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忠公事略 - 第 1 页/共 18 页

李文忠公事略 民国 梁启超撰 ●第一章 绪论 天下惟庸人无毁无誉。举天下人而恶之，斯可谓非常之奸雄矣；举天下人而誉之，斯可谓非常之豪杰矣乎！虽然，天下人云者，常人居其千百，而非常人不得其一，以常人而论非常人，乌见其可？故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语曰：“盖棺论定。”吾见有盖棺后数十年、数百年而论犹未定者矣。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论人者将乌从而鉴之？曰：有人于此，誉之者千万，而毁之者亦千万；誉之者达其极点，毁之者亦达其极点。今之所毁，适足与前之所誉相消；他之所誉，亦足以此之所毁相偿。若此者何如人乎？曰：是可谓非常人矣，其为非常之奸雄欤？为非常之豪杰欤？姑勿论。而要之位置行事，必非可以寻常庸人之眼、之舌所得烛照而雌黄之者也。知此义者，可以读我之李鸿章。 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李之历聘欧洲也，至德见前宰相俾斯麦，叩之曰：“为大臣者，欲为国家有所尽力，而满廷意见与己不合，群掣其肘。于此而欲行厥志，道何由？”俾斯麦应之曰：“首在得君，得君既专，何事不可为？”李鸿章曰：“譬有人于此，其君无论何人之言皆听之，居枢要、侍近习者常以威福挟持大局，若处此者，当如之何？”俾斯麦良久曰：“苟为大臣，以至诚忧国，度未有不能格君心者，惟与□□□□共事，则无如何矣。”李默然云。呜呼！吾观于此，而知李鸿章胸中块垒，牢骚郁抑，有非旁观人所能知者。吾之所以责李者在此，吾之所以恕李者亦在此。 自李鸿章之名出现于世界以来，五洲万国人士，几于见有李鸿章，不见有中国。一言以蔽之，则以李鸿章为中国独一无二之代表人也。夫以甲国人论乙国事，其必不能得其真相，固无待言。要之，李鸿章为中国近四十年来第一紧要人物。读中国近世史者，不得不曰李鸿章，而读李鸿章传者，亦不得不手中国近世史，此有识者所同认也。故吾今此书，虽名之为“同光以来大事记”可也。 不宁惟是，凡一国今日之现象，必与其国前此之历史相应。故前史者，现象之原因，而现象者，前史之结果也。夫以李鸿章与今日之中国，其关系既如此其深厚，则欲论李鸿章之人物，势不可不以如炬之目，观察夫中国数千年来政权变迁之大势，民族消长之暗潮，与夫现时中外交涉之隐情，而求得李鸿章一身在中国之位置。孟子曰：“知人论世。”世固不易论，人亦岂易知耶？ 今中国言论家，往往以平发平捻为李鸿章功，以数次议和为李鸿章罪。吾以此为功罪，两失其当者也。昔俾斯麦又尝语予曰：“我欧人以能敌异种者为功，自残同种以保一姓，欧人所不贵也。”夫平发平捻者，是兄与弟阋墙，而吸弟之脑也，此而可功，则为兄弟者可惧也。若夫吾人积愤于国耻，痛恨于和议，而以怨毒集于李之一身，其事固非无因，然苟易地以思，当夫乙未二三月、庚子八九月之交，使以论者处李鸿章之地位，则其所措置，果能有以少胜于李乎？