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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选自《宋元戏曲史》第十二章) 王国维著《宋元戏曲史》 近年坊间刊刻各种文学史与文学评议之书，独王静安《宋元戏曲史》最有价值。其余亦间有一二可观者，然大都不堪入目也。 　　问王君此书何以有价值？则答之曰：中国韵文，莫优于元剧明曲。然论次之者，皆不学之徒，未能评其文，疏其迹也，王君此书前此别未有作者，当代亦莫之与京：所以托体者贵，因而其书贵也。 　　宋金元明之新文学，一为白话小说，一为戏曲。当时不以为文章正宗，后人不以为文学宏业；时迁代异，尽从零落，其幸而存者，“泰山一毫芒”耳。今欲追寻往迹，诚难诚难。即以元杂剧而论，流传今世者，不过臧刻百种，使臧晋叔未尝刻此，则今人竟不能知元剧为何物。持此以例其他，剧本散亡，剧故沉湮，渊源不可得考，事迹无从疏证者，多多矣。钩沉稽遗，亦大不易。当时人并无论此之专书；若于各家著述中散漫求之，势不能不遍阅唐宋元明文籍，然而唐宋元明文籍，浩如烟海，如何寻其端绪？纵能求得断烂材料，而此材料又复七散八落，不相联属，犹无补也。王先生此书，取材不易，整理尤难。籀览一过，见其条贯秩然，能深寻曲剧进步变迁之阶级，可以为难矣。 　　研治中国文学，而不解外国文学，撰述中国文学史，而未读外国文学史，将永无得真之一日。以旧法著中国文学史，为文人列传可也，为类书可也，为杂抄可也，为辛文房“《唐才子传》体”可也，或变黄全二君“学案体”以为“文案体”可也，或竟成《世说新语》可也；欲为近代科学的文学史，不可也。文学史有其职司，更具特殊之体制；若不能尽此职司，而从此体制，必为无意义之作。王君此作，固不可谓尽美无缺，然体裁总不差也。 　　　　王先生评元剧之文章，有极精之言。今撮录如次—— 　 　　　　元曲之佳处何在？一言以蔽之，曰，自然而已矣。古 　　　　今之大文学无不以自然胜，而莫著于元曲。盖元剧 　　　　之作者，其人均非有名位学问也。其作剧也，非有 　　　　“臧之名山，传之其人”之意也。彼以意兴之所至为 　　　　之，以自娱娱人。关目之拙劣，所不问也，思想之 　　　　卑陋，所不讳也，人物之矛盾，所不顾也。彼但摹 　　　　写其胸中之感想，与时代之情状，而真挚之理，与 　　　　秀杰之气，时时露于其间。故谓元曲为中国最自然 　　　　之文学，无不可也。若其文字之自然，则又为其必 　　　　然之结果，抑其次也。明以后传奇，无非喜剧，而 　　　　元则有悲剧在其中。就其存者言之，如《汉宫秋》， 　　　 《梧桐雨》，《西蜀梦》，《火烧介子推》，《张千替杀 　　　　妻》等，初无所谓先离后合始困终亨之事也。其最 　　　　有悲剧之性质者，则如关汉卿之《窦娥冤》，纪君祥 　　　　之《赵氏孤儿》，剧中虽有恶人交构其间，而其蹈汤 　　　　赴火者，仍出于主人翁之意思：即列之于世界大悲 　　　　剧中，亦无媿色也。（按，即此而论可见中国戏剧历 　　　　代退化。）然元剧最佳之处，不在其思想结构，而在 　　　　其文章。其文章之妙，亦一言以蔽之，曰，有意境 　　　　而已矣。何以谓之有意境。曰，写情则沁人心脾，写 　　　　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是也。古诗词之佳 　　　　者无不如是，元曲亦然，明以后，其思想结构尽有 　　　　胜于前人者，唯意境则为元人所独擅。…… 　　　　元剧实于新文体中，自由使用新言语。在我国文学 　　　　中，于《楚辞》内典外，得此而三。