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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依归崇敬等议，以太祖配享天地。
广德二年正月十六日，礼仪使杜鸿渐奏：“郊、太庙，大礼，其祝文自今已后，请依唐礼，板上墨书。其玉简金字者，一切停废。如允臣所奏，望编为常式。”敕曰：“宜行用竹简。”
贞元元年十一月十一日，德宗亲祀南郊。有司进图，敕付礼官详酌。博士柳冕奏曰：“开元定礼，垂之不刊。天宝改作，起自权制，此皆方士谬妄之说，非礼典之文，请一准《开元礼》。”从之。其年十月二十七日，诏：“郊礼之议，本于至诚。制礼定名，合从事实，使名实相副，则尊卑有伦。五方配帝，上古哲王，道济烝人，礼著明祀。论善计功，则朕德不类，统天御极，朕位攸同。而于祝文称臣以祭，既无益于诚敬，徒有渎于等威。前京兆府司录参军高佩上疏陈请，其理精详。朕重变旧仪，访于卿士，申明大义，是用释然。宜从改正，以敦至礼。自今已后，祀五方配帝祝文，并不须称臣。其余礼数如旧。”
六年十一月八日，有事于南郊。诏以皇太子为亚献，亲王为终献。上问礼官：“亚献、终献合受誓诫否？”吏部郎中柳冕曰：“准《开元礼》，献官前七日于内受誓诫。辞云：‘各扬其职，不供其事，国有常刑。’今以皇太子为亚献，请改旧辞，云‘各扬其职，肃奉常仪’。”从之。
十五年四月，术士匡彭祖上言：“大唐土德，千年合符，请每于四季月郊祀天地。”诏礼官儒者议。归崇敬曰：“准礼，立春迎春于东郊，祭青帝。立夏日迎夏于南郊，祭赤帝。立秋后十八日，迎黄灵于中地，祭黄帝。秋、冬各于其方。黄帝于五行为土，王在四季，土生于火，用事于木，而祭于秋，三季则否。汉、魏、周、隋，共行此礼。国家土德乘时，亦以每岁六月土王之日，祀黄帝于南郊，以后土配，合于典礼。彭祖凭候纬之说，据阴阳之书，事涉不经，恐难行用。”乃寝。
元和十五年十二月，将有事于南郊。穆宗问礼官：“南郊卜日否？”礼院奏：“伏准礼令，祠祭皆卜。自天宝已后，凡欲郊祀，必先朝太清宫，次日飨太庙，又次日祀南郊。相循至今，并不卜日。”从之。及明年正月，南郊礼毕，有司不设御榻，上立受群臣庆贺。及御楼仗退，百僚复不于楼前贺，乃受贺于兴庆宫。二者阙礼，有司之过也。
志第二 礼仪二
隋文帝开皇中，将作大匠宇文恺依《月令》造明堂木样以献。帝令有司于京城安业里内规兆其地，方欲崇建，而诸儒争论不定，竟议罢之。炀帝时 ，恺复献明堂木样并议状，属迁都兴役，事又不就。终于隋代，季秋大享，恆在雩坛设祀。
高祖受禅，不遑创仪。太宗平定天下，命儒官议其制。贞观五年，太子中允孔颖达以诸儒立议违古，上言曰：“臣伏寻前敕 ，依礼部尚书卢宽、国子助教刘伯庄等议，以为‘从昆仑道上层祭天’。又寻后敕云：‘为左右阁道，登楼设祭。’臣检六艺群书百家诸史，皆名基上曰堂，楼上曰观，未闻重楼之上而有堂名。《孝经》云：‘宗祀文王于明堂’。不云明楼、明观，其义一也。又明堂法天，圣王示俭，或有翦蒿为柱，葺茅作盖。虽复古今异制，不可恆然，犹依大典，惟在朴素。是以席惟飐秸，器尚陶匏，用茧栗以贵诚，服大裘以训俭，今若飞楼架道，绮阁凌云，考古之文，实堪疑虑。按《郊祀志》：汉武明堂之制，四面无壁，上覆以茅。祭五帝于上座，祀后土于下防。臣以上座正为基上，下防惟是基下。既云无四壁，未审伯庄以何知上层祭神，下有五室？且汉武所为，多用方士之说，违经背正，不可师祖。又卢宽等议云：上层祭天，下堂布政，欲使人神位别，事不相干。臣以古者敬重大事，与接神相似，是以朝觐祭祀，皆在庙堂，岂有楼上祭祖，楼下视朝？阁道升楼，路便窄隘，乘辇则接神不敬，步往则劳勚圣躬。侍卫在旁，百司供奉。求之典诰，全无此理。臣非敢固执愚见，以求己长。伏以国之大典，不可不慎。乞以臣言下群臣详议。”侍中魏征议曰：“稽诸古训，参以旧图，其上圆下方，复庙重屋，百虑一致，异轸同归。洎当涂膺箓，未遑斯礼；典午聿兴，无所取则。裴頠以诸儒持论，异端蜂起，是非舛互，靡所适从，遂乃以人废言，止为一殿。宋、齐即仍其旧，梁、陈遵而不改。虽严配有所，祭享不匮，求之典则，道实未弘。夫孝因心生，礼缘情立。心不可极，故备物以表其诚；情无以尽，故饰宫以广其敬。宣尼美意，其在兹乎！臣等亲奉德音，令参大议，思竭尘露，微增山海。凡圣人有作，义重随时，万物斯睹，事资通变。若据蔡邕之说，则至理失于文繁；若依裴頠所为，则又伤于质略。求之情理，未允厥中。今之所议，非无用舍。请为五室重屋，上圆下方，既体有则象，又事多故实。下室备布政之居，上堂为祭天之所，人神不杂，礼亦宜之。其高下广袤之规，几筵尺丈之制，则并随时立法，因事制宜。自我而作，何必师古。廓千载之疑议，为百王之懿范。不使泰山之下，惟闻黄帝之法；汶水之上，独称汉武之图。则通乎神明，庶几可俟，子来经始，成之不日。”议犹未决。
十七年五月，秘书监颜师古议曰：
明堂之制，爰自古昔，求之简牍，全文莫睹。始之黄帝，降及有虞，弥历夏、殷，迄于周代，各立名号，别创规模。众说舛驳，互执所见，巨儒硕学，莫有详通。斐然成章，不知裁断。究其指要，实布政之宫也。徒以战国纵横，典籍废弃；暴秦酷烈，经礼湮亡。今之所存，传记杂说，用为准的，理实芜昧。然《周书》之叙明堂，纪其四面，则有应门、雉门，据此一堂，固是王者之常居耳。其青阳、总章、玄堂、太庙及左个、右个，与四时之次相同，则路寝之义，足为明证。又《文王居明堂》之篇：带以弓蜀，祠于高禖。下九门磔禳以御疾疫，置梁除道以利农夫，令国有酒以合三族。”凡此等事，皆合《月令》之文。观其所为，皆在路寝者也。《戴礼》：“昔周公朝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负斧扆南向而立。明堂也者，明诸侯之尊卑也。”《周官》又云“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东西九筵，堂一筵。”据其制度，即大寝也。《尸子》亦曰：“黄帝曰合宫，有虞氏曰总章，殷曰阳馆，周曰明堂。”斯皆路寝之征，知非别处。大戴所说，初有近郊之言，复称文王之庙，进退无据，自为矛盾。原夫负扆受朝，常居出入，既在皋库之内，亦何云于郊野哉？《孝经传》云“在国之阳”，又无里数。
汉武有怀创造，询于搢绅，言论纷然，终无定据，乃立于汶水之上而宗祀焉，明其不拘远近，无择方面。孝成之代，表行城南，虽有其文，厥功靡立。平帝元始四年，大议营创。孔牢等乃以为明堂、辟雍、太学，其实一也，而有三名。金褒等又称经传无文，不能分别同异。中兴之后，蔡邕作论，复云明堂太庙，一物二名。郑玄则曰：“在国之阳，三里之外。”淳于登又云：“三里之外，七里之内，丙巳之地。”颍容《释例》亦云：“明堂太庙，凡有八名，其体一也。”苟立同异，竞为巧说，并出自胸怀，曾无师祖。审夫功成作乐，理定制礼，草创从宜，质文递变。旌旗冠冕，古今不同，律度权衡，前后不一，随时之义，断可知矣。假如周公旧章，犹当择其可否；宣尼彝则，尚或补其阙漏。况郑氏臆说，淳于謏闻，匪异守株，何殊胶柱？愚谓不出墉雉，迩接宫闱，实允事宜，谅无所惑。但当上遵天旨，祗奉德音，作皇代之明堂，永贻范于来叶。区区碎议，皆略而不论。