毋亦旁观笑骂派之徒，快其舌而已。故吾所论李鸿章，为功罪于中国者，正别有在。 李鸿章今死矣，外国论者皆以李为中国第一人。又曰：“李之死也，于中国今后之全局，必有所大变动。夫李鸿章果足称为中国第一人与否，吾不敢知，而要之现今五十岁以上之人，三四品以上之官，无一可以望李之肩背者，则吾所能断言也。李之死于中国全局有关系与否，吾不敢知，而要之现在政府失一李鸿章，如虎之丧其伥、瞽之失其相，前途岌岌，愈益多事，此又吾之所敢断言也。抑吾冀夫外国人之所论非其真也，使其真也，则以吾中国之大，而惟一李鸿章是赖，吾国其尚有瘳耶？西哲有恒言曰：“时势造英雄，英雄亦造时势。”若李鸿章者，吾不能谓其非英雄也，虽然是为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也。时势所造之英雄，寻常英雄也。天下之大，古今之久，何在而无时势？故读一部二十四史，如李鸿章其人之英雄者，车载斗量焉。若夫造时势之英雄，则阅千载而未一遇也。此吾中国历史所以陈陈相因，而终不能放一异彩以震耀世界也。吾作此书而感不绝于余心矣。 史家之论霍光，惜其不学无术。吾以为李鸿章所以不能为非常之英雄者，亦坐此四字而已。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当此十九世纪竞争进化之世，而惟弥缝补苴，偷一时之安，不务扩养国民实力，置其国于威德完盛之域，而仅摭拾泰西皮毛，汲流忘源，遂乃自足。更挟小智小术，欲与地球大政治家相角，让其大者，而争其小者，非不尽瘁，庸有济乎？孟子曰：“放流饭歠，而问无齿决，此之谓不知务。”殆谓是矣。李鸿章之晚年，著著失败，皆由于是。虽然，此亦何足深责，彼李鸿章固非能造时势者也。凡人生于一社会之中，每为其社会数千年之思想、习俗、义理所困，而不能自拔。李鸿章不生于欧洲，而生于中国：不生于今日，而生于数十年以前。先彼而生，并彼而生者，曾无一能造时势之英雄以导之翼之，然则其时其地所孕育之人物，止于如是，固不能惟李鸿章一人咎也。而况乎其所遭遇，又并其所志，而不能尽行哉！吾故曰：敬李之才，惜李之识，而悲李之遇也。但此后有袭李而起者乎？其时势既已一变，则其所以为英雄者，亦自一变，其勿复以吾之所以恕李者，而自恕也。 ●第二章 李鸿章之位置 △中国历史与李鸿章之关系 本朝历史与李鸿章之关系 欲评骘李鸿章之人物，则于李鸿章所居之国，与其所生之时代，有不可不熟察者两事。 一曰：李鸿章所居者，乃数千年君权专制之国，而又当专制政体进化完满，达于极点之时代也。 二曰：李鸿章所居，乃满洲人入主中夏之国，而又当混一已久，一切权利恢复之时代也。 论者动曰：“李鸿章，近世中国之权臣也。”吾未知论者所谓“权臣”，其界说若何。虽然，若以李鸿章比诸汉之霍光、曹操，明之张居正，与夫近世欧美日本所谓立宪君主国之大臣，则其权固有迥不相侔者。而使李鸿章果为权臣也，以视古代中国权臣专擅威福，挟持人主，天下侧目，危及社稷，而鸿章乃匪躬蹇蹇，无所凯觎，斯亦可谓“纯臣”矣。使鸿章而果为权臣也，以视近代各国权臣，风行雷厉，改革庶政，操纵如意，不避怨嫌，而鸿章乃委靡因循，畏首畏尾，无所成就，斯亦可谓“庸臣”也矣。