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史 - 第 43 页/共 93 页

二十四年七月，上在上京，谓丞相乌古论元忠等曰：“会宁尹蒲察通言，其地猛安谋克户甚艰。旧速频以东食海盐。蒲与、胡里改等路食肇州盐，初定额万贯，今增至二万七千。若罢盐引，添灶户，庶可易得。”元忠对曰：“已尝遣使咸平府以东规画矣。”上曰：“不须待此，宜亟为之。”通又言：“可罢上京酒务，听民自造以输税。”上曰：“先滦州诸地亦尝令民煮盐，后以不便罢之，今岂可令民自沽耶？”二十五年十月，上还自上京，谓宰臣曰：“朕闻辽东，凡人家食盐，但无引目者，　既以私治罪。夫细民徐买食之，何由有引目。可止令散办，或询诸民，从其所欲。”因为之罢北京、辽东盐使司。二十八年，尚书省论盐事，上曰：“盐使司虽办官课，然素扰民。盐官每出巡，而巡捕人往往私怀官盐，所至求贿及酒食，稍不如意则以所怀诬以为私盐。盐司苟图羡增，虽知其诬亦复加刑。宜令别设巡捕官，勿与盐司关涉，庶革其弊。”五月，创巡捕使，山东、沧、宝坻各二员，解、西京各一员。山东则置于潍州、招远县，沧置于深州及宁津县，宝坻置于易州及永济县，解置于澄城县，西京置于兜答馆，秩从六品，直隶省部，各给银牌，取盐使司弓手充巡捕人，且禁　不得于人家搜索，若食盐一斗以下不得究治，惟盗贩煮则捕之，在三百里内者属转运司，外者即随路府提点所治罪，盗课盐者亦如之。 　　章宗大定二十九年十月，上朝隆庆宫，谕有司曰：“比因猎，知百姓多有盐禁获罪者，民何以堪？朕欲令依平、滦、太原均办例，令民自煎，其令百官议之。”十二月，户部尚书郑俨等谓：“若令民计口定课，民既输干办钱，又必别市而食，是重费民财，而徒增煎贩者之利也。且今之盐价，盖昔日钱币易得之时所定，今日与向不同，况太平日久，户口蕃息，食盐岁课宜有羡增，而反无之，何哉？缘官估高，贫民利私盐之贱，致亏官课尔。近已减宝坻、山东、沧盐价斤为三十八文，乞更减去八文，岁不过减一百二十余万贯，官价既贱，所售必多，自有羡余，亦不全失所减之数。况今府库金银约折钱万万贯有奇，设使盐课不足，亦足补百有余年之经用，若量入为出，必无不足之患。乞令平、滦干办盐课亦宜减价，各路巡盐弓手不得自专巡捕，庶革诬罔之弊。”礼部尚书李晏等曰：“所谓干办者，既非美名，又非良法。必欲杜绝私煮盗贩之弊，莫若每斤减为二十五文，使公私价同，则私将自己。又巡盐兵吏往往挟私盐以诬人，可令与所属司县期会，方许巡捕，违者按察司罪之。”刑部尚书郭邦杰等则谓：“平、滦濒海及太原卤地可依旧干办，余同俨议。”御史中丞移剌仲方则谓：“私煎盗贩之徒，皆知禁而犯之者也。可选能吏充巡捕使，而不得入人家搜索。”同知大兴府事王翛请每斤减为二十文，罢巡盐官。左谏议大夫徒单镒则以干办为便。宰臣奏：“以每斤官本十文，若减作二十五文，似为得中。巡盐弓手可减三分之一，盐官出巡须约所属同往，不同获者不坐。可自来岁五月一日行之。”上遂命宝坻、山东、沧盐每斤减为三十文，已发钞引未支者准新价足之，余从所请。 　　十二月，遂罢西京、解盐巡捕使。时既诏罢干办盐钱，十二月以大理司直移剌九胜奴、广宁推官宋扆议北京、辽东盐司利病，遂复置北京、辽东盐使司，北京路岁以十万余贯为额，辽东路以十三万为额。罢西京及解州巡捕使。 　　明昌元年七月，上封事者言河东北路干办盐钱岁十万贯太重，以故民多逃徙，乞缓其征督。上命俟农隙遣使察之。十二月，定禁司县擅科盐制。二年五月，省臣以山东盐课不足，盖由盐司官出巡不敢擅捕，必约所属同往，人不畏故也。遂诏，自今如有盗贩者，听盐司官辄捕。民私煮及藏匿，则约所属搜索。巡尉弓兵非与盐司相约，则不得擅入人家。三年六月，孙即康等同盐司官议：“军民犯私盐，三百里内者盐司按罪，远者付提点所，皆征捕获之赏于贩造者。猛安谋克部人煎贩及盗者，所管官论赎，三犯杖之，能捕获则免罪。又滨州渤海县永和镇去州远，恐藏盗及私盐，可改为永丰镇与曹子山村，各创设巡检，山东、宝坻、沧盐司判官乞升为从七品，用进士。”上命猛安谋克杖者再议，余皆从之。尚书省奏：“山东滨、益九场之盐行于山东等六路，涛洛等五场止行于沂、邳、徐、宿、滕、泗六州，各有定课，方之九场，大课不同。若令与九场通比增亏。其五场官恃彼大课，恐不用力，转生奸弊。”遂定令五场自为通比。旧法与盐司使副通比，故至是始改焉。 　　五年正月，八小场盐官左荜等，以课不能及额，缴进告敕。遂遣使按视十三场再定，除涛洛等五场系设管勾，可即日恢办，乃以荜所告八场，从大定二十六年制，自见管课，依新例永相比磨。户部郎中李敬义等言：“八小场今新定课有减其半者，如使俱从新课，而旧课已办入官，恐所减钱多，因而作弊，而所收钱数不复尽实附历纳官。”遂从明昌元年所定酒税院务制，令即日收办。 　　十一月，以旧制猛安谋克犯私盐酒曲者，转运司按罪，遂更定军民犯私盐者皆令属盐司，私酒曲则属转运司，三百里外者则付提点所，若逮问犯人而所属吝不遣者徒二年。 　　十二月，尚书省议山东、沧州旧法每一斤钱四十一文，宝坻每一斤四十三文，自大定二十九年赦恩并特旨，减为三十文，计减百八十五万四千余贯。后以国用不充，遂奏定每一斤复加三文为三十三文。至承安三年十二月，尚书省奏：“盐利至大，今天下户口蕃息，食者倍于前，军储支引者亦甚多，况日用不可阙之物，岂以价之低昂而有多寡也。若不随时取利，恐徒失之。”遂复定山东、宝坻、沧州三盐司价每一斤加为四十二文。