又上表曰：“明堂之制，陛下已发德音，久令详议。但以学者专固，人人异言，损益不同，是非莫定。臣愚以为五帝之后，两汉已前，高下方圆，皆不相袭。惟在陛下圣情创造，即为大唐明堂，足以传于万代，何必论户牖之多少，疑阶庭之广狭？若恣儒者互说一端，久无断决，徒稽盛礼，昔汉武欲草封禅仪，博望诸生，所说不同，莫知孰是。唯御史大夫倪宽劝上自定制度，遂成登封之礼。臣之愚诚，亦望陛下斟酌繁省，为其节文，不可谦拒，以淹大典。”寻以有事辽海，未暇营创。
永徽二年七月二日，敕曰：“上玄幽赞，崇高而不言；皇王提象，代神功而理物。是知五精降德，爰应帝者之尊；九室垂文，用纪处天之业。且合宫、灵府，创鸿规于上代；太室、总章，标茂范于中叶。虽质文殊制，奢俭异时，然其立天中，作人极，布政施教，其归一揆。朕嗣膺下武，丕承上烈，思所以答眷上灵，聿遵孝享，而法宫旷礼，明堂寝构。今国家四表无虞，人和岁稔，作范垂训，今也其时。宜令所司与礼官学士等考核故事，详议得失，务依典礼，造立明堂。庶旷代阙文，获申于兹日；因心展敬，永垂于后昆。其明堂制度，令诸曹尚书及左右丞侍郎、太常、国子秘书官、弘文馆学士同共详议。”
于是太常博士柳宣仍郑玄义，以为明堂之制，当为五室。内直丞孔志约据《大戴礼》及卢植、蔡邕等义，以为九室。曹王友赵慈皓、秘书郎薛文思等各造明堂图。诸儒纷争，互有不同。上初以九室之议为是，乃令所司详定形制及辟雍门阙等。
明年六月，内出九室样，仍更令有司损益之。有司奏言：
内样：堂基三重，每基阶各十二。上基方九雉，八角，高一尺。中基方三百尺，高一筵。下基方三百六十尺，高一丈二尺。上基象黄琮，为八角，四面安十二阶。请从内样为定。基高下仍请准周制高九尺，其方共作司约准一百四十八尺。中基下基，望并不用。又内样：室各方三筵，开四闼、八窗。屋圆楣径二百九十一尺。按季秋大飨五帝，各在一室，商量不便，请依两汉季秋合飨，总于太室。若四时迎气之祀，则各于其方之室。其安置九室之制，增损明堂故事，三三相重。太室在中央，方六丈。其四隅之室，谓之左右房，各方二丈四尺。当太室四面，青阳、明堂、总章、玄堂等室，各长六丈，以应太室；阔二丈四尺，以应左右房。室间并通巷，各广一丈八尺。其九室并巷在堂上，总方一百四十四尺，法坤之策。屋圆楣、楯、檐，或为未允。请据郑玄、卢植等说，以前梁为楣，其径二百一十六尺，法乾之策。圆柱旁出九室四隅，各七尺，法天以七纪。柱外余基，节作司约准面别各余一丈一尺。内样：室别四闼、八窗，检与古同，请依为定。其户依古外设而不开。内样：外有柱三十六，每柱十梁。内有七间，柱根以上至梁高三丈，梁以上至屋峻起，计高八十一尺。上圆下方，飞檐应规，请依内样为定。其屋盖形制，仍望据《考工记》改为四阿，并依礼加重檐，准太庙安鸱尾。堂四向五色，请依《周礼》白盛为便。其四向各随方色。请施四垣及四门。
辟雍，按《大戴礼》及前代说，辟雍多无水广、内径之数。蔡邕云：“水广二十四丈，四周于外。”《三辅黄图》云“水广四周”，与蔡邕不异，仍云“水外周堤”。又张衡《东京赋》称“造舟为梁”。《礼记·明堂位》、《阴阳录》云：“水左旋以象天。”商量水广二十四丈，恐伤于阔，今请减为二十四步，垣外量取周足。仍依故事造舟为梁，其外周以圆堤，并取《阴阳》“水行左旋”之制。
殿垣，按《三辅黄图》，殿垣四周方在水内，高不蔽日，殿门去殿七十二步。准今行事陈设，犹恐窄小。其方垣四门去堂步数，请准太庙南门去庙基远近为制。仍立四门八观，依太庙门别各安三门，施玄阃，四角造三重魏阙。
此后群儒纷竞，各执异议。尚书左仆射于志宁等请为九室，太常博士唐等请为五室。高宗令于观德殿依两议张设，亲与公卿观之。帝曰：“明堂之礼，自古有之。议者不同，未果营建。今设两议，公等以何者为宜？”工部尚书阎立德对曰：“两议不同，俱有典故。九室似暗，五室似明。取舍之宜，断在圣虑。”上以五室为便，议又不定，由是且止。
至乾封二年二月，详宜略定，乃下诏曰：“朕以寡薄，忝承丕绪。奉二圣之遗训，抚亿兆以初临，驭朽兢怀，推沟在念。而上玄垂祐，宗社降休，岁稔时和，人殷俗阜。车书混一，文轨大同。检玉泥金，升中告禅，百蛮执贽，万国来庭，朝野俱娱，华夷胥悦。但为郊禋严配，未安太室，布政施行，犹阙合宫。朕所以日昃忘疲，中宵辍寝，讨论坟籍，错综群言，采三代之精微，探九皇之至赜，斟酌前载，制造明堂。栋宇方圆之规，虽兼故实；度筵陈俎之法，独运财成。宣诸内外，博考详议，求其长短，冀广异闻。而鸿生硕儒，俱称尽善，搢绅士子，并奏该通。创此宏模，自我作古。因心既展，情礼获伸，永言宗祀，良深感慰。宜命有司，及时起作，务从折中，称朕意焉。”于是大赦天下，改元为总章，分万年置明堂县。明年三月，又具规制广狭，下诏曰：
合宫听朔，阐皇轩之茂范；灵府通和，敷帝勋之景化。殷人阳馆，青珪备礼；姬氏玄堂，彤璋合献。虽运殊骊翰，时变质文，至于立天中，建皇极，轨物施教，其归一揆。考图汶上，仅存公玉之仪；度室圭躔，才纪中元之制。属炎精坠驾，睿宫毁籥，四海沦于沸鼎，九土陷于涂原。高祖太武皇帝杖钺唐郊，收钤雍野，纳祥符于苍水，受灵命于丕山。飞沈泳沫，动植游源。太宗文皇帝盟津光誓，协降火而登坛；丰谷断蛇，应屯云而鞠旅。封金贷岭，昭累圣之鸿勋；勒石丸都，成文考之先志。固可以作化明堂，显庸太室。傍罗八柱，周建四门，木工不琢，土事无文，丰约折衷，经始勿亟，阙文斯备，大礼聿修。
其明堂院每面三百六十步，当中置堂。按《周易》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总成三百六十，故方三百六十步。当中置堂，处二仪之中，定三才之本，构兹一宇，临此万方。自降院每面三门，同为一宇，徘徊五间。按《尚书》，一期有四时，故四面各一所开门；每时有三月，故每一所开三门；一期十有二月，故周回总十二门。所以面别一门，应兹四序，既一时而统三月，故于一舍而置三门。又《周易》三为阳数，二为阴数，合而为五，所以每门舍五间。院四隅各置重楼，其四墉各依本方色。按《淮南子》，地有四维，故四楼。又按《月令》，水、火、金、木、土五方各异色，故其墙各依本方之色。
基八面，象八方。按《周礼》“黄琮礼地”。郑玄注：琮者，八方之玉，以象地形，故以祀地。则知地形八方。又按《汉书》，武帝立八觚坛以祀地。登地之坛，形象地，故令为八方之基，以象地形。基高一丈二尺，径二百八十尺。按《汉书》，阳为六律，阴为六吕。阳与阴合，故高一丈二尺。又按《周易》，三为阳数，八为阴数。三八相乘，得二百四十尺。按《汉书》，九会之数有四十，合为二百八十，所以基径二百八十尺。故以交通天地之和，错综阴阳之数。以明阳不独运，资阴和以助成；阴不孤行，待阳唱而方应。阴阳两顺，天地咸亨，则百宝斯兴，九畴攸序。基每面三阶，周回十二阶，每阶为二十五级。按《汉书》，天有三阶，故每面三阶；地有十二辰，故周回十二阶。又按《文子》，从凡至圣，有二十五等，故每阶二十五级。所以应符星而设阶，法台耀以疏陛，上拟霄汉之仪，下则地辰之数。又列兹重级，用准圣凡。象皇极之高居，俯庶类而临耀。