…… 　　书中善言，不遑悉举，姑举数节以见其余，皆极精之言，且具世界眼光者也。王君治哲学，通外国语，平日论文，时有达旨。余向见其《人间词话》信为佳作。年来闻其行事不甚可解，竟成世所谓“遗而不老”之人。此非本文所应论，就本书，论本书，却为甚有价值耳。至于今日，中国声乐之学，衰息极矣。世有有心人，欲求既往以资现在，则此书而外，更应撰论述明南曲之书词之来源与变化，汉魏以来，至于明清声乐之迁嬗，亦应有专书论次。盖历来词学，多破碎之谈，无根本之论，乐学书中，燕乐考原。声律通考虽精，而所说终嫌太少也。必此类书出于世间，然后为中国文学史美术史与社会史者，有所凭传。 　　　　——选自《新潮》第一卷第一期（1919年1月1日北京出版）。 王国维译斯坦因《中亚细亚探险谈》（节选一） 余因阅览古迹故，遂至敦煌。当千八百七十九年，余友匈牙利地理学会长洛克济Loczy教授，曾随伯爵斯布尼Count Szechenyi之远征队，至敦煌东南之千佛洞。千九百零二年曾以语余，并谓洞中画壁雕刻之美，冠绝东方，余深感其语，故有敦煌之行。余以千九百七年三月，始至敦煌，即访千佛洞。其洞在荒谷之口，危严之上，在敦煌东南十二英里。余至其下，始叹洛氏之言不诬。窟穴大小殆以百数，高下成列颇不整齐，石色纯黑，上施雕凿，洞之大半，皆有画壁，美丽殊伦，完缺不一；绘画之法源自身毒。余于和田沙漠所掘废寺佛画，规摹气韵，大略相同，造像之多，与画壁等，可证古代支那印度美术交通；惜多为后人补葺，失其真矣！ 严洞之傍，颇多碑碣，证此古寺建于唐代，当时佛教盛于支那。又二百年间，西陲无事，北免突厥之兵，南靡吐蕃之寇。自是以降，讫于蒙古之兴，则外常为蛮族之所蹂躏。寺宇之丽，僧尼之数，为之大减矣！顾情势虽变，而宗教未革。余周览各洞，多见巨像。其最高者，近百英尺。此种制作，稍属后代。读《马哥波罗旅行记》中《沙州》一篇，可见元时唐古特人民，拜偶像之奇俗矣！ 王国维译斯坦因《中亚细亚探险谈》（节选二） 敦煌之民，虽至今日，犹皈佛教。余等去敦煌之日，正敦人瞻礼之期，市民村民来谒千佛洞者，数以千计，可知寺宇虽残，犹为礼拜之地。故余于此地，就画壁造像，深加敬护，除照影绘图外，不敢有所希冀，恐伤人民之情也。 余于五月二十日，复至敦煌，拟为小住之计。盖二月以前已略闻，道士于二年前修理寺宇发见古代写本之事，此种宝物，置于古室，守卫颇固。余为求书计，不能不徐图之也。 道士为人颇奇妙，可喜彼不知所保守者何物，又对神与人均有戒心。余初与之交涉，甚为棘手，事之颠末，兹不必言；但其成功，除翻译蒋师爷（编者按名孝琬）之秘策外，余之支那大护法圣人元奘法师，实为余牙人焉，余此行颇类元奘，又甚敬元奘人颇知之。道士虽不知佛教事，然其敬之也与余同，特其所以敬之之道异耳！虽荒唐之西游记，视元奘为神人者，其说不见于《大唐西域记》，然此与余事，何关系乎？当道士以石室者一本示余也，乃汉文佛经一卷，首署大唐三藏法师元奘译。道士与蒋君皆惊其异，蒋君遂言此室之开，得非元奘之灵，留以俟其自印度来之弟子乎？道士然之。 王国维译斯坦因《中亚细亚探险谈》（节选三） 道士既闻此说，始敢启大门招余入。余等入门，经前广道，遂入石室。室外故有画壁，壁裂而室见，室中暗甚。余从道士油灯光中，见卷帙成堆，自地上起，高约十英尺。后精计之，其容积殆近五百立方英尺。顾在室中，不能阅览一物。道士乃手持数卷，导余至廊下之屋，使余疾览之。余下帷审阅，以免人探伺，不觉惊喜之交集也。 所有卷轴，大抵汉文写经，高约一尺，卷束甚厚。虽完好如故，然观其纸墨形制，古可知也。每展一卷，恒在十英码左右，故求其所记时代，甚为烦难。