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史百家杂钞 - 第 38 页/共 71 页
又此郡凶徒，互相劫制，急则合力，退则背憎，是皆苟且之徒，必无越轶之患，此臣所谓幽燕恒魏之寇，势缓而祸轻。希烈忍，於伤残，果於吞噬，据蔡许富全之地，益邓襄卤获之资，意殊无厌，兵且未衄，（一作恤）东寇则转输将阻，北窥则都城或惊。此臣所谓汝洛荥汴之虞，势急而祸重。代朔灵之骑士，自昔之精骑也；上党盟津之步卒，当今之练卒也。悉此︹劲，委之山东，势分於将多，财屈於兵广，以攻则旷岁不进，以守则数倍有馀，各怀顾瞻，递欲推倚，此臣所谓缓者宜图之以计，今失於屯戍太多。李勉以文吏之材，当浚郊奔突之会；哥舒曜以乌合之众，襄野豺狼之群。陛下虽连发禁军，以为继援，累敕诸镇，务使协同，睿旨殷忧，人思自效。但恐本非素习，令不适从，奔鲸触罗，仓卒难制，首鼠应敌，因循莫前。此臣所谓急者宜备之以严，今失於守御不足。陛下若察其缓争，审其重轻，使怀光帅师救襄城之围，李还镇为东都之援，汝洛既固，梁宋亦安。是乃取有馀，救不足，罢关右赋车籍马之扰，减山东飞刍挽粟之劳。无扰则祸乱不生，息劳则物力可济，非止排难於变切，亦将防患於未然。徵发既停，守备且固，足得徐观事势，更选良图，此於纾乱解纷，抑亦计之次也。议者若曰：“河朔群盗，尚未歼夷，傥又减兵，必更生患。”此盖好异不思之说耳。臣请有以诘之，前岁伐叛之初，唯马燧抱真李三帅而巳，以攻必克，以战必︹，是则力非不足明矣。洎迟留不进，乃请益师，於是选神策锐卒以继之，而李晟往矣，犹曰未足，复请益师，于是征朔方全军以赴之，而怀光往矣。 几遣加半之戍，竟无分寸之功，是则师不在众又明矣。然而可托以为解者，必曰：“王师虽益，贼党亦增，曩独田悦宝臣，今兼朱滔武俊。”臣请再诘以塞其辞，曩之田悦宝臣，皆蓄锐养谋，剧贼之方︹者也。寻而田悦丧败，宝臣殓夷，虽复朱滔武俊加於前，亦有孝忠日知乘其後，是则贼势不滋於曩日，王师有溢於昔时又明矣。曩以太原泽潞河阳三将之众，当田悦朱滔武俊三寇之兵，今朱滔遁归，武俊退缩，唯此田悦，假息危城，设使我师悉归，彼亦才能自守，况留抱真马燧，足得观衅讨除，是则减兵东征，势必无患又明矣。留之则彼为冗食，徙之则此得长城，化危为安，息费从省，举一而兼数利，惟陛下图之。谨奏。
○陆贽-奉天请数对群臣兼许令论事状
朝隐奉宣圣旨：“频览卿表状，劝朕数对群臣，兼许令论事，辞理恳切，深表尽忠。朕本心甚好推诚，亦能纳谏，亻且缘上封事及奏对者，少有忠良，多是论人长短，或探朕意旨。朕虽不脘谗谮，出外即谩生是非，以为威福。朕往日将谓君臣一体，都不是防，缘推诚信不疑，多被奸人卖弄。今所致患害，朕思亦无他故，却是失在推诚。又谏官论事，少能慎密，例自矜，归过於朕，以自取名。朕从即位以来，见奏对论事者甚多，大抵皆是雷同，道听涂说，试加质问，即便辞穷。若有奇才异能，在朕岂惜拔擢。朕见从前已来，事氐如此，所以近来不多取次对人，亦不是倦於接纳，卿宜深悉此意者。”
圣德广大，如天包容，俯矜狂愚，仍赐奖谕，嘉臣以恳切，目臣以尽忠，虽甚庸驽，实怀感励。夫知无不言之谓尽，事君以义之谓忠，臣之夙心，久以自誓，以此为奉上之道，以此为报主之资。幸逢休明，获展诚愿，既免罪戾，又蒙[B14A]称，庶奉周旋，不敢失坠。傥陛下广推此道，旋及万方，咸奖直以矜愚，各录长而舍短，人之欲善，谁不知臣。自然圣德益彰，群心尽达，愚衷恳恳，实在於斯。
睿眷特深，缕宣密旨，备该物理，曲尽人情，其於虑远防微，固非常识所逮。然臣窃谓天之道，与天同方，天不以地有恶木而废发生，天子不以时有小人而废听纳。帝王之盛，莫盛於尧，虽四凶在朝，而佥议靡辍。故曰“惟天为大，惟尧则之。”是知人有邪直贤愚，在处之各得其所而已，必不可以忠良者少，而阙於询谋献纳之道也。昔人有因噎而废食者，又有惧溺而自沉者，其为矫枉防患之虑，岂不过哉。愿陛下取鉴於兹，勿以小虞而妨大道也。臣闻人之所助在乎信，信之所立由乎诚。守诚於中，然後俾众无惑；存信於已，可以教人不欺。唯信与诚，有补无失。一不诚则心莫之保，一不信则言莫之行。故圣人重焉，以为食可去而信不可失也。又曰“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物者事也，言不诚则无复有事矣。匹夫不诚，无复有事，况王者赖人之诚以自固，而可不诚於人乎？陛下所谓失於诚信以致患害者，臣窃以斯言为过矣。孔子曰：“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由此论之，陛下可审其所言，而不可不慎；信其所兴，而不可不诚。海禽至微，犹识情伪，含灵之类，固必难诬。前志所谓众庶者至愚而神，盖以蚩蚩之徒，或昏或鄙，此其似於愚也。
然而上之得失靡不辨，上之好恶靡不知，上之所秘，靡不传，上之所为靡不效，此其类於神也。故驭之以智则人诈，示之以疑则人偷，接不以礼，则徇义之意轻，抚不以恩，则效忠之情薄。上行之则下从之，上施之则下报之，若响应声，若影从表。表枉则影曲，声淫则响邪，怀鄙诈而求颜色之不形，颜色形而求观者之不辨，观者辨而求众庶之不惑，众庶惑而求叛乱之不生，自古及今，未之得也。故“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若不尽於已而望尽於人，众必绐而不从矣；不诚於前而曰诚於後；众必疑而不信矣。今方岳有不诚於国者，陛下则兴师以伐之，臣庶有亏信於上者，陛下则出令以诛之。有司顺命诛伐而不敢纵舍者，盖以陛下之所有，责彼之所无故也。向若陛下不识於物，不信於人，人将有辞，何以致讨？是知诚信之道，不可斯须去身，愿陛下慎守而行之有加，恐非所以为悔者也。臣闻《春秋传》曰：“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易》曰：“日新之谓盛德。”《礼记》曰：“德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商书》仲虺述成汤之德曰：“用人惟已，改过不吝。”《周诗》吉甫美宣王之功曰：“衮职有阙，惟仲山甫补之。”夫《礼》、《易》、《春秋》，百代不刊之典也，皆不以无过为美，而谓大善盛德，在於改过日新。成汤圣君也，仲虺圣辅也，以圣辅而赞扬圣君，不称其无过；而称其改过，周宣中兴之贤主也，吉甫文武之贤臣也，以贤臣而歌诵贤主，不美其无阙，而美其补阙。是则圣贤之意，较然著明，唯以改过为能，不以无过为贵。盖谓人之行巳，必有过差，上智下愚，俱所不免。智者改过而迁善，愚者耻过而遂非，迁善则其德日新，是为君子；遂非则其恶弥积，斯谓小人。故闻义能徙者，常情之所难，从谏勿弗者，圣人之所尚。至於赞扬君德，歌述主功，或以改过不吝为言，或以有阙能补为美。中古巳降，淳风浸微，臣既尚谀，君亦自圣。掩盛德而行小道，於是有入则造膝，出则诡辞之态兴矣。奸由此滋，善由此沮，帝王之意由此惑，谮臣之罪由此生，媚道一行，为害斯甚。
太宗文皇帝挺秀干古，清明在躬，再恢圣谟，一流汉弊，以虚受为理本，以直言为国华。有面折廷争者，必为霁雷霆之威，而明言将纳；有上封献议者，必为黜心意之欲，而手敕[B14A]扬。故得有过必知，知而必改，存致雍熙之化，没齐尧舜之名。向若太宗徇中主之常情，滞习俗之凡见，闻过则羞巳之短，纳谏又畏人之知，虽有求理之心，必无济代之效，虽有悔过之意，必无从谏之名。此则听纳之实不殊，隐见之情小异，其於损益之际，已有若此相悬，又况不及中才，师心自用，肆于人上，以遂非拒谏，孰有不危者乎！且以太宗有经纬天地之文，有底定祸乱之武，有躬行仁义之德，有致理太平之功，其为休烈耿光，可谓盛极矣。然而人到于今称咏，以为道冠前古，泽被无穷者，则从谏改过为其首焉。是知谏而能从，过而能改，帝王之美，莫大於斯。陛下所谓“谏官论事，少能慎密，例自矜，归过於朕”者，臣以为不密自矜，信非忠厚，其於圣德，固亦无亏。
陛下若纳谏不违，则传之适足增美；陛下若违谏不纳，又安能禁之勿传。伏愿以贞观故事为楷模，使太宗风烈，重光於圣代，恐不可谓此为归过，而阻绝直言之路也。臣闻虞舜察迩言，故能成圣化；晋文听舆诵，故能恢霸功。《大雅》有“询于刍荛”之言，《洪范》有“谋及庶人”之义。是则圣贤为理，务询众心，不敢忽细微，不敢侮鳏寡。侈言无验不必用，质言当理不必违，逊于志者不必然，逆于心者不必否，异于人者不必是，同于众者不必非，辞拙而效速者不必愚，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是皆考之以实，虑之以终，其用无他，唯善所在，则可以尽天下之理，见天下之心。夫人之常情，罕能无惑，大抵蔽於所信，阻於所疑，忽於所轻，溺於所欲。信既偏则听言而不考其实，由是有过当之言；疑既甚则虽实而不听其言，於是有失实之听；轻其人则遗其可重之事，欲其事则存其可弃之人。
斯并苟纵私怀，不稽皇极，于以亏天下之理，于以失天下之心。故常情之所轻，乃圣人之所重，图远者先验於近，务大者必慎於微，将在博采而审用其中，固不在慕高而好异也。
陛下所谓“比见奏对论事，皆是雷同道听涂说”者，臣窃以众多之议，足见人情，必有可行，亦有可畏，恐不宜一轻侮，而莫之省纳也。陛下又谓试加质问，即便“辞穷”者，臣窃以陛下虽穷其辞，而未尽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何以知其然？臣每读史书，见乱多理少，因怀感叹，尝试思之。窃谓为下者莫不愿忠，为上者莫不求理，然而下每苦上之不理，上每苦下之不忠，若是者何？两情不通故也。下之情莫不愿达於上，上之情莫不求知於下。然而下恒苦上之难达，上恒苦下之难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故也。所谓九弊者，上有其六，而下有其三。好胜人，耻闻过，骋辩给，眩聪明，厉威严，恣︹愎：此六者，君上之弊也。谄谀，顾望，畏懦：此三者，牙下之弊也。上好胜，必甘於佞辞；上耻过，必忌於直谏。如是则下之谄谀者顺旨，而忠实之语不闻矣。上骋辩，必剿说而折人以言；上眩明，必臆度而虞人以诈。如是则下之顾望者自便，而切磨之辞不尽矣。上厉威，必不能降情以接物；上恣愎，必不能引咎以受规。如是则下之畏懦者避辜，而情理之说不申矣。夫以区域之广大，生灵之众多，宫阙之重深，高卑之限隔，自黎献而上，获睹至尊之光景者，逾亿兆而无一焉。就获睹之中，得接言议者，又千万无一；幸而得接者，犹有九弊居其间，则上下之情，所通鲜矣。
