将不忘百姓之病」一句只为合下「忧思」意故作此耳，与上义却不贯。(卷九六，页三五)
儒有博学而不穷，笃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而不困。礼之以和为贵，忠信之美，优游之法。慕贤而容众，毁方而瓦合。其宽裕有如此者。
「毁方瓦合」全是乡原本领，不合义理之言。(卷九六，页三七)
儒有闻善以相告也，见善以相示也。爵位相先也，患难相死也，久相待也。远相致也。其任举有如此者。
「爵位相先」与「久相待」，爵位乃朝廷之物，恐不可以意为如此也。患难相死是游侠语，皆不合义理之言。「任举」与上「举贤援能」复。(卷九六，页三八)
儒有澡身而浴德，陈言而伏，静而正之，上弗知也，麤而翘之，又弗急为也。不临深而为高，不加少而为多。世治不轻，世乱不沮。同弗与，异弗非也。其特立独行有如此者。
澡身而浴德，本庄子「澡雪而精神，疏瀹而心」为说。同弗与、异弗非，作者之意所以特立独行，诸家曲解之，非。同弗与，岂得为君子？异弗非，则为乡原矣，不合义理之言。「特立独行」与上「特立」及两「自立」并复。(卷九六，页三九—四○)
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诸侯。慎静而尚宽，强毅以与人，博学以知服。近文章，砥厉廉隅。虽分国，如锱铢，不臣不仕。其规为有如此者。
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诸侯，本庄子「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为说，此言安可以对君？强毅亦非与人之道。分国如锱铢，不臣不仕，此巢许石隐之流。此节与上「席珍待聘」一节之义，全相抵牾。(卷九六，页四一)
儒有合志同方，营道同术，并立则乐，相下不厌。久不相见，闻流言不信。其行本方立义，同而进，不同而退。其交友有如此者。
吴幼清曰：「按韩文『其行』属上句。」(卷九六，页四二)
温良者，仁之本也。敬慎者，仁之地也。宽裕者，仁之作也。孙接者，仁之能也。礼节者，仁之貌也。言谈者，仁之文也。歌乐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皆兼此而有之，犹且不敢言『仁』也。其尊让有如此者。
仁不本于温良，开口便错，其下悉牵强填凑，不悉辨。以「犹且不敢言仁」一句，合下「尊让」意，无谓。郑氏谓此兼上十有五儒，盖圣人之儒行为此言者，以其言仁故也，不知上已有「戴仁而行」句，又将作何分别乎？(卷九六，页四三)
儒有不陨获于贫贱，不充诎于富贵，不慁君王，不累长上，不闵有司，故曰『儒』。今众人之命儒也妄，常以儒相诟病。」孔子至舍，哀公馆之，闻此言也，言加信，行加义，终没世也，不敢以儒为戏。
哀公必不戏孔子，孔子必不讥哀公，特祖述庄子假设此事耳，此「子虚」「亡是」之滥觞也。(卷九六，页四四)
大学
前一篇全后世禅学，其用字义，更有牵强失理处及鹘突处，后儒篇分界限，亦多不楚，然犹少疵，学者分别观之，或曰：后汉佛教始入中国，大学、中庸，非后汉书也，何以谓其入禅学乎？曰：予谓其与佛理同，不必佛入中国也。予庸言录曰：「东土有预见之禅，西土无已见之儒。」此二言可为确论。大抵有开必先，如世言三教：孔子，儒也；释迦，释也；老子，道也。孔子之前有尧、舜、禹、文、汤、武、周公多人矣，非预开老子乎？老子之前有黄帝，史迁以黄老并称是也，非预开老子乎？然则释迦，中国，岂独无预开者乎？且大、中二篇于释并不得谓之预开也。据释书，释迦生于春秋之世，虽未入中国而，外国已有其人矣。彼此先后翕应，异地同符，理自有之，夫亦何疑乎？孟子集注「告子生之谓性」章曰：「与近世佛氏所谓作用是性者略相似。」人皆不疑朱说，而独疑予说，何也？或又曰：然则佛氏之教，窃取大学、中庸之说耶？曰：又非也。彼在春秋之世已生其人，巳树其教，安用窃此，第此与彼教适相合耳，盖已肇其入中国之机矣。然其言亦祇彼教之「下乘」，自达磨入中土以来，始扫除文字，一翻义理窠臼，为「上乘」禅，今称宗门是也。