虽然，李鸿章之所处，固有与彼等绝异者，试与读者，燃犀列炬，上下古今而一论之。 中国为专制政体之国，天下所闻知也。虽然，其专制政体，亦循进化之公理，以渐发达，至今代而始完满，故权臣之权，迄今而剥蚀几尽。溯夫春秋战国之间，鲁之三桓、晋之六卿、齐之陈田为千古权臣之巨魁。其时纯然贵族政体，大臣之于国也，万取千焉，千取百焉，枝强伤干，势所必然也。洎夫两汉天下为一，中央集权之政体，既渐发生，而其基未固。故外戚之祸特甚，霍、邓、窦、梁之属，接踵而起，炙手可热，王氏因之以移汉祚，是犹带贵族政治之余波焉。苟非有阀阅者，则不敢觊觎大权。范晔《后汉书》论张奂、皇甫规之徒，功定天下之半，声驰四海之表，俯仰顾盼，则天命可移，而犹鞠躬狼狈无有悔心，以是归功儒术之效，斯固然矣，然亦贵族秉权之风未衰，故非贵族者不敢有异志也，斯亦为权臣之第一种类。及董卓以后，豪杰蜂起，曹操乘之，以窃大位，以武功而为权臣者自操始。此后，司马懿、桓温、刘裕、萧衍、陈霸先、高欢、宇文泰之徒，皆循斯轨，斯为权臣之第二种类。如秦之商鞅，汉之霍光、诸葛亮，宋之王安石，明之张居正等，皆起于布衣，无所凭借，而以才学结主知，委政受成，得行其志，举国听命，权倾一时，庶几有近世立宪国大臣之位置焉，此为权臣之第三种类。其下者，则巧言令色，献媚人主，窃弄国柄，荼毒生民，如秦之赵高，汉之十常侍，唐之卢已、李林甫，宋之蔡京、秦桧、韩侂胄，明之刘瑾、魏忠贤，穿窬斗筲，无足比数，此为权臣之第四种类。以上四者，中国数千年所称“权臣”，略尽于是矣。 要而论之，愈古代则权臣愈多，愈近代则权臣愈少。此其故何也？盖权臣之消长，与专制政体之进化成比例，而中国专制政治之发达，其大原力有二端焉：一由教义之浸淫，二由雄主之布画。孔子鉴周末贵族之极敝，思定一尊以安天下，故于权门疾之滋甚，立言垂教，三致意焉。汉兴，叔孙通、公孙弘之徒，缘饰儒术，以立主威。汉武帝表六艺，黜百家，专弘此术，以化天下，天泽之辨益严，而世始知以权臣为诟病。尔后二千年来，以此义为国民教育之中心点，宋贤大扬其波，基础益定。凡缙绅上流，束身自好者，莫不兢兢焉。义礼既入人心，自足消其枭雄跋扈之气，束缚于名教，以就围范。若汉之诸葛，唐之汾阳，及近世之曾、左以至李鸿章，皆受其赐者也。又历代君主，鉴兴亡之由，讲补救之术，其法日密一日，故贵族柄权之迹，至汉末而殆绝。汉光武、宋艺祖之待功臣，优其厚秩，解其兵柄。汉高祖、明太祖之待功臣，摭其疑似，夷其家族。虽用法宽忍不同，而削权自固之道则一也。洎乎近世，天下一于郡县，采地断于世袭，内外彼此，互相牵制，而天子执长鞭以笞蓄之。虽复侍中十年，开府千里，而一诏朝下，印绶夕解，束手受制，无异匹夫。故居要津者，无所几幸，惟以持盈保泰，守身全名相劝勉，岂必性善于古人哉？亦势使然也。以此两因，故杰黠者有所顾忌，不敢肆其志，天下借以少安焉。而束身自爱之徒，常有深渊薄冰之戒，不欲居嫌疑之地。虽国家大事，明知其利，当以身任者，亦不敢排群议、逆上旨以当其冲。谚所谓“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者，满廷人士，皆守此主义焉。