上情不通於下则人惑，下情不通於上则君疑，疑则不纳其诚，惑则不从其令。诚而不见纳，则应之以悖；令而不见从，则加之以刑。下悖上刑，不败何待？是使乱多理少，从古以然。考其初心，不必淫暴，亦在乎两情相阻，驯致其失，以至于艰难者焉。昔龙逢诛而夏亡，比干剖而殷灭，宫奇去而虞败，屈原放而楚衰。
臣谓夏殷虞楚之君，若知四子之尽忠，必不剿弃，若知四子之可用，必不违拒。
所以至於忍害而舍绝者，盖谓其言不足行，心不足保故也。四子既去，四君亦危，然则言之固难，听亦不易。赵武呐呐而为晋贤臣，绛侯木讷而为汉元辅。公孙宏上书论事，帝使难宏以十策，宏不得其一，及为宰相，卒有能名。周昌进谏其君，病吃不能对诏，乃曰：“臣口虽不能言，心知其不可。”然则口给者，事或非信；辞屈者理或未穷。人之难知，尧舜所病，胡可以一酬一诘，而谓尽其能哉？以此察天下之情，固多失实；以此轻天下之士，必有遗才。臣是以窃虑陛下虽穷其辞，而未穷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良有以也。
古之王者，明四目，达四聪，盖欲幽抑之必通，且求闻已之过也。垂旒於前，︻纩於侧，盖恶视听之太察，唯恐彰人之非也。降及末代，则反於斯。聪明不务通物情，视听祗以伺罪衅，与众违欲，与道乖方，於是相尚以言，相示以智，相冒以诈，而君臣之义薄矣。以陛下性含仁圣，意务雍熙，而使至道未孚，臣窃为陛下怀愧於前哲也。古人所以有耻君不如尧舜者，故亦以是为心乎？夫欲理天下，而不务於得人心，则天下固不可理矣。务得人心，而不勤於接下，则人心固不可得矣。务勤接下，而不辨君子小人，则下固不可接矣。务辨君子小人，而恶其言过，悦其顺巳，则君子小人固不可辨矣。趣和求媚，人之甚利存焉；犯颜取怨，人之甚害存焉。居上者易其害而以美利利之，犹惧忠，告之不{艹既}，况有疏隔而勿接，又有猜忌而加损者乎。天生人，本以为国，人之有口，不能无言，人之有心，不能无欲。言不宣於上，则怨ゥ於下；欲不归於善，则凑集於邪。圣人知众之不可以力制也，故植谤木，陈谏鼓，列争臣之位，置采诗之官，以宣其言。
尊礼义，安诚信，厚贤能之赏，广功利之途，以归其欲。使上不至於亢，下不至於穷，则人心安得而离，乱兆何从而起？古之无为而理者，其率由此欤！苟有理之之意，而不知其方，苟知其方而心守不壹，则得失相半，天下之理乱，未可知也。其又违道以师心，弃人而任已，谓欲可逞，谓众可诬，谓专断无伤，谓询谋无益，谓谀说为忠顺，谓献替为妄愚，谓进善为比周，谓嫉恶为嫌忌，谓多疑为御下之术，谓深察为照物之明，理道全乖，国家之颠危，可立待也。
理乱之戒，前哲备言之矣；安危之效，历代尝试之矣。旧典尽在，殷鉴足徵，其於措置施为，在陛下明识所择耳。伏愿广接下之道，开奖善之门，宏纳谏之怀，励推诚之美。其接下也，待之以礼，煦之以和，虚心以尽其言，端意以详其理，不御人以给，不自眩以明，不以先觉为能，不以臆，度为智，不形好恶以招谄，不大声色以示威。如权衡之悬，不作其轻重，故轻重自辨，无从而诈也。如水镜之设，无意於妍蚩，而妍蚩自彰，莫得而怨也。有犯颜谠直者，奖而亲之；有利口谗佞者，疏而斥之。自然物无壅情，言不苟进，君子之道浸长，小人之态日消，何忧乎少忠良，何有乎作威福，何患乎妄说是非？如此，则接下之要备矣。其奖善也，求之若不及，用之惧不周，如梓人之任材，曲直当分；如沧海之归水，洪涓必容。能小事则处之以小官，立大劳则报之以大利，不忌怨，不避亲，不抉瑕，不求备，不以人废举，不以已格人。闻其才必试以事，能其事乃进以班，自然无不用之才，亦无不实之举。如此则奖善之道得矣。其纳谏也，以补过为心，以求过为急，以能改其过为善，以得闻其过为明。故谏者多，表我之能好；谏者直，示我之能贤；谏者之狂诬，明我之能恕；谏者之漏泄，彰我之能从。有一于斯，皆为盛德。是则人君之与谏者交相益之道也。谏者有爵赏之利，君亦有理安之利；谏者得献替之名，君亦得采纳之名。然犹谏者有失中，而君无不美。唯恐谠言之不切，天下之不闻，如此，则纳谏之德光矣。其推诚也，在彰信，在任人。彰信不务於尽言，所贵乎出言则可复；任人不可以无择，所贵乎已择则不疑。言而必诚，然後可求人之听命；任而勿贰，然後可责人之成功。诚信一亏，则百事无不纰缪；疑贰一起，则群下莫不忧虞。是故言或乖宜，可引过以改其言，而不可苟也；任或乖当，可求贤以代其任，而不可疑也。如此则推诚之义孚矣。微臣所以屡屡尘黩而不能自抑者，盖以陛下有拯乱之志，而多难未平；有务理之诚，而庶绩未；有尧舜聪明之德，而未光宅於天下；有覆载含宏之量，而未翕受於众情。
故臣每中夜静思，无不窃叹而深惜也。向若陛下有其位而无必行之志，有其志而无可致之资，则臣固已从俗浮沉，何苦而汲汲如是。惟陛下详省所阙，亟行所宜，归天下之心济中兴之业，此臣之愿也，亿兆之福也，宗社无疆之休也。谨奏。
●卷十三·奏议之属三
○陆贽-奉天请罢琼林大盈二库状
右。臣闻“作法於凉，其弊犹贪；作法於贪，弊将安救”？示人以义，其患犹私；示人以私，患必难弭。故圣人之立教也，贱货而尊让，远利而尚廉。天子不问有无，诸侯不言多少，百乘之室，不畜聚敛之臣。夫岂皆能忘其欲贿之心哉？诚惧贿之生人心而开祸端，伤风教而乱邦家耳。是以务鸠敛而厚其帑椟之积者，匹夫之富也；务散发而收其兆庶之心者，天子之富也。天子所作，与天同方，生之长之，而不恃其为；成之收之，而不私其有。付物以道，混然忘情，取之不为贪，散之不为费，以言乎体则博大，以言乎术则精微。亦何必挠废公方，崇聚私货，降至尊而代有司之守，辱万乘以效匹夫之藏。亏法失人，诱奸聚怨，以斯制事，岂不过哉！今之琼林、大盈，自古悉无其制，传诸耆旧之说，皆云创自开元。
贵臣贪权，饰巧求媚，乃言“郡邑贡赋所用，盍各区分？税赋当委之有司，以给经用，贡献宜归乎天子，以奉私求。”元宗悦之，新是二库。荡心侈欲，萌柢於兹。迨乎失邦，终以饵寇。《记》曰：“货悖而入，必悖而出。”岂非其明效欤！陛下嗣位之初，务遵理道，敦行约俭，斥远贪饕。虽内库旧藏，未归太府，而诸方曲献，不入禁闱，清风肃然，海内丕变。议者咸谓汉文却马，晋武焚裘之事，复见於当今矣。近以寇逆乱常，銮舆外幸，既属忧危之运，宜增儆励之诚。臣昨奉使军营，出游行殿，忽睹右廊之下，榜列二库之名，惧然若惊，不识所以。何则？天衢尚梗，师旅方殷，疮痛呻吟之声，噢咻未息，忠（一作辛）勤战守之效，赏赉未行，而诸道贡珍，遽私别库，万目所视，孰能忘怀。窃揣军情，或生觖望，试询候馆之吏，兼采道路之言，果如所虞，积憾已甚。或忿形谤ゥ，或鬼肆讴谣，颇含思乱之情，亦有悔忠之意。是知俗昏鄙，讥昧高卑，不可以尊极临，而可以诚义感。顷者六师初降，百物无储，外捍凶徒，内防危堞，昼夜不息，迨将五旬。冻馁交侵，死伤相枕，毕命同力，竟夷大艰。良以陛下不厚其身，不私其欲。绝甘以同卒伍，辍食以啖功劳。无猛制而人不携，怀所感也；无厚赏而人不怨，悉所无也。今攻围已解，衣食已丰，而谣ゥ方兴，军情稍阻。岂不以勇夫恒性，嗜货矜功，其患难既与之同忧，而好乐不与之同利，苟异恬默，能无怨咨？此理之常，固不足怪。《记》曰：“财散则民聚，财聚则民散。”岂非其殷鉴欤！众怒难任，蓄怨终泄，其患岂徒人散而已，亦将虑有构奸鼓乱，干纪而强取者焉。
夫国家作事，以公共为心者，人必乐而从之，以私奉为心者，人必弗而叛之。故燕昭筑金台，天下称其贤；殷纣作玉杯，百代传其恶。盖为人与为已殊也。
周文之囿百里，时患其尚小；齐宣之囿四十里，时病其太大：盖同利与专利异也。
为人上者，当辨察兹理，洒濯其心，奉三无私，以壹有众。人或不率，於是用刑，然则宣其利而禁其私，天子所恃以理天下之具也。舍此不务，而壅利行私，欲人无贪不可得已。今兹二库，珍币所归，不领度支，是行私也。不给经费，非宣利也。物情离怨，不亦宜乎！智者因危而建安，明者矫失而成德。以陛下天姿英圣，傥加之见善必迁，是将化蓄怨为衔恩，反过差为至当，促殄遗孽，永垂鸿名，易如转规，指顾可致。然事有未可知者，但在陛下行与否耳。能则安，否则危；能则成德，否则失道。此乃必定之理也，愿陛下慎之惜之。陛下诚能近想重围之殷忧，追戒平居之专欲，器用取给，不在过丰，衣食所安，必以分下，凡在二库货贿，尽令出赐有功，坦然布怀，与众同欲。是後纳贡，必归有司，每获珍华，先给军赏。环异纤丽，一无上代，推赤心於其腹中，降殊恩於其望外。将卒慕陛下必信之赏，人思建功；兆庶悦陛下改过之诚，孰不归德。如此则乱必靖，贼必平，徐驾六龙，旋复都邑，兴行坠典，整缉棼纲，乘舆有旧仪，郡国有恒赋，天子之贵，岂当忧贫？是乃散其小储而成其大储也，损其小宝而固其大宝也，举一事而众美具，行之又何疑焉？吝少失多，廉贾不处，溺近迷远，中人所非。况乎大圣应机，固当不俟终日。不胜管窥愿效之至，谨陈冒以闻。谨奏。
○韩愈-禘祫议
右今月十六日敕旨，宜令百僚议，限五日内闻奏者。将仕郎守国子监四门博士臣韩愈谨献议曰：
伏以陛下追孝祖宗，肃敬祀事。凡在拟议，不敢自专，聿求厥中，延访群下。然而礼文繁漫，所执各殊，自建中之初，迄至今岁，屡经禘祫，未合适从。臣生遭圣明，涵泳恩泽，虽贱不及议，而志切效忠。今辄先举众议之非，然后申明其说。
一曰“献懿庙主，宜永藏之夹室”。臣以为不可。夫祫者，合也。毁庙之主，皆当合食于太祖、献、懿二祖，即毁庙主也。今虽藏于夹室，至禘祫之时，岂得不食于太庙乎？名曰合祭，而二祖不得祭焉，不可谓之合矣。
二曰“献、懿庙主，宜毁之瘗之”。臣又以为不可。谨按《礼记》，天子立七庙，一坛，一墠。其毁庙之主，皆藏于祧庙。虽百代不毁，祫则陈于太庙而飨焉。自魏晋已降，始有毁瘗之议，事非经据，竟不可施行。今国家德厚流光，创立九庙。以周制推之，献、懿二祖，犹在坛墠之位，况于毁瘗而不禘祫乎？