解州旧法每席五贯文，增为六贯四百文。辽东、北京旧法每石九百文，增为一贯五百文。西京煎盐旧石二贯文，增为二贯八百文，捞盐旧一贯五百文，增为二贯文，既增其价，复加其所鬻之数。七盐司旧课岁入六百二十二万六千六百三十六贯五百六十六文，至是增为一千七十七万四千五百一十二贯一百三十七文二分。山东旧课岁入二百五十四万七千三百三十六贯，增为四百三十三万四千一百八十四贯四百文。沧州旧课岁入百五十三万一千二百贯，增为二百七十六万六千六百三十六贯。宝坻旧入八十八万七千五百五十八贯六百文，增为一百三十四万八千八百三十九贯。解州旧入八十一万四千六百五十七贯五百文，增为一百三十二万一千五百二十贯二百五十六文。辽东旧入十三万一千五百七十二贯八百七十文，增为三十七万六千九百七十贯二百五十六文。北京旧入二十一万三千八百九十二贯五百文，增为三十四万六千一百五十一贯六百一十七文二分。西京旧入十万四百一十九贯六百九十六文，增为二十八万二百六十四贯六百八文。 　　四月，宰臣奏：“在法，猛安谋克有告私盐而不捕者杖之，其部人有犯而失察者，以数多寡论罪。今乃有身犯之者，与犯私酒曲、杀牛者，皆世袭权贵之家，不可不禁。”遂定制徒年、杖数，不以赎论，不及徒者杖五十。 　　八月，命山东、宝坻、沧州三盐司，每春秋遣使督按察司及州县巡察私盐。 　　泰和元年九月，省臣以沧、滨两司盐袋，岁买席百二十万，皆取于民。清州北靖海县新置沧盐场，本故猎地，沮洳多芦，宜弛其禁，令民时采而织之。 　　十一月，陕西路转运使高汝砺言：“旧制，捕告私盐酒曲者，计斤给赏钱，皆征于犯人。然盐官获之则充正课，巡捕官则不赏。巡捕军则减常人之半，免役弓手又半之，是罪同而赏异也。乞以司县巡捕官不赏之数，及巡捕弓手所减者，皆征以入官，则罪赏均矣。”诏从之。三年二月，以解盐司使治本州，以副治安邑。十一月，定进士授盐使司官，以榜次及入仕先后拟注。 　　四年六月，以七盐使司课额七年　一定为制，每斤增为四十四文，时桓州刺史张炜乞以盐易米，诏省臣议之。 　　六月，诏以山东、沧州盐司自增新课之后，所亏岁积，盖官既不为经画，而管勾、监同与合干人互为奸弊，以致然也。即选才干者代两司使副，以进士及部令史、译人、书史、译史、律科、经童、诸局分出身之廉慎者为管勾，而罢其旧官。 　　十月，西北路有犯花硷禁者，欲同盐禁罪，宰臣谓：“若比私盐，则有不同。”诏定制，收硷者杖八十，十斤加一等，罪止徒一年，赏同私矾例。五年六月，以山东、沧州两盐司侵课，遣户部员外郎石铉按视之，还言令两司分办为便。诏以周昂分河北东西路、大名府、恩州、南京、睢、陈、蔡、许、颍州隶沧盐司，以山东东西路、开、濮州、归德府、曹、单、亳、寿、泗州隶山东盐司，各计口承课。十月，签河北东西大名路按察司事张德辉言：“海壖人易得私盐，故犯法者众，可量户口均配之。”尚书省命山东按察司议其利便，言：“莱、密等州比年不登，计口卖盐所敛虽微，人以为重，恐致流亡。且私煮者皆无籍之人，岂以配买而不为哉！”遂定制，命与沧盐司皆驰驿巡察境内。 　　六年三月，右丞相内族宗浩、参知政事贾铉言：“国家经费惟赖盐课，今山东亏五十余万贯，盖以私煮盗贩者成党，盐司既不能捕，统军司、按察司亦不为禁，若止论犯私盐者之数，罚俸降职，彼将抑而不申，愈难制矣！宜立制，以各官在职时所增亏之实，令盐司以达省部，以为升降。”遂诏诸统军、招讨司，京府州军官，所部有犯者，两次则夺半月俸，一岁五次则奏裁，巡捕官但犯则的决，令按察司御史察之。 　　四月，从涿州剌史夹谷蒲乃言，以莱州民所纳盐钱听输丝绵银钞。七年九月，定西北京、辽东盐使判官及诸场管勾，增亏升降格，凡文资官吏员，诸局署承应人、应验资历注者，增不及分者升本等首，一分减一资，二分减两资，迁一官，四分减两资，迁两官，亏则视此为降。如任回验官注拟者，增不及分升本等首，一分减一资，二分减一资、迁一阶，四分减两资、迁两阶，亏者亦视此为降。 　　十二月，尚书省以卢附翼所言，遂定制灶户盗卖课盐法，若应纳盐课外有余，则尽以申官，若留者减盗一等。若刮硷土煎食之，采黄穗草烧灰淋卤，及以酵粥为酒者，杖八十。八年七月，宋克俊言：“盐管勾自改注进士诸科人，而监官有失超升县令之阶，以故怠而亏课，乞依旧为便。”有司以泰和四年改注时，选当时到部人截替，遂拟以秋季到部人注代。八年七月，诏沿淮诸榷场，听官民以盐市易。 　　宣宗贞祐二年十月，户部言：“阳武、延津、原武、荥泽、河阴诸县饶硷卤，民私煎不能禁。”遂诏置场，设判官、管勾各一员，隶户部。既而，御史台奏：“诸县皆为有力者夺之，而商贩不行。”遂敕御史分行申明禁约。三年十二月，河东南路权宣抚副使乌古论庆寿言：“绛、解民多业贩盐，由大阳关以易陕、虢之粟，及还渡河，而官邀籴其八，其旅费之外所存几何？而河南行部复自运以易粟于陕，以尽夺民利。比岁河东旱蝗，加以邀籴，物价踊贵，人民流亡，诚可闵也。乞罢邀籴，以纾其患。”四年七月，庆寿又言：“河中乏粮，既不能济，而又邀籴以夺之。夫盐乃官物，有司陆运至河，复以舟达京兆、凤翔，以与商人贸易，艰得而甚劳。而陕西行部每石复邀籴二斗，是官物而自籴也。夫盐乃官物，有司陆运至河，复以舟达京兆、凤翔，以与商人贸易，艰得而甚劳。而陕西行部每石复邀籴二斗，是官物而自籴也。夫转盐易物，本济河中，而陕西复强取之，非夺而何？乞彼此壹听民便，则公私皆济。”上从之。兴定二年六月，以延安行六部员外郎卢进建言：“绥德之嗣武城、义合、克戎寨近河地多产盐，请设盐场管勾一员，岁获十三万余斤，可输钱二万贯以佐军。”