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川集 - 第 154 页/共 155 页
夫公之相业，明道、象山之论公矣，精矣。或疑明道不非新法而訾陆党焉，此与儿童之见何异，然窃尝怪之。公以间世之英，气魄盖世，负伊、周之志，宗孔、孟之学，其不迩声色，不殖货利，难进易退之介，固已信于天下。遇大有为之君，而帅行先王之法意，虽其条理弛张或未尽善，彼其志盖昭然可睹也。然而新法一行，群议鼎沸，一时攻讦成风，至诋为奸邪，其故何哉？圣道绝而学术裂也。夫圣人，是非之准也。春秋贤卿大夫，其见称于孔子者不少矣，而独多管仲之功，曰：“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及其摄相，未几而诛乱政大夫勤帅后阝费，岂群情之所趋哉！彼亦睿圣独见治乱之原耳。况夷狄之逼中国，岂鲁三都比耶？乃有洞见乱原，以先王之道匡天下，而不为管仲者，非夫子之所与哉！世丧道千有馀年，非实得其他坠绪如濂溪、明道者，固难优于春秋贤卿大夫，至其束私见而挛故习，虽贤者不免焉，则是非之谬于圣人久矣。何者？见有所囿则蔽于睹远，意有所诧则乐于党同，其势然也。
昔充国平羌之策，裴度伐蔡之议，此特一事耳，自其成而观之，虽庸人无疑也。而其始，举朝异之，况大取天下之弊法而更张之者哉！宋之中叶，国势浸弱，民志不振，夷狄交侵，辽夏为急，犹人痈疽并发于肩臂而神力俱疲，咸以其无甚作楚，因谓之安。公既洞见天下之势，逆知夷狄之祸，而独忧之。故每启昭陵以“至诚恻怛忧天下之心，而拳拳以晋武、梁武趋过目前”为戒。盖欲早为之所也。其相裕陵以更化，盖将通壅滞，实藏府也。诸贤既罔或齐公之见，怪其行用，而客气胜心以逞，又复攘臂其间。讦以为直，不孙为勇，夫子之所恶也，而世以为贤。甚至撄人心，挟天变，以要其上而党排之，必使公不得究其志，至元尽罢新法而后快。则彼虽幽、厉之政，宜可反而中兴，复文、武之境土矣。乃顾自贻绍圣之戚，因循而致靖康之祸，卒使中国沦陷，一如公所忧者，果谁执其咎。而顾横加诸公，是尚为有是非之心乎？使继相者有若明道，以大公之学善其后，则于公有光矣，岂至沦胥以败哉？当时问相之对博举而不一及之者，亦以其素不排公故耳。虽然，公自谓用志精则知人明，乃亦不知荐以自代，何邪？一时英望之去多公素与，公意为天下忍之，欲俟法行还之，与乐成耳。知者行之，仁者守之，明道已不可其说，而公不从，卒贻后悔，非亦有所蔽与？公谓未有不得先王之道而能行先王之法者，是也。其忧斯民之左衽，不以身家贰其志，岂非自任以至诚恻怛得先王之道乎？而不知其激于群言果于行法者，已不免意必偏党之私，其心之于哀矜而有所忿忄矣，乌能得其正而不辟哉？是公之所以为蔽，不精于圣学之过也，于诸贤何独尤哉？至其洞见幽远，图患于未形，虽圣人不易也。其后忠定因水灾而忧虏变，盖公之馀明也，而天下服其忠知。钦高相之不下，裕陵之倚公者以此。然其御击恢复诸策亦卒夺于谗议而几危其身，况公图之于未形乎？于乎，有宋夷狄之祸极矣。使公不能制之于未乱之前，而忠定不能救之于既变之后，则横议之祸流也。夫学术不明，使下无公论，上无信史，蔽人心而夺国是，卒亡宋于虏，岂独使公负重毁于后世哉！此余所以重为千古发慨而不能已也。若夫新法之未始皆不善也，介庵子序之详矣。后世亦多祖而用之，故余略焉，特取其大而隐者著之耳。
昔陈申公述郑亚之言以序李集，谓其“蕴开物致君之才，居丞弼上公之位，建靖难平戎之策，垂经天纬地之文。”公虽未尽得先王之道也，将不优于斯语乎？善读公集者，当自得之矣。应侯，宁波人。公尝令鄞邑，称循吏而庙食焉，民至今神之。其法施于民也，侯习闻之，故梓其集于临川云。
嘉靖丙午秋九月既望，邑后学陈九川叙。
【书临川文集后】
