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夷待访录 - 第 2 页/共 2 页

或曰：有王者起，将复何都？曰：金陵。或曰：古之言形胜者，以关中为上，金陵不与焉，何也？曰：时不同也。秦、汉之时，关中风气会聚，田野开辟，人物殷盛；吴、楚方脱蛮夷之号，风气檏略，故金陵不能与之争胜。今关中人物不及吴、会久矣，又经流寇之乱，烟火聚落，十无二三，生聚教训，故非一曰之所能移也。而东南粟帛，灌输天下；天下之有吴、会，犹富室之有仓库匮箧也。今夫千金之子，其仓库匮箧必身亲守之，而门庭则以委之仆妾。舍金陵而勿都，是委僕妾以仓库匮箧；昔曰之都燕，则身守夫门庭矣。曾谓治天下而智不千金之子若与! 方镇 　　今封建之事远矣；因时乘势，则方镇可复也。自唐以方镇亡天下，庸人狃之，遂为厉阶。然原其本末则不然。当太宗分置节度，皆在边境，不过数府；其带甲十万，力足以控制寇乱。故安禄山、朱泚皆凭方镇而起，乃制乱者亦藉方镇。其后析为数十，势弱兵单，方镇之兵不足相制，黄巢、朱温遂决裂而无忌。然则唐之所以亡，由方镇之弱，非由方镇之强也。是故封建之弊，强弱吞并，天子之政教有所不加；郡县之弊，疆场之害苦无已时。欲去两者之弊，使其并行不悖，则沿边之方镇乎! 　　宜将辽东、蓟州、宣府、大同、榆林、宁夏、甘肃、固原、延绥俱设方镇，外则云、贵亦依此例，分割附近州县属之。务令其钱粮兵马，内足自立，外足捍患；田赋商税，听其徵收，以充战守之用；一切政教张弛，不从中制；属下官员亦听其自行辟召，然后名闻。每年一贡，三年一朝，终其世兵民辑睦，疆场宁谧者，许以嗣世。 　　凡此则有五利：今各边有总督，有巡抚，有总兵，有本兵，有事复设经略，事权不一，能者坏于牵制，不能者易于推委；枝梧旦夕之间，掩饰章奏之上，其未至溃决者，直须时耳。统帅专一，独任其咎，则思虑自周，战守自固，以各为长子孙之计；一也。国家一有警急，常竭天下之财，不足供一方之用；今一方之财自供一方；二也。边镇之主兵常不如客兵，故常以调发致乱，天启之奢酋、崇祯之莱围是也；今一方之兵自供一方；三也。治兵措饷皆出朝廷，常以一方而动四方；既各有专地，兵食不出于外，即一方不宁，他方宴如；四也。外有强兵，中朝自然顾忌；山有虎豹，藜藿不采；五也。 田制一 　　昔者禹则坏定赋，周官礼国经野，则是夏之所定者，至周已不可为准矣。当是时，其国之君，于其封疆之内田土之肥瘠，民口之众寡，时势之迁改，视之为门以内之事也。 　　井田既坏，汉初十五而税一，文、景三十而税一，光武初行什一之法，后亦三十而税一。盖土地广大，不能缕分区别；总其大势，使瘠土之民不至于甚困而已。是故合九州之田，以下下为则；下下者不困，则天下之势相安，吾亦可无事于缕分区别而为则坏经野之事也。夫三十而税一，下下之税也；当三代之盛，赋有九等，不能尽出于下下；汉独能为三代之所不能为者，豈汉之德过于三代敛？古者井田养民，其田皆上之田也；自秦而后，民所自有之田也；上既不能养民，使民自养，又从而赋之，虽三十而税一，较之于古亦未尝为轻也。 　　至于后世，不能深原其本末，以为什一而税，古之法也；汉之省赋，非通行长久之道，必欲合于古法。九州之田，不授于上而赋以什一，则是以上上为则也。以上上为则，而民焉有不困者乎!汉之武帝，度支不足，至于卖爵、贷假、榷酤、算缗、盐铁之事无所不举，乃终不敢有加于田赋者，后东郭、咸阳、孔仅、桑弘羊，计虑犹未熟与？然则什而税一，名为古法，其不合于古法甚矣。而兵兴之世，又不能守其什一者；其赋之于民，不任田而任用，以一时之用制天下之赋，后王因之；后王既衰，又以其时之用制天下之赋，而后王又因之。鸣呼!吾见天下之赋曰增，而后之为民者曰困于前。 　　儒者曰：井田不复，仁政不行，天下之民始敝敝矣。孰知魏、晋之民又困于汉，唐、宋之民又困于魏、晋，则天下之害民者，宁独在井田之不复乎!今天下之财赋出于江南；江南之赋至钱氏而重，宋未尝改；至张士诚而又重，有明亦未尝改。故一亩之赋，自三斗起科至于七斗，七斗之外，尚有官耗私增。计其一岁之获，不过一石，尽输于官，然且不足。乃其所以至此者，因循乱世苟且之术也。