三曰“献、懿庙主，宜各迁于其陵所”。臣又以为不可。二祖之祭于京师，列于太庙也，二百年矣。今一朝迁之，岂惟人听疑惑，抑恐二祖之灵，眷顾依迟，不即飨于下国也。
四曰“献、懿庙主，宜附于兴圣庙而不禘祫。”臣又以为不可。《传》曰“祭如在”。景皇帝虽太祖，其于属，乃献、懿之子孙也。今欲正其子东向之位，废其父之大祭，固不可为典矣。
五曰“献、懿二祖，宜别立庙于京师。”臣又以为不可。夫礼有所降，情有所杀。是故去庙为祧，去祧为坛，去坛为墠，去墠为鬼，渐而之远，其祭益稀。昔者鲁立炀宫，《春秋》非之，以为不当取已毁之庙，既藏之主，而复筑宫以祭。今之所议，与此正同。又虽违礼立庙，至于禘祫也，合食则禘无其所，废祭则于义不通。
此五说者，皆所不可。故臣博采前闻，求其折中。以为殷祖玄王，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为帝；又其代数已远，不复祭之，故太祖得正东向之位，子孙从昭穆之列。《礼》所称者，盖以纪一时之宜，非传于后代之法也。《传》曰：“子虽齐圣，不先父食。”盖言子为父屈也。景皇帝虽太祖也，其于献、懿，则子孙也。当禘祫之时，献祖宜居东向之位，景皇帝宜从昭穆之列，祖以孙尊，孙以祖屈，求之神道，岂远人情？又常祭甚众，合祭甚寡，则是太祖所屈之祭至少，所伸之祭至多，比于伸孙之尊，废祖之祭，不亦顺乎？事异殷周，礼从而变，非所失礼也。
臣伏以制礼作乐者，天子之职也。陛下以臣议有可采，粗合天心，断而行之，是则为礼。如以为犹或可疑，乞召臣对，面陈得失，庶有发明。谨议。
○韩愈-论佛骨表
臣某言：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后汉时流入中国，上古未尝有也。昔者，黄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岁；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岁；颛顼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岁；帝喾在位七十年，年百五岁；帝尧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岁；帝舜及禹，年皆百岁。此时天下太平，百姓安乐寿考，然而中国未有佛也。其后殷汤亦年百岁。汤孙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书史不言其年寿所极，推其年数，盖亦俱不减百岁。周文王年九十七岁，武王年九十三岁，穆王在位百年，此时佛法，亦未入中国。非因事佛而致然也。
汉明帝时，始有佛法，明帝在位才十八年耳。其后乱亡相继，运祚不长。宋、齐、梁、陈、元魏已下，事佛渐谨，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后三度舍身施佛，宗庙之祭，不用牲牢，昼日一食，止于菜果；其后竟为侯景所逼，饿死台城，国亦寻灭。事佛求福，乃更得祸。由此观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
高祖始受隋禅，则议除之。当时群臣材识不远，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阐圣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惟睿圣文武皇帝陛下，神圣英武，数千百年已来，未有伦比。即位之初，即不许度人为僧尼道士，又不许创立寺观。臣常以为高祖之志，必行于陛下之手。今纵未能即行，岂可恣之转令盛也？今闻陛下令群僧迎佛骨于凤翔，御楼以观，舁入大内。又令诸寺递迎供养。臣虽至愚，必知陛下不惑于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丰人乐，徇人之心，为京都士庶设诡异之观，戏玩之具耳。安有圣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难晓，苟见陛下如此，将谓真心事佛，皆云：“天子大圣，犹一心敬信，百姓何人，岂合更惜身命！”焚顶烧指，百十为群，解衣散钱，自朝至暮，转相仿效，惟恐后时，老少奔波，弃其业次。若不即加禁遏，更历诸寺，必有断臂脔身，以为供养者。伤风败俗，传笑四方，非细事也。
夫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国命，来朝京师，陛下容而接之，不过宣政一见，礼宾一设，赐衣一袭，卫而出之于境，不令惑众也。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秽之余，岂宜令入宫禁？孔子曰：“敬鬼神而远之。”古之诸侯，行吊于其国，尚令巫祝先以桃茢祓除不祥，然后进吊。今无故取朽秽之物，亲临观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举其失，臣实耻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圣人之所作为，出于寻常万万也，岂不盛哉！岂不快哉！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鉴临，臣不怨悔。无任感激恳悃之至，谨奉表以闻。臣某诚惶诚恐。
○欧阳修-论台谏言事未蒙听允书
月日，具官臣欧阳某，谨昧死再拜上书于体天法道钦文聪武圣神孝德皇帝阙下。臣闻自古有天下者，莫不欲为治君而常至于乱，莫不欲为明主而常至于昏者，其故何哉？患于好疑而自用也。夫疑心动于中，则视听惑于外。视听惑，则忠邪不分，而是非错乱。忠邪不分而是非错乱，则举国之臣皆可疑。尽疑其臣，则必自用其所见。夫以疑惑错乱之意而自用，则多失；多失，则其国之忠臣必以理而争之。争之不切，则人主之意难回；争之切，则激其君之怒心而坚其自用之意，然后君臣争胜。于是邪佞之臣得以因隙而入，希旨顺意，以是为非，以非为是，惟人主之所欲者从而助之。夫为人主者，方与其臣争胜，而得顺意之人，乐其助己而忘其邪佞也，乃与之并力以拒忠臣。夫为人主者拒忠臣而信邪佞，天下无不乱，人主无不昏也。自古人主之用心，非恶忠臣而喜邪佞也，非恶治而好乱也，非恶明而欲昏也，以其好疑自用而与臣下争胜也。使为人主者，豁然去其疑心，而回其自用之意，则邪佞远而忠言入。忠言入，则聪明不惑，而万事得其宜，使天下尊为明主，万世仰为治君，岂不臣主俱荣而乐哉！与其区区自执而与臣下争胜，用心益劳而事益惑者，相去远矣。臣闻《书》载仲虺称汤之德曰“改过不吝”，又戒汤曰“自用则小”。成汤，古之圣人也，不能无过，而能改过，此其所以为圣也。以汤之聪明，其所为不至于缪戾矣，然仲虺犹戒其自用，则自古人主惟能改过而不敢自用，然于得为治君明主也。
臣伏见宰臣陈执中，自执政以来，不协人望，累有过恶，招致人言。而执中迁延，尚玷宰府。陛下忧勤恭俭，仁爱宽慈，尧舜之用心也。推陛下之用心，天下宜至于治者久矣。而纲纪日坏，政令日乖，国日益贫，民日益困，流民满野，滥官满朝。其亦何为而致此？由陛下用相不得其人也。近年宰相多以过失因言者罢去，陛下不悟宰相非其人，反疑言事者好逐宰相。疑心一生，视听既惑，遂成自用之意，以谓宰相当由人主自去，不可因言者而罢之。故宰相虽有大恶显过，而屈意以容之；彼虽惶恐自欲求去，而屈意以留之；虽天灾水旱，饥民流离，死亡道路，皆不暇顾，而屈意以用之。其故非他，直欲沮言事者尔。言事者何负于陛下哉？使陛下上不顾天灾，下不恤人言，以天下之事委一不学无识、谄邪狠愎之执中而甘心焉。言事者本欲益于陛下，而反损圣德者多矣。然而言事者之用心，本不图至于此也，由陛下好疑自用而自损也。今陛下用执中之意益坚，言事者攻之愈切，陛下方思有以取胜于言事者。而邪佞之臣得以因隙而入，必有希合陛下之意者，将曰执中宰相，不可以小事逐，不可使小臣动摇，甚者则诬言事者欲逐执中而引用他人。陛下方患言事者上忤圣聪，乐闻斯言之顺意，不复察其邪佞而信之，所以拒言事者益峻，用执中益坚。夫以万乘之尊，与三数言事小臣角必胜之力，万一圣意必不可回，则言事者亦当知难而止矣。然天下之人与后世之议者，谓陛下拒忠言，庇愚相，以陛下为何如主也？前日御史论梁适罪恶，陛下赫怒，空台而逐之。而今日御史又复敢论宰相，不避雷霆之威，不畏权臣之祸。此乃至忠之臣也，能忘其身而爱陛下者也，陛下嫉之恶之，拒之绝之。执中为相，使天下水旱流亡，公私困竭，而又不学无识，憎爱挟情，除改差缪，取笑中外，家私秽恶，流闻道路，阿意顺旨，专事逢君。此乃谄上傲下愎戾之臣也，陛下爱之重之，不忍去之。陛下睿智聪明，群臣善恶无不照见，不应倒置如此，直由言事者太切，而激成陛下之疑惑尔。执中不知廉耻，复出视事，此不足论。陛下岂忍因执中上累圣德，而使忠臣直士卷舌于明时也？臣愿陛下廓然回心，释去疑虑，察言事者之忠，知执中之过恶，悟用人之非，法成汤改过之圣，遵仲虺自用之戒，尽以御史前后章疏出付外廷，议正执中之过恶，罢其政事，别用贤材，以康时务，以拯斯民，以全圣德，则天下幸甚。臣以身叨恩遇，职在论思，意切言狂，罪当万死。臣昧死再拜。
○苏轼-上皇帝书
臣近者不度愚贱，辄上封章言买灯事。自知渎犯天威，罪在不赦，席藁私室，以待斧钺之诛，而侧听逾旬，威命不至。问之府司，则买灯之事，寻已停罢。乃知陛下不惟赦之，又能听之，惊喜过望，以至感泣。何者？改过不吝，从善如流，此尧舜禹汤之所勉强而力行，秦汉以来之所绝无而仅有。顾此买灯毫发之失，岂能上累日月之明？而陛下翻然改命，曾不移刻，则所谓智出天下，而听于至愚；威加四海，而屈于匹夫。臣今知陛下可与为尧舜，可与为汤武，可与富民而措刑，可与强兵而伏戎虏矣。有君如此，其忍负之！惟当披露腹心，捐弃肝脑，尽力所至，不知其它。乃者，臣亦知天下之事，有大于买灯者矣，而独区区以此为先者。盖未信而谏，圣人不与；交浅言深，君子所戒。是以试论其小者，而其大者固将有待而后言。今陛下果赦而不诛，则是既已许之矣。许而不言，臣则有罪，是以愿终言之。