基之上为一堂，其宇上圆。按《道德经》：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又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又按《汉书》：太极元气，函三为一。又曰：天子以四海为家。故置一堂以象元气，并取四海为家之义。又按《周礼》，“苍璧礼天”。郑玄注：璧圆以象天。故为宇上圆。堂每面九间，各广一丈九尺。按《尚书》，地有九州，故立九间。又按《周易》，阴数十，故间别一丈九尺，所以规模厚地，准则阴阳，法二气以通基，置九州于一宇。堂周回十二门，每门高一丈七尺，阔一丈三尺。按《礼记》，一岁有十二月，所以置十二门。又按《周易》，阴数十，阳数七，故高一丈七尺；又曰阳数五，阴数八，故阔一丈三尺。所以调兹玉烛，应彼金辉，叶二气以循环，逐四序而迎节。堂周回二十四窗，高一丈三尺，阔一丈一尺，二十三櫺，二十四明。按《史记》，天有二十四气，故置二十四窗。又按《书》，一年十二月，并象闰，故高一丈三尺。又按《周易》，天数一，地数十，故阔一丈一尺；又天数九，地数十，并四时成二十三，故二十三櫺。又按《周易》，八纯卦之本体，合二十四爻，故有二十四明。列牖疏窗，象风候气，远周天地之数，曲准阴阳之和。
堂心八柱，各长五十五尺。按《河图》，八柱承天，故置八柱。又按《周易》，大衍之数五十有五，故长五十五尺。耸兹八柱，承彼九间，数该大衍之规，形符立极之制。且柱为阴数，天实阳元，柱以阴气上升，天以阳和下降，固阴阳之交泰，乃天地之相承。堂心之外，置四柱为四辅。按《汉书》，天有四辅星，故置四柱以象四星。内以八柱承天，外象四辅明化，上交下泰，表里相成，叶台耀以分辉，契编珠而拱极。八柱四辅之外，第一重二十柱。按《周易》，天数五，地数十，并五行之数合而为二十，故置二十柱。体二仪而立数，叶五位以裁规，式符立极之功，允应刚柔之道。八柱四辅之外，第二重二十八柱。按《史记》，天有二十八宿，故有二十八柱。所以仰则乾图，上符景宿，考编珠而纪度，观列宿以迎时。八柱四辅之外，第三重三十二柱。按《汉书》，有八节、八政、八风、八音，四八三十二柱。调风御节，万物资以化成；布政流音，九区仰而贻则。外面周回三十六柱。按《汉书》，一期三十六旬，故法之以置三十六柱。所以象岁时而致用，顺寒暑以通微，璇玑之度无愆，玉历之期永契。八柱之外，修短总有三等。按《周易》，天、地、人为三才，故置柱长短三等。所以拟三才以定位，高下相形；体万物以资生，长短兼运。八柱之外，都合一百二十柱。按《礼记》，天子置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合为一百二十，是以置一百二十柱。分职设官，翊化资于多士；开物成务，构春厦藉于群材。其上槛周回二百四柱。按《周易》，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又《汉书》，九会之数有六十，故置二百四柱。所以采坤策之玄妙，法甲乙之精微，环回契辰象之规，结构准阴阳之数。又基以象地，故叶策于坤元；柱各依方，复规模于甲子。
重楣，二百一十六条。按《周易》，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故置二百一十六条。所以规模《易》象，拟法乾元，应大衍之深玄，叶神策之至数。大小节级拱，总六千三百四十五。按《汉书》，会月之数，六千三百四十五，故置六千三百四十五枚。所以远采三统之文，傍符会月之数，契金仪而调节，偶璇历以和时。重干，四百八十九枚。按《汉书》，章月二百三十五，闰月周回二百五十四，总成四百八十九，故置四百八十九枚。所以法履端之奥义，象举正之芳猷，规模历象，发明章、闰。下璟，七十二枚。按《易纬》，有七十二候，故置七十二枚。所以式模芳节，取规贞候，契至和于昌历，偶神数于休期。上璟，八十四枚。按《汉书》，九会之数有七十八。又按《庄子》：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司马彪注：天地四方为六合。总成八十四，故置八十四枚。所以模范二仪，包罗六合，准会阴阳之数，周通气候之源。枅，六十枚。按《汉书》，推太岁之法有六十，故置六十枚。所以兼该历数，包括阴阳，采甲乙之深微，穷辰子之玄奥。连栱，三百六十枚。按《周易》，当期之日，三百有六十，故置三百六十枚。所以叶周天之度，准当期之日，顺平分而成岁，应晷运以循环。小梁，六十枚。按《汉书》，有六十甲子，故置六十枚。构此虹梁，遐规凤历，傍竦四宇之制，遥符六甲之源。牵，二百二十八枚。按《汉书》，章中二百二十八，故置二百二十八枚。所以应长历之规，象中月之度，广综阴阳之数，傍通寒暑之和。方衡，一十五重。按《尚书》，五行生数一十有五，故置十五重。结栋分间，法五行而演秘；疏楹叠构，叶生数以成规。南北大梁，二根。按《周易》太极生两仪，故置二大梁。轨范乾坤，模拟天地，象玄黄之合德，表覆载以生成。阳马，三十六道。按《易纬》，有三十六节，故置三十六道。所以显兹嘉节，契此贞辰，分六气以燮阴阳，环四象而调风雨。椽，二千九百九十根。按《汉书》，月法二千三百九十二，通法五百九十八，共成二千九百九十。所以偶推步之规，合通法之数。是知疏椽构宇，则大壮之架斯隆，积月成年，则会历之规无爽。大梠，两重，重别三十六条，总七十二。按《淮南子》，太平之时，五日一风，一年有七十二风，故置七十二条。所以通规瑞历，叶数祥风，遥符淳俗之年，远则休征之契。飞檐椽，七百二十九枚。按《汉书》，从子至午，其数七百二十九，故置七百二十九枚。所以采辰象之宏模，法周天之至数。且午为阴本，子实阳源，子午分时，则生成之道自著；阴阳合德，则覆载之义兹隆。
堂檐，径二百八十八尺。按《周易》，乾之策二百一十六，《易纬》云，年有七十二候，合为二百八十八，故径二百八十八尺。所以仰叶乾策，远承贞候，顺和气而调序，拟圆盖以照临。堂上栋，去基上面九十尺。按《周易》，天数九，地数十，以九乘十，数当九十，故去基上面九十尺。所以上法圆清，下仪方载，契阴阳之至数，叶交泰之贞符。又以兹天九，乘于地十，象阳唱而阴和，法乾施而坤成。檐，去地五十五尺。按《周易》，大衍之数五十有五，故去地五十五尺。所以拟大《易》之嘉数，通惟神之至赜，道合万象，理贯三才。上以清阳玉叶覆之。按《淮南子》，清阳为天，合以清阳之色。
诏下之后，犹群议未决。终高宗之世，未能创立。
则天临朝，儒者屡上言请创明堂。则天以高宗遗意，乃与北门学士议其制，不听群言。垂拱三年春，毁东都之乾元殿，就其地创之。四年正月五日，明堂成。凡高二百九十四尺，东西南北各三百尺。有三层：下层象四时，各随方色；中层法十二辰，圆盖，盖上盘九龙捧之；上层法二十四气，亦圆盖。亭中有巨木十围，上下通贯，栭、栌ＬＲ、勣，藉以为本，亘之以铁索。盖为鸾鷟，黄金饰之，势若飞翥。刻木为瓦，夹纻漆之。明堂之下施铁渠，以为辟雍之象。号万象神宫。因改河南县为合宫县。诏曰：