非一朝一夕之故，所由来渐矣。逮于本朝，又有特别之大原因焉。本朝以东北一部落，崛起龙飞，入主中夏，以数十万之客族，而驭数万万之主民，其不能无彼我之见，势使然也。自滇闽粤三藩以降将开府，成尾大不掉之形，竭全力以克之，而后威权始统于一。故二百年来，惟满员有权臣，而汉无权臣，若鳌拜，若和珅，若肃顺、端华之徒，差足与前代权门比迹者，皆满人也。计历次军兴，除定鼎之始不俟论外，若平三藩，平准噶尔，平青海，平回部，平哈萨克，布鲁特，敖罕巴达克，爱乌罕，平西藏廓尔喀，平大小金川，平苗，平白莲教，平天理教，平喀什噶尔，出师十数，皆有旗营，以亲王贝勒或满大臣督军。若夫平时内而枢府，外而封疆，汉人备员而日于政事无有所问。如顺治、康熙间之洪承畴，雍正乾隆间之张廷玉，虽位尊望重，然实一弄臣耳。自余百僚，更不足道。故自咸丰以前，将相要职，汉人从无居之者。及洪杨之难发也，赛尚阿、琦善皆以大学士为钦差大臣，率八旗精兵以远征，迁延失机，令敌坐大。至是，始知旗兵之不可用，而委任汉人之机，乃发于是矣。故金田一役，实满汉权力消长之最初关头也。及曾、胡诸公起于湘鄂，为平江南之中坚，然犹命官文以大学士领钦差大臣，当时朝廷不得不倚重汉人，然岂能遽推心于汉人哉？曾、胡以全力交欢官文，每以军议奏事，必推为首署。遇事归功，报捷之疏，待官乃发，其撝谦固可敬，其苦心亦可怜矣。试一读《曾文正集》，自金陵克捷以后，战战兢兢，若芒在背。以曾之学养深到，犹且如是，况李鸿章之信力犹不及曾者乎！吾故曰，李鸿章之地位，比诸汉之霍光、曹操，明之张居正，与夫近世欧洲日本所谓立宪君主国之大臣，有迥不相侔者，势使然也。且论李鸿章之地位，更不可不明中国之官制。李鸿章历任之官，则大学士也，北洋大臣也，总理衙门大臣也，商务大臣也，江苏巡抚，湖广、两广、直隶总督也，自表面上观之，亦可谓位极人臣矣。虽然，本朝雍正以来，政府之实权在军机大臣也。故一国政治上之功罪，军机大臣当负其责任之大半。虽李鸿章之为督抚，与寻常之督抚不同，至若举近世四十年来之失政，皆归于李之一人，则李固有不任受者矣。试举同治中兴以来军机大臣之有实力者如下： 第一文祥、沈桂芬时代同治初年 第二李鸿藻、翁同龢时代 同治末年及光绪初年 第三孙毓汶、徐用仪时代 光绪十年至光绪廿一年 第四李鸿藻、翁同龢时代 光绪廿一年至光绪廿四年 第五刚毅、荣禄时代 光绪廿四年至今 由此观之，则李鸿章数十年来共事之人可知矣。虽其人贤否、才不才，未便细论，然要之皆非与李鸿章同心、同力、同见识、同主义者也。李鸿章所诉于俾斯麦之言，其谓是耶？其谓是耶！而况乎军机大臣之所仰承风旨者，今别有在也，此吾之所以为李鸿章悲也。抑吾之此论，非有意袒李鸿章而为之解脱也。即使李鸿章果有实权，尽行其志，吾知其所成就，亦决无以远过于今日。何也？以鸿章固无学识之人也。且使李鸿章真为豪杰，则凭藉彼所固有之地位，亦安在不能继长增高，广植势力，以期实行其政策于天下？彼格兰斯顿、俾斯麦，亦岂无阻力之当其前者哉？是固不得为李鸿章作辩护人也。虽然，若以中国之失政，而尽归李鸿章一人，李鸿章一人不足惜，而彼执政误国之枢臣，反得有所诿以辞斧钺，而我四万万人放弃国民之责任者，亦且不复自知其罪也。