吾意有王者起，必当重定天下之赋；重定天下之赋，必当以下下为则而后合于古法也。 　　或曰：三十而税一，国用不足矣。夫古者千里之内，天子食之；其收之诸侯之贡者，不能十之一。今郡县之赋，郡县食之不能十之一，其解运至于京师者十之九。彼收其十一者尚无不足，收其十九者而反忧之乎! 田制一一 　　自井田之废，董仲舒有限民名田之议，师丹、孔光因之，令民名田无过三十顷，期尽三年而犯者没入之。其意虽善；然古之圣君，方授田以养民，今民所自有之田，乃复以法夺之；授田之政未成而夺田之事先见，所谓行一不义而不可为也。或者谓夺富民之田则生乱，欲复井田者，乘大乱之后土旷人稀而后可；故汉高祖之灭秦，光武之乘汉，可为而不为为足惜。夫先王之制井田，所以遂民之生，使其繁庶也。今幸民之杀戮，为其可以便吾事；将使田既井而后，人民繁庶，或不能于吾制无龃龉，豈谓之不幸与？ 　　后儒言井田必不可复者，莫详于苏洵；言井田必可复者，莫切于胡翰、方孝孺。洵以川路、会道、洫涂、沟畛、遂径之制，非穷数百年之力不可。夫诚授民以田，有道路可通，有水利可修，亦何必拘泥其制度疆界之末乎!凡苏洵之所忧者，皆非为井田者之所急也。胡翰、方孝孺但言其可复，其所以复之之法亦不能详。余盖于卫所之屯田，而知所以复井田者亦不外于是矣。世儒于屯田则言可行，于井田则言不可行，是不知二五之为十也。 　　每军拨田五十亩，古之百亩也；非即周时一夫授田百亩乎!五十亩科正粮十二石，听本军支用，余粮十二石，给本卫官军俸粮，是实征十二石也。每亩二斗四升，亦即周之乡遂用贡法也。天下屯田见额六十四万四千一一百四十三顷，以万历六年实在田土七百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二十八亩律之，屯田居其十分之一也；授田之法未行者，特九分耳。由一以推之九，似亦未为难行。况田有官民；官田者，非民所得而自有者也。州县之内，官田又居其十分之三。以实在田土均之，人户一千六十二万一千四百三十六，每户授田五十亩，尚余田一万七千三十二万五千八百二十八亩，以听富民之所占，则天下之田自无不足，又何必限田、均田之纷纷，而徒为困苦富民之事乎!故吾于屯田之行，而知井田之必可复也。 　　难者曰：屯田既如井田，则屯田之军曰宜繁庶，何以复有销耗也？曰：此其说有四：屯田非土著之民，虽授之田，不足以挽其乡土之思，一也。又令少壮者守城，老弱者屯种，夫屯种而任之老弱，则所获几何；且彼见不屯者之未尝不得食也，亦何为而任其劳苦乎!二也。古者什而税一，今每亩二斗四升，计一亩之入不过一石，则是什税二有半矣，三也。又征收主自武人而郡县不与，则凡刻剥其军者何所不为，四也。而又何怪乎其销耗与! 田制三 　　或问井田可复，既得闻命矣；若夫定税则如何而后可？曰：斯民之苦暴税久矣，有积累莫返之害，有所税非所出之害，有田土无等第之害。 　　何谓积累莫返之害？三代之贡、助、彻，止税田土而已。魏晋有户、调之名，有田者出租赋，有户者出布帛，田之外复有户矣。唐初立租、庸、调之法，有田则有租，有户则有调，有身则有庸，租出谷，庸出绢，调出绘纩布麻，户之外复有丁矣。杨炎变为两税，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虽租、庸、调之名浑然不见，其实并庸、调而入于租也。相沿至宋，未尝减庸、调于租内，而复敛丁身钱米。后世安之，谓两税，租也，丁身，庸、调也，岂知其为重出之赋乎!使庸、调之名不去，何至是耶!故杨炎之利于一时者少，而害于后世者大矣。有明两税，丁口而外，有力差，有银差，盖十年而一值。嘉靖末行一条鞭法，通府州县十岁中夏税、秋粮、存留、起运之额，均徭、里甲、土贡、顾募、加银之例，一条总征之，使一年而出者分为十年，及至所值之年一如余年，是银、力二差又并入于两税也。未几而里甲之值年者，杂役仍复纷然。其后又安之，谓条鞭，两税也，杂役，值年之差也，岂知其为重出之差乎!使银差、力差之名不去，何至是耶!故条鞭之利于一时者少，而害于后世者大矣。万历间，旧饷五百万，其末年加新饷九百万，崇祯间又增练饷七百三十万，倪元璐为户部，合三饷为一，是新饷、练饷又并入于两税也。