后于汉文大经卷背面，发见印度婆罗谜草书Indian Brahmi Soript，积疑始释，足证写经之时，中亚细亚佛教徒中，尚知梵文，此为稍古之事矣！一切写本，依然初藏时之形状，且无几微湿气，盖保藏古物，固未有愈沙漠中之石室者也。 余于开一大包裹时，尤惊此地保藏之善。其包裹以粗棉布为之，中藏种种绢画纸画幡，盖锦缯刺绣之供献物，不可胜计。其画绢画布，盖寺中之旌旗，卷藏甚谨，及展视之，皆为诸佛菩萨像。或纯用印度画法，或以印度画为本，而参以中国画。佛像之下，画礼拜者，其服犹昔时桑门之服也。后蒋君发见供献簿果，证为第九、第十两世纪之物。作画之绢，薄而透明，精细无匹故。其大至五六英尺者，摺久痕深，开视颇险，当时亦无馀晷，以细加研究。余之所注意者，惟在利用何策，可使古画脱此危地，而免守者之伤损。后见道士观此唐代遗物不足贵，心乃大慰。又不敢大加审谛，恐其以余为酷嗜之也。 王国维译斯坦因《中亚细亚探险谈》（节选四） 此殆由道士不重绘画，或故以此为饵，使余之耳目不能专注于汉文整卷，故特于其所谓废物之中，多出杂束以示余。然余实深谢道士之殷勤也。余于第一包裹内，已发见中国吐蕃文中，有印度草书叶甚多，所谓中亚细亚婆罗谜文也。此种书叶，由其形制观之，均属于六种不同写本，或甚繁多，亦有完全者。以余所见，此体梵文及突厥斯丹宗教文字，其完全及精好，未有能及之者。故余与蒋君，终日于汉文、藏文、汉梵对译文束中拾取此种残叶，道士虽以取携为劳，然甚轻视此，故心颇慰矣。 后数日间所为之事与所见之物，不暇殚述。有一大束充以杂书画布及种种纸叶，其最可贵者为贝叶梵文大书，此明为北印度佛教律藏中之物，书之材料，示其来自印度，且世界所有梵文写本，未有古于是者。吐蕃文书，有卷子本，有扑叙斯Pothis本，书亦甚多，且除南方书籍外，尚有他书，盖突厥斯丹东部之回鹘国，至第十世纪尚存，其时佛教盛行国中，一时或曾据敦煌之地，故回鹘文写本多至数大束。又摩尼教经之以开突厥文Kok-turki及叙利亚文Syriac书者，亦见于此云。 汉文残纸片，骤视之若稍不足珍，然实有古物学上之价值。其中杂记如书札寺历等，充斥于道士所谓废纸中，此不独足以知第九第十两世纪中此间寺院之制度，由其所载年月，亦足证石室之闭，在耶稣纪元千年以后也。其封闭之故，实惧兵祸，然先是此室必为寺中储藏故物之所，故当封闭之时，其物固已古矣。余一年以后，复检所得汉文书卷，其所纪年月，有在纪元第三世纪者，然定其最古写本始于何时，尚须假以岁月之研究也。 王国维译斯坦因《中亚细亚探险谈》（节选五） 余以多日之劳，速检室顶之丛残卷束，而选写本图画，及他古物之特异者，乃开汉文写本卷轴之大匮。虽道士之心，已为贿赂所易，然颇有难色。又清理全室之事，虽胆壮者犹为寒心，况以彼之怯懦乎？然清理之未果，于室下得画绢若干束，又于汉文卷中得中亚细亚婆罗谜文，及他文写本等。此处寺宇，本道士所重修，故寺中所有各物，悉为彼有。而交易之道，则余以自由捐助之名义，施诸寺宇；所取诸物，亦以假归细阅之美名，携至余处，初无一人知者。 购取之事，多出蒋君之力，至其不为人所指目，则又有说，兹不暇述。当道士既得马蹄银后，暂至敦煌，验其名望，不减于昔，心乃大慰；且以余之购此，将以佛教之文学美术播于西方，又使古物不受后此灭亡之厄，甚盛业也。余四月以后，复至兹寺，道士对余无异词，余心尤慰。迄今日二十四箱之写本，与五箱之图画绣品他物等，安抵伦敦，此乃余最终之慰藉也。 余于六月中旬，始毕千佛洞画壁造像之摄影。古物之研究告终，乃从事于地理上之探检。此次事业自南山始，余以书籍寄于安西州署，乃南向雪山脉。此脉实苏勒河与敦煌河之分水界。