此吾于李鸿章之地位，所以不得不齗齗置辩也。若其功罪及其人物如何，请于末简纵论之。 ●第三章 李鸿章未达以前及其时中国之形势 △李鸿章之家世 欧力东渐之势 中国内乱之发生 李鸿章与曾国藩之关系 李鸿章，字渐甫，号少荃，安徽庐州府合肥县人。父名进文，母沈氏，有子四人。瀚章官至两广总督，鹤章、昭庆皆从军有功，鸿章其仲也。先于道光三年癸未，西历一千八百二十三年正月五日。幼受学寻常塾师，治帖括业，年二十五成进士，入翰林，实道光二十七年丁未也。 李鸿章之初生也，值法国大革命之风潮已息，绝世英雄拿破仑窜死于绝域之孤岛。西欧大陆之波澜既已平复，列国不复自相侵掠，而惟务养精蓄锐，以肆志于东方。于是，数千年一统垂裳之中国，遂日以多事：伊犁界约，与俄人违言于北；鸦片战役，与英人肇衅于南。当世界多事之秋，正举国需才之日，加以瓦特氏新发明汽机之理，艨艟轮舰，冲涛跋浪，万里缩地，天涯比邻。苏彝士河开凿功成，东西相距聚近，西力东渐，奔腾湃澎，如狂飓，如怒潮，齧岸砰崖，黯日蚀月，遏之无可遏，抗之无可抗。盖自李鸿章有生以来，实为中国与世界始有关系之时代，亦为中国与世界交涉最艰之时代。 翻观国内之情实，则自乾隆以后，盛极而衰，民力凋敝，官吏骄横，海内日以多事：乾隆六十年，遂有湖南、贵州红苗之变；嘉庆元年，白莲教起，蔓延及于五省，前后九年，嘉庆九年，耗军费二万万两，乃仅平之。同时，海寇蔡牵等，窟穴安南，侵扰两广，闽、浙诸地，大遭蹂躏，至嘉庆十五年，仅获戡定；而天理教李文成、林清等旋起，震扰山东，直隶，陕西亦有箱截之警；道光间又有回部张格尔之乱，边境扰动，官军大举征伐，亘七年仅乃底定。盖当嘉道之间，国力之疲敝，民心之蠢动已甚，而举朝醉生梦死之徒，犹复文恬武嬉，太平歌舞，水深火热无所告诉，有识者固稍忧之矣。 抑中国数千年历史，流血之历史也。其人才，杀人之人才也。历观古今已往之迹，惟乱世乃有英雄，而平世则无英雄，事势至道、咸末叶，而所谓英雄，乃始磨刀霍霍，以待日月之至矣。盖中国自开辟以来，无人民参与国政之例。民之为官吏所凌逼，惟悴虐政，无可告诉者，其所以抵抗之术，只有两途：小则罢市，大则作乱。此亦情实之无可如何者也。而又易姓受命，视为故常。败则为寇，成则为王。汉高明太，皆起无赖，今日盗贼，明日神圣，惟强是崇，他靡所云。以此习俗，以此人心，故历代揭竿草泽之事，不绝于史简。其间有承平百数十年者，不过经前次祸乱屠戮以后，人心厌乱，又户口顿少，谋生较易。或君相御下有术，以小恩小惠，徼结民望，弥缝补苴，聊安一时而已。实则全国扰乱之种子，无时间绝，稍有罅隙，即复承起。故数千之史传，实以脓血充塞，以肝脑涂附，此无可为讳者也。本朝既龙兴关外，入主中华，以我国民自尊自大蔑视他族之心，自不能无所芥蒂。故自明亡之后，其遗民即有结为秘密党会，以图恢复者，二百余年不绝，蔓延于十八行省，所在皆是。前次虽屡有所煽动，而英主继踵，无所得逞，郁积既久，必有所发。及道咸以后，官吏之庸劣不足惮，既已显著，而秕政稠叠，国耻纷来，热诚者欲扫雾氛以立新猷，桀黠者欲乘利便以觊非分。此殆所谓势有必至，理有固然者耶？