至今曰以为两税固然，岂知其所以亡天下者之在斯乎!使练饷、新饷之名不改，或者顾名而思义，未可知也；此又元璐不学无术之过也。嗟乎!税额之积累至此，民之得有其生也亦无几矣。今欲定税，须反积累以前而为之制。授田于民，以什一为则；未授之田，以二十一为则；其户口则以为出兵养兵之赋；国用自无不足，又何事于暴税乎! 　　何谓所税非所出之害？古者任土作贡，虽诸侯而不忍强之以其地之所无，况于小民乎!故赋谷米，田之所自出也；赋布帛，丁之所自为也。其有纳钱者，后世随民所便；布一匹，直钱一千，输官听为九百，布直六百，输官听为五百；比之民间，反从降落。是钱之在赋，但与布帛通融而已。其田土之赋谷米，汉、唐以前未之有改也。及杨炎以户口之赋并归田土，于是布帛之折钱者与谷米相乱，亦遂不知钱之非田赋矣。宋隆兴二年，诏温、台、处、徽不通水路，其二税物帛，许依折法以银折输。盖当时银价低下，其许以折物帛者，亦随民所便也。然按熙宁税额，两税之赋银者六万一百三十七两而已，而又榖贱之时常平就，故虽赋银，亦不至于甚困。有明自漕粮而外，尽数折银；不特折钱之布帛为银，而历代相仍不折之谷米，亦无不为银矣；不特谷米不听上纳，即欲以钱准银，亦有所不能矣。夫以钱为赋，陆贽尚曰“所供非所业，所业非所供”，以为不可，而况以银为赋乎!天下之银既竭，凶年田之所出不足以上供；丰年田之所出足以上供，折而为银，则仍不足以上供也；无乃使民岁岁皆凶年乎!天与民以丰年而上复夺之，是有天下者之以斯民为也。然则圣王者而有天下，其必任土所宜，出百榖者赋百谷，出桑麻者赋布帛，以至杂物皆赋其所出，斯民庶不至困瘁尔。 　　何谓田土无等第之害？周礼大司徒，不易之地家百亩，一易之地家二百亩，再易之地家三百亩，是九则定赋之外，先王又细为之等第也。今民间田土之价，悬殊不啻二十倍，而有司之征收，画以一则，至使不毛之地岁抱空租，亦有岁岁耕种，而所出之息不偿牛种。小民但知其为瘠土，向若如古法休一岁、二岁，未始非沃土矣。官府之催科不暇，虽欲易之，恶得而易之，何怪夫土力之曰竭乎!吾见有百亩之田而不足当数十亩之用者，是不易之为害也。今丈量天下田士，其上者依方田之法，二百四十步为一亩，中者以四百八十步为一亩，下者以七百二十步为一亩，再酌之于三百六十步、六百步为亩，分之五等。鱼鳞册字号，一号以一亩准之，不得赘以奇零；如数亩而同一区者不妨数号，一亩而分数区者不妨一号。使田土之等第，不在税额之重轻而在丈量之广狭，则不齐者从而齐矣。是故田之中、下者，得更番而作以收上田之利；如其力有余也而悉耕之，彼二亩三亩之入，与上田一亩较量多寡，亦无不可也。 兵制一 　　有明之兵制，盖亦三变矣；卫所之兵变而为召募，至崇祯、弘光间又变而为大将之屯兵卫所之弊也，官军三百十三万八千三百皆仰食于民，除西北边兵三十万外，其所以御寇定乱者，不得不别设兵以养之。兵分于农，然且不可，乃又使军分于兵，是一天下之民养两天下之兵也。召募之弊也，如东事之起，安家、行粮、马匹、甲仗费数百万金，得兵十余万而不当三万之选，天下巳骚动矣。大将屯兵之弊也，拥众自卫，与敌为市；抢杀不可问，宣召不能行，率我所养之兵反而攻我者，即其人也。有明之所以亡，其不在斯三者乎! 　　议者曰：卫所之为召募，此不得已而行之者也；召募之为大将屯兵，此势之所趋而非制也。原夫卫所，其制非不善也；一镇之兵足守一镇之地，一军之田足赡一军之用，卫所、屯田，盖相表里者也。其后军伍销耗，耕者无人，则屯粮不足，增以客兵；坐食者众，则屯粮不足，于是益之以民粮，又益之以盐粮，又益之以京运，而卫所之制始破坏矣。都燕而后，岁漕四百万石，十有二总领卫一百四十旗，军十二万六千八百人，轮年值运，有月粮，有行粮，一人兼二人之食，是岁有二十五万三千六百不耕而食之军矣。此又卫所之制破坏于输挽者也。中都、大宁、山东、河南附近卫所，轮班上操，春班以三月至八月还，秋班以九月至二月还，有月粮，有行粮，一人兼二人之食，是岁有二十余万不耕而食之军矣。此又卫所之制破坏于班操者也。一边有事则调各边之军，应调者食此边之新饷，其家口又支各边之旧饷，旧兵不归，各边不得不补，补一名又添一名之新饷，是一兵而有三饷也。卫所之制，至是破坏而不可支矣。