嘉靖丙午秋八月，临川邑侯象川应君，刻《荆国王文公集》成，谓衮邑人也，宜有以序其事。昔我象山陆文安公序公祠堂于宋，草庐吴文正公序公文集于元，二公皆命世大儒，其事核而精，其文直而肆，公之纯疵得失，犹方员之囿于规矩也。予末小子，安敢复有所赘？然窃惟公之相业，所以未能成先资之信，快人心之公者，直以变法之故尔。二公之言，虽已抉发隐义，提挈宏纲，而其端绪曲折，尚若有未暇及者。故虽不敏，不敢过避焉。夫善观人者必验乎心迹，善为治者必核乎名实。心迹不明，则名实不正，名实不正，则爵禄废置、生诛予夺皆失其道，而天下之治靡矣。若公与神宗之事，岂非千万世名实不正之最甚者乎？宋之有天下，燕、云尽失，契丹已强于北，元昊继起，兵力又夺于西，不能数战。则其势不得不出于求和。转输金缯，每岁不赀，卑礼甘言，惟恐挑祸。汉之文、景，国辱而民不困，时则有文、景之辱，而无文、景之利。此盖凛然不可恃以常安之势也。治平、熙宁之际，上元刂下弊，纲纪法度，根本枝叶，无不受病。譬如中年之人，虽容色言动，无异少时，然纵恣之馀，腹心肝鬲之疾，缠绵胶锢，待时而发，此盖断然不容怠忽玩忄曷之时也。神宗深知天下之势，将欲大有所为，而又不御游畋，不治宫室，眷求义德，与图治理，诚旷世一出，人臣所当效力致死之君也。乃公之节行文章，既已大过于人，而道德经济又独以身任之。当仁宗在位之日，使回一书，究极治体，直欲化裁三代以趣时变，与区区随世迁就诸人，规模别。继论时政，则语意益切，岌然如祸乱之逼乎其后，贾太傅之痛哭，刘贤良之剀切，可谓异世同符矣。有臣如此，盖亦旷世一出，人君所当虚己委任、共享天心者也。夫其君臣相遇之盛如此，而时势所值，又当否泰安危、往来消长之际，然则公与神宗所以悉心谋议、创制立法，而将以伸其大有为之志于天下，岂但君臣之分义则然，固亦天命人心所不容已也。
今考当时常平仓，司马公所谓“三代之良法，放青苗钱之害小，废常平仓之害大”者也。然积滞不散，侵移他用，平时既无补于贫民，必待年凶物贵，然后出粜，而所及者又皆城市游手之辈。况谷则减价而粜，惟富民为能应其粜，谷贱则增价而籴，惟富民为能应其籴，贫民下户，既无可粜，又不能籴，势不免于借贷。苏颖滨曰：“天下之人，无田以为农，无财以为商，禁而勿贷，不免转死于沟壑。使富民为贷，则用不仁之法，收太半之息，不然，亦不免脱衣避屋以为质，民受其困，而上不享其利。《周官》之法，使民之贷者与其有司辨其贵贱，而以国服为息，今可使郡县尽贷，而任之以其土著之民。”颖滨此论，则公所行青苗钱之法也。考之于古，景公之于齐，子皮之于郑，司城子罕之于宋，既皆以贷而得民。验之于今，则前此陕西一路，已翕然称便矣。然则青苗钱之放，乃所以救常平之失，而修耕敛补助之政也。
古者民多则国强，民少则国弱，兵无非民故也。宋自雍熙、端拱以来，西北多事，朝廷争言募兵。既募征行之兵，又募力役之兵，大率非游手之徒，则亡命之辈。于是始聚百万之兵而仰食于县官，非如汉、唐之初，有事则擐甲胄以蹈行陈，无事则服田积谷以广军储。冗而无制，则老弱参半，而不堪战斗；聚而不散，则偃蹇骄隋，而易于为乱。而上下以为得计，方且尽用衰世刻之术，剥吾民以之。及不可用，则又为之俯首以事骄虏，而使此辈自安于营伍之中。况是时京东、京西、淮南诸路剧盗，如王伦、张海辈，肆意横行，建旗鸣鼓，官吏逢迎入城，与之宴饮，虽有番戍之兵，如入无人之境。兵制之坏，莫甚于此。此公保甲之法所由行也。其要在于训练齐民，使皆可战，稍复府兵之旧，以减募兵纾民力。当时，苏东坡极言养兵之害，而欲训练州县之土兵，以省禁兵，意亦如此。然必畿甸就绪，乃以渐推之于天下，始但隶于司农，以捕盗贼相保任，继乃肄习武事，定其赏罚，而隶于兵部，其政令一听于枢密。盖公所以计之者审矣。
民情莫不欲富，亦莫不欲逸也。宋到中叶，役法大坏，产破家亡，视为常事，而衙前州役为甚。韩绛则言，民有父自经死，冀免其子，逐嫁祖母，与母析居，以图避免者。司马公则言，自置乡户衙前以来，民益困乏，不敢营生，多种一桑，多置一牛，畜二年之粮，藏十疋之帛，则已目为富户，抉充衙前。吴充则言，乡役之中，衙前为重，至有家赀已竭，而逋负未除，子孙既没，而邻保尤逮，田地不敢多耕、骨肉不敢义聚者。然则当役之家，出钱以雇役，坊郭、女户、品官之家，敛钱以助役，官又为之卖坊场、给闲田以充雇直，固先王致民财以禄庶人在官之意也。况公之为是法也，曷示一月，民无异词，乃著为令。令下之日，物情大快，于是始行诸天下，而亦各从其便以为法。此则雇役法之大略也。诸路上供，岁有定数。年有丰凶，故出办有难易；道有远近，故劳费有多寡。典领之官，专务取赢，内外不相知，饶乏不相补，四方有倍蓰之输，中都有半价之鬻。徒使富商大贾乘公私之急，以擅轻重敛散之权，而农民重困，国用无馀，于是均输之法行焉。
