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书 - 第 28 页/共 90 页
法冠，一名柱后，或谓之獬豸冠。高五寸，以縰为展筒。铁为柱卷，取其不曲挠也。侍御史、廷尉正监平，凡执法官皆服之。或谓獬豸神羊，能触邪佞。《异物志》云：“北荒之中，有兽名獬豸，一角，性别曲直。见人斗，触不直者。闻人争，咋不正者。楚王尝获此兽，因象其形以制衣冠。”胡广曰：“《春秋左氏传》晋侯观于军府，见钟仪，曰‘南冠而絷者谁也’？南冠即楚冠。秦灭楚，以其冠服赐执法臣也。”
长冠，一名齐冠。高七寸，广三寸，漆纚为之，制如版，以竹为里。汉高祖微时，以竹皮为此冠，其世因谓刘氏冠。后除竹用漆纚。司马彪曰：“长冠盖楚制。人间或谓之鹊尾冠，非也。救日蚀则服长冠，而祠宗庙诸祀冠之。此高祖所造，后世以为祭服，尊敬之至也。”
建华冠，以铁为柱卷，贯大铜珠九枚，古用杂木珠，原宪所冠华冠是也。又《春秋左氏传》郑子臧好聚鹬冠，谓建华是也。祀天地、五郊、明堂，舞人服之。汉《育命舞》乐人所服。
方山冠，其制似进贤。郑展曰：“方山冠，以五采縠为之。”汉《大予》、《八佾》、《五行》乐人所服，冠衣各如其行方之色而舞焉。
巧士冠，前高七寸，要后相通，直竖。此冠不常用，汉氏惟郊天，黄门从官四人冠之；在卤簿中，夹乘舆车前，以备宦者四星。或云，扫除从官所服。
却非冠，高五寸，制似长冠。宫殿门吏仆射冠之。负赤幡，青翅燕尾，诸仆射幡皆如之。
却敌冠，前高四寸，通长四寸，后高三寸，制似进贤。凡当殿门卫士服之。
樊哙冠，广九寸，高七寸，前后出各四寸，制似平冕。昔楚汉会于鸿门，项籍图危高祖，樊哙常持铁楯，闻急，乃裂裳苞楯，戴以为冠，排入羽营，因数羽罪，汉王乘间得出。后人壮其意，乃制冠象焉。凡殿门司马卫士服之。
术氏冠，前圆，吴制，差池四重。赵武灵王好服之。或曰，楚庄王复仇冠是也。
鹖冠，加双鹖尾，竖插两边。鹖，鸟名也，形类鹞而微黑，性果勇，其斗到死乃止。上党贡之，赵武灵王以表显壮士。至秦汉，犹施之武人。
皮弁，以鹿皮浅毛黄白色者为之。《礼》“王皮弁，会五采玉綦，象邸玉笄”，谓之合皮为弁。其缝中名曰会，以采玉硃为綦。綦，结也。天子五采，诸侯三采。邸，冠下抵也，象骨为之，音帝也。天子则缝十二，公侯伯七，子男五，孤四，卿大夫三。
韦弁，制似皮弁，顶上尖，韎草染之，色如浅绛。
爵弁，一名广冕。高八寸，长尺二寸，如爵形，前小后大。增其上似爵头色。有收持笄，所谓夏收殷哻者也。祠天地、五郊、明堂，《云翘舞》乐人服之。
帻者，古贱人不冠者之服也。汉元帝额有壮发，始引帻服之。王莽顶秃，又加其屋也。《汉注》曰，冠进贤者宜长耳，今介帻也。冠惠文者宜短耳，今平上帻也。始时各随所宜，遂因冠为别。介帻服文吏，平上帻服武官也。童子帻无屋者，示不成人也。又有纳言帻，帻后收又一重，方三寸。又有赤帻，骑吏、武吏、乘舆鼓吹所服。救日蚀，文武官皆免冠著帻，对朝服，示武威也。
汉仪，立秋日猎，服缃帻。及江左，哀帝从博士曹弘之等议，立秋御读令，改用素白。案汉末王公名士多委王服，以幅巾为雅，是以袁绍、崔钧之徒，虽为将帅，皆著缣巾。魏武以天下凶荒，资财乏匮，拟古皮弁，裁缣帛以为，合乎简易随时之义，以色别其贵贱，本施军饰，非为国容也。徐爰曰：“俗说本未有岐，荀文若巾之行，触树枝成岐，谓之为善，因而弗改。”今通以为庆吊服。
巾，以葛为之，形如而横著之，古尊卑共服也。故汉末妖贼以黄为巾，世谓黄巾贼。
帽名犹冠也，义取于蒙覆其首，其本纚也。古者冠无帻，冠下有纚，以缯为之。后世施帻于冠，因或裁缨为帽。自乘舆宴居，下至庶人无爵者皆服之。成帝咸和九年，制听尚书八座丞郎、门下三省侍官乘车，白低帏，出入掖门。又，二宫直官著乌纱。然则往往士人宴居皆著矣。而江左时野人已著帽，人士亦往往而然，但其顶圆耳，后乃高其屋云。
汉制，自天子至于百官，无不佩剑，其后惟朝带剑。晋世始代之以木，贵者犹用玉首，贱者亦用蚌、金银、玳瑁为雕饰。
乘舆六玺，秦制也。曰“皇帝行玺”、“皇帝之玺”、“皇帝信玺”、“天子行玺”、“天子之玺”、“天子信玺”，汉遵秦不改。又有秦始皇蓝田玉玺，螭兽纽，在六玺之外，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寿昌”。汉高祖佩之，后世名曰传国玺，与斩白蛇剑俱为乘舆所宝。斩白蛇剑至惠帝时武库火烧之，遂亡。及怀帝没胡，传国玺没于刘聪，后又没于石勒。及石季龙死，胡乱，穆帝世乃还江南。
革带，古之鞶带也，谓之鞶革，文武众官牧守丞令下及驺寺皆服之。其有囊绶，则以缀于革带，其戎服则以皮络带代之。八坐尚书荷紫，以生紫为袷囊，缀之服外，加于左肩。昔周公负成王，制此服衣，至今以为朝服。或云汉世用盛奏事，负之以行，未详也。
车前五百者，卿行旅从，五百人为一旅。汉氏一统，故去其人，留其名也。