凡此皆末流之弊，其初制豈若是哉! 　　为说者曰：末流之弊，亦由其制之不善所致也；制之不善，则军民之太分也。凡人膂力不过三十年，以七十为率，则四十年居其老弱也。军既不得复还为民，则一军之在伍，其为老弱者亦复四十年，如是而焉得不销耗乎!乡井之思，谁则无有；今以谪发充之，远者万里，近者千余里，违其士性，死伤逃窜十常八九，如是而焉得不销耗乎!且都燕二百余年，天下之财莫不尽取以归京师，使东南之民力竭者，非军也耶! 　　或曰：畿甸之民大半为军，今计口而给之，故天下有荒岁而畿甸不困，此明知其无益而不可已者也。曰：若是则非养兵也，乃养民也。天下之民不耕而待养于上，则天下之耕者当何人哉？东南之民奚罪焉!夫以养军之故至不得不养及于民，犹可谓其制之善与! 　　余以为天下之兵当取之于口，而天下为兵之养当取之于户。其取之口也，教练之时五十而出二，调发之时五十而出一。其取之户也，调发之兵十户而养一，教练之兵则无资于养。如以万历六年户口数目言之，人口六千六十九万二千八百五十六，则得兵一百二十一万三千八百五十七人矣；人户一千六十二万一千四百三十六，则可养兵一百六万二千一百四十三人矣。夫五十口而出一人，则其役不为重；一十户而养一人，则其费不为难；而天下之兵满一百二十余万，亦不为少矣。王畿之内，以二十万人更番入卫，然亦不过千里；假如都金陵，其入卫者但尽金陵所属之郡邑，而他省不与焉。金陵人口一千五十万二千六百五十一，则得胜兵二十一万五百；以十万各守郡邑，以十万入卫，次年则以守郡邑者入卫，以入卫者归守郡邑，又次年则调发其同事教练之兵，其已经调发者则住粮归家，但听教练而已。夫五十口而出一人，而又四年方一行役，以一人计之，二十岁而入伍，五十岁而出伍，始终三十年，止历七践更耳，而又不出千里之远；则为兵者其任亦不为过劳。国家无养兵之费则国富，队伍无老弱之卒则兵强。人主欲富国强兵而兵民太分，唐、宋以来但有彼善于此之制，其受兵之害，未尝不与有明同也。 兵制二 　　国家当承平之时，武人至大帅者，干谒文臣，即其品级悬绝，亦必戎朋左握刀，右属弓矢，帕首裤鞾，趋入庭拜，其门状自称==，退而与其仆隶齿。兵兴以后，有言于天子者曰：“今曰不重武臣，故武功不立。”于是毅宗皇帝专任大帅，不使文臣节制。不二三年，武臣拥众，与贼相望，同事虏略。李贼入京师，三辅至于青、齐诸镇，栉比而营；天子封公侯结其欢心，终莫肯以一矢入援。鸣呼，毅宗重武之效如此! 　　然则武固不当重与？曰：毅宗轻武而不重武者也。武之所重者将：汤之伐桀，伊尹为将；武之入商，太公为将；晋作六军，其为将者皆六卿之选也。有明虽失其制，总兵皆用武人，然必听节制于督抚或经略。则是督抚、经略，将也，总兵，偏裨也。总兵有将之名而无将之实，然且不可，况竟与之以实乎!夫安国家，全社稷，君子之事也；供指使，用气力，小人之事也。国家社稷之事，孰有大于将；使小人而优为之，又何贵乎君子耶!今以天下之大托之于小人，为重武耶，为轻武耶？是故与毅宗从死者，皆文臣也。当其时，属之以一旅，赴贼俱死，尚冀十有一二相全，何至自殊城破之曰乎!是故建义于郡县者，皆文臣及儒生也。当其时，有所藉手以从事，胜负亦未可知，何至驱市人而战，受其屠醢乎!彼武人之为大帅者，方且飚浮云起，昔之不敢一当敌者，乘时易帜，各以利刃而齿腐朽，鲍永所谓以其众幸富贵矣，而后知承平之时待以仆隶者之未为非也。 　　然则彭越、鲸布非古之良将与？曰：彭越、鲸布，非汉王将之者也；布、越无所藉于汉王而汉王藉之，犹治病者之服乌喙藜芦也。人见彭越、鲸布之有功而欲将武人，亦犹见乌喙藜芦之愈病而欲以为服食也。彼粗暴之徒，乘世之衰，窃乱天常，吾可以权授之，使之出落钤键也哉!然则叔孙通专言斩将搴旗之士，儒生无所言进，何也？曰：当是时，汉王已将韩信，彼通之所进者，以首争首、以力搏力之兵子耳，岂所谓将哉!然则壮健轻死善击刺者，非所贵与？曰：壮健轻死善击刺之在人，犹精致犀利之在器甲也。弓必欲无灂，冶必欲援胡之称，甲必欲上旅下旅札续之坚，人必欲壮健轻死善击刺，其道一也。器甲之精致犀利，用之者人也；人之壮健轻死善击刺者，用之者将也。今以壮健轻死善击刺之人而可使之为将，是精致犀利之器甲可以不待人而战也。 