宗初、曾会、宗元以大学中庸参楞严而和合宗语句，质之明觉，明觉曰：「这个尚不与教乘合，况学庸乎？」则学庸者固彼教之所心嗛也，是予之以学庸为禅者，特禅之粗？耳。此义甚微，非深通外典，直窥底蕴，不能知之。然曾会不用他书参楞严，而独用学庸，其故又可思矣。彼以学庸参禅，予以禅驳学庸，亦略相似，所谓同床各梦者与？又张子韶少学于龟山，窥见未发之旨，及造径山，以格物物格宗旨，言下叩击顿领微旨，然则径山犹用大学开悟，子韶殆未及明觉与？明释憨山着大学中庸直指，又大学纲领决疑，又严印持云学庸二书非明于佛理不能读。大学自司马君实始摘出，与中庸并为广义，而时二程各有改本，至正叔以此书为首而论孟次之，据其见以大学为曾子作，乃首曾子书而次孔子论语，苟非丧狂决不至是，况大学乃不知谁何之人作，并非曾子耶？海昌陈干初有驳大学书，惜予未之见。(卷九七，页一—三)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明明德」，古无此语，据后引得诰曰：「克明德。」帝典曰：「克明峻德。」按：「德」，释名：「得也，得事宜也。」是德乃人生躬行所自得之善。帝典「峻德，赞其大也」，德在吾身，处于隐微，明者光辉发越，如日月之明，以照临天下也，故史臣以是赞尧，而得诰亦同其文焉。是「德」犹本体，「明」犹功用之谓，今云「明明德」，于德上加明字，又别以明德上加明字，则以「明德」为本体，「明明德」为功用，便堕入空虚，同于释氏，如释氏所云「妙明直心」、「妙觉明性」、「元明明觉」等义矣。单主心体，遗却事为，与吾儒有毫厘千里之别。昔五祖欲传衣钵，诏众作偈，上座神秀作偈书壁曰：「身似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明明勤拂拭，莫使惹尘埃。」六祖时在碓坊，闻之，乃作偈，请人书于秀偈之侧，曰：「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竟以是夺秀衣钵。按：秀之所言，其旨正与明德上加明字相类。心如明镜台，明德也；时时勤拂拭，明明德也，而六祖则并「明德」、「明明德」而一空之，是为最上乘，神秀所言不及，故不得衣钵，自是分南、北宗。故此明明德盖已逗漏北宗之禅，而与吾儒「克明峻德」、「克明德」之旨相隔天渊也。既明德则无非善矣，又于明德外添出「止至善」名目，未楚。「新民」何以悉能止至善？与孔子「尧、舜犹病」之旨戾，且至善加以「止」字，亦有碍义。然曰「言其终之极功」犹可也，后又重新单提一止字，加以「知」字，推至能得，则又以止为「始事」，不独与上意不合，亦且全为禅学矣。禅家有「止观」之义，经云：「止能舍众，观能离若。」又云：「止能修心，能断贪爱。」、「观能修慧，能断无明。」止如知止而后有定以及静安，观如虑而后能得也。禅家以戒、定、慧三者为关键，经云「因戒生定，因定发慧。」因戒生定，知止而后有定也；因定发慧，由定以至静安而虑也。「生」与「发」即「而后」义也。唐圭峰禅师禅源诠序曰：「禅是天竺之语，具云『禅那』，此云『思惟修』，亦云『静虑』，皆定慧之通称也。」司马子微曰：「安，虑也，佛之定慧也，一也。」皆足证其义。至于定字，自释迦以来已有「入定」之说。至于静字，圣贤诸经，从无单言静者，必兼动、静两端而言。孔子曰「知者动，仁者静」，且动静根上山、水来，山体本静，故以形容之，非实义也。然而仁、知一理，则动、静亦一致矣。即易之彖系曰「动静不失其时」，曰「动静有常」，曰「其静也专，其动也直」亦是也。其单言静字，则二氏之说也，始于老子，其言最多，曰「守静笃」、「归根曰静」、「静为躁君」、「不能以静」、「静胜热」、「我好静而民自正」、「牝常以静胜矣」、「以静为下」；若释氏，则固以静为体，谓之「静慧」、「静力」，其法如是，其言不可殚述也。至于安字，亦禅家之说，所谓「安心法」、「将心来与汝安」，亦不可殚述也。若夫既曰知止，又必历定、静、安而后能虑，则知止时仍未完全此知矣。知则思虑，思虑则知，知与虑何所分别之悬远哉？又以「知」字始，以「得」字终，尤可议。圣贤之学知、行并重，未有惟言知而遗行者，今云自知止而后定、静、安、虑而得之，则一知字直贯到底，便已了毕，全无所用其行，则其所得者果何物耶？非忽然有省，摸着鼻孔乎？经言「般若波罗密」，般若此言智慧，波罗密此言到彼岸，只一智慧而直可到彼岸矣。此「知止」以至「能得」之义也。(卷九七，页四—七)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
