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氏识遗 - 第 1 页/共 4 页

罗氏识遗 宋 罗璧 ●卷一 ○成书得书难 《易》更四圣而始备；《书》历二千余年，存者仅存十八篇；《诗》之刚也，夫子十取其一；《春秋》，鲁史之名，记者非一人，其后夫子修之，左氏传之，又其后刘歆、杜预合经传而一之，然后经以传明，事以类著。经之成亦难矣。周衰极文之世，晋韩宣子适鲁，然后见《易象》与《春秋》；吴季札聘上国，始闻《诗》之雅歌颂，楚独有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士生其时，得全见六经者无几。《商颂》至正考父才得十二篇于周大师；孔子周旋杞宋间，欲究夏商遗礼而不得；刘歆言汉经秦火，书惟有《易》，至孝文时伏生始口授《尚书》，孝武时壁出者皆朽腐散绝。《诗》之萌或传《雅》或传《颂》，合而成《诗》；其后得书二十篇，以为《尚书?大传》，谓为不传《春秋》。唐孔颖达曰刘向、班固、刘歆、贾逵、马融、郑玄、服虔、杜预皆不曾见今《尚书》，建安蔡氏谓杨雄亦未见《尚书》。《余按：《书》出孔壁者，皆科斗文字，凡二十五篇，号为“古文”。出伏生口授者，三十四篇，其后夏候胜等传□洛阳石经刻之，汉号“今文”。孔壁初出，孔安国上之官，承诏总为五十八篇，作传，传成，会国有巫蛊事，不获上，壁书复湮。行于汉者，伏生三十四篇而已，故壁书世儒多不见。后有张霸者习闻《书》五十八篇之说，伪造二十五篇，并伏《书》为五十八篇。惟刘向父子所著《五行传》是其本法。郑玄注《书》依用之，多乖异。晋兴，壁书渐出，至梅颐为豫章内史，全得孔书，尽上之官，为施行壁书。方《大传》犹缺《舜典》，江左萧齐建武中，姚方兴始献《舜典》，孔传五十八篇始备。隋开皇间始流河朔，见《书疏》。但汉武至前晋凡五百余年间，歆向父子披群书甚精，不应孔书皆不传，直逮晋始得之，故或者亦疑梅颐之意。）宋杨诚斋序《易》曰：“韩起尝见《易象》而喜。然起之所见者，羲文之《易》而已，非夫子之《易》也。今乃得见起之所未见。子贡在三千七十之中尝叹：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今夫子之《易》，性与天道之言也，乃得闻子贡之所不闻。”其述古人不得多书而读之，备矣。韩柳未出，欧阳公得韩文六卷于汉东李尧辅敝箧中，脱落颠倒无次序，乞归，读之。后官洛阳，与尹师鲁补缀方成全书。穆伯长叙柳文谓：“初不全见于世，亡字失句，阙坠为甚。凡用力二纪，文始成定。”今读韩柳者，未必察也。司马温公《进〈资治通鉴〉表）曰：“臣之精力，尽在此书”。又《与宋次道书》曰：光自到洛之日，专以修《资治通鉴》为事，于今六年，仅了得晋、宋、齐、梁、陈、隋六代，奏御。唐文字尤多，梦得将诸书年月编次为草卷，每四截为一卷，自课三日，删一卷，有事故妨废，以夜补日。前秋始删，到今已二百余卷，才至大历末年。向后卷数增倍于此，共计不减六更，须三年方可粗成编。文须细删，所存不过数十卷而已。”公闲居洛十五年，朝廷许开局自随辟官授廪，命吏给扎，故成此书。使无如许岁月及官主其上，未必成也。蔡氏云：古书自篆籀变而为隶，竹简变而为缣素，缣素变而为纸，纸变而为摹印。摹印便而书益轻，后生童子习见以为常，与器物等藏之者，只观美而已。余谓书少而世不知读，固可恨。书多而世不知重，尤可恨也。唐末年犹未有摹印，多是传写，故古人书不多而精审，作册亦不解线缝，只叠纸成卷，后以幅纸概黏之。（犹今佛老经）其后稍作册子，后唐明宗长兴二年宰相冯道、李愚始令国子监田敏校六经，板行之，世方知镌甚便。宋兴治平以前，犹禁擅镌，必须申请国子监。熙宁后方尽弛此禁。然则士生于后者，何其幸也！ ○经题签 题签经目虽小节，古人亦审。朱文公见题《伊川易传》者，谓题《周易程氏传》方是。盖后传先经，得尊经之意，且言汉晋诸儒经注皆如此（余按：古传《春秋》者三家，而曰《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皆先《春秋经》）。但先儒又有大名居下之说。大名，《易》、《诗》、《书》、《礼》传是也。《易》以文王序加周字（周，岐阳地名，姬先代所封，《诗》曰：“周原无无”是也，后为代号，因以名《易》），书以上古书加尚字（孔壁只得虞、夏、商、周之书，孔安国序《书》伏生之下经曰：以其上古之书，谓之《尚书》。则尚字伏生加），《诗》以毛苌传加毛字（传诗者初四家，曰齐、鲁、毛、韩，今之《诗》传自汉博士毛苌。因目《诗》曰《毛诗》，以别三家），《礼》述周制加周字（《礼》出刘歆，题周必歆），《传》以左氏作，加左字（以别《公》、《》，未详所始），后来班固《汉书》、陈寿《三国志》皆大名居下，取法于经也。若伏羲始画八卦，重为六十四卦，郑玄以为神农，孙盛以为夏禹，史迁以为文王，惟王弼、孔颖达以为伏羲所重。盖《说卦》曰：“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伏羲作《易》之人已言，兼言画六而成卦，则重卦伏羲无疑也。但上《系》言：伏羲以来之制作十三卦，皆云盖取则卦名。伏羲前已有矣。矧画前有易理，且素具乎，况于伏羲前言《易》皆从曰“圣人”，盖有深意。薰叔尝而问朱文公以卦设名之始，公答以无所考。《诗》名之说，或谓国史，或谓子夏、毛苌。而《书?金》曰：“公乃为诗以遗王，名之曰《鸱》。”则《诗》名乃作者自定，至分为风、雅、颂，说者以为始于孔子自卫反鲁，乐正雅颂，各得其所，不知吴季札聘鲁在孔子未反鲁之先，而鲁太师已为札歌风、歌雅、歌颂，则夫子乃衰周之僭礼乐者尔。《周礼》虽有太师掌六诗之说，然先儒谓《礼》出刘歆，则六诗安知非后世依仿而托之者。余按：鲁《》诗序曰：“于是季孙行父请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颂。”《乐记》曰：“人不耐无乱，先王耻其乱，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史记》曰：“微子过殷墟而作雅。”观此则雅颂亦作者自别也。孔子序《书》以置篇端始孔安国。《左传》、《春秋》初各一书，后刘歆治《左传》，始取传文解经，晋杜预注《左传》复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于是《春秋》、《左传》二书合为一。因传解经事见《歆传》，《左传》、《春秋》合为一见杜预《左传序》。 ○笔史 范蔚宗《东汉?黄宪传》述诸人敬慕之说，而宪之美无可寻，至今读者钦其贤，慕其器。唐史于房杜解善谋善断外，事迹亦不多见，但王魏善谏，英卫善兵，例推为房杜功。项羽残暴，班固书之曰：“羽西屠咸阳。”曰：“所过无不残灭，尝攻襄城，无噍类。”语不激而羽之暴十分著露，此史笔之妙。至于叙列人物，传褒之者赞，贬之者□，称美者传无载（按：史著赞始迁、固，实法《左传》。《左传》每于事终断以仲尼曰、孔子曰、君子曰，故迁、固法而为赞，史臣曰、太史公曰、臣某曰之类）。盖人非尧舜，安能尽美，作史之道当尔，劝惩之意因寓焉。苏老泉曰：马迁传廉颇，本传不载其议阏舆之失，而见于《赵奢传》；传郦食其，本传不载其谋挠楚权之缪，而载之《留侯传》；传周勃，本传不载其汗出浃背之耻，而载之《王陵传》；传董仲舒，本传不载其和亲之疏，而载之《匈奴传》。盖四臣者，功十而过一，不欲因一以疵十，乃与善之意也。论苏秦曰其智过人，论北宫伯旰爱人长者，班固赞张汤曰推贤扬善。盖四人者，过十而功一，并其一者废之，是塞人自新之路而坚其肆恶之心，惩恶不已，甚乎！后之读者宁复识哉！ ○孔子师 孔子师老耽之说，肇于《庄子》。庄子师老子，故其著书讥侮古今圣贤，独推老子，甚至假借孔子言语誉之。后来汉儒辑《礼记》承其言曰：闻诸老耽。司马迁《史记?老子传》复增许多老子训诲孔子言语。孔鲋作《家语》，著孔子事实，因据以为证（《家语》后有晋王肃所加，故益难据信）。由是益坚后学之信，不知《庄子》一书多驾空寓言，时去孔子未远，知天下崇信其学，故托言世之最重者尊其师，庶几耽之道益隆，此庄子抑孔子、尊老子之迹也。后儒不察《礼记》、《家语》、《史记》出《庄子》后，见孔子万世师表，不应礼乐无所自来，而问礼老耽一语，又备见诸书，未详始自《庄子》。不知老子之教主于清静无为，其著书厌薄礼学曰：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庄子传其学，从而有掊斗折衡、攘弃仁义、焚符破玺、绝圣弃知等论，则耽之学何礼之可问耶？太史公谓道家虚无为本，因循为用，有法无法，有度无度。故后之宗者荡弃礼法，蓬首垢面，丧酒吊肉，晋代可证已。岂有以礼训孔子，而勖其徒则废弃耶？孔子于人之有善，若管仲之仁，子产之惠，皆亟称不暇，岂有耽其师而故没之耶？故愚为《庄子》寓言无疑。余尝谓孔子师表盍推周公，彼其梦想犹冀见之。孟子去孔子未远，具曾思之传最的，诵孔子氵瓜接不过文武周公，使孔子果师耽于庄子辈，尔耽学之是非庄子述而传之足矣，何必假孔子言明之？此其借孔子尊师可见也。后之卫道者皆与孔子分说，未以寓言及尊师之意照破庄子之妄尔。若孔子从耽之事，《庄子》外篇著耽为周藏史。藏史，书所藏者。耽所职多书，孔子因往问耽焉，容有此理，不然鲁论何无一言及耽，而耽之礼何不书传其后，而甘为弃名检荡礼教之罪人耶？东坡尝谓庄子虽排孔子，实尊孔子，书末叙百家之学，兴曰：“譬如耳、目、鼻、口，各有所明，而不能相通。”