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衍义补 - 第 91 页/共 184 页
朱熹曰：“《周礼》乃周家盛时圣贤制作之书。”又曰：“《周礼》一书，周公立下许多条贯，皆是从广大心中流出。”又曰：“《周官》编布精密，乃周公运用天理烂熟之书。”
熹又曰：“比闾族党之法，正周公建太平之基本，一如棋盘相似，枰布定后棋子方有放处。此书大纲是要人主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使天下之民无不被其泽，又推而至于鸟兽草木，无一不得其所而已，不如是不足以谓之裁成辅相，参赞天地。”
熹又言于其君曰：“窃见《周礼天官冢宰》一篇，乃周公辅导成王，垂法后世，用意最深切处。欲知三代人主正心诚意之学，于此考之可见其实。”
臣按：朱熹又谓五峰胡氏以《周礼》为非周公致太平之书，谓如天官冢宰却管甚宫阃之事，其意只是见后世宰相请托宫阃、交结近习，以为不可。殊不知此正人君治国平天下之本，盖宫中、府中宜为一体，凡夫人君之供奉用度，一一皆关白外朝之大臣，则人君固有所惮而不肯为非礼，而左右嬖幸之臣亦有所畏忌而不敢以非礼导其上也。所以格人君非心之萌而致于无过之地，莫切于此，谓此为三代人君正心诚意之学，岂不信然？
范祖禹曰：“天地有四时，百官有六职，天下万世备尽于此，如网之在纲、裘之挈领，虽百世不可易也。人君如欲稽古以正名，苟舍《周官》，未见其可。”
臣按：自有《周官》以来，六典之设惟见于我朝，前代虽设六部而宰相之官则未尝废也。
吕祖谦曰：“先王之教天下，未始有精粗本末之间也，夫朝不混市、野不逾国、人不侵官、后不敢以奸王之权、诸侯不敢以僭天子之制、公卿大夫不牟商贾之利，六卿九牧相属而听命于三公，彼皆民上也，而尺寸法度不敢逾，一毫分守不敢易，所以习民于尊卑等差阶级之中，消其逼上无等之心，而寓其道德之意。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无觊觎，贱不亢贵，卑不逾尊，举一世之人皆安于法度分守之内，志虑不易，视听纯一，易直淳庞而从上之令。父诏其子、兄授其弟、长率其属，何往而非五礼、五乐、三物、十二教哉？方位国野、设官分职，何往而非以为民极哉？尝读晋之《国语》，每叹绛之富商韦藩木楗过朝之事，以为富商之饶于财，使之泽其车而华其服非不足也，而必易车服于过朝之际，不敢与士大夫混然无别焉。民志之定而中道之存，成王、周公之遗化固隐然在此也。”
臣按：《周礼》一书或以为周公作，或以为非，或谓文王治岐之制，或谓成周理财之书，或谓战国阴谋之书，或谓汉儒传会之说，或谓末世渎乱不经之书，或作七论七难以排之，朱熹曰：“后人皆以《周礼》非圣人书，其间细碎处虽可疑，其大体直是非圣人做不得。”又曰：“谓是周公亲笔做成固不可，然大纲却是周公意思。”由是观之，其是与非昭然明白矣。夫自三皇五帝以来，顺风气之宜，因时势之常，制为法度，以为民立极，一代有一代之制，盖至周公思兼前王，监视往代，集百圣之大成，立一代之定制，密察而详，悉曲而尝，尽而不迂，有以通天下之理、成天下之务、周天下之变，此周公作书之旨也。然而其制度多与他书所载者有不尽合焉者，何也？古人有言，《周礼》一书有阙文（军司马之类），有省文（遂人、匠人之类），有互见（九等品举之类），有兼官（公、孤不备数，教官无府、史、胥、徒），有豫设（凡千里封公四、封侯八、伯十一之类），有不常置（夏采方相氏之类），有举其大纲者（四两为卒之类），有副相副贰者（自卿至下，士各随才高下同治此事），有常行者（垂法象魏之类），有不常行者（合民询国迁之类）。今观诸经，其措置规模不徒于弼亮天地、和洽神人，而盟诅仇伐，凡所以待衰世者无不备也；不徒以检柅君身，防绝祸患，而米盐丝枲，凡所以任贱役者无不及也。使之维持一世则一世之人安，维持百世则百世之人安，维持千万世则千万世之人安。