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邠庐抗议 - 第 2 页/共 3 页

夫所谓可不可者，部费之到不到也，《汉书》云：所欲生则与生比，所欲死则与死比。专指廷尉言，今则转于吏、户、兵、工四部为甚。无他，利之所在耳。每部不下千人，其渠数十人，车马、宫室、衣服、妻妾之奉，埒于王侯，内外交结，隐语邮书，往来旁午，辇金暮夜，踪迹诡秘，莫能得其赃私都数。尝与一绍兴人拟议，吏部四司，岁约三百万；兵部官少而费更巨；户部有监漕，工部有河工，计四部岁不下千万。外省大小衙门人数尤众，婪赃更多，更不啻千万。究银所从来，国家之帑藏居其三，吾民之脂膏居其七。今天下之乱，谁为之？亦官与吏耳，而吏视官为甚。顾氏炎武谓之养百万虎狼于民间者是也，虎狼何知？但知搏噬，噬民不已，继以噬国，无足怪，独怪国家之必养此虎狼何居？正名定罪，非尽杀不可，然非一杀之而即已也，杀一虎狼，复养一虎狼，其噬人自若，是今之吏之不可复用也明矣。 考《周礼?太宰》：陈其殷，置其辅，郑注：“殷，众也，谓众士也。辅，府史，庶人在官者。”夫辅非贱简之名，又与士同列，知古不以吏为贱役。汉武帝时，卒史皆用通一艺以上者。唐高宗诏诸司令史考满者，令试一经。吏宜通经，古之道也。元时小吏可致宰执台谏，明亦有吏员累官卿贰者。况钟为郡，尤有贤名。中叶以后，始贱吏不用，非初制也。钱氏大昕曰：“元时士人皆乐为吏，而吏亦知自重。自士大夫之于吏，以奴隶使之，盗贼待之，而吏遂无所用。”旨哉斯言！今日之用吏，殆以国计民生全付之奴隶、盗贼也，可乎哉？既不能不用之，即宜有以尊之。惟今日吏之贱中于人心，骤尊之清流犹不就也。窃以为既如前议改例之后，案牍减大半，外官可并其事于幕，而名之曰幕职，略仿唐制，与以入仕之途，不得以游闲之人为之。由郡县学山长择诸生中有才有行而文学中平，历三试不中式者，送郡县充选，兼准应试。九年无过，叙丞簿官候选，始脱试籍。丞倅佐贰等官，于郡县分聘一人，大吏及部院皆由郡县择其尤上之。今制惟军机处不设吏，以章京治文书，苏拉仅供无走之役，故流弊较少，亦部院可以幕职代书吏之证也。此幕职一途，与科目、荐举二途并用，惟不得入翰林及为大学士，稍示区别，其余迁擢无稍轩轾。又荐举可不由诸生，而幕职不得不由诸生。著为令，如此则人知自重，舞文黩货之风庶几少衰息乎。 折南漕议 《禹贡》：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銍，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此古圣人转输之法也。宋人诗有云：自古有良法，一州食一州。诚哉是言，盖不闻仰给于数千里之外，而无百一之闲阻者。然则求裕京仓，莫若兴西北稻田，而稻田非可计年奏绩也。惟有于天津、通州、京仓三处，招商贩运米麦杂粮，而令东南诸省折解银两，俟有成效。并停东豫粮运，最为简法。 京仓支用以甲米为大宗，官俸特十之一耳；八旗兵丁不惯食米，往往由牛录章京领米易钱，折给兵丁买杂粮充食，每石京钱若干千，合银一两有奇，相沿既久，习而安之。咸丰九年，有以某牛录扣米勒折控部者，以历年已然，各旗皆然，某牛录得从薄谴。惟官俸亦然，三品以上多亲领，其余领票辄卖给米铺，石亦一两有奇；赴仓亲领者，百不得一。然则南槽自耕获征呼驳运，经时累月数千里，竭多少脂膏，招多少蟊蠹，冒多少艰难险阻，仅而得达京仓者，其归宿为每石易银一两之用，此可为长太息者也。且也嘉庆中协办大学士刘权之疏有云：南漕每石费银十八金。不曰二十金而曰十八金，必确有所见。魏氏源驳之谓止四金，其说甚谬。［注，魏氏云：每船受米六百石，帮费洋千元，不过每石一两有奇。不知六百石内交仓正耗米仅四百余石，六百石帮费皆应在四百石内通摊。魏氏误会。一谬也；彼时松白粮帮费有多至贰千六七百元者，魏氏不知。二谬也；又云漕项连行月银米每石一两，考行月等一切米价几及一两，银尚在外。魏氏误算舛错，三谬也。所驳无一是处］以今计之，浮收［帮费或海运经费皆在内］漕项也，［给丁苫盖各费在内］漕项之浮收也，给丁耗米、行月米、五米、贴运米、给还米等也，缮军田租也，漕河工费也，漕督粮道以下员弁兵丁公私费用也，虽不能得其确数，大约去刘说不远。乃其归宿为每石易银一两之用，此又可为长太息者也。则何如援照成案，每石折银一两肆钱，解京发饷，直截了当，有增无减，兵心必大喜。惟是领折买食，可以相安者，仍以岁有南粮二百余万石，流通市中之故。若市中骤少此二百万石实米，则一切杂粮腾贵，兵丁领折之后，何从买食？计二百万石可食六七十万人，是六七十万人无所得食矣，此宜为之地者也。今议京、通、天津三处，招商运粮，宜于免门关税外，援粮船带免他税之例，定为运粮若干石，准免他税若干，著为令，仍以时查报粮数，务合近年南漕糙白米之数，不足则设法招徕，或用盐务倡导故事以足之。谚云：价高招远客。部门百货所集，即川、滇、闽、广之产，尚可咄嗟立办，一旦南粮不来，米价贵即杂粮随之而贵，又有带免他税之例。近畿杂粮，连樯击毂不待言，人特不可一日不饱，米麦杂粮同归一饱，且玉田、丰润等县产米不少，近更有牛庄米南运上海者，本不患无米。况近来商贾路窄，一闻北地价贵，必趋之若鹜，更不患无米。但令市中有米，即不必官中有米，更宜官中多筹一年之蓄，按年粜陈籴新，为有备无患之计，则转胜于从前之年销年款，而成万全之策矣。如是则南民所完之数，即北兵所得之数，国家无毫厘之损、闾阎节赍送之资，而且所谓漕项以下款目一切可省，合计之奚啻千万两，大利民，大利国，何惮而不为哉？ 或曰：海运行之十余年有效，盖仍旧贯？不知一行海运，不特多出运费，且上仓运沪，一交涉于官吏之手，百端折耗，虽简于河运，仍复不少，两湖江安尤巨。虽出自民间，而其归宿为每石易银一两之用，又何苦令万家膏血多掷虚耗耶？至于前议稻田利兴，则数年之后无事南米，更善之善者矣。若河运一废不可复，稍有识者即知之，而咸丰九年枢臣犹请复河运。噫，尚何言哉？文庙圣明，得寝其议，意外之幸也。 利淮鹾议 顾氏炎武据李雯议，盐宜就场定额，一税之后，不问其所之，天下皆私盐，天下皆官盐矣。谓其说凿凿可行，又引杜诗“蜀麻吴盐自古通”句，又以昆山多食淮私，而功令行浙盐，为掩耳盗钟之政。其意盖欲撤一切疆界，以实其不问所之之法，似亦探本穷源之论。余少时读而善之，洎后修《盐法志》于扬州，又躬履盐场，始知李说书生之见也。 淮南盐价每斤约银五六厘，课约银一分；淮北官定盐价每斤银一厘五毫，课约银六厘。是所谓一税，直俄顷而举盐价一倍之、五倍之也，谁则愿经此一税者？利之所在，人人趋之，灶户、商户、船户、兵役、百执事等，无一非漏私之人，官能防之乎？况官亦庸足恃乎？滨海数百里，港汊百出，白芦黄苇一望无际，村落场灶零星散布于其间。不漏于近署，漏于远地矣；不漏于晴霁，漏于阴雨矣；不漏于白昼，漏于昏暮矣。