故墨翟、禽滑、彭蒙、田骈、慎到、关尹、老耽以至庄周皆列叙名之，至邹鲁之士、绅先生，其在《诗》、《书》、《礼》、《乐》多能明之，则推而不敢斥此。又可见庄子前之推老耽者，借孔子也（余旧辑《素王事记》只据诸书纂辑，未暇辨理，今辄附此）。 ○文繁省 司马迁《史记》叙三千年事，五十万言。班固《汉史》叙一百年事，八十万言。晋张辅以此优劣班马。王逢原解《论语》“夫子为卫君”章曰：贤兄弟让，知恶父子争矣。包咸解“子见齐衰者”章曰：哀有丧，尊有爵，矜不成人。朱文公括“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章曰：君子审富贵而安贫贱。视若稽古三万言者有间矣。《左传》叙晋献公杀申生事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饱。《礼记?檀弓》约以四字曰：君安骊姬。《公》《》叙晋使齐事，由克眇、季孙行父秃、季孙良夫跛、曹公以手偻，齐使眇者逆眇者，跛者逆跛者，秃者逆秃者，偻者逆偻者。刘知几《史通》曰：宜除“眇者”以下句，但云各以类逆足矣，此句烦也。《汉书》：张苍年老，口中无齿。《史通》曰：宜去“年”、“口中”三字，但云“老无齿”足矣，此文烦也。朱文公云家藏欧阳公《醉翁亭记》草前数行，铺叙滁州之山，忽大圈了，但注“环滁皆山也”。梁安贫记武陵桃源事曰：“洞中人问：今乃何代，后历几何，渔人黄道真曰：今晋代，秦后复为汉魏矣。”至陶渊明但曰：尚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司空图曰：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江岭之南凡资于适口者，若醯非不酸也，止于酸而已；鹾非不咸也，止于咸而已，华人以之充饥而遽辍者，知其酸咸之外，醇矣，有所之尔，彼江岭之人习之而不辨也。东坡约之曰“梅止于酸，盐止于咸，饮食不可无盐梅，而其美尝在酸咸外，然皆只中庸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之说。《庄子?山木》篇曰：丰狐、文豹栖于山林，伏于岩穴，静也。夜行昼居，戒也。虽饥渴隐约，犹且胥疏于江湖之上，求食焉，定也。然且不免于网罗、机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为之灾也。至《应帝王》篇但一语曰：虎豹之文来田。《列子》叙少壮老死曰：其在婴孩，志气专一，物不伤焉，德莫加焉；其在少壮，则血气飘逸，欲虑充起，物所攻焉，德故衰焉；其在老耄，则欲虑柔焉，体将休焉，物莫先焉；其在死亡，则之于息矣，反其极矣。《庄子》约以四句曰：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逸我以老，息我以死。《列子》叙人寿无几曰：百年，寿之大剂，得百年者千无一焉。设有一者，抱孩以逮昏老居其半；夜眠之所弭，昼觉之所遗，又几居其半；疾、痛、哀、苦、亡、失、忧、惧又几居其半，量十数年之中泰然自得亡介焉之虑者，亦亡一时之中尔。《庄子》叙此则曰：人上寿百岁，中寿八十，下寿六十，除疾病、死丧、忧患，开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过四五日而已。视列语明省多少。诗中如介甫“氏分黄犊草后山，一身当三千”之句，前辈尝评其善约。然语简又须意足，李寿《裴晋公诗》曰：见说风情筋力在，只如初破蔡中时。叙其寿康功业三事于两句中。杨诚斋《挽张魏公诗》曰：出昼民犹望，回军敌尚疑。叙其出督去国，内得人心，外摄夷狄四事于十字中。欧阳公《上杜祁公诗》曰：貌先年老因忧国，事与心违始乞身。祁公年四十即发白，当朝以权幸不悦，未及七十谢事，故祁公谓此两句道尽他一生心事。所以意足方见简之工也。欧阳子谓简而法，惟《春秋》可当之。后学之立言，法乎宋景文修唐史，务简而奇，如震霆不及掩聪之类，皆以奇而舛，若其犹有未当者。柳子厚《段太尉逸事状》曰：吾戴吾头来矣。《宋史》削去下一“吾”字，曰：吾戴头来矣，河南邵氏谓：去下一“吾”字，戴头来果谁头耶？岂知段之不惧，正以自请一死，词之工，正在下一“吾”字，此则不详文义而省者。 ○书史讹名 尧、舜、禹、汤，或以为四圣人名，或以为谥，或以为号。以为谥者，谥法始周，古未有也。以为号者，索之旧说，谓孟子称尧曰放勋，舜曰都君，屈原称舜曰重华（孔颖达《图书疏》曰：《书》遭秦火，《舜典》最后出，江左萧齐时，姚方兴献《舜典》，“重华”句乃方兴所加，不知《离骚》先秦之书已有“差重华之不可迕”，“就重华而陈辞”等语，则孔疏亦难尽凭），《书》中候称禹曰文命。盖放勋谓尧能依仿上世之功化，重华谓舜继尧重光，文命谓禹布文德。然则尧、舜、禹、汤为号，无义，名或近是，况尧命舜之辞曰：咨，汝舜；舜命臣曰：咨，汝禹，若稷契。则知舜、禹尽名也。汤名《论语》著曰“予小子履”，《世本》乃谓汤名天乙，皇甫谧《世纪》谓名履字天乙（不知商代帝王以甲、乙、丙、丁为次，则天乙乃汤别号），至舜命弃为稷养官也。在当时以稷与禹、皋陶并称，名已觉混，及他书凡称弃者并曰稷，不知夏以前祀柱为稷，殷兴始废柱以弃代，谓稷可代弃名，非也。殷史帝乙崩，子辛立，是为纣。则纣名辛，非受也。《尚书》西伯戡黎及武成皆言商王受。二孔释《书》谓：受、纣，音相乱。郑玄谓纣转为受，及名方曰“其在受德”。孔文释“受德”纣字。余按：殷人名其恶曰纣，其转纣为受，或者伪书者过也，至谥法以残书损义为纣，亦未详，殷无谥法而妄尔。《列子注》：伊尹生伊水之上，故姓从其地。屈原《离骚》、孙武兵书、吕不韦《春秋》、孔颖达《诗》、《书》疏皆著伊尹名挚。渭之尹者，正也，言能正天下（郑玄注尹言究，孔安国注尹□），故号伊尹。而《太甲》、《伊训》等篇述其言曰“惟尹躬克左右厥辟”；曰“惟尹躬先见于西邑夏”；曰“惟尹躬暨汤咸有一德”，皆指尹为自称之名。君前臣名以号与字，可乎？《史记索隐》著太公望姓名曰姜子牙，故《左传》、《毛诗》齐例称姜，姜先封吕，他书复称吕尚，以可师可尚也。孙子兵书存其名，犹称吕牙。谓之太公望者，《史记》曰：文王遇吕尚于渭滨，曰：“自吾先君太公曰：‘当有圣人适周，周以兴。’子真是耶？吾太公望子久矣。”则太公非爵，望亦非名也。后世不察，谬曰吕望、吕尚，盖缘《史记》以太公望与周公旦并称，又曰太公望北海人也，读者从而亦讹。 ○雉释文 《左传》：都城过百雉；《周礼》名城以五雉、七雉、九雉，释者谓一雉之墙长三丈，高一丈。其取以名文之义未详（《公羊》：五堵而雉，则二百尺）。山阴陆氏著《埤雅》谓：雉性妒垄护疆，飞不越分界之内，以一雄为长。潘安仁《雉赋》曰“画坟衍以分兀”者，此也。其飞荣不过丈，修不过三丈，所以以雉计丈也。《礼记》“晋太子申生缢死”，郑玄注曰：雉经。《晋语》亦曰：申生雉于城庙。孔氏释：雉性耿介，被获，必屈折其头而死，言申生以介死也。因思城之大有取于雉，有望于耿介死守封疆之臣，岂泛然哉。 ○孔门多才 孔门多才，可使治赋，可使为宰，可使从政，可使与宾客言。子华之使，冉求之艺，子路良孺之勇（《左传》：微虎宵攻吴，师卒二百，有若与焉。冉求清郊之战，樊迟为我右，则勇非一夫），子贡辞命外善货殖，公冶长能通禽言。言语、德行、文章外无往不有。圣人从而以道德礼乐陶熔之，譬天地间生生职职，各正性命，所以为万古大化治。圣人历聘列国，虽因道德所宗，亦多因弟子而重。楚谋欲以书社封孔子，子西忌之曰：王之辅相有如颜回者乎？王之帅师有如子路者乎？王之使列国有如子贡者乎？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其后季孙启哀公聘孔子，亦以冉求之胜学军旅于孔子也。《史记》言仲尼没后，弟子大者为诸侯师，小者为卿相。盖其平日琢磨，使有用非止章句之末也。《汉?艺文志》曰：孔子没，群弟子各编成一家之言，名曰九流：一儒、二道、三阴阳、四法、五名、六墨、七纵横、八杂、九农。则孔门之学何所不参？孔子之教何所不讲？所以为圣而当时共慕，至没而弟子异昔，故曰孔子没而微言绝，异端起而大义乖，春秋之后无圣人。战国孟尝、平原辈亦皆聚客数千，书之史者鸡鸣狗盗、袖椎窃符、纵横狙诈，贾生民之祸而已。下惟是珠履毒瑁，以雄其国，所以士益众，世益卑。近世伊洛学兴，始以修齐平治为教。故胡氏谓伊洛发明，然后人知孔孟可学而至。视汉晋以来，第以词学名儒者有间矣。至紫阳集诸家之大成，其精本之义理，其粗究之经济，尝书储才之说曰：有天下者必诹询咨问取之无事之时，而参伍折衷，用之有事之日，方其事之未及也，无旦暮仓卒之需，则亲之得以久，无利害纷拿之扰，则察之得以精，诚心素著，则可得之多，岁引月长，则所蓄独富。久且精故，知其长短而不谬，多且富故，更迭为用而不竭。今人平居不以才为意，及临事仓卒泛然求之，所以用之欲称其任，难哉！又曰：不以小恶掩大善，不以众短弃一长，不以近遗远，不以小加大。则共聚一时英彦，请之者岂直曰文为而已。又当参尧禅舜、舜禅禹，皆是积岁程年，稷、契、夔、龙之任，曰“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则决，非以骤致也。若傅说起于版筑，胶鬲举于鱼盐，管夷吾举于士，汉祖仓卒罗致，贩缯、屠狗、吹箫、织簿皆为用，则短不可弃长，小不可掩大，又可验也。况物有不求，未有无物之岁，人有不用，未有无才之时。特患教无孔子而取之，之说又不大公尔。 ○孔子讳鲁 北魏史著魏之祖诘汾田山泽，见辎耕自天而下，有美妇人称天女受命与诘汾偶，期年复会，果以生男授诘汾曰：此君之子也，自此世为帝王。