途中于乔梓村畔两小山脉之间，发见大废址，昔有运河导川至此，遗迹犹存。然其旁耕地，今皆不见。天时人力，全由乾燥而变，其初盖可想矣！ 是处暴风间作，沙山颇峻，故掘地之事，苦于难施。然由古物上之证据，知此废城在耶稣纪元后十二三世纪，尚有居人，其残垣之存者，尤足证数百年来之风力，面东之坦为飞沙冲击，残毁无余；而南北二垣与东风平行者，尚完好如故。及入谷中，即大西河横绝外山脉之处，又有洞宇无数，谓之万佛峡，今日犹为瞻礼之所。庙貌之古，仿佛千佛洞，画壁极大，亦甚完全，作于第八世纪至十三世纪之间，更足印证当时之佛教画也。 王国维译斯坦因《中亚细亚探险谈》（节选六） 自是以往，高峰相衔，巅戴冰雪，俯视疏勒河以西不毛之高地，测量既竟，下至昌马。旋渡昌马河，经未探险之山地。虽在夏季，犹以乏水为苦，遂由嘉峪关入长城。余于此又得决古长城之疑问焉。夫今日中西图籍，均以肃州西南边墙，讫于南山之足者，为古长城尾。又数世纪以来，西域人之访嘉峪关者，无不以是处为中国本部门户。然据中国古书，则关城当远在其西。余于敦煌沙迹中，所发见之古长城遗筑，更足征实此说也。苟一细思，其疑立释。盖嘉峪关附近，实二种防御线之交点；此二线之建筑年代不同，宗旨亦异。一线来自甘州肃州之北，本与安西之长城相接，乃纪元前二世纪所筑也；筑城之旨，在保障南山阴之狭地，及前汉以后，国力更张，此地遂为自中国入西域之孔道。第二线则与第一线互为直角，即嘉峪关城，此后世所筑；其旨在塞西域通路，盖中国守闭关主义以后矣！ 余久往肃州，至七月杪始启行，探中部南山。盖地方官吏于余虽甚亲厚，然惧南山寇盗，不任余行，坚请而后可，而转运之事尤多阻碍。甘肃人民以山外之地为人迹所不至，颇惮于行。后虽以官力雇得夫役骡马，皆以早归为约，故唯于利区托芬Richthofen Range 及托雷Tolai Range 两山脉间地，得有向导。此距海面一万三千尺之处，见有金穴，西宁之民在此淘洗云。 余离金矿，正值雪融之际，自是以往，不见人迹。是月之杪，始见蒙古人牧地数处，其地直甘州之南，惟南山堀起，而南走哈喇淖尔及青海间也。其地有四山脉，界画分明，中间山谷亦颇开广，故虽无向导，而不至迷失，测量之事亦颇便利。所过牧地，在距海面万一千尺至万三千尺之间，人畜饥疲，为之苏息。惟大谷之中，空气蒸湿，与南山西部绝异。霰雪日降，道路泥泞，行路之难盖可知也。 王国维译斯坦因《中亚细亚探险谈》（节选七） 天然之阨既如是矣！重以中国圉人，畏惧艰险，出于天性，视此山中危险，充塞闻见之外，加以想像，群思遁逃，不止一次，余与蒋君且抚且励，始得无事。彼等如年老之人，历险既多，畏事愈甚，及偶值危地，则又如群孩在林，不知所措，故蒋君与余恒谓之曰年老之孩。肃州官吏所派护兵亦然。又赢粮不多，中途自困。适余携有大麦，本用饲马，遂以给之，彼等以非常食，不敢入口，蒋君取而食之，然后敢食；后猎得野骡，遂以获济。 自肃州启行后，已行四百余英里，至八月后，乃测量中部南山迤北之三山脉。此三山脉之经度，在甘州肃州之间，高峰戴雪，距海面万八千尺至万九千尺，凡疏勒河及河水之北流者，途中皆得其源于冰岭之中，余所取之道，务与俄国探险家奥伯拉启甫 M . Obruheff 及哥兹老夫Dozloff异路。三脉中偏南一脉，冠以冰雪，此疏勒河与哈喇淖尔青海水源分界之处，余辈测量，循其北面秀峰连岭，皆高于其北二山脉，其间山谷亦高至万三千英尺，疏勒河诸源之所萃，自此以往，入大通河发源之高地，此河乃黄河最北之大源。故余于此处实触太平洋之流焉。遂北至甘州河流域之高地，越得区托芬之连岭，谷中水势泛滥，行李颇艰。然弥望茂林，大半枞树蔽亏坡麓间，与西部南山之荒凉寒互迥殊。