袴褶之制，未详所起，近世凡车驾亲戎、中外戒严服之。服无定色，冠黑帽，缀紫摽，摽以缯为之，长四寸，广一寸，腰有络带以代鞶。中官紫摽，外官绛摽。又有纂严戎服而不缀摽，行留文武悉同。其畋猎巡幸，则惟从官戎服带鞶革，文官不下缨，武官脱冠。
汉制，一岁五郊，天子与执事者所服各如方色，百官不执事者服常服绛衣以从。魏秘书监秦静曰：“汉氏承秦，改六冕之制，但玄冠绛衣而已。”魏已来名为五时朝服，又有四时朝服，又有朝服。自皇太子以下随官受给。百官虽服五时朝服，据今止给四时朝服，阙秋服。三年一易。
诸假印绶而官不给鞶囊者，得自具作，其但假印不假绶者，不得佩绶鞶，古制也。汉世著鞶囊者，侧在腰间，或谓之傍囊，或谓之绶囊，然则以紫囊盛绶也。或盛或散，各有其时。
笏，古者贵贱皆执笏，其有事则搢之于腰带，所谓搢绅之士者，搢笏而垂绅带也。绅垂长三尺。笏者，有事则书之，故常簪笔，今之白笔是其遗象。三台五省二品文官簪之，王、公、侯、伯、子、男、卿尹及武官不簪，加内侍位者乃簪之。手版即古笏矣。尚书令、仆射、尚书手版头复有白笔，以紫皮裹之，名曰笏。
皇太子金玺龟钮，硃黄绶，四采：赤、黄、缥、绀。给五时朝服、远游冠，介帻、翠緌。佩瑜玉，垂组。硃衣绛纱襮，皁缘白纱，其中衣白曲领。带剑，火珠素首。革带，玉钩燮兽头鞶囊。其大小会、祠宗庙、朔望、五日还朝皆朝服，常还上宫则硃服，预上宫正会则于殿下脱剑舄。又有三梁进贤冠。其侍祀则平冕九旒，衮衣九章，白纱绛缘中单，绛缯韠，采画织成衮带，金辟邪首，紫绿二色带，采画广领、曲领各一，赤舄绛袜。若讲，则著介帻单衣。释奠，则远游冠，玄朝服，绛缘中单，绛袴袜，玄舄。若未加元服，则中舍人执冕从，介帻单衣玄服。
诸王金玺龟钮，纁硃绶，四采：硃、黄、缥、绀。五时朝服，远游冠介帻，亦有三梁进贤冠。硃衣绛纱襮皁缘，中衣表素。革带，黑舄，佩山玄玉，垂组，大带。若加余官，则服其加官之服也。
皇后谒庙，其服皁上皁下，亲蚕则青上缥下，皆深衣制，隐领，袖缘以绦。首饰则假髻，步摇，俗谓之珠松是也，簪珥。步摇以黄金为山题，贯白珠为支相缪。八爵九华，熊、兽、赤罴、天鹿、辟邪、南山丰大特六兽，诸爵兽皆以翡翠为毛羽，金题白珠榼，绕以翡翠为华。元康六年，诏曰：“魏以来皇后蚕服皆以文绣，非古义也。今宜纯服青，以为永制。”
贵人、夫人、贵嫔，是为三夫人，皆金章紫绶，章文曰贵人、夫人、贵嫔之章。佩于阗玉。
淑妃、淑媛、淑仪、修华、修容、修仪、婕妤、容华、充华，是为九嫔，银印青绶，佩采瓄玉。
贵人、贵嫔、夫人助蚕，服纯缥为上与下，皆深衣制。太平髻，七钅奠蔽髻，黑玳瑁，又加簪珥。九嫔及公主、夫人五钅奠，世妇三钅奠。助蚕之义，自古而然矣。
皇太子妃金玺龟钮，纁硃绶，佩瑜玉。
诸王太妃、妃、诸长公主、公主、封君金印紫绶，佩山玄玉。
长公主、公主见会，太平髻，七钅奠蔽髻。其长公主得有步摇，皆有簪珥，衣服同制。自公主、封君以上皆带绶，以彩组为绲带，各如其绶色，金辟邪首为带玦。
郡公侯县公侯太夫人，夫人银印青绶，佩水苍玉，其特加乃金紫。
公特进侯卿校世妇、中二千石二千石夫人绀缯帼，黄金龙首衔白珠，鱼须擿长一尺为簪珥。入庙佐祭者皁绢上下。助蚕者缥绢上下，皆深衣制缘。
自二千石夫人以上至皇后，皆以蚕衣为朝服。
志第十六
食货
昔者先王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因三才以节其务，敬四序以成其业，观其谣俗而正其纪纲。勖农桑之本，通鱼盐之利，登良山而采符玉，泛瀛海而罩珠玑。日中为市，总天下之隶，先诸布帛，继以货泉，贸迁有无，各得其所。《周礼》，正月始和，乃布教于象魏。若乃一夫之士，十亩之宅，三日之徭，九均之赋，施阳礼以兴其让，命春社以勖其耕。天之所贵者人也，明之所求者学也，治《经》入官，则君子之道焉。《诗》曰：“三之日于，四之日举趾。”是以农官泽虞，各有攸次，父兄之习，不玩而成，十五从务，始胜衣服，乡无游手，邑不废时，所谓厥初生民，各从其事者也。是以太公通市井之货，以致齐国之强；鸱夷善发敛之居，以盛中陶之业。昔在金天，勤于民事，命春鳸以耕稼，召夏鳸以耘锄，秋鳸所以收敛，冬鳸于焉盖藏。《书》曰：“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传曰：“禹稷躬稼而有天下。”若乃九土既敷，四民承范，东吴有齿角之饶，西蜀有丹沙之富，兗豫漆丝之ＢＷ，燕齐怪石之府，秦邠旄羽，迥带琅玕，荆郢桂林，旁通竹箭，江干橘柚，河外舟车，辽西旃罽之乡，葱右蒲梢之骏，殖物怪错，于何不有。若乃上法星象，下料无外，因天地之利，而总山海之饶，百亩之田，十一而税，九年躬稼，而有三年之蓄，可以长孺齿，可以养耆年。因乎人民，用之邦国，宫室有度，旗章有序。朝聘自其仪，宴飨由其制，家殷国阜，远至迩安。救水旱之灾，恤寰瀛之弊，然后王之常膳，乃间笙镛。商周之兴，用此道也。辛纣暴虐，玩其经费，金镂倾宫，广延百里，玉饰鹿台，崇高千仞，宫中九市，各有女司。厚赋以实鹿台之钱，大敛以增钜桥之粟，多发妖冶以充倾宫之丽，广收珍玩以备沙丘之游。悬肉成林，积醪为沼，使男女裸体相逐于其间，伏诣酒池中牛饮者三千余人，宫中以锦绮为席，绫纨为荐。及周王诛纣，肃拜殷墟，乃尽振鹿财，并颁桥粟，上天降休，殷人大喜。王赧云季，徙都西周，九鼎沦没，二南堙尽，贷于百姓，无以偿之，乃上层台以避其责，周人谓王所居为逃责台者也。昔周姬公制以六典，职方陈其九贡，颁财内府，永为不刊。及刑政陵夷，菁茅罕至，鲁侯初践亩之税，秦君收太半之入，前王之范，靡有孑遗。史臣曰：班固为《殖货志》，自三代至王莽之诛，网罗前载，其文详悉。