何地可禁？亦何时可禁？当下一转语曰：天下皆官盐，天下皆私盐矣！国初虽无帑利，而课额已不少，其时百物皆贱，盐价必有贱无贵，情事宜相等。李氏乃为此说，毋乃傎乎？ 票盐之始，《明史?食货志》载：嘉靖中，山东、两浙令山商每百斤纳税八分，给之票，每年收银二千余两。浙江《盐法志》则称：嘉靖中两浙巡盐御史李遂，行票引于黄岩等场，每张照盐三百斤，置票九万张。又称厥后渐广，是又不止九万张之数。计九万张已得银二三万两，所谓广者、山东犹不与。《明史》所载殊未尽，魏氏源《票盐记》仅引《明史》，则考之不审也。此近于就场定税，特不能不问所之，为折中之法，陶公澍行之淮北而大效，陆公建瀛于淮南踵行之，亦两纲全课悉举，为数年所未有，而訾毁蜂起，则纲领是而条目非也。 今议盐法舍是更无良策，亦于票盐中求其尽善斯可矣。其法有四： 一、廓清窠臼也。凡事委曲繁重，皆弊薮也。票法已从简易，然尚有可议者，减引而转带乙也，挽上六闸也，仪征改捆也，桐城等江运入岸仍归专商也，宜一切铲除之，于三江营一带相地立局，为交税及场船交盐、江船受盐之所。每纲仍用旧额一百三十九万余引，加入岸七万余引，并入淮南，每引四百斤，分两包，就场定捆，以后经卡掣验，永不改捆。酌定正杂课经费，一律定额，其湖运淮北天长一岸，亦宜归并淮南，照高宝食盐办理。运商凡招三种，一自场运江，一自江运岸，一自岸运各州县。无谕官绅军民皆准承运，凡旧商旧引概不轇轕。 一、平减赋则也。票法宗旨，在于轻本敌私，能敌私则前纲早竣，后纲继之，盐出于海而无穷，与稍多何害？利归于官而不绝，取稍少何害？不能敌私，则私盐占之，利不归官，盐溢于海，何益之有焉？若如刊册课目，斤税几及一分，实已过重。［辛亥改章亦以其过重，每引加带一二百斤，然票盐仍不获利］为今之计，莫如奏芟帑利、参价二款。帑本早没于旧商，帑利转责之新贩，旧商税整，可以分参若干两，新商税零，不能折参若干分，徒使价出商资，参归官橐，二者皆名不正言不顺，而帑利百余万，厥数更巨，实滞销之原，必应删薙，以轻成本。 一、制造洋船也。拟造容五六百墩［可容盐二千余引］轮船十，安庆、九江、汉口三处牵算，月得往来，三岁得往来三十六，凡运盐七八十万引。更用舟尾系舟之法，即全纲可举。又回舟可带米二三百万石，统计往来舟值。视江船常价有减无增。而运行之速则十倍，且轮船质坚力猛。所遇辄糜碎。海口捕盗。往往见盗船即前触之，并可兼巡私之用。计无便于此者。 一、广建盐仓也。向来运盐，舟笨而迟，到岸已须累月，守卖动辄经年。多一日停泊，即多一日费用，且多一日偷漏。水火之虞，意外乘之，整轮散轮还相为弊。且今议洋船运盐，工食更巨，有不可停泊之势。一入于仓，则防范易于舟，僦直少于舟。且可时其贵贱，酌其缓亟，而多寡其运数，令各场各地，永无多盐、缺盐之患。凡盐一年之后，质坚不复淋卤。向时盐船守候本须逾年，是即久储仓中，亏折仅等。三江营、安庆、九江、汉口四处皆滨江，于建仓甚便，乃从来不闻议及，何耶？ 或又曰：盐课中有按丁加斤之目，则盐课之数原准丁数。今以各省地丁三千万，盐课六百万计之，盐课当地丁十之二，径于地丁中加十之二为盐课，亦简易之法。不知赋税之事，减顺而加逆，非万全之道。且果行之，异日度支稍乏，必议重征盐税，是适为秕政之地，未敢轻于立论也。至两淮引地课额居天下大半，两淮举而余可勿论矣。 改土贡议 今天下之大害，大都在上下两损，而归于中饱。有专蠹国不蠹民，官吏转率民以蠹国者，营兵也，河工也，盐务中诸色人等也。有专蠹民不蠹国者，钱粮也。［近苏省年年灾缓，正供减而浮费转增，则亦兼蠹国］有国与民交蠹者，关也，贡也。而关之弊难除，贡之弊易除。 夫任土作贡，古之制也。《禹贡》《周官》所纪详矣。我朝定鼎之初，特诏蠲除故明各道额解物产，户、工二部则例，称岁需上供，令有司支款购解，不责之民间，良法美意，亘古所未有。惟是日久弊生，亦有不能不蠹国，蠹民而归于中饱者，所宜亟为变通矣。 夫贡之弊，大抵藩库给有余之价，内外书吏，多方折扣需索，以使之不足，则敛众商钱以济之，谓之“贴差”。其有例价本不足者，亦令众商赔贴，或令著名脂膏之员赔贴。然赔贴于本务者微，赔贴于中饱者巨，此其大较也。而自监督织造承办者，兼以扰民，其弊倍甚。试以一事言之。苏州岁贡龙衣一箧，辄支千金，用万斛舟，具仪卫，由运河北上，日行数里。遇民舟阑之索钱，以舟之大小为差，民船避之如寇贼。逾江淮则民风悍，稍敛迹。值水涸，舍舟而陆，则尽弃仪卫，捆载小车下，但曳小旗曰“上用”而已。然则前之铺张扬厉，何为者邪？又余往岁典广西试，抚部祥符周公之琦，属寄抚吏与部吏书一，元宝一。询之则曰：广西土贡面粉，岁额数斤，质下致远辄霉变，但致印纸，属吏购京面封完进之，以元宝充各费，岁以为常。余闻之喟然曰：一细事而欺罔贿赂无不至，大者、远者何如也？ 今议变通之法。京师为万商渊薮，发价购采，何物不有？考《会典》所列户、工二部土贡，有本不出其地者，如江苏之铜锡、木蜡、桐油之类。有不必出其地者，如四川之马及米，广西之马之类。皆宜删之。有非其地不出，而京师又不时有者，始由其地进纳。可由本省引见各官及本籍病痊服阕各官带解。尚何前弊之有哉？ 罢关征议 谚云：关无善政。今验之而信。过而不留，散而无纪，主关者不能一一临视之也。即能之，而丈量之不谙，货值之不别，隐匿转换之不可知，虽视犹不视也。于是乎寄耳目于一切之人，自傔从而吏胥、而差役、而拉纤人等，［商吏不相识。其居间人曰拉纤］千百辈之身家妻子，攒食于一关矣。闻粤海故事，司阍二人月支薪水各八百两，签押四人半之，余执事及各小口长随以千数有差，此固非他关所有，然浮费之多莫甚于关，亦可想见。至完税之法，试以所闻浒墅关一端言之。运米百石者，关吏教之报三十石，验过则云实米四十石，应倍罚作八十石，仍少完二十石，若实报百石，所费且不止百石，其弊如此。大抵田赋之数，民之所出者二三，而国之所入者一；关税之数，民之所出者十，而国之所入者一。然而州县浮收，往往滋事，而关税则否者，农心齐，商心不齐也；农不可他适、不可徙业，商可他适、可徙业也；农不能增其获以偿赋，商能增其价以偿税也；农之所谓二三者多加乎一之外，商之所谓十者不甚加乎一之外也。故关之弊，不甚病商而转以蠹国。 承平既久，生齿益繁，需用益多，通商益广，以理言之，关税宜倍增。乃数十年来征数日绌，亏空日多，转不及曩时所定户、工二部四百六十万之额［通商各口在外］，其咎安在？尝阅英国《财赋志略》：咸丰二年，岁入四千八百余万，内关税一千八百余万。又云：六年岁入七千余万，不言关税若干。一通事云：七千余万中，关税之增最多。夫彼国通商增广，固不止中华，而中华实大宗，彼增而我无增，不惟无增而且益减，何哉？不实征，不实解也。夫彼之能实征实解者，吾见之江海关矣。货物进口，彼鬼役持帐来易我单，即凭单令我役运岸，不闻运单中所无之一物，亦不闻自运一物［亦有奸商漏税，当别论］。