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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吉云：“出于《司马法》。梁朝刻其度于影表，以测影。”案此即奉朝请祖恆所算造铜主影表者也。经陈灭入朝。大业中，议以合古，乃用之调律，以制钟磬等八音乐器。 　　四、汉官尺　实比晋前尺一尺三分七毫。 　　晋时始平掘地得古铜尺。 　　萧吉《乐谱》云：“汉章帝时，零陵文学史奚景于泠道县舜庙下得玉律，度为此尺。”傅暢《晋诸公赞》云：“葛勖造钟律，时人并称其精密，唯陈留阮咸，讥其声高。后始平掘地，得古铜尺，岁久欲腐，以校荀勖今尺，短校四分。时人以咸为解。”此两尺长短近同。 　　五、魏尺　杜夔所用调律，比晋前尺一尺四分七厘。 　　魏陈留王景元四年，刘徽注《九章》云，王莽时刘歆斛尺，弱于今尺四分五厘，比魏尺，其斛深九寸五分五厘。即晋荀勖所云“杜夔尺长于今尺四分半”是也。 　　六、晋后尺　实比晋前尺一尺六分二厘。 　　萧吉云，晋氏江东所用。 　　七、后魏前尺　实比晋前尺一尺二寸七厘。 　　八、中尺　实比晋前尺一尺二寸一分一厘。 　　九、后尺　实比晋前尺一尺二寸八分一厘。即开皇官尺及后周市尺 　　后周市尺，比玉尺一尺九分三厘。 　　开皇官尺，即铁尺，一尺二寸。 　　此后魏初及东西分国，后周未用玉尺之前，杂用此等尺。 　　甄鸾《算术》云：“周朝市尺，得玉尺九分二厘。”或传梁时有志公道人作此尺，寄入周朝；云与多须老翁。周太祖及隋高祖，各自以为谓己。周朝人间行用。及开皇初，著令以为官尺，百司用之，终于仁寿。大业中，人间或私用之。 　　十、东后魏尺　实比晋前尺一尺五寸八毫。 　　此是魏中尉元延明累黍用半周之广为尺，齐朝因而用之。魏收《魏史·律历志》云：“公孙崇永平中更造新尺，以一黍之长，累为寸法。寻太常卿刘芳受诏修乐，以秬黍中者一黍之广，即为一分。而中尉元匡，以一黍之广度黍二缝，以取一分。三家纷竞，久不能决。大和十九年高祖诏，以一黍之广，用成分体，九十之黍，黄钟之长，以定铜尺。有司奏从前诏，而芳尺同高祖所制，故遂典修金石。迄武定未有论律者。” 　　十一、蔡邕铜籥尺 　　后周玉尺，实比晋前尺一尺一寸五分八厘。 　　从上相承，有铜籥一，以银错题，其铭曰：“籥，黄钟之宫，长九寸，空围九分，容秬黍一千二百粒，称重十二铢，两之为一合。三分损益，转生十二律。”祖孝孙云：“相承传是蔡邕铜籥。” 　　后周武帝保定中，诏遣大宗伯卢景宣、上党公长孙绍远、岐国公斛斯徵等，累黍造尺，从横不定。后因修仓掘地，得古玉斗，以为正器，据斗造律度量衡。因用此尺，大赦，改元天和，百司行用，终于大象之末。其律黄钟，与蔡邕古籥同。 　　十二、宋氏尺　实比晋前尺一尺六分四厘。 　　钱乐之浑天仪尺。 　　后周铁尺。 　　开皇初调钟律尺及平陈后调钟律水尺。 　　此宋代人间所用尺，传入齐、梁、陈，以制乐律。与晋后尺及梁时俗尺、刘曜浑天仪尺，略相依近。当由人间恆用，增损讹替之所致也。周建德六年平齐后，即以此同律度量，颁于天下。其后宣帝时，达奚震及牛弘等议曰： 　　窃惟权衡度量，经邦懋轨，诚须详求故实，考校得衷。谨寻今之铁尺，是太祖遣尚书故苏绰所造，当时检勘，用为前周之尺。验其长短，与宋尺符同，即以调钟律，并用均田度地。今以上党羊头山黍，依《汉书·律历志》度之。