窃详古帝王受命之符，未有神异如此者。考之当时，魏大武尝命崔浩撰国记，浩书魏先世事，详列通衢事，皆直笔，北人见者无不忿恚。浩以暴扬国恶，身灭族夷。乃知诘汾之偶，史官惩浩失而失之者也。古以讦直取祸不一，若史权所在，尤嫉之招，矧国讳乎？故班固、蔡邕皆不得其死，圣人慎乱邦，安得不以逊言为贵？孔子在《春秋》，凡鲁失多为讳护，《诗》三百例录变风，鲁独著颂，与商周等。《论语》：自既灌而往者曰：吾不欲观之矣。或问谛之说，曰：不知也。夫子礼乐所宗，岂不明者。朱文公谓《礼》不王不，鲁侯国举实僭，故夫子托以不知。郑玄谓则序昭穆，鲁以僖公为闵公庶兄，跻僖、闵上，有逆祀之失，故夫子不欲观（余案：跻僖、闵上乃文公三年孔子仕定公时，阳虎已顺，祀先公无缘尚为逆祀，不观元未详尔）。文姜通淫于齐，书会于禚之类，虽不泯其实，及文姜与弑桓公，不容于鲁，书夫人之归曰：逊于齐，言若逊让而去之义。桓闵二公皆弑死，经例书曰薨。成公适晋为所留，经没不书。其讳国恶也，审矣。昭公娶吴，姬姓，泰伯之后也，陈司败之问正以娶同姓之丑，夫子宁受以为己过，而不别为辩辞。至《春秋》书孟子归曰：夫子至自吴。及其死也，书孟子卒。不表夫子之为曰氏，盖不殉昭公之失，书孟子凡皆为鲁讳也。皇甫氏谓孔子若不受司败之议，则千载之后遂永信我言，谓昭公果知礼，是乱礼之事从我始，今得司败见非，受以为过，则他人不谬，所以幸也。孔颖达谓孔子于鲁事不可无法者，不夺其所讳，亦不为之过讳，每事讳护则为恶者无复忌惮，后世安知所惩？故为鲁讳，礼也；不为鲁隐，为世教也。《公羊传》：《春秋讳例》曰：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为中国讳。左氏曰：讳国恶，礼曰讳。史著崔浩才比张良而稽古过之，惜未稽仲尼之法也。 ○理根本 秦据崤函，事耕织，修战守，复取蜀为富饶之本，卒灭六国。汉高委萧何治关中，光武委寇恂保河内，曹操抚河济，屯许下，俱济大业。唐兴，因随关中之资；宋兴，籍周之富。视高光特易者根本有素也。若项羽之败，全是汉遣彭越等入楚地谋挠楚故，兵疲食尽，以此不支。羽恃其勇悍，日事外攻略，不于根本究心，一旦兵败，方有“无面目见江东父老”之语。大概根本不立，则进退无据，耕织不偏废，然后表里可以交敷。高宗南渡，胡致堂进计，乞措置荆襄为根本，安行所谓老小者，陛下分部诸将，谨斥候，治盗贼，自以精兵为舆卫，巡历往来，征伐四出，如高祖在荥阳、成皋、京索，而留萧何于关中，光武战临淄、垄坻，而置寇恂于河内。又言置行宫，或建康、南昌、江陵一处，安太后、六宫，量留兵将为营卫，陛下复兵按行，周旋彼此，不为定居。又言既定讲武，其余庶常日力不暇给者，别置行台区处之。此建炎规恢复一大议论也。惜当时玩其说，盖一身在外，则足以御寇，而根本之地不加伤，意于事务之大，庶常日不暇给者，置行台处之则可一意讲武，图所谓兴创之大功。有志天下者致堂，此说万世法程也。 ○曹参不伐 山谷以韩信胜赵不自骄而师李左车，为武夫悍将所难，咏以诗曰：“功成千金募降虏，东西置坐师广武。虽云晚计太疏略，此事亦足垂千古。”信事固难矣。若曹参佐汉祖起兵，未有韩彭辈，战胜攻取多出于参，异时论功，争以参为第一者，此也。高祖先项羽入关，参功为最速，逮得韩信，参已封建成侯，一旦举信为大将，不闻参有轧己之嫌，虽信奇才，然参视之实为后出。至信击魏击赵，参皆与俱，击齐，参以相国属焉。则参不特不忌信，乃降心出其下，此于士君子不足道，而见之参则难矣。其谦让不伐不待舍，盖公随萧规而后然，宜其善终于菹醢之世。参本传言：韩信东击齐，参以左丞相属焉。又言信立为齐王，引兵东与汉王共破项羽，讨齐未服者，汉王即帝位，徙信王楚，参国相印，观此则参终始出信下。噫！难哉！ ○有国二权 国之大权二：政与兵而已。故权宜专不宜分，分则事无统。兵权宜分不宜专，专则乱生。成王将终，命大臣相康王，时掌兵者齐侯吕，宰臣召公迎嗣子，命仲桓、南宫毛取二千戈、虎贲百人于。先儒谓齐侯掌兵而不可发，召公发兵而必资仲桓、南宫毛，则其权之不统属也尚矣。西汉郡置守一人掌政，置都尉一人掌兵，二者不复相统，置南北两军亦不相摄。高后时周勃以太尉掌宿卫，初得北军而不得南，可证也。唐李府卫制坏，兵聚方镇，卒以取亡。宋兴鉴其弊，郡置通判贰太守，道置转运贰制，有兵权者钱赋不之寄，有钱谷者兵无所预，思虑视古人益密矣。内则政事归于中书，故外戚不得挠，宦官不得与。于兵典以枢密宰相可知之而不可总之，三帅可总之而不可发之，发兵之权归枢密，而枢密置使必置副，欲彼此相制也。州兵典以指挥随郡大小为员多少，每指挥四五百人，给饷在运司，统制领守ヘ。神宗尝言艺祖养兵只三十万，京师十余万，诸道十余万，使京师之兵足以制诸道，则无外乱，诸道之兵足以当京师，则无内变，此又内外相制也。 ○明辞识时 万事古今有一定之理，亦有随时之宜。汤武征伐虽不若唐虞揖让，然桀纣之暴如是，非汤武伐而除之，天下何时得安乎？所以伊川读《易》先明辞，决议时。如孔子作《春秋》尊王，《孟子》七篇之书教诸侯为王。以时观之，孔子时王室政教犹行，列国义理相尚，使有桓文复出，王室犹可扶持也；至孟子时，七国日事战争，周君曾不能为时重轻，而民生憔悴，虐政日甚一日，故孟子以王道晓诸侯，亦明时者也。张南轩曰：君子救世，时宜而已。孔子作《春秋》，文王事殷之心也。孟子劝时君行王政，汤武顺天之心也，惜伯夷叩马。李于江常语司马公，疑孟等作似非识时者。然有武王、孟子之书，又不可无后世于江、温公之说，乃扶持世变之一端。高祖称义兵伐隋，隋炀之恶，视纣尤甚。高祖为隋方伯，有汤武之赀，当时声炀之罪，义旗东指，为天下除残，民心响应，举动岂不正大？乃窃臣突厥，遥尊炀帝，别立代王，徐行禅让之理，所以胡致堂谓正大之举反委曲行之，皆不明时者也。孟子有独夫纣之说，南轩曰：王者，天下之义主，民以为王则谓之王，民不以为王则独夫而已。况所谓王者，以其能生杀，能废置，能弭乱息争，纣炀虽苛暴为独夫，生杀废置犹在也。若衰周二君，无纣炀之恶而安于衰弱，使文武德泽斩尽，制度大坏，付天下于自盛自衰，自在自亡，于世治乱茫然不与焉，亦安得不谓之独夫哉！ ○十六相四凶 《五运历谱》载黄帝之子相承四百年，次颛帝（即高阳氏）在位七十八年，次帝喾高辛在位七十年，次唐尧在位七十年，以其数考之，意子孙至舜时已六百一十馀年。鲁太史克称舜举十六相、去四凶族，苍舒至叔达八人为高阳氏之才子，天下谓之八元（如《历谱》之数，八人至舜时已三百一十惊年），伯审至季八人为高辛氏之才子，天下谓之八凯（如《历谱》之数，八人至舜时已一百四十年），少有不才子曰穷奇（至舜时已一百六十馀年），帝鸿氏有不才子曰浑敦（《历谱》曰：帝鸿氏黄帝刹，与颇帝同），颛顼氏有不才子曰祷杌（至舜时皆二百一十馀年），缙云氏有不才子曰饕餮（《历谱》曰：缙云氏黄帝，至舜时亦七百馀年）。窃意舜时未必皆尚有其人，虽古人多寿，然数人者不皆寿，纵寿亦未必如此其久也。若曰自其世济美恶者言之，绵历六十馀年之远，未必代代皆元恺，人人为凶类也。夫谓之世济者，世代相仍，积累皆然也。不思尧舜大圣，生朱均瞽；鲧顽圯，生舜；禹父子相去一间，圣愚悬隔，禹治水可谓有大功于世；启少康之外，咸无可称。文武之兴，后稷稼种之休烈犹可存者，成康宣王外，可数无几焉。以帝王之胄犹若此，彼十六相世为元凯，四凶族代为恶人，吾不信也。况更历六百馀年，谓之元凯，其间岂无一凶德败祖宗之美；谓之凶族，其间岂无一良善掩前人之愆。谓皆自其世济而言之亦非也。 ○姬周姓 《左传》晋平公以同姓四人备嫔御，郑子产聘晋，言于叔向曰：今君内实有四姬焉。盖指四人，别同姓之丑，非目贱妾为姬也。按古妇人皆有字与谥，或国名下系其姓，先儒谓其不忘本且别他族。今考字下系姓，如周女曰伯姬、叔姬，齐女曰孟姜、季姜，宋女曰孟子、仲子，狄女曰叔隗、季隗是也。谥下系姓如齐女曰宣姜、庄姜，宋女曰声子，秦女曰文嬴，楚女曰江芈，杞女曰定姒是也。国下系姓如秦女曰徐嬴，陈女曰息妫之类。岂惟姬姓后世以目贱人？《战国》曰：幸姬、如姬。《汉史》曰：诸姬、薄姬、爱姬。释者不辨其为用。如薄曰：姬音怡，臣瓒曰：汉内官也，秩比二千石，位婕妤下。惟颜师古谓汉内官无称姬者，周姓贵于众国之女，故妇人美号皆称姬。宋大观间公主易号曰帝姬，贵之也。若世例以目妾，岂反贱乎？然则姬女贵而以姓著，反不若齐、宋女不辱其姓之为愈。 ●卷二 ○担头上看花 《九畴》兴而《易》道晦，三《传》，作而《春秋》散，《齐》、《韩》、《毛》、《郑》，《诗》之末也，《大戴》、《小戴》，《礼》之衰也。古经为后儒所断者多矣，况去籍于周，坏于秦，杂于汉，魏晋后儒惟郑王诸儒臆说是拘。于是根本不立。故魏鹤山云：人须将三代以前规模在胸次，一一从圣经看来，庶亲到地位涉历，可以自得。若只在诸儒脚下盘旋，终不济事，缘担头上看花，终不若树枝头天然活精神也。此语盖为舍六经、泥训诂者发。朱文公亦谓《诗》、《易》之类，多为先儒穿凿所坏，使人不见当年立言本意，人须是虚心平气于本文之下，不要留一字先儒旧说，及他是何人所尊、所敬、所憎、所恶，一切阁置，惟本文本意是求，则圣贤之指得矣。皆自乱经学，以先入之说汨之也。今人学文者不参六经，而拾韩、柳、欧、苏之绪馀，笔史者不本《春秋》，而希马迁、班固之近似，赋咏者不探三百篇、《离骚》之雅奥，而唐人章句之是寻，故皆只袭古人脚迹，不能专门名家者，此也。近时蜀士董梁可曰：文字、用事要从元出处推究，不可只扌奢拽他人见成事来使，譬如贾物出产处得来，既可择其美恶，又可兼货并畜。若只他人担上贩来，不惟美恶不辨，亦得少而售狭矣。姑即《庄子》大鹏事言之，就全篇讨究，则知鲲以鱼大而化鹏，鹏从南溟曰天池击水三千里，以六月息，抟扶摇羊角之风，来蜩鸠斥之笑，出《齐谐》志怪之书，是多少曲折，笔端自然活动。