兵制三 　　唐、宋以来，文武分为两途，然其职官，内而枢密，外而阃帅州军，犹文武参用。惟有明截然不相出入；文臣之督抚，虽与军事而专任节制，与兵士离而不属。是故涖军者不得计饷，计饷者不得涖军；节制者不得操兵，操兵者不得节制；方自以犬牙交制，使其势不可为叛。夫天下有不可叛之人，未尝有不可叛之法。杜牧所谓“圣贤才能多闻博识之士”，此不可叛之人也。豪猪健狗之徒，不识礼义，喜虏掠，轻去就，缓则受吾节制，指顾簿书之间，急则拥兵自重，节制之人自然随之上下。试观崇祯时，督抚曾有不为大帅驱使者乎？此时法未尝不在，未见其不可叛也。 　　有明武职之制，内设都督府，锦衣卫，外设二十一都司，四百九十三卫，三百五十九所；平时有左右都督、都指挥使、指挥使，各系以同知、佥事及千户、百户、镇抚之级；行伍有总兵、副将、参将、游击、千把总之名。宜悉罢平时职级，只存行伍。京营之兵，兵部尚书即为总兵，侍郎即为副将，其属郎官即分任参、游。设或征讨，将自中出，侍郎挂印而总兵事，郎官从之者一如京营，或用巡抚为将，巡抚挂印，即以副将属之参政，参将属之郡守，其行间战将勇略冠军者即参用于其间。苟如近世之沈希仪、万表、俞大猷、戚继光，又未尝不可使之内而兵部，外而巡抚也。 　　自儒生久不为将，其视用兵也，一以为尚力之事，当属之豪健之流；一以为阴谋之事，当属之倾危之士。夫称戈比干立矛者，士卒之事而非将帅之事也；即一人以力闻，十人而胜之矣。兵兴以来，田野市井之间膂力稍过人者，当事即以奇士待之，究竟不当一卒之用。万历以来之将，掩败饰功，所以欺其君父者何所不至，亦可谓之倾危矣；乃止能施之君父，不能施之寇敌。然则今曰之所以取败亡者，非不足力与阴谋可知矣。使文武合为一途，为儒生者知兵书战策非我分外，习之而知其无过高之论，为武夫者知亲上爱民为用武之本，不以鹿暴为能，是则皆不可叛之人也。 财计一 　　后之圣王而欲天下安富，其必废金银乎! 　　古之徵贵徵贱，以粟帛为俯仰。故公上赋税，有粟米之征、布缕之征是也；民间市易，诗言“握粟出卜”，孟子言“通工易事，男粟女布”是也。其时之金银，与珠玉无异，为馈问器饰之用而已。三代以下，用者粟帛而衡之以钱，故钱与粟帛相为轻重。汉章帝时，谷帛价贵，张林言：“此钱多故也，宜令天下悉以布帛为租，市贾皆用之，封钱勿出，物皆贱矣。”魏明帝时，废钱用壳。桓玄辅晋，亦欲废钱。孔琳之曰：“先王制无用之货以通有用之财，此钱之所以嗣功龟贝也。榖帛本充衣食，分以为货，劳毁于商贩之手，耗弃于割截之用，此之为弊，著自囊昔。”然则昔之有天下者，虽钱与谷帛杂用，犹不欲使其重在钱也。梁初唯京师及吴、荆、郢、江、湘、梁、益用钱，其余州郡杂以榖帛，交、广之域全以金银为货。陈用钱兼以锡铁粟帛，岭南多以盐米布，交易不用钱。北齐冀州之北，钱皆不行，交贸者皆绢布。后周河西诸郡或用西域金银钱，而官不禁。唐时民间用布帛处多，用钱处少。大历以，岭南用钱之外，杂以金银、丹砂、象齿。贞元二十年，命市井交易，以绫罗绢布杂货与钱兼用。宪宗诏天下有银之山必有铜，唯银无益于人，五岭以北，采银一两者流他州，官吏论罪。元和六年，贸易钱十缗以上参布帛。太和三年，饰佛像许以金银，唯不得用铜。四年，交易百缗以上者，粟帛居半。按唐以前，自交、广外，上而赋税，下而市易，一切无事于金银，其可考彰彰若是。 　　宋元丰十二年，蔡京当国，凡以金银丝帛等贸易勿受，夹锡钱者以法惩治。盖其时有以金银为用者矣。然重和之令，命官之家，留见钱二万贯，民庶半之；余限二年听易金银之类。则是市易之在下者，未始不以钱为重也。绍兴以来，岁额金一百二十八两，银无额，七分入内库，三分归有司。则是赋税之在上者，亦未始以金银为正供，为有司之经费也。及元起北方，钱法不行，于是以金银为母，钞为子，子母相权而行，而金银遂为流通之货矣。 　　明初亦尝禁金银交易，而许以金银易钞于官，则是冈民而收其利也，其谁信之!故至今曰而赋税市易，银乃单行，以为天下之大害。盖银与钞为表里，银之力绌，钞以舒之，故元之税粮，折钞而不折银。今钞既不行，钱仅为小市之用，不入贡赋，使百务并于一途，则银力竭。元又立提举司，置淘金户，开设金银场，各路听民煽炼，则金银之出于民间者尚多。