黄轩御历，朝万方于合宫；丹陵握符，咨四岳于衢室。有虞辑瑞，总章之号既存；大禹锡珪，重屋之名攸建。殷人受命，置阳馆以辨方；周室凝图，立明堂以经野。用能范围三极，幽赞五神，展尊祖之怀，申宗祀之典。爰从汉、魏，迨及周、隋、经始之制虽兴，修广之规未备。朕以庸昧，虔膺厚托，受寄于缀衣之夕，荷顾于仍几之前。伏以高宗往年，已属意于阳馆，故京辅之县，预纪明堂之名；改元之期，先著总章之号。朕于乾封之际，已奉表上尘，虽简宸心，未遑荣构。今以鼎郊胜壤，圭邑奥区，处天地之中，顺阴阳之序，舟车是凑，贡赋攸均，爰藉子来之功，式遵奉先之旨。
夫明堂者，天子宗祀之堂，朝诸侯之位也。开乾坤之奥策，法气象之运行，故能使灾害不生，祸乱不作。眷言盛烈，岂不美欤！比者鸿儒礼官，所执各异，咸以为明堂者，置之三里之外，七里之内，在国阳明之地。今既俯迩宫掖，恐黩灵祇，诚乃布政之居，未为宗祀之所。朕乃为丙巳之地，去宫室遥远，每月所居，因时飨祭，常备文物，动有烦劳，在于朕怀，殊非所谓。今故裁基紫掖，辟宇彤闱，经始肇兴，成之匪日。但敬事天地，神明之德乃彰；尊祀祖宗，严恭之志方展。若使惟云布政，负扆临人，则茅宇土阶，取适而已，岂必劳百姓之力，制九筵而御哉！诚以获执蘋蘩，虔奉宗庙故也。时既沿革，莫或相遵，自我作古，用适于事。今以上堂为严配之所，下堂为布政之居，光敷礼训，式展诚敬。来年正月一日，可于明堂宗祀三圣，以配上帝。宜令礼官、博士、学士、内外明礼者，详定仪礼，务从典要，速以奏闻。
永昌元年正月元日，始亲享明堂，大赦改元。其月四日，御明堂布政，颁九条以训于百官。文多不载。翌日，又御明堂，飨群臣，赐缣纁有差。自明堂成后，纵东都妇人及诸州父老入观，兼赐酒食，久之乃止。吐蕃及诸夷以明堂成，亦各遣使来贺。载初元年冬正月庚辰朔，日南至，复亲飨明堂，大赦改元，用周正。翼日，布政于群后。其年二月，则天又御明堂，大开三教。内史邢文伟讲《孝经》，命侍臣及僧、道士等以次论议，日昃乃罢。
天授二年正月乙酉，日南至，亲祀明堂，合祭天地，以周文王及武氏先考、先妣配，百神从祀，并于坛位次第布席以祀之。于是春官郎中韦叔夏奏曰：“谨按明堂大享，唯祀五帝。故《月令》云：‘是月也，大享帝。’则《曲礼》所云‘大享不问卜’，郑玄注云‘谓遍祭五帝于明堂，莫适卜’是也。又按《祭法》云：‘祖文王而宗武王。’郑玄注云：‘祭五帝、五神于明堂曰祖、宗。’故《孝经》云：“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据此诸文，明堂正礼，唯祀五帝，配以祖宗及五帝、五官神等，自外余神，并不合预。伏惟陛下追远情深，崇禋志切，于明堂祀，加昊天上帝、皇地祇，重之以先帝、先后配享，此乃补前王之阙典，弘严配之虔诚。往以神都郊坛未建，乃于明堂之下，广祭众神，盖义出权时，非不刊之礼也。谨按礼经：其内官、中官、五岳、四渎诸神，并合从祀于二至。明堂总奠，事乃不经。然则宗祀配天之亲，杂与小神同荐，于严敬之道，理有不安。望请每岁元日，惟祀天地大神，配以帝后。其五岳以下，请依礼于冬、夏二至，从祀方丘、圆丘，庶不烦黩。”从之。时则天又于明堂后造天堂，以安佛像，高百余尺。始起建构，为大风振倒。俄又重营，其功未毕。证圣元年正月丙申夜，佛堂灾，延烧明堂，至曙，二堂并尽。寻时又无云而雷，起自西北。则天欲责躬避正殿。宰相姚璹曰：“此实人火，非是天灾。至如成周宣榭，卜代逾长；汉武建章，盛德弥永。今明堂是布政之所，非宗祀也。”则天乃御端门观酺宴，下诏令文武九品已上各上封事，极言无有所隐。左拾遗刘承庆上疏曰：
臣闻自古帝王，皆有美恶，休祥所以昭其德，灾变所以知其咎，天道之常理，王者之常事。然则休祥屡臻，不可矜功而自满；灾变奄降，不可轻忽而靡惊。故殷宗以桑谷生朝，怀惧而自省，妖不胜德，遂立中兴之功；辛纣以雀生大鸟，恃福而自盈，祥不胜骄，终至倾亡之祸。故知灾变之生，将以觉悟明主，扶持大业，使盛而不衰。理须祗畏神心，惊惧天诫，饬身正事，业业兢兢，则凶往而吉来，转祸而为福。昔殷汤祷身而降雨，成王省事以反风，宋公忧荧惑之灾，而应三舍之寿，高宗惩雊鼎之异，而享百年之福，此其类也。
自陛下承天理物，至道事神，美瑞嘉祥，洊臻狎委，非臣所能尽述。日者变生人火，损及神宫，惊惕圣心，震动黎庶。臣谨按《左传》曰：“人火曰火，天火日灾。”人火因人而兴，故指火体而为称；天火不知何起，直以所灾言之。其名虽殊，为害不别。又《汉书·五行志》曰：“火失性则自上而降，及滥焰妄起，灾宗庙，烧宫馆。”自上而降，所谓天火；滥焰妄起，所谓人火。其来虽异，为患实同。王者举措营为，必关幽显。幽为天道，显为人事，幽显迹通，天人理合。今工匠宿藏其火，本无放燎之心：明堂教化之宫，复非延火之所。孽煨潜扇，倏忽成灾，虽则因人，亦关神理。臣愚以为火发既先从麻主，后及总章，意将所营佛舍，恐劳而无益。但崇其教，即是津梁，何假绀宫，言存汲引？既僻在明堂之后，又前逼牲牢之筵，兼以厥构崇大，功多难毕。立像弘法，本拟利益黎元，伤财役人，却且烦劳家国。承前大风摧木，天诫已显；今者毒焰冥炽，人孽复彰。圣人动作，必假天人之助，一兴功役，二者俱违，厥应昭然，殆将缘此。
臣以为明堂是正阳之位，至尊所居，展礼班常，崇化立政，玉帛朝会，神灵依凭。营之可曰大功，损之实非轻事，既失严禋之所，复伤孝理之情。陛下昨降明制，犹申寅畏之旨，群僚理合兢畏震悚，勉力司存，岂合承恩耽乐，安然酺宴？又下人感荷圣德，睹变憎惶，神体克宁，岂非深悦。但以火气初止，尚多惊惧，余忧未息，遽以欢事遏之。臣恐忧喜相争，伤于情理。故传曰：“可忧而为乐，取忧之道。”又古者有火，祭四墉。四墉，积阴之气，祈之以禳火灾。火，阳之气，欢乐阳事，火气方胜，不可复兴阳事。臣闻灾变之兴，至圣不免，聿修其德，来患可禳。陛下垂制博访，许陈至理。而左史张鼎以为“今既火流王屋，弥显大周之祥”，通事舍人逢敏奏称，“当弥勒初成佛道时，有天魔烧宫，七宝台须臾散坏。”斯实谄妄之邪言，实非君臣之正论。晻昧王化，无益万机。夫天道虽高，其察弥近；神心虽寂，其听弥聪。交际皇王，事均影响。今大风烈火，谴告相仍，实天人丁宁，匡谕圣主，便鸿基盆固，天禄永终之意也。伏愿陛下乾乾在虑，翼翼为怀，若涉巨川，如承大祭，审其致灾之理，详其降眚之由，无瞢天人之心，而兴不急之役。则兆人蒙赖，福禄靡穷，幸甚，幸甚。