伙伴印人兰沁Ram Singh专司测绘之事，其图中所测山地，自安西至甘州凡二万四千英方里云。 余于九月初，自甘州长行，拟至塔里木河域，以从事第二次冬期探险。此行为调查古物及他故，乃出哈密吐鲁番之骆驼大道，往来西域者不由罗布淖尔，而由此道，盖已千三四百作年矣！余于甘州至安西途中，时折而北，以探长城遗址，知古之长城，实极于安西。是春夏间之所想像者，遂实证之矣！及抵安西间，沁体弱不堪冬行，乃令其由和阗归印度，便道测敦煌至若羌Charklik（在罗布淖尔之南）之连山，而以拉尔沁Rai Lai Singh从余行，拉氏曾从事异门Yemen至中东部之测量，甚以劳动及精细著者也。 罗振玉殷墟书契考释序 安阳所出龟甲兽骨，皆刻商代卜辞，文字奇古，比彝器古文尤为难读。光绪季年，丹徒刘氏拓印所藏甲骨为《铁云藏龟》，于是世始知有此物，瑞安孙仲容徵君诒让为之《札记》。宣统元年，上虞罗叔言参事作《殷商贞卜文字考》，卜辞文字始有条理可寻。参事东渡后，复拓印所藏甲骨为《 殷墟书契前编》八卷、《殷墟书契精华录》一卷。去年岁杪，其《殷墟书契考释》 始成，于是卜辞文字可读者，十得五六。盖 近 世 之 言 古 文 者，以 此 书 为 最 善 矣。参事《自序》 曰：宣统壬子冬，余既编印《 殷墟书契》，欲继是而为考释。人事乖午，因循不克就者。岁将再周，感庄生吾生有涯之言，乃发愤键户者四十余日，遂成《考释》 六万余言。既竟，爰书其端曰：予读《诗》《书》 及周秦之间诸子、太史公书，其记述殷事者，盖寥寥焉。 孔子学二代之礼，而曰“杞宋不足徵”，殷商文献之无徵，二千余年前，则已然矣。吾侪生三千年后，乃欲根据遗文，补苴往籍，譬若观海，茫无津涯。从事稍久，乃知此事实有三难：史公最录商事，本诸《诗》《 书》，旁览《 系本》。顾考父所校，仅存五篇，书序所录，亡者逾半。《系本》一书，今又久佚。欲稽前古，津逮莫由。其难一也。卜辞文至简质，篇恒十余言，短者半之。又字多假借，谊益难知。其难二也。古文因物赋形，繁简任意，一字异文，每至数十。书写之法，时有凌猎，或数语之中，倒写者一二，两字之名，合书者七八。体例未明，易生炫惑。其难三也。今欲祛此三难，勉希一得，乃先考索文字以为之阶。由小篆以溯金文，由金文以窥书契，穷其蕃变，渐得指归，可识之文，遂几五百。循是考求典制，稽证旧闻，途径渐启，局鐍为开，稽其所得，则有六端： 一曰帝系。商自武汤，逮于受辛，史公所录，为世三十。见于卜辞者，二十有三。史称大丁未立，而卜辞所载祀礼，俨同于帝王。又大乙羊甲，卜丙卜壬，较以前史，并与此异。而庚丁之作康祖丁，武乙之称武祖乙，文丁之称文武丁，则言商系者所未知。此足资考订者一也。 二曰京邑。商之迁都，前八后五。盘庚以前，具见《书序》。而小辛以降，众说多违。洹水故墟，旧称亶甲，今证之卜辞，则徙于武乙，去于帝乙。又史称盘庚以后，商改称殷，而遍搜卜辞，既不见殷字，又屡言入商。田游所至，曰往曰出，商独言入。可知文丁帝乙之世，国尚号商。书曰戎殷，乃称邑而非称国。此可资考订者二也。 三曰祀典。商之祀礼，迥异周京，名称实繁，义多难晓。人鬼之祭，亦用柴2 。牢鬯之数，亦依卜定。王宾之语，为《 洛诰》 所基。3 刚之荐，非镐京所创。此可资考订者三也。 四曰卜法。商人卜祀，十干之日，各依祖名。其有4 者，则依4 名。又大事贞龟，小事骨卜。凡斯异例，先儒未闻。此可资考订者四也。 五曰官制。卿事之名，同于雅颂。大史之职，亦具春官。爰及近臣，并符周制。乃知姬旦六典，多本殷商。此可资考订者五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