臣之所欲言者三，愿陛下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而已。
人莫不有所恃，人臣恃陛下之命，故能役使小民；恃陛下之法，故能胜服强暴。至于人主所恃者谁与？《书》曰：“予临兆民，凛乎若朽索之驭六马。”言天下莫危于人主也。聚则为君民，散则为仇雠，聚散人间，不容毫厘。故天下归往谓之王，人各有心谓之独夫。由此观之，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于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灯之有膏，如鱼之有水，如农夫之有田，如商贾之有财。木无根则槁，灯无膏则灭，鱼无水则死，农夫无田则饥，商贾无财则贫，人主失人心则亡。此必然之理，不可逭之灾也。其为可畏，从古以然。苟非乐祸好亡，狂易丧志，则孰敢肆其胸臆，轻犯人心？昔子产焚《载书》以弭众言，赂伯石以安巨室，以为众怒难犯，专欲难成。而子夏亦曰：“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唯商鞅变法，不顾人言，虽能骤致富强，亦以召怨天下，使其民知利而不知义，见刑而不见德，虽得天下，旋踵而失也。至于其身，亦卒不免，负罪出走，而诸侯不纳，车裂以徇，而秦人莫哀。君臣之间，岂愿如此？宋襄公虽行仁义，失众而亡。田常虽不义，得众而强。是以君子未论行事之是非，先观众心之向背。谢安之用诸桓未必是，而众之所乐，则国以乂安。庾亮之召苏峻未必非，而势有不可，则反为危辱。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众而不安，刚果自用而不危者也。
今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悦矣。中外之人，无贤不肖，皆言祖宗以来，治财用者不过三司使副判官，经今百年，未尝阙事。今者无故又创一司，号曰制置三司条例。使六七少年日夜讲求于内，使者四十余辈，分行营干于外，造端宏大，民实惊疑，创法新奇，吏皆惶惑。贤者则求其说而不可得，未免于忧；小人则以其意而度朝廷，遂以为谤。谓陛下以万乘之主而言利，谓执政以天子之宰而治财，商贾不行，物价腾踊。近自淮甸，远及川蜀，喧传万口，论说百端。或言京师正店，议置监官，夔路深山，当行酒禁，拘收僧尼常住，减刻兵吏廪禄，如此等类，不可胜言。而甚者至以为欲复肉刑。斯言一出，民且狼顾。陛下与二三大臣，亦闻其语矣。然而莫之顾者，徒曰我无其事，又无其意，何恤于人言。夫人言虽未必皆然，而疑似则有以致谤。人必贪财也，而后人疑其盗。人必好色也，而后人疑其淫。何者？未置此司，则无此谤，岂去岁之人皆忠厚，而今岁之人皆虚浮？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又曰：“必也正名乎。”今陛下操其器而讳其事，有其名而辞其意，虽家置一喙以自解，市列千金以购人，人必不信，谤亦不止。夫制置三司条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与使者四十余辈，求利之器也。驱鹰犬而赴林薮，语人曰，我非猎也。不如放鹰犬而兽自驯。操网罟而入江湖，语人曰，我非渔也，不如捐网罟而人自信。故臣以为消谗慝以召和气，复人心而安国本，则莫若罢制置三司条例司。
夫陛下之所以创此司者，不过以兴利除害也。使罢之而利不兴，害不除，则勿罢。罢之而天下悦，人心安，兴利除害，无所不可，则何苦而不罢？陛下欲去积弊而立法，必使宰相熟议而后行。事若不由中书，则是乱世之法，圣君贤相，夫岂其然？必若立法不免由中书，熟议不免使宰相，则此司之设，无乃冗长而无名。智者所图，贵于无迹。汉之文、景，《纪》无可书之事；唐之房、杜，《传》无可载之功，而天下之言治者与文、景，言贤者与房、杜。盖事已立而迹不见，功已成而人不知。故曰：善用兵者，无赫赫之功。岂惟用兵，事莫不然。今所图者，万分未获其一也，而迹之布于天下，已若泥中之斗兽，亦可谓拙谋矣。陛下诚欲富国，择三司官属与漕运使副，而陛下与二三大臣，孜孜讲求，磨以岁月，则积弊自去而人不知。但恐立志不坚，中道而废。孟子有言：“其进锐者其退速。”若有始有卒，自可徐徐，十年之后，何事不立？孔子曰：“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使孔子而非圣人，则此言亦不可用。《书》曰：“谋及卿士，至于庶人。翕然大同，乃底元吉。”若违多而从少，则静吉而作凶。今上自宰相大臣，既已辞免不为，则外之议论，断亦可知。宰相，人臣也，且不欲以此自污，而陛下独安受其名而不辞，非臣愚之所识也。君臣宵旰，几一年矣，而富国之效，茫如捕风，徒闻内帑出数百万缗，祠部度五千余人耳。以此为术，其谁不能。
且遣使纵横，本非令典。汉武遣绣衣直指，桓帝遣八使，皆以守宰狼籍，盗贼公行，出于无术，行此下策。宋文帝元嘉之政，比于文、景，当时责成郡县，未尝遣使。及至孝武，以为郡县迟缓，始命台使督之，以至萧齐，此弊不革。故景陵王子良上疏，极言其事，以为此等朝辞禁门，情态即异，暮宿村县，威福便行，驱追邮传，折辱守宰，公私劳扰，民不聊生。唐开元中，宇文融奏置劝农判官使裴宽等二十九人，并摄御史，分行天下，招携户口，检责漏田。时张说、杨玚、皇甫璟、杨相如皆以为不便，而相继罢黜。虽得户八十余万，皆州县希旨，以主为客，以少为多。及使百官集议都省，而公卿以下，惧融威势，不敢异辞。陛下试取其《传》而读之，观其所行，为是为否？近者均税宽恤，冠盖相望，朝廷亦旋觉其非，而天下至今以为谤。曾未数岁，是非较然。臣恐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且其所遣，尤不适宜。事少而员多，人轻而权重。夫人轻而权重，则人多不服，或致侮慢以兴争。事少而员多，则无以为功，必须生事以塞责。陛下虽严赐约束，不许邀功，然人臣事君之常情，不从其令而从其意。今朝廷之意，好动而恶静，好同而恶异，指趣所在，谁敢不从？臣恐陛下赤子，自此无宁岁矣。
至于所行之事，行路皆知其难。何者？汴水浊流，自生民以来，不以种稻。秦人之歌曰：“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黍。”何尝言长我粳稻耶？今欲陂而清之，万顷之稻，必用千顷之陂，一岁一淤，三岁而满矣。陛下遽信其说，即使相视地形，万一官吏苟且顺从，真谓陛下有意兴作，上糜帑廪，下夺农时，堤防一开，水失故道，虽食议者之肉，何补于民。天下久平，民物滋息，四方遗利，盖略尽矣。今欲凿空访寻水利，所谓即鹿无虞，岂惟徒劳，必大烦扰。凡有擘画利害，不问何人，小则随事酬劳，大则量才录用。若官私格沮，并重行黜降，不以赦原。若材力不办兴修，便许申奏替换，赏可谓重，罚可谓轻。然并终不言诸色人妄有申陈或官私误兴工役，当得何罪。如此，则妄庸轻剽，浮浪奸人，自此争言水利矣。成功则有赏，败事则无诛。官司虽知其疏，岂可便行抑退？所在追集老少，相视可否，吏卒所过，鸡犬一空。若非灼然难行，必须且为兴役。何则？格沮之罪重，而误兴之过轻。人多爱身，势必如此。且古陂废堰，多为侧近冒耕，岁月既深，已同永业，苟欲兴复，必尽追收，人心或摇，甚非善政。又有好讼之党，多怨之人，妄言某处可作陂渠，规坏所怨田产，或指人旧业，以为官陂，冒佃之讼，必倍今日。臣不知朝廷本无一事，何苦而行此哉。
自古役人，必用乡户，犹食之必用五谷，衣之必用丝麻，济川之必用舟楫，行地之必用牛马，虽其间或有以他物充代，然终非天下所可常行。今者徒闻江浙之间，数郡雇役，而欲措之天下，是犹见燕晋之枣栗，岷蜀之蹲鸱，而欲以废五谷，岂不难哉！又欲官卖所在坊场，以充衙前雇直，虽有长役，更无酬劳。长役所得既微，自此必渐衰散，则州郡事体，憔悴可知。士大夫捐亲戚，弃坟墓，以从宦于四方者，宣力之余，亦欲取乐，此人之至情也。若凋弊太甚，厨传萧然，则似危邦之陋风，恐非太平之盛观。陛下诚虑及此，必不肯为。且今法令莫严于御军，军法莫严于逃窜，禁军三犯，厢军五犯，大率处死。然逃军常半天下，不知雇人为役，与厢军何异？若有逃者，何以罪之？其势必轻于逃军，则其逃必甚于今日，为其官长，不亦难乎？近者虽使乡户颇得雇人，然而所雇逃亡，乡户犹任其责。今遂欲于两税之外，别立一科，谓之庸钱，以备官雇。则雇人之责，官所自任矣。自唐杨炎废租庸调以为两税，取大历十四年应干赋敛之数，以定两税之额，则是租调与庸，两税既兼之矣。今两税如故，奈何复欲取庸？圣人之立法，必虑后世，岂可于两税之外，别出科名哉！万一不幸，后世有多欲之君，辅之以聚敛之臣，庸钱不除，差役仍旧，使天下怨讟，推所从来，则必有任其咎者矣。又欲使坊郭等第之民，与乡户均役，品官形势之家，与齐民并事。其说曰：“《周礼》田不耕者出屋粟，宅不毛者有里布。而汉世宰相之子，不免戍边。”此其所以藉口也。古者官养民，今者民养官。给之以田而不耕，劝之以农而不力，于是乎有里布屋粟夫家之征。今民无以为生，去为商贾，事势当尔，何名役之？且一岁之戍，不过三日，三日之雇，其直三百。今世三大户之役，自公卿以降，毋得免者，其费岂特三百而已。大抵事若可行，不必皆有故事。若民所不悦，俗所不安，纵有经典明文，无补于怨。若行此二者，必怨无疑。女户单丁，盖天民之穷者也。古之王者，首务恤此。而今陛下首欲役之，此等苟非户将绝而未亡，则是家有丁而尚幼。若假之数岁，则必成丁而就役，老死而没官。富有四海，忍不加恤？