若以大者稠累，依数满尺，实于黄钟之律，须撼乃容。若以中者累尺，虽复小稀，实于黄钟之律，不动而满。计此二事之殊，良由消息未善，其于铁尺，终有一会。且上党之黍，有异他乡，其色至乌，其形圆重，用之为量，定不徒然。正以时有水旱之差，地有肥瘠之异，取黍大小，未必得中。案许慎解，秬黍体大，本异于常。疑今之大者，正是其中，累百满尺，即是会古。宾籥之外，才剩十余，此恐围径或差，造律未妙。就如撼动取满，论理亦通。今勘周汉古钱，大小有合，宋氏浑仪，尺度无舛。又依《淮南》，累粟十二成寸。明先王制法，索隐钩深，以律计分，义无差异。《汉书·食货志》云：“黄金方寸，其重一斤。”今铸金校验，铁尺为近。依文据理，符会处多。且平齐之始，已用宣布，今因而为定，弥合时宜。至于玉尺累黍，以广为长，累既有剩，实复不满。寻访古今，恐不可用。其晋、梁尺量，过为短小，以黍实管，弥复不容，据律调声，必致高急。且八音克谐，明王盛范，同律度量，哲后通规。臣等详校前经，斟量时事，谓用铁尺，于理为便。 　　未及详定，高祖受终，牛弘、辛彦之、郑译、何妥等，久议不决。既平陈，上以江东乐为善，曰：“此华夏旧声，虽随俗改变，大体犹是古法。”祖孝孙云：“平陈后，废周玉尺律，便用此铁尺律，以一尺二寸即为市尺。” 　　十三、开皇十年万宝常所造律吕水尺　实比晋前尺一尺一寸八分六厘。 　　今太乐库及内出铜律一部，是万宝常所造，名水尺律。说称其黄钟律当铁尺南吕倍声。南吕，黄钟羽也，故谓之水尺律。 　　十四、杂尺　赵刘曜浑天仪土圭尺，长于梁法尺四分三厘，实比晋前尺一尺五分。 　　十五、梁朝俗间尺　长于梁法尺六分三厘、于刘曜浑仪尺二分，实比晋前尺一尺七分一厘。梁武《钟律纬》云：“宋武平中原，送浑天仪土圭，云是张衡所作。验浑仪铭题，是光初四年铸，土圭是光初八年作。并是刘曜所制，非张衡也。制以为尺，长今新尺四分三厘，短俗间尺二分。”新尺谓梁法尺也。 　　○嘉量 　　《周礼》，蠙氏“为量，鬴深尺，内方尺而圆其外，其实一鬴；其臀一寸，其实一豆；其耳三寸，其实一升。重一钧。其声中黄钟。概而不税。其铭曰：时文思索，允臻其极。嘉量既成，以观四国。永启厥后，兹器维则。”《春秋左氏传》曰：“齐旧四量，豆、区、鬴、钟。四升曰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鬴。”六斗四升也。“鬴十则钟”，六十四斗也。郑玄以为方尺积千寸，比九章粟米法少二升八十一分升之二十二。祖冲之以算术考之，积凡一千五百六十二寸半。方尺而圆其外，减傍一厘八毫，共径一尺四寸一分四毫七秒二忽有奇而深尺，即古斛之制也。《九章商功法》程粟一斛，积二千七百寸。米一斛，积一千六百二十寸。菽荅麻麦一斛，积二千四百三十寸。此据精粗为率，使价齐而不等。其器之积寸也，以米斛为正，则同于《汉志》。《孙子算术》曰：六粟为圭，十圭为秒，十秒为撮，十撮为勺，十勺为合。”应勋曰：“圭者自然之形，阴阳之始。四圭为撮。”孟康曰：“六十四黍为圭。”《汉志》曰：“量者，籥、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于黄钟之龠。用度数审其容，以子谷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实其龠，以井水准其概。