先王之于商也，未尝不欲抑之以惩游末，亦未尝不欲厚之以通货贿。其于民也，固尝补助于耕敛之时，又欲周给于祭祀丧纪困迫之日，此《周官》泉府之法所以为厚也。今虽万室之邑，然货之滞而不售，民之欲赊且贷者，已不赀矣，而况都会之地哉？公之所以创为市易之法者，固将抑兼并以厚商贾，备经制以利民用，而必量取一分二分之息者，亦欲其仁可继尔。
诸监既废，赋牧地以佐刍粟，诸兵骑战，仰给市马，而义勇保甲之马，复从官给。番部养马，既不常行，各边市马，又患不足。此户马保马之法所由以行也。然户马则蠲科赋，保马则蠲征役，而马又皆从官级也，藉使犹或少厉于民，则亦斟酌修改之而已。国固可使乏马，马顾可使独在边番，而成周丘甸所出之马，岂皆官养之邪？若夫熙河一带，西控吐番，东蔽泾、凉，夏人右臂，实维兹地。若使彼间而取之，则岂惟延一路不解甲哉？将秦陇复受兵矣。而西域之不可通无论也，此公所以锐意于王韶之策欤？
宋之于北虏，虽惭于纳赂，亦怯于用兵。惟怯故彼得肆无厌之求，惟惭故此常怀愤恨之意。然既不能攻之以雪其惭，则亦骄之以图其后，未有不能攻之又不能骄之，而睢盱以幸目前之安者。此公所以割地畀辽，且曰“将欲取之，必固与之”也。他如销并军营，修复水利，罢诗赋，颁经义，与夫方田之法之类，虽若纷然并出于一时，然君以尧、舜其民之心坚主之于上，臣以尧、舜其君之心力赞之于下，要皆以为天下而非私己也。诸臣若能原其心以议其法，因其得以救其失，推广以究未明之义，损益以矫偏胜之情，务在协心一德，博求贤才，以行新法，宋室未必不尚有利也。
而乃一令方下，一谤随之，今日哄然而攻者安石也，明日哗然而议者新法也。台谏借此以贾敢言之名，公卿借此以徼恤民之誉。远方下吏，随声附和，以自托于廷臣之党，而政事之堂，几为交恶之地。且当是时，下则未有不逞之民指新法以为倡乱之端，远则未有二虏之使因新法而出不逊之语，而缙绅之士，先自交构横溃，汹汹如狂，人挟胜心，牢不可破。祖宗之法，概以为善，其果皆善乎？新创之法，概诋为恶，其果皆恶乎？抑其为议，有一人之口而自相抵牾，如苏颖滨尝言官自借贷之便，而乃力诋青苗钱之非；司马公在英宗时，尝言农民租税之外当无所与，衙前当募民为之，而乃力诋雇役之非；苏东坡尝言不取灵武则无以通西域，西域不通则契丹之强未有艾，而乃力诋熙河之役之非；又如已非雇役不可行，而他日又力争雇役不可罢之类是也。有事体相类，自来行之则以为是，公行之则以为非。如河北弓箭社实与保甲相表里，苏东坡请增修社约，并加存恤，而独深恶保甲法之类是也；青苗钱之放，专为资业贫民，不使富民乘急以邀倍称之息，司马、韩、欧诸公既极言此钱不可放，则亦求所以抑兼并而振贫弱可也，乃徒讼此之非利，而不顾彼之为害，何邪？苏东坡论雇役，至谓士夫宣力之馀，亦欲取乐，若厨传萧然，则似危邦之陋风，恐非太平之盛观。似此之类，既非真知是非之定论，亦非曲尽利害之︳谟，宜公概谓流俗，而主之益坚，行之益力也，一时议论，既如此矣，而左右记注之官，异时纪载之笔，又皆务为巧诋，至或离析文义，单摭数语而张皇之。如三不足之说，公之所以告君者何尝如是也，然则当时所以攻新法者，非实攻新法也，恶公而半反其法尔。
昔者桓公举夷吾于士师，而委之以国。夷吾乃为之作内政，兴盐策，委币以敛州县之谷，守准以御轻重之权，举齐国之政而更张其太半，且曰：“国之重器，莫重于令。亏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不从令者死。”桓公卒赖其计以成九合之功。子产之相郑也，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庐井有伍，作丘赋，制参辟，铸刑书，举郑国之政而更张其太半。虽国人孰杀子产之谣，叔向将亡多制之书，士文伯“火未出，而作火以铸刑器。不火何为”，又六月火现而郑果灾之先见明验，亦锐然行之，而无所疑畏，卒之郑赖以安，虽晋楚之强，莫能加焉。又其下如卫鞅之于孝公，尽取秦法而更为之，尽取秦民而束缚驰骤之。虽甘龙辨说之烦，秦民言令不便者以千数，而鞅终不为沮，卒之国内大治，诸侯重足屏息，争西向而割地。彼数子，诸侯之贵臣尔，然皆以其计数之审，果敢坚忍，大得逞于其国。