于是，一世英雄洪秀全、杨秀清、李秀成等，因之而起；于是，一世英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因之而起。 鸿章初以优贡客京师，以文字受知于曾国藩，因师事焉。日夕过从，讲求义理经世之学，皆生所养，实基于是。及入翰林，未三年而金田之乱起。洪秀全以一匹夫，揭竿西粤，仅二年余，遂乃蹂躏全国之半，东南名城，相继陷落，土崩瓦解，有岌岌不可终日之势。时鸿章在安徽原籍，赞巡抚福济及吕贤基军事。时庐州已陷，敌兵分据近地为犄角之势。福济欲复庐州，不能得志，鸿章乃建议先取含山巢县，以绝敌援。福济即授以兵，遂克二县，于是鸿章知兵之名始著。时咸丰四年十二月也。 当洪秀全之陷武昌也，曾国藩以礼部侍郎丁忧在籍，奉旨帮办团练，慨然以练劲旅靖大难为己任，于是湘军起。湘军者，淮军之母也。是时，八旗绿营旧兵，皆窳惰废弛，怯懦冗，无所可用。其将校皆庸劣无能，暗弱失职。国藩深察大局，非扫除而更张之，必不奏效。故延揽人才，统筹全局，坚忍刻苦，百折不挠恢复之基，实始于是。 秀全既据金陵，骄汰渐生，内相残杀，腐败已甚。使当时官军得入，以实力捣之，大难之平，指顾间事耳。无如官车之骄汰腐败，更甚于敌。咸丰六年，向荣之金陵大营一溃，和春、张国梁之金陵大营再溃，驯至江浙相继沦陷，敌氛更甚于初年。加以七年丁巳以来，与英国开衅，当张国梁、和春阵亡之时，即英法联军入北京烧圆明园之日，天时人事，交侵氵存逼，盖至是而祖宗十传之祚，不绝者如线矣。 曾国藩虽治兵十年，然所任者仅上游之事。固由国藩深算慎重，不求急效，取踏实地步，节节进取之策，亦由朝廷委任不专，事权不一，未能尽行其志也。故以客军转战两湖江皖等省，其间为地方大吏掣肘失机者，不一而足，是以功久无成。及金陵大营之再溃，朝廷知舍湘军外，无可倚重。十年四月，乃以国藩署两江总督，旋实授，并授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于是兵、饷之权始归于一，乃得与左、李诸贤，合力以图苏皖江浙，大局始有转机。 李鸿章之在福济幕也，福尝疏荐道员。郑魁士沮之，遂不得授。当时，谣诼纷纭，谤ゥ屡起，鸿章几不能自立于乡里。后虽授福建延邵建遗缺道，而拥虚名，无官守。及咸丰八年，曾国藩移师建昌，鸿章来谒，遂留幕中。九年五月，国藩派调湘军之在抚州者，旧部四营，新募五营，使弟国荃统领之，赴景德镇助剿，而以鸿章同往参赞。江西肃清后，复随曾国藩大营两年有奇。十年，国藩督两江，议兴淮阳水师，请补鸿章江北司道，未行。复荐两淮运使，疏至，文宗北行，不之省。是时，鸿章年三十八，怀才郁抑，抚髀蹉跎者，既已半生，自以为数奇，不复言禄矣。呜呼，此天之所以扼李鸿章欤？抑天之所以厚李鸿章欤？彼其偃蹇颠沛十余年，所以练其气，老其才，以为他日担当大事之用，而随赞曾军数年中，又鸿章最得力之实验学，而终身受其用者也。 ●第四章 兵家之李鸿章上 △李鸿章之崛起与淮军之成立 当时官军之弱及饷源之竭 江浙两省得失之关系 常胜军之起 李鸿章与李秀成之劲敌 淮军平吴之功 江苏军与金陵军江浙军之关系 金陵之克复 秦末之乱，天下纷扰，豪杰云起。及项羽定霸后，韩信始出现。