诒谋燕翼，后世岂无僻王，皆赖前哲以免，则周公之用心也，所谓兼三王、监二代，尽在于是。是书之作于周公，与他经不类，《礼记》就于汉儒，则《王制》所说朝聘为文襄时事，《月令》所说官名为战国间事，曾未若《周礼》之纯乎周典也。由此言观之，则凡后儒疑《周礼》细碎者可以洒然矣，若夫后世用之而往往取败者，岂是书之过哉？不善用之者过也。观夫成周享国八百年之久，其末也，周之地不大于邾、莒，一介弁髦，蕞然拥虚器而立于强诸侯之上，环而顾之，皆莫敢萌非分之心，独何所畏哉？周公之制有以维持之也，此用《周礼》之明效也，彼新莽、荆舒假此以济其私，乌可因咽而废食。
吴澂曰：“按周公相成王，建六官、分六职，礼乐政事粲然大备，即其设位言之则曰《周官》，即其制作言之则曰《周礼》。周衰，诸侯恶其害己，灭去其籍，秦孝公用商鞅，政与《周官》背驰，始皇又恶而焚之。汉河间献王好古学，购得《周官》五篇，武帝求遗书，上之，藏于秘府。哀帝时刘歆校理秘书，始著于《录》《略》，然《冬官》久亡，以《考工记》补之。《考工记》乃前世能识古制者所作，先儒皆以为非，惟歆独识之，而五官亦复错杂，传至于今，莫敢是正。今本《尚书》以考之，《周官》一篇成王董正治官之全书也，执此以考《周礼》之六官，则不全者可坐而判也。夫冢宰掌邦治、统百官、均四海，执此以考天官之文，则其所载非统百官、均四海之事可以知其非冢宰之职也；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扰兆民，执此以考地官之文，则其所载非敷五典、扰兆民之事可以知其非司徒之事也；宗伯掌邦礼、治神人、和上下，司马掌邦政、统六师、平邦国，执此以考春、夏二官，则凡掌邦礼、邦政者皆其职也，舍此则非其职；司寇掌邦禁、诘奸慝、刑暴乱，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时地利，执此以考秋、冬二官，则凡掌邦禁、邦土者皆其职也，舍此则非其职。是故天官之文有杂在他官者，如内史、司士之类，亦有他官之文杂在天官者，如甸师、世妇之类；地官之文有杂在他官者，如大司乐、诸子之类，亦有他官之文杂在地官者，如闾师、柞氏之类；春官之文有杂在他官者，如封人、大小行人之类，亦有他官之文杂在春官者，如御史、大小胥之类；夏官之文有杂在他官者，如衔枚氏、司隶之类，亦有他官之文杂在夏官者，如职方氏、弁师之类；至如掌祭之类，吾知其非秋官之文；县师、廛人之类，吾知其为冬官之文。缘文寻意以考之，参诸经籍以证之，何疑之有？”
臣按：自《周礼》出于汉，六官而亡其一，世儒以《考工记》补冬官亡，未始有异议者。宋淳熙中，俞庭椿始著《复古编》谓司空之篇实杂出于五官之属，且因司空之复，而六官之讹误亦遂可以类考。嘉熙间王次点复作《周官补遗》，元泰定中丘葵又参订二家之说以为成书，吴澂作《三礼考注》，首以是言，且谓冬官未尝亡，而地官之文实亡也。由是以观，则冬官本未尝亡，所亡者冬官首章，所谓“惟王建国”，至“以为民极”二十字，及“乃立冬官司空”至“邦国”二十字，及大司空之职、小司空之职二条，亦如《虞书》之《舜典》实未尝亡，特失其“曰若稽古”以下二十八字耳。虽然，自隋唐以来立为六部，率以学校属礼部、财赋属户部，行之实亦良便，后世有志复古以至太平者，师周公之意而不泥其故迹可也。（以上《周礼》）
以上本经术以为教（上之下）
卷七六
▲本经术以为教（中）
程颐曰：“《礼记》杂出于汉儒，然其间传圣门绪余及格言甚多，如《乐记》《学记》之类无可议者，《檀弓》《表记》《坊记》之类亦甚有至理，惟知言者择之，如《王制》《礼运》《礼器》，其书亦多传古意。”又曰：“《礼记》除《中庸》《大学》，惟《乐记》为最近道，学者深思而自得之，《表记》其亦近道矣乎，其言正。”
朱熹曰：“《礼记》要兼《仪礼》读，如冠礼、丧礼、乡饮酒礼之类皆载其事，《礼记》只发明其理，读《礼记》而不读《仪礼》，则许多理俱无安着处。”