光武宽仁，龚行天讨，王莽之后，赤眉新败，虽复三晖乃眷，而九服萧条，及得陇望蜀，黎民安堵，自此始行五铢之钱，田租三十税一，民有产子者复以三年之算。显宗即位，天下安宁，民无横徭，岁比登稔。永平五年作常满仓，立粟市于城东，粟斛直钱二十。草树殷阜，牛羊弥望，作贡尤轻，府廪还积，奸回不用，礼义专行。于时东方既明，百官诣阙，戚里侯家，自相驰骛，车如流水，马若飞龙，照映轩庑，光华前载。传曰：“三统之元，有阴阳之九焉”，盖天地之恆数也。安帝永初三年，天下水旱，人民相食。帝以鸿陂之地假与贫民。以用度不足，三公又奏请令吏民入钱谷得为关内侯云。桓帝永兴元年，郡国少半遭蝗，河泛数千里，流人十余万户，所在廪给。迨建宁永和之初，西羌反叛，二十余年兵连师老，军旅之费三百二十余亿，府帑空虚，延及内郡。冲质短祚，桓灵不轨。中平二年，南宫灾，延及北阙。于是复收天下田亩十钱，用营宫宇。帝出自侯门，居贫即位，常曰：“桓帝不能作家，曾无私蓄。”故于西园造万金堂，以为私藏。复寄小黄门私钱，家至巨亿。于是悬鸿都之，开卖官之路，公卿以降，悉有等差。廷尉崔烈入钱五百万以买司徒，刺史二千石迁除，皆责助治宫室钱，大郡至二千万钱，不毕者或至自杀。献帝作五铢钱，而有四道连于边缘。有识者尤之曰：“岂京师破坏，此钱四出也。”
及董卓寻戈，火焚宫室，乃劫鸾驾，西幸长安，悉坏五铢钱，更铸小钱，尽收长安及洛阳铜人飞廉之属，以充鼓铸。又钱无轮郭，文章不便。时人以为秦始皇见长人于临洮，乃铸铜人。卓，临洮人也，兴毁不同，凶讹相类。及卓诛死，李傕、郭汜自相攻伐，于长安城中以为战地。是时谷一斛五十万，豆麦二十万，人相食啖，白骨盈积，残骸余肉，臭秽道路。帝使侍御史侯汶出太仓米豆，为饥民作糜，经日颁布而死者愈多。帝于是始疑有司盗其粮廪，乃亲于御前自加临给，饥者人皆泣曰：“今始得耳！”帝东归也，李傕、郭汜等追败乘舆于曹阳，夜潜渡河，六宫皆步。初出营栏，后手持缣数匹，董承使符节令孙徽以刃胁夺之，杀旁侍者，血溅后服。既至安邑，御衣穿败，唯以野枣园菜以为糇粮。自此长安城中尽空，并皆四散，二三年间，关中无复行人。建安元年，车驾至洛阳，宫闱荡涤，百官披荆棘而居焉。州郡各拥强兵，而委输不至，尚书郎官自出采稆，或不能自反，死于墟巷。
魏武之初，九州云扰，攻城掠地，保此怀民，军旅之资，权时调给。于时袁绍军人皆资椹枣，袁术战士取给蠃蒲。魏武于是乃募良民屯田许下，又于州郡列置田官，岁有数千万斛，以充兵戎之用。及初平袁氏，以定鄴都，令收田租亩粟四升，户绢二匹而绵二斤，余皆不得擅兴，藏强赋弱。文帝黄初二年，以谷贵，始罢五铢钱。于时天下未并，戎车岁动，孔子曰，“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此言兵凶之谋而沴气应之也。于时三方之人，志相吞灭，战胜攻取，耕夫释耒，江淮之乡，尤缺储峙。吴上大将军陆逊抗疏，请令诸将各广其田。权报曰：“甚善。今孤父子亲自受田，车中八牛，以为四耦。虽未及古人，亦欲与众均其劳也。”有吴之务农重谷，始于此焉。魏明帝不恭，淫于宫籞，百僚编于手役，天下失其躬稼。此后关东遇水，民亡产业，而兴师辽阳，坐甲江甸，皆以国乏经用，胡可胜言。
世祖武皇帝太康元年，既平孙皓，纳百万而罄三吴之资，接千年而总西蜀之用，韬干戈于府库，破舟船于江壑，河滨海岸，三丘八薮，耒耨之所不至者，人皆受焉。农祥晨正，平秩东作，荷锸赢粮，有同云布。若夫因天而资五纬，因地而兴五材，世属升平，物流仓府，宫闱增饰，服玩相辉。于是王君夫、武子、石崇等更相夸尚，舆服鼎俎之盛，连衡帝室，布金埒之泉，粉珊瑚之树，物盛则衰，固其宜也。永宁之初，洛中尚有锦帛四百万，珠宝金银百余斛。惠后北征，荡阴反驾，寒桃在御，只鸡以给，其布衾两幅，囊钱三千，以为车驾之资焉。怀帝为刘曜所围，王师累败，府帑既竭，百官饥甚，比屋不见火烟，饥人自相啖食。愍皇西宅，馁馑弘多，斗米二金，死者太半。刘曜陈兵，内外断绝，十之曲，屑而供帝，君臣相顾，莫不挥涕。元后渡江，军事草创，蛮陬赕布，不有恆准，中府所储，数四千匹。于时石勒勇锐，挻乱淮南，帝惧其侵逼，甚患之，乃诏方镇云，有斩石勒首者，赏布千匹云。