三年，诏用其言，设官鬻盐给边用。四年，李复享言：“以河中西岸解盐旧所易粟麦万七千石充关东之用。”寻命解盐不得通陕西，以北方有警，河禁方急也。元光二年内族讹可言，民运解盐有助军食，诏修石墙以固之。 　　○酒 　　金榷酤因辽、宋旧制，天会三年始命榷官以周岁为满。世宗大定三年，诏宗室私酿者，从转运司鞫治。三年，省奏中都酒户多逃，以故课额愈亏。上曰：“此官不严禁私酿所致也。”命设军百人，隶兵马司，同酒使副合千人巡察，虽权要家亦许搜索。奴婢犯禁，杖其主百。且令大兴少尹招复酒户。八年，更定酒使司课及五万贯以上，盐场不及五万贯者，依旧例通注文武官，余并右职有才能，累差不亏者为之。九年，大兴县官以广阳镇务亏课，而惧夺其俸，乃以酒散部民，使输其税。大理寺以财非入己，请以赎论。上曰：“虽非私赃，而贫民亦被其害，若止从赎，何以惩后。”特命解职。二十六年，省奏盐铁酒曲自定课后，增各有差。上曰：“朕顷在上京，酒味不嘉。朕欲如中都曲院取课，庶使民得美酒。朕日膳亦减省，尝有一公主至，而无余膳可与。朕欲日用五十羊何难哉！虑费用皆出于民，不忍为也。监临官惟知利己，不知利何从来？若恢办增羡者酬迁，亏者惩殿，仍更定并增并亏之课，无失元额。如横班只亏者，与余差一例降罚，庶有激劝。且如功酬合办二万贯，而止得万七八千，难迭两酬者，必止纳万贯，而辄以余钱入己。今后可令见差使内不迭酬余钱，与后差使内所增钱通算为酬，庶钱可入官。及监官食直，若不先与，何以责廉。今后及格限而至者，即用此法。”又奏罢杓栏人。二十七年，议以天下院务，依中都例，改收曲课，而听民酤。户部遣官询问辽东来远军，南京路新息、虞城，西京路西京酒使司、白登县、迭剌部族、天成县七处，除税课外，愿自承课卖酒。上曰：“自昔监官多私官钱，若令百姓承办，庶革此弊。其试行之。” 　　明昌元年正月，更定新课，令即日收办。中都曲使司，大定间，岁获钱三十六万一千五百贯，承安元年岁获四十万五千一百三十三贯。西京酒使司，大定间，岁获钱五万三千四百六十七贯五百八十八文，承安元年岁获钱十万七千八百九十三贯。七月，定中都曲使司以大定二十一年至明昌六年为界，通比均取一年之数为额。五年四月，省奏：“旧随处酒税务，所设杓栏人，以射粮军历过随朝差役者充，大定二十六年罢去，其随朝应役军入，各给添支钱粟酬其劳。今拟将元收杓栏钱，以代添支，令各院务验所收之数，百分中取三，随课代输，更不入比，岁约得钱三十余万，以佐国用。”泰和四年九月，省奏：“在都曲使司，自定课以来八年并增，宜依旧法，以八年通该课程，均其一年之数，仍取新增诸物一分税钱并入，通为课额。以后之课，每五年一定其制。”又令随处酒务，元额上通取三分作糟酵钱。六年，制院务卖酒数各有差，若数外卖、及将带过数者，罪之。宣宗贞祐三年十二月，御史田迥秀言：“大定中，酒税岁及十万贯者，始设使司，其后二万贯亦设，今河南使司亦五十余员，虚费月廪，宜依大定之制。”元光元年，复设曲使司。 　　○醋税 　　自大定初，以国用不足，设官榷之，以助经用。至二十三年，以府库充牣，遂罢之。章宗明昌五年，以有司所入不允所出，言事者请榷醋息，遂令设官榷之，其课额，俟当差官定之。后罢。承安三年三月，省臣以国用浩大，遂复榷之。五百贯以上设都监，千贯以上设同监一员。 　　○茶 　　自宋人岁供之外，皆贸易于宋界之榷场。世宗大定十六年，以多私贩，乃更定香茶罪赏格。章宗承安三年八月，以谓费国用而资敌，遂命设官制之。以尚书省令史承德郎刘成往河南视官造者，以不亲尝其味，但采民言谓为温桑，实非茶也，还即白上。上以为不干，杖七十，罢之。四年三月，于淄、密、宁海、蔡州各置一坊，造新茶，依南方例每斤为袋，直六百文。以商旅卒未贩运，命山东、河北四路转运司以各路户口均其袋数，付各司县鬻之。买引者，纳钱及折物，各从其便。 　　五月，以山东人户造卖私茶，侵侔榷货，遂定比煎私矾例，罪徒二年。 　　泰和四年，上谓宰臣曰：“朕赏新茶，味虽不嘉，亦岂不可食也。比令近侍察之，乃知山东、河北四路悉椿配于人。既曰强民，宜抵以罪。此举未知运司与县官孰为之，所属按察司亦当坐罪也。其阅实以闻。自今其令每袋价减三百文，至来年四月不售，虽腐败无伤也。”五年春，罢造茶之坊。三月，上谕省臣曰：“今虽不造茶，其勿伐其树，其地则恣民耕樵。”六年，河南茶树槁者，命补植之。十一月，尚书省奏：“茶，饮食之余，非必用之物。比岁下上竞啜，农民尤甚，市井茶肆相属。商旅多以丝绢易茶，岁费不下百万，是以有用之物而易无用之物也。若不禁，恐耗财弥甚。”遂命七品以上官，其家方许食茶，仍不得卖及馈献。不应留者，以斤两立罪赏。七年，更定食茶制。八年七月，言事者以茶乃宋土草芽，而易中国丝锦锦绢有益之物，不可也。国家之盐货出于卤水，岁取不竭，可令易茶。省臣以谓所易不广，遂奏令兼以杂物博易。宣宗元光二年三月，省臣以国蹙财竭，奏曰：“金币钱谷，世不可一日阙者也。茶本出于宋地，非饮食之急，而自昔商贾以金帛易之，是徒耗也。泰和间，尝禁止之，后以宋人求和，乃罢。兵兴以来，复举行之，然犯者不少衰，而边民又窥利，越境私易，恐因泄军情，或盗贼入境。今河南、陕西凡五十余郡，郡日食茶率二十袋，袋直银二两，是一岁之中妄费民银三十余万也。奈何以吾有用之货而资敌乎？”乃制亲王，公主及见任五品以上官，素蓄者存之，禁不得卖、馈，余人并禁之。犯者徒五年，告者赏宝泉一万贯。 　　