若见他人用大鹏事，己亦从而大之，则事狭而意促矣。此亦不欲担头上看花也。 ○经根人事作 司马迁谓古人有激而作，书曰：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作《离骚》，左邱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迁罹腐刑，故有此言，即其言推之，太康失邦而五子作歌，太甲不明而伊尹有训，三监乱周而周公作诰，孟子不遇齐梁、患杨墨而述七篇，仲舒、刘向下狱而著《说苑》、《新序》、《繁露》、《玉杯》等书，柳子厚、刘禹锡、李白、杜甫皆崎岖厄塞，发为诗章。迁之言信而有证也。然考六经《论》、《孟》，皆根人事作，《周易》著吉凶悔吝之理，《春秋》录是非善恶之迹，《毛诗》载政教美刺之词，《尚书》推唐虞三代之懿，《礼记》威仪之详备，《周礼》制度之纤悉，《论语》立身行己之大方，《孟子》发明王道之极致，无有空言者。所谓治道而为经，岂专舒忧泄愤之为哉？ ○史阙文 天开于子，地辟于丑，人生于寅，邵康节《十二会》谓气运至子方有天，未有地，至丑方有地，未有人，至寅方有人，三代皆即天地人始处建正。当尧时在巳，今在未，到戌当人物都消尽（《经世书》以十二万四千五百年为一会，自开辟至尧正当中数）。详此则戌、亥、子、丑乃古今一日之夜，天地混沌闭塞之时，尧至宋历三时，凡三千余年，上此寅至巳历四时，当凡三千年，但孔子书断自唐虞，茫昧者不究诘，后儒因只据圣经为说。史家虽上及三皇，然皆裒取后人僻书杂传而成之，非真有得于当时事实也。但以康节尧舜上犹有四时说推来，帝王前世代绵历有《庄子》叙伏羲上犹十一氏，郑玄《六艺论谯》、《周古史》、皇甫谧《帝王世纪》、罗泌《路史》及《广雅》皆述伏羲前帝王数十百氏，年逾数万，所谓肇自伏羲，特就其所推者言之尔。又以《易?系》参之，伏羲、黄帝、尧、舜以来之制作十三卦皆云盖取则，《离》、《涣》、《益》、《随》等卦伏羲前有矣。卦画不伏羲始也，司马迁《史记》、刘道原《通鉴外纪》又皆遗伏羲，只断自黄帝始，不思《周易》万世文字之祖经，秦火独完备者也，《大传》言伏羲氏没，神农氏作，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叙三五传次甚明。二史不然，故东汉张衡、近代朱文公皆咎迁。《春秋》不王吴楚以尊周室，所以严正伪之辨也。后世史官徒知徇编言之说，周史厉王流彘之后系之共和者十四年，而周统中绝，迁固汉史，惠帝崩纪、吕后为政者八年，欧阳公厕武后于《唐?本纪》，司马温公黜蜀帝魏皆拘于编年说也。定夺于文公《纲目》，然后正伪分而统纪明，岂史氏琐琐之见哉？但秦后项梁与诸侯共立楚怀王孙心为义帝，当时合书义帝为正统，然后继以汉，王莽篡汉，汉史为新者十八年，张衡谓时汉元后犹存，只当为后元，《本纪》编年月，纪炎祥，而莽纂事第着之莽本传。更始居位，光武常为之将，后始即真。则光武初亦当以更始为正，文公《纲目》俱不与以汉昭烈之例，岂以其君人之道有未足邪？ ○子夏子思 司马温公《通鉴》著魏文侯师卜子夏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来历本《战国策》，以《史记》考之，子夏少孔子四十四岁，则子夏乃周敬王十二年、鲁定公二年生，孔子卒周敬王十一年、鲁哀公十六年，七十三岁，子夏时二十九岁，后十一年哀公卒，继元王七年、贞定王二十八年、考王十六年、威烈王二十三年，子夏当一百一十四岁。周王更代之际，年有重叠，不过差之三四年，如《史记》则子夏当威烈王二十三年，亦百零四岁。孔子既没，子夏已有老西河之说，但不知果得如许岁数否。柳子厚论孔子弟子曾参最少，曾子之死，孔子弟子略无存者。《论语》出于有子、曾子门人，已有曾子启手足之事，则子夏死曾子先矣。《通鉴》书周命三晋为诸侯于威烈王二十年，魏之始侯文侯斯也。或子夏无如许岁数，温公以师子夏为文侯美事，系之，然当加初字以著其始。《史记?世家》曰：盗杀晋幽公，魏斯立其子烈公，烈公立十九年，始命三晋为侯。则师子夏未必魏斯既侯以后事也。《通鉴》又著子思言卫侯事于周安王二十五年，来历本《孔丛子》，时去孔子卒一百一十二年，伯鱼先孔子卒五年，计伯鱼最末年言卫侯事，时亦已一百一十七年，凡此疑皆往事追书之，但温公既书曰某年，必有实据。 ○崛奇可味 骈俪贵整，散文忌律，各有当也。《尚书?禹贡》叙九州地理之分画，山水之离合，物产之参差，贡赋之高下，功力之作止，铺叙随之而异，更不淆杂。《顾命》叙成王导扬之语，仪文之列，去之千百载而读者寻丈可辨，此千古文章之妙。故东坡尝推《禹贡》，曾子固谕后山学文且读《顾命》。《周礼》文章之奇不一，而状物最精，《内饔》曰：牛夜鸣则<广酉>；羊冷毛而毳，；犬赤股而躁，臊；鸟キ色而沙鸣，、豕盲眠而交睫，腥；马黑脊而盘臂，蝼。五者各物之病与臭也。却行、仄行、运行、纡行，蚓、蟹、鱼、蛇之行各态也。以ㄕ鸣者，以注鸣者，以旁鸣者，以翼呜者，以股鸣者，以胸鸣者，物之鸣各处也。厚唇口、出目短耳、大胸后、大体短ㄕ，与夫锐喙决吻、数目<肩页>ㄕ、小体骞腹等语，羽之属各形也。皆随其异而笔之。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鳞之而，则必拨尔而怒，苟拨尔而怒，则于任重，宜爪不深、目不出、鳞之而不作，则必颓尔如委，苟颓尔如委，则加任焉，必将废措状飞走翕张之势，而无力、有力、轻重可以想见，此犹有形状可写也。若无形无影之声，摹写最难。《礼记?乐记》曰：上如抗，下如坠，曲如折，止如槁木，倨中矩，句中钩，累累乎端如贯珠。何啻亲聆其抑扬高下之声，后来昌黎听琴等作虽写此而费辞矣。经后文字之奇，推《庄子》大木异窍穴之风声，天籁变为八声之妙，至厉风济则众窍为虚一语，又自有声入无声，乃古人状物之妙。至叙物之递递相生曰：种有几，得水则为，得水土之际则为蛙之衣，生于陵屯则为陵舄，陵舄得郁栖为乌足，乌足之根为蛴螬，其叶为胡蝶，胡蝶胥也化而为虫，生于灶下，其状若脱，其名为鸲掇，鸲掇千日为鸟，其名为乾馀骨，乾馀骨之沫为斯弥，斯弥为食醯，颐辂生乎食醢，黄兄生乎九猷，瞀芮生乎腐，羊奚比乎不┺，久竹生青宁，青宁生程，程生马，马生人，人又反入于机。物生凡十八变而句法十五易，妥律中杂崛曲，是以其语可味。后人以东西南北行文者甚多，平铺直叙外无委曲。东坡《超然台记》：南望马耳常山，出没隐见，若远若近，庶几有隐君子乎？而其东则卢山，秦人卢敖之所从遁也。西望穆陵，隐然如城郭，师尚父齐桓公之遗烈犹有存者。北俯潍水，慨然太息，思淮阴之功而吊其不终。铺叙四顾而文法四易，味其语殆非一索可竭也。后来如洪景卢又多尚此，记马遂良怡斋曰：方吾家居，入怡颜以事父母，出怡，怡色以与兄弟处，暇时读书以怡吾心，食与口怡，寝与体怡。叙五怡事而句四易。又《养拙堂记》曰：人必有所养，以直养气，以蒙养正，以智养情，以寡欲养心，以静养身，以义方养子，以善养民，以学养士，以法制养兵，以节养财，养木于山，养禾于田，养牛羊于牢，养鸡于埘，养鱼于渊，养龙于江湖，养万物于天地，由书契以来，亘古今之理具是矣。一失所养，则位养骄，势养傲，侮养高，酒食养四体，养奸以夸，养盗以窃，养虎以贻害，养稂莠以蠹苗，养虮虱以蕃搔，养痈疽以戕身。反正备论养字之义，文亦四变，又短中搀长，皆惧其律也。景卢如此甚多，姑录一二以见前辈文法。 ○寅正非夏 《易》曰：帝出乎震。震，东方之卦，其行为木，建朔合从寅始。尧以中星定四时。《尚书》：二月、五月巡东南，八月、十一月巡西朔，皆寅正仲月。故孔安国、王肃皆谓自夏至前建寅首正月，刘道原《通鉴外纪》因书禹即位仍有虞，以建寅为岁首，书汤即位乃改正朔。是岁首建寅非专夏正也。孔子曰“行夏之时”，曰“吾得夏时焉”，盖就此较而言之，非推本而言之。后商建丑、周建子、秦建亥，汉兴因秦，至武帝太初元年，始复用建寅为岁首，而寅遂不改。（朱文公曰：孔子取夏正，以阴阳之气终始著明也。盖子月作一阳生时，则阳气未出于地，寅则阳出地上而温厚之气从此始。巳月六阳虽备而温厚之气未终，至未月复穷而温厚之气始尽。五月一阴生时，则阴气未出于地，申则阴出地上而严凝之气从此始，亥月六阴虽备而严凝之气未终，至丑月穷而严凝之气始尽。盖地中之气难见，地上之气可验，夫子所以取寅正也。但自子亥为日一周，日以子始，岁亦寅始，亦有可议。） ○改朔 三代建正大抵改朔，后人不深考，遂谓并改月号（王肃谓：古历遭战国及秦而失）。夫月改则十二月紊其经，时改则四时易其位，月可强改，时有定序，可改乎？余以经求之，无改正之说。《尚书》：舜二月、五月巡东南，八月、十一月巡西朔。随四仲月以巡方，月何尝改？《尧典》：以正仲冬，曰平在朔易。朔，北方，训尽也，万物至此尽而复苏。苏则皆当改易，则岁一周之理也。是犹曰未有子、丑、寅建正之说。若商以丑为正，曰：惟元祀十有二月。商谓年为祀，太甲嗣位，改元而称十二月为首，其后桐宫服阕，伊尹以冕服奉嗣，王归亳告新君，始亦曰：惟三祀十有二月。朔月不改也（或疑《伊训序》称太甲元年，又曰三年复归于亳，不知序作于周世，所以年异祀）。又曰：服田力穑，乃亦有秋。时亦不改也（周建子，《书》亦曰秋大熟，未获）。周以子为正，《毛诗》称首岁虽曰“一之日”，然“一之日发，二之日栗烈”之后继之曰“无衣无褐，何以卒岁”，则未尝不以十二月为岁终。又《十月》、《蟋蟀》之后言曰为改岁，则岁虽改而十月之号不改也。至“四月维夏”，“六月徂暑”，“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八月其获”，“九月筑场圃”，“十月纳禾稼”，一与今之气序合，亦不改时也。