又曰：“或谓《礼记》乃汉儒说，恐不然。汉儒最纯者莫如董仲舒，仲舒之文最纯者莫如三策，何曾有《礼记》中说话来？如《乐记》所谓‘天高地下、万物散殊而礼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乐兴焉’，仲舒安能到此？必是古来流传得此文字如此。”
臣按：《礼记》一书杂出于汉儒，然非汉儒所能作，乃其所传记者也。《大学》曾子作，《中庸》子思作，《缁衣》公孙尼子作，《月令》吕不韦作，《王制》文帝时博士刺经作。臣窃以为，《易》《书》《诗》《春秋》四经之外，帝王之良法、圣贤之格言杂出于四十九篇之中详矣，是诚学者致知之要、人君为治之法也。《易》言阴阳，《书》言政事，《诗》言性情，《春秋》言名分，然皆主于一事，惟礼之为书无所不载，大而三才、五典，细而庶类万事，与夫治道之常、礼节之变，无不曲备而旁通焉。臣于“治国平天下之要”采辑诸书，而于是书所取为多。
又曰：“若欲观礼，须将《礼记》节出切于日用常行者看。”
臣按：《礼记》一书虽专以礼名，而礼之为礼不止于一，读者当以礼为主而分四科以类考之，先儒谓四科礼也、仪也、乐也、制度也，以吉、凶、军、宾、嘉节目之大者归之礼，以应对、进退、坐立、趣行节目之大者归之仪，声律、歌舞、音容、节奏归之乐，封井、宗学、宫室、器服归之制度，以此四科读此四十七篇，思过半矣。
周行己曰：“圣人制为冠、昏、丧、祭、朝聘、乡射之礼，以行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义，其形而下者见于饮食、器服之用，其形而上者极于无声无臭之微，众人勉之，贤人行之，圣人由之，故所以行其身与其家与其国与其天下者，礼治则治，礼乱则乱，礼存则存，礼亡则亡。”又曰：“秦氏焚灭典籍，三代礼文大坏，汉兴购书，《礼记》四十九篇杂出诸儒传记，不能悉得圣人之旨，考其文义时有抵牾，然而其文繁其义博，学者博而约之，亦可以弗畔。盖其说也粗在应对、进退之间，而精在道德、性命之要，始于童幼之习而卒于圣人之归。”
臣按：《礼记》之书，天下之事无所不载，而专以礼名者，其大要在礼也。虽然，天下之事何者而非礼哉？盖儒者之事无一而非礼，学而非礼则为异端，治而非礼则为伯道，人有礼则安，无礼则危，国有礼则治，无礼则乱，事有礼则事为有纪，否则散，物有礼则物为成器，否则废，人无一而可无礼，无礼则非仁矣，仁也者人也，人而无仁则非人矣。孔子曰“克己复礼为仁”，张子曰“礼仪三百、威仪三千，无一而非仁也”，由是观之，则知人之所以为人者，以其有仁也。为仁由礼，为礼由敬，则此圣人传心之要，治国平天下之基所由建立者也。
吴澂曰：“汉兴，得先儒所记礼书二百余篇，大戴氏删为八十五，小戴氏又损益为四十三，《曲礼》《檀弓》《杂记》分为上下，马氏增以《月令》《明堂位》《乐记》，郑氏从而为注，总四十九篇，精粗杂记靡所不有。秦火之余，区区掇拾，所谓存十一于千百，虽不能以皆醇，然先王之遗制、圣贤之格言，往往赖之而存。”
臣按：《礼记》四十九篇，宋儒表章《大学》《中庸》，与《论语》《孟子》并为四书，今其所存者四十七篇，吴氏以其类相从以为《纂言》，然非古经之旧也。夫经文繁杂，虽若不一而吾之心则一焉，以吾纯一之心而精择夫不一之言，一权衡之以吾圣人之道，所谓大中至正焉者本之以正心修身，据之以循常应变，用之以齐家治国平天下，六经之道同归矣。（以上《礼记》）
子所雅（常也）言，《诗》《书》、执（守也）礼皆雅言也。
朱熹曰：“《诗》以理性情，《书》以道政事，礼以谨节文，皆切于日用之实，故常言之。礼独言执者，以人所执守而言非徒诵说而已也。”
臣按：先儒谓此章即圣人言语之节，而见其立教之法，《诗》《书》、执礼是夫子所常言，曰利、曰命、曰仁是夫子所罕言，怪、力、乱、神是夫子所不言，夫子雅素之言止于如此，若性与天道则有不可得而闻者，要在默而识之也。噫！生人之德莫大乎仁，天赋之理莫先乎性，仁乃圣人所罕言，性则大贤所不得闻者也。今世三尺童子读书未识偏旁，开口便谈性命，圣门之教岂若是哉？