十龠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斗，十斗为斛，而五量嘉矣。其法用铜方尺而圆其外，旁有庣焉。其上为斛，其下为斗，左耳为升，右耳为合、龠。其状似爵，以縻爵禄。上三下二，参天两地。圆而函方，左一右二，阴阳之象也。圆象规，其重二钧，备气物之数，各万有一千五百二十也。声中黄钟，始于黄钟而反覆焉。”其斛铭曰：“律嘉量斛，方尺而圆其外，庣旁九厘五毫，冪百六十二寸，深尺，积一千六百二十寸，容十斗。”祖冲之以圆率考之，此斛当径一尺四寸三分六厘一毫九秒二忽，庣旁一分九毫有奇。刘歆庣旁少一厘四毫有奇，歆数术不精之所致也。 　　魏陈留王景元四年，刘徽注《九章商功》曰：“当今大司农斛圆径一尺三寸五分五厘，深一尺，积一千四百四十一寸十分之三。王莽铜斛于今尺为深九寸五分五厘，径一尺三寸六分八厘七毫。以徽术计之，于今斛为容九斗七升四合有奇。”此魏斛大而尺长，王莽斛小而尺短也。 　　梁、陈依古。齐以古升五升为一斗。 　　后周武帝“保定元年辛巳五月，晋国造仓，获古玉斗。暨五年乙酉冬十月，诏改制铜律度，遂致中和。累黍积龠，同兹玉量，与衡度无差。准为铜升，用颁天下。内径七寸一分，深二寸八分，重七斤八两。天和二年丁亥，正月癸酉朔，十五日戊子校定，移地官府为式。”此铜升之铭也。其玉升铭曰：“维大周保定元年，岁在重光，月旅蕤宾，晋国之有司，修缮仓廪，获古玉升，形制典正，若古之嘉量。太师晋国公以闻，敕纳于天府。暨五年岁在协洽，皇帝乃诏稽准绳，考灰律，不失圭撮，不差累黍。遂熔金写之，用颁天下，以合太平权衡度量。”今若以数计之，玉升积玉尺一百一十寸八分有奇，斛积一千一百八五分七厘三毫九秒。又甄鸾《算术》云：“玉升一升，得官斗一升三合四勺。“此玉升大而官斗小也。以数计之，甄鸾所据后周官斗，积玉尺九十七寸有奇，斛积九百七十七寸有奇。后周玉斗并副金错铜斗及建德六年金错题铜斗，实同以秬黍定量。以玉称权之，一升之实，皆重六斤十三两。 　　开皇以古斗三升为一升。大业初，依复古斗。 　　○衡权 　　衡者，平也；权者，重也。衡所以任权而钧物平轻重也。其道如底，以见准之正，绳之直。左旋见规，右折见矩。其在天也，佐助璇玑，斟酌建指，以齐七政，故曰玉衡。权者，铢、两、斤、钧、石也，以秤物平施，知轻重也。古有黍、Ｒ、锤、锱、镮、钩、锊、镒之目，历代差变，其详未闻。《前志》曰：权本起于黄钟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铢。两之为两，二十四铢为两。十六两为斤。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五权谨矣。其制以义立之，以物钧之。其余大小之差，以轻重为宜。圜而环之，令之肉倍好者，周旋亡端，终而复始，亡穷已也。权与物钧而生衡，衡运生规，规圆生矩，矩方生绳，绳直生准。准正则衡平而钧权矣。是为五则，备于钧器，以为大范。案《赵书》，石勒十八年七月，造建德殿，得圆石，状如水碓。其铭曰：“律权石，重四钧，同律度量衡。有辛氏造。”续咸议是王莽时物。后魏景明中，并州人王显达献古铜权一枚，上铭八十一字。其铭云：律权石，重四钧。”又云：“黄帝初祖，德匝于虞。虞帝始祖，德匝于新。岁在大梁，龙集戊辰。戊辰直定，天命有人。据土德受，正号即真。改正建丑，长寿隆崇。同律度量衡，稽当前人。龙在己巳，岁次实沈，初班天下，万国永遵。子子孙孙，享传亿年。”