○诸征商 　　海陵贞元元年五月，以都城隙地赐随朝大小职官及护驾军，七月，各征钱有差。大定二年，制院务创亏及功酬格。八月，罢诸路关税，止令讥察。三年，尚书省奏：“山东西路转运司言，坊场河渡多逋欠。”诏如监临制，以年岁远近为差，蠲减。又以尚书工部令史刘行义言，定城郭出赁房税之制。五年，以前此河泺罢设官，复召民射买，两界之后，仍旧设官。二十年正月，定商税法，金银百分取一，诸物百分取三。章宗大定二十九年，户部言天下河泊已许与民同利，其七处设官可罢之，委所属禁豪强毋得擅其利。 　　明昌元年正月，敕尚书省，定院务课商税额，诸路使司院务千六百一十六外，比旧减九十四万一千余贯，遂罢坊场，免赁房税。十月，尚书省奏：“今天下使司务，既减课额，而监官增亏既有升迁追殿之制，宜罢提点所给赏罚俸之制，但委提刑司，察提点官侵犯场务者，则论如制。”诏从之。二年，诏减南京出赁官房及地基钱。三年，谕提刑司，禁势力家不得固山泽之利。又司竹监岁采入破竹五十万竿，春秋两次输都水监，备河防，余边刀笋皮等卖钱三千贯，苇钱二千贯，为额。明昌五年，陈言者乞复旧置坊场，上不许，惟许增置院务，诏尚书省参酌定制，遂拟辽东、北京依旧许人分办，中都等十一路差官按视，量添设院务于二十三处，自今岁九月一日立界，制可。大定间，中都税使司岁获十六万四千四百四十余贯，承安元年，岁获二十一万四千五百七十九贯。泰和六年五月，制院务课亏，令运司差监榷。 　　○金银之税 　　大定三年，制金银坑冶许民开采，二十分取一为税。泰和四年，言事者以金银百分中取一，诸物取三，今物价视旧为高，除金银则额所不能尽该，自余金银可并添一分。诏从之。七年三月，户部尚书高汝砺言：“旧制，小商贸易诸物收钱四分，而金银乃重细之物，多出富有之家，复止三分，是为不伦，亦乞一例收之。”省臣议以为如此恐多匿隐。遂止从旧。 　　 　　 脱脱>金史>志第三十一 志第三十一 　　　　　　　 食货五 　　○榷场 　　与敌国互市之所也。皆设场官，严厉禁，广屋宇以通二国之货，岁之所获亦大有助于经用焉。熙宗皇统二年五月，许宋人之请，遂各置于两界。九月，命寿州、邓州、凤翔府等处皆置。海陵正隆四年正月，罢凤翔府、唐、邓、颍、蔡、巩、洮等州并胶西县所置者，而专置于泗州。寻伐宋，亦罢之。五年八月，命榷场起赴南京。国初于西北招讨司之燕子城、北羊城之间尝置之，以易北方牧畜。世宗大定三年，市马于夏国之榷场。四年，以尚书省奏，复置泗、寿、蔡、唐、邓、颍、密、凤翔、秦、巩、洮诸场。七年，禁秦州场不得卖米面、及羊豕之腊、并可作军器之物入外界。十七年二月，上谓宰臣曰：“宋人喜生事背盟，或与大石交通，恐枉害生灵，不可不备。其陕西沿边榷场可止留一处，余悉罢之。令所司严察奸细。”前此，以防奸细，罢西界兰州、保安、绥德三榷场。二十一年正月，夏国王李仁孝上表乞复置，以保安、兰州无所产，而且税少，惟于绥德为要地，可复设互市，命省臣议之。宰臣以陕西邻西夏，边民私越境盗窃，缘有榷场，故奸人得往来，拟东胜可依旧设，陕西者并罢之。上曰：“东胜与陕西道路隔绝，贸易不通，其令环州置一场。”寻于绥德州复置一场。 　　十二月，禁寿州榷场受分例。分例者，商人贽见场官之钱币也。 　　章宗明昌二年七月，尚书省以泗州榷场自前关防不严，遂奏定从大定五年制，官为增修舍屋，倍设阑禁，委场官及提控所拘榷，以提刑司举察。惟东胜、净、庆州，来远军者仍旧，余皆修完之。泗州场，大定间，岁获五万三千四百六十七贯，承安元年，增为十万七千八百九十三贯六百五十三文。所须杂物，泗州场岁供进新茶千胯、荔支五百斤、圆眼五百斤、金橘六千斤、橄榄五百斤、芭蕉干三百个、苏木千斤、温柑七千个、橘子八千个、沙糖三百斤、生姜六百斤、栀子九十称、犀象丹砂之类不与焉。宋亦岁得课四万三千贯。秦州西子城场，大定间，岁获三万三千六百五十六贯，承安元年，岁获十二万二千九十九贯。承安二年，复置于保安、兰州。三年九月，行枢密院奏：“斜出等告开榷场，拟于辖里尼要安置。”许自今年十一月贸易。寻定制，随路榷场若以见钱入外界、与外人交易者，徒五年，三斤以上死。宋界诸场，以伐宋皆罢。泰和八年八月，以与宋和，宋人请如旧置之，遂复置于唐、邓、寿、泗、息州及秦、凤之地。 　　宣宗贞祐元年，秦州榷场为宋人所焚。二年，陕西安抚副使乌古论衮州复开设之，岁所获以十数万计。三年七月，议欲听榷场互市用银，而计数税之。上曰：“如此，是公使银入外界也。”平章尽忠、权参知政事德升曰：“赏赐之用莫如银绢，而府库不足以给之。互市虽有禁，而私易者自如。若税之，则敛不及民而用可足。”平章高琪曰：“小人敢犯，法不行尔，况许之乎？今军未息，而产银之地皆在外界，不禁则公私指日罄矣！”上曰：“当熟计之。”兴定元年，集贤咨议官吕鉴言：“尝监息州榷场，每场获布数千匹，银数百两，兵兴之后皆失之。” 　　金银之税。世宗大定五年，听人射买宝山县银冶。九年，御史台奏河南府以和买金银，抑配百姓，且下其直。上曰：“初，朕欲泉货流通，故令行，岂可反害民乎？”遂罢之。十二年，诏金银坑冶，恣民采，毋收税。二十七年，尚书省奏：“听民于农隙采银，承纳官课。”明昌二年，天下见在金千二百余铤，银五十五万二千余铤。三年，以提刑司言，封诸处银冶，禁民采炼。五年，以御史台奏，请令民采炼随处金银铜冶，上命尚书省议之。宰臣议谓：“国家承平日久，户口增息，虽尝禁之，而贫人苟求生计，聚众私炼。上有禁之之名。而无杜绝之实，故官无利而民多犯法。