汉自董卓之乱，百姓流离，谷石至五十余万，人多相食。魏武既破黄巾，欲经略四方，而苦军食不足，羽林监颍川枣祗建置屯田议。魏武乃令曰：“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世之良式也。”于是以任峻为典农中郎将，募百姓屯田许下，得谷百万斛。郡国列置田官，数年之中，所在积粟，仓廪皆满。祗死，魏武后追思其功，封爵其子。建安初，关中百姓流入荆州者十余万家，及闻本土安宁，皆企望思归，而无以自业。于是卫觊议为“盐者国之大宝，自丧乱以来放散，今宜如旧置使者监卖，以其直益市犁牛，百姓归者以供给之。勤耕积粟，以丰殖关中，远者闻之，必多竞还。”于是魏武遣谒者仆射监盐官，移司隶校尉居弘农。流人果还，关中丰实。既而又以沛国刘馥为扬州刺史，镇合肥，广屯田，修芍陂、茹陂、七门、吴塘诸堨，以溉稻田，公私有蓄，历代为利。贾逵之为豫州，南与吴接，修守战之具，堨汝水，造新陂，又通运渠二百余里，所谓贾侯渠者也。当黄初中，四方郡守恳田又加，以故国用不匮。时济北颜斐为京兆太守，京兆自马超之乱，百姓不专农殖，乃无车牛。斐又课百姓，令闲月取车材，转相教匠。其无牛者令养猪，投贵卖以买牛。始者皆以为烦，一二年中编户皆有车牛，于田役省赡，京兆遂以丰沃。郑浑为沛郡太守，郡居下湿，水涝为患，百姓饥乏。浑于萧、相二县兴陂堨，开稻田，郡人皆不以为便。浑以为终有经久之利，遂躬率百姓兴功，一冬皆成。比年大收，顷亩岁增，租入倍常，郡中赖其利，刻石颂之，号曰郑陂。魏明帝世徐邈为凉州，土地少雨，常苦乏谷。邈上修武威、酒泉盐池，以收虏谷。又广开水田，募贫民佃之，家家丰足，仓库盈溢。及度支州界军用之余，以市金锦犬马，通供中国之费，西域人入贡，财货流通，皆邈之功也。其后皇甫隆为敦煌太守，敦煌俗不作耧犁，及不知用水，人牛功力既费，而收谷更少。隆到，乃教作耧犁，又教使灌溉。岁终率计，所省庸力过半，得谷加五，西方以丰。
嘉平四年，关中饥，宣帝表徙冀州农夫五千人佃上邽，兴京兆、天水、南安盐池，以益军实。青龙元年，开成国渠自陈仓至槐里；筑临晋陂，引汧洛溉舄卤之地三千余顷，国以充实焉。正始四年，宣帝又督诸军伐吴将诸葛恪，焚其积聚，恪弃城遁走。帝因欲广田积谷，为兼并之计，乃使邓艾行陈、项以东，至寿春地。艾以为田良水少，不足以尽地利，宜开河渠，可以大积军粮，又通运漕之道。乃著《济河论》以喻其指。又以为昔破黄巾，因为屯田，积谷许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军征举，运兵过半，功费巨亿，以为大役。陈蔡之间，土下田良，可省许昌左右诸稻田，并水东下。令淮北二万人、淮南三万人分休，且佃且守。水丰，常收三倍于西，计除众费，岁完五百万斛以为军资。六七年间，可积三千万余斛于淮北，此则十万之众五年食也。以此乘敌，无不克矣。宣帝善之，皆如艾计施行。遂北临淮水，自钟离而南横石以西，尽沘水四百余里，五里置一营，营六十人，且佃且守。兼修广淮阳、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颍，大治诸陂于颍南、颍北，穿渠三百余里，溉田二万顷，淮南、淮北皆相连接。自寿春到京师，农官兵田，鸡犬之声，阡陌相属。每东南有事，大军出征，泛舟而下，达于江淮，资食有储，而无水害，艾所建也。
及晋受命，武帝欲平一江表。时谷贱而布帛贵，帝欲立平籴法，用布帛市谷，以为粮储。议者谓军资尚少，不宜以贵易贱。泰始二年，帝乃下诏曰：“夫百姓年丰则用奢，凶荒则穷匮，是相报之理也。故古人权量国用，取赢散滞，有轻重平籴之法。理财钧施，惠而不费，政之善者也。然此事废久，天下希习其宜。加以官蓄未广，言者异同，财货未能达通其制。更令国宝散于穰岁而上不收，贫弱困于荒年而国无备。豪人富商，挟轻资，蕴重积，以管其利。故农夫苦其业，而末作不可禁也。今者省徭务本，并力垦殖，欲令农功益登，耕者益劝，而犹或腾踊，至于农人并伤。今宜通籴，以充俭乏。主者平议，具为条制。”然事竟未行。是时江南未平，朝廷厉精于稼墙。四年正月丁亥，帝亲耕藉田。庚寅，诏曰：“使四海之内，弃末反本，竞农务功，能奉宣朕志，令百姓劝事乐业者，其唯郡县长吏乎！先之劳之，在于不倦。每念其经营职事，亦为勤矣。其以中左典牧种草马，赐县令长相及郡国丞各一匹。”是岁，乃立常平仓，丰则籴，俭则粜，以利百姓。五年正月癸巳，敕戒郡国计吏、诸郡国守相令长，务尽地利，禁游食商贩。其休假者令与父兄同其勤劳，豪势不得侵役寡弱，私相置名。十月，诏以“司隶校尉石鉴所上汲郡太守王宏勤恤百姓，导化有方，督劝开荒五千余顷，遇年普饥而郡界独无匮乏，可谓能以劝教，时同功异者矣。其赐谷千斛，布告天下”。八年，司徒石苞奏：“州郡农桑未有殿最之制，宜增掾属令史，有所循行。”帝从之。事见《石苞传》。苞既明于劝课，百姓安之。十年，光禄勋夏侯和上修新渠、富寿、游陂三渠，凡溉田千五百顷。
咸宁元年十二月，诏曰：“出战入耕，虽自古之常，然事力未息，未尝不以战士为念也。今以鄴奚官奴婢著新城，代田兵种稻，奴婢各五十人为一屯，屯置司马，使皆如屯田法。”三年，又诏曰：“今年霖雨过差，又有虫灾。颍川、襄城自春以来，略不下种，深以为虑。主者何以为百姓计，促处当之。”杜预上疏曰：