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朱熹曰：“兴，起也。《诗》本性情，有邪有正，其为言既易知，而吟咏之间抑扬反复，其感人又易入，故学者之初所以兴起其好善恶恶之心而不能自己者，必于此而得之。礼以恭敬、辞逊为本，而有节文、度数之详，可以固人肌肤之会、筋骸之束，故学者之中所以能卓然自立而不为事物之所摇夺者，必于此而得之。乐有五声十二律，更唱迭和以为歌舞，八音之节可以养人之性情而荡涤其邪秽、消融其查滓，故学者之终所以至于义精仁熟而自和顺于道德者，必于此而得之，是学之成也。”又曰：“按《内则》，十岁学幼仪，十三学乐诵《诗》，二十而后学礼，则此三者非小学传授之次，乃大学终身所得之难易、先后、浅深也。”
程颐曰：“天下之英才不为少矣，特以道学不明，故不得有所成就。夫古人之诗如今之歌曲，虽闾里童稚皆习闻之而知其说，故能兴起，今虽老师宿儒尚不能晓其义，况学者乎？是不得兴于《诗》也。古人自洒扫、应对以至寇、昏、丧、祭莫不有礼，今皆废坏，是以人伦不明，治家无法，是不得立于礼也。古人之乐，声音所以养其耳，采色所以养其目，歌咏所以养其性情，舞蹈所以养其血脉，今皆无之，是不得成于乐也。是以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难。”
真德秀曰：“自周衰，礼乐崩环，然礼书犹有存者，制度文为尚可考，寻乐书则尽缺不存，后之为礼者既不合先王之制而乐尤甚，今世所用大抵郑卫之音，杂以夷狄之声而已，适足以荡人心、坏风俗，何能有补乎？然礼乐之制虽亡，而礼乐之理则在，故《礼记》谓‘致礼以治身，致乐以治心，外貌斯须不庄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矣，中心斯须不和不乐而鄙诈之心入之矣。庄敬者礼之本也。和乐者乐之本也。’学者诚能以庄敬治其身，和乐养其心，则于礼乐之本得矣，亦足以立身而成德也。三百篇之《诗》虽云难晓，今诸儒发明其义了然可知，如能反复涵泳，其可以感发兴起，所谓兴于《诗》者，亦未尝不存也。”
臣按：先儒谓无程氏之说，后世不知所以成材之难；无真氏之说，后世遂果以成材为难矣。然则人材之成，果难乎易乎？曰上之人立教以成之则易，下之人奋志以为之则易，上无其教、下无其志而欲人材之成难矣。如此，则世乏良材、国无善治，后世所以不如古，其在此欤。
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
朱熹曰：“事理通达而心气和平，故能言；品节详明而德性坚定，故能立。”
臣按：圣门之教以《诗》、礼为先，盖口之所讽咏者温柔敦厚之言，身之所检束者恭俭庄敬之体，如此，则可以造于成德达材之地矣。圣人所以教其子与其门人，皆不外乎此也。
《经解》：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
真德秀曰：“古者君臣上下共由六经之道，上之所以为教者此也，下之所以为学者此也，上因性以为教，下亦因学以为俗，故观其国之俗即知其君之教。学《诗》则能感发其性情之正，故其为人温和而柔顺、敦笃而厚重；学《书》则通知古今治乱之理，故其为人疏明不滞而所见者远；乐以道和，故学之者开广而博大、平易而温良；《易》道简洁精深，礼主于恭俭庄敬，故学之者各得之而成其德；《春秋》连属其辞，比次其义，以寓是非褒贬之旨，故凡能如是者，必有得于《春秋》者也。古之学者学一经必得一经之用，曰其为人则气质俱化，习与性成，其视后世通经之士徒习章句训义而无益于性情心术者何如哉？然人各有所偏，醇厚者于智或不足，故其失愚；疏达者于言或易发，故其失诬；博大者易以奢广，峻洁者易以深刻，恭敬者或烦劳而不安乐，属辞比事而不至者善恶或至缪乱，故必矫其失而后有以全其得，亦如古者教胄子之意也。曰《诗》之失、《书》之失云者，盖言学经者之失，非谓经之有失也。”