《周礼?大司徒》曰：正月之吉始和，中春诏内外命妇始蚕于北郊，上春诏王后六宫之人生童之种，正岁十二月斩冰（贾公彦释正岁是夏正月，盖徇周建子，即今十月冰未坚，不得斩之，以此推之，诸言正岁皆建寅月）。《龠章》于仲春、仲秋、逆暑、逆寒司裘，于仲秋、季秋献裘，与夫春、夏苗、秋、冬狩、春祠、夏、秋尝、冬（贾释《周礼》祭祀田猎皆用夏正），亦与今之气序合，不曰子正而改也。《礼记?月令》所纪四时，亦皆夏正。汉鲁恭谓《书》出秦吕不韦而实周世书，所据皆夏正，改者惟服色、牺牲、号令、器械而已。此犹以秦焚之前论者。秦焚后史最可证，《史记》书秦改年始朝贺皆十月朔，秦以建亥为正，故秦史书年之下皆首书十月。《汉书》文颖解云：周火德，秦以水取火，建亥之月，水得位，故以为岁首。此亦为改朔不改月之证。又秦历应置闰者皆在岁末，《左传》归馀于终之义也。《史记》及《汉书》凡未改秦历之前，屡书后九月，盖闰月于岁终也。颜师古谓不然则径谓之十月矣。此又可见秦以九月为岁终也（《月令?季秋之月》：合诸侯，制百县，为来岁受朔日。秦建亥，戌月言为来岁受朔文可见《月令》秦世书也）。胡文定公引《商书》元祀十月、二月及汉史建亥之下即书冬十月，明周改正不改月。朱文公谓杜元凯《后序》载汲冢《竹书》皆古晋史记，以建□为岁首。又尝曰：改月者后王之弥文，不改时者天时不可改。独疑《孟子》七八月之间旱，为建午建未之月，及“十二月舆梁成”之语，于是门人问答多曰阙疑，但《春秋》用正，伊川以为只周正建子月，非春而书春，则夫子行夏时之意。胡文定传《春秋》周建子正，且曰：夫子以夏时冠周月，垂法后世，以周正纪事，亦无其位不敢专。余以《春秋传》本文考之，则又不然。蜀士王容溪尝著说曰：周果以建子为正，时月与之俱改，则《春秋》何以书“春三月己亥焚咸丘”乎？“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乎？“秋八月公及戎盟于唐”乎？“十二月祭伯来”乎（凡此纪四序，皆合寅正，可见夫子只用夏时）？杜预注乃曰：四月，夏二月，七月，夏五月，秋乃今之夏，冬乃今之秋。夫月可改也，时可改乎？又“隐三年”《传》书：四月，郑祭足帅师取温之麦，秋，又取成周之禾。四月取麦、秋取禾，夏时明矣。杜预乃训取为芟践以附会周正之说。“隐九年”《经》书：三月庚申大雨雪。三月当五阳之月而大雪，书之非时也。杜预乃谓夏之正月。正月有雪亦岂异哉？《经》又书：春秋大水，无麦苗。秋种麦生苗，水忽漂之，记异也。杜预记：五月谓之秋，漂杀熟麦及五谷之苗。经言麦苗而预言五谷之苗，不知四月小满，麦已登场，五月又安有麦之可漂耶？威八年春正月乙卯燕。燕，冬祭，春而，非时也。杜预注：夏之仲月。威四年《经》书：正月，公狩于郎。冬猎曰狩，书之正月，重公失狩也。而《左氏》曰：时礼也。大率左氏、杜氏把持周正之说，故每牵合周，而亦有知《经》用夏正处甚多，不知何前后反覆如此。余谓：尧命羲和敬授人时，昧谷、南交、昧谷、幽都，定之方中；出日、纳日，占之昏旦；东作、南讹、西成、北易，测之时气；日中、永、短，齐之晷刻；鸟、火、虚、昴、正之中星；析、因、夷、奥，察之民事；孳、革、<毛先>、，验之物类，然后中气定而四序正。此其气序不差，虽巧历莫违。杜预乃移易四序以附会周正，岂理也哉！（后世魏景初复建丑，唐载建子，未几俱复寅正，盖气序不可得而移者。） ○历代帝陵 西汉刘向疏曰：黄帝葬桥山，尧葬济阴丘垄，皆卧葬，奥甚微。舜葬苍梧，二妃不从（葬苍梧之说见《礼记》与《竹书》，然《孟子》先秦古书，云：舜生于诸逢，迁于负夏，卒于鸣条。鸣条，卫晋地，实今河中府安邑，无缘葬苍梧，况苍梧在尧五服外，虞夏为荒服之境。或曰陟方乃死，不知舜享年百有馀岁，晚乃传位于禹，十七年而后崩，则巡狩晚，当为禹，舜未必耋年犹任奔走也。考《阿中纪》：市有舜墓，疑象封有鼻，正今道州，或象冢也）。禹葬会稽，不改其兆。殷汤无葬处《崔驷、薛瓒言：汤冢在济阴亳县。《皇览》云：在亳城北。□□□在梁国蒙县北薄伐城中，汉著汤冢隶扶风县，汤冢数出）。文、武、周公葬于毕。秦穆公葬雍橐泉祈年馆右，樗里子葬于武库，皆丘垄之处。惠、文、武、昭、襄五王皆大作丘垄，多其瘗，后尽发掘。始皇葬骊山，坟高数十丈，周回五里馀，石椁为游馆，人膏为灯油，水银为江海，黄金为凫雁，珍宝之藏，机械巧变，不可胜记。又多杀害人，埋工匠。其后项籍焚毁宫字，虽已发掘，馀空藏，牧儿亡羊其中，持火索羊，遗火烧其棺。夫死者无终穷而国家有废兴，明君智士，远虑无穷，故甘薄葬之诚，乃奉安之道也。余按：《周礼》言天子之丧敛，用圭、璋、璧、琮、璜、琥，皆为渠眉。郑司农注：开渠为眉，令汗得流去也。郑玄注：渠眉，玉饰之沟彖冢也，以组联六玉沟彖中以敛尸，圭在左，璋在首，琥在右，璜在尻，璧在背，琮在腹。《汉旧仪》曰：帝崩，含以珠，缠以缇缯十二重，以玉为衤属，如铠状，连缝以黄金缕，腰以下玉为押，长一尺二寸半，下至足，亦终以黄金缕。陵制用地七顷，方中用地一顷，深十三丈，堂坛高二丈，坟高十二丈。《皇览》曰：汉家之葬，方中百步已穿筑为方城，开四门，容大车六马，错浑杂物。《东汉?礼仪志》纪载甚备，其言藏明器数曰：筲八、瓮三、甄二、瓦镫一、彤弓一、彤矢八、卮八、牟八、豆八、笾八、酒壶八、一、几丈各一、盖一、钟磬各十六、钱四、箫四、埙篪笙匏瑟竽筑坎篌干戈笮甲胄各一、免车九乘、刍灵三十六、瓦灶二、瓦釜二、瓦甑一、瓦鼎十二、匏杓一、瓦案九、瓦大杯十六、瓦小杯二十、瓦饭十、瓦酒尊二、匏勺二。后王弥文益甚，且持不以天下俭其亲之说。周礼汉制未必馀也。经王莽乱，赤眉发前汉诸陵，其玉匣敛者率如生，吕后至遭污辱，独霸陵完。光武美文帝之俭，东都首以薄葬送终，令陵但令流水与丘垄同，明帝亦然。《古今注》载光武陵制：山方三百二十步，高六□□□垣四出司墨门，寝殿钟ね皆在周垣内，堤封十二顷五十七亩八十五步。明、章以下陵制不甚相违。遭董卓乱，吕布尽发诸陵以珍宝，解金缕，探含玑。魏文帝惩之，故终制曰：世未有不亡之国，亦无不掘之墓。丧乱以来，汉氏诸陵无不发掘，至烧取玉匣金缕，尸骸殆尽，古焚烙之刑也，岂不痛哉！吕不韦生战国末，言荆、齐、燕、宋、中山、韩、赵、魏自此以下亡国不可胜数，其大墓无不掘者，故《吕氏春秋》曰：知生者不以物害生，知死者不以财害死。凡生必有死，孝子重其亲，故有送终之义。葬者，藏也，以生人之心为之虑，则死莫若无动，莫如无利。又曰：死者弥久则生者弥疏，疏则守者弥怠，而藏器如故，理势必掘。今有铭墓曰：此中有金宝，不可掘也。而为之阙庭以自表，何以异彼哉？又曰：欲利而反害之，欲安而反危之。孔子止季孙以蹯敛，为无穷虑也。司马迁《史记?货殖传》：田叔以掘冢致富。大概丧之后民无生业，国典复隳，而名丘大墓雄丽自兢，岂达幽冥哉？唐世十八陵，五代周高祖西征，见无不发者（按温韬发唐陵），因遗令世宗曰：我死当以纸衣葬。宋兴，艺祖诏诸道检校前代帝陵，各制札衣一副，常衣一袭，具棺椁。于是西京凤翔、雍、耀等州奏周文、武、成、康、秦始皇，汉高祖、文、景、武、元、成、哀七帝，后魏孝文，西魏文帝，后周太祖、文帝，唐高祖、太、中、肃、代、德、顺、文、武、宣、懿、僖、昭十二宗，凡二十九陵，并曾经开发（《容斋五笔》辨诸陵地理，异正史。又汉文陵据所书后亦发）。宋艺祖至哲宗七陵葬西洛，靖康之变，亦皆不免。绍兴中宗，臣士亻同张焘往省，焘归奏高宗曰：愿陛下万世无忘此贼。时惟昭陵无恙，哲宗犹暴骨。初枢密楼同往，归述昭陵之制曰：陵因乎冈，种柏成道，周以枨橘，阙阁楼观环之，神关内列石人、羊、虎、驼、马、等像，神台三层，高二丈，俱植柏，下广十五为水道，有五大门，门外石人对立，其号下宫者，乃酌献之地，馀陵皆然。昔人谓葬金玉而坟，是为盗标识其处，帝陵不加标识犹将虑盗，况阙观环之乎？下是官庶刻铭勤志，亦未免有类金玉之标识。刘向曰：丘垄弥高，宫庙弥丽，发掘弥速。要知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不得见也。安事外饰以为身累乎？（汉武曰：古帝王之葬，不使人知其处。孔子曰：古也，墓而不坟，今丘也。东西南北之人不可以弗识也，于是封之，崇四尺。则坟乃是孔子始。按：墓是葬茔，坟则封土，《尔雅》曰：坟，高也。》 ○两韩信非 司马迁、班固汉史《韩信传赞》中皆称两韩信，据其说韩王古韩国之后，项羽杀其父成，复立信为韩王，都晋阳，与淮阴侯韩信不同。刘知几《史通》辟迁、固之谬曰：韩王名信都，古韩国后，姓姬。则名信都者，非姓韩，亦不单名信，二史不别姬、韩两姓，且失韩王名信都字，遂与淮阴侯韩信无辨。余考班马误姬为韩，诚如刘说，但谓韩王名信都，刘知几亦差。王充《潜夫?姓氏论》云：沛公起，张良属焉，沛公使韩信略定韩地，立横阳君成为韩王，而拜良为信都。又曰：信都者，司徒也，或为胜徒。《汉?功臣表》云：张良以厩将从起下邳，以韩申徒下韩楚。《汉春秋》作信都，信，音申。《史记》亦作韩申徒，良传直作韩司徒。盖信都、胜徒，昔贤谓司徒之声转。然则信都乃张良官名，即非韩王名，知几之说，亦未免缪，何班、马责乎？ ○三策中原 周公瑾胜曹操于赤璧，进计孙权，乞由蜀结韩遂、马超于关中（时超、遂反操于关中），还由襄阳取宛、洛，北方可图也。诸葛孔明说先主亦曰：天下有变，命一上将将荆州之众向宛、洛，将军以身率益州之众出秦川（关中别号），二说皆欲由关以捣魏之里，由襄以制魏之表，使之腹背受敌，则中原可举。公瑾谋之不及行，孔明行之不及竟，又公瑾之谋蜀非吴有，孔明举事荆非蜀有，所以罔功。