臣辄思惟，今者水灾东南特剧，非但五稼不收，居业并损，下田所在停汙，高地皆多硗脊，此即百姓困穷方在来年。虽诏书切告长吏二千石为之设计，而不廓开大制，定其趣舍之宜，恐徒文具，所益盖薄。当今秋夏蔬食之时，而百姓已有不赡，前至冬春，野无青草，则必指仰官谷，以为生命。此乃一方之大事，不可不豫为思虑者也。
臣愚谓既以水为困，当恃鱼菜螺蜯，而洪波泛滥，贫弱者终不能得。今者宜大坏兗、豫州东界诸陂，随其所归而宣导之。交令饥者尽得水产之饶，百姓不出境界之内，旦暮野食，此目下日给之益也。水去之后，填淤之田，亩收数钟。至春大种五谷，五谷必丰，此又明年益也。
臣前启，典牧种牛不供耕驾，至于老不穿鼻者，无益于用，而徒有吏士谷草之费，岁送任驾者甚少，尚复不调习，宜大出卖，以易谷及为赏直。
诏曰：“孳育之物，不宜减散。”事遂停寝。问主者，今典虞右典牧种产牛，大小相通，有四万五千余头。苟不益世用，头数虽多，其费日广。古者匹马丘牛，居则以耕，出则以战，非如猪羊类也。今徒养宜用之牛，终为无用之费，甚失事宜。东南以水田为业，人无牛犊。今既坏陂，可分种牛三万五千头，以付二州将吏士庶，使及春耕。谷登之后，头责三百斛。是为化无用之费，得运水次成谷七百万斛，此又数年后之益也。加以百姓降丘宅土，将来公私之饶乃不可计。其所留好种万头，可即令右典牧都尉官属养之。人多畜少，可并佃牧地，明其考课。此又三魏近甸，岁当复入数十万斛谷，牛又皆当调习，动可驾用，皆今日之可全者也。”
预又言：
诸欲修水田者，皆以火耕水耨为便。非不尔也，然此事施于新田草莱，与百姓居相绝离者耳。往者东南草创人稀，故得火田之利。自顷户口日增，而陂堨岁决，良田变生蒲苇，人居沮泽之际，水陆失宜，放牧绝种，树木立枯，皆陂之害也。陂多则土薄水浅，潦不下润。故每有水雨，辄复横流，延及陆田。言者不思其故，因云此土不可陆种。臣计汉之户口，以验今之陂处，皆陆业也。其或有旧陂旧堨，则坚完修固，非今所谓当为人害者也。臣前见尚书胡威启宜坏陂，其言恳至。臣中者又见宋侯相应遵上便宜，求坏泗陂，徙运道。时下都督度支共处当，各据所见，不从遵言。臣案遵上事，运道东诣寿春，有旧渠，可不由泗陂。泗陂在遵地界坏地凡万三千余顷，伤败成业。遵县领应佃二千六百口，可谓至少，而犹患地狭，不足肆力，此皆水之为害也。当所共恤，而都督度支方复执异，非所见之难，直以不同害理也。人心所见既不同，利害之情又有异。军家之与郡县，士大夫之与百姓，其意莫有同者，此皆偏其利以忘其害者也。此理之所以未尽，而事之所以多患也。
臣又案，豫州界二度支所领佃者，州郡大军杂士，凡用水田七千五百余顷耳，计三年之储，不过二万余顷。以常理言之，无为多积无用之水，况于今者水涝湓溢，大为灾害。臣以为与其失当，宁泻之不滀。宜发明诏，敕刺史二千石，其汉氏旧陂旧堨及山谷私家小陂，皆当修缮以积水。其诸魏氏以来所造立，及诸因雨决溢蒲苇马肠陂之类，皆决沥之。长吏二千石躬亲劝功，诸食力之人并一时附功令，比及水冻，得粗枯涸，其所修功实之人皆以俾之。其旧陂堨沟渠当有所补塞者，皆寻求微迹，一如汉时故事，豫为部分列上，须冬，东南休兵交代，各留一月以佐之。夫川渎有常流，地形有定体，汉氏居人众多，犹以无患，今因其所患而宣写之，迹古事以明近，大理显然，可坐论而得。臣不胜愚意，窃谓最是今日之实益也。
朝廷从之。
及平吴之后，有司又奏：“诏书‘王公以国为家，京城不宜复有田宅。今未暇作诸国邸，当使城中有往来处，近郊有刍藁之田’。今可限之，国王公侯，京城得有一宅之处。近郊田，大国田十五顷，次国十顷，小国七顷。城内无宅城外有者，皆听留之。”
又制户调之式：丁男之户，岁输绢三匹，绵三斤，女及次丁男为户者半输。其诸边郡或三分之二，远者三分之一。夷人输賨布，户一匹，远者或一丈。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其外丁男课田五十亩，丁女二十亩，次丁男半之，女则不课。男女年十六已上至六十为正丁，十五已下至十三、六十一已上至六十五为次丁，十二已下六十六已上为老小，不事。远夷不课田者输义米，户三斛，远者五斗，极远者输算钱，人二十八文。其官品第一至于第九，各以贵贱占田，品第一者占五十顷，第二品四十五顷，第三品四十顷，第四品三十五顷，第五品三十顷，第六品二十五顷，第七品二十顷，第八品十五顷，第九品十顷。而又各以品之高卑廕其亲属，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宗室、国宾、先贤之后及士人子孙亦如之。而又得廕人以为衣食客及佃客，品第六已上得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品二人，第九品及举辇、迹禽、前驱、由基、强弩、司马、羽林郎、殿中冗从武贲、殿中武贲、持椎斧武骑武贲、持鈒冗从武贲、命中武贲武骑一人。其应有佃客者，官品第一第二者佃客无过五十户，第三品十户，第四品七户，第五品五户，第六品三户，第七品二户，第八品第九品一户。