则天寻令依旧规制重造明堂，凡高二百九十四尺，东西南北广三百尺。上施宝凤，俄以火珠代之。明堂之下，圜饶施铁渠，以为辟雍之象。天册万岁二年三月，重造明堂成，号为通天宫。四月朔日，又行亲享之礼，大赦，改元为万岁通天。翼日，则天御通天宫之端扆殿，命有司读时令，布政于群后。其年，铸铜为九州鼎，既成，置于明堂之庭，各依方位列焉。神都鼎高一丈八尺，受一千八百石。冀州鼎名武兴，雍州鼎名长安，兗州名日观，青州名少阳，徐州名东原，扬州名江都，荆州名江陵，梁州名成都。其八州鼎高一丈四尺，各受一千二百石。司农卿宗晋卿为九鼎使，都用铜五十六万七百一十二斤。鼎上图写本州山川物产之像，仍令工书人著作郎贾膺福、殿中丞薛昌容、凤阁主事李元振、司农录事钟绍京等分题之，左尚方署令曹元廓图画之。鼎成，自玄武门外曳入，令宰相、诸王率南北衙宿卫兵十余万人，并仗内大牛、白象共曳之。则天自为《曳鼎歌》，令相唱和。其时又造大仪钟，敛天下三品金，竟不成。九鼎初成，欲以黄金千两涂之。纳言姚璹曰：“鼎者神器，贵于质朴，无假别为浮饰。臣观其状，光有五彩辉焕错杂其间，岂待金色为之炫耀？”乃止。其年九月，又大享于通天宫。以契丹破灭，九鼎初成，大赦。改元为神功。
圣历元年正月，又亲享及受朝贺。寻制：每月一日于明堂行告朔之礼。司礼博士辟闾仁谞奏议曰：
谨按经史正文，无天子每月告朔之事。惟《礼记·玉藻》云：“天子听朔于南门之外。”《周礼·天官·太宰》：“正月之吉，布政于邦国都鄙。”干宝注云：“周正建子之月，告朔日也。”此即《玉藻》之听朔矣。今每岁首元日，于通天宫受朝，读时令，布政事，京官九品以上、诸州朝集使等咸列于庭，此则听朔之礼毕，而合于《周礼》、《玉藻》之文矣。而郑玄注《玉藻》“听朔”，以秦制月令有五帝五官之事，遂云：“凡听朔，必特牲告其时帝及其神，配以文王、武王。”此郑注之误也。故汉魏至今莫之用。按《月令》云“其帝太昊，其神勾芒”者，谓宣布时令，告示下人，其令词云其帝其神耳。所以为敬授之文，欲使人奉其时而务其业。每月有令，故谓之《月令》，非谓天子月朔日以祖配帝而察告之。其每月告朔者，诸候之礼也。故《春秋左氏传》曰：“公既视朔，遂登观台。”又郑注《论语》云：“礼，人君每月告朔于庙，有祭谓之朝享。鲁自文公始不视朔。”是诸候之礼明矣。今王者行之，非所闻也。按郑所谓告其帝者即太昊等五人帝，其神者即重黎等五行官。虽并功施于人，列在祀典，无天子每月拜祭告朔之文。臣等谨检《礼论》及《三礼义宗》、《江都集礼》、《贞观礼》、《显庆礼》及祠令，并无天子每月告朔之事。若以为代无明堂，故无告朔之礼，则《江都集礼》、《贞观礼》、《显庆礼》及祠令，著祀五方上帝于明堂，即《孝经》“宗祀文王于明堂”也。此则无明堂而著其享祭，何为告朔独阙其文？若以君有明堂即合告朔，则周、秦有明堂，而经典正文，无天子每月告朔之事。臣等历观今古，博考载籍，既无其礼，不可习非。望请停每月一日告朔之祭，以正国经。窃以天子之尊，而用诸侯之礼，非所谓颁告朔、令诸侯、使奉而行之之义也。
凤阁侍郎王方庆又奏议曰：
谨按明堂，天子布政之宫也。盖所以顺天气，统万物，动法于两仪，德被于四海者也。夏曰世室，殷曰重屋，姬曰明堂，此三代之名也。明堂，天子太庙，所以宗祀其祖，以配上帝。东曰青阳，南曰明堂，西曰总章，北曰玄堂，中曰太室。虽有五名，而以明堂为主。汉代达学通儒，咸以明堂、太庙为一。汉左中郎将蔡邕立议，亦以为然。取其宗祀，则谓之清庙；取其正室，则谓之太室；取其向阳，则谓之明堂；取其建学，则谓之太学；取其圜水，则谓之辟雍。异名而同事，古之制也。天子以孟春正月上辛日，于南郊总受十二月之政，还藏于祖庙，月取一政班于明堂。诸侯孟春之月，朝于天子，受十二月之政藏于祖庙，月取一政而行之。盖所以和阴阳、顺天道也。如此则祸乱不作，灾害不生矣。故仲尼美而称之曰：“明王之以孝理天下也。”人君以其礼告庙，则谓之告朔；听视此月之政，则谓之视朔，亦曰听朔。虽有三名，其实一也。
今礼官议称“经史正文无天子每月告朔之事”者。臣谨按《春秋》：“文公六年闰十月，不告朔。”《谷梁传》曰：“闰，附月之余日，天子不以告朔。”《左氏传》云：“闰月不告朔，非礼也。闰以正时，时以作事，事以厚生，生人之道，于是乎在矣。不告闰朔，弃时政也。”臣据此文，则天子闰月亦告朔矣。宁有他月而废其礼者乎？博考经籍，其文甚著。何以明之？《周礼·太史》职云：“颁告朔于邦国。闰月，告王居门终月。”又《礼记·玉藻》云：“闰月则合门左扉，立于其中。”并是天子闰月而行告朔之事也。
礼官又称：“《玉藻》，‘天子听朔于南门之外。’《周礼·天官·太宰》，‘正月之吉，布政于邦国都鄙。’干宝注云，‘周正建子之月，告朔日也。’此即《玉藻》之听朔矣。今每岁首元日，通天宫受朝，读时令，布政事，京官九品以上、诸州朝集使等咸列于庭，此听朔之礼毕，而合于《周礼》、《玉藻》之文矣。《礼论》及《三礼义宗》、《江都集礼》、《贞观礼》、《显庆礼》及祠令，无王者告朔之事者。臣谨按《玉藻云》：“玄冕而朝日于东门之外，听朔于南门之外。”郑注云：“朝日，春分之时也。东门、南门，皆谓国门也。明堂在国之阳，每月就其时之堂而听朔焉，卒事，反宿于路寝。凡听朔，必以特牲告其时帝及其神，配以文王、武王。”臣谓今岁首元日，通天宫受朝，读时令及布政，自是古礼孟春上辛，受十二月之政藏于祖庙之礼耳，而月取一政，班于明堂，其义昭然，犹未行也。即如礼官所言，遂阙其事。
臣又按《礼记·月令》，天子每月居青阳、明堂、总章、玄堂，即是每月告朔之事。先儒旧说，天子行事，一年十八度入明堂：大享不问卜，一入也；每月告朔，十二入也；四时迎气，四入也；巡狩之年，一入也。今礼官立义，王惟岁首一入耳，与先儒既异，臣不敢同。郑玄云：“凡听朔告其帝。”臣愚以为告朔之日，则五方上帝之一帝也。春则灵威仰，夏则赤熛怒，秋则白招拒，冬则叶光纪，季月则含枢纽也，并以始祖而配之焉。人帝及神，列在祀典，亦于其月而享祭之。鲁自文公始不视朔，子贡见其礼废，欲去其羊，孔子以羊存犹可识其礼，羊亡其礼遂废，故云：“尔爱其羊，我爱其礼。”
汉承秦灭学，庶事草创，明堂、辟雍，其制遂阙。汉武帝封禅，始造明堂于太山，既不立于京师，所以无告朔之事。至汉平帝元始中，王莽辅政，庶几复古，乃建明堂、辟雍焉。帝祫祭于明堂，诸侯王、列侯、宗室子弟九百余人助祭毕，皆益户、赐爵及金帛、增秩、补吏各有差。汉末丧乱，尚传其礼。爰至后汉，祀典仍存。明帝永平二年，郊祀五帝于明堂，以光武配，祭牲各一犊，奏乐如南郊。董卓西移，载籍湮灭，告朔之礼，于此而坠。暨于晋末，其马生郊，礼乐衣冠，扫地总尽。元帝过江，是称狼狈，礼乐制度，南迁盖寡，彝曲残缺，无复旧章，军国所资，临事议之。既阙明堂，宁论告朔。宋朝何承天纂集其文，以为《礼论》，虽加编次，事则阙如。梁代崔灵恩撰《三礼义宗》，更无异文。《贞观》、《显庆礼》及祠令不言告朔者，盖为历代不传，其文遂阙，各有由绪，不足依据。今礼官引为明证，在臣诚实有疑。
陛下肇建明堂，聿遵古典，告朔之礼，犹阙旧间，钦若稽古，应须补葺。若每月听政于明堂，事亦烦数，孟月视朔，恐不可废。
上又命奉常广集众儒，取方庆、仁谞所奏，议定得失。当时大儒成均博士吴扬吾、太学博士郭山恽曰：“臣等谨按《周礼》、《礼记》及《三传》，皆有天子告朔之礼。夫天子颁告朔于诸侯，秦政焚灭《诗》、《书》，由是告朔礼废。今明堂肇建，总章新立，绍百王之绝轨，树万代之鸿规，上以严配祖宗，下以敬授人时，使人知礼乐，道适中和，灾害不生，祸乱不作。今若因循颁朔，每月依行，礼贵随时，事须沿革。望依王方庆议，用四时孟月日及季夏于明堂修复告朔之礼，以颁天下。其帝及神，亦请依方庆用郑玄义，告五时帝于明堂上。则严配之道，通于神明；至孝之德，光于四海。”制从之。