宋南渡，张德远出帅川陕，实祖周、葛遗策，全有吴蜀又孙刘所无，而竞如是可见兴废有天，善乎诚斋之言曰：天与时相遭，则以百败之汉高取百胜之项羽，天与时相违，则以刘葛之雄杰熟视孱弱之曹丕。 ○川陕江河上游 昔人谓川陕系南北重轻，盖其势各占天下上游，得之则可顺流收下流之利。黄河南注，永兴秦凤居其上，故据陕则可顺黄河之险、江汉之险下瞰吴楚，而取中原也易。张德远图复宋祚，首身任川陕，计盖出此，而以富平一跌弃之，岂知公之所以胜者哉！ ○子冠氏上 子者，男子通称。孔子大圣，孟子大贤，例只称子。孔子复号夫子者，邢丙《孝经疏》云：孔子尝为鲁国大夫，故弟子连官称尊之，以别馀人也，后之尊师者因例曰夫子。近时朱文公称周、程特曰：子周子、子程子，复于姓上系子，按《公羊传》曰：子沈子、子公羊子、子司马子。何休释云：加子姓上，名其为师也，若非师而但有德者，不以子冠氏上。朱子于周、程盖师尊之。 ○三大处置 汉初病于诸侯强大，主父偃建分王诸侯子弟之说，诸侯遂弱。唐衰，病于藩镇跋扈，赵普建收其精兵制其钱谷之计，藩镇遂消。宋南渡息兵，张、刘、岳、韩拥兵方面不释，秦桧各除枢密使召之，由是兵权去手。偃之说贾谊发之，普之说乌重允发之，桧之策范周言之，但偃、普忠谋，桧则奸谋也。 ○大横 二《礼》灼龟之法：卜人占坼，汉文入立，卜兆曰：大横庚庚，余为天王。应劭注：龟文正横也，而横所以吉之义未详。按《占人贾氏疏》云：灼龟，灼其腹骨近足高处，占其坼兆，直向背为木，直下向之为水，斜向背为火，斜向下为金，横者为土。朱文公解《易》因谓：汉文兆得横，木得土也，所以吉。 ○十二州 黄帝画野分州，封域才经见，《汉书?地理志》统言得百里之国。《万世通鉴》刘纪善：黄帝土地东至海，南至□，北逐薰鬻，封域皆九州内。舜肇十二州。孔安国传《书》谓：析青为营，析冀为幽、并。郑氏因疑析青、析冀之说，谓《王制》言四海之内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国三十，七十里之国六十，五十里之国百有二十。此时并地法行，州有定域，国有定制，不可得而增减者也。今曰析青为营，析冀为幽、并，则二州地削于七州，古制紊矣。况冀为天子之都，岂可削哉（先儒谓《王》言国制与五经背驰，难尽凭，但冀为王畿，乃制度所当先定者，不应泛然在可增可削之外》？或者九州外别建营、并、幽三州，且流共工于幽州，正以罪人屏之荒服外之穷处。若析冀为幽，则近在王畿，何取为流窜哉？今按《书》正文，幽州之州从州。《左传》叙四凶投之四裔。裔，远也，远则非近冀之幽矣。况流四凶在治水前，时未析营、并、幽，无幽州之名，孔子《书疏》著邹衍说，曰：中国于天下八十一分居其九尔，中国名赤县，内有九州，《禹》所叙是也，中国外如赤县者亦有九。《汉书》颜师古注亦谓：九州外别有营、并、幽三州（余谓天下之传久矣，竟莫究三州所在，故疑二说荒诞。但地镜尽括地著地中脊曰：昆仑其东南方曰神州。贾氏《礼疏》曰：昆仑在西北，别统九州，其神州东南一州，其禹分为九。又曰：神农上有大九州，曰桂州、神州之类，今惟有神州分为九。征《汉书注》：昆仑在肃州酒泉县西南地之中也。《博物志》：昆仑，赤水出其东南，陬河水出其东北，陬水出其西北，陬刺水出其西南。陬河水入东海，三水入南海。《山海经》曰：昆仑有五水环其墟，其东南流为中国河。朱文公曰：地形犹馒头，昆仑山犹扬尖处，其水四分，合以山势求之，黄河始昆仑，泻入中国，不应偏居一隅，三隅亦有少焉。据《禹贡》导山、导河、导江皆始于西，则中国特昆仑一面，九州外之州必有无限，不特营、并、幽之名也）。传记言：人皇兄弟九人掌九州，共工氏霸九州，帝喾制九州。则九州古地，益为十二则始舜，禹平水复仍为九。故商以来，但言九围、九有。《周礼?职方氏》亦只列九州（邹衍言水中可居曰州，尧遭洪水，地之高可居者有九、故州以州名。古州惟十有二，秦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名遂次于州）十二州非古制，明矣。但析九为十二不无紊，并制之疑。意黄帝肇封地之广，容有封制未尽者，舜因其隙复创三州，故三州与九州并列，必尽九州析也。郑疑盖拘孔传，若《王制》难凭，亦为以今九州幅员计之，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国须数十倍建置可也，岂三十、六十、百二十八国之能限哉？《王制》盖又拘地方千里之论。若流共工于幽州，盖为北裔水居之洲，近冀之幽非也。 ●卷三 ○古文不相袭 河南邵氏班固作史，不敢辄易司马迁之词，谓孔子作经，读《易》者如无《春秋》，读《书》者如无《诗》，固所不知也。唐李习之曰：六经创意造言，皆不相师，故读《春秋》也，如未尝有《诗》，读《诗》也，如未尝有《易》，读《易》也，如未尝有《书》，读屈原庄周也，如未尝有六经。洪容斋云：六经之后，百家之言与老耽、列、庄至于刘向、扬雄皆自成一家之文，余观后世读书能得古意者惟昌黎，曰：上规姚姒浑浑无涯，《周诰》、《商》、《盘》佶屈聱牙，《易》奇而法，《诗》正而葩，《春秋》谨严，左氏浮夸，下逮庄骚，太史所录子云相如，同工异曲。李汉曰：《易》繇爻象，《春秋》书事，《诗》咏歌，《书》、《礼》别其伪。皆不以一概视经，窥见古人者熟也。立言如此，意者濂溪《易补》、横渠《正蒙西铭》、邵子《经世书》抉理剔微，皆无一言相袭，至羽翼六经，又汉唐诸子所无也。故陈寿缘迁、固而不美于史，范宁缘歆、向而不美于《谷梁》，《文中子》之书识颇正大而拘拘模仿《论语》，皆后人之疵。宋子京曰：文章必自名一家，然后可以传不朽，若其体规画圆、准方作矩，终为人之臣仆。黄山谷曰：文章最忌随人后。杨东山曰：丈夫自抱冲天志，莫向如来行处行。观此则诸贤所以传不朽者有道矣。 ○《左传》非邱明 《左传》叙及韩、魏灭智伯事，时去孔子卒已十六年，后儒以孔子有“左邱明耻之”之语，遂谓传为邱明作。自汉以来，如出一口。唐啖助为《左氏》学，始言别有左氏，若夫子言左邱明，盖史佚、迟任之类，便谓左氏为邱明，非也。宋伊洛诸儒研经最精，伊川谓《左传》无邱明字，未可考。朱公以传叙及韩、魏杀智伯事，谓传是个博记人作。答黄义刚曰：左邱是古有此姓，左邱明自是一人，作传左氏又别一人，必非邱明。程公说：《春秋》分晓，首辨传非邱明，谓《公》、《》皆子夏门人书，疑《传》亦出孔氏门人之门人，盖书多战国秦语也。然未尝剖析指证其迹。乡先达万见春镇尝著论，辨《传》非邱明作，云：古者天子建德，因生赐姓，岂止一邱明姓左哉？卫有胥靡逃之魏，卫君请以左氏易之。韩非《内储说》著左氏卫之都邑，若以邑为姓，则后之子孙皆可得姓，不止邱明可姓也。杨雄曰：左氏品藻。司马迁曰：左邱失明，厥有《国语》。独刘歆《七略》断然曰：左邱明与圣人好恶同，亲受经于仲尼而作传。三人同出汉朝，立言异同如此（余按：称传为邱明作始司马迁，刘歆引传解经，书方大传，后人遂皆祖歆）。自歆以《左传》为邱明，其后诸儒从而和之，至杜预集其说注《春秋》，遂锢不可解，所以乘虚袭伪而不察者也。尝以《传》语考之，左氏端为战国时人，当战国时，齐有邹衍著书推五德之运，以符应为验，而昭九年《传》云：陈，水属也，水火配也，而楚所相。哀九年：炎帝为火师，姜姓其后也。凡此等语皆与邹子同意。周官保章氏虽以星土辨九州土地，然不言某国为某星。自三家分晋之后，堪舆书出（亦出邹衍）。十二次之说行，始有燕为木，赵为火，梁齐为元枵，卫为豕韦，吴越为星纪等说。而左氏昭十一年《传》云：今岁在豕韦，岁及火梁。襄二十八年《传》云：岁在星纪而淫于元枵。凡此等语皆与堪舆书合。酎洒之名起周末，而《传》叙郑人对晋日：寡人以朝见于尝酎。秦惠王十二年初腊，《传》叙宫之奇之言曰：虞不腊矣。秦孝公时商鞅始立赏级爵，曰不更，曰庶长，而《传》云：秦败绩，获不更女父；又云：秦庶长鲍帅师及晋战于栎。如此数者皆出《春秋》后，而左氏之《传》其为战国时人可知矣。又子不语怪力乱神，使邱明果受经于仲尼而作传，必当达圣人之旨，何公子彭生之为豕，太子申生之请帝，伯有之厉沈，台骀之为祟，鲧化黄熊，石言于晋，内蛇外蛇，新鬼故鬼，鸟鸣亳社，神降于莘等说，累累书之，是足信左氏非受经之邱明，明矣。 ○班史出刘歆 葛洪《西京杂记?后叙》云：洪家有刘子骏《汉书》一百卷，无首尾题目，但以甲、乙、丙、丁纪卷数。歆欲撰《汉书》编录汉事，未铨次而亡，故书无定本，杂记而已。后来班史始全取刘书，小异同尔。固所不取者，洪抄出为《西京杂记》，观此则固史之妙，端有自焉。 ○《公羊》、《谷梁》 公羊、谷梁二姓自高赤作传外考之，前史及后世更不见再有此姓。万见春尝谓：公羊、谷梁皆姜字切韵脚，疑其为姜姓假托也（按文公《语录》已有此语）。盖战国时去春秋未远，传之所载多当时诸侯、公卿、大夫及其家世事迹，有当讳悔者难直斥之，而事之直者又不容曲为之笔，故高赤传其事，因隐其姓。后世史官于当代难言之事，每缺之或晦其姓名，疑其辞义。高赤缘时忌，没其姓，容有此理。《左传》作者之名曾无真的，是传者亦欲假托也（按：二传皆云出自子夏，子夏授《公羊》高，汉景帝时胡母子都始以《公羊》著之《竹书》。梁云秦孝公时人，其书宣帝时始传，先儒因谓二书皆作自汉。孔颖达曰：《公羊》，道听途说之学。杜预言肤引《公》、《》，适足自乱大观。群与曰：《公》、《》诡辨之言，非先儒说，或者又汉儒假托也）。 ○形容失当 汉武本穷兵黩武之君，相如《谕巴蜀檄》首言蛮夷自擅不讨之罪，次言陛下存抚天下，安辑中国，发使靡有兵革之事等语，虽皆为武帝文过，然初不为尊者讳。唐明皇宠贵妃实为子妇，白乐天《长恨歌》乃曰：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其后诛贵妃实六军迫之。