是时天下无事，赋税平均，人咸安其业而乐其事。及惠帝之后，政教陵夷，至于永嘉，丧乱弥甚。雍州以东，人多饥乏，更相鬻卖，奔迸流移，不可胜数。幽、并、司、冀、秦、雍六州大蝗，草木及牛马毛皆尽。又大疾疫，兼以饥馑。百姓又为寇贼所杀，流尸满河，白骨蔽野。刘曜之逼，朝廷议欲迁都仓垣。人多相食，饥疫总至，百官流亡者十八九。
元帝为晋王，课督农功，诏二千石长吏以入谷多少为殿最。其非宿卫要任，皆宜赴农，使军各自佃作，即以为廪。太兴元年，诏曰：“徐、扬二州土宜三麦，可督令地，投秋下种，至夏而熟，继新故之交，于以周济，所益甚大。昔汉遣轻车使者氾胜之督三辅种麦，而关中遂穰。勿令后晚。”其后频年麦虽有旱蝗，而为益犹多。二年，三吴大饥，死者以百数，吴郡太守邓攸辄开仓廪赈之。元帝时使黄门侍郎虞斐、桓彝开仓廪振给，并省众役。百官各上封事，后军将军应詹表曰：“夫一人不耕，天下必有受其饥者。而军兴以来，征战运漕，朝廷宗庙，百官用度，既已殷广，下及工商流寓僮仆不亲农桑而游食者，以十万计。不思开立美利，而望国足人给，岂不难哉！古人言曰，饥寒并至，虽尧舜不能使野无寇盗；贫富并兼，虽皋陶不能使强不陵弱。故有国有家者，何尝不务农重谷。近魏武皇帝用枣祗、韩浩之议，广建屯田，又于征伐之中，分带甲之士，随宜开垦，故下不甚劳，而大功克举也。间者流人奔东吴，东吴今俭，皆已还反。江西良田，旷废未久，火耕水耨，为功差易。宜简流人，兴复农官，功劳报赏，皆如魏氏故事。一年中与百姓，二年分税，三年计赋税以使之，公私兼济，则仓盈庾亿，可计日而待也。”又曰：“昔高祖使萧何镇关中，光武令寇恂守河内，魏武委钟繇以西事，故能使八表夷荡，区内辑宁。今中州萧条，未蒙疆理，此兆庶所以企望。寿春一方之会，去此不远，宜选都督有文武经略者，远以振河洛之形势，近以为徐豫之籓镇，绥集流散，使人有攸依，专委农功，令事有所局。赵充国农于金城，以平西零；诸葛亮耕于渭滨，规抗上国。今诸军自不对敌，皆宜齐课。
咸和五年，成帝始度百姓田，取十分之一，率亩税米三升。六年，以海贼寇抄，运漕不继，发王公以下余丁，各运米六斛。是后频年水灾旱蝗，田收不至。咸康初，算度田税米，空悬五十余万斛，尚书褚裒以下免官。穆帝之世，频有大军，粮运不继，制王公以下十三户共借一人，助度支运。升平初，荀羡为北府都督，镇下邳，起田于东阳之石鳖，公私利之。哀帝即位，乃减田租，亩收二升。孝武太元二年，除度田收租之制，王公以下口税三斛，唯蠲在役之身。八年，又增税米，口五石。至于末年，天下无事，时和年丰，百姓乐业，谷帛殷阜，几乎家给人足矣。
汉钱旧用五铢，自王莽改革，百姓皆不便之。及公孙述僭号于蜀，童谣曰：“黄牛白腹，五铢当复。”好事者窃言，王莽称黄，述欲继之，故称白帝。五铢汉货，言汉当复并天下也。至光武中兴，除莽货泉。建武十六年，马援又上书曰：“富国之本，在于食货，宜如旧铸五铢钱。”帝从之。于是复铸五铢钱，天下以为便。及章帝时，谷帛价贵，县官经用不足，朝廷忧之。尚书张林言：“今非但谷贵也，百物皆贵，此钱贱故尔。宜令天下悉以布帛为租，市买皆用之，封钱勿出，如此则钱少物皆贱矣。又，盐者食之急也，县官可自卖盐，武帝时施行之，名曰均输。”于是事下尚书通议。尚书硃晖议曰：“王制，天子不言有无，诸侯不言多少，食禄者不与百姓争利。均输之法，与贾贩无异。以布帛为租，则吏多奸。官自卖盐，与下争利，非明王所宜行。”帝本以林言为是，得晖议，因发怒，遂用林言，少时复止。
桓帝时有上书言：“人以货轻钱薄，故致贫困，宜改铸大钱。”事下四府群僚及太学能言之士。孝廉刘陶上议曰：
臣伏读铸钱之诏，平轻重 之义，访覃幽微，不遗穷贱，是以藿食之人， 谬延逮及。
盖以当今之忧，不在于货，在乎人饥。是以先王观象育物，敬授民时，使男不逋亩，女不下机，故君臣之道行，王路之教通。由是言之，食者乃有国之所宝，百姓之至贵也。窃以比年已来，良苗尽于蝗螟之口，杼柚空于公私之求。所急朝夕之食，所患靡盬之事，岂谓钱之厚薄，铢两之轻重哉！就使当今沙砾化为南金，瓦石变为和玉，使百姓渴无所饮，饥无所食，虽皇羲之纯德，唐虞之文明，犹不能以保萧墙之内也。盖百姓可百年无货，不可以一朝有饥，故食为至急也。
议者不达农殖之本，多言铸冶之便，或欲因缘行诈，以贾国利。国利将尽，取者争竞，造铸之端，于是乎生。盖万人铸之，一人夺之，犹不能给，况今一人铸之则万人夺之乎！虽以阴阳为炭，万物为铜，役不食之民，使不饥之士，犹不能足无厌之求也。
夫欲民财殷阜，要在止役禁夺，则百姓不劳而足。陛下圣德，愍海内之忧戚，伤天下之艰难，欲铸钱齐货，以救其弊，此犹养鱼沸鼎之中，栖鸟列火之上。木水，本鱼鸟之所生也，用之不时，必至焦烂。愿陛下宽锲薄之禁，后冶铸之议也。
帝竟不铸钱。