孟子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春秋》书“作丘甲”、“用田赋”，皆重其始为民患也。青苗放钱，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岁常行，虽云不许抑配，而数世之后，暴君污吏，陛下能保之欤？异日天下恨之，国史记之曰：青苗钱自陛下始，岂不惜哉！且东南买绢，本用见钱，陕西粮草，不许折兑。朝廷既有著令，职司又每举行。然而买绢未尝不折盐，粮草未尝不折钞，乃知青苗不许抑配之说，亦是空文。只如治平之初，拣刺义勇，当时诏旨慰谕，明言永不戍边，著在简书，有如盟约。于今几日，议论已摇，或以代还东军，或欲抵换弓手，约束难恃，岂不明哉。纵使此令决行，果不抑配，计其间愿请之户，必皆孤贫不济之人。家若自有赢余，何至与官交易？此等鞭挞已急，则继之逃亡，逃亡之余，则均之邻保。势有必至，理有固然。且夫常平之为法也，可谓至矣，所守者约，而所及者广。借使万家之邑，止有千斛，而谷贵之际，千斛在市，物价自平。一市之价既平，一邦之食自足，无操瓢乞丐之弊，无里正催驱之劳。今若变为青苗，家贷一斛，则千户之外，孰救其饥？且常平官钱，常患其少，若尽数收籴，则无借贷，若留充借贷，则所籴几何？乃知常平青苗，其势不能两立，坏彼成此，所丧愈多，亏官害民，虽悔何逮？臣窃计陛下欲考其实，则必亦问人，人知陛下方欲力行，必谓此法有利无害。以臣愚见，恐未可凭。何以明之？臣顷在陕西，见刺义勇，提举诸县，臣尝亲行，愁怨之民，哭声振野。当时奉使还者，皆言民尽乐为。希合取容，自古如此。不然，则山东之盗，二世何缘不觉？南诏之败，明皇何缘不知？今虽未至于此，亦望陛下审听而己。
昔汉武之世，财力匮竭，用贾人桑弘羊之说，买贱卖贵，谓之均输。于时商贾不行，盗贼滋炽，几至于乱。孝昭既立，学者争排其说，霍光顺民所欲，从而予之，天下归心，遂以无事。不意今者此论复兴。立法之初，其说尚浅，徒言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然而广置官属，多出缗钱，豪商大贾，皆疑而不敢动，以为虽不明言贩卖，然既已许之变易，变易既行，而不与商贾争利者，未之闻也。夫商贾之事，曲折难行，其买也先期而与钱，其卖也后期而取直，多方相济，委曲相通，倍称之息，由此而得。今官买是物，必先设官置吏，簿书廪禄，为费已厚。非良不售，非贿不行，是以官买之价，比民必贵。及其卖也，弊复如前，商贾之利，何缘而得？朝廷不知虑此，乃捐五百万缗以予之。此钱一出，恐不可复。纵使其间薄有所获，而征商之额，所损必多。今有人为其主牧牛羊，不告其主，而以一牛易五羊。一牛之失，则隐而不言，五羊之获，则指为劳绩。陛下以为坏常平而言青苗之功，亏商税而取均输之利，何以异此？
陛下天机洞照，圣略如神，此事至明，岂有不晓？必谓已行之事，不欲中变，恐天下以为执德不一，用人不终，是以迟留岁月，庶几万一，臣窃以为过矣。古之英主，无出汉高。郦生谋挠楚权，欲复六国，高祖曰善，趣刻印。及闻留侯之言，吐哺而骂之曰：“趣销印。”夫称善未几，继之以骂，刻印、销印，有同儿戏。何尝累高祖之知人？适足明圣人之无我。陛下以为可而行之，知其不可而罢之，至圣至明，无以加此。议者必谓民可与乐成，难与虑始，故劝陛下坚执不顾，期于必行。此乃战国贪功之人，行险侥幸之说。陛下若信而用之，则是徇高论而逆至情，持空名而邀实祸，未及乐成，而怨已起矣。臣之所愿结人心者，此之谓也。
士之进言者，为不少矣，亦尝有以国家之所以存亡、历数之所以长短告陛下者乎？夫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不在乎富与贫。道德诚深，风俗诚厚，虽贫且弱，不害于长而存。道德诚浅，风俗诚薄，虽强且富，不救于短而亡。人主知此，则知所轻重矣。是以古之贤君，不以弱而忘道德，不以贫而伤风俗，而智者观人之国，亦以此而察之。齐至强也，周公知其后必有篡弑之臣。卫至弱也，季子知其后亡。吴破楚入郢，而陈大夫逢滑知楚之必复。晋武既平吴，何曾知其将乱。隋文既平陈，房乔知其不久。元帝斩郅支，朝呼韩，功多于武、宣矣，偷安而王氏之衅生。宣宗收燕赵，复河湟，力强于宪、武矣，消兵而庞勋之乱起。故臣愿陛下务崇道德而厚风俗，不愿陛下急于有功而贪富强。使陛下富如隋，强如秦，西取灵武，北取燕蓟，谓之有功可也，而国之长短，则不在此。夫国之长短，如人之寿夭，人之寿夭在元气，国之长短在风俗。世有尫羸而寿考，亦有盛壮而暴亡。若元气犹存，则尫羸而无害。及其已耗，则盛壮而愈危。是以善养生者，慎起居，节饮食，导引关节，吐故纳新。不得已而用药，则择其品之上、性之良，可以久服而无害者，则五脏和平而寿命长。不善养生者，薄节慎之功，迟吐纳之效，厌上药而用下品，伐真气而助强阳，根本已空，僵仆无日。天下之势，与此无殊。故臣愿陛下爱惜风俗，如护元气。
古之圣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齐众，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于迂阔，老成初若迟钝。然终不肯以彼而易此者，知其所得小而所丧大也。曹参，贤相也，曰慎无扰狱市。黄霸，循吏也，曰治道去泰甚。或讥谢安以清谈废事，安笑曰，秦用法吏，二世而亡。刘晏为度支，专用果锐少年，务在急速集事，好利之党，相师成风。德宗初即位，擢崔祐甫为相。祐甫以道德宽大，推广上意，故建中之政，其声翕然，天下想望，庶几贞观。及卢杞为相，讽上以刑名整齐天下，驯致浇薄，以及播迁。我仁祖之驭天下也，持法至宽，用人有叙，专务掩覆过失，未尝轻改旧章。然考其成功，则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则十出而九败，以言乎府库，则仅足而无余。徒以德泽在人，风俗知义。是以升遐之日，天下如丧考妣，社稷长远，终必赖之。则仁祖可谓知本矣。今议者不察，徒见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举，乃欲矫之以苛察，齐之以智能，招来新进勇锐之人，以图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浇风已成。且大时不齐，人谁无过？国君贪垢，至察无徒。若陛下多方包容，则人材取次可用。必欲广置耳目，务求瑕疵，则人不自安，各图苟免，恐非朝廷之福，亦岂陛下所愿哉？汉文欲拜虎圈啬夫，释之以为利口伤俗。今若以口舌捷给而取士，以应对迟钝而退人，以虚诞无实为能文，以矫激不仕为有德，则先王之泽，遂将散微。
自古用人，必须历试。虽有卓异之器，必有已成之功，一则使其更变而知难，事不轻作，一则待其功高而望重，人自无辞。昔先主以黄忠为后将军，而诸葛亮忧其不可，以为忠之名望，素非关、张之伦，若班爵遽同，则必不悦，其后关羽果以为言。以黄忠豪勇之姿，以先主君臣之契，尚复虑此，况其他乎？世常谓汉文不用贾生，以为深恨。臣尝推究其旨，窃谓不然。贾生固天下之奇才，所言亦一时之良策。然请为属国欲以系单于，则是处士之大言，少年之锐气。昔高祖以三十万众困于平城，当时将相群臣，岂无贾生之比？三表五饵，人知其疏，而欲以困中行说，尤不可信矣。兵，凶器也，而易言之，正如赵括之轻秦，李信之易楚。若文帝亟用其说，则天下殆将不安。使贾生尝历艰难，亦必自悔其说，施之晚岁，其术必精，不幸丧亡，非意所及。不然，文帝岂弃材之主？绛、灌岂蔽贤之士？至于晁错，尤号刻薄，文帝之世，止于太子家令，而景帝既立，以为御史大夫，申屠嘉贤相，发愤而死，纷更政令，天下骚然。及至七国发难，而错之术亦穷矣。文、景优劣，于斯可见。大抵名器爵禄，人所奔趋，必使积劳而后迁，以明持久而难得，则人各安其分，不敢躁求。今若多开骤进之门，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从，跬步可图，其得者既不肯以侥幸自名，则其不得者必皆以沉沦为恨。使天下常调，举生妄心，耻不若人，何所不至？欲望风俗之厚，岂可得哉。选人之改京官，常须十年以上，荐更险阻，计析毫厘。其间一事聱牙，常至终身沦弃。今乃以一言之荐，举而与之，犹恐未称，章服随至。使积劳久次而得者，何以厌服哉？夫常调之人，非守则令，员多阙少，久已患之，不可复开多门以待巧进。若巧者侵夺已甚，则拙者迫怵无聊，利害相形，不得不察。故近岁朴拙之人愈少，而巧佞之士益多。惟陛下重之惜之，哀之救之。如近日三司献言，使天下郡选一人，催驱三司文字，许之先次指射以酬其劳，则数年之后，审官吏部，又有三百余人得先占阙，常调待次，不其愈难？此外勾当发运均输，按行农田水利，已振监司之体，各怀进用之心，转对者望以称旨而骤迁，奏课者求为优等而速化，相胜以力，相高以言，而名实乱矣。惟陛下以简易为法，以清净为心，使奸无所缘，而民德归厚。臣之所愿厚风俗者，此之谓也。
古者建国，使内外相制，轻重相权。如周如唐，则外重而内轻。如秦如魏，则外轻而内重。内重之弊，必有奸臣指鹿之患。外重之弊，必有大国问鼎之忧。圣人方盛而虑衰，常先立法以救弊。我国家租赋籍于计省，重兵聚于京师，以古揆今，则似内重。恭惟祖宗所以深计而预虑，固非小臣所能臆度而周知。然观其委任台谏之一端，则是圣人过防之至计。历观秦、汉以及五代，谏诤而死，盖数百人。而自建隆以来，未尝罪一言者，纵有薄责，旋即超升。许以风闻，而无官长。风采所系，不问尊卑。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议者讥宰相但奉行台谏风旨而已。圣人深意，流俗岂知？台谏固未必皆贤，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须养其锐气而借之重权者，岂徒然哉？将以折奸臣之萌，而救内重之弊也。夫奸臣之始，以台谏折之而有余，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今法令严密，朝廷清明，所谓奸臣，万无此理。然而养猫所以去鼠，不可以无鼠而养不捕之猫。畜狗所以防奸，不可以无奸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设此官之意，下为子孙立万一之防，朝廷纪纲，孰大于此？