夫以今日之夷焰，若以吾吏，吾商处之，必十漏七八，我亦无如何，而彼不为也。于我关如此，即于彼关可知。 往尝谓洋钱重七钱三分，实纹六钱五分，余铅八分，中国行用辄当银八钱以上，其中国仿造者，虽无铅亦不行，何则？识其为夷制，即可信其有实银六钱五分，若彼杂以铜铅，亦非我所能识别，而彼决不为，是以通行。侯官林文忠公造银饼，初亦便用，未几即质杂，市中析之为零银，银饼遂废。又今夷市，我购彼货，先银后货，彼购我货，先货后银。甚有寄贩名目，与货后辄扬帆西去，一年为期，赢缩惟彼所命者，要之彼不能信，我断不敢与之交易，而通商之局散矣。夫子曰：言忠信，虽蛮貊可行。不谓蛮貊能信，我乃为蛮貊所行，可为太息！今观于关务，而益慨然于彼之能信，我之不能信也。 夫我之不能信，为隐微深痼之疾，非一朝夕之故，骤欲其洗心革面，断有所不能，莫若举各关而尽撤之，京门则复讥而不征之法，以税额入诸厘捐以代各关，责成地方官会同绅董治之，厘捐立法尚新，依为蟊蠹者宜少，即亦散而无纪，尚非过而不留，脱有弊窦，有踪迹可寻，有人证可指，比之关政，犹彼善于此，特不得多设卡栅，招引关蠹，无关之名有关之实而已。且厘捐者，市征也。《王制》：“市廛而不征，关讥而不征。”孟子言文王治岐，关市讥而不征，而《周礼》有关市之征，是其法必始于殷之衰，文王去之，周公又行之，春秋、战国无改。［《管子?霸形篇》“关讥而不征，市书而不赋”，是管子亦尝云之］孟子欲复文王之治以复古，虽以周公之法而不谓然也。即今制固亦有关征无市征也，［落地税以济关征之穷，非市征］增厘捐而关、市并征矣。厘捐之弊，恐将如宋陈遘之经制钱、翁彦国之总制钱，流毒无穷，择一而废之，又曷可缓哉？ 节经费议 国家经费有常，惟宗禄无定额。《会典》诸书：奉恩将军以上俸数皆不录。闻近来岁支三百余万，十倍于国初，此宜与以限制者也。成周以后，诸史所纪，待宗室寝薄，至有明而极。本朝亲亲之谊，远迈前古，非臣下所敢轻议。惟是二百年间，度支已十倍，浸假而商祀六百、周祚八百，将至数千万，况万年有道之长乎？固知将来之必出于限制，何如早为之限制？限制之法，亦无过《礼》所谓“亲亲之杀”而已。更宜仿采地之制，分授庄田，以易银米，斯万世无弊矣。至八旗生齿日繁，世复一世，尤难亿计，孽生无穷，兵额有定，其何以支？恐养之适所以窘之也。周之丰镐亦画井田，汉之丰沛无过赐复，不闻龙兴旧区，世世子孙皆仰食县官之理，应请拨留都、畿辅、西北口间田，仿照乾嘉间伊犁锡伯营之法，推广驻防，膂力及格者为兵，不及者为农，分地兴屯，成熟之后，永为世业。勿惑于止能荷戈、不能荷锄欺罔之说。［康熙七年，四川提督某疏］愿别置田产长子孙者听，其外任罢官及因依亲族不愿回京者亦听。惟孽生年岁，咨旗存案，以备稽考。诚今日之至计也。抑更有议者：我朝自萨尔浒一役之后，大兵所至，天下无敌。洎乎雍乾，禁旅之威犹震海内。假令今日有此兵十万，何患乎外侮，何患乎内讧？而今旗兵殊不然，此何以故？承平日久，敝化奢丽，膏粱多而藜蕾少，染汉兵习气而殆过之。另议非武生不得充兵，非力举若干斤不得充武生，满汉一律，正以此也。夫禁旅至重，宜极天下之选，不得以旗籍而迁就之，应请于亲军护军前锋、健锐、火器等三营中，严加甄别，及格者留之，不及格者黜之。于绿营中挑补班于旗兵下，以示区别。斯循名责实之道得矣。 筹国用议 古不以银为币，唐时用银不过蛮市，明初用钞用钱禁用银，中叶后银始通行。顾氏炎武著论，用钱废银，意在复古。余往时见银价日贵，农田出谷而国课征银，准折消耗，民不聊生，未尝不以顾氏之论为善。乃自五口通商，而天下之局大变，从此以银为币之势已定，虽五帝三王复起不能改也。盖今以合地球九万里为一大天下，中国仅十有五分之一耳，其十有四用银，而其一不用银，犹之十有七省用银，而一省不用银，行乎不行乎？ 曩尝谓市易之事，贵征贱，贱征贵，势之所趋，有莫适为主，而一成不可变者，即如钞币一法，虽以天子之命不行，斯不行耳，严刑峻法曾不足动其毫末，征诸古而皆然，验之今而益信。且夫钞亦幸而不可行耳。若其可行，则银且尽为诸夷所有，一旦有事，钞币无从支银，百万资财，俄顷片楮，而银之重中于人心，权势遂尽移于有银之诸夷，几何不为闽省前年之事。［注：行钞令下，闽省发银若干万，立官店以司出纳，凡以钞支钱者无折无扣，钞遂通行，兵饷数十万，皆领钞不支银，他款亦然。藩库充仞，一旦寇警，支银者踵至，不给即汹汹滋事，乃倾库与之，仅以无事，此亦行钞币之一鉴］然则居今日而言裕国宜何从？曰：仍无逾于农桑之常说，而佐以树茶、开矿而已。西北水利已具前议，又不独西北也，大江以南之农恒勤，大江以北之民多惰，山左舒君梦龄宰皖北，以地多旷土，募江苏人教民耕之，［注，明洪武三年，徙苏松嘉湖杭州无业者，田临濠，凡四千余户，给牛种资粮以遣之，三年不征税，续徙者亦如是，当是时徙民最多］民辄曰必尔始得食，宁饿死耳。噫，何论东豫哉？是宜劝之董之，务有以变之，俾无旷土而后已。 且也东南诸省兵燹之后，流离死亡，所在皆是，子遗余黎，多者十之三四，少者十不及一。人少即田荒，田荒即米绌，必有受其饥者，是宜以西人耕具济之，或用马，或用火轮机，一人可耕百亩。或曰，我中华向来地窄民稠，一用此器，傭趁者无所得食，未免利少而害多。以今日之论，颇非地窄民稠之旧，则此器不可常用而可暂用也。又中国积岁兵荒，丝市减十之六七，而夷船所购数倍往时，故蚕桑之利，近年更普。往尝谓古无棉布，以麻葛为布，故老者非帛不暖，而桑与农并重。至拔茶树桑，传为善政，更由当时以绢为币之故。自木棉入中国，似蚕桑非贫民急务矣。然由今日观之，则茶桑又并为富国之大原也。上海一口贸易岁四五千万，而丝茶为大宗，彼以鸦片，洋货相抵犹不足，必以银补之。设使彼有鸦片，我无丝茶，中国早不支矣。劝桑亦具前议，至茶宜于山石起巉，不能生他木之处，若推广种茶，其利不可胜计。 开矿一事，或疑矿税病民，矿徒扰民，且碍风水。不知风水渺茫之说，非经国者所宜言。开矿非利其税，即经费之外全以与民，不失为藏富之道。矿徒非贼比，在驾驭得人而已。诸夷以开矿为常政，不闻滋事，且夷书有云中国地多遗利，设我不开而彼开之，坐视其捆载而去，将若之何？又夷书动言鸦片害人宜禁，将来和议既固，理晓诸夷，彼禁贩运，我禁吸食，即仍修吸食者斩之旧令，亦未尝不可徐议之也。裕国之道，不外乎此。 杜亏空议 今直省积欠之数以千万计，前此未有也。积欠之故在于亏空，亏空之故在于挪移，挪移之故在于漫无稽考。以一县之主，独操出纳之权，下车之日，公用后而私用先，室家妻子之百需，旧逋新欠之交集，大抵有收管而无开除，惟所指挥，莫敢过问，迨上司知之而亏空久矣。于是因亏空而清查，清查一次，亏空又增多一次，徒费笔墨，无益帑藏。 欲杜亏空，惟有宽既往而严将来之一法。清查之后，删去摊赔弊政，力能弥补者，以一年为限，即以限满日实在之数为定，各员论罪，视常例未减，嗣后如有亏空一钱者，杀无赦。