此亦王莽所制也。其时太乐令公孙崇依《汉志》先修称尺，及见此权，以新称称之，重一百二十斤。新称与权，合若符契。于是付崇调乐。孝文时，一依《汉志》作斗尺。 　　梁、陈依古称。齐以古称一斤八两为一斤。周玉称四两，当古称四两半。开皇以古称三斤为一斤，大业中，依复古秤。 志第十二　律历中 　　夫历者，纪阴阳之通变，极往数以知来，可以迎日授时，先天成务者也。然则悬象著明 ，莫大于二曜，气序环复，无信于四时。日月相推而明生矣，寒暑迭进而岁成焉，遂能成天地之文，极乾坤之变。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乘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凡三百六十，以当期之日也。至乃阴阳迭用。刚柔相摩，四象既陈，八卦成列，此乃造文之元始，创历之厥初者欤？洎乎炎帝分八节，轩辕建五部，少昊以凤鸟司历，颛顼以南正司天，陶唐则分命和仲，夏后乃备陈《鸿范》，汤武革命，咸率旧章。然文质既殊，正朔斯革，故天子置日官，诸侯有日御，以和万国，以协三辰。至于寒暑晦明之徵，阴阳生杀之数，启闭升降之纪，消息盈虚之节，皆应躔次而不淫，遂得该浃生灵，堪舆天地，开物成务，致远钩深。周德既衰，史官废职，畴人分散，禨祥莫理。秦兼天下，颇推五胜，自以获水德之瑞，以十月为正。汉氏初兴，多所未暇，百有余载，犹行秦历。至于孝武，改用夏正。时有古历六家，学者疑其纰缪，刘向父子，咸加讨论，班固因之，采以为志。光武中兴，未能详考。逮于永平之末，乃复改行四分，七十余年，仪式方备。其后复命刘洪、蔡邕，共修律历，司马彪用之以续《班史》。当涂受命，亦有史官，韩翊创之于前，杨伟继之于后，咸遵刘洪之术，未及洪之深妙。中、左两晋，迭有增损。至于西凉，亦为蔀法，事迹纠纷，未能详记。宋氏元嘉，何承天造历，迄于齐末，相仍用之。梁武初兴，因循齐旧，天监中年，方改行宋祖冲之《甲子元历》。陈武受禅，亦无创改。后齐文宣，用宋景业历。西魏入关，行李业兴历。逮于周武帝，乃有甄鸾造《甲寅元历》，遂参用推步焉。大象之初，太史上士马显，又上《丙寅元历》，便即行用。迄于开皇四年，乃改用张宾历，十七年，复行张胄玄历，至于义宁。今采梁天监以来五代损益之要，以著于篇云。 　　梁初因齐，用宋《元嘉历》。天监三年下诏定历，员外散骑侍郎祖恆奏曰：“臣先在晋已来，世居此职。仰寻黄帝至今十二代，历元不同，周天、斗分，疏密亦异，当代用之，各垂一法。宋大明中，臣先人考古法，以为正历，垂之于后，事皆符验，不可改张。”八年，恆又上疏论之。诏使太史令将匠道秀等，候新旧二历气朔、交会及七曜行度，起八年十一月，讫九年七月，新历密，旧历疏。恆乃奏称：“史官今所用何承天历，稍与天乖，纬绪参差，不可承案。被诏付灵台，与新历对课疏密，前期百日，并又再申。始自去冬，终于今朔，得失之效，并已月别启闻。夫七曜运行，理数深妙，一失其源，则岁积弥爽。所上脱可施用，宜在来正。”至九年正月，用祖冲之所造《甲子元历》颁朔。至大同十年，制诏更造新历，以甲子为元，六百一十九为章岁，一千五百三十六为日法，一百八十三年冬至差一度，月朔以迟疾定其小余，有三大二小。未及施用而遭侯景乱，遂寝。 　　陈氏因梁，亦用祖冲之历，更无所创改。后齐文宣受禅，命散骑侍郎宋景业叶图谶，造《天保历》。