明明德说见上。天下、国、家、身递推，必先本孟子「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为说，而增以「诚意」、「正心」、「致知」、「格物」，则大有可疑焉。以正心言之，孔、孟皆言正身，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孟子曰「其身正，而天下归之」、「正己而正物者也」，孟子言「我亦欲正人心」，以人心陷于杨、墨而邪，故曰正，非平日空空教人正心之比也。若以人心为正心之证，则下云「息邪说，距跛行，放淫辞」，亦可以息，说距行、放辞为成说乎？盖正者犹之曰息，曰距，曰放也。盖以正身言，则主乎践履行事；以正心言，则专主心体上说，恐人堕入阴界，圣贤以似蚤为后世之防如此。然则孔子言操存舍亡，孟子言存其心，求放心，又何与？曰：盖以心或放故，则必须存，以存之权予心，乃心之本职。若以正之权予心，则非心之本职矣。然则心可不正乎？又非也。吾儒正身未尝不本心来，而圣贤则不言之。盖言正心，恐人只油一「正心」便已了毕，不复求之躬行实践，便为有体无用之学。如佛教「万法唯心」、「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教人镇日观心参悟，邪妄攀援自然俱绝，如是则心岂容有不正者？乃佛门安心之法而与吾儒似是而实非，此意甚微，惟深明乎理者乃能知也。以诚意言之，论语言意者，一曰「毋意」；孟子言意者，一曰「以意逆志」。据论语，意是不美字；据孟子，是言解诗之法，虽非不美字，然与论语字义亦同。盖意者，心所思想之名，犹俗云「意想」是也。凡人端居不可私想，读书求解不妨用之以逆料，故曰「论孟字义同」也。证之释氏之书，亦然，心经「眼、耳、鼻、舌、身、意」，以是为六根，说者谓五根皆起于意，故以意居终而贯之，则其以意为不美之字，亦与儒书同也。后加作「臆」，仍与意同，人谓「臆测」「臆度」「臆断」，皆非善语也。今以意为美字，亦若为一物与心对峙，便不可通。况加以「诚」字，谓私想之必以诚，尤不可通，诚字圣贤亦止属身而言，孟子言「诚身」，又曰「反身而诚」，则「正」「诚」皆属乎身。正且不可以属身，而况诚可以属意乎？故以正诚属身，则皆切实可行。以正属心，则沦于虚，以诚属意，且失理而难通矣。此意字自宋人尊崇大学以来，无人不安于固然，习焉不察，骤闻予言，必大骇异，以我为狂言、为谵语矣。今姑以大学所谓「意」，世人之所安于固然者言之，可乎？据从来解此意字为「心之所向」或为「心之所发」，观本文言意于心之先，自当如此解。然但言心足矣，何必又言意乎？或谓必欲言之，亦姑不辨。但意为心之所发，心发为善则善矣，心发为恶则恶矣，其为善为恶，自无不诚者，何必诫之以诚耶？诫属身言，则为美字；属意言，则兼为美恶字。然则诚意兼乎善恶，不可独以诚意为善事，与正心并言明矣。且唯心正，然后心之所发者自无不正，当云「欲诚其意者，先正其心」、「心正而后意诚」，乃云「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意诚而后心正」，非倒说耶？不知其所谓诚意者，诚善意乎？诚恶意乎？何也？以在正心先也。诚意在正心后，则为善事；在正心先，则兼为恶事。或者言正心，不言诚意可，必欲言意，言正意亦可，何也？正则不邪，诚则未可，必其正邪也。即以其所自言者证之，下云「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恶恶臭犹无关于善恶，好好色则恶矣，非诚意兼善恶之明验乎？