杜子美《北征行》乃曰：不闻夏殷衰，中自诛妹妲。白秘其为子妇，杜归之于内断，皆立论当然也。唐取蜀擒刘闻，韩退之诵圣德曰：婉婉弱子，赤立伛偻，牵头曳足，先断腰膂，次及其徒，体骸撑拄，末乃取，骇汗如氵胥，挥刃纷纭，争寸脍脯。模写惨毒之状，惟恐不真，不知刑而如此，非宽大之朝所宜有，可谓之元和圣德乎？东坡《钱氏表忠观碑》言河东刘氏百战死守，以抗王师，积骸为山，骊血为池，竭天下之力仅乃克之。虽影带钱氏不烦兵而下甚好，而于有宋以仁厚兵不血刃之意非矣。此皆文人形容之过。尝记唐牛元翼除制一联，昔人谓语胜《尚书》：杀人盈城汝当深戒，戮尔众朕不忍闻。制自元微之作，信大哉，王言也。 ○古事难诘 《礼记》记文、武梦龄之事曰：文王九十七而终，武王九十三而终。据其说武王少文王四岁，然文王崩，武王未及终丧，伐纣其曰十有一年，武王伐殷者通文王九年，大统未集计之也，克商二年而武王崩，出入才七年，是文王七岁生武王，况伯邑考武王兄，刘氏《外纪》且明著文王十三年生伯邑考，不知男子十三有生育理乎？若以武王后文王七年崩较之，生伯邑考才四岁，故梦龄纪年难据（按：文王大统未集而终，越二年为誓，十有一年帅师孟津伐殷，十有三年大会孟津，克商，既二年，《金滕》著王疾，弗豫，则武王后文王崩仅七年》。及武王崩，成王嗣，郑康成《书》注谓年十岁生，《通鉴》谓王三岁，则武王生成王年登八十上。史以成王为武王嫡子，故立，则成王母邑姜也，武王年八十，计邑姜最少亦不下六十矣。史又言唐叔为成王同母弟，邑姜之年又不知几何。孔子周灵王二十一年庚戌岁生，二十三年壬子岁父叔梁纥卒，孔子时三岁，故不知父卒葬，诚有之。逮周敬王十七年癸酉岁母颜氏卒，孔子时二十四岁，越明年乃求合葬于防。《礼记?檀弓》言孔子少孤，不知父墓，母死，殡于五父之衢，问于鄹曼父之母，然后得合葬于防。然叔梁纥卒，孔子虽少，其母尚在，岂不能示以父墓所在乎？《史记》著叔梁纥年七十娶徵在少妇，因野合生孔子（先贤释野合为野哉由也，不备礼之谓）。徵在耻，故长不告孔子，缘此孔子不知父墓。窃谓娶不备礼，不告其子，容有之。父死，葬不告处，恐不然也。且孔子万世人伦之表，年如此而父墓不问，何以为孔子？《檀弓》又言孔子既得合葬于防，防墓崩，泫然流涕曰：古不修墓。圣人举事审重，未必旋踵而崩，又不修墓则当听其崩坏乎？凡此见汉儒之言古事，不复验之人情，参之道理，只是臆说。 ○洞庭古九江 《汉志》言浔阳九江，曰乌江、蚌江、乌臼江、嘉靡江、畎江、廪江、提江、江、源江，孔安国《书传》“九江孔殷”，援以为证，不知浔阳今江州，在《禹贡》为扬州之域，《禹贡》“淮海惟扬州”在孟潴之下，但言三江既入，至“荆及衡阳惟荆州，江汉朝宗于海”之后，始言“九江孔殷”，“云土梦作”，其后“导蟠冢至于荆山，内方至于大别，岷山之阳至于衡山”及“岷山导江”之后曰：“过九江，至于东陵。”（东陵即巴陵，江北夷陵号西陵。故岳东陵西）以经考之，《周礼?职方》云：荆州薮泽曰云梦。释者谓：云梦，泽名，方八九百里，华容、枝江、江夏、安陆皆其地（据《礼》云梦只一泽。按《书》言“云土梦”，已析云梦为二。《传》昭三年郑朝楚，楚子田于江南之梦，云阝子之女生于文，弃之梦中。入郢则梦，梦，泽也。定四年：吴人楚子涉睢济江，寝于云中，则云一泽也。按江北为云，即今玉沙、监利、景陵等县，江南为梦，即今公安、石首、建宁等县，跨江南北因总谓之云梦）。凡《禹贡》叙九江皆在今荆衡之域，《唐志》以岳州巴陵是九江。《山海经》云：洞庭山在九江中（《博物志》言君山即洞庭山）。张勃《吴录》曰：岳之洞庭，荆之九江也。近世胡旦晁说之皆以九江为洞庭。建安蔡氏释《书》援《水经》曰：九江在长沙下隽西北，又援楚地说曰：巴陵潇湘之渊在九江间。按：洞庭，九水所聚，沅水、渐水、元水、辰水、叙水、酉水、澧水、潇水、湘水，九江非浔阳，明甚。郑印亦云：《禹贡》九江在荆州，即今岳州洞庭，但析九江之日，无渐、酉二水，而附锦、靖二水，然均为九江也。唐孔颖达谓：浔阳九江之名起。近朱文公尝著《九江辨》，以洞庭、浔阳九江各不同也。余以《汉志》考，当在九江郡（今淮东江西诸郡），汉复置九江郡（今淮东滁、和、贞、濠、寿九郡）。如此则浔阳九江自秦始，而洞庭九江则古也。 ○禽释擒 《易》曰：“即鹿，无虞，以从禽也。”伊川解无虞人而即鹿，是有贪禽之心。“王用三驱，失前禽。”释者云旁走者不射，惟向前背走者射之，不中而已，故失前禽。则鹿言禽，驱走皆禽也。《礼记》：鹦鹉能言曰“不离飞鸟”，猩猩能言曰“不离禽兽”，如《特牲》“邮表禽兽”，下文专以猫虎言之。《月令》“祭禽于四方”及“豺祭兽戮禽”，释皆云：禽者，兽通名。《周礼?大宗伯》以禽作六贽，雁、雉、鸡、鹜，外虎皮、羔其二。《庖人》：禽兽春羔豚，夏居肃，秋犊は，冬鲜羽。因谓凡鸟兽未孕曰禽，且援《白虎通》说曰：禽者，鸟兽总名。《大司马》：“大兽公之，小禽私之。”贾公彦疏曰：已孕曰兽，输之于公，未孕曰禽，曰众得之。又孔颖达《礼记疏》曰：禽者，擒也，方力小可禽制也；兽者，守也，言力多不易擒，须围守而获也。详众说则禽不拘羽，故古人言荒于猎者曰禽荒，曰从禽不别言兽，以小大兼猎，禽足赅之也。又《左传》擒获字例单禽，而柳下惠名获字禽。则禽者擒也，孔说亦然。独《尔雅》言二足而羽为禽，四足而毛为兽。然其言飞曰雄雌，走曰牝牡，不知《诗》：“雄狐绥绥”，则雄雌不特飞也。《书》：“牝鸡之晨”，则牝牡不拘走也。故贾氏辟其说非通义。余按经中惟二《礼》乘禽，《易?系》隼者禽也，《公羊》鹳鹆来巢，曰非中国之禽，惟言羽馀多兽通名，使禽果羽之雅言，则《书》之“鸟兽跄跄”、“阳鸟攸居”、“鸣鸟不闻”，《易》之“鸟焚其巢”、“飞鸟遗之音”，《诗》之“黄鸟”、“玄鸟”，《记》之“不离飞鸟”、“故鸟不橘”，《礼》之“罗鸟”、“鸟共卵”等语，圣人皆当易鸟以禽，何必若今之直叙邪？ ○终命椽笔 《洪范》九五福：富、寿、康宁、好德外，考终命居其五，此非生者之美也。后人祝颂概曰：五福全备。不知考终命之当讳。晋王梦人以大笔如椽与之，觉而语人曰：此当有大手笔事。俄而晋武帝崩，哀册谥议皆属草，而笔如椽事，后人不辨为不祥之笔。 ○封略自然之险 苏秦说战国诸侯，各言其四封之限。盖国有限界方可自固。狄梁公曰：天生四夷，在先王封略之外，故东距沧海，西阻流沙（沈括云：流沙履之百步皆勒如轩幕上，或人马车驼无孑遗，几千余里，四面茫然，以人畜骸骨为志，每风将作，老驼知之则聚鸣，而拥其鼻口，否则危毙），北横大漠（浮沙数千里，逾者进寸退尺，暴风一起，沙卷如席，压人，多不能出，毙者牛九），南隔五岭（瘴雾能死人，其外限以恶溪、沸海。恶溪逾者脚腐，沸海鳄产其中），此天所以限中外也。后世封略不谨，华夷混处（按周东迁而后吴、越、楚、蜀尽蛮，陇、秦、晋、魏悉戎，南陆浑，河西白狄，淮有群舒处诸隗，洛阳有扬拒、泉皋、陆浑、伊洛之戎，衣冠俗无几也，至邾、曾阝处鲁甸而用夷号，徐在京东而有夷名，当时四夷错居中国，汉魏以来然矣。至东晋中原消磨混一，其原皆出夷狄）。先王荒服之制既混，识者犹欲守在四邻，然泛言守，亦难。尝以天下大势考之，莫不各有自然之险，河北以居庸诸关为险，盖居燕百里外，关外名虎北口，即汉上谷郡，其山西连太行，东亘辽海，狼居胥诸山为襟带，关南北通处路绕两崖间，风起人行，或为所掀。彭文子谓隘如线，侧如倾，其升峻绝，其降如趋井。下有涧，巨石磊块，凡四十五里，甚艰折万状。山外寒气先山甫两月。燕之东百里曰榆关，盖由虎北口下皆乱山层复，至此循海，方有狭径，辽东诸州之障阻。昔时守以士兵，狄不能入。自石晋割关南十六州，刘仁恭割营、平、栾三州赂契丹，由是北自定武达辽海，千里失险，凡汉唐所以限狄者，狄皆有之（按：汉北边之中曰定襄、雁门、云中，各有要害，夷狄患多出朔方，即今灵夏州，而山河无几。其后拓地逾塞，关外皆汉有。光武兴，民苦胡寇，尽徙居关以东，唐藩镇崛强，田承嗣有幽燕十六州也，唐无北顾忧者，惟据诸关故也）。宋兴，诸关皆在契丹里，故太祖、太宗尝有志取燕。燕人宋琪时言古北口、野狐门、松亭关三路，晋有古人堡垒成迹，于此置守，南牧自绝。后富弼使北，亦言土人云：若守居庸关、古北口、松亭关、符家寨则虏不得南矣（按：《书?禹贡》：导山自梁、岐、荆山，逾于河，壶口、雷首至太岳，底柱、析城至王屋，太行、恒山至碣石，入海。则河北诸山发原雍西，逾河而冀、而幽、而营，至碣石入海，盖天然华夷之限，秦筑长城起临洮，尽辽东，史亦言因地形，制险塞）。五代失险，周世宗首于深冀间浚胡卢河为限，宋守塘滦而雄霸二州间，塘水不接，遂中置保定军，馀塘水イ漫而保州以无，多植榆为蔽。宣靖间童贯辈争燕云而不取险，故岳飞曰：金坡诸关不获，则燕云未可有役。金人逾关，黏罕叹曰：关险如此，而我过之，南朝可谓无人。由此观之，居庸诸关河北屏蔽也。至越河而南，黄河、潼关乃中原之蔽，宋失汴保江关，河置而不问，又《夷录》载金有蒙患，南徙都汴，保关守河。黄河自洛阳、三门、积津东至邳州、桃园、崔镇，东西长二千馀里，设四行院，每行院管五百里，以精兵二十万守之，夜则传更，冬则敲冰，潼关边西南大小关口三十六，约千馀里，亦设四行省，分精兵十万守之，布置周密，水泄不通，如是垂十五年。北兵渡河不可，越关不能，乃谋闯山东，假道宋，由蜀出襄、邓，金坐此不支。由此观之，黄河、潼关，中原屏蔽也（按：刘宋元嘉中，与魏争河南，魏敛戎归北，宋围魏高敖、滑台、洛阳、虎牢，刘守南岸至潼关，其后魏主引兵南下，四镇各失守。晋杜预尝于孟、潼建河桥，五代兵争者束枪结筏，或候水而渡，则黄河不如江水迅急，及岸甚易，水面或有高于地面处，所以多决，汾河古谈长堤限水，其守必以兵团）。若东南以大江为固，而防人守江多在江北，吴人筑濡须坞，修东兴堤，城巢湖，皆守淮蔽江。