景业奏：依《握诚图》及《元命包》，言齐受录之期，当魏终之纪，得乘三十五以为蔀，应六百七十六以为章。”文宣大悦，乃施用之。期历统曰：“上元甲子，至天保元年庚午，积十一万五百六算外，章岁六百七十六，度法二万三千六百六十，斗分五千七百八十七，历余十六万二千二百六十一。”至后主武平七年，董峻、郑元伟立议非之曰：“宋景业移闰于天正，退命于冬至交会之际，承二大之后，三月之交，妄减平分。臣案，景业学非探赜，识殊深解，有心改作，多依旧章，唯写子换母，颇有变革，妄诞穿凿，不会真理。乃使日之所在，差至八度，节气后天，闰先一月。朔望亏食，既未能知其表里，迟疾之历步，又不可以傍通。妄设平分，虚退冬至，虚退则日数减于周年，平分妄设，故加时差于异日。五星见伏，有违二旬，迟疾逆留，或乖两宿。轨褵之术，妄刻水旱。今上《甲寅元历》，并以六百五十七为章，二万二千三百三十八为蔀，五千四百六十一为斗分，甲寅岁甲子日为元纪。”又有广平人刘孝孙、张孟宾二人，同知历事。孟宾受业于张子信，并弃旧事，更制新法。又有赵道严，准晷影之长短，定日行之进退，更造盈缩，以求亏食之期。刘孝孙以百一十九为章，八千四十七为纪，九百六十六为岁余，甲子为上元，命日度起虚中。张孟宾以六百一十九为章，四万八1千九百为纪，九百四十八为日法， 万四千九百四十五为斗分。元纪共命，法略旨远。日月五星，并从斗十一起。盈缩转度，阴阳分至，与漏刻相符，共日影俱合，循转无穷。上拒春秋，下尽天统，日月亏食及五星所在，以二人新法考之，无有不合。其年，讫干敬礼及历家豫刻日食疏密。六月戊申朔，太阳亏，刘孝孙言食于卯时，张孟宾言食于甲时，郑元伟、董峻言食于辰时，宋景业言食于巳时。至日食，乃于卯甲之间，其言皆不能中。争论未定，遂属国亡。 　　西魏入关，尚行李业兴《正光历》法。至周明帝武成元年，始诏有司造周历。于是露门学士明克让、麟趾学士庾季才及诸日者，采祖恆旧议，通简南北之术。自斯已后，颇观其谬，故周、齐并时，而历差一日。克让儒者，不处日官，以其书下于太史。及武帝时，甄鸾造《天和历》。上元甲寅至天和元年丙戌，积八十七万五千七百九十二算外，章岁三百九十一，蔀法二万三千四百六十，日法二十九万一百六十，朔余十五万三千九百九十一，斗分五千七百三十一，会余九万三千五百一十六，历余一十六万八百三十，冬至斗十五度，参用推步。终于宣政元年。大象元年，太史上士马显等，又上《丙寅元历》，抗表奏曰： 　　臣案九章五纪之旨，三统四分之说，咸以节宣发敛，考详晷纬，布政授时，以为皇极者也。而乾维难测，斗宪易差，盈缩之期致舛，咎徵之道斯应。宁止蛇或乘龙，水能沴火，因亦玉羊掩曜，金鸡丧精。王化关以盛衰，有国由其隆替，历之时义，于斯为重。自炎汉已还，迄于有魏，运经四代，事涉千年，日御天官，不乏于世，命元班朔，互有沿改。验近则叠璧应辰，经远则连珠失次，义难循旧，其在兹乎？大周受图膺录，牢笼万古，时夏乘殷，斟酌前代，历变壬子，元用甲寅。高祖武皇帝索隐探赜，尽性穷理，以为此历虽行，未臻其妙，爰降诏旨，博访时贤，并敕太史上士马显等，更事刊定，务得其宜。然术艺之士，各封异见，凡所上历，合有八家，精粗踳驳，未能尽善。去年冬，孝宣皇帝乃诏臣等，监考疏密，更令同造。谨案史曹旧簿及诸家法数，弃短取长，共定今术。开元发统，肇自丙寅，至于两曜亏食，五星伏见，参校积时，最为精密。庶铁炭轻重，无失寒燠之宜，灰箭飞浮，不爽阴阳之度。上元丙寅至大象元年己亥，积四万一千五百五十四算上。