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迹三谈 - 第 3 页/共 8 页
‘唐’去‘丑口’而安‘黄’，天意令黄在唐下，乃黄家日月也。土德生金，予以金生，宜改年为金统。“
△乾德宋太祖改元乾德，而前此蜀王衍立，于梁贞明五年，亦改元乾德，又辅公┙于唐武德六年称帝于丹阳，即陈故宫居之，国号宋，亦改元乾德。《宋史。太祖本纪》云：“乾德改元，先谕宰相曰：”年号须择前代所未有者。‘蜀平，宫人入内，见其镜背志’乾德四年铸‘，召窦仪诘之，对曰：“此必蜀物，蜀主尝有此号。’乃大喜曰：”宰相须用读书人。‘“按宋小说，窦仪或作陶，或作卢多逊，当时尚未记有辅公┙也。杨文公《谈苑》、陈鹄《耆旧续闻》，并记江南保大中得石，有”大宋乾德四年“，令诸儒参验，乃辅公┙反江东时年号。宋小说又载，乾德初元丹阳人掘地，获古钱，文曰”乾德通宝“，则并国号年号而同之矣。
△太平兴国宋太宗改元太平兴国，《贵耳集》云，当时有“一人六十卒”之谶，太宗五十九而止。
△天圣宋仁宗年号天圣，《归田录》云：“时章献明肃太后临朝，议者谓撰号取‘二人圣’，悦太后耳。”张端义《贵耳集》亦云，于文取“二圣人”，故当时有“二人口耳‘’之谶。
△明道宋仁宗改元明道，议者以为“明”字于文为“日月”，并时母后临朝也，见欧阳公《归田录》。《贵耳集》亦云，仁宗、刘后并政，“明道”曰日月同道。
《宋史。夏国传》：元吴避父德明讳，称宋明道为“显道”。顾亭林《日知录》：范文正《与元昊书》，亦改后唐明宗为“显宗”。
△康定宋仁宗有康定年号，欧阳公《归田录》及《玉海》谓好事者以为康定如谥法。
△崇宁岳珂《愧郯录》及《玉海》并云，神宗改元熙宁，徽宗改元崇宁，皆同刘宋陵名。沈作哲《寓简》、袁文《瓮牖闲评》并谓，年号最忌与前代谥号、陵名相犯，熙宁、崇宁乃南朝章后、宣后二陵名，亦当时大臣不学之过。按《宋书》，武帝胡婕妤生文帝，追尊为章太后，陵曰熙宁；文帝沈美人生明帝，追尊为宣太后，陵曰崇宁。又《贵耳集》：“‘崇宁’钱上字，蔡京所书，‘崇’字自山字一笔书，‘宁’（宁）字去心，当时谚云：”有意破崇，无心宁国。‘“
△重和宋徽宗初改元重和，二年正月即改宣和。陆游《老学庵笔记》云：“政和末，议改元，王黼拟用‘重和’，既下诏矣，范致虚间白上曰：”此契丹号也。‘故未几改宣和。然’重（《老学庵笔记》作“宣”）和‘乃契丹宫门（原作“殿”，据《老学庵笔记》改）名，犹我之宣德门也。年名实重熙，后避天祚嫌名，乃追谓重和耳。“
△宣和《玉海》：“宋徽宗宣和之谶为‘一家有二日’，果徽、钦同帝。”又《说铃。谈往》云：“宣和，契丹宫门名，徽、钦至彼，见额而始悔。”
△靖康宋钦宗年号。按《宋史》，高宗初封康王，二帝北迁，康王在济州，耿南仲、汪伯彦等皆劝进，且谓靖康纪元，谓“十二月立康”之兆。《容斋续笔》：“靖康为‘立十二月康’，果在位满岁而高宗中兴。”《玉海》云：“靖康或谓如谥法。”
△建炎李心传《朝野杂记》云：“高宗改元建炎，以火德中微故也。苗、刘之乱，以为炎字乃两火还自海上。改五年为绍兴。”
△隆兴改乾道宋孝宗之二年也。《玉海》云：“隆兴近正隆，而孝宗更之。”又云：“隆兴，伪号也，因曾布《日录》而后见。”《容斋续笔》云：“隆兴，嫌与完颜亮正隆相近，故二年即改乾道。”楼钥《攻愧集》（此下原误衍一“云”字）《钱端礼行状》：“上问改元事。隆兴，故叛臣赵谂尝用，虞公以为载籍所不载，自不必改。公曰：”改元，大事也。‘签书王刚中奏此事具见曾布《日录》，不当复用。“李心传《朝野杂记》云：”王瞻叔为参知政事，言赵谂谋逆，以隆兴纪元，会太常检故实以进，上愕然，遂改乾道。“