如令民射买，则贫民壮者为夫匠，老稚供杂役，各得均齐，而射买之家亦有余利。如此，则可以久行。比之官役顾工，糜费百端者，有间矣。”遂定制，有冶之地，委谋克县令籍数，召募射买。禁权要、官吏、弓兵、里胥皆不得与。如旧场之例，令州府长官一员提控，提刑司访察而禁治之。上曰：“此终非长策。”参知政事胥持国曰：“今姑听如此，后有利然后设官可也。譬之酒酤，盖先为坊场，从后官榷也。”上亦以为然，遂从之。坟山、西银山之银窟凡百一十有三。 　　○和籴 　　熙宗皇统二年十月，燕、西、东京、河东、河北、山东，汴京等路秋熟，命有司增价和籴。世宗大定二年，以正隆之后仓廪久匮，遣太子少师完颜守道等，山东东、西路收籴军粮，除户口岁食外，尽令纳官，给其直。三年，谓宰臣曰：“国家经费甚大，向令山东和籴，止得四十五万余石，未足为备。自古有水旱，所以无患者，由蓄积多也。山东军屯处须急为二年之储，若遇水旱则用赈济。自余宿兵之郡，亦须籴以足之。京师之用甚大，所须之储，其敕户部宜急为计。”五年，责宰臣曰：“朕谓积贮为国本，当修仓廪以广和籴。今闻外路官文具而已。卿等不留心，甚不称委任之意。”六年八月，敕有司，秋成之后，可于诸路广籴，以备水旱。九年正月，谕宰臣曰：“朕观宋人虚诞，恐不能久遵誓约。其令将臣谨饬边备，以戒不虞。去岁河南丰，宜令所在广籴，以实仓禀。诏州县和籴，毋得抑配百姓。”十二年 　　十二月，诏在都和籴以实仓廪，且使钱币通流。又诏凡秋熟之郡，广籴以备水旱。十六年五月，谕左丞相纥石烈良弼曰：“西边自来不备储蓄，其令所在和籴，以备缓急。”十七年春，尚书省奏：“先奉诏赈济东京等路饥民，三路粟数不能给。”上曰：“朕尝谕卿等，丰年广籴以备凶歉。卿等皆言天下仓廪盈溢，今欲赈济，乃云不给。自古帝王皆以蓄积为国长计，朕之积粟岂欲独用。即今不给，可于邻道取之。自今多备，当以为常。”四月，尚书省奏：“东京三路十二猛安尤阙食者，已赈之矣。尚有未赈者。”诏遣官诣复州、曷苏馆路，检视富家，蓄积有余增直以籴。令近地居民就往受粮。十八年四月，命泰州所管诸猛安、西北路招讨司所管奚猛安，咸平府庆云县寔松河等处遇丰年，多和籴。 　　章宗明昌四年七月，谕旨户部官：“闻通州米粟甚贱，若以平价官籴之，何如？”于是，有司奏：“中都路去岁不熟，今其价稍减者，以商旅运贩继至故也。若即差官争籴，切恐市价腾踊，贫民愈病，请俟秋收日，依常平仓条理收籴。”诏从之。明昌五年五月，上曰：“闻米价腾踊，今官运至者有余，可减直以粜之。其明告民，不须贵价私籴也。”六年七月，敕宰臣曰：“诏制内饥谨之地令减价粜之，而贫民无钱者何以得食，其议赈济。”省臣以为：“阙食州县，一年则当赈贷，二年然后赈济，如其民实无恆产者，虽应赈贷，亦请赈济。”上遂命间隔饥荒之地，可以辨钱收籴者减价粜之，贫乏无依者赈济。 　　宣宗贞祐三年十月，命高汝砺籴于河南诸郡，令民输挽入京，复命在京诸仓籴民输之余粟。侍御史黄掴奴申言：“汝砺所籴足给岁支，民既于租赋之外转挽而来，亦已劳矣！止将其余以为归资，而又强取之，可乎？且籴此有日矣，而止得二百余石，此何济也。”诏罢之。十二月，附近郡县多籴於京师，谷价腾踊，遂禁其出境。四年，河北行省侯挚言：“河北人相食，观、沧等州斗米银十余两。伏见沿河诸津许贩粟北渡，然每石官籴其八，商人无利，谁肯为之。且河朔之民皆陛下赤子，既罹兵革，又坐视其死，臣恐弄兵之徒得以籍口而起也。愿止其籴，纵民输贩为便。”诏从之。又制凡军民客旅粟不于官籴处粜，而私贩渡河者，杖百。沿河军及讥察权豪家犯者，徒年、杖数并的决从重，以物没官。上以河北州府钱多，其散失民间颇广，命尚书省措画之。省臣奏：“已命山东、河北榷酤及滨、沧盐司，以分数带纳矣。今河北艰食，贩粟北渡者众，宜权立法以遮籴之。拟于诸渡口南岸，选通练财货官，先以金银丝绢等博易商贩之粮，转之北岸，以回易籴本，兼收见钱。不惟杜奸弊，亦使钱入京师。”从之。又上封事者曰：“比年以来屡艰食，虽由调度征敛之繁，亦兼并之家有以夺之也。收则乘贱多籴，困急则以贷人，私立券质，名为无利而实数倍。饥民惟恐不得，莫敢较者，故场功甫毕，官租未了，而囤已空矣！此富者益富，而贫者益贫者也。国朝立法，举财物者月利不过三分，积久至倍则止，今或不期月而息三倍。愿明敕有司，举行旧法，丰熟之日增价和籴，则在公有益，而私无损矣。”诏宰臣行之。是年，权河东南路宣抚副使乌古论庆寿言邀籴事。见《盐志》下。 　　兴定元年，上颇闻百姓以和籴太重，弃业者多，命宰臣加意焉。八月，以户部郎中杨贞权陕西行六部尚书，收给潼、陕军马之用，奏籴贩粮济河者之半，以宽民。从之。 　　六月，立和籴赏格。 　　○常平仓 　　世宗大定十四年，尝定制，诏中外行之，其法寻废。章宗明昌元年八月，御史请复设，敕省臣详议以闻。省臣言：“大定旧制，丰年则增市价十之二以籴，俭岁则减市价十之一以出，平岁则已。夫所以丰则增价以收者，恐物贱伤农。俭则减价以出者，恐物贵伤民。增之损之以平粟价，故谓常平，非谓使天下之民专仰给于此也。今天下生齿至众，如欲计口使余一年之储，则不惟数多难办，又虑出不以时而致腐败也。况复有司抑配之弊，殊非经久之计。如计诸郡县验户口例以月支三斗为率，每口但储三月，已及千万数，亦足以平物价救荒凶矣。若令诸处，自官兵三年食外，可充三月之食者免籴，其不及者俟丰年籴之，庶可久行也。然立法之始贵在必行，其令提刑司各路计司兼领之，郡县吏沮格者纠，能推行者加擢用。