而公以世不常有之材，当四海为家之日，君臣相契，有如鱼水，乃顾落落如彼者，时势异而冒忌众故也。夫国内多故，四竟多敌，譬彼舟流，不知所届，惟才与智，众必归之，此管仲诸人所以得志也。宋之治体，本涉优柔，真、仁而降，此风浸盛。士大夫竞以含糊为宽厚，因循为老成，又或高谈雅望，不肯破觚解挛以就功名。而其小人晏然如终岁在闲之马，虽或萏豆不足，一旦圉人剪拂而烧剔之，必将然蹄而然啮。当此时，而欲顿改前辙，以行新法，无惑乎其骇且谤矣。公之所以不俚于口者此也。贾谊年少美才，疏远之臣，慨然欲为国家改制立法。当时绛、灌之徒，虽害之，而未至若是之甚者，以谊未尝得政，而文帝直以众人待之也。公令问广誉倾一世，既已为人所忌，加以南人骤贵，父子兄弟，蝉联禁近，神宗又动以圣人目之，而寄以心膂。及横议蜂起，公又悍然以身任天下之怨，力与之抗而不顾，公之所以不俚于口者此也。古人自修身正家以至治国平天下，莫不有法，而懿德善道，实行于其间，未有舍法度而可以为仁义者也。或乃谓公不务其本而专事法度，然则孟子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之说非邪？古者水土初平，即底慎则壤，以制国用。《周官》一书，理财最备，而大《易》明著理财正辞、禁民为非之训，盖古之人未尝讳理财也，后儒始忌讳尔。而或病公专言理财，然则国非其国可耶？宋之儒者，大率据经泥古，尊三代而羞汉、唐，至有欲复井田封建之法者。然亦幸其未试尔，如其试焉，能不如公之丛谤乎？当时一伊川在朝，其事权视公不啻十分之一而已，不胜其丑诋之多，则于公又何言哉？
元丰之末，公既罢相，神宗相继徂落，群议既息，事体亦安。元若能守而不变，循习日久，膏泽自润，孰谓非继述之善也？乃毅然追怼，必欲尽罢熙、丰之法。公以瞑眩之药攻治之于先，司马公又以瞑眩之药溃乱之于后，遂使国论屡摇，民心再扰。夷想常时，言新法可不罢者，当不止于范纯仁、李清臣数子，特史氏排公不已，不欲备存其说尔。不然，哲宗非汉献、晋惠比也，何杨畏一言，而章即相，章一来，而党人尽逐，新法复行哉？悲夫，始也群臣共为一党以抗君，终也君子小人各自为党以求胜，纠纷决裂，费时失事，至于易世而犹不知止。从古以来，如是而不祸且败者，有是理哉！公昔言于仁宗，谓晋武帝因循苟且，不为子孙长远之谋。当时在位，亦皆偷合苟容，弃礼义，捐法制。后果海内大扰，中国沦于夷狄者二百馀年。又谓可以有为之时，莫急于今日，过今日，则恐有无及之悔。由此观之，靖康之祸，公已逆知其然，所以苦心戮力，不畏艰难，不避谤议，而每事必为者，固公旦“天未阴雨，绸缪牖户”之心也。况熙、丰之用章，公为之也。元之用章，亦公为之乎？而古今议者，乃以靖康之祸之狱独归于公，无亦秦人枭に参夷之习未忘乎？名实者，政事之本，治乱之原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间，诸侯卿大夫之心迹，莫不详其本末，权其轻重，而折诸天，以正名议辟，美恶功罪，不相掩也。夫是以天理明而王法著，礼乐刑政可得而措焉。由公而前，若唐、晋、两汉之世，由公而后，若崇、观、宣、靖、绍兴、开禧之间，大臣之贤不肖可知也。然或幸而得免于司寇之议，或虽议而未尽其罪，或适得本罪而未诛其意。乃公独以体国之忠、救时之志，而蒙众恶皆归之谤，使后世干蛊兴事之臣，戒于覆辙，而妒贤嫉能之辈，引以借口，此吾所以痛悼于千万世名实之不正也。