△寿昌辽道宗年号。按《辽史》作“寿隆”，《玉海》无“寿隆”，有寿昌。钱大昕《辽史考异》云：“洪遵《泉志》载寿昌元宝钱，引李季兴《东北诸蕃枢要》云，契丹主天佑，年号寿昌。又引《北辽通书》云，天祚即位，寿昌七年，改元乾统。予家藏易州兴国寺碑、安德州灵岩寺碑、兴中府玉石观音像、《唱和诗》碑，皆署寿昌年号，《东都事略》、《文献通考》皆宋人书，亦称寿昌，无有称‘寿隆’者，可证‘寿隆’乃寿昌之讹。”案《愧郯录》引范成大《揽辔录》，称“寿昌六年”，又朱彝尊《日下旧闻》云，阜成门内白塔寺，建自辽寿昌三年，并可为证。
△大定金世宗年号也。《金史》载，海陵在扬州，闻帝改元大定，拊髀叹曰：“我本欲灭宋后改元大定，岂非天命乎？”出其书示群臣，即预志改元事也。
△崇庆《金史。五行志》：“卫王即位，改元大安，四年，改崇庆，既又改至宁，有人曰：”三元大崇至矣！‘俄而有胡沙虎之变。“案俗谓虎为大虫，”大崇至“
者，谶言大虫至也。
△至元《草木子》云：“元世祖取《易》‘大哉乾元’之义，国号大元，取‘至哉坤元’之义，年号至元。”《涌幢小品》称，大明者，以别于小明王也。是元、明两代，皆用二字为号，与大汉、大唐、大宋为臣下尊奉之辞者不同。又李翊《戒庵漫笔》云：“明初恶胜国之号，称吴原年、洪武原年。”此亦史所未详。
案元世祖于中统之后，改为至元，元顺帝于元统之后，亦改至元，诏曰：“惟世祖皇帝，在位长久，天人协和，诸福咸至，祖述之志，良切朕怀，今特改元统仍为至元。”御史李好文言年号袭旧，于古未闻，袭其旧而不蹈其实，未见其益，帝不听。按晋中兴与惠帝同号建武，魏太武与太宗同号永兴，唐肃宗与高宗同号上元，皆在顺帝之前，何云于古未闻耶？
△彰圣嘉庆交址李乾德于宋熙宁五年立，在位六十一年，纪元二，有彰圣嘉庆四字年号。
按杭州人有藏《泥金罗汉画卷》者，署款为“嘉庆丁卯有发僧海仑”。考乾德立于壬子，卒于壬子，了卯乃乾德十六年，为宋哲宗元二年，海仑盖即其国人。
其称嘉庆者，单举二字也。魏元号太平真君，史止称真君，宋元号太平兴国、大中祥符，钱文只称太平、祥符，近有著《历期纪元录》者，谓乾德年号嘉庆，殊误。
△建文谢肇浙《五杂俎》云：“梁萧正德改元正平，识者笑之，建文之号亦同御名（惠帝名允文）。不知方、黄诸君，何卤莽乃尔！”案梁末帝名友贞，改名填，而年号仍用贞明；汉隐帝名承，而年号仍用乾；西夏赵仁孝父名乾顺，而年号亦用乾，皆不可解。
△永乐明成祖改元永乐，《五杂俎》云：“永乐之号，张遇贤、方腊已再命之，又皆盗贼之靡，何当时诸公失于详考耶？”
△正德明武宗改元正德，《五杂俎》云：“正德同夏乾顺之号，自古以正为号者，多不利，如梁正平、天正、元至正之类，为其文‘一而止’也。武皇虽终享天位，而海内多故，青宫无出，统卒移之兴邸，命名之始，可不慎哉！”
△泰昌明光宗于万历四十八年八月即位，改元泰昌，九月朔崩。《说铃。谈往》云，昌乃“二日”，是天启继之。
△崇祯吴伟业《绥寇纪略》云：“崇祯时，有人诣通政司投疏，谓年号宜用古字作‘’，盖以山压宗，故不安，从古文作‘’，则宗社安于泰山也，人以为妖言。”
△隆武明唐王名聿键，太祖子唐定王柽之后，顺治二年五月，南都亡，六月，王立于福州，纪元隆武，明年八月卒。吴震方《说铃》（此下原衍一“云”字，今删）
有无名氏《谈往》一册，云隆武乃“降止”也，一年即败。
△通乾前代有曾拟定元号而后不用者，如唐高宗之“通乾”，《唐书》本纪：仪风之三年四月，诏改明年为“通乾”，十二月罢之。《玉海》云：“以反语不善停。”
所谓反浯不善者，今不得其解。
△丰亨宋神宗熙宁之末，诏议改元，执政撰三名以进，曰“平成”，曰“美成”，曰“丰亨”，神宗曰，成字于文“一人负戈”，美成者，“犬羊负戈”，亨字“为子不成”，不若去“亨”而加“元”。遂改元丰。见《容斋续笔》及叶梦得《石林燕语》。
△风和庄季裕《鸡肋编》云：“颍昌府城东北门内多蔬圃，俗呼菜香门，因更修，见其铁铸字云：”风和二年六月造。‘此不知何代纪元，不见载籍。“孙奕《示儿编》”纪元“一条云：”以天纪者有神雷，以宁纪者有宁，不知所出。“