汉末之乱，天下纷扰，豪杰云起。及曹操定霸后，诸葛亮始出现。自古大伟人，其进退出处之间，天亦若有以靳之，必待机会已熟，持满而发，莫或使之，若或使之。谢康乐有言：“诸公生天虽在灵运先，成佛必居灵运后。”吾观中兴诸大臣，其声望之特达，以李鸿章为最迟，而其成名之高，当国之久，亦以李鸿章为最盛。事机满天下，时势造英雄，李鸿章固时代之骄儿哉！ 当咸丰六七年之交，敌氛之盛，达于极点。而官军凌夷益盛，庙算动摇无定，各方面大帅，互相猜忌；加以军需缺乏，司农仰屋，惟恃各省自筹饷项，支支节节，弥东补西，以救一日之急。当此之时，虽有大略雄才，其不能急奏肤功，事理之易明也。于是乎出万不得已之策，而采用欧美军人助剿之议起。 先是，洪杨既据南京，蹂躏四方，十八行省，无一寸干净土。历经十年，不克戡定，北京政府之无能力，既已暴著于天下。故英国领事及富商之在上海者，不特不目洪秀全为乱贼而已，且视之与欧洲列国之民权革命党同一例，以文明友交待之，间或供给其军器弹药粮食。其后，洪秀全骄侈满盈，互相残杀，内治废弛，日甚一日。欧美识者，审其举动，乃知其所谓太平天国，所谓四海兄弟，所谓平和博爱，所谓平等自由，皆不过外面之假名。至其真相，实与中国古来历代之流寇，毫无所异，因确断其不可以定大业。于是英法美各国，皆一变其方针，咸欲北京朝廷，假借兵力，以助戡乱。具述此意以请于政府，实咸丰十年事也。而俄罗斯亦欲遣海军小舰队运载兵丁若干，溯长江以助剿，俄公使伊格那面谒恭亲王，以述其意。 时英法联军新破北京，文宗远在热河，虽和议已定，而猜忌之心犹盛。故恭亲王关于借兵助剿之议，不敢专断，一面请之于行在所，一面询诸江南、江北钦差大臣曾国藩、袁甲三及江苏巡抚薛焕，浙江巡抚王有龄等，使具陈其意见。当时，极力反对之，谓有百害而无一利者，惟江北钦差大臣袁甲三（袁世凯之父也）。薛焕虽不以为可，而建议雇印度兵，使防卫上海及其附近，并请以美国将官华尔、白齐文为队长。曾国藩覆奏，其意亦略相同，谓当中国疲敝之际，外人以美意周旋，不宜拂之。故当以温言答其助剿之盛心，而缓其出师来会之期日；一面利用外国将官，以收剿贼之实效。于是朝廷依议，谢绝助剿，而命国藩聘请洋弁任训练新兵之事。此实常胜军之起点，而李鸿章勋名发轫之始，大有关系者也。 华尔者，美国纽约人也，在本国陆军学校卒业，为将官，以小罪去国，潜匿上海。当咸丰十年，洪军蹂躏江苏，苏、常俱陷。上海候补道杨坊，知华尔沈毅有才，荐之于布政使吴煦，煦乃请于美领事，赦其旧罪，使募欧美人愿为兵者数十人，益以中国应募者数百，使训练之，以防卫苏沪。其后屡与敌战，常能以少击众，所向披靡，故官军敌军皆号之曰常胜军。常胜军之立，实在李鸿章未到上海以前也。 今欲叙李鸿章之战绩，请先言李鸿章立功之地、之形势。 江浙两省，中国财赋之中坚也。无江浙，则是无天下，故争兵要则莫如武汉，争饷源则莫如苏杭，稍明兵略者所能知也。洪秀全因近来各地官军声势颇振，非复如前日之所可蔑视，且安庆新克复，咸丰十一年辛酉八月，曾国荃克复金陵之势益孤，乃遣其将李秀成、李世贤等分路扰江浙，以牵制官军之兵力。秀成军锋极锐，萧山、绍兴、宁波、诸暨、杭州皆连陷，浙抚王有龄死之，江苏城邑，扰陷殆遍，避乱者群集于上海。 