虽然，公亦不得无罪焉。夫天地之道，浸言以渐也，况于人事哉？而公乃谓论善俗之方，始欲徐徐而变革，思爱日之义，又将汲汲于施为，坐此蔽而欲速之，弊不免矣。古者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圣人于《革》之时，必以“巳日乃孚，革言三就”为训。而公乃谓以物役己，则神志有交战之劳，以道徇众，则事功无必成之望，坐此蔽而自用之弊不免矣。当世之患，上之人畏下太甚，而不能果断，下之人持上太急，而动生谤议。公之意见，偶蔽于此。故于异议之人，概以谗说罢之。然禹、皋吁弗，反以相和，周、召异同，不妨共政。公不以此自勉，而欲以诛罚胜之，岂子产安定国家必大焉先之道邪？公尝谓洪水之患不可留而俟人，而诸臣之才，惟鲧优于治水，故虽妨命圮族，而不能舍鲧。其平昔议论如此，所以不恤众论而用章、吕者，亦曰姑取其才以济吾事尔。然岂有欲求善治而用小人，既用小人而无后悔者邪？数者，公之罪也。虽不无不幸于其间，然律以皇极无有偏党好恶之义，谁能为公讳也？
公之文集凡百卷，邑以公重，故集以地名。自宋以来，文章名家累数十，往往退让下风，而莫敢争列，草庐“日星”“海岳”之喻，盖定论也。夫以公所立之高、所任之大既如彼，其文之不易及又如此，徒以大中未协，偏蔽犹存，不能不竞不纟求不刚不柔，以通天下之志，涣天下之群，故虽遭逢谊辟，而沮挠牵夺之馀，非惟不足以酬其尧、舜君民之志，反以增重异议者之势，使之勇于附和，以抑蔽其君臣相与之至情正义于天下后世。然则后之儒者，其毋以影响未试之学而自许太过也夫？其尚克偏去蔽以为王治之本，而毋以议论胜事实也夫？或曰：“使神宗享国比于殷武，而公之行政得如管仲，将群疑终不亡而事功终无成乎？”予曰：嘻，此予所以重为公既也。此予所知以天之无意于宋也。不然，以彼之君臣，乘崇高富贵之势，而久于其道，乃顾出齐桓、管仲诸人之下耶？是为序。
嘉靖丙午秋八月望日邑后学章衮汝明谨书
【应云刻书跋】
荆国文公古诗十三卷，律诗二十一卷，挽词一卷，集句歌曲二卷，四言诗、古赋、乐章、铭赞一卷，书疏一卷，奏状一卷，札子四卷，内制四卷，外制七卷，表六卷，论议九卷，杂著一卷，书七卷，启三卷，记二卷，序一卷，祭文、哀词二卷，神道碑三卷，行状、墓表一卷，墓志十卷。旧闽、浙、苏、吴俱有刻，公梓里临川顾缺无传。予忝牧以来，每用为慨，谋梓之，购善本而无从也。走取家藏旧本，雠校而翻刻焉。于乎，公之文取材百氏，附翼六经，与韩、柳、欧、苏、曾氏卓然成七大家，并传海内，当与日月争光。岂以刻不刻为公重哉？忆予少小时，侍先君古愚公，论宋史至熙宁，奋袂哨公。先君厉声曰：“稚儿毋乃剿说。”时惭退，不知所云。异时游四明，泛鉴湖，公撰述吟咏，勒在木石，璀璨陆离，与山光水色争雄竞丽，心目眩瞀，不可揽结，盖私极爱慕，愿为执鞭久矣。既而旅金陵，得公全集，昕夕读，不忍去手，然直谓公文章家丈人耳。徐考公宰鄞诸政，青苗、保甲、市易、水利，种种有成迹可按，鄞民至今赖之。乃喟然叹曰：“若公者，岂独长于文已乎？岂独能于宰已乎？”夫隆污者，道也，成败者，数也。公动稽尧、舜，心表天日，乘时遇主，谓《周官》往轨，运掌可修，而靡所究竟，此岂专任自信之过哉！一时名贤，弗克和衷，胥匡变而之道，此何咎焉？矧公学本经术，才弘经济，志存周、孔，行比夷、由，固杰然一人豪也。一咻众排，甚者冤以靖康祸本此，非所谓剿说者耶？公墓不知所在，谋所以专祠公而不获。公二十二世孙王生瑞从予乞祀田，予既刻公文，复稍助之，以延公祀云。
嘉靖丙午九月既望，临川县知县后学象山应云谨识。
【临川集一百卷（内府藏本）】
宋王安石撰。安石有《周礼新义》已著录。案《宋史·艺文志载》：“王安石集一百卷。”陈振孙《书录解题》亦同。晁公武《读书志》则作一百三十卷。焦《国史经籍志》亦作一百卷，而别出后集八十卷。与史志参错不合。今世所行本实止一百卷，乃绍兴十年郡守桐庐詹大和校定重刻，而豫章黄次山为之序。次山谓集原有闽、浙二本，殆刊版不一，著录者各据所见，故卷数互异欤。案：蔡绦《西清诗话》载，安石尝云：“李汉岂知韩退之，辑其文不择美恶，有不可以示子孙者，况垂世乎？以此语门弟子，意有在焉。而其文迄无善本，如‘春残密叶花枝少’云云，皆王元之诗；《金陵独酌寄刘原甫》皆王君玉诗；‘临津艳艳花千树’云云，皆王平甫诗。”陈善《扪虱新话》所载亦大略相同。据二人所言，则安石诗文本出门弟子排比，非所自定，故当时已议其舛错，而叶梦得《石林诗话》又称蔡天启称荆公尝作诗，得“青山扪虱坐，黄鸟挟书眠”，自谓不减杜诗，然不能举全篇。