更定稽查之法，在以四柱册公之于众，大堂左右按日揭榜，旧管新收列左，开除实在列右，其法务详务尽。如征收某都图某户钱粮若干，必书细数，收银后本日给串，本日列榜，月终用活字板印征信录四柱册百本，备列全榜，分送上司各图绅士惟遍。如某户完粮而榜册不列者，许揭府，立与重赏。有经手解领开除之款与榜册数不符者，赴揭亦如之。大吏宜用汉高驰入赵壁夺张耳，韩信印符之法，非时遣员飞骑察之，有弊者论如法。至地方公款，如义仓之类，以绅富领之而州县登其数，富民无侵蚀之理，而官绅水火成积习，必无庇护，且可节州县句稽之烦。此杜亏空之法也。 虽然，必前议十倍养廉之法行，此说始可行。不然者，终不行，强行之必多方以肆其荼毒，害有甚于亏空者，可畏也。 复陈诗议 如后世之言诗，止以为吟咏性情之用，圣人何以与。《易》、《书》、《礼》、《乐》、《春秋》并列为经？谓可被管弦荐寝庙，而变风、变雅又何为者？尝体味群经而始知，诗者，民风升降之龟鉴，政治张弛之本原也。《左传》：师旷引夏诗曰“遒人以木铎徇于路，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礼》曰“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郑康成曰“陈诸国之诗，将以知其缺失”。圣人盖惧上下之情之不通，而以诗通之。旁考传记，黄帝立明台之议，尧有衢室之问，舜有告善之旌，禹立谏鼓而备讯矣。春秋时，晋文听舆人之诵，子产不毁乡校。《汉书?食货志》：“孟春之月，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故曰王者不窥户牖而知天下”。《风俗通》曰：“周秦帝以岁八月遣輶轩之使采异方言，还奏之藏于私室。”《管子?大匡篇》：“凡庶人欲通，乡吏不通，七日，囚。”《公羊》宣十五年传注：“从十月尽正月止，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户尽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无非求所以通上下之情，而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微而显、婉而讽，莫善于诗。后世以为迂阔而废之，宜乎上下之情之积不能通也。 上与下不宜狎，狎则主权不尊，太阿倒持而乱生。上与下又不宜隔，隔则民隐不闻，蒙气乘辟而乱又生。三代以下，召乱之源不外两端：下所甚苦之政而上例行之，甚者雷厉风行以督之；下所甚恶之人而上例用之，甚者推心置腹以任之。于是乎鸾鸱可以不分，鹿马可以妄指，沸羹可以为清宴，嗷鸣可以为嵩呼，五尺童子皆以为不然，而上犹以为然。不特此也，今世部院大臣，习与京朝官处，绝不知外省情事；大吏习与僚属处，绝不知民间情事。甚至州县习与幕吏丁役处，亦绝不知民间情事。蒙生平愚直，间为大吏及州县，纵言民间疾苦，多愕然谓闻所未闻者。此上下不通之弊也。另议重儒官、复乡职、公选举，亦为通上下之情起见。今议复陈诗之法，宜令郡县举贡生监，平日有学有行者，作为竹枝词、新乐府之类，钞送山长，择其尤，椟藏其原本，录副隐名，送学政进呈。国学由祭酒进呈，候皇上采择施行。有效者下祭酒、学政，上其名而赏之；无效者无罚。诗中关系重大，而祭酒、学政不录者，有罚。九州之大，万口之众，果有甚苦之政、甚恶之人，宜必有长言咏叹以及之者矣。夫文人结习，感时触事，莫或使之，犹将矢口成吟。今有赏以动其奋兴，无罚以绝其顾忌，不显主名，使无丛怨之虑；不讳姓名，使无告密之嫌，导之使言。如是有不明目张胆直言无讳乎？ 顾或谓：何不径复有明举贡生监许上书故事？则又有所不可。何以言之？汉王咸举幡太学下，上书救鲍宣；陈蕃率诸生入承明门，白大将军无罪；晋嵇康将刑，太学生请以为师；唐鲁傥等诣阙留阳城，宋陈东率诸生请用李纲杀蔡京等。百世下犹称之。然柳宗元与诸生书，论留阳城事，极言向时太学生聚为朋曹，侮老慢贤，恶言斗讼诸习。今乃奋志厉义，出乎千百年之表，以为时异人异。周密《癸辛杂识》称：景定之末，三学横恣，至与人主抗权，动以坑儒恶声加之。贾似道作相亦无如何，惟以恩结之，为之加餐钱，宽科场恩例。及贾去，上书赞美挽留，有元老、周公之目。是唐、宋时太学，有善亦有弊如此。今江河日下，未必不如唐、宋时，脱稍假以权，有不为唐、宋之为者几希。今仅许其陈诗，不令呼群引类以启党援，不令投匦击鼓以近讦讼，庶几无流弊乎。 又今制：民有冤亦许叩阍京控，顾愿民不敢为，骜民不知为，大率奸民始为之，故虚者十之九，实者十之一。迨交原审衙门复谳，则并其一而虚之，坐诬而已，加等而已，而沉冤遂以终古。然此特一人一家之冤也，浸假而一乡冤，浸假而一境冤，于是乎骜民倡，奸民从，愿民为所胁，而大乱以作，亦上下不通之弊。陈诗之法行，即有一人一家之冤，断无一乡一境之冤矣。事有似迂实切，似闲实要，似小实大者，此类是也，要亦行古之道也。虽然，此犹言乎僻远之难知者也，民隐之难见者也。上下不通之故，更有其至近至显，不待陈诗而通者，如京师之内要路私书也，职官挟优也，科场关节也，十人而七八也。乃间或数年兴一大狱，罹此者居然论如法。夫圣人之治天下曰平，两人同罪而异罚也已不平，况千人同罪而独罚乎？此宰相大臣以下无不知，所不使知者皇上而已。一似数年中骫法者不过此数人，近者、显者如是，远者、隐者可知，然则上下之情之不通也久矣。 变科举议 昔年侍饮先师林文忠公署，客或曰：“时文取士，所取非所用。”坐有龙岩饶孝廉廷襄，夙有狂名，公故人也，已被酒，谩曰：“君为明祖所绐矣。明祖以枭雄阴鸷猜忌驭天下，惧天下瑰伟绝特之士起而与为难，以为经义诗赋皆将借径于读书稽古，不啻传虎以翼，终且不可制。求一途可以禁锢生人之心思材力，不能复为读书稽古有用之学者，莫善于时文，故毅然用之。其事为孔孟明理载道之事，其术为唐、宋英雄入彀之术，其心为始皇焚书坑儒之心，抑之以点名、搜索防弊之法，以折其廉耻。扬之以鹿鸣、琼林优异之典，以生其歆羡。三年一科，今科失而来科可得，一科复一科，转瞬而其人已老，不能为我患，而明祖之愿毕矣。意在败坏天下之人才，非欲造就天下之人才。君为此论，明祖得毋胡卢地下乎？”于是文忠举杯相属曰：“奇论，宜浮一大白！君狂态果如昔。”一笑而罢。 余小冠末坐，不敢置一词。退而思之，洪武中尝停科目十年，继又与吏员荐举并用，如典史擢都御史、秀才擢尚书、监生擢布政使，登进之优殆过之。其专用科目在隆庆以后，固知孝廉非正论也。且有明国初之时文，未尝不根抵经史，胎息唐、宋古文，程墨有程，中式有式，非可卤莽为之。嘉、道以降，渐不如前。至近二三十年来遂若探筹然，极工不必得，极拙不必失，缪种流传，非一朝夕之故，断不可复以之取士。穷变变通，此其时矣。 旷览前古，取士之法屡变，而得人辈出，莫能轩轾。论者谓盂圆则水圆，盂方则水方，任以何法取之，所得不外此若而人。