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衍义补 - 第 90 页/共 184 页
臣按：程颐亦曰：“礼一失则为夷狄，再失则为禽兽。圣人恐人之入夷狄也，故《春秋》之法极谨严，所以谨严者，华夷之辨尤切切也。”
王通曰：“《春秋》之于王道，是轻重之权衡、曲直之绳墨也，舍则无所折衷矣。”又曰：“《春秋》其以天道终乎，故止于获麟。”
韩愈曰：“《春秋》谨严。”又曰：“孔子之作《春秋》，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
程颐曰：“《春秋》之法极谨严，中国而用夷礼则夷之，韩子之言深得其旨。”
周惇颐曰：“《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为后世王者而修也，乱臣贼子诛死者于前，所以惧生者于后也，宜乎万世无穷，王祀夫子，报德报功之无尽焉。”
程颐曰：“五经，载道之文；《春秋》，圣人之用。五经之有《春秋》，犹法律之有断例也，律令惟言其法，断例始见法之用。”
又曰：“五经如药方，《春秋》如用药治病，圣人之用全在此书。《春秋》一句即一事是非便见于此，乃穷理之要。”又曰：“《春秋》传为案，经为断。”又曰：“以传考经之事迹，以经别传之真伪。”又曰：“自伏羲、尧、舜历夏、商以至于周，或文或质，因袭损益，其变既极，其法既详，于是孔子参酌其宜以为百王法度之中、制，此其所以《春秋》作也。颐作《春秋传序》曰：夫子作《春秋》为百王不易之大法，后世以史视《春秋》，谓褒善贬恶而已，至于经世之大法则不知也。《春秋》大义数十，炳如日星，乃易见也，惟其微辞奥义，时措从宜者为难知耳，或抑或纵、或予或夺、或进或退、或微或显而得乎义理之安、文质之中、宽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权衡、揆道之模范也。夫观百物而后识化工之神，聚众材而后知作室之用，于一事一义而欲窥圣人之用，非上智不能也，故学《春秋》者必优游涵泳、默识心通，然后能造其微也。”
臣按：程颐谓“学《春秋》者必优游涵泳、默识心通然后能造其微”，杜预序《左传》亦曰：“优而柔之使自休之，餍而饫之使自趣之，若江海之浸、膏泽之润，涣然冰释，怡然理顺，然后为得。”二子之言前后相契，是诚读书之法，非但《春秋》也。然《春秋》圣人所亲笔者，其用意尤深，必如此玩味之然后有所得而造其微也。
张载曰：“《春秋》之书在古无有，乃仲尼所自作，惟孟子为能知之，非理明义精殆未可学。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说多凿。”
臣按：公羊、穀梁、左丘明虽及见孔子而不能尽知孔子所以作经之大意，惟孟子以亚圣大贤之资，从学孔子之孙，得其家传而知其大指所在。张载谓惟孟子为能知之，观其所谓“《春秋》，天子之事”一言可见，其所知非诸儒所及，诸儒千言万语皆不出乎此也。
邵雍曰：“《春秋》皆因事而褒贬，非有意于其间，故曰《春秋》尽性之书也。”又曰：“《春秋》为君弱臣强而作，故谓之名分之书。”又曰：“圣人之经，浑然无迹如天道焉，《春秋》录其事而善恶形于其中矣。”
又曰：“《春秋》，孔子之刑书也。功过不相掩，五伯者功之首、罪之魁也，先定五伯之功过而学《春秋》，则大意立矣。”又曰：“五伯功过不相掩，圣人先褒其功后贬其罪，故罪人有功亦必录之。”
杨时曰：“《春秋》正是圣人处置事处，他经言其理，此经言其用，理既明则其用不难知也。”
胡宏曰：“天理人欲莫明辨于《春秋》，圣人教人消人欲复天理莫深于《春秋》。”
李侗曰：“《春秋》一事各是发明一例，如观山水徙步而形势不同，不可拘以一法。”
胡安国曰：“《春秋》为诛乱臣贼子而作，其法尤严于乱贼之党。”又曰：“通于《春秋》然后能权天下之事。”
又曰：“《春秋》之文有事同则词同者，后人因谓之例，然有事同而词异则其例变矣。是故正例非圣人莫能立，变例非圣人莫能裁，正例天地之常经，变例古今之通谊，惟穷理精义，于例中见法、法外通例者，斯得之矣。”