又云「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文根「小人」来，则此诚字自概论善恶，非诚意兼善恶之明验乎？则又安可以正心与诚意并列也。总之，依彼以诚为美事，以诚意为善事而言，则意为心之所发，岂有心之所发者诚，而心尚有不正者乎？所以明儒刘念台曾反之，以意为心之所存，夫意字自有一定之义，为存为发，相去悬绝，可以任人游移乱拈如是乎？亦可见大学说理未确，故致此弊。刘说与大学文义差可通矣，其如训「意」，字义之不通，何？性具于心，则性可谓心之所存，是以意为性也。以致知言之，圣门之学未有单重知而遗行者，惟佛氏以智慧为本，情识为未，一念觉悟，立证菩提，故重知而而遗行也。即圣贤之言知者有矣，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曰：「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皆实地用力，未有空言致知者。空言致知，非佛氏离语言文字，一惟明心见性之学而何？或曰：「必知善恶然后用功，故以致知为先。」夫善恶自堕地以来，稍有知识自无不知者，所谓「良知」是也，安有若何致知之法？亦不可通也。以「格物」言之，此二字晦涩之甚，物字不知指何物？格字不知是何义？古人未有以物作善字用者，孟子曰『物交物』自老子曰『有物混成』，释氏曰「有物先天地始」，以物作善字用矣。后人认物为善字，正是二字之见，格字义最多，尔雅训「来」，说文训「正」、训「式」，玉篇训「至」，广韵训「量」、「度」，又诗「神保是格」为感悟义，又音阁，礼「扞格」，史记「废格」及「阻格」、「格？」、「格杀」诸义，尤无定解。圣贤教人从无鹘突语，况为大学之首功，为平天下之要务，而顾用格物二字，岂可通哉？故不辨。细测其意，不过「格」是孟子「格君心之非」格字，「物」亦是孟子「物交物」下物字，指耳、目之类，谓致知之法，在格止其耳、目、口、鼻之欲，其智慧自生，正是禅家断根尘，根自还妙明觉体之义，宜乎后世径山以格物、物格诏张子韶也。故此物字以善字解、以不善字解，俱无是处。尝见儒者终身谈格物，正如鼠入牛角，了无出路。修身以上用「先」字为界限自可，修身以下用「先」字为界限，下即「后」字，同。则格物致知时意尚有不诚，诚意时心尚有不正，做了此件，再做彼件，岂有此理？就其所言之义，已自无可通，况欲垂训立教乎？此固尽人知之，故亦无容多辨焉。作是篇者之意，以其言治国平天下，故谓其学为「大学」。但文中所言，如知止、定、静、安、虑、得，如正心、诚意、格物、致知，则俨然黄面瞿昙向壁枯坐景象，从其道相率而为禅者也，恶能治国平天下哉？(卷九七，页一○—一四)
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揜其不善而着其善。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
自此至末，皆重发明上文。注疏以「所谓诚其意者」至「此谓知本」为广明诚意之事，然则格物致知何以独不明之乎？盖作者亦有难以指辞，作者尚难指辞，况能令读者通其义乎？作者尚难指辞，后人乃补之乎？据诚意与慎独自是两义，一精实之于中，一防闲之于外。且意诚矣，尚有独之未慎，而烦诫之耶？若然，何以谓之诚意，若谓意诚之功，则又当云「欲诚其意者先慎其独」矣，乃两以必「慎其独」为言，一以必「诚其意」为言，主客之不分也。(卷九七，页一五—一六)
诗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諠兮。有斐君子，终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学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僩兮者，恂栗也。赫兮喧兮者，威仪也。有斐君子，终不可喧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如切如磋者，道学也」，至「民之不能忘也」，全用尔雅释训文，惟每诗句下加「者」字，按：尔雅，周末人所作，中有释离骚字，说见郑樵序。