臣按：真氏又言：“学此经者当思有以得于经者何如，学《诗》矣，吾之德果温柔敦厚矣乎？学《书》矣，吾之德果疏通知远矣乎？必如是而深思焉，如是而自勉焉，庶乎为善于经者，不然则章句而已耳，训义而已耳，其何益哉？”其言警切，读经者当以自察，教经者当以示训，观人者当以为征。
《荀子》曰：《书》者政事之纪也，《诗》者中声之所止也，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又曰：礼乐法而不说，《诗》《书》故而不切，《春秋》约而不速。
杨倞曰：“此说六经之意。《书》所以纪政事，《诗》谓乐章，所以节音主乎中而止，不使流淫，礼所以为典法之大分、统类之纲纪。类谓礼法所触类而长者。”
真德秀曰：“法而不说，谓陈列其法，使人自悟而无待于论说；故而不切，谓但述已然之得失，使人知以为监而不待于迫切。”
《庄子》曰：《诗》以道志，《书》以道事，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朱熹曰：“《庄子》此语，后来人如何可及。”
臣按：荀况学圣人之道未至者，其言五经似矣，庄周则非圣人之道而自为一家言者，而亦尊崇圣人之经如此，且其言简而理尽，后之总论经者皆莫及焉。然言六经而不及礼，则彼学老聃者则固以礼为忠信之薄而放荡于礼法之外者乎？荀之言则重乎礼，庄之言则遗乎礼，可见儒学所以异于老庄者，其辨在乎礼而已矣。
《扬子》曰：说天者莫辨乎《易》，说事者莫辨乎《书》，说体者莫辨乎礼，说志者莫辨乎《诗》，说礼者莫辨乎《春秋》。
真德秀曰：“战国以来，辩士之说胜而不根诸理，流俗惑之，至汉犹然，故扬子发此论，然于五经之旨未能有大发明也。”
班固曰：“六艺之文，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著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尽五常之道，相须而备，故《易》为之原。”
真德秀曰：“六经于五常之道无不包者，今以五常分属于六艺，是乐有仁而无义、《诗》有义而无仁也可乎哉？大率汉儒论经鲜有得其指要者，反不若庄生之当于理也。”
程颐曰：“凡看书各有门庭，《诗》《易》《春秋》不可逐句看，《尚书》《论语》可以逐句看，圣人用意深处全在《系辞》，《诗》《书》乃格言。”
朱熹曰：“上古之书莫尊乎《易》，中古后书莫大于《春秋》，然此两书皆未易看。”又曰：“子所雅言《诗》《书》、执礼，未始及《易》，夫子尝以教人，只是如此，今人便先为玄妙之说。”
臣按：古有六经，《易》《诗》《书》《春秋》、礼、乐也。《易》《诗》《书》《春秋》四者亲经孔子所删定者也，而礼与乐无全书，后世所谓礼经者，《仪礼》《周礼》《礼记》也，三书者皆出于汉世，《仪礼》《周礼》有成书而《礼记》则杂出于汉儒之所记，乐书无传而《乐记》一篇杂于《礼记》中，其文雅驯，又多格言，非汉儒所及，盖亦古经之遗也。自宋王安石弃《仪礼》不以取士，世遂因之，今所谓五经者，《易》《书》《诗》《春秋》《礼记》也。学者各专一经，能于本经之外旁及他经，方见天地之纯全、古人之大体，然后得为全体大用之学，苟拘拘于章句训义之末，以取一第以为进身之阶，即束之高阁而所用者非所学，是固非圣贤教学之道，亦岂祖宗所以造士之意哉？（以上六经）
何晏曰：“鲁《论语》二十篇，齐《论语》则有《问王》《知道》凡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颇多于鲁《论》。古《论》出孔氏壁中，分《尧曰》下章子张问以为一篇，有两《子张》，凡二十一篇，篇次不与齐、鲁《论》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