安国《春秋传序》曰：“古者列国各有史官掌记时事，《春秋》，鲁史尔，仲尼就加笔削，乃史外传心之要典也。而孟氏发明宗旨，目为天子之事者，周道衰微，乾纲解纽，乱臣贼子接迹当世，人欲肆而天理灭矣，仲尼，天理之所在，不以为己任而谁可？五典弗惇，己所当叙；五礼弗庸，己所当秩；五服弗章，己所当命；五刑弗用，己所当讨。故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圣人以天自处，斯文之兴丧在己而由人乎哉，故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着明也。’空言独能载其理，行事然后见其用，是故假鲁史以寓王法，拨乱世反之正。”又曰：“《春秋》见诸行事，非空言比也。公好恶则发乎《诗》之情，酌古今则贯乎《书》之事，兴常典则体乎礼之经，本忠恕则导乎乐之和，著权制则尽乎《易》之变，百王之法度、万世之准绳皆在此书。”
朱熹曰：“《春秋》以形而下者说上那形而上者去。”又曰：“《春秋》皆乱世之事，圣人一切裁之以天理。”
又曰：“周衰，王者之赏罚不行于天下，诸侯强陵弱、众暴寡，是非善恶由是不明，人欲肆而天理灭矣。夫子因鲁史而修《春秋》，是是而非非，善善而恶恶，诛奸谀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是故《春秋》成而乱臣贼子惧。”
又曰：“《春秋》大指，其可见者诛乱臣讨贼子、内中国外夷狄、贵王贱伯而已，未必字字有义也。”又曰：“圣人作《春秋》，不过直书其事，善恶自见。”
又曰：“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春秋》之大指也。”又曰：“《春秋》本明道正谊之书，后人止较齐晋伯业优劣，反成谋利，大义晦矣。”
又曰：“左氏曾见国史，考事颇精，只是不知大义，专去小处理会，往往不曾讲学。公、谷考事甚疏，然义理却精，二人乃经生，传得许多说话，往往都不曾见国史。”
张栻曰：“《春秋》即事而明天理，穷理之要也。观其书，取其大义数十，断为定论而详味其抑扬、子夺、轻重之宜，则有以权万变矣。”
吴澂曰：“子朱子云：‘析之有以极其精而不乱，然后合之有以尽其大而无余。’读《春秋》者其亦可以是求之矣。”
臣按：孔子删述六经，其五者皆述前代帝王之作，因其已成之典籍删而修之者也，惟《春秋》一经乃圣人亲手笔削，凡其平生之心术志意皆聚于一书之中。学者于五经皆当究心，而于此经尤当加意焉。是故天不可测矣，因其运行而测其妙；地不可窥矣，因其生物而窥其大；圣人之心不可求矣，因其迹而求其心，因其用而求其体。《春秋》之经，圣人之迹，而所以权衡二百四十二年之事者，其用也即是以求圣人，而圣人全体大用于是乎在矣。（以上论《春秋》）
《礼记》曰：经礼三百，曲礼三千，其致一也。
朱熹曰：“经礼三百，便是《仪礼》中士冠礼、诸侯冠礼之类，此是大节，有三百条；如始加、再加、三加，又如坐如尸、立如齐之类，皆是其中小目，有三千条。”
臣按：经礼谓经常之礼，如冠、昏、丧、祭、朝觐、会同之类；曲礼，委曲之礼，如行礼有进退、升降、俯仰、揖逊之类。《中庸》曰：礼仪三百，威仪三千。
朱熹曰：“礼仪，经礼也；威仪，曲礼也。”
《汉志》曰：帝王质文，世有损益，至周曲为之防，事为之制，故曰经礼三百，威仪三千。及周之衰，诸侯将逾越法度，恶其害己，皆灭去其籍，自孔子时而不具，至秦大坏。汉兴，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
韩愈曰：“尝苦《仪礼》难读，又其行之于今者盖寡，沿袭不同，复之无由考，于今诚无所用之，然文王、周公之法制粗在于是。孔子曰‘吾从周’，谓其文章之盛也，古书之存者希矣，百氏杂家尚有可取，况圣人之制度耶？”
真德秀曰：“韩子可谓好古矣，然以为于今无所用，则亦考之未详也。”