大学又在其后也。或问：「何以知大学用尔雅？」曰：「尔雅，训释体，故其文如此。大学，平衍之文，安得有此体乎？且即引用诗书，安必释诗书乎？盖正因尔雅之文，故引此诗耳。取其言道学以证大学之道，取其言自修以证自明，取其言盛德至善以证明德止至善，取其言民不能忘以证新民。若自作其文，以发明前文，断无此体也。至于尔雅之书，专于训释，安有引用他人之训释而以为己之训释者？且其书中从无他经传之文，不应独有大学。若大学之引诗书，以及楚书、舅犯、孟献子之说无不入，则是大学之用尔雅明矣。」
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得诰曰：「作新民。」诗云：「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
无所不用其极，「极」字，老、庄用之，圣人所不道。老子曰：「复归于无极。」庄子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老。」(卷九七，页二一)
诗云：「穆穆文王，于缉熙敬止。」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
文王诗：「于缉熙敬止」，此止字，疏云「辞也」，以助辞作实字用，将来阐发无数止字，极可笑。古人引诗或不切本旨则有之，未有如是之引诗法也。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无情者不得尽其辞，大畏民志。引孔子听讼之文，较论语多「无情者不得尽其辞」「大畏民志」二句。使无讼而云不得尽辞、云大畏民志，则是强制作用，恐非以德化民、自然输诚悦服景象，未免蛇足。若孔子果有此二句，论语不应删之。(卷九七，页二三)
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此谓修身在正其心。
忿懥，怒也。好乐，喜乐也。忧患，哀也。喜怒哀乐人不能无，若谓有之，心便不得其正。此释氏教人除烦恼、绝恐怖、去恶欲、离断七情、心空性空之学，非吾儒正道也。故释氏以心空为及第，又云「行脚人着惹来由，放块石头在心里」，即此旨也。至谓心不在，便为心不正，尤禅学之易明而易见者，其教主「即心即佛」「如如不动」，达磨见僧云「觅心了不可得」，遂与之安心法，楞严「七处征心」，即此旨也。圣贤言存心，言求放心，使心存仁义，见于行事，亦无非仁义，而身乃得正，非只求心在便以为正也，至其形容心不在焉为视不见、听不闻、食不知味，尤大失理。「孔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此心之不在而忘味者，可之心不正乎？若是则属厌之，夫志专饮食者，反得为心正矣。吾儒主理，释氏主心。主理以言心，则心不落空；主心而遗理，则心全落空。此单主心不主理，故致此失也。心不在，在于闻韶而不知肉味，此不在之得理者也，心自正也。心在，在于饮食而穷极其味，此在之失理者也，心亦不正也。安可徒论其在与不在，而不顾理之是非耶？又如魏文侯听郑、卫之音而忘倦，此则心不在之失理者，然此为一边说，闻韶又为一边说，未可举其一而遗其一也。(卷九七，页二四—二五)
所谓「齐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亲爱而辟焉，之其所贱恶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者，天下鲜矣！故谚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恶，莫知其苗之硕。」此谓身不修，不可以齐其家。
「之其所」五句，又与「正心」章相类似，未可分正心、修身界限也。(卷九七，页二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