日法五万三千五百六十三，亦名蔀会法。章岁四百四十八，斗分三千一百六十七，蔀法一万二千九百九十二。章中为章会法。日法五万三千五百六十三，历余二万九千六百九十三，会日百七十三，会余一万六千六百一十九，冬至日在斗十二度。小周余、盈缩积，其历术别推入蔀会，分用阳率四百九十九，阴率九。每十二月下各有日月蚀转分，推步加减之，乃为定蚀大小余，而求加时之正。 　　其术施行。时高祖作辅，方行禅代之事，欲以符命曜于天下。道士张宾，揣知上意，自云玄相，洞晓星历，因盛言有代谢之徵，又称上仪表非人臣相。由是大被知遇，恆在幕府。及受禅之初，擢宾为华州刺史，使与仪同刘晖、骠骑将军董琳、索卢县公祐、前太史上士马显、太学博士郑元伟、前保章上士任悦、开府掾张撤、前荡边将军张膺之、校书郎衡洪建、太史监候粟相、太史司历郭翟、刘宜、兼算学博士张乾叙、门下参人王君瑞、荀隆伯等，议造新历，仍令太常卿卢贲监之。宾等依何承天法，微加增损，四年二月撰成奏上。高祖下诏曰：“张宾等存心算数，通洽古今，每有陈闻，多所启沃。毕功表奏，具已披览。使后月复育，不出前晦之宵，前月之余，罕留后朔之旦。减朓就朒，悬殊旧准。月行表里，厥途乃异，日交弗食，由循阳道。验时转算，不越纤毫，逖德前修，斯秘未启。有一于此，实为精密，宜颁天下，依法施用。” 　　张宾所造历法，其要： 　　以上元甲子已来，至开皇四年岁在甲辰，积四百一十二万九千一，算上。 　　蔀法，一十万二千九百六十。 　　章岁，四百二十九。 　　章月，五千三百六。 　　通月，五百三十七万二千二百九。 　　日法，一十八万一千九百二十。 　　斗分，二万五千六十三。 　　会月，一千二百九十七。 　　会率，二百二十一。 　　会数，一百一十半。 　　会分，一十一亿八千七百二十五万八千一百八十九。 　　会日法，四千二十万四千三百二十。 　　会日，百七十三。 　　余，五万六千一百四十三。 　　小分，一百一十。 　　交法，五亿一千二百一十万四千八百。 　　交分法，二千八百一十五。 　　阴阳历，一十三。 　　余，十一万二百六十三。 　　小分，二千三百二十八。 　　朔差，二。 　　余，五万七千九百二十一。 　　小分，九百七十四。 　　蚀限，一十二。 　　余，八万一千三百三。 　　小分，四百三十三半。 　　定差，四万四千五百四十八。 　　周日，二十七。 　　余，一十万八百五十九。亦名少大法 　　木精曰岁星，合率四千一百六万三千八百八十九。 　　火精曰荧惑，合率八千二十九万七千九百二十六。 　　土精曰镇星，合率三千八百九十二万五千四百一十三。 　　金精曰太白，合率六千一十一万九千六百五十五。 　　水精曰辰星，合率一千一百九十三万一千一百二十五。 　　张宾所创之历既行，刘孝孙与冀州秀才刘焯，并称其失，言学无师法，刻食不中，所驳凡有六条：其一云，何承天不知分闰之有失，而用十九年之七闰。其二云，宾等不解宿度之差改，而冬至之日守常度。其三云，连珠合璧，七曜须同，乃以五星别元。其四云，宾等唯知日气余分恰尽而为立元之法，不知日月不合，不成朔旦冬至。其五云，宾等但守立元定法，不须明有进退。其六云，宾等唯识转加大余二十九以为朔，不解取日月合会准以为定。此六事微妙，历数大纲，圣贤之通术，而晖未晓此，实管窥之谓也。若乃验影定气，何氏所优，宾等推测，去之弥远。合朔顺天，何氏所劣，宾等依据，循彼迷踪。盖是失其菁华，得其糠粃者也。