朱熹曰：“礼书如《仪礼》尚完备于他书。”又曰：“《仪礼》，礼之根本，而《礼记》乃其枝叶。”又曰：“《仪礼》，经也；《礼记》，传也。”又曰：“《仪礼》是经，《礼记》是解《仪礼》。且如《仪礼》有冠礼，《礼记》便有《冠义》；《仪礼》有昏礼，《礼记》便有《昏义》，以至燕射之礼，莫不皆然。”
又曰：“《仪礼》虽难读，然伦类若通，则其先后彼此展转参照，足以互相发明，久之自通贯也。”
臣按：朱熹子在跋其书曰：“《仪礼》之为书也，于奇辞奥指中有精义妙道焉，于纤悉曲折中有明辨等级焉，不惟欲人之善其生，且欲人之善其死，不惟致严于冠、昏、朝聘、乡射，而尤严于丧、祭。后世徒以其推士礼而达之天子，以为残阙不可考之书，徐而观之，一士也，天子之士与诸侯之士不同，上大夫与下大夫不同，等而上之，固有可得而推者矣。”
杨复曰：“朱子既修家乡、邦国、王朝礼，以丧、祭二礼属门人黄氏，成章十有二卷，大哉书乎！秦汉而下未有也。近世以来儒生习诵，知有《礼记》而不知有《仪礼》，今因其篇目之仅存者为之分章句、附传记，使条理明白而易考，后之言礼者有所据依，不至于弃经而任传，违本而逐末。”
臣按：古礼之传于世也有三，《仪礼》《礼记》《周礼》也，后世欲复古礼者必自《仪礼》始，然《仪礼》止有士大夫礼而无有所谓天子礼者，必合彼二礼与他书有及于礼者，然后成全体焉。朱子自辑家乡、邦国、王朝礼，其余以付其门人黄干、杨复，仅以成书，名曰《经传通解》，然世有欲复古礼者，尚有考于斯书。（上以论《仪礼》）
《文中子》曰：先师（谓孔子）以王道在是也，如有用我则执此以往。又曰：吾视千载已上，圣人在上者未有若周公焉，其道则一而经制大备，后之为政有持循。
臣按：《周礼》一书经制大备，后之为政有所持循，王通之言真得其要矣。自有此书以来，未有能用之者，假而用之者王莽也，轻而用之者苏绰也，误而用之者王安石也，至于善用之者则未见其人焉。通谓执此以往专欲用之，窃恐时异势殊，官政事体、民情土俗不能皆如古，惟精择其切要者而审行之，以此为持循之则，则可矣。必执其书而一按其制，其流极之弊，安知其不与三子同归乎？
唐太宗曰：“《周礼》真圣作也，首篇云‘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诚哉言乎！不井田、不封建、不肉刑而欲行周公之道，不可得也。”
《唐书》曰：《周礼》者，周公致太平之书，先圣极由衷之典，法天地而行教化，辨方位而叙人伦，其义可以幽赞神明，其文可以经纬邦国、备物致用，其可忽乎？
臣按：王通，人臣也，执此以往固可见之空言。若夫太宗，人君也，居可致之位、有可为之势，又当开国创业之初，所谓“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政是可以有为之时也，乃亦付之浩叹，发为空言，所谓说而不绎者欤？
程颐曰：“必有《关雎》《麟趾》之意，然后可以行《周官》之法度。”
朱熹曰：“程子谓有《关雎》《麟趾》之意而后可行《周官》之法度，须是自闺门衽席之微积累到薰蒸洋溢天下，无一民一物不被其化，然后可以行《周官》之法度，不然则为王莽矣。”
臣按：若程、朱二氏言，则《周官》终无可行之时。须必正身齐家以为之本，则本原其意，持循其制，参酌其宜，以立为一代之法度，持守之坚，积累之久，然后能薰蒸洋溢于天下，使无一人一物不被其化。若必待天下薰蒸洋溢然后可行《周官》之法度，窃恐极天地混沌，终无可行之期矣。
颐又曰：“《周礼》一书，周公致治之大法在其中，须知道者观之可决是非也。”
张载曰：“《周礼》是的当之书，然其间必有末世增入者，如盟诅之类必非周公之意。”
臣按：朱熹言“周公当时立下此法却不曾行得尽，方是个草本”，而孙处亦言“周公之为《周礼》亦犹唐之显庆、开元礼也，唐人预为之以待他日之用，其实未尝行也。惟其未经行，故仅述大略俟其临事而损益之”。噫，临事损益之一言，非但周公作书之本意，乃后人用《周礼》之活法也。以《周官》制度为持循之本而又因时随事以损益之，孰谓《周官》不可行于后世哉？
杨时曰：“《周官》之书，先王经世之务也，不可不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