柳宗元《送崔子符罢举诗序》曰：“惟其所尚，又举移而从之。”可谓通论。何以言之？盖以考试取士，不过别其聪明智巧之高下而已。所试者经义，聪明智巧即用之经义；所试者词赋，聪明智巧即用之词赋，故法异而所得仍同。然所试之事太易，则聪明智巧之高下不甚可辨。考八股始于王安石令吕惠卿、王雱所撰熙宁大义式，元祐间中书省即言工拙不相远，难以考试，盖言太易也。至今日之时文而易更极矣。 顾氏炎武谓：“科场之法，欲其难不欲其易。”诚哉是言。盖难则能否可以自知，中材以下有度德量力之心，不能不知难而退，而觊幸之人少矣；难则工拙可以众著，中材以上有实至名归之效，益愿其因难见巧，而奋勉之人多矣。且也多一攻苦之时，即少一荒嬉游冶之时；多一键户之人，即少一营求奔竞之人。文风振焉，士习亦端焉，而司衡校者，优劣易以识别，不致朱碧之迷离，高下难以任心，无敢黑白之颠倒，亦难之效也。 至于所谓难者，要不外功令中之经解、古学、策问三者而已。宜以经解为第一场，经学为主，凡考据在三代上者皆是，而小学、算学附焉。经学宜先汉而后宋，无他，宋空而汉实，宋易而汉难也。以策论为第二场，史学为主，凡考据在三代下者皆是。以古学为第三场，散文、骈体文、赋、各体诗各一首。［注，宋高宗立博学宏词科，凡十二题。制、诰、诏、表、露、布、檄、箴、铭、赞、颂、序，杂出六题，分为三场，每场体制一古一今］三场各一主考而分校之，盖合校则有所偏重，其弊必至以一艺之优劣为去取，不如分校之善。宜令科甲出身七品以上之京官，每场各举堪任考官、同考官者三人，交军机进呈，发部汇为一册，以得保之多少为先后，届期部拟前列而异籍者十人听简，多拟以备简，以绝流弊；不拟者勿简，以示大公。扃试事宜，一如旧制，惟体制既多，怀挟无益，搜检可视旧加严，搜出者焚之逐之而不与罚。三场各编各号，分送三考官，各视原额倍中。送监临官，核其三优者作为举人。两优者作为副贡，一优者从其廪增附之旧，而作为廪贡、增贡、附贡。次科副贡得一优，廪增附贡得两优，皆准递升。不论经策古学，一体并计。盖专精与兼长也足相抵。会试一切如乡试法，而以三优者为贡士，两优、一优为副榜，如中正榜誊录之法，下科准并计。殿试亦分三场，而删复试。朝考仍得相准，惟减其篇数，令穷日之力足办。钦派读卷官三人，各分去取。部臣汇核，首列三优，次列两优、一优，皆以经、策、古三者间列，周而复始，即为长榜。分三甲进呈钦定，胪传授职如旧仪，至学政令大小京官举三事兼长者为之，亦不论省分官职之大小。童生县府试三场，不复试，以归简易。学政试三场，皆分取倍原额，提调汇校，以三优者为附生，两优、一优为佾生，仍籍之与下届并计。 生员则于新章初试后，即序三优、两优、一优造册，以后历试，皆并计优之多少，随试而变。又与山长保优册参互定册，学政主之。惟山长不保优者不与贡，遇有拔、优、恩、岁贡及廪增阙，皆按册序补，拔、优、恩、岁贡考试皆省之。经岁科十试，各从其廪、增，附之旧，而作为廪监、增监，附监准出学。其捐贡、捐监一概停止。生童游京师者，令寄大、宛应试，一如原籍。以人数定额，生员许并计原资，咨回原籍者亦如之。凡国学、天下学校、书院，皆用三事并试，通籍后不得再试。国家进贤，将以治国安民，而求之文字中，只以俦人无从识别，为此不得已之法。登诸朝矣，试以事矣，方将磨厉以经世之具，而犹令其留恋占毕何为者？夫侍宴赋诗，赏花钓鱼，从容文雅，犹是虞廷赓歌之意。至京朝官而命题扃试，古之所无，二三品之官、五六十之年，系眼镜、习楷书，甚无谓也。自散馆、大考、试差、御史、军机、中书、学政等试，可一切停罢矣。 改会试议 国家将收养士之报，宜求恤士之方。四民中士最贵，亦最贫。商贾无论已，农工勤力，类能自给，独安分读书之士，修羊所入，辄不足以赡八口。平日之苦，已逾平民，及应试则舟车、庐舍、糗粮，以及代馆事、备试卷，随在需费，其苦又甚焉。省试途较远，时较久，其苦倍甚焉。至会试，则必弃置平日佣书之地，聚粮治装，间关跋涉数千里，经时逾年，劳费十倍，其苦益甚焉。计集阙下数千人，素封便家十不一二，中人之产往往为之中落，况寒素乎？谚谓：“举人为破家之子，亡命之徒。”又云“举人老，盘川少”，不虚也。借贷不足，继以典质；典质不足，继以干求。弱者暮夜乞怜，丐富贵之润；强者乡曲武断，分官吏之肥。寡廉鲜耻，坏法乱纪，习为固然。得志则移以莅官，安望其为国为民乎？不得志则益纵恣无所不为，黄巢、李岩辈，特其尤甚者耳。其间循分自爱者，裹足不前而已。远省举人一试不中，或毕生不能望国门，虽有皋、夔、伊、旦之才，不且终身屏弃者哉？此事有害于士，无利于国，其究也大害仍归于国，在上者所宜动心也。 窃意生监骤得举人，论其进阶，在举人得贡士之上，功令可畀乡试考官以举人之权，何不可以贡士之权并畀之？应请乡试榜发后一月，即于省闱借地会试，定为若而人取一人，一切如乡试法。中式者始令进京殿试，是亦恤士之一道也。 广取士议 明初取人之法，三途并用，科目也、吏员也、荐举也，可谓广矣。独惜其所以行此三者之未善也，专重时文，用科举之未善也；流品不别，用吏员之未善也；至于荐举之权，宜用众不宜用独，宜用下不宜用上。历代用人，大都宰相举百僚，长官举属吏，夫知人则哲，惟帝其难之。宰相以一人之耳目，收天下之贤才，遗固十八九，滥亦十二三。至属吏则其途至狭隘，其事至寻常，例保之而例用之耳。二者皆不足以得人，魏立九品官人之法，郡县各置大中正，似乎用众矣、用下矣，然以一人而定千百人之品，依然独也。大中正不得纠举，依然上也，宜乎其不公不明也。今欲于科目之外，推广取士之法，幕职已具前议。又宜令各州县在籍、在京、在外各绅及诸生、各乡正副董，各举才德出众者一人，皆取数奇不遇。公论称屈者，及才德上上、文学中下者，间及于岩处隐沦。从不应试者，奇材异能、别有绝技者，州县核其得举最多者一二人申大吏，会同学政、山长，博采舆论，简其尤，列入荐牍。诸生赏举人，举人赏贡士，一体会试、殿试。三年一行。是则荐举之权用众不用独，用下不用上，宜亦可十得八九矣。 停武试议 天下有优劣高下显然为众目共知共见，虽亲爱不能阿私，虽仇雠不能沮抑，无可幸亦莫或屈者，莫如武事。凡弓力之强弱，射中之多寡，非文艺之无定评比也。自顺治十二年复行武殿试，遂与文科一一相准，视汉六郡、良家、羽林、期门，唐翘关、负重之选，殆于过之。选举之法不可谓不备，宜乎网罗天下豪俊而无或遗矣。乃事竟有大不然者，何哉？则以右文左武之见太重，而循名责实之道不讲也。承平日久，文吏视武弁如奴仆。郭隗曰：“冯几据杖，眄视指使，则厮役之人至。若恣睢奋击，呴籍叱咄，则徒隶之人至矣。”故武科一途，衣冠之族不屑与，一也。力士多出藜藿，而试事之费十倍于文，寒素不能与，二也。武职有教师垄断，非其素识无门可入，穷乡僻壤不得与，三也。所取之途既狭，故所得之才不真。试以常人之有文学者十人与十文生校，其胜文生者究少；以常人之有勇力者十人与十武生校，其胜武生者比比皆是矣。