淮东地多石碛，险在水，关中地重冈复岭，险在山。胡安国尝言欲固上流，必保汉沔（汉上流曰沔）；欲固中流，必以重兵镇安陆；欲固下流，必守淮泗。张魏公亦曰：淮南之地，正所以蔽大江，无淮南则长江与虏共，彼得淮南因粮就运，以为家计，江南其得安乎？盖淮南鱼盐桑麻之富地，他郡不可比，所以守江者急宜保淮。杨诚斋曰：有淮而后江者吾之江，无淮则江者非独吾之江，亦敌之江也（按：淮水二千里，其北方水道通淮有四，汴、颖、涡、蔡也，其通南方入江，江淮老鹳河故道在淮为南北喉襟，荆襄南国门户者，其地左顾关、陕，前瞰宛、洛，右通吴会，后接巴蜀，昔人谓得人则中原可定，失人则社稷可忧，是也。但处四达之冲，中原交经可入者错出。胡五峰谓其地利进取，不利固守，须以兵险近时固荆）。长安东有函关，南有散关，西有陇关，北有萧关，故号四塞之地。汉祖东据函关，必外严荥阳、京索之守，若西则玉门、阳关，古称天限。汉魏世氐羌徙居关辅，实处其衷，故汉言三辅利害者，欲保西凉州（其地南隔氐羌，西通西域，北断匈奴右臂。汉武取休屠王地建州，今名姑臧、嫩煌等郡）。唐苦吐番，元载欲城陇山口原州（按：陇西南连秦岭，北抵黄河，东西一百八十里，其圾九回，上者七日乃越。登陇东望秦外，极目泯然，陇外无蚕桑，八月乃麦，五月冻解。汉隗嚣据凉蹇陇，光武遣来歙取之，密谋山道而后济，帝复自帅诸将攻关）。宋经略西夏，韩范议取横山，唐张仁愿守朔方，河外筑三受降城。由此观之，关中四隅之守，又各有要地。蜀险，李熊尝谓：北据汉中、杜褒斜，南守巴郡、拒峡口，东下汉水，可窥中原，南顺江流，可震荆扬。所以计蜀悉矣。近代宋保蜀，以南制北，阶成、岷、凤为藩篱，汉中为门户。绍兴中固蜀专倚凤州和尚原，其后金欲割之，帅臣胡世将力争不可，四州内汉中虽有诸关而支径甚多，故和尚原守蜀之要也。南方限以五岭，瓯、粤无西北之劲，中国反以象犀珠贝所在通焉。三国曹操守洛阳，东拒吴倚淮汉，西拒蜀倚秦岭。故魏明帝以为地有所必争，观此则守国之险可无哉？ ○古税不拘什一 《禹贡》田赋别上、中、下九等。《周礼》辨上地、中地、下地、有年、无年。魏平籴法亦随上熟、中熟、下熟。《孟子》曰：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则邦中郊外各不等，无概取税也。又：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实九取一。班固《汉?食货志》谓九百亩中除二十亩为庐舍，耕只八百八十亩，符合什一之说。而《孟子》无此文。夏五十而贡，殷七十而助，周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百亩取一，彻是也，贡五十，助七十，若何什一乎？赵岐谓耕五十亩者，贡五亩，耕七十亩者，以七亩助公家。说亦什一。孔颖达谓：古者人众田少，故一夫惟得五十亩，殷一夫惟得七十亩，皆不具周数。然画井而田，古制也。具历夏、殷至周，周当生齿，富倍二代，岂有愈久愈耗乎？贾公彦谓：《周礼》地有一易、再易、不易之分，贡乃一易地，二百亩而税，百亩助，则上地百亩，菜三十亩，而税其半。彻则上地全税之。夫地古今共，是天下无缘可专有。贡地殷兼有物地与菜，而周全有彻也。此皆求合什一之说不通，因臆说也。按《春秋》鲁宣公初税亩（收公田外取八家私田）。杜预注：什取二，故曰：二，吾犹不足。《公羊》曰：大桀小桀，过于什一也；大貉小貉，轻于什一也。《周礼》载师凡任地园廛二十而一，漆林之征二十而五，近郊十一，远郊二十而三，甸稍都鄙皆无过什二。则古税各随地之宜，不拘什一也。 ○不署字之福 宋兴，王全斌平蜀，杀降兵三千人，曹彬争之不可，但不署字，收其文案。他日艺祖诘责，彬以不署字得明。文潞公、刘沆同官中书，仁宗不豫，有告禁卒谋反者，潞公诘知无他，令斩告者。或启公委刘相处分，遂属沆。仁宗疾平，沆白上曰：陛下病时，彦博斩告反者。索卷视之，沆独无着笔，遂得释。二臣当危疑间，皆以不署字脱祸，若曹本不与谋，而沆乃同事异心，又从而讦之，真岌岌乎小人之用心。余邑旧有帅司酒，课例设监酿一员，月有薄给，宰每私人某宰处以处客，客智士也，受给不废。督视第酒计出入，不犯一笔，后客去，帅司磨酒课，迫逮合千人，客独以无迹免，此亦不署字之福也。 ○大计不惜小费 司马温公曰：天地生财，止有此数，不在官则在民，譬犹夏旱则冬涝。虽曰救正荆公一时之偏，实古今财计乘除一的论也。然有国者操敛散之权，后世又有摘山煮海，曲尽阜生之道，非止天地之生也，犹曰乏财，拙亦甚矣。唐刘晏领漕运，与造船执事钱皆过与曰：当先使之私用，无窘则官物坚完矣。其后有司减半，漕运遂废。谢君直论六国成败曰：秦兵百万，六国兵不下四百万，秦能灭六国者，黄金、爵级、敢战，则得六国所有美人、珠玉也。沛公兵十万，项羽兵四十万，沛公终能灭楚者，轻侯王以赏战士，捐金帛以富功臣。项氏即方元刂而人心已在敌国矣。高祖令陈平间疏楚君臣，予以黄金四万斤，纵其出入，盖足陈平之私用，然后可责其为汉用。大率喜事赴功之人未必高洁不污之士，贤如王述犹有足则自止之论。矧平等皆楚降汉者乎？晋羊祜深知王，或言志奢侈，难信任，祜曰：浚有大才，将以济其所欲，必可用也。后卒平吴。使智勇建功，惟豁达大度者方可语此。唐李绛曰：钱用尽更来，机事一失不可复迫。所以晓世主者，至矣。宋艺祖经制西北边臣，悉厚以官爵，宽其绳墨，所部租税一不计其如何，故皆得其死力。赵普常言：桑维翰爱钱难用。上言：苟用其长，当护其短。又曰：契丹精兵十万，我以二十匹绢易一胡人首，止费我二百万绢。规模宏远如此，宜其光启一代也。 ○忍字二义 小说著太公劝忍之言曰：吞钩之鱼，悔不忍饥；罹网之鸟，悔不忍飞；人生误计，悔不忍为。故唾面将襟拭，嗔来把笑迎，则知辱之当忍矣。被骂招功德，嗔来送福田，则知忍之为福矣。数语虽不真出太公，而著忍字之益，甚备。又唐人诗曰：忍事敌灾星，灰心缘忍事。张公艺至以百馀忍字九世同居，皆有得于惩忿窒欲之效然也。然忍有二义，鄱阳饶氏解《论语》“是可忍也”章，谓忍有甘忍之忍，有容忍之忍。甘忍之忍，正夫子责季氏之意，如州吁阻兵而安忍及经言残忍、忍人，大抵甘忍，为之而不顾。其说忍字有是非。梅亭李氏言：忍有二，有抑情之忍，有知道之忍。抑情之忍如饥忍食，砭忍楚，堤漏川决闲之惟艰；知道之忍则克己而复于礼，礼人而反其敬，如壹而霁，冰而澌，容而消之，所过皆化。其说忍字有浅深。人能由抑情之忍，以造知道之忍，又能戒其甘忍之忍，然后忍字之义方备，不然季氏州吁之忍亦忍也。 ○温公独乐园 古人遇不可有为之时，多有所记以自晦，文王囚里，忘忧于《易》；孔子辙环不遇，寄志《春秋》；范蠡知勾践不可共乐，游五湖而去；张良知高祖难与保终，托赤松子而行；萧何虑高祖之疑，买田宅以自污；陈平当禄产，擅权饮酒戏妇人；司马懿见曹爽等用事，假病为饮啜不收之态；刘伶、阮籍、羊曼、谢混，一皆用醉酒远祸。前儒谓张良智计过人，岂不知神仙为荒诞哉？萧何系狱，韩彭俎醢，良之明哲保身不特著，而为先蹈高隐，出汉初人物，然则陈平辈以酒避事，饮非真饮，醉非真醉也。司马温公熙丰间言：不见用，退居于洛，创独乐园，以浇花种竹为事，自比晋唐间人，公岂独乐者哉？伯父怡庵尝曰：古人之用晦不一，如豫让漆身吞炭，使人不识，是晦其形；范蠡去，号陶朱公；元结隐，称猗于子，是晦其名。公羊、梁，今古无此姓，独高赤托焉，是晦其姓。鲁三桓浚，公室乐官，师挚以下适齐、适楚、适秦、入河、入汉、入海，舍鲁而去，是晦其居。余因谓萧何、陈严、刘、阮辈假酒自困，是晦其行，张子房是晦其智，司马懿是晦其奸，若盟公自比晋唐间人，似欲晦其为宋忠贤也。 ●卷四 ○识其大者 六经后子书皆昔人垂世之言，惟《孟子》为经者，谈王道，贵仁义也。韩柳并称，昌黎独得祀孔庭者，辟佛老，扶正道也。《离骚》怨而实忠，所以骚名经。杜诗一饭不忘君，所以诗称史。苏老泉著《衡书》、《权论》，杨龟山曰：书名已不正，岂有山林逸民乃汲汲于用兵？王荆公编百家诗，置李太白于后，曰：十首九说妇人与酒。子美、退之各有示儿诗，子美曰：曾颜游夏则导之圣贤。退之曰：玉带金鱼则诱之利禄。宋文章多粹，伊洛发明孔孟，推究性理，便觉欧苏气焰不长。《毛诗?国风》，后代骚人极力摹仿不到；郑卫之诗，淫奔语也，被之弦歌，圣人必远观。此则所谓大者可识矣。虽然，此以文论也。鲁昭公如晋，自郊劳至赠贿无失礼者，女叔齐以为非所以守其国家，行其政令，无失其民者也。今政在大夫，公室四分，民食于他，鲁侯焉知礼。翟璜与魏成论功，李克曰：璜所进五人，君皆臣之；魏成东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君皆师之。吴起与田文论功，将三军，摈秦赵，实府库不如起，至主少国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亲，则起咋舌不敢谈。陈平为宰相，不问钱、谷、讼狱，丙吉为宰相，不问横道死人，但以镇国家、理阴阳、亲诸侯、附百姓为事，汲黯为九卿，拾遗补过，范文正公所至为政，敦礼教、厚风俗，皆识其大者也。故昔人论治必首三代，论人必希圣贤，论文必本六经，非过于矫亢也。 ○今存经注 古之学者专门名家笺注经文者不一，其徒各守其师之说，所以某氏《易》、某氏《书》、某氏《诗》传授异派。自唐太宗诏诸儒撰定五经疏义，于《易》取王弼，于《书》取孔安国，于《诗》取郑康成，于《春秋》取杜预，由是他说尽废。今板行经注，四家之说独存，始太宗也。 ○孔子生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