今矿所封闭，间一开采，又使宫奴主之，以入大内，与民间无与，则银力竭。二百余年，天下金银，纲运至于燕京，如水赴壑。承平之时，犹有商贾官吏返其十分之二三，多故以来，在燕京者既尽泄之边外，而富商、大贾、达官猾吏，自北而南，又能以其资力尽敛天下之金银而去，此其理尚有往而复返者乎! 　　夫银力已竭，而赋税如故也，市易如故也，皇皇求银，将于何所!故田土之价，不当异时之什一，豈其坏瘠与？曰：否。不能为赋税也。百货之价，亦不当异时之什一，岂其物阜与？曰否。市易无资也。当今之世，宛转汤火之民，即时和年丰无益也，即劝农沛泽无益也，吾以为非废金银不可。废金银，其利有七：粟帛之属，小民力能自致，则家易足，一也。铸钱以通有无，铸者不息，货无匮竭，二也。不藏金银，无甚贫甚富之家，三也。轻斋不便，民难去其乡，四也。官吏赃私难覆，五也。盗贼胠箧，负重易迹，六也。钱钞路通，七也。然须重为之禁，盗矿者死刑，金银市易者以盗铸钱论而后可。 财计二 　　钱币所以为利也；唯无一时之利，而后有久远之利。以三四钱之费得十钱之息，以尺寸之楮当金银之用，此一时之利也。使封域之内，常有千万财用流转无穷，此久远之利也。后之治天下者，常顾此而失彼，所以阻坏其始议也。 　　有明欲行钱法而不能行者：一曰惜铜爱工，钱既恶薄，私铸繁兴；二曰折二折三，当五当十，制度不常；三曰铜禁不严，分造器皿；四曰年号异文；此四害者，昔之所同；五曰行用金银，货不归一，六曰赏赉、赋税，上行于下，下不行于上。昔之害钱者四，今之害钱者六。故今曰之钱，不过资小小贸易，公私之利源皆无赖焉；是行钱与不行等也。诚废金银，使货物之衡尽归于钱；京省各设专官鼓铸；有铜之山，官为开采；民间之器皿，寺观之像设，悉行烧毁入局；千钱以重六斤四两为率，每钱重一钱；制作精工，样式画一，亦不必冠以年号；除田土赋粟帛外，凡盐酒征榷，一切以钱为税：如此而患不行，吾不信也。 　　有明欲行钞法而不能行者，崇祯间，桐城诸生蒋臣，言钞法可行，岁造［钞］一二千万贯，一贯直一金，岁可得金三千万两。户部侍郎王鳖永主其说，且言初年造五千万贯，可得五千万两，所入既多，将金与土同价。上特设内宝钞局，画夜督造，募商发卖，无肯应者。大学士蒋德璟言，以一金易一纸，愚者不为。上以高皇帝之行钞难之。德璟曰：“高皇帝似亦神道设教，然赏赐折俸而已，固不曾用之兵饷也。”按钞起于唐之飞钱，犹今民间之会票也；至宋而始官制行之。然宋之所以得行者，每造一界，备本钱三十六万缗，而又佐之以盐酒等项。盖民间欲得钞，则以钱入库；欲得钱，则以钞入库；欲得盐酒，则以钞入诸务；故钞之在手，与见钱无异。其必限之以界者，一则官之本钱，当使与所造之钞相准，非界则增造无艺；一则每界造钞若干，下界收钞若干，诈伪易辨，非界则收造无数。宋之称提钞法如此。即元之所以得行者，随路设立官库，贸易金银，平准钞法。有明宝钞库，不过倒收旧钞，凡称提之法俱置不讲，何怪乎其终不行也!毅宗言利之臣，不详其行坏(钞)之始末，徒见尺楮张纸居然可当金银，但讲造之之法，不讲行之之法。官无本钱，民何以信!故其时言可行者，犹见弹而求炙也。然诚使停积钱缗，五年为界，敛旧钞而焚之；官民使用，在关即以之抵商税，在场即以之易盐引，亦何患其不行!且诚废金银，则榖帛钱缗，不便行远，而囊括尺寸之钞，随地可以变易，在仕宦商贾又不得不行。德璟不言钞与钱货不可相离，而言神道设教，非兵饷之用；彼行之于宋、元者，何不深考乎! 财计三 　　治天下者既轻其赋敛矣，而民间之习俗未去，虫惑不除，奢侈不革，则民仍不可使富也。 　　何谓习俗？吉凶之礼既亡，则以其相沿者为礼。婚之筐篚也，装资也，宴会也；丧之含殓也，设祭也，佛事也，宴会也，刍灵也；富者以之相高，贫者以之相勉矣。 　　何谓惑？佛也，巫也。佛一耳，而有佛之宫室，佛之衣食，佛之役使，凡佛之资生器用无不备，佛遂中分其民之作业矣；巫一耳，而资于楮钱香烛以为巫，资于烹宰以为巫，资于歌吹婆娑以为巫，凡斋蘸祈赛之用无不备，巫遂中分其民之资产矣。 　　何谓奢侈？其甚者，倡优也，酒肆也，机坊也。倡优之费，一夕而中人之产；酒肆之费，一顿而终年之食；机坊之费，一衣而十夫之煖。 　　