若中都路年谷不熟之所，则依常平法，减其价三之一以籴。”诏从之。 　　三年八月，敕：“常平仓丰籴俭粜，有司奉行勤惰褒罚之制，其遍谕诸路，其奉行灭裂者，提刑司纠察以闻。”又谓宰臣曰：“随处常平仓，往往有名无实。况远县人户岂肯跋涉，直就州府粜籴。可各县置仓，命州府县官兼提控管勾。”遂定制，县距州六十里内就州仓，六十里外则特置。旧拟备户口三月之粮，恐数多致损，改令户二万以上备三万石，一万以上备二万石，一万以下、五千以上备万五千石，五千户以下备五千石。河南、陕西屯军贮粮之县，不在是数。州县有仓仍旧，否则创置。郡县吏受代，所籴粟无坏，一月内交割给由。如无同管勾，亦准上交割。违　限，委州府并提刑司差官催督监交。本处岁丰，而收籴不及一分者，本等内降，提刑司体察，直申尚书省，至日斟酌黜陟。 　　九月，敕置常平仓之地，令州府官提举之，县官兼董其事，以所籴多寡约量升降，为永制。又谕尚书省曰：“上京路诸县未有常平仓，如亦可置，定其当备粟数以闻。”四年十月，尚书省奏：“今上京、蒲与、速频、曷懒、胡里改等路，猛安谋克民户计一十七万六千有余，每岁收税粟二十万五千余石，所支者六万六千余石，总其见数二百四十七万六千余石。臣等以为此地收多支少，遇灾足以赈济，似不必置。”遂止。 　　五年九月，尚书省奏：“明昌三年始设常平仓，定其永制。天下常平仓总五百一十九处，见积粟三千七百八十六万三千余石，可备官兵五年之食，米八百一十余万石，可备四年之用，而见在钱总三千三百四十万贯有奇，仅支二年以上，见钱既少，且比年稍丰而米价犹贵，若复预籴，恐价腾踊，于民未便。”遂诏权罢中外常平仓和籴，俟官钱羡余日举行。 　　○水田 　　明昌五年闰十月，言事者谓郡县有河者可开渠，引以溉田，诏下州郡。既而八路提　刑司虽有河者皆言不可溉，惟中都言安肃、定兴二县可引河溉田四千余亩，诏命行之。六年十月，定制，县官任内有能兴水利田及百顷以上者，升本等首注除。谋克所管屯田。能创增三十顷以上，赏银绢二十两匹，其租税止从陆田。承安二年，敕放白莲潭东闸水与百姓溉田。三年，又命勿毁高梁河闸，从民灌溉。泰和八年七月，诏诸路按察司规画水田，部官谓：“水田之利甚大，沿河通作渠，如平阳掘井种田俱可灌溉。比年邳、沂近河布种豆麦，无水则凿井灌之，计六百余顷，比之陆田所收数倍。以此较之，它境无不可行者。”遂令转运司因出计点，就令审察，若诸路按察司因劝农，可按问开河或掘井如何为便，规画具申，以俟兴作。 　　贞祐四年八月，言事者程渊言：“砀山诸县陂湖，水至则畦为稻田，水退种麦，所收倍于陆地。宜募人佃之，官取三之一，岁可得十万石。”诏从之。兴定五年五月，南阳令李国瑞创开水田四百余顷，诏升职二等，仍录其最状遍谕诸道。 　　十一月，议兴水田。省奏：“汉召信臣于南阳灌溉三万顷。魏贾逵堰汝水为新陂，通运二百余里，人谓之贾侯渠。邓艾修淮阳、百尺二渠，通淮、颍、大治诸陂于颍之南，穿渠三百余里，溉田二万顷。今河南郡县多古所开水田之地，收获多于陆地数倍。”敕令分治户部按行州郡，有可开者诱民赴功，其租止依陆田，不复添征，仍以官赏激之。陕西除三白渠设官外，亦宜视例施行。元光元年正月，遣户部郎中杨大有等诣京东、西、南三路开水田。 　　○区田之法 　　见嵇康《养生论》，自是历代未有天下通用如赵过一亩三甽之法者。章宗明昌三年三月，宰执尝论其法于上前，上曰：“卿等所言甚嘉，但恐农民不达此法。如其可行，当遍谕之。”四年夏四月，上与宰执复言其法，久之，参知政事胥持国曰：“今日方之大定间，户口既多，费用亦厚。若区种之法行，良多利益。”上曰：“　此法自古有之，若其可行，则何为不行也？”持国曰：“所以不行者，盖民未见其利。今已令试种于城南之地，乃委官往监督之。若使民见收成之利，当不率行者自效矣。”参知政事夹谷衡以为：“若有其利，古已行矣。且用功多而所种少，复恐废垅亩之田功也。”上曰：“姑试行之。”六月，上问参知政事胥持国曰：“区种事如何？”对曰：“六七月之交，方可见矣。”“河东及代州田种今岁佳否？”曰：“比常年颇登。”是日，命近侍二人驰驿巡视京畿禾稼。五年正月，敕谕农民使区种，先是，陈言人武陟高翌上区种法，且请验人丁地土多少，定数令种。上令尚书省议既定，遂敕令农田百亩以上，如濒河易得水之地，须区种三十余亩，多种者听。无水之地则从民便。仍委各千户谋克县官依法劝率。 　　承安元年四月，初行区种法，男年十五以上、六十以下有土田者丁种一亩，丁多者五亩止。二年二月，九路提刑马百禄奏：“圣训农民有地一顷者区种一亩，五亩即止。臣以为地肥瘠不同，乞不限亩数。”制可。 　　泰和四年九月，尚书省奏：“近奉旨讲议区田，臣等谓此法本欲利民，或以天旱乃始用之，仓卒施功未必有益也。且五方地肥瘠不同，使皆可以区种，农民见有利自当勉效之。不然，督责虽严，亦徒劳耳。”敕遂令所在长官及按察司随宜劝谕，亦竟不能行。 　　○入粟鬻度牒 　　熙宗皇统三年三月，陕西旱饥，诏许富民入粟补官。世宗大定元年，以兵兴岁歉，下令听民进纳补官。又募能济饥民者，视其人数为补官格。五年，上谓宰臣曰：“顷以边事未定，财用阙乏，自东、南两京外，命民进纳补官，及卖僧、道、尼、女冠度牒，紫、褐衣师号，寺观名额。今边鄙已宁，其悉罢之。庆寿寺、天长观岁给度牒，每道折钱二十万以赐之。”明昌二年，敕山东、河北阙食之地，纳粟补官有差。承安二年，卖度牒、师号、寺观额，复令人入粟补官。三年，西京饥，诏卖度牒以济之。 　　