长安四年，始制：“元日明堂受悲，停读时令。”中宗即位，神龙元年九月，亲享明堂，合祭天地，以高宗配。礼毕，曲赦京师。明年驾入京，于季秋大享，复就圆丘行事，迄于睿宗之世。
开元二年八月，太子宾客薛谦光献《九鼎铭》。其《蔡州鼎铭》，天后御撰，曰：“羲、农首出，轩、昊膺期。唐、虞继踵，汤、禹乘时。天地光宅，域中雍熙。上天降鉴，方建隆基。”紫微令姚崇奏曰：“圣人启运，休兆必彰。请宣付史馆。”从之。五年正月，幸东都，将行大享之礼。太常少卿王仁忠、博士冯宗陈贞节等议，以武氏所造明堂，有乖典制，奏议曰：
明堂之建，其所从来远矣！自天垂象，圣人则之。蒿柱茅檐之规，上圆下方之制，考之大数，不逾三七之间，定之方中，必居丙巳之地者，岂非得房心布政之所，当太微上帝之宫乎？故仰叶俯从，正名定位，人神不杂，各司其序，则嘉应响至，保合太和。
昔汉氏承秦，经籍道息，旁求湮坠，详究难明。孝武初，议立明堂于长安城南，遭窦太后不好儒术，事乃中废。孝成之代，又欲立于城南，议其制度，莫之能决。至孝平元始四年，始创造于南郊，以申严配。光武中元元年，立于国城之南。自魏、晋迄于梁朝，虽规制或殊，而所居之地，常取丙巳者，斯盖百王不易之道也。
高宗天皇大帝纂承平之运，崇朴素之风，四夷来宾，九有咸乂。永徽三年，诏礼官学士议明堂制度，群儒纷竞，各执异端，久之不决，因而遂止者，何也？非谓财不足、力不堪也。将以周、孔既遥，礼经且紊，事不师古，或爽天心，难用作程，神不孚祐者也。则天太后总禁闱之政，藉轩台之威，属皇室中圮之期，蹑和熹从权之制。以为乾元大殿，承庆小寝，当正阳亭午之地，实先圣听断之宫。表顺端闱，储精营室，爰从朝享，未始临御。乃起工徒，挽令摧覆。既毁之后，雷声隐然，众庶闻之，或以为神灵感动之象也。于是增土木之丽，因府库之饶，南街北阙，建天枢大仪之制；乾元遗趾，兴重阁层楼之业。烟焰蔽日，梁柱排云，人斯告劳，天实贻诫。煨烬甫尔，遽加修复。况乎地殊丙巳，未答灵心，迹匪膺期，乃申严配。事昧彝典，神不昭格。此其不可者一也。又明堂之制，木不镂，土不文。今体式乖宜，违经紊礼，雕镌所及，穷侈极丽。此其不可者二也。高明爽垲，事资虔敬，密迩宫掖，何以祈天？人神杂扰，不可放物。此其不可者三也。况两京上都，万方取则，而天子阙当阳之位，听政居便殿之中，职司其忧，岂容沉默。当须审考历之计，择烦省之宜，不便者量事改修，可因者随宜适用，削彼明堂之号，克复乾元之名，则当宁无偏，人识其旧矣。
诏令所司详议奏闻。
刑部尚书王志愔等奏议，咸以此堂所置，实乖典制，多请改削，依旧造乾元殿。乃下诏曰：“古之操插皇纲、执大象者，何尝不上稽天道，下顺人极，或变通以随时，爰损益以成务。且衢室创制，度堂以筵，用之以礼神，是光孝享，用之以布政，盖称视朔，先王所以厚人伦、感天地者也。少阳有位，上帝斯歆，此则神贵于不黩，礼殷于至敬。今之明堂，俯邻宫掖，此之严祀，有异肃恭，苟非宪章，将何轨物？由是礼官博士、公卿大夫，广参群议，钦若前古，宜存露寝之式，用罢辟雍之号。可改为乾元殿，每临御宜依正殿礼。”自是驾在东都，常以元日冬至于乾元殿受朝贺。季秋大享祀，依旧于圆丘行事。十年，复题乾元殿为明堂，而不行享祀之礼。二十五年，驾在西京，诏将作大匠康纻素往东都毁之。纻素以毁拆劳人，乃奏请且拆上层，卑于旧制九十五尺。又去柱心木，平座上置八角楼，楼上有八龙，腾身捧火珠。又小于旧制，周围五尺，覆以真瓦，取其永逸。依旧为乾元殿。
志第三 礼仪三
封禅之礼，自汉光武之后，旷世不修。隋开皇十四年，晋王广率百官抗表，固请封禅。文帝令牛弘、辛彦之、许善心等创定仪注。至十五年 ，行幸兗州，遂于太山之下，为坛设祭，如南郊之礼，竟不升山而还。
贞观六年，平突厥，年谷屡登，群臣上言请封泰山。太宗曰：“议者以封禅为大典。如朕本心，但使天下太平 ，家给人足，虽阙封禅之礼，亦可比德尧、舜；若百姓不足，夷狄内侵，纵修封禅之仪，亦何异于桀、纣？昔秦始皇自谓德洽天心，自称皇帝，登封岱宗，奢侈自矜。汉文帝竟不登封，而躬行俭约，刑措不用。今皆称始皇为暴虐之主，汉文为有德之君。以此而言，无假封禅。礼云，‘至敬不坛’，扫地而祭，足表至诚，何必远登高山，封数尺之土也！”侍中王珪对曰：“陛下发德音，明封禅本末，非愚臣之所及。”秘书监魏征曰：“随末大乱，黎民遇陛下，始有生望。养之则至仁，劳之则未可。升中之礼，须备千乘万骑，供帐之费，动役数州。户口萧条，何以能给？”太宗深嘉征言，而中外章表不已。上问礼官两汉封山仪注，因遣中书侍郎杜正伦行太山上七十二帝坛迹。是年两河水潦，其事乃寝。至十一年，群臣复劝封山，始议其礼。于是国子博士刘伯庄、睦州刺史徐令言等，各上封祀之事，互设疑议，所见不同。多言新礼中封禅仪注，简略未周。太宗敕秘书少监颜思古、谏议大夫硃子奢等，与四方名儒博物之士参议得失。议者数十家，递相驳难，纷纭久不决。于是左仆射房玄龄、特进魏征、中书令杨师道，博采众议堪行用而与旧礼不同者奏之。
其议昊天上帝坛曰：“将封先祭，义在告神，且备谒敬之仪，方展庆成之礼。固当于坛下止，预申齐洁。赞飨已毕 ，然后登封。既表重慎之深，兼示行事有渐。今请祭于泰山下，设坛以祀上帝，以景皇帝配享。坛长一十二丈，高一丈二尺。”又议制玉牒曰：“金玉重宝，质性贞坚，宗祀郊禋，皆充器币，岂嫌华美，实贵精确。况乎三神壮观，万代鸿名，礼极殷崇，事资藻缛。玉牒玉检，式韫灵奇。，传之无穷，永存不朽。今请玉牒长一尺三寸，广厚各五寸。玉检厚二寸，长短阔狭一如玉牒。其印齿请随玺大小，仍缠以金绳五周。”又议玉策曰：“封禅之祭，严配作主，皆奠玉策，肃奉虔诚。今玉策四枚，各长一尺三寸，广一寸五分，厚五分。每策五简，俱以金编。其一奠上帝，一奠太祖座，一奠皇地祇，一奠高祖座。”又议金匮曰：“登配之策，盛以金匮，归格艺祖之庙室。今请长短令容玉策，高广各六寸。形制如今之表函。缠以金绳，封以金泥，印以受命玺。”又议方石再累曰：“旧藏玉牒，止用石函，亦犹盛书箧笥，所以或呼石箧。今请方石三枚，以为再累。其十枚石检，刻方石四边而立之。缠以金绳，封以石泥，印以受命玺。”又议泰山上圆坛曰：“四出开道，坛场通义，南面入升，于事为允。今请介丘上圆坛广五丈，高九尺，用五色土加之。四面各设一阶。御位在坛南，升自南阶，而就上封玉牒。”又议圆坛上土封曰：“凡言封者，皆是积土之名。利建分封，亦以班社立号。谓之封禅，厥义可知。今请于圆坛之上，安置方石，玺缄既毕，加土筑以为封。高一丈二尺，而广二丈，以五色土益封，玉牒藏于其内。祀禅之土，其封制亦同此。”又议玉玺曰：“谨详前载方石缄封，玉检金泥，必资印玺，以为秘固。今请依令用受命玺以封石检。其玉检既与石检大小不同，请更造玺一枚，方一寸二分，文同受命玺，以封玉牒。石检形制，依汉建武故事。”又议立碑曰：“勒石纪号，显扬功业，登封降禅，肆觐之坛，立碑纪之。”又议设告至坛曰：“既至山下，礼行告至，柴于东方上帝，望秩遍礼群神。今请其坛方八十一尺，高三尺，陛仍四出。其禅方坛及余仪式，请从今礼。仍请柴祭、望秩，同时行事。”又议废石阙及大小距石曰：“距石之设，意取牢固，本资实用，岂云雕饰。今既积土厚封，足与天长地久。其小距环坛，石阙回建，事非经诰，无益礼义，烦而非要，请从减省。”