薛肇明被旨编公集，遍求之，终莫之得。肇明为薛昂字，是昂亦曾奉诏编定其集，顾蔡绦与昂同时，而并未言之。次山序中只举闽、浙本而不称别有敕定之书，其殆为之而未成欤？又考吴曾《能改斋漫录》称荆公尝题一绝句于夏文扇，本集不载，见《湟川集》。又称荆公尝任鄞县令，昔见一士人，收公亲札诗文一卷，有两篇今世所刊文集无之，其一《马上》，其一《书会别亭》云云。是当时遗篇逸句，未经搜辑者尚夥。其编订之不审，有不仅如《西清诗话》所议者。然此百卷之内，菁华具在。其波澜法度，实足自传不朽。朱子《楚辞后语》谓“安石致位宰相，流毒四海，而其言与生平行事心术，略无毫发肖。”夫子所以有于予改是之叹。斯诚千古定评矣。（《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三集部别集类六。）
【临川先生文集一百卷（宋刊本）】
此临川曾孙珏刊本，前有小序云：“曾大父之文，旧所刊行本率多舛误。政和中，门下侍郎薛公、宣和中先伯父大资皆被旨编定，后罹兵火，是书不传。比年临川、龙舒刊行，尚循旧本。珏家藏不备，复求遗稿于薛公家，是正精确，多以曾大父亲笔刻石为据。其间参用众本，取舍尤详，至于断缺，则以旧本补校足之，凡百卷，庶广其传云。绍兴辛未孟秋旦日右朝散大夫提举两浙西路常平茶盐公事王珏谨题。”又有总目，惟载某卷之某卷某体诗某体文；其细目载每卷之前。目后即接本文。每半叶十二行，行二十字。书中桓字作“渊圣御名”，构字作“御名”，慎、敦、廓字不缺笔。虽有后来修版，谬误不少，而原书尚是绍兴旧刻可知。核之明翻詹大和刻本，卷第皆同，惟挽辞中少苏才翁挽辞二首，集句中少《离升州作》一首，而多《移桃花》一首。诗云：“舍南舍北皆种桃，东风一吹数尺高。枝柯蔫绵花烂熳，美锦千两敷亭高。晴沟涨春绿周遭，俯视红影移渔ザ。山前邂逅武陵客，水际彷佛秦人逃。攀条弄芳畏腕晚，已见黍雪盘中毛。仙人爱杏令虎守，百年终属樵苏手。我衰此果复易亏，虫来食根那得久。瑶池绀绝谁见有，更值花时且追酒，君能酪酊相随否。”案，此诗不似集句，疑当时误编入也。（《铁琴铜剑楼书目》卷二十。）
【临川先生文集一百卷目录二卷（元刊本）】
宋王安石撰。安石字介甫，抚州临川人。庆历三年进士，累除知制诰、翰林学士。熙宁三年拜中书门下平章事，七年罢。八年再入相，九年罢。谥文公。其婿蔡卞兄京，崇宁初秉政，诏配文宣王庙，后撤。《宋史·艺文志》、《书录解题》同载集一百卷。安石曾孙右朝散大夫、提举两浙西路常平盐茶公事王珏，于绍兴辛未孟秋旦日谨题云：“曾大父之文籍，旧所刊行，率多舛误。政和中，门下侍郎薛公，宣和中先伯父大资皆被旨编定，后罹兵火，是书不传。比年临川、龙舒刊行，尚循旧本。珏家藏不备，复求遗稿于薛公家，是正精确，以曾大父亲笔石刻为据。其间参用众本，取舍尤详，至于断缺，则以旧本补校足之，凡百卷，庶广其传云。”瞿氏恬裕斋藏宋刊百卷本。每半叶十二行，行二十字，与此本行款同，前有吴澄幼清序，云：“宋政和间官局编书，诸臣之文，独《临川集》得预其列。靖康之祸，官书散失，私集竟无完善之本。金溪危素好古文，慨公之集零落，搜索诸本，增补校订之，凡若干卷，比临川、金陵、麻沙、浙西数处旧本，颇为备悉。请予序其成。”又杨士奇跋此书云：“欧、苏、曾、王四家全集，今书坊皆无刻版，独北京有《临川集》版在国子监旧崇文阁，而所缺十一。用之永乐八年扈从在北京印二本，以一本寄余。既已补录，遂以吴草庐先生所为序冠诸首。”此版心间有嘉靖五年补刊之叶，岂即北京本欤？有宗伯学士之印，韩印世能、玉山世家、潜夫诸印。世能字存良，长洲人，隆庆戊辰进士，官至礼部左侍郎。有《云东诗钞》。（《善本书室藏书志》卷二七。）
【临川先生文集一百卷（宋刻明印本）】
《荆公文集》，世鲜宋本。乾、嘉以来藏书家如百宋一廛、爱日精庐皆称极富，其所著录不过明椠，它可知矣。此本前有吴草庐序，称危太朴搜索诸本，增补校定。其实以宋版加以修补，掩为新刻，又间有嘉靖五年刊补之叶，知此版明时尚存，宋刻十有六七。宋讳如竟、让、县、惩、完皆缺末笔，桓字注“渊圣御名”，盖绍兴中曾孙珏所刻，元明以来递有修版。此本虽系明印，而宋椠面目俱在，良可宝也。光绪纪年开秩上元前一夕，盛铎识。（《木樨轩书题记及书录》）