及献帝初平中，董卓乃更铸小钱，由是货轻而物贵，谷一斛至钱数百万。至魏武为相，于是罢之，还用五铢。是时不铸钱既久，货本不多，又更无增益，故谷贱无已。及黄初二年，魏文帝罢五铢钱，使百姓以谷帛为市。至明帝世，钱废谷用既久，人间巧伪渐多，竞湿谷以要利，作薄绢以为市，虽处以严刑而不能禁也。司马芝等举朝大议，以为用钱非徒丰国，亦所以省刑。今若更铸五铢钱，则国丰刑省，于事为便。魏明帝乃更立五铢钱，至晋用之，不闻有所改创。孙权嘉禾五年，铸大钱一当五百。赤乌元年，又铸当千钱。故吕蒙定荆州，孙权赐钱一亿。钱既太贵，但有空名，人间患之。权闻百姓不以为便，省息之，铸为器物，官勿复出也。私家有者，并以输藏，平卑其直，勿有所枉。
晋自中原丧乱，元帝过江，用孙氏旧钱，轻重杂行，大者谓之比轮，中者谓之四文。吴兴沈充又铸小钱，谓之沈郎钱。钱既不多，由是稍贵。孝武太元三年，诏曰：“钱，国之重宝，小人贪利，销坏无已，监司当以为意。广州夷人宝贵铜鼓，而州境素不出铜，闻官私贾人皆于此下贪比轮钱斤两差重，以入广州，货与夷人，铸败作鼓。其重为禁制，得者科罪。”安帝元兴中，桓玄辅政，立议欲废钱用谷帛。孔琳之议曰：
《洪范》八政，货为食次，岂不以交易所资，为用之至要者乎！若使百姓用力于为钱，则是妨为生之业，禁之可也。今农自务谷，工自务器，各隶其业，何尝致勤于钱。故圣王制无用之货，以通有用之财，既无毁败之费，又省难运之苦，此钱所以嗣功龟贝，历代不废者也。谷帛为宝，本充衣食，分以为货，则致损甚多。又劳毁于商贩之手，秏弃于割截之用，此之为弊，著自于曩。故钟繇曰，巧伪之人，竞湿谷以要利，制薄绢以充资。魏世制以严刑，弗能禁也。是以司马芝以为用钱非徒丰国，亦所以省刑。钱之不用，由于兵乱积久，自致于废，有由而然，汉末是也。今既用而废之，则百姓顿亡其利。今括囊天下之谷，以周天下之食，或仓廪充溢，或粮靡并储，以相资通，则贫者仰富。致富之道，实假于钱，一朝断之，便为弃物。是有钱无粮之人，皆坐而饥困，以此断之，又立弊也。
且据今用钱之处，不以为贫，用谷之处，不以为富。又人习来久，革之必惑。语曰，利不百，不易业，况又钱便于谷邪！魏明帝时钱废，谷用既久，不以便于人，乃举朝大议。精才达政之士莫不以宜复用钱，下无异情，朝无异论。彼尚舍谷帛而用钱，足以明谷帛之弊著于已诫也。
世或谓魏氏不用钱久，积累巨万，故欲行之，利公富国，斯殆不然。晋文后舅犯之谋，而先成季之信，以为虽有一时之勋，不如万世之益。于时名贤在列，君子盈朝，大谋天下之利害，将定经国之要术。若谷实便钱，义不昧当时之近利，而废永用之通业，断可知矣。斯实由困而思革，改而更张耳。近孝武之末，天下无事，时和年丰，百姓乐业，谷帛殷阜，几乎家给人足，验之实事，钱又不妨人也。
顷兵革屡兴，荒馑荐及，饥寒未振，实此之由。公既援而拯之，大革视听，弘敦本之教，明广农之科，敬授人时，各从其业，游荡知反，务末自休，同以南亩竞力，野无遗壤矣。于此以往，将升平必至，何衣食之足恤！愚谓救弊之术，无取于废钱。
朝议多同琳之，故玄议不行。
志第十七
五行上
夫帝王者，配德天地，叶契阴阳，发号施令，动关幽显，休咎之征，随感而作，故《书》曰：“惠迪吉，从逆凶，惟影响。”昔伏羲氏继天而王，受《河图》，则而画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赐《洛书》，法而陈之，《洪范》是也。圣人行其道，宝其真，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三五已降，各有司存。爰及殷之箕子，在父师之位，典斯大范。周既克殷，以箕子归，武王虚己而问焉。箕子对以禹所得《雒书》，授之以垂训。然则《河图》、《雒书》相为经纬，八卦、九章更为表里。殷道绝，文王演《周易》；周道弊，孔子述《春秋》。奉乾坤之阴阳，郊洪范之休咎，天人之道粲然著矣。
汉兴，承秦灭学之后，文帝时，虙生创纪《大传》，其言五行庶征备矣。后景武之际，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之宗。宣元之间，刘向治《谷梁春秋》，数其祸福，传以《洪范》，与仲舒多所不同。至向子歆治《左氏传》，其言《春秋》及五行，又甚乖异。班固据《大传》，采仲舒、刘向、刘歆著《五行志》，而传载眭孟、夏侯胜、京房、谷永、李寻之徒所陈行事，讫于王莽，博通祥变，以传《春秋》。
综而为言，凡有三术。其一曰，君治以道，臣辅克忠，万物咸遂其性，则和气应，休征效，国以安。二曰，君违其道，小人在位，众庶失常，则乖气应，咎征效，国以亡。三曰，人君大臣见灾异，退而自省，责躬修德，共御补过，则消祸而福至。此其大略也。辄举斯例，错综时变，婉而成章，有足观者。及司马彪纂光武之后以究汉事，灾眚之说不越前规。今采黄初以降言祥异者，著于此篇。
《经》曰：“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