臣自幼小所记，及闻长老之谈，皆谓台谏所言，常随天下公议。公议所与，台谏亦与之；公议所击，台谏亦击之。及至英庙之初，始建称亲之议，本非人主大过，亦无礼典明文，徒以众心未安，公议不允，当时台谏，以死争之。今者物论沸腾，怨讟交至，公议所在，亦可知矣，而相顾不发，中外失望。夫弹劾积威之后，虽庸人亦可奋扬；风采消委之余，虽豪杰有所不能振起。臣恐自兹以往，习惯成风，尽为执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纪纲一废，何事不生？孔子曰：“鄙夫可与事君也欤？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矣。”臣始读此书，疑其太过，以为鄙夫之患失，不过备位而苟容。及观李斯忧蒙恬之夺其权，则立二世以亡秦；卢杞忧李怀光之数其恶，则误德宗以再乱。其心本生于患失，而其祸乃至于丧邦。孔子之言，良不为过。是以知为国者，平居必常有忘躯犯颜之士，则临难庶几有徇义守死之臣。若平居尚不能一言，则临难何以责其死节？人臣苟皆如此，天下亦曰殆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如和羹，同如济水。孙宝有言：“周公上圣，召公大贤，犹不相悦，著于经典。两不相损。”晋之王导，可谓元臣，每与客言，举坐称善，而王述不悦，以为人非尧舜，安得每事尽善，导亦敛衽谢之。若使言无不同，意无不合，更唱迭和，何者非贤？万一有小人居其间，则人主何缘知觉？臣之所愿存纪纲者，此之谓也。
臣非敢历诋新政，苟为异论。如近日裁减皇族恩例、刊定任子条式、修完器械、阅习鼓旗，皆陛下神算之至明，乾刚之必断，物议既允，臣安敢有词。至于所献之三言，则非臣之私见，中外所病，其谁不知？昔禹戒舜曰：“无若丹朱傲，惟慢游是好。”舜岂有是哉！周公戒成王曰：“毋若商王，受之迷乱，酗于酒德。”成王岂有是哉！周昌以汉高为桀、纣，刘毅以晋武为桓、灵，当时人君，曾莫之罪，而书之史册，以为美谈。使臣所献三言，皆朝廷未尝有此，则天下之幸，臣与有焉。若有万一似之，则陛下安可不察？然而臣之为计，可谓愚矣。以蝼蚁之命，试雷霆之威，积其狂愚，岂可数赦？大则身首异处，破坏家门，小则削籍投荒，流离道路。虽然，陛下必不为此。何也？臣天赋至愚，笃于自信。向者与议学校贡举，首违大臣本意，已期窜逐，敢意自全。而陛下独然其言，曲赐召对，从容久之，至谓臣曰：“方今政令得失安在？虽朕过失，指陈可也。”臣即对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纵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断，但患求治太速，进人太锐，听言太广。”又俾具述所以然之状。陛下颔之曰：“卿所献三言，朕当熟思之。”臣之狂愚，非独今日，陛下容之久矣。岂其容之于始而不赦之于终？恃此而言，所以不惧。臣之所惧者，讥刺既众，怨仇实多，必将诋臣以深文，中臣以危法，使陛下虽欲赦臣而不可得，岂不殆哉！死亡不辞，但恐天下以臣为戒，无复言者，是以思之经月，夜以继书，表成复毁，至于再三。感陛下听其一言，怀不能已，卒吐其说。惟陛下怜其愚忠而卒赦之，不胜俯伏待罪忧恐之至。
○苏轼-代张方平谏用兵书
臣闻好兵犹好色也。伤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贼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此理之必然者也。夫惟圣人之兵，皆出于不得已，故其胜也，享安全之福。其不胜也，必无意外之患。后世用兵，皆得已而不已，故其胜也，则变迟而祸大，其不胜也，则变速而祸小。是以圣人不计胜负之功，而深戒用兵之祸。何者？兴师十万，日费千金，内外骚动，殆于道路者七十万家。内则府库空虚，外则百姓穷匮。饥寒逼迫，其后必有盗贼之忧，死伤愁怨，其终必致水旱之报。上则将帅拥众，有跋扈之心，下则士众久役，有溃叛之志。变故百出，皆由用兵。至于兴事首议之人，冥谪尤重。盖以平民无故缘兵而死，怨气充积，必有任其咎者。是以圣人畏之重之，非不得已，不敢用也。
自古人主好动干戈，由败而亡者，不可胜数，臣今不敢复言。请为陛下言其胜者。秦始皇既平六国，复事吴越，戍役之患，被于四海。虽拓地千里，远过三代，而坟土未干，天下怨叛，二世被害，子婴就擒，灭亡之酷，自古所未尝有也。汉武帝承文、景富溢之余，首挑匈奴，兵连不解，遂使侵寻及于诸国，岁岁调发，所向成功。建元之间，兵祸始作，是时蚩尤旗出，长与天等，其春戾太子生。自是师行三十余年，死者无数。及巫蛊事起，京师流血，僵尸数万，太子父子皆败。班固以为太子生长于兵，与之终始。帝虽悔悟自克，而殁身之恨，已无及矣。隋文帝既下江南，继事夷狄，炀帝嗣位，此志不衰。皆能诛灭强国，威震万里。然而民怨盗起，亡不旋踵。唐太宗神武无敌，尤喜用兵，既已破灭突厥、高昌、吐谷浑等，犹且未厌，亲驾辽东。皆志在立功，非不得已而用。其后武氏之难，唐室凌迟，不绝如线。盖用兵之祸，物理难逃。不然，太宗仁圣宽厚，克己裕人，几至刑措，而一传之后，子孙涂炭，此岂为善之报也哉。由此观之，汉、唐用兵于宽仁之后，故其胜而仅存。秦、隋用兵于残暴之余，故其胜而遂灭。臣每读书至此，未尝不掩卷流涕，伤其计之过也。若使此四君者，方其用兵之初，随即败衄，惕然戒惧，知用兵之难，则祸败之兴，当不至此。不幸每举辄胜，故使狃于功利，虑患不深。臣故曰：胜则变迟而祸大，不胜则变速而祸小。不可不察也。
昔仁宗皇帝覆育天下，无意于兵。将士惰偷，兵革朽钝，元昊乘间窃发，西鄙延安、泾、原、麟、府之间，败者三四，所丧动以万计，而海内晏然。兵休事已，而民无怨言，国无遗患。何者？天下臣庶知其无好兵之心，天地鬼神谅其有不得已之实故也。今陛下天锡勇智，意在富强。即位以来，缮甲治兵，伺候邻国。群臣百寮，窥见此指，多言用兵。其始也，弼臣执国命者，无忧深思远之心。枢臣当国论者，无虑害持难之识。在台谏之职者，无献替纳忠之议。从微至著，遂成厉阶。既而薛向为横山之谋，韩绛效深入之计，陈升之、吕公弼等，阴与之协力，师徒丧败，财用耗屈。较之宝元、庆历之败，不及十一，然而天怒人怨，边兵背叛，京师骚然，陛下为之旰食者累月。何者？用兵之端，陛下作之。是以吏士无怨敌之意而不直陛下也。尚赖祖宗积累之厚，皇天保佑之深，故使兵出无功，感悟圣意。然浅见之士，方且以败为耻，力欲求胜，以称上心。于是王韶构祸于熙河，章惇造衅于横山，熊本发难于渝泸。然此等皆戕贼已降，俘累老弱困弊腹心，而取空虚无用之地，以为武功。使陛下受此虚名而忽于实祸，勉强砥砺，奋于功名。故沈起、刘彝，复发于安南，使十余万人暴露瘴毒，死者十而五六，道路之人，毙于输送，赀粮器械，不见敌而尽。以为用兵之意，必且少衰。而李宪之师，复出于洮州矣。今师徒克捷，锐气方盛，陛下喜于一胜，必有轻视四夷凌侮敌国之意。天意难测，臣实畏之。
且夫战胜之后，陛下可得而知者，凯旋捷奏，拜表称贺，赫然耳目之观耳。至于远方之民，肝脑屠于白刃，筋骨绝于馈饷，流离破产，鬻卖男女，薰眼折臂自经之状，陛下必不得而见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妇之哭声，陛下必不得而闻也。譬犹屠杀牛羊、刳脔鱼鳖以为饍馐，食者甚美，见食者甚苦。使陛下见其号呼于挺刃之下，宛转于刀几之间，虽八珍之美，必将投箸而不忍食，而况用人之命，以为耳目之观乎？且使陛下将卒精强，府库充实，如秦、汉、隋、唐之君。既胜之后，祸乱方兴，尚不可救，而况所在将吏罢软凡庸，较之古人，万万不逮。而数年以来，公私窘乏，内府累世之积，扫地无余，州郡征税之储，上供殆尽，百官廪俸，仅而能继，南郊赏给，久而未办，以此举动，虽有智者，无以善其后矣。且饥役之后，所在盗贼蜂起，京东、河北，尤不可言。若军事一兴，横敛随作，民穷而无告，其势不为大盗，无以自全。边事方深，内患复起，则胜、广之形，将在于此。此老臣所以终夜不寐，临食而叹，至于恸哭而不能自止也。且臣闻之：凡举大事，必顺天心。天之所向，以之举事必成；天之所背，以之举事必败。盖天心向背之迹，见于灾祥丰歉之间。今自近岁日蚀星变，地震山崩，水旱疠疫，连年不解，民死将半。天心之向背，可以见矣。而陛下方且断然不顾，兴事不已，譬如人子得过于父母，惟有恭顺静思引咎自责，庶岁可解。今乃纷然诘责奴婢，恣行箠楚，以此事亲，未有见赦于父母者。故臣愿陛下远览前世兴亡之迹，深察天心向背之理，绝意兵革之事，保疆睦邻，安静无为，固社稷长久之计。上以安二宫朝夕之养，下以济四方亿兆之命。则臣虽老死沟壑，瞑目于地下矣。昔汉祖破灭群雄，遂有天下，光武百战百胜，祀汉配天。然至白登被围，则讲和亲之议；西域请吏，则出谢绝之言。此二帝者，非不知兵也。盖经变既多，则虑患深远。今陛下深居九重，而轻议讨伐，老臣庸懦，私窃以为过矣。然人臣纳说于君，因其既厌而止之，则易为力，迎其方锐而折之，则难为功。凡有血气之伦，皆有好胜之意。方其气之盛也，虽布衣贱士，有不可夺，自非智识特达，度量过人，未有能于勇锐奋发之中，舍己从人，惟义是听者也。今陛下盛气于用武，势不可回，臣非不知。而献言不已者，诚见陛下圣德宽大，听纳不疑。故不敢以众人好胜之常心望于陛下，且意陛下他日亲用兵之害，必将哀痛悔恨，而追咎左右大臣未尝一言，臣亦将老且死见先帝于地下，亦有以藉口矣。惟陛下哀而察之。
○苏轼-徐州上皇帝书
臣以庸材，备员册府，出守两郡，皆东方要地，私窃以为守法令，治文书，赴期会，不足以报塞万一。辄伏思念东方之要务，陛下之所宜知者，得其一二，草具以闻，而陛下择焉。