【绍兴本临川先生文集残卷跋】
《荆公文集》今世通行者以明嘉靖本为最善，然嘉靖本实源出绍兴十一年所刊，即此本是也。其版至明时尚存，后归入南京国子监，故流传印行至多。余曾于南中收得全帙，就新刊校勘一过，撰有题记。此残本为刘君翰臣所赠，存卷三十七至四十九，卷六十至六十九，凡二十三卷。其中所存宋刻约十之九，字画颇为清朗，盖视余藏全帙摹印在前也。忆昔年观书于广化寺京师图书馆中，架底存明刊《临川集》八九册，余检视之，正为绍兴所刊。因告典守者更签题，缘其棉纸莹洁，字体方严，骤视之与明刻正无以异。至今追思之，其纸幅尺寸，墨采浓淡，视兹帙正同，颇疑藏大库时本一部，而先后分析者。第未审合并之后能否再为完帙耳，俟暇时当详检之。此本半叶十二行，行二十字，白口，双栏，版心下方记刊工姓名，字体端丽，雅近欧阳率更。避讳至严，桓字注“渊圣御名”，构字注“御名”，此亦南宋初镌之一证也。壬申天中节，装成记之。（《藏国群书题记》卷十三。）
【王文公文集一百卷】
（宋王安石撰。缺卷四至七、三十七至四十七、六十一至六十九，共缺二十四卷。存七十六卷，又目录二卷。）
宋刊本，十行十七字，白口，左右双栏。版心上记字数，下记刊工姓名，有孙右、魏二、魏达、魏可、何卞、文立、施光、陈宗、陈通、陈伸、江清、余亮、余全、余表、叶林、阮宗、吴晖、潘明、胡右、胡、李彪、林选、余才。宋讳完、慎不缺笔。此书字体朴厚浑劲，纸细洁坚韧，厚如梵夹。每叶钤“向氏珍藏”朱文长印楷书，纸背为宋人简启，多江淮间官吏，有邵宏渊、查、汪舜举、洪适、张杰，许尹、张运，吴、唐杰、张安节，李简诸人。（刘翰臣藏，辛未三月入都见示。）
【王文公文集一百卷（宋王安石撰。存卷一至七○。）】
宋刊本，版匡高六寸八分，宽四寸八分，半叶十行，每行十七字。白口左右双栏，大字疏朗。序目失去，自卷一至三十六为文，卷三十七至七十为诗，然无碑志哀祭诸体，知是未完本也。卷一第一首为《上皇帝书》，与绍兴本以诗为首者编次不同，《临川集》之异本也。钤有金泽文库、赐芦文库木记。按：余故人颖川君居江淮之交，（谨案：指宝应刘启瑞翰臣。）家藏《王文公文集》。其版式行款正与此同。然余以为视此可贵者有三：原书楮墨精湛，且纸背皆宋人交承启札，笔墨雅丽，真可反覆把玩，此可贵者一也。寮本无序目，于是谈者妄生揣测，以为即真赏斋之一百六十卷本而佚其半者。此本目录完全，仍为一百卷，不过次第与绍兴本异耳，而积疑赖此尽释矣，此可贵者二也。寮本缺七十以下各卷，此本缺四至六、三十七至四十七、六十一至六十九，共缺二十四卷，而七十卷以下完然具存，正可补寮本之缺，且必有佚文出罗钞之外者，此可贵者三也。余尝言于东都耆宿，约异时寮本刊行，余当为作缘，俾以目录及后三十卷增入，以尽珠联璧合之美，无使盈盈一水，终古相望，使后人抚卷而增叹也。（以上二则并见《藏园群书经眼录》四“集部”上。）
【残宋本王文公集跋】
昔华中甫真赏斋有宋百六十卷本《临川集》，见丰人翁《真赏斋赋》，而义门何焯氏在国初既言其不可觏，则其为希觏之笈亦可知也。而说者谓荆公之集，绍兴辛未其曾孙珏所传刻者最完。其作百六十卷者徒分析其卷帙耳。珏之刻本，今藏罟里瞿氏。又有元时翻本，今藏钱唐丁氏。赏与明嘉靖庚申抚州覆绍兴詹大和刻本历校宋、元二本，其卷帙相同，而异同亦相若。闽、浙二本，皆非其所手定。而《石林燕语》亦称薛肇明被旨编公集，遍求其所谓“青山扪虱坐，黄鸟挟书眠”，终莫之得。至宋季有金陵、麻沙、临川、浙西数刻，当时搜罗既难，编订又粗，竟不能穷其全也。日本图书寮有残宋本《王文公文集》，今存七十卷，佚其诗集数卷而己。而今本所佚之文，多至四十七篇。陆存斋《群书校补》据《宋文鉴》、《宋文选》、《播芳大全》、《能改斋漫录》，以补明覆詹本之缺，尚不过十馀篇，与此本多寡不侔矣。昔政和中开局编书，诸臣之文，独《临川集》得预其列，而门下侍郎薛昂肇明实主其事。此书依其同异考之，盖肇明所编次也。卷一至卷八书，卷九宣诏，卷十至卷十四制诰，卷十五至卷二十一表，卷二十二至卷二十四启，卷二十五传，卷二十六至卷三十三杂著篇，卷三十四、三十五记，卷三十六序，卷三十七至卷五十一古诗，卷五十二至卷七十律诗。半版十行，行十七字，桓、殷缺末笔，于构字下注云“御书”，则此书高宗时依薛本所入梓也，并王珏所未见矣。日本岛田翰跋。（见《艺风藏书再续记》卷七。）