《传》曰：“田猎不宿，饮食不享，出入不节，夺农时及有奸谋，则木不曲直。”
说曰：木，东方也。于《易》，地上之木为《观》。于王事，威仪容貌亦可观者也。故行步有佩玉之度，登车有和鸾之节，三驱之制，饮食有享献之礼；出入有名，使人以时，务在劝农桑，谋在安百姓，如此，则木得其性矣。若乃田猎驰骋，不反宫室；饮食沈湎，不顾法度；妄兴徭役，以夺农时；作为奸诈，以伤人财，则木失其性矣。盖工匠之为轮矢者多伤败，及木为变怪，是为不曲直。
魏文帝黄初六年正月，雨，木冰。案刘歆说，上阳施不下通，下阴施不上达，故雨，而木为之冰，氛气寒，木不曲直也。刘向曰，冰者阴之盛，木者少阳，贵臣卿大夫象也。此人将有害，则阴气胁木，木先寒，故得雨而冰也。是年六月，利成郡兵蔡方等杀太守徐质，据郡反。太守，古之诸侯，贵臣有害之应也。一说以木冰为木介，介者甲兵之象。是岁，既讨蔡方，又八月天子自将以舟师征吴，戍卒十余万，连旌数百里，临江观兵，又属常雨也。
元帝太兴三年二月辛未，雨，木冰。后二年，周顗等遇害，是阳施不下通也。
穆帝永和八年正月乙巳，雨，木冰。是年殷浩北伐，明年军败，十年废黜。又曰，荀羡、殷浩北伐，桓温入关之象也。
孝武帝太元十四年十二月乙巳，雨，木冰。明年二月王恭为北籓，八月庾楷为西籓，九月王国宝为中书令，寻加领军将军，十七年殷仲堪为荆州，虽邪正异规，而终同夷灭，是其应也。
吴孙亮建兴二年，诸葛恪征淮南，后所坐听事栋中折。恪妄兴征役，夺农时，作邪谋，伤国财力，故木失其性致毁折也。及旋师而诛灭，于《周易》又为“栋挠之凶”也。
武帝太康五年五月，宣帝庙地陷，梁折。八年正月，太庙殿又陷，改作庙，筑基及泉。其年九月，遂更营新庙，远致名材，杂以铜柱，陈勰为匠，作者六万人。至十年四月乃成，十一月庚寅梁又折。天戒若曰，地陷者分离之象，梁折者木不曲直也。明年帝崩，而王室遂乱。
惠帝太安二年，成都王颖使陆机率众向京都，击长沙王乂，及军始引而牙竿折，俄而战败，机被诛，颖遂奔溃，卒赐死。此奸谋之罚，木不曲直也。
元帝太兴四年，王敦在武昌，铃下仪仗生华如莲华，五六日而萎落。此木失其性。干宝以为狂华生枯木，又在铃阁之间，言威仪之富，荣华之盛，皆如狂华之发，不可久也。其后王敦终以逆命加戮其尸。一说亦华孽也，于《周易》为“枯杨生华”。
桓玄始篡，龙旂竿折。时玄田猎无度，饮食奢恣，土木妨农，又多奸谋，故木失其性。天戒若曰，旂所以挂三辰，章著明也，旂竿之折，高明去矣。玄果败。
《传》：“弃法津，逐功臣，杀太子，以妾为妻，则火不炎上。”
说曰：火，南方，扬光辉为明者也。其于王者，南面向明而治。《书》云：“知人则哲，能官人。”故尧舜举群贤而命之朝，远四佞而放诸野。孔子曰：“浸润之谮，肤受之诉，不行焉，可谓明矣。”贤佞分别，官人有序，帅由旧章，敬重功勋，殊别嫡庶，如此则火得其性矣。若乃信道不笃，或耀虚伪，谗夫昌，邪胜正，则火失其性矣。自上而降，及滥炎妄起，焚宗庙，烧宫馆，虽兴师众，不能救也，是为火不炎上。
魏明帝太和五年五月，清商殿灾。初，帝为平原王，纳河南虞氏为妃。及即位，不以为后，更立典虞车工卒毛嘉女为后。后本仄微，非所宜升，以妾为妻之罚也。
青龙元年六月，洛阳宫鞠室灾。二年四月，崇华殿灾，延于南阁，缮复之。至三年七月，此殿又灾。帝问高堂隆：“此何咎也？于礼宁有祈禳之义乎？”对曰：“夫灾变之发，皆所以明教诫也，惟率礼修德可以胜之。《易传》曰：‘上不俭，下不节，孽火烧其室。’又曰：‘君高其台，天火为灾。’此人君苟饰宫室，不知百姓空竭，故天应之以旱，火从高殿起也。案《旧占》曰：‘灾火之发，皆以台榭宫室为诫。’今宜罢散作役，务从节约，清扫所灾之处，不敢于此有所营造，萐莆嘉禾必生此地，以报陛下虔恭之德。”帝不从。遂复崇华殿，改曰九龙。以郡国前后言龙见者九，故以为名。多弃法度，疲众逞欲，以妾为妻之应也。
吴孙亮建兴元年十二月，武昌端门灾，改作，端门又灾。内殿门者，号令所出；殿者，听政之所。是时诸葛恪执政，而矜慢放肆，孙峻总禁旅，而险害终著。武昌，孙氏尊号所始。天戒若曰，宜除其贵要之首者，恪果丧众殄人，峻授政于綝，綝废亮也。或曰，孙权毁撤武昌以增太初宫，诸葛恪有迁都意，更起门殿，事非时宜，故见灾也。京房《易传》曰：“君不思道，厥妖火烧宫。”
太平元年二月朔，建鄴火，人之火也。是秋，孙綝始执政，矫以亮诏杀吕据、滕胤。明年，又辄杀硃异。弃法律逐功臣之罚也。
孙休永安五年二月，城西门北楼灾。六年十月，石头小城火，烧西南百八十丈。是时嬖人张布专擅国势，多行无礼，而韦昭、盛冲终斥不用，兼遣察战等为内史，惊扰州郡，致使交止反乱，是其咎也。
孙皓建衡二年三月，大火，烧万余家，死者七百人。案《春秋》齐大灾，刘向以为桓公好内，听女口，妻妾数更之罚也。时皓制令诡暴，荡弃法度，劳臣名士，诛斥甚众，后宫万余，女谒数行，其中隆宠佩皇后玺绶者又多矣，故有大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