臣前任密州，建言自古河北与中原离合，常系社稷存亡，而京东之地，所以灌输河北，瓶竭则罍耻，唇亡则齿寒，而其民喜为盗贼，为患最甚，因为陛下画所以待盗贼之策。及移守徐州，览观山川之形势，察其风俗之所上，而考之于载籍，然后又知徐州为南北之襟要，而京东诸郡安危所寄也。昔项羽入关，既烧咸阳，而东归则都彭城。夫以羽之雄略，舍咸阳而取彭城，则彭城之险固形便，足以得志于诸侯者可知矣。臣观其地，三面被山，独其西平川数百里，西走梁、宋，使楚人开关而延敌，材官驺发，突骑云纵，真若屋上建瓴水也。地宜菽麦，一熟而饱数岁。其城三面阻水，楼堞之下，以汴、泗为池，独其南可通车马，而戏马台在焉。其高十仞，广袤百步，若用武之世，屯千人其上，聚櫑木炮石，凡战守之具，以与城相表里，而积三年粮于城中，虽用十万人，不易取也。其民皆长大，胆力绝人，喜为剽掠，小不适意，则有飞扬跋扈之心，非止为盗而已。汉高祖，沛人也；项羽，宿迁人也；刘裕，彭城人也；朱全忠，砀山人也：皆在今徐州数百里间耳。其人以此自负，凶桀之气，积以成俗。魏太武以三十万人攻彭城，不能下。而王智兴以卒伍庸材，恣睢于徐，朝廷亦不能讨。岂非以其地形便利，人卒勇悍故耶？
州之东北七十余里，即利国监，自古为铁官，商贾所聚，其民富乐，凡三十六冶，冶户皆大家，藏镪巨万，常为盗贼所窥，而兵卫寡弱，有同儿戏。臣中夜以思，即为寒心。使剧贼致死者十余人，白昼入市，则守者皆弃而走耳。地既产精铁，而民皆善锻，散冶户之财，以啸召无赖，则乌合之众，数千人之仗，可以一夕具也。顺流南下，辰发巳至，而徐有不守之忧矣。使不幸而贼有过人之才，如吕布、刘备之徒，得徐而逞其志，则京东之安危，未可知也。近者河北转运司奏乞禁止利国监铁不许入河北，朝廷从之。昔楚人亡弓，不能忘楚，孔子犹小之，况天下一家，东北二冶，皆为国兴利，而夺彼与此，不已隘乎？自铁不北行，冶户皆有失业之忧，诣臣而诉者数矣。臣欲因此以征冶户，为利国监之捍屏。今三十六冶，冶各百余人，采矿伐炭，多饥寒亡命强力鸷忍之民也。臣欲使冶户每冶各择有材力而忠谨者，保任十人，籍其名于官，授以却刃刀槊，教之击刺，每月两衙，集于知监之庭而阅试之，藏其刃于官，以待大盗，不得役使，犯者以违制论。冶户为盗所睨久矣，民皆知之，使冶出十人以自卫，民所乐也，而官又为除近日之禁，使铁得北行，则冶户皆悦而听命，奸猾破胆而不敢谋矣。徐城虽险固，而楼橹敝恶，又城大而兵少，缓急不可守。今战兵千人耳，臣欲乞移南京新招骑射两指挥于徐。此故徐人也，尝屯于徐。营垒材石既具矣，而迁于南京，异时转运使分东西路，畏馈饷之劳，而移之西耳。今两路为一，其去来无所损益，而足以为徐之重。城下数里，颇产精石无穷，而奉化厢军见阙数百人，臣愿募石工以足之。听不差出，使此数百人者常采石以甃城。数年之后，举为金汤之固，要使利国监不可窥，则徐无事，徐无事，则京东无虞矣。
沂州山谷重阻，为逋逃渊薮，盗贼每入徐州界中。陛下若采臣言，不以臣为不肖，愿复三年守徐，且得兼领沂州兵甲巡检公事，必有以自效。京东恶盗，多出逃军。逃军为盗，民则望风畏之，何也？技精而法重也。技精则难敌，法重则致死，其势然也。自陛下置将官，修军政，士皆精锐而不免于逃者，臣尝考其所由。盖自近岁以来，部送罪人配军者，皆不使役人，而使禁军。军士当部送者，受牒即行，往返常不下十日，道路之费，非取息钱不能办，百姓畏法不敢贷，贷亦不可复得，惟所部将校，乃敢出息钱与之，归而刻其粮赐，以故上下相持，军政不修，博弈饮酒，无所不至，穷苦无聊，则逃去为盗。臣自至徐，即取不系省钱百余千别储之。当部送者，量远近裁取，以三月刻纳，不取其息。将吏有敢贷息钱者，痛以法治之。然后严军政，禁酒博，比期年，士皆饱暖，练熟技艺，等第为诸郡之冠，陛下遣敕使按阅，所具见也。臣愿下其法诸郡，推此行之，则军政修而逃者衰，亦去盗之一端也。
臣闻之汉相王嘉曰：“孝文帝时，二千石长吏，安官乐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后稍稍变易，公卿以下，转相促急，司隶、部刺史，发扬阴私，吏或居官数月而退。二千石益轻贱，吏民慢易之，知其易危，小失意则有离畔之心。前山阳亡徒苏令从横，吏士临难，莫肯伏节死义者，以守相威权素夺故也。国家有急，取办于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难危，乃能使下。”以王嘉之言而考之于今，郡守之威权，可谓素夺矣。上有监司伺其过失，下有吏民持其长短，未及按问，而差替之命已下矣。欲督捕盗贼，法外求一钱以使人，且不可得。盗贼凶人，情重而法轻者，守臣辄配流之，则使所在法司覆按其状，劾以失入。惴惴如此，何以得吏士死力，而破奸人之党乎？由此观之，盗贼所以滋炽者，以陛下守臣权太轻故也。臣愿陛下稍重其权，责以大纲，略其小过，凡京东多盗之郡，自青、郓以降，如徐、沂、齐、曹之类，皆慎择守臣，听法外处置强盗。颇赐缗钱，使得以布设耳目，蓄养爪牙。然缗钱多赐则难常，少又不足于用，臣以为每郡可岁别给一二百千，使以酿酒，凡使人葺捕盗贼，得以酒予之，敢以为他用者，坐赃论。赏格之外，岁得酒数百斛，亦足以使人矣。此又治盗之一术也。
然此皆其小者，其大者非臣之所当言。欲默而不发，则又私自念遭值陛下英圣特达如此。若有所不尽，非忠臣之义，故昧死复言之。昔者以诗赋取士，今陛下以经术用人，名虽不同，然皆以文词进耳。考其所得，多吴、楚、闽、蜀之人。至于京东、西，河北，河东，陕西五路，盖自古豪杰之场，其人沈鸷勇悍，可任以事，然欲使治声律，读经义，以与吴、楚、闽、蜀之士争得失于毫厘之间，则彼有不仕而已，故其得人常少。夫惟忠孝礼义之士，虽不得志，不失为君子。若德不足而才有余者，困于无门，则无所不至矣。故臣愿陛下特为五路之士，别开仕进之门。
汉法：郡县秀民，推择为吏，孝行察廉，以次迁补，或至二千石，入为公卿。古者不专以文词取人，故得士为多。黄霸起于卒史，薛宣奋于书佐，朱邑选于啬夫，丙吉出于狱吏，其余名臣循吏，由此而进者，不可胜数。唐自中叶以后，方镇皆选列校以掌牙兵。啬是时四方豪杰，不能以科举自达者，皆争为之，往往积功以取旄钺。虽老奸巨盗，或出其中。而名卿贤将如高仙芝、封常清、李光弼、来瑱、李抱玉、段秀实之流，所得亦已多矣。王者之用人如江河，江河所趋，百川赴焉，蛟龙生之，及其去而之他，则鱼鳖无所还其体，而鲵鳅为之制。今世胥史牙校皆奴仆庸人者，无他，以陛下不用也。今欲用胥史牙校，而胥史行文书，治刑狱钱谷，其势不可废鞭挞，鞭挞一行，则豪杰不出于其间。故凡士之刑者不可用，而用者不可刑。故臣愿陛下采唐之旧，使五路监司郡守，共选士人以补牙职，皆取人材。心力有足过人，而不能从事于科举者，禄之以今之庸钱，而课之镇税场务督捕盗贼之类，自公罪杖以下听赎。依将校法，使长吏得荐其才者，第其功阀，书其岁月，使得出仕比任子，而不以流外限其所至。朝廷察其尤异者，擢用数人。则豪杰英伟之士，渐出于此途，而奸猾之党，可得而笼取也。其条目委曲，臣未敢尽言，惟陛下留神省察。
昔晋武平吴之后，诏天下罢军役，州郡悉去武备，惟山涛论其不可，帝见之，曰：“天下名言也。”而不能用。及永宁之后，盗贼蜂起，郡国皆以无备不能制，其言乃验。今臣于无事之时，屡以盗贼为言，其私忧过计，亦已甚矣。陛下纵能容之，必为议者所笑，使天下无事而臣获笑可也，不然，事至而图之，则已晚矣。干犯天威，罪在不赦。臣轼诚惶诚恐，顿首顿首。谨言。
○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
臣愚不肖，蒙恩备使一路，今又蒙恩召还阙廷，有所任属。而当以使事归报陛下，不自知其无以称职，而敢缘使事之所及，冒言天下之事，伏惟陛下详思而择处其中，幸甚。
臣窃观陛下有恭俭之德，有聪明睿智之才，夙兴夜寐，无一日之懈。声色狗马观游玩好之事，无纤芥之蔽。而仁民爱物之意孚于天下，而又公选天下之所愿以为辅相者，属之以事，而不贰于谗邪倾巧之臣。此虽二帝三王之用心，不过如此而已，宜其家给人足，天下大治。而效不至于此，顾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四方有志之士，諰々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此其故何也？患在不知法度故也。
今朝廷法严令具，无所不有，而臣以谓无法度者何哉？方今之法度，多不合乎先王之政故也。孟子曰：“有仁心仁闻而泽不加于百姓者，为政不法于先王之道故也。”以孟子之说观方今之失，正在于此而已。夫以今之世去先王之世远，所遭之变、所遇之势不一，而欲一一修先王之政，虽甚愚者，犹知其难也。然臣以谓今之失患在不法先王之政者，以谓当法其意而已。夫二帝三王，相去盖千有馀载，一治一乱，其盛衰之时具矣。其所遭之变、所遇之势亦各不同，其施设之方亦皆殊，而其为天下国家之意，本末先后，未尝不同也。臣故曰：当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则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倾骇天下之耳目，嚣天下之口，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虽然，以方今之势揆之，陛下虽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于先王之意，其势必不能也。陛下有恭俭之德，有聪明睿知之才，有仁民爱物之意，诚加之意，则何为而不成、何欲而不得？然而臣顾以谓陛下虽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于先王之意，其势必不能者，何也？以方今天下之人才不足故也。