安庆克复之后，湘军声望益高。曩者廷臣及封疆大吏有不慊于曾国藩者，皆或死或罢，以故征剿之重任，全集于国藩之一身。屡诏敦促国藩移师东指，规复苏、常、杭失陷郡县，五日之中，严谕四下。国藩既奏荐左宗棠专办浙江军务，而江苏绅士钱鼎铭等，复于十月以轮船溯江赴安庆，面谒国藩，哀乞遣援，谓吴中有可乘之机，而不能持久者三端：曰乡团，曰枪船，曰内应是也；有仅完之士，而不能持久者三城：曰镇江，曰湖州，曰上海是也。国藩见而悲之。时饷乏兵单，楚军无可分拨，乃与李鸿章议，期以来年二月济师。 咸丰十一年十一月，有旨询苏帅于国藩，国藩以李鸿章对，且请酌拨数千军，使驰赴下游，以资援剿。于是，鸿章归庐州募淮勇。既到安庆，国藩为定营伍之法，器械之用，薪粮之数，悉仿湘勇章程，亦用楚军营规以训练之。 先是，淮南迭为发捻所蹂躏，居民大困。惟合肥县志士张树声、树珊兄弟，周盛波、盛传兄弟，及潘鼎新、刘铭传等，自咸丰初年，即练民团以卫乡里，筑堡垒以防寇警。故安徽全省糜烂，而合肥独完。李鸿章之始募淮军也，因旧团而加以精练，二张、二周、潘、刘咸从焉。淮人程学启者，向在曾国荃部下，官至参将，智勇绝伦，国藩特选之，使从鸿章。其后以勇敢善战，名冠一时。又淮军之初成也，国藩以湘军若干营，为之附援，而特于湘将中选一健者统之，受指挥于鸿章麾下，即郭松林是也。以故淮军名将，数程、郭、刘、潘、二周、二张。 同治元年二月，淮军成，凡八千人。拟濒江而下，傍贼垒冲过，以援镇江。计未决，二十八日，上海官绅筹银十八万两，雇轮船七艘，驶赴安庆奉迎，乃定以三次载赴上海。三月三十日，鸿章全军抵沪，得旨署理江苏巡抚，以薛焕为通商大臣，专办交涉事。此时常胜军之制，尚未整备。华尔以一客将督五百人守松江。是年正月，敌众万余人来犯松江，围华尔数十匝，华尔力战破之，及鸿章之抵上海也。华尔所部属焉，更募华人壮勇附益之，使加训练，其各兵勇俸给，比诸湘淮各军加厚。自是常胜军之用，始得力矣。 松江府者，在苏浙境上，提督驻扎之地，而江苏之要冲也。敌军围攻之甚急，李鸿章乃使常胜军与英、法防兵。合攻松江南之金山卫及奉贤县。淮军程学启、刘铭传、郭松林、潘鼎新诸将，攻松江东南之南汇县。敌兵力斗，英法军不支，退却，嘉定县又陷，故乘胜欲进迫上海。程学启邀击大破之，南汇之敌将吴建瀛、刘玉林等开城降。川沙厅敌军万余又来犯，刘铭传固守南汇，大破之，遂复川沙厅。然敌犹雄劲不屈，以一队围松江青浦，以一队屯福广塘桥，集于泗滨，以窥新桥。五月，程学启以孤军屯新桥，当巨敌之冲，连日被围甚急。鸿章闻之，自提兵赴援，与敌军遇于徐家汇，奋斗破之。学启自营中望见鸿章帅旗，遽出营夹击，大捷，斩首三千级，俘馘四百人，降者千余。敌军之屯松江府外者，闻报震骇，急引北走，围遂解。苏防解严。 淮军之初至上海也，泰西人见其衣帽粗陋，窃笑嗤之，鸿章徐语左右曰：“军之良窳，岂在服制耶？须彼见吾大将旗鼓，自有定论耳。”至是欧美人见淮军将校之勇毅，纪律之整严，莫不改容起敬，而常胜军之在部下者，亦始帖然服李之节制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