宣宗贞祐二年，从知大兴府事胥鼎所请，定权宜鬻恩例格，进宫升职、丁忧人许应举求仕、监户从良之类，入粟草各有数。三年，制无问官民，有能劝率诸人纳物入官者，米百五十石迁官一阶，正班任使。七百石两阶，除诸司。千石三阶，除丞簿。过此数则请于朝廷议赏。推司县官有能劝二千石迁一阶，三千石两阶，以济军储。又定制，司县官能劝率进粮至五千石以上者减一资考，万石以上迁一官，减二等考，二万石以上迁一官、升一等，皆注见阙。四年，河东行省胥鼎言：“河东兵多民少，仓空岁饥。窃见潞州元帅府虽设鬻爵恩例，然条目至少，未尽劝率之术。今拟凡补买正班，依格止廕一名。若愿输许增廕一名。僧道已具师号者，许补买本司官。职官愿纳粟或不愿给俸及券粮者，宜量数迁加。三举终场人年五十以上，四举年四十五以上，并许入粟，该恩大小官及承应人。令译史吏员，虽未系班，亦许进纳迁官。其有品官应注诸司者，听献物借注丞簿。丞簿注县令，差使免一差。掌军官能自备刍粮者，依职官例迁官如旧。”四年，耀州僧广惠言：“军储不足，凡京府节镇以上僧道官，乞令纳粟百石。防刺郡副纲、威仪等，七十石者乃充，三十月满替。诸监寺十石，周年一代，愿复买者听。”诏从之。 　　兴定元年，潞州行元帅府事粘割贞言：“近承奏格，凡去岁覃恩之官，以品从差等听其入粟，委帅府书空宣敕授之，则人无陈诉之劳，而官有储蓄矣。比年屡降覃恩，凡羁縻军职者多未暇授，若止许迁新覃，则将隔越矣。乞令计前后所该输粟积迁。”诏从之。 　　 　　 脱脱>金史>志第三十二 志第三十二 　　　　　　　 选举一 　　○进士诸科　律科　经童科　制举　武举　试学士院官　司天医学试科 　　自三代乡举里选之法废，秦、汉以来各因一代之宜，以尽一时之才，苟足于用即已，故法度之不一，其来远矣！在汉之世，虽有贤良方正诸科以取士，而推择为吏，由是以致公卿，公卿子弟入备宿卫，因被宠遇，以位通显。魏、晋而下互有因革，至于唐、宋，进士盛焉。当时士君子之进，不由是涂则自以为慊，此由时君之好尚，故人心之趣向然也。辽起唐季，颇用唐进士法取人，然仕于其国者，考其致身之所自，进士才十之二三耳！金承辽后，凡事欲轶辽世，故进士科目兼采唐、宋之法而增损之。其及第出身，视前代特重，而法亦密焉。若夫以策论进士取其国人，而用女直文字以为程文，斯盖就其所长以收其用，又欲行其国字，使人通习而不废耳。终金之代，科目得人为盛。诸宫护卫、及省台部译史、令史、通事、仕进皆列于正班，斯则唐、宋以来之所无者，岂非因时制宜，而以汉法为依据者乎？金治纯驳，议者于是每有别焉。宣宗南渡，吏习日盛，苛刻成风，殆亦多故之秋，急于事功，不免尔欤。自时厥后，仕进之歧既广，侥幸之俗益炽，军伍劳效，杂置令禄，门廕右职，迭居朝著，科举取士亦复泛滥，而金治衰矣！原其立经陈纪之初，所为升转之格，考察之方，井井然有条而不紊，百有余年才具不乏，岂非其效乎？奉诏作《金史》，志其《选举》，因得而详论之，司天、太医、内侍等法历代所有，附著于斯。鬻爵、进纳，金季之弊莫甚焉，盖由财用之不足而然也，特载《食货志》。 　　金设科皆因辽、宋制，有词赋、经义、策试、律科、经童之制海陵天德三年，罢策试科。世宗大定十一年，创设女直进士科，初但试策，后增试论，所谓策论进士也。明昌初，又设制举宏词科，以待非常之士。故金取士之目有七焉。其试词赋、经义、策论中选者，谓之进士。律科、经童中选者，曰举人。凡养士之地曰国子监，始置于天德三年，后定制，词赋、经义生百人，小学生百人，以宗室及外戚皇后大功以上亲、诸功臣及三品以上官兄弟子孙，年十五以上者入学，不及十五者入小学。大定六年始置太学，初养士百六十人，后定五品以上官兄弟子孙百五十人，曾得府荐及终场人二百五十人，凡四百人。府学亦大定十六年置，凡十七处，共千人。初以尝与廷试及宗室皇家袒免以上亲、并得解举人为之。后增州学，遂加以五品以上官、曾任随朝六品官之兄弟子孙，余官之兄弟子孙经府荐者，同境内举人试补三之一，阙里庙宅子孙年十三以上不限数，经府荐及终场免试者不得过二十人。凡试补学生，太学则礼部主之，州府则以提举学校学官主之，曾得府荐及终场举人，皆免试。 　　凡经，《易》则用王弼、韩康伯注，《书》用孔安国注，《诗》用毛苌注、郑玄笺，《春秋左氏传》用杜预注，《礼记》用孔颖达疏，《周礼》用郑玄注、贾公彦疏，《论语》用何晏集注。邢昺疏，《孟子》用赵岐注，孙奭疏，《孝经》用唐玄宗注，《史记》用裴骃注，《前汉书》用颜师古注。《后汉书》用李贤注，《三国志》用裴松之注，及唐太宗《晋书》、沈约《宋书》，萧子显《齐书》、姚思廉《梁书》《陈书》、魏收《后魏书》、李百药《北齐书》、令狐德棻《周书》、魏征《隋书》、新旧《唐书》、新旧《五代史》，《老子》用唐玄宗注疏，《荀子》用杨倞注，《扬子》用李轨、宋咸、柳宗元、吴秘注，皆自国子监印之，授诸学校。凡学生会课，三日作策论一道，又三日作赋及诗各一篇，三月一私试，以季月初先试赋，间一日试策论，中选者以上五名申部。遇旬休、节辰皆有假，病则给假，省亲远行则给程。犯学规者罚，不率教者黜。遭丧百日后求入学者，不得与释奠礼。凡国子学生三年不能充贡，欲就诸局承应者，学官试，能粗通大小各一经者听。 　　章宗大定二十九年，上封事者乞兴学校，推行三舍法，及乡以八行贡春官，以设制举宏词。事下尚书省集百官议，户部尚书邓俨等谓：“三舍之法起于宋熙宁间，王安石罢诗赋，专尚经术。太学生初补外舍，无定员。由外升内舍，限二百人。由内升上舍，限百人。