臣尝试窃观天下在位之人，未有乏于此时者也。夫人才乏于上，则有沈废伏匿在下，而不为当时所知者矣。臣又求之于闾巷草野之间，而亦未见其多焉。岂非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而然乎？臣以谓方今在位之人才不足者，以臣使事之所及则可知矣。今以一路数千里之间，能推行朝廷之法令，知其所缓急，而一切能使民以修其职事者甚少，而不才苟简贪鄙之人，至不可胜数。其能讲先王之意以合当时之变者，盖阉郡之间往往而绝也。朝廷每一令下，其意虽善，在位者犹不能推行。使膏泽加于民，而吏辄缘之为奸，以扰百姓。臣故曰：在位之人才不足，而草野闾巷之间，亦未见其多也。夫人才不足，则陛下虽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以合先王之意，大臣虽有能当陛下之意而欲领此者，九州之大，四海之远，孰能称陛下之旨，以一二推行此，而人人蒙其施者乎？臣故曰：其势必未能也。孟子曰：“徒法不能以自行。”非此之谓乎？然则方今之急，在于人才而已。诚能使天下之才众多，然后在位之才，可以择其人而取足焉。在位者得其才矣。然后稍视时势之可否，而因人情之患苦，变更天下之弊法，以趋先王之意，甚易也。今之天下，亦先王之天下。先王之时，人才尝众矣，何至于今而独不足乎？故曰：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故也。
商之时，天下尝大乱矣。在位贪毒祸败，皆非其人。及文王之起，而天下之才尝少矣。当是时，文王能陶冶天下之士，而使之皆有士君子之才，然后随其才之所有而官使之。诗曰：“岂弟君子，遐不作人。”此之谓也。及其成也，微贱兔置之人，犹莫不好德，《兔置》之诗是也。又况于在位之人乎？夫文王惟能如此，故以征则服，以守则治。《诗》曰：“奉璋峨峨，髦士攸宜。”又曰：“周王于迈，六师及之。”言文王所用，文武各得其材，而无废事也。及至夷、厉之乱，天下之才又尝少矣。至宣王之起，所与图天下之事者，仲山甫而已。故诗人叹之曰：“德犹如毛，维仲山甫举之，爱莫助之。”盖闵人士之少，而山甫之无助也。宣王能用仲山甫，推其类以新美天下之士，而后人才复众。于是内修政事，外讨不庭，而复有文、武之境土。故诗人美之曰：“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亩。”言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使之有可用之才，如农夫新美其田，而使之有可采之芑也。由此观之，人之才未尝不自人主陶冶而成之者也。’
所谓人主陶冶而成之者何也？亦教之、养之、取之、任之有其道而已。
所谓教之之道何也？古者天子诸侯，自国至于乡党皆有学，博置教导之官而严其选。朝廷礼乐刑政之事，皆在于学。士所观而习者，皆先王之法言德行治天下之意，其材亦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苟不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则不教也。苟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者，则无不在于学。此教之之道也。
所谓养之之道何也？饶之以财，约之以礼，裁之以法也。何谓饶之以财？人之情，不足于财，则贪鄙苟得，无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其制禄，自庶人之在官者，其禄已足以代其耕矣。由此等而上之，每有加焉，使其足以养廉耻而离于贪鄙之行。犹以为未也，又推其禄以及其子孙，谓之世禄。使其生也，既于父母、兄弟、妻子之养，婚姻、朋友之接，皆无憾矣，其死也，又于子孙无不足之忧焉。何谓约之以礼？人情足于财，而无礼以节之，则又放僻邪侈，无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为之制度。婚丧、祭养、燕享之事，服食、器用之物，皆以命数为之节，而齐之以律度量衡之法。其命可以为之，而财不足以具，则弗具也；其财可以具，而命不得为之者，不使有铢两分寸之加焉。何谓裁之以法？先王于天下之士，教之以道艺矣，不帅教，则待之以屏弃远方终身不齿之法。约之以礼矣，不循礼，则待之以流、杀之法。《王制》曰：变衣服者其君流。《酒诰》曰：厥或诰曰：群饮，汝勿佚，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夫群饮、变衣服，小罪也；流、杀，大刑也。加小罪以大刑，先王所以忍而不疑者，以为不如是，不足以一天下之俗而成吾治。夫约之以礼，裁之以法，天下所以服从无抵冒者，又非独其禁严而治察之所能致也。盖亦以吾至诚恳恻之心，力行而为之倡。凡在左右通贵之人，皆顺上之欲而服行之，有一不帅者，法之加必自此始。夫上以至诚行之，而贵者知避上之所恶矣，则天下之不罚而止者众矣。故曰：此养之之道也。
所谓取之之道者何也？先王之取人也，必于乡党，必于痒序，使众人推其所谓贤能，书之以告于上而察之。诚贤能也，然后随其德之大小、才之高下而官使之。所谓察之者，非专用耳目之聪明，而听私于一人之口也。欲审知其德，问以行；欲审知其才，问以言。得其言行，则试之以事，所谓察之者，试之以事是也。虽尧之用舜，不过如此而已，又况其下乎？若夫九州之大，四海之远，万官亿丑之贱，所须士大夫之才则众矣，有天下者，又不可以一一自察之也，又不可偏属于一人，而使之于一日二日之间，考试其行能而进退之也。盖吾已能察其才行之大者以为大官矣，因使之取其类以持久试之，而考其能者以告于上，而后以爵命、禄秩予之而已。此取之之道也。
所谓任之之道者何也？人之才德，高下厚薄不同，其所任有宜有不宜。先王知其如此，故知农者以为后稷，知工者以为共工。其德厚而才高者以为之长，德薄而才下者以为之佐属。又以久于其职，则上狃习而知其事，下服驯而安其教，贤者则其功可以至于成，不肖者则其罪可以至于著，故久其任而待之以考绩之法。夫如此，故智能才力之士，则得尽其智以赴功，而不患其事之不终、其功之不就也。偷惰苟且之人，虽欲取容于一时，而顾僇辱在其后，安敢不勉乎？若夫无能之人，固知辞避而去矣。居职任事之日久，不胜任之罪不可以幸而免故也。彼且不敢冒而知辞避矣，尚何有比周、谗谄、争进之人乎？取之既已详，使之既已当，处之既已久，至其任之也又专焉，而不一一以法束缚之，而使之得行其意，尧、舜之所以理百官而熙众工者，以此而已。《书》曰：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此之谓也。然尧、舜之时，其所黜者则闻之矣，盖四凶是也。其所陟者，则皋陶、稷、契，皆终身一官而不徙。盖其所谓陟者，特加之爵命禄赐而已耳。此任之之道也。
夫教之、养之、取之、任之之道如此，而当时人主，又能与其大臣悉其耳目心力，至诚恻怛思念而行之，此其人臣之所以无疑，而于天下国家之事无所欲为而不得也。
方今州县虽有学，取墙壁具而已，非有教导之官，长育人才之事也，唯太学有教导之官，而亦未尝严其选。朝廷礼乐刑政之事，未尝在于学，学者亦漠然自以礼乐刑政为有司之事，而非己所当知也。学者之所教，讲说章句而已。讲说章句，固非古者教人之道也。近岁乃始教之以课试之文章，夫课试之文章，非博诵强学穷日之力则不能。及其能工也，大则不足以用天下国家，小则不足以为天下国家之用，故虽白首于庠序，穷日之力以帅上之教，及使之从政，则茫然不知其方者，皆是也。盖今之教者，非特不能成人之材而已，又从而困苦毁坏之，使不得成材者，何也？夫人之才，成于专而毁于杂。故先王之处民才，处工于官府，处农于献亩，处商贾于肆，而处士于庠序，使各专其业而不见异物，惧异物之足以害其业也。所谓士者，又非特使之不得见异物而已，一示之以先王之道，而百家诸子之异说，皆屏之而莫敢习者焉。今士之所宜学者，天下国家之用也。今悉使置之不教，而教之课试之文章，使其耗精疲神，穷日之力以从事于此，及其任之以官也，则又悉使置之，而责之以天下国家之事。夫古之人，以朝夕专其业于天下国家之事，而犹才有能有不能，今乃移其精神，夺其日力，以朝夕从事于无补之学，及其任之以事，然后卒然责之以为天下国家之用，宜其才之足以有为者少矣。臣故曰：非特不能成人之才，又从而困苦毁坏之使不得成才也。
又有甚害者。先王之时，士之所学者文武之道也。士之才有可以为公卿大夫，有可以为士，其才之大小宜不宜则有矣。至于武事，则随其才之大小，未有不学者也。故其大者，居则为六官之卿，出则为六军之将也；其次则比、闾、族、党之师，亦皆卒、伍、师、旅之帅也。故边疆、宿卫，皆得士大夫为之，而小人不得奸其任。今之学者，以为文武异事，吾知治文事而已，至于边疆、宿卫之任，则推而属之于卒伍，往往天下奸悍无赖之人。苟其才行足以自托于乡里者，亦未有肯去亲戚而从召募者也。边疆、宿卫，此乃天下之重任，而人主之所当慎重者也。故古者教士，以射、御为急，其他技能，则视其人才之所宜而后教之，其才之所不能，则不强也。至于射则为男子之事，人之生有疾则已，苟无疾，未有去射而不学者也。在庠序之间，固当从事于射也。有宾客之事则以射，有祭祀之事则以射，别士之行同能偶则以射，于礼乐之事未尝不寓以射，而射亦未尝不在于礼乐祭祀之间也。《易》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先王岂以射为可以习揖让之仪而已乎？固以为射者武事之尤大，而威天下、守国家之具也。居则以是习礼乐，出则以是从战伐。土既朝夕从事于此，而能者众，则边疆、宿卫之任，皆可以择而取也。夫士尝学先王之道，其行义尝见推于乡党矣，然后因其才而托之以边疆、宿卫之事，此古之人君所以推干戈以属之人，而无内外之虞也。今乃以夫天下之重任、入主所当至慎之选，推而属之奸悍无赖、才行不足自托于乡里之人，此方今所以诅诅然常抱边疆之忧，而虞宿卫之不足恃以为安也。今孰不知边疆、宿卫之士不足恃以为安哉？顾以为天下学土以执兵为耻，而亦未有能骑射行阵之事者，则非召募之卒伍，孰能任其事者乎？夫不严其教，高其选，则士之以执兵为耻而未尝有能骑射行阵之事，固其理也。凡此，皆教之非其道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