虽举人、进士亦然。 当世为大将、立大功者，行伍多而科甲少，武科之不得人，视文科尤甚。故武职以行伍为正途，而科甲不与，显与国家设科之意不合，而沿袭具文何为者？夫优劣高下既有一定之数，何取乎一日之短长，何取乎一人之衡校，何取乎关防之琐碎，何取乎考试之劳费？宜停罢大小一切武试，一归之荐举，仍存进士、举人、生员为出身之名，专以膂力为高下，不与选阶，而绿营之迁擢必由之。法由兵部明定一格，举若干斤者中生员选，若干斤者中举人选，若干斤者中进士选，无论满汉，直省一律遴选，无定额。令各州县于书烟户门牌时，凡有成童以上力能举若干等斤者，造册由县而府，而督抚、学政，考验符合，皆登之册，礼之如文士，删一切前跪、报名等例。其中进士选者，给咨送部引见授职，内用者留京营学习，外用者回省营学习，余分别作为举人、生员，皆留营学习，序补弁兵额。其不愿留营，愿仍就士农工商旧业者，虽状元授职后亦听，逾时愿至者亦听。三年一举，著为令，嗣后绿营弁兵无出身者不得补。凡以武改文者，武生作为佾生，举人以上作为附生，一体肄业，皆仍其章服。 或曰：专以膂力为高下何也？曰：此就其易见而难强者用之也，旁涉于马步弓刀，即有一日之短长，即有幸有不幸，不如专凭膂力为一定不可易。或又曰：不与选阶何也？曰：专凭膂力，可为兵不可为将，可为裨将不可为大将，或凶悍，或贪黩，或胆不足临阵，或智不足制敌，或才不足驭下，虽有膂力，犹之不可用也。归营学习，令上司廉察之，昭其慎也。或又曰：不分省分又无定额何也？曰：文试之就地定额，无定评也。显然有定评而颠倒高下，此何理也？余尝遇顺德府一武童，百人之敌，以射中不及数，三黜于小试，而吾吴与试即取中，犹不及额。圣人之治天下曰平，若是者平乎，不平乎？或又曰：听其以武改文何也？曰：宋嘉定十年，始定武举不得应文试，是武举应文试，古之道也。庶几有文武全才出其间，渐可复文武不分之旧。或又曰：听其来去自如何也？曰：此牢笼天下勇士之术也。骁雄悍鸷之徒，辄多不喜束缚，故不肯就我。又其人往往不事生产，至他日迫饥寒流而为匪，虽欲就我而不能。今于弱冠之初，以举人、进士之荣名为招，明示以无所束缚，必欣然就我。迨饥寒既至，更无不就我之理。是有余者以虚文縻之，不足者以实惠抚之。始有余而继不足者，则又预为之地以待之。吾知甘于为匪者少矣，一转移间举前三弊而一空之。有科目之荣，无武夫之辱，衣冠何至不屑？一也。按户而求，不遗僻远，二也。不经教师，无所浮费，三也。如此则罗致既广，不特干城腹心之选可收实效，兼可以清伏莽之源，而弭无形之患矣。 减兵额议 减兵额而增兵粮，前人持此论者颇多。有谓不可减者，当时或以为老成持重之见，夫固谓一旦有事，冀幸得力于万一也，至今日而其效可睹矣。粤贼所到，完城才百中之一二，皆得力于勇。天下大营凡四五，皆募勇居多，官兵每营不及万。然则平日所谓养兵百万者安在？虽至愚亦知其必当减矣。天下兵凡百万，其守汛者二十万，十十五五，零星散处，不便操演，而有缉捕，防守之责，然为数既少，实亦不能缉捕，不能防守，是宜全汰者也。各营大都虚额十之三，甚或四五，老弱十之一，炊爨洒扫之夫十一，实可备行阵者不及半。另议以武生充兵有数善焉，人有名籍、有年貌，虚额老弱不能冒，而又不肯为炊爨洒扫之役，诸弊不绝而自绝。应请无论大小官弁，水陆马步，大加并省，以三分存一为准，而口粮则三倍其旧，示朝廷非为省啬起见，有不三军挟纩哉？且夫分文武、分兵农，后世之陋也。兵之中又分水、陆，陋之陋者也。当合而一之，分则见少，合则见多。又如别议仿造洋船，计十八省最远之程，两月可达，援应既速，即人数可减。且行军以练胆为先，而安坐无事，无以试之，惟风波之险与战阵之际正等。造船之后，宜令各弁兵轮流驾驶，报聘西洋各国，其有畏缩不前及仓皇失措者汰之，正练胆之一法也。夫英、法两国兵三十万，已横行七八万里外。俄罗斯地窄而长，需兵宜多，亦无过六十万。然则中国兵三四十万不为少矣。 严盗课议 从来天下之乱，每自多盗始。涓涓不绝，流为江河，为虺不摧，为蛇若何？粤匪、捻匪，其明证已。盗贼之课，可不严乎？一县之大，百里至三五百里耳，其当冲要者尤少，文武足以联其势，民人足以助其力，商贾足以济其费。清查保甲以绝其巢窟，训练丁壮以作其声威，多耳目以防之，厚赏劳以购之，勤护送以伺之，时或聘技勇作贾装以诱之，但使中材之吏尽心尽力，何盗不可治？宜严其课，所治期年内盗发至再而三不获者，文武皆褫职，禁锢终身，讳盗者杀无赦，盗风其少息乎？或曰：今课非不严，正以过严故讳盗。汉沉命法，群盗不发觉，发觉而捕不满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吏畏诛有盗不敢发，府亦使其不言，故盗贼浸多。盖自汉时已然，不如宽其课使不必讳，则发觉多而盗可少。不知此眉睫之论也。境有无盗，万目昭彰，此而可讳，即其时之政教可知。噫，三代以下，君民隔而上下之情不通也，其流弊非一端矣。道又在反其本。 制洋器议 有天地开辟以来未有之奇愤，凡有心知血气莫不冲冠发上指者，则今日之以广运万里，地球中第一大国，而受制于小夷也！以地球三百六十度，每度二百五十里，［或云二百里，或云二百三十里］如圆周积计之，大海三分去一，实为方一里者十三亿五千万。我大清国北自兴安岭，南至崖州，距四十三度，计万七百余里；东自库页岛，西至噶什喀尔，距七十七度，计万九千余里。截赢补缩，约南北八千里，东西万一千里，为方一里者八千八百万，是一国而居地球十有五分之一也。余百许国，俄、英、法、米为大，据英人《地里全志》稽之，我中华幅员八倍于俄，十倍于米，百倍于法，二百倍于英。但就本国言，属部不与，地之大如是，五洲之内，日用百需，无求于他国而自足者，独有一中华。地之善又如是，虽彼中舆地书，必以中华首列，非畏我，非尊我，直以国最大，天时、地利、物产无不甲于地球而已。而今顾靦然屈于四国之下者，则非天时、地利、物产之不如也，人实不如耳！彼人非倛首重瞳之奇，我人非僬侥三尺之弱，人奚不如？且中华扶舆灵秀，磅礴而郁积，巢、燧、羲、轩数神圣，前民利用所创始，诸夷晚出，何尝不窃我绪余，人又奚不如？则非天赋人以不如也，人自不如耳！天赋人以不如，可耻也；可耻而无可为也，人自不如，尤可耻也。然可耻而有可为也，如耻之，莫如自强。 夫所谓不如，实不如也，忌嫉之无益，文饰之不能，勉强之无庸。向时中国积习长技俱无所施，道在实知其不如之所在，彼何以小而强，我何以大而弱？必求所以如之，仍亦存乎人而已矣。以今论之，约有数端，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四者道在反求，［以上诸议备矣］惟皇上振刷纪纲，一转移间耳，此无待于夷者也。 至于军旅之事，船坚炮利不如夷，有进无退不如夷，［注：夷人练兵首重行步，先较定远近若干丈尺，行若干步，又较定钟表若干分秒，行若干步，千人一律，行军时两胯齐举，其间虽流矢洞穿，无碍阵法之整，实胜于我。