故治之以本，使小民吉凶一循于礼；投巫驱佛，吾所谓学校之教明而后可也。治之以末，倡优有禁，酒食有禁，除布帛外皆有禁。今夫通都之市肆，十室而九，有为佛而货者，有为巫而货者，有为倡优而货者，有为奇技淫巧而货者，皆不切于民用；一痛绝之，亦庶乎救弊之一端也。此古圣王崇本抑末之道。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 胥吏 　　古之胥吏者一，今之胥吏者二。古者府史胥徒，所以守簿书，定期会者也；其奔走服役，则以乡户充之。自王安石改差役为雇役，而奔走服役者亦化而为胥吏矣。故欲除奔走服役吏胥之害，则复差役；欲除簿书期会吏胥之害，则用士人。 　　何谓复差役？宋时差役，有卫前、散从、承符、弓手、手力、耆长、户长、壮丁、色目；卫前以主官物，今库子解户之类；户长以督赋税，今坊里长；耆长、弓手、壮丁以逐捕盗贼，今弓兵、捕盗之类；承符、手力、散从以供驱使，今阜隶、快手、承差之类。凡今库子、解户、坊里长皆为差役，弓兵、捕盗、阜隶、快手、承差则雇役也。余意坊里长值年之后，次年仍出一人以供杂役。盖吏胥之敢于为害者，其故有三：其一，恃官司之力，乡民不敢致难；差役者，则知我之今岁致难于彼者，不能保彼之来岁不致难于我也。其二，一为官府之人，一为田野之人，既非同类，自不相愿；差役者，则侪辈尔汝，无所畏忌。其三，久在官府，则根株窟穴牢不可破；差役者，伎俩生疏，不敢弄法。是故坊里长同勾当于官府，而乡民之于坊里长不以为甚害者，则差与雇之分也。治天下者亦视其势。势可以为恶，虽禁之而有所不止；势不可以为恶，其止之有不待禁也。差役者，固势之不可以为恶者也。议者曰：自安石变法，终宋之世欲复之而不能，岂非以人不安于差役与？曰：差役之害，唯有衙前，故安石以雇募救之。今库子，解户且不能不仍于差役，而其无害者顾反不可复乎？宋人欲复差役，以募钱为害；吾谓募钱之害小，而胥吏之害大也。 　　何谓用士人？六部院寺之吏，请以进士之观政者为之，次及任子，次及国学之应仕者；满调则出官州县，或历部院属官，不能者落职。郡县之吏，各设六曹，请以弟子员之当廩食者充之；满调则升之国学，或即补六部院寺之吏，不能者终身不听出仕。郡之经历、照磨、知事，县之丞、簿、典史，悉行汰去。行省之法，一如郡县。盖吏胥之害天下，不可枚举，而大要有四：其一，今之吏胥，以徒隶为之，所谓皇皇求利者；而当可以为利之处，则亦何所不至，创为文纲以济其私。凡今所设施之科条，皆出于吏，是以天下有吏之法，无朝廷之法。其二，天下之吏，既为无赖子所据，而佐贰又为吏之出身，士人目为异途，羞与为伍；承平之世，士人众多，出仕之途既狭，遂使有才者老死丘壑，非如孔孟之时，委吏、乘田、抱关、击柝之皆士人也。其三，各衙门之佐贰，不自其长辟召，一一铨之吏部，即其名姓且不能偏，况其人之贤不肖乎!故铨部化为签部，贻笑千古。其四，京师权要之吏，顶首皆数千金，父传之子，兄传之弟，其一人丽于法而后继一人焉，则其子若弟也，不然，则其传衣钵者也；是以今天下无封建之国，有封建之吏。诚使吏胥皆用士人，则一切反是，而害可除矣。且今各衙门之首领官与郡县之佐贰，在汉则为曹掾之属，其长皆得自辟，即古之吏胥也。其后选除出自吏部，其长复自设曹掾以为吏胥；相沿至今，曹掾之名既去，而吏胥之实亦亡矣。故今之吏胥，乃曹掾之重出者也。吾之法，亦使曹掾得其实，吏胥去其重而已。 奄宦上 　　奄宦之祸，历汉、唐、宋而相寻无已，然未有若有明之为烈也。汉、唐、宋有干与朝政之奄宦，无奉行奄宦之朝政。今夫宰相六部，朝政所自出也；而本章之批答，先有口传，后有票拟；天下之财赋，先内库而后太仓；天下之刑狱，先东厂而后法司；其他无不皆然。则是宰相六部，为奄宦奉行之员而已。人主以天下为家，故以府库之有为己有，环卫之强为己强者，尚然末王之事。今也衣服、饮食、马匹、甲仗、礼乐，货贿、造作，无不取办于禁城数里之内；而外庭所设之衙门，所供之财赋，亦遂视之为非其有，哓哓而争。使人主之天下不过此禁城数里之内者，皆奄宦为之也。汉、唐、宋之奄宦，乘人主之昏而后可以得志；有明则格局已定，牵挽相维。以毅宗之哲王，始而疑之，终不能舍之，卒之临死而不能与廷臣一见，其祸未有若是之烈也! 　　