太宗从其议，仍令附之于礼。
十五年，下诏，将有事于泰山，复令公卿诸儒详定仪注。太常卿韦挺、礼部侍郎令狐德棻为封禅使，参考其议。时论者又执异见，颜师古上书申明前议。太宗览其奏，多依师古所陈为定。车驾至洛阳宫，会有彗星之变，乃下诏罢其事。
高宗即位，公卿数请封禅，则天既立为皇后，又密赞之。麟德二年二月，车驾发京，东巡狩，诏礼官、博士撰定封禅仪注：
有司于乾封元年正月戊辰朔。先是，有司斋戒。于前祀七日平旦，太尉誓百官于行从中台，云：“来月一日封祀，二日登封泰山，三日禅社首，各扬其职，不供其事，国有常刑。”上斋于行宫四日，致斋三日。近侍之官应从升者，及从事群官、诸方客使，各本司公馆清斋一宿。前祀一日，诸卫令共属：未后一刻，设黄麾半仗于外壝之外，与乐工人俱清斋一宿。
有司于太岳南四里为圆坛，三成、十二阶，如圆丘之制。坛上饰以青，四面各依方色，并造燎坛及壝三重。又造玉策三枚，皆以金绳连编玉简为之。每简长一尺二寸，广一寸二分，厚三分，刻玉填金为字。又为玉匮一，以藏正座玉策，长一尺三寸。并玉检方五寸，当绳处刻为五道，当封玺处刻深二分，方一寸二分。又为金匮二，以藏配座玉策，制度如玉匮。又为黄金绳以缠金玉匮，各五周。为金泥、玉匮、金匮。为玉玺一枚，方一寸二分，文同受命玺，封玉匮、金匮。又为石感，以藏玉匮。用方石再累，各方五尺，厚一尺，刻方石中令容玉匮。感旁施检处，皆刻深三寸三分，阔一尺。当绳处皆刻深三分，阔一寸五分。为石检十枚，以检石感，皆长三尺，阔一尺，厚七寸。皆刻为印齿三道，深四寸。当封玺处方五寸，当通绳处阔一寸五分。皆有小石盖，制与检刻处相应，以检擫封泥。其检立于感旁，南方、北方各三，东方、西方各二，去感隅皆七寸。又为金绳以缠石感，各五周，径三分。为石泥以泥石感，其泥，末石和方色土为之。为距石十二枚，分距感隅，皆再累，各阔二尺，长一丈，斜刻其首，令与感隅相应。
泰山之上，设登封之坛，上径五丈，高九尺，四出陛。坛上饰以青，四面依方色。一壝，随地之宜。其玉牒、玉匮、石感、石检、距石，皆如封祀之制。又为降禅坛于社首山上，方坛八隅，一成八陛，如方丘之制。坛上饰以黄，四面依方色。三壝，随地之宜。其玉策、玉匮、石感、石检、距石等，亦同封祀之制。
至其年十二月，车驾至山下。及有司进奏仪注，封祀以高祖、太宗同配，禅社首以太穆皇后、文德皇后同配，皆以公卿充亚献、终献之礼。于是皇后抗表曰：
伏寻登封之礼，远迈古先，而降禅之仪，窃为未允。其祭地祇之日，以太后昭配，至于行事，皆以公卿。以妾愚诚，恐未周备。何者？乾坤定位，刚柔之义已殊；经义载陈，中外之仪斯别。瑶坛作配，既合于方祇；玉豆荐芳，实归于内职。况推尊先后，亲飨琼筵，岂有外命宰臣，内参禋祭？详于至理，有紊徽章。但礼节之源，虽兴于昔典；而升降之制，尚缺于遥图。且往代封岳，虽云显号，或因时俗，意在寻仙；或以情觊名，事深为己。岂如化被乎四表，推美于神宗；道冠乎二仪，归功于先德。宁可仍遵旧轨，靡创彝章？
妾谬处椒闱，叨居兰掖。但以职惟中馈，道属于蒸、尝；义切奉先，理光于蘋、藻。罔极之思，载结于因心；祗肃之怀，实深于明祀。但妾早乖定省，已阙侍于晨昏；今属崇禋，岂敢安于帷帟。是故驰情夕寝，睠嬴里而翘魂；叠虑宵兴，仰深郊而耸念。伏望展礼之日，总率六宫内外命妇，以亲奉奠。冀申如在之敬，式展虔拜之仪。积此微诚，已淹气序。既属銮舆将警，奠璧非赊，辄效丹心，庶裨大礼。冀圣朝垂则，永播于芳规；萤烛末光，增辉于日月。
于是祭地祇、梁甫，皆以皇后为亚献，诸王大妃为终献。
丙辰，前罗文府果毅李敬贞论封禅须明水实樽：“《淮南子》云：‘方诸见月，则津而为水。’高诱注云：‘方诸，阴燧，大蛤也。熟摩拭令热，以向月，则水生。以铜盘受之，下数石。’王充《论衡》云：‘阳燧取火于日，方诸取水于月，相去甚远，而火至水来者，气感之验也。’《汉旧仪》云：‘八月饮酎，车驾夕牲，以鉴诸取水于月，以阳燧取火于日。’《周礼·考工记》云：‘金有六齐。金锡半，谓之鉴燧之齐。’郑玄注云：‘鉴燧，取水火于日月之器也。’准郑此注，则水火之器，皆以金锡为之。今司宰有阳燧，形如圆镜，以取明火；阴鉴形如方镜，以取明水。但比年祠祭，皆用阳燧取火，应时得；以阴鉴取水，未有得者，常用井水替明水之处。”奉敕令礼司研究。敬贞因说先儒是非，言及明水，乃云：“周礼金锡相半，自是造阳燧法，郑玄错解以为阴鉴之制。仍古取明水法，合用方诸，引《淮南子》等书，用大蛤也。”又称：“敬贞曾八九月中，取蛤一尺二寸者依法试之。自人定至夜半，得水四五斗。”奉常奏曰：“封禅祭祀，即须明水实樽。敬贞所陈，检有故实。”又称：先经试验确执，望请差敬贞自取蚌蛤，便赴太山与所司对试。”
是日，制曰：“古今典制，文质不同，至于制度，随世代沿革，唯祀天地，独不改张，斯乃自处于厚，奉天以薄。又今封禅，即用玉牒金绳，器物之间，复有瓦樽秸席，一时行礼，文质顿乖，驳而不伦，深为未惬。其封祀、降禅所设上帝、后土位，先设飐秸、瓦甒、瓢杯等物，并宜改用裀褥罍爵，每事从文。其诸郊祀，亦宜准此。”于是昊天上帝之座褥以苍，皇地祇褥以黄，配帝及后褥以紫，五方上帝及大明、夜明席皆以方色，内官已下席皆以莞。
三年正月，帝亲享昊天上帝于山下，封礼之坛，如圆丘之仪。祭讫，亲封玉策，置石感，聚五色土封之。圆径一丈二尺，高九尺。其日，帝率侍臣已下升泰山。翌日，就山上登封之坛封玉策讫，复还山下之斋宫。其明日，亲祀皇地祇于社首山上，降禅之坛，如方丘之仪。皇后为亚献，越国太妃燕氏为终献。翌日，上御朝觐坛以朝群臣，如元日之仪。礼毕，宴文武百僚，大赦改元。初，上亲享于降禅之坛，行初献之礼毕，执事者皆趋而下。宦者执帷，皇后率六宫以升，行礼。帷帟皆以锦绣为之。百僚在位瞻望，或窃议焉。于是诏立登封、降禅、朝觐之碑，各于坛所。又诏名封祀坛为舞鹤台，介丘坛为万岁台，降禅坛为景云台，以纪当时所见之瑞焉。
高宗既封泰山之后，又欲遍封五岳。至永淳元年，于洛州嵩山之南，置崇阳县。其年七月，敕其所造奉天宫。二年正月，驾幸奉天宫。至七月，下诏将以其年十一月封禅于嵩岳。诏国子司业李行伟、考工员外郎贾大隐、太常博士韦叔夏裴守贞辅抱素等详定仪注。于是议：
立封祀坛，如圆丘之制。上饰以玄，四面依方色。为圆坛，三成，高二丈四尺，每等高六尺。坛上径一十六步，三等各阔四步。设十二陛，陛皆上阔八尺，下阔一丈四尺。为三重壝，距外壝三十步，内壝距五十步。燎坛在坛东南外壝之内，高三尺，方一丈五尺，南出陛。登封坛，圆径五丈，高九尺。四出陛，为一壝，饰以五色，准封祀。禅祭坛，上饰以金，四面依方色，为八角方坛，再成，高一丈二尺，每等高四尺。坛上方十六步，每等广四步，设八陛。其上坛陛皆广八尺，中等陛皆广一丈，下等陛皆广一丈二尺。为三重壝之大小，准封祀。为埋坎，在坛之未地外壝之内，方深取足容物，南出陛。朝觐坛，于行宫之前为坛。宫方三分。壝二，在南。坛方二十四丈，高九尺，南面两陛，余三百各一陛。封祀、登封，五色土封石感为圆封，上径一丈二尺，下径三丈，高九尺。禅祭，五色土封为八角方封，大小准封祀制度。所用尺寸，准历东封，并用古尺。诸坛并筑土为之，礼无用石之文。并度影以定方位。登封、降禅，四出陛各当四方之中，陛各上广七尺，下广一丈二尺。封祀玉帛料，有苍璧，四圭有邸，圭璧。禅祭有黄琮，两圭有邸，无圭璧。