然岂我不能为之事乎？《书》曰：“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齐焉。”古法本如是，亦礼失求野之一证，又以《左传》“视其辙乱”之说言之，则古时车战，虽乘马之步亦齐也］而人材健壮未必不如夷。是夷得其三，我得其一，故难胜。北兵亦能有进无退，是我得其二，故间胜。粤人军械半购诸夷而不备，并能有进无退，是我得其二有半，故半胜。然即良将劲兵，因械于敌，如天之福，十战十胜，而彼能来我不能往，犁庭扫闾固无其事，后患正无已时，而况乎胜负未可知也。得三与得二有半，究有间也，何如全乎其为得三之相当也。果全乎其为得三，不特主客异形，劳逸异势，且我有可以穷追之道，彼有惧我报复之心，殆不啻相当焉，斯百战百胜之术矣。夫得二之效，亦道在反求而无待于夷，然则有待于夷者，独船坚炮利一事耳。 魏氏源论驭夷，其曰：“以夷攻夷，以夷款夷。”无论语言文字之不通、往来聘问之不习，忽欲以疏间亲，万不可行。且是欲以战国视诸夷，而不知其情事大不侔也。魏氏所见夷书、新闻纸不少，不宜为此说。盖其人生平学术喜自居于纵横家者流，故有此蔽。愚则以为不能自强，徒逞谲诡，适足取败而已，独“师夷长技以制夷”一语为得之。夫九州之人，亿万众之心思材力，殚精竭虑于一器，而谓竟无能之者，吾谁欺？惟是输、倕之巧至难也，非上知不能为也；圬镘之役至贱也，虽中材不屑为也。愿为者不能为，能为者不屑为，必不合之势矣，此所以让诸夷以独能也。道在重其事，尊其选，特设一科以待能者。 宜于通商各口拨款设船炮局，聘夷人数名，招内地善运思者，从受其法，以授众匠，工成与夷制无辨者赏给举人一体会试，出夷制之上者赏给进士一体殿试，廪其匠倍蓰，勿令他适。夫国家重科目，中于人心久矣。聪明智巧之士，穷老尽气，销磨于时文、试帖、楷书无用之事，又优劣得失无定数，而莫肯徙业者，以上之重之也。今令分其半，以从事于制器尚象之途，优则得，劣则失，划然一定，而仍可以得时文、试帖、楷书之赏，夫谁不乐闻？且其人有过人之禀，何不可以余力治文学，讲吏治，较之捐输所得不犹愈乎？即较之时文、试帖、楷书所得不犹愈乎？即如另议，改定科举，而是科却可并行不悖，中华之聪明智巧必在诸夷之上，往时特不之用耳。上好下甚，风行响应，当有殊尤异敏、出新意于西法之外者，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自强之道，实在乎是。 昔吴受乘车战阵之法于晋，而争长于晋；赵武灵为胡服而胜胡。近事俄夷有比达王者，微服佣于英局三年，尽得其巧技，国遂勃兴。安南、暹罗等国，近来皆能仿造西洋船炮。前年西夷突入日本国都，求通市，许之，未几，日本亦驾火轮船十数遍历西洋，报聘各国，多所要约，诸国知其意，亦许之。日本蕞尔国耳，尚知发愤为雄，独我大国，将纳污含垢以终古哉？孟子曰：“国家闲暇，及是时明其政刑。”又以敌国外患同于法家、拂士。尹铎曰：“委土可以为师保。”今者诸夷互市，聚于中土，适有此和好无事之闲隙，殆天与我以自强之时也。不于此急起乘之，只迓天休命，后悔晚矣。或曰：管仲攘夷狄，夫子仁之；邾用夷礼，《春秋》贬之。今之所议，毋乃非圣人之道耶？是不然，夫所为攘者，必实有以攘之，非虚憍之气也。居今日而言攘夷，试问其何以攘之？所谓不用者，亦实见其不足用，非迂阔之论也。夫世变代嬗，质趍文，拙趍巧，其势然也。时宪之历，钟表、枪炮之器，皆西法也。居今日而据六历以颁朔，修刻漏以稽时，挟弩矢以临戎，曰：吾不用夷礼也，可乎？且用其器，非用其礼也，用之乃所以攘之也。以经费言之，军械之价常十倍，然利钝所分，胜败系之，固当别论。轮船亦然。然彼则一年而一运，此则一年而一二十运，移往时盐船、粮船费用改造轮船，即百船已不止千船之用，无事可以运盐转粟，有事可以调兵赴援，呼应奔走无不捷，岂特十倍之利哉？ 或曰：购船雇人何如？曰：不可，能造、能修、能用，则我之利器也；不能造、不能修、不能用，则仍人之利器也。利器在人手，以之转漕，而一日可令我饥饿；以之运盐，一日可令我食淡；以之涉江海，一日可令我覆溺。仓卒有隙，幡然倒戈，舟中敌国，遂为实事。而购值不赀、岁修不赀、赏犒不赀、使令之不便、驾驭之不易，其小焉者也。是尚未如借兵雇船之为愈也，借兵雇船皆暂也，非常也。目前固无隙，故可暂也；日后岂能必无隙？故不可常也，终以自造、自修、自用之为无弊也，夫而后内可以荡平区宇，夫而后外可以雄长瀛寰，夫而后可以复本有之强，夫而后可以雪从前之耻，夫而后完然为广运万里！地球中第一大国，而正本清源之治、久安长治之规，可从容议也。 夫穷兵黩武，非圣人之道，原不必尤而效之。但使我有隐然之威，战可必克也，不战亦可屈人也，而我中华始可自立于天下。不然者，有可自强之道，暴弃之而不知惜；有可雪耻之道，隐忍之而不知所为计，亦不独俄、英、法、米之为虑也。我中华且将为天下万国所鱼肉，何以堪之？此贾生之所为痛哭流涕者也！ 善驭夷议 今国家以夷务为第一要政，而剿贼次之，何也？贼可灭，夷不可灭也；一夷灭，百夷不俱灭也。一夷灭，代以一夷，仍不灭也；一夷为一夷所灭，而一夷弥强，不如不灭也。盛衰倚伏之说，可就一夷言，不可就百夷言，此夷衰，彼夷盛，夷务仍自若。然则驭夷之道可不讲乎？驭夷之道不讲，宜战反和，宜和反战，而夷务坏。忽和忽战，而夷务坏。战不一于战，和不一于和，而夷务更坏。今既议和，宜一于和，坦然以至诚待之，猜嫌疑忌之迹，一切无所用，耳属于垣，钟闻于外，无益事机，适启瑕衅。子贡曰：“无报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报人之意而使人知之，殆也。事未发而先闻，危也，三者举事之大患。”［见《史记?孔子弟子传》，《战国策?燕策》苏代语略同，盖本子贡］以今日行之，直所谓无报人之志而令人疑之者也，然则将一切曲从乎？曰：非也，愚正以为曲从其外、猜疑嫌忌其中之非计也。 夷人动辄称理，吾即以其人之法还治其人之身，理可从从之，理不可从据理以折之。诸夷不知三纲而尚知一信，非真能信也，一不信而百国群起而攻之、箝制之，使不得不信也。吉勇烈之事［见《重专对议》］即能为理屈之明证。然则和可久恃乎？曰：难言也，盖尝博采旁咨，而知诸夷不能无异志，而目前数年中则未也。中华为地球第一大国，原隰衍沃，民物蕃阜，固宜百国所垂涎。年来遍绘地图，辙迹及乎滇、黔、川、陕，其意何居？然而目前必无事者，则以俄、英、法、米四国地丑德齐，外睦内猜，互相箝制，而莫敢先发也。俄与英、法讲和未久，［注，咸丰三年，俄伐土耳其，欲灭之。英、法及奥地利萨丁邪救之。至六年三月始议和，凡连兵四年，大小数十战，阵亡及黑海遭飓风、冬冻夏疫死者，俄数十万人，英、法十万人。为近今泰西一大事。