且夫人主之有奄宦，奴婢也；其有廷臣，师友也。所求乎奴婢者使令；所求乎师友者道德。故奴婢以伺喜怒为贤，师友而喜怒其喜怒，则为容悦矣；师友以规过失为贤，奴婢而过失其过失，则为悖逆矣。自夫奄人以为内臣，士大夫以为外臣；奄人既以奴婢之道事其主；其主之妄喜妄怒，外臣从而违之者，奄人曰：“夫非尽人之臣与，奈之何其不敬也!”人主亦即以奴婢之道为人臣之道；以其喜怒加之于奄人而受，加之于士大夫而不受，则曰：“夫非尽人之臣与，奈之何有敬有不敬也!盖内臣爱我者也，外臣自爱者也。”于是天下之为人臣者，见夫上之所贤所否者在是，亦遂舍其师友之道而相趋于奴颜婢膝之一途。习之既久，小儒不通大义，又从而附会之曰：“君父，天也。”故有明奏疏，吾见其是非甚明也，而不敢明言其是非；或举其小过而遗其大恶，或勉以近事而阙于古，则以为事君之道当然。岂知一世之人心学术为奴婢之归者，皆奄宦为之也。祸不若是其烈与! 奄宦下 　　奄宦之如毒药猛兽，数千年以来，人尽知之矣；乃卒遭其裂肝碎首者，曷故哉？岂无法以制之与？则由于人主之多欲也。夫人主受命于天，原非得已；故许由、务光之流，实见其以天下为桎梏而掉臂去之。岂料后世之君，视天下为娱乐之具。崇其宫室，不得不以女谒充之；盛其女谒，不得不以奄寺守之；此相因之势也。 　　其在后世之君，亦何足责。而郑玄之注周礼也，乃谓女御八十一人当九夕，世妇二十七人当三夕，九嫔九人当一夕，三夫人当一夕，后当一夕，其视古之贤王与后世无异，则是周礼为诲淫之书也。孟子言“侍妾数百人，我得志弗为也”。是时齐、梁、秦楚之君，共为奢僭，东西二周且无此事。若使为周公遗制，则孟子亦安为因然；得志弗为，则是以周公为舛错矣。苟如玄之为言，王之妃百二十人，妃之下又有侍从，则奄之守卫服役者势当数千人。后儒以寺人隶于冢宰，谓周官深得治奄之法。夫刑余之人，不顾礼义，凶暴是闻；天下聚凶暴满万，而区区以系属冢宰，纳之钤键，有是理乎!且古今不贵其能治，而贵其能不乱。奄人之众多，即未及乱，亦厝火积薪之下也。 　　吾意为人主者，自三宫以外，一切当罢。如是，则奄之给使令者，不过数十人而足矣。议者窃忧其嗣育之不广也。夫天下何常之有!吾不能治天下，尚欲避之，况于子孙乎!彼鳃鳃然唯恐后之有天下者不出于其子孙，是乃流俗富翁之见。故尧、舜有子，尚不传之；宋徽宗未尝不多子，止以供金人之屠醢耳。 跋 　　明夷待访录一卷，姚江黄太冲征君著。同时顾亭林贻书，叹为王佐之才，如有用之，三代可复。是岁为康熙癸卯，年未六十，而自序称梨洲老人。万西郭为余言：徵君自壬寅前，鲁阳之望未绝，天南讣至，始有潮息烟沈之叹，饰巾待尽，是书于是乎出。盖老人之称所自来已。原本不止于此，以多嫌讳弗尽出，今并已刻之板亦毁于火。徵君著书兼辆，然散亡者什九，良可惜也。全祖望跋。 顾宁人书(丙辰一六七六) 　　辛丑之岁，一至武林，便思东渡娥江，谒先生之杖履，而逡巡未果。及至北方，十有五载，流览山川，周行边塞，粗得古人之陈迹；而离群索居，几同伧父，年踰六十，迄无所成，如何如何!伏念炎武自中年以前，不过从诸文士之后，注虫鱼，吟风月而已。积以岁月，穷探古今，然后知后海先河，为山覆篑；而于圣贤六经之旨，国家治乱之原，生民根本之计，渐有所窥，恨未得就正有道。顷过蓟门，见贵门人陈万二君，具稔起居无恙。因出大著待访录，读之再三，于是知天下之未尝无人，百王之敝可以复起，而三代之盛可以徐还也。天下之事，有其识者未必遭其时，而当其时者或无其识，古之君子所以著书待后，有王者起，得而师之。然而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圣人复起而不易吾言，可预信于今曰也。炎武以管见为曰知录一书，窃自幸其中所论，同于先生者十之六七。唯奉春一策，必在关中，而秣陵仅足偏方之业，非身历者不能知也。但鄙著恒自改窜，且有碍时未刻。其已刻八卷及钱粮论二篇，乃数年前笔也，先附呈大教。倘辱收诸同志之末，赐以抨弹，不厌往复，以开末学之愚，以贻后人，以幸万世，曷胜祷切!同学弟顾炎武顿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