各治一经，每月考试，或特免解，或保举补官。其法虽行，而多席势力、尚趋走之弊，故苏轼有‘三舍既兴，货赂公行’之语，是以元祐间罢之，后虽复，而宣和三年竟废。臣等谓立法贵乎可久，彼三舍之法委之学官选试，启侥幸之门，不可为法。唐文皇养士至八千人，亡宋两学五千人，今策论、词赋、经义三科取士，而太学所养止百六十人，外京府或至十人，天下仅及千人。今若每州设学，专除教授，月加考试，每举所取数多者赏其学官。月试定为三等籍之，一岁中频在上等者优复之，不率教、行恶者黜之，庶几得人之道也。又成周乡举里选法卒不可复，设科取士各随其时。八行者乃亡宋取《周礼》之六行孝、友、睦、姻、任、恤，加之中、和为八也。凡人之行莫大于孝廉，今已有举孝廉之法，及民有才能德行者令县官荐之。今制，犯十恶奸盗者不得应试，亦六德六行之遗意也。夫制举宏词，盖天子待非常之士，若设此科，不限进士，并选人试之，中选擢之台阁，则人自勉矣。”上从其议。遂计州府户口。增养士之数，于大定旧制京府十七处千人之外，置节镇、防御州学六十处，增养千人。各设教授一员，选五举终场或进士年五十以上者为之。府学二十有四，学生九百五人。大兴、开封、平阳、真定、东平府各六十人，太原、益都府各五十人，大定、河间、济南、大名、京兆府各四十人，辽阳、彰德府各三十人，河中、庆阳、临洮、河南府各二十五人，凤翔、平凉、延安、咸平、广宁、兴中府各二十人。节镇学三十九，共六百一十五人。绛、定、卫、怀、沧州各三十人，莱、密、潞、汾、冀、邢、兗州各二十五人，代、同、邠州各二十人，奉圣州十五人，余二十三节镇皆十人。防御州学二十一，共二百三十五人。博、德、洺、棣、亳各十五人，余十六州各十人。凡千八百人。 　　女直学。自大定四年，以女直大小字译经书颁行之。后择猛安谋克内良家子弟为学生，诸路至三千人。九年，取其尤俊秀者百人至京师，以编修官温迪罕缔达教之。十三年，以策、诗取士，始设女直国子学，诸路设女直府学，以新进士为教授。国子学策论生百人，小学生百人。府州学二十二，中都、上京、胡里改、恤频、合懒、蒲与、婆速、咸平、泰州、临潢、北京、冀州、开州、丰州、西京、东京、盖州、隆州、东平、益都、河南、陕西置之。凡取国子学生、府学生之制，皆与词赋、经义生同。又定制，每谋克取二人，若宗室每二十户内无愿学者，则取有物力家子弟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者充。凡会课，三日作策论一道，季月私试如汉生制。大定二十九年，敕凡京府镇州诸学，各以女直、汉人进士长贰官提控其事，具入官衔。河南、陕西女直学，承安二年罢之，余如旧。 　　凡诸进士举人，由乡至府，由府至省，及殿廷，凡四试皆中选，则官之。至廷试五被黜，则赐之第，谓之恩例。又有特命及第者，谓之特恩。恩例者但考文之高下为第，而不复黜落。凡词赋进士，试赋、诗、策论各一道。经义进士，试所治一经义、策论各一道。其设也，始于太宗天会元年十一月，时以急欲得汉士以抚辑新附，初无定数，亦无定期，故二年二月、八月凡再行焉。五年，以河北、河东初降，职员多阙，以辽、宋之制不同，诏南北各因其素所习之业取士，号为南北选。熙宗天眷元年五月，诏南北选各以经义、词赋两科取士。海陵庶人天德二年，始增殿试之制，而更定试期。三年，并南北选为一，罢经义、策试两科，专以词赋取士。贞元元年，定贡举程试条理格法。正隆元年，命以《五经》、《三史》正文内出题，始定为三年一辟。 　　大定四年，敕宰臣：“进士文优则取，勿限人数。”十八年，谓宰臣：“文士有偶中魁选，不问操履，而辄授翰苑之职。如赵承元，朕闻其无士行，果败露。自今榜首，先访察其乡行，可取则授以应奉，否则从常调。”十九年，谓宰臣曰：“自来御试赋题，皆士人尝拟作者。前朕自选一题，出人所不料，故中选者多名士，而庸才不及焉。是知题难则名儒亦擅场，题易则庸流易侥幸也。”平章政事唐括安礼奏曰：“臣前日言，士人不以策论为意者，正为此尔。宜各场通考，选文理俱优者。”上曰：“并答时务策，观其议论，材自可见，卿等其议之。”二十年，谓宰臣曰：“朕尝谕进士不当限数，则对以所取之外无合格文，故中选者少，岂非题难致然耶？若果多合格，而有司妄黜之，甚非理也。”又曰：“古者乡举有行者，授以官。今其考满，察乡曲实行出伦者擢之。”又曰：“旧不选策，今兼选矣。然自今府会两试不须试策，已中策后，则试以制策，试学士院官。”二十二年，谓宰臣曰：“汉进士魁，例授应奉，若行不副名，不习制诰之文者，即与外除。”二十三年，谓宰臣曰：“汉进士，皇统间人材殆不复见，今应奉以授状元，盖循资尔。制诰文字，各以职事铺叙，皆有定式，故易。至撰赦诏，则鲜有能者。”参知政事粘哥斡特剌对曰：“旧人已登第尚为学不辍，今人一及第辄废而不学，故尔。”上于听政之隙，召参知政事张汝霖、翰林直学士李晏读新进士所对策，至县令阙员取之何道？上曰：“朕夙夜思此，未知所出。”晏对曰：“臣窃念久矣！国朝设科，始分南北两选，北选词赋进士擢第一百五十人，经义五十人，南选百五十人，计三百五十人。嗣场，北选词赋进士七十人，经义三十人，南选百五十人，计二百五十人。以入仕者多，故员不阙。其后南北通选，止设词赋科，不过取六七十人，以入仕者少，故县令员阙也。”上曰：“自今文理可采者取之，毋限以数。”二十八年，复经义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