△重熙《宋史。汪应辰传》：“孝宗内禅，议改元重熙，应辰谓辽兴宗尝以纪年，遂改隆兴。”
△龙兴前凉张骏时，有黄龙见于揖次（《晋书》作扌胥次）之嘉泉，左长史韩言，宜因龙兴改号，以彰休征，骏不从。《晋书》及《十六国春秋》并载之。
△龙虎师颜《伪南迁录》谓鞑有诏与金国，称“龙虎九年”。按孟珙《蒙鞑备录》云，鞑人称年曰兔儿年，曰龙儿年，其时尚未改年立号也。师颜之语不实，姑记之。
△神爵《宋书》载宋世祖大明七年十一月，车驾习水军于梁山，有白爵二集华盖，有司奏改“神爵元年”，诏不许。
△纯熙宋孝宗乾道九年冬至郊赦，改明年为“纯熙”，已布告天下，后六日改淳熙。
或谓出处有“告成大武”之语，故不欲用，或谓纯旁作屯，不宜用也。《容斋续笔》、赵彦卫《云麓漫钞》及《玉海》并载其事。
△文明《梁书。太宗本纪》云，帝初即位，制年号，将曰“文明”，以外制强臣（谓侯景）。盖取《周易》“内文明而外柔顺”之义，恐贼觉，乃改为大宝。
△元庆唐德宗初拟改年“元庆”，后用李泌（原误为“季秘”）之言，改贞元，合贞观、开元之名，以取法二祖，见《玉海》。
△天元唐德宗初拟改年“天元”，后不用。案《玉海》云，“天元”为周号，而李泌议之。其实周宣帝自称天元皇帝，非年号也。
△乾统宋孝宗曾拟用之，后因契丹已用而更议。案楼钥《攻愧集。钱端礼行状》：上问改元事，御笔欲用“乾统”，而北朝曾用之（辽天祚），别拟四号以进，遂改乾道。
△炎兴《玉海》云，宋高宗欲用“炎兴”，以刘蜀已用而更议。
△大庆《唐书。南蛮传》载，唐德宗贞元十一年，兵部侍郎韩愈谏讨西原蛮，请改元“大庆”，普赦，不纳。又见《昌黎集。论黄家贼状》。又《玉海》载“大庆”，金国。而金实无此号。
△执中靖国宋徽宗改年建中靖国，曾肇以唐建中为疑，欲改建为执，宋帝不从。案《宋史。王觌传》：“改元诏下，觌言：”建中之名，虽取“皇极”，然重袭前代纪号，非是，宜以德宗为戒。‘帝曰：“梁末禅位，年号太平，太宗不忌也。’”
●卷三◎八十九十曰耄《曲礼》云：“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释文》本或作“八十曰耋，九十曰耄”，恐后人妄加之。姜西溟《湛园札记》云：“先太常谓当时八十曰耄，九十曰悼。案文每十年一变称，无缘于八十、九十同称曰耄，而于中忽插以‘七年曰悼’，且七年正近幼学之期，称之以悼，何其不祥也！况九节俱是成数，则‘七年’之为‘九十’无疑，而上句‘九十’二字宜删矣。”按《白虎通。考黜篇》引《礼记》此文，正与姜说暗合，是可据也。
◎太牢少牢古祭用牲，必牛、羊、豕皆具，曰太牢，而以牛为主，少牢无牛，有羊、豕，而以羊为主，一牲即不得牢名（见《仪礼。少牢馈食礼》疏）。《曾子。天圆篇》云：“诸侯之祭，牲牛，曰太牢；大夫之祭，牲羊，曰少牢。”此以牛为太牢，羊为少牢所自出也。
◎句践句践事吴，此孟子以前事，然《孟子》中，又有宋句践其人，而《战国策》中，又有荆轲游邯郸，见叱于鲁句践事，句践名义，不知所谓，何战国时人，争尚此名乎？荆轲见叱于鲁句践，过榆次，又目慑于盖聂，盖二人剑术皆出轲上，轲语燕丹云：“吾待客与俱。”得无即句践与聂乎？使轲果虚心与之游，必尽得其术，于人秦之举，未必无功，惜皆交臂失之。
△韩通《五代史》不为韩通立传，此自是欧公之疏。或谓通之死，在宋已受禅之日，于例不当入《五代史》，符彦卿、李洪信等，功名显于五代，而没在宋初，即不为立传，此史家断限之法宜尔。按符彦卿历仕两朝，没在宋初，自应人《宋史》；若韩通，未尝一日仕宋，其捐躯殉国，为周而死，若不为立传，则无可位置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