又云，魏明帝时，有尚书郎杨伟，修《景初历》，乃上表立义，驳难前非，云：“加时后天，食不在朔。”然观杨伟之意，故以食朔为真，未能详之而制其法。至宋元嘉中，何承天著历，其上表云：“月行不定，或有迟疾，合朔月食，不在朔望，亦非历之意也。”然承天本意，欲立合朔之术，遭皮延宗饰非致难，故事不得行。至后魏献帝时，有龙宜弟复修延兴之历，又上表云：“日食不在朔，而习之不废，据《春秋》书食，乃天之验朔也。”此三人者，前代善历，皆有其意，未正其书。但历数所重，唯在朔气。朔为朝会之首，气为生长之端，朔有告饩之文，气有郊迎之典，故孔子命历而定朔旦冬至，以为将来之范。今孝孙历法，并按明文，以月行迟疾定其合朔，欲今食必在朔，不在晦、二之日也。纵使频月一小、三大，得天之统。大抵其法有三，今列之云。 　　第一，勘日食证恆在朔。 　　引《诗》云：“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今以甲子元历术推算，符合不差。《春秋经》书日食三十五。二十七日食，经书有朔，推与甲子元历不差。八食，经书并无朔字。《左氏传》云：“不书朔，官失之也。”《公羊传》云：“不言朔者，食二日也。“《谷梁传》云：“不言朔者，食晦也。”今以甲子元历推算，俱是朔日。丘明受经夫子，于理尤详，《公羊》、《谷梁》皆臆说也。 　　《春秋左氏》隐公三年二月己巳，日有食之。推合己巳朔 　　庄公十八年春三月，日有食之。推合壬子朔 　　僖公十二年三月庚午，日有食之。推合庚午朔 　　十五年夏五月，日有食之。推合癸未朔 　　襄公十五年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推合丁巳朔 　　前、后汉及魏、晋四代所记日食，朔、晦及先晦，都合一百八十一，今以甲子元历术推之，并合朔日而食。 　　前汉合有四十五食。三食并先晦一日，三十二食并皆晦日，十食并是朔日 　　后汉合有七十四食。三十七食并皆晦日，三十七食并皆朔日 　　魏合有十四食。四食并皆晦日，十食并皆朔日 　　晋合有四十八食。二十五食并皆晦日，二十三食并皆朔日 　　第二，勘度差变验。 　　《尚书》云：“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即是唐尧之时，冬至之日，日在危宿，合昏之时，昴正午。案《竹书纪年》，尧元年丙子。今以甲子元历术推算得合尧时冬至之日，合昏之时，昴星正午。《汉书》武帝太初元年丁丑岁，落下闳等考定太初历冬至之日，日在牵牛初。今以甲子元历术算，即得斗末牛初矣。晋时有姜岌，又以月食验于日度，知冬至之日日在斗十七度。宋文帝元嘉十年癸酉岁，何承天考验乾度，亦知冬至之日日在斗十七度。虽言冬至后上三日，前后通融，只合在斗十七度。但尧年汉日，所在既殊，唯晋及宋，所在未改，故知其度，理有变差。至今大隋甲辰之岁，考定历数象，以稽天道，知冬至之日日在斗十三度。 　　第三，勘气影长验。 　　《春秋纬命历序》云：“鲁僖公五年正月壬子朔旦冬至。”今以甲子元历术推算，得合不差。《宋书》元嘉十年，何承天以土圭测影，知冬至已差三日。诏使付外考验，起元嘉十三年为始，毕元嘉二十年，八年之中，冬至之日恆与影长之日差校三日。今以甲子元历术推算，但是冬至之日恆与影长之符合不差。详之如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