］米尝大困于英，［注，米本英属部，乾隆中，英与法构兵久，敛饷苛急，米人不能堪，众推华盛顿为帅拒英，英不支乃议和。嘉庆十七年，英人又入米都］英、法亦世构兵，［嘉庆二十年，法主拿破仑死之后始和］其于他国亦无岁无战争，要其终，讲和多而兼并少。故诸夷多千年，数百年旧国，［注，诸夷惟米新造外，俄禄利哥开国当唐懿宗时，英威廉开国当宋英宗时，法路易开国当宋理宗时。诸小国亦多久长。至日本自周惠王时至今不易姓，与西夷无涉］不特兼并难，即臣属亦不易，何则？诸夷意中各有一彼国独强即我国将弱之心，故一国有急难，无论远近辄助之，盖不仅辅车唇齿之说，［注，英尝助俄伐土耳其、埃及，后悔之。英志云：坐令土弱俄疆，至今为梗。其意可见］其识见远出乎秦时六国之上，如土耳其欲并希腊，俄、英、法救之；俄欲并土耳其，西班牙欲并摩洛哥，皆英、法救之，汔归于和。彼于小国犹尔，况敢觊觎一大国哉？ 津门戊午之事，发端于英，辄牵率三国而来者，无他，不敢专其利也，惧三国之议其后也。庚申之事，得当即已者，亦惧俄、米之议其后也。可取而忽舍，可进而忽退，夫安有兴师动众、间关跋涉八万里之远，无端而去、无端而复来哉？不待智者而知其不然矣。故曰目前必无事也，可以坦然无疑也。将来四国之交既固，协以谋我，或四国自相斗，一国胜而三国为所制，而后及于我，然四国之相雠，胜于雠我，交必不能固，而自斗则为日必不远，可虑也。 又西藏之南及新疆天山南路，皆与英属部孟加拉本若等境接壤，可虑也。俄境东自兴安岭，西至科布多，毗连者数千里，近闻俄夷踪迹已及绥芬河一带，距长白、吉林不甚远，更可虑也。然则前议自强之道，诚不可须臾缓矣。不自强而有事，危道也；不自强而无事，幸也，而不能久幸也。矧可猜嫌疑忌，以速之使有事也？自强而有事，则我有以待之。矧一自强而即可弭之使无事也？自强而无事，则我不为祸始，即中外生灵之福，又何所用其猜嫌疑忌为哉。 采西学议 《传》称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孔安国曰：“九州之志，谓之九丘”，《诗》列十五国之风，康成《谱序》云：“欲知源流清浊之所处，则循其上下而省之；欲知风化芳臭气泽之所及，则旁行以观之。”孔子作《春秋》，有取于百二十国宝书。伊古儒者，未有不博古而兼通今，综上下纵横以为学者也。 顾今之天下，非三代之天下比矣，《周髀算经》有四极、四和与半年为昼、半年为夜等说，后人不得其解。《周礼》职方疏：神农以上有大九州，后世德薄，止治神州。神州者，东南一州也。驺衍谈天，中国名曰赤县神州，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当时疑为荒唐之言。顾氏炎武不知西海，夫西洋即西海，彼时已习于人口。《职方外纪》等书已入中国，顾氏或未见，或见而不信，皆未可知。今则地球九万里，莫非舟车所通，人力所到，《周髀》、《礼》疏、驺衍所称，一一实其地，据西人舆图所列，不下百国。此百国中经译之书，惟明末意大里亚及今英吉利两国书凡数十种，其述耶稣教者，率猥鄙无足道。此外如算学、重学、视学、光学、化学等皆得格物至理，舆地书备列百国山川厄塞、风土物产，多中人所不及。昔郑公孙挥能知四国之为，子产能举晋国实沈、台骀之故，列国犹有其人，可以中华大一统之邦而无之乎？亦学士之羞也。 今之习于夷者曰“通事”，其人率皆市井佻达游闲，不齿乡里，无所得衣食者始为之。其质鲁、其识浅、其心术又鄙，声色货利之外，不知其他，且其能不过略通夷语、间识夷字，仅如货目数名与俚浅文理而已，安望其留心学问乎？惟彼亦不足于若辈，特设义学，招贫苦童稚，兼习中外文字。不知村童沽竖，颖悟者绝少。［余尝于吾乡村塾、义塾中物色异敏之士，数十年无所得］而又渐染于夷场习气。故所得仍与若辈等。今欲采西学，宜于广东、上海设一翻译公所，选近郡十五岁以下颖悟文童，倍其廪饩，住院肄业，聘西人课以诸国语言文字；又聘内地名师，课以经史等学，兼习算学。［注，一切西学皆从算学出，西人十岁外，无人不学算。今欲采西学，自不可不学算。或师西人。或师内地人之知算者俱可］闻英华书院、墨海书院藏书甚多，又：俄夷道光二十七年所进书千余种，存方略馆，宜发院择其有理者译之。由是而历算之术、而格致之理、而制器尚象之法，兼综条贯。轮船、火器之外，正非一端。如历法，从古无数十年不变之理，今《时宪》以乾隆甲子为元，承用已逾百年，渐多差忒。甲辰修改，墨守西人旧法，进退其数，不足依据。必求所以正之，闻西人见用地动新术，与天行密合，是可资以授时。又如河工前造百龙搜沙之器，以无效而辍，闻西人海港刷沙，其法甚捷。［注，法用千匹马大火轮置船旁，可上可下。于潮退时下其轮，使附于沙而转之，沙四飞随潮而去。凡通潮之地皆宜之。黄河水性湍急，更无处不宜。自下流迤逦而上，积日累月，锲而不舍，虽欲复由地中行之旧不难。此不特黄河可用，北河亦可用，即南运河徒阳等处亦可用。且东南水利久不治，数日之霖，积月不退，宜于通潮各海口如法浚之，使下流迅驶。则上流虽不浚，而自有一落千丈强之势，可收事半功倍之效。是可资以行水］又如农具、织具，百工所需，多用机轮，用力少而成功多，是可资以治生。其他凡有益于国计民生者，皆是奇技淫巧，不与焉。三年之后，诸文童于诸国书应口成诵者，许补本学。诸生如有神明变化，能实见之行事者，由通商大臣请赏给举人，如前议。中国多秀民，必有出于夷而转胜于夷者。诚今日论学一要务矣。 夫学问者，经济所从出也，太史公论治曰：“法后王。［本《荀子》］为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愚以为在今日又宜曰：“鉴诸国”。诸国同时并域，独能自致富强，岂非相类而易行之尤大彰明较著者？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者哉？且也通市二十年来，彼酋之习我语言文字者甚多，其尤者能读我经史，于我朝章、吏治、舆地、民情类能言之，而我都护以下之于彼国则瞢然无所知，相形之下，能无愧乎？于是乎不得不寄耳目于蠢愚谬妄之通事，词气轻重缓急，转辗传述，失其本指，几何不以小嫌酿大衅。 夫驭夷为今天下第一要政，乃以枢纽付之若辈，无怪彼己之不知，情伪之不识，议和、议战汔不得其要领，此国家之隐忧也。此议行，则习其语言文字者必多，多则必有正人君子通达治体者出其中，然后得其要领而驭之。［注，《地理全志》作于癸丑年，书中于日本国记其欺侮亚墨利加触石渔船时思报复，于安南国极恶其讥防之严、榷税之重，于缅甸国亦于胥吏横征之怨。未几日本、安南皆有兵端，可见彼国书不可不观。若能知其未译之书，所得必倍多］绥靖边陲，道又在是。如谓六合之内，论而不议，封故见而限咫闻，恐古博物君子必不尔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