【王荆公诗注题辞】
《王荆公诗》五十卷，雁湖先生李壁季章笺注。予十年前购得华山马氏所藏元刻本，间取通行《临川集》勘之，篇目既多寡不同，题字亦增损互异，乃叹是书之善，不独援据该洽，可号王氏功臣也。史称季章嗜学如饥渴，群经百氏，搜抉靡遗。今《雁湖集》既不存，其他著录亦尽逸，惟是书见称艺林，而流布绝少，因重锓之，以广其传。俾嗜古者得窥先生之蕴涵，识临川之意匠，而并可正俗本之纰缪，殆如景星凤凰争先睹之为快已。乾隆辛酉上巳后五日武原张宗松题于清绮斋。
【王荆公诗注五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李壁撰。考《宋史》及诸刊本，壁或从玉作璧，然壁为李焘第三子，其兄曰，曰塾，其弟曰，名皆从土，则作璧误也。壁字季章，号雁湖居士。初以荫入官，后登进士，宁宗朝累迁礼部尚书、参知政事，兼同知枢密院事，谥文懿，事迹具《宋史》本传。是书乃其谪居临川时所作。刘克庄《后村诗话》尝讥其注“归肠一夜绕钟山”句，引韩诗不引吴志，注“世论妄以虫疑冰”句，引《庄子》不引卢鸿一《唐彦谦语》，指为疏漏。然大致捃摭搜采，具有根据，疑则阙之，非穿凿附会者比。原本流传绝少，故近代藏书家俱不著录。海盐张宗松得元人椠本，始为校刊。集中古今体诗，以世行《临川集》校之，增多七十二首。其所佚者，附录卷末。考叶绍翁《四朝闻见录》称，开禧初，韩平原欲兴兵，张嗣古觇敌，张还，大拂韩旨，复遣壁，壁还，与张异词，阶是进政府云云。是壁附和权奸，以致丧师辱国，实堕其家声。其人殊不足重，而笺释之功，足裨后学，固与安石之诗均不以人废云云。（《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三集部别集类六。）
【覆刻宋本王荆公诗笺注跋】
李文懿注荆公诗，较《临川集》多古今体七十二首。《晁志》惟载卷目，《直斋书录》差详。《覃溪集》中有二跋，已备采之。世行元椠，经刘辰翁删评，多失其真。宋本惟此十七卷，及序目三卷，孤帙流传，不绝如线。覃溪言，庐弓父校李注，将其卷尾所谓《补注》者，移置于本诗之下。考《补注》乃是临川曾景建所为，非出雁湖手，以语弓父，始追悔而已无及。案庐学士钞补元椠，旧在善本书室，此宋本归吴兴刘氏，缪艺风前辈曾假影摹，今据以上版，写手未合古意，略存形似耳。覃溪又言，前贤于山谷诗任注、半山诗李注序叶残字，皆访求珍录，盖古人一字之遗，后人皆得据以考证。此本幸存弱半，其珍重为何如耶！
宋本每半叶七行，行大小字十五，注语有元刂补挤写者，及各卷后有庚寅增注及抽换之页，即曾景建所补。刘华甫序作于嘉定七年守眉时，言其门人李西美以是书版行。元椠刘将孙序，称东南仅刻两本，眉久废，抚亦落。皆翁跋所未及。丹棱李氏，史学名家，雁湖为巽言第三子，其弟有《皇宋十朝纲要》，后来井研李微之、江阳李好德，咸以掌故擅称吾蜀，先贤遗序，所当表章也。癸亥仲春，江安传增湘。
《艺云精舍书目》《荆公诗注》存宋版二十七卷、二十八卷、三十四卷至三十八卷、四十八卷至五十卷，钞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卷。按所记与此本不同，廿七、廿八复出，似非一本，而其馀八卷又适足互补，他家未见著录，不知犹在世间否？附记俟考。（《藏园群书题记》卷第十三集部三宋别集类。）
【王荆文公诗注五十卷】
（李壁注。存卷一至三，十五至十八，二十三至二十九，四十五至四十七，共十八卷。）
旧写本，九行二十一字。前有魏了翁序，次目录，全。卷首有翁覃溪（方纲跋语并诗，录如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