又定登封、降禅、朝觐等日。准礼，冬至祭天于圆丘，其封祀请用十二日。准东封祀故事，十二日登封，十三日禅祭，十四日朝觐。若有故，须改登封已下期日，在礼无妨。
又辇舆料云：封祀、登封，皇帝出乘玉辂，还乘金辂。皇太子往还金辂。禅祭，皇帝、太子如封祀。又衣服料云：“东封祠祭日，天皇服衮冕，近奉制，依《贞观礼》服大裘。又云：衮冕服一具，斋服之；通天冠服一具，回服之；翼善冠服一具，马上服之。皇太子衮冕服。又斋则服远游冠，受朝则公服远游冠服，马上则进德冠服。
当时又令详求射牛之礼。行伟、守贞等议曰：“据《周礼》及《国语》，郊祀天地，天子自射其牲。汉武唯封太山，令侍中儒者射牛行事。至于余祀，亦无射牲之文。但亲舂射牲，虽是古礼，久从废省。据封禅礼，祀日，未明十五刻，宰人以銮刀割牲，质明而行事。比銮驾至时，牢牲总毕，天皇唯奠玉酌献而已。今若祀前一日射牲，事即伤早。祀日方始射牲，事又伤晚。若依汉武故事，即非亲射之仪，事不可行。”诏从之。寻属高宗不豫，遂罢封禅之礼。
则天证圣元年，将有事于嵩山，先遣使致祭以祈福助，下制，号嵩山为神岳，尊嵩山神为天中王，夫人为灵妃。嵩山旧有夏启及启母、少室阿姨神庙，咸令预祈祭。至天册万岁二年腊月甲申，亲行登封之礼。礼毕，便大赦，改元万岁登封，改嵩阳县为登封县，阳成县为告成县。粤三日丁亥，禅于少室山。又二日己丑，御朝觐坛朝群臣，咸如乾封之仪。则天以封禅日为嵩岳神祇所祐，遂尊神岳天中王为神岳天中皇帝，灵妃为天中皇后，夏后启为齐圣皇帝；封启母神为玉京太后，少室阿姨神为金阙夫人；王子晋为升仙太子，别为立庙。登封坛南有槲树，大赦日于其杪置金鸡树。则天自制《升中述志碑》，树于坛之丙地。
玄宗开元十二年，文武百僚、朝集使、皇亲及四方文学之士，皆以理化升平，时谷屡稔，上书请修封禅之礼并献赋颂者，前后千有余篇。玄宗谦冲不许。中书令张说又累日固请，乃下制曰：
自古受命而王者，曷尝不封泰山，禅梁父，答厚德，告成功。三代之前，罔不由此。越自魏、晋，以迄周、隋，帝典阙而大道隐，王纲弛而旧章缺，千载寂寥，封崇莫嗣。物极而复，天祚我唐，武、文二后，应图受箓。洎于高宗，重光累盛，承至理，登介丘，怀百神，震六合，绍殷、周之统，接虞、夏之风。中宗弘懿铄之休，睿宗沐粹精之道，巍巍荡荡，无得而称者也。
朕昔戡多难，禀略先朝，虔奉慈旨，嗣膺丕业。是用创九庙以申孝敬，礼二郊以展严禋，宝菽粟于水火，捐珠玉于山谷。兢兢业业，非敢追美前王；日慎一日，实以奉遵遗训。至于巡狩大典，封禅鸿名，顾惟寡薄，未遑时迈，十四载于兹矣。今百谷有年，五材无眚，刑罚不用，礼义兴行，和气氤氲，淳风澹泊。蛮夷戎狄，殊方异类，重译而至者，日月于阙廷；奇兽神禽，甘露嘉醴，穷祥极瑞，朝夕于林御。王公卿士，罄乃诚于中；鸿生硕儒，献其书于外。莫不以神祇合契，亿兆同心。斯皆烈祖圣孝，垂裕余庆。故朕赖宗庙之介福，敢以眇身，颛其克让。是以敬奉群议，弘此大猷，以光我高祖之丕图，以绍我高祖之鸿烈。永言陟配，追感载深。可以开元十三年十一月十日，式遵故实，有事太山。所司与公卿诸儒详择典礼，预为备具，勿广劳人，务存节约，以称朕意。
于是诏中书令张说、右散骑常侍徐坚、太常少卿韦绦、秘书少监康子元、国子博士侯行果等，与礼官于集贤书院刊撰仪注。
玄宗初以灵山好静，不欲喧繁，与宰臣及侍讲学士对议，用山下封祀之仪。于是张说谓徐坚、韦绦等曰：“乾封旧仪，禅社首，享皇地祇，以先后配飨。王者父天而母地，当今皇母位，亦当往帝之母也，子配母飨，亦有何嫌？而以皇后配地祇，非古之制也。天监孔明，福善如响。乾封之礼，文德皇后配皇地祇，天后为亚献，越国太妃为终献。宫闱接神，有乖旧典。上玄不祐，遂有天授易姓之事，宗社中圮，公族诛灭，皆由此也。景龙之季，有事圆丘，韦氏为亚献，皆以妇人升坛执笾豆，渫黩穹苍，享祀不洁。未及逾年，国有内难，终献皆受其咎，掌座斋郎及女人执祭者，多亦夭卒。今主上尊天敬神，事资革正。斯礼以睿宗大圣贞皇帝配皇地祇，侑神作主。”乃定议奏闻。上从之。
旧礼：郊祀既毕，收取玉帛牲体，置于柴上，然后燔于燎坛之上，其坛于神坛之左。显庆中，礼部尚书许敬宗等因修改旧礼，乃奏曰：
谨按祭祀之礼，周人尚臭，祭天则燔柴，祭地则瘗血，宗庙则焫萧灌鬯，皆贵气臭，同以降神。礼经明白，义释甚详。委柴在祭神之初，理无所惑。是以《三礼义宗》等并云：“祭天以燔柴为始，然后行正祭。祭地以瘗血为先，然后行正祭。”又《礼论》说太常贺循上言：“积柴旧在坛南，燎祭天之牲，用犊左胖，汉仪用头，今郊用胁之九个。太宰令奉牲胁，太祝令奉圭璧，俱奠燎薪之上。”此即晋氏故事，亦无祭末之文。既云汉仪用牲头，头非神俎之物，且祭末俎皆升右胖之胁。唯有《三礼》、贺循既云用祭天之牲左胖，复云今仪用胁九个，足明燔柴所用，与升俎不同。是知自在祭初，别燔牲体，非于祭末，烧神余馔。此则晋氏以前，仍遵古礼。唯周、魏以降，妄为损益。缘告庙之币，事毕瘗埋，因改燔柴，将为祭末。事无典实，礼阙降神。
又燔柴、正祭，牲、玉皆别。苍璧苍犊之流，柴之所用；四圭骍犊之属，祀之所须。故郊天之有四圭，犹祀庙之有圭瓚。是以《周官典瑞》，文势相因，并事毕收藏，不在燔例。而今新礼引用苍璧，不顾圭瓚，遂亦俱燔，义既有乖，理难因袭。又燔柴作乐，俱以降神，则处置之宜，须相依准。柴燔在左，作乐在南，求之礼情，实为不类。且《礼论》说积柴之处在神坛之南，新体以为坛左，文无典故。请改燔为祭始，位乐悬之南，外壝之内。其阴祀瘗埋，亦请准此。
制可之。自是郊丘诸祀，并先焚而后祭。
及玄宗将作封禅之礼，张说等参定仪注，徐坚、康子元等建议曰：
臣等谨按显庆年修礼官长孙无忌等奏改燔柴在祭前状称“祭祀之礼，必先降神。周人尚臭，祭天则燔柴”者。臣等按礼，迎神之义，乐六变则天神降，八变则地祇出，九变则鬼神可得而礼矣。则降神以乐，《周礼》正文，非谓燔柴以降神也。案尚臭之义，不为燔之先后。假如周人尚臭，祭天则燔柴，容或燔臭先以迎神。然则殷人尚声，祭天亦燔柴，何声可燔先迎神乎？又按显庆中无忌等奏称“晋氏之前，犹遵古礼。周、魏以降，妄为损益”者。今按郭璞《晋南郊赋》及注《尔雅》：“祭后方燔。”又按《宋志》所论，亦祭后方燔。又检南齐、北齐及梁郊祀，亦饮福酒后方燔。又检后周及隋郊祀，亦先祭后燔。据此，即周遵后燔，晋不先燎。无忌之事，义乃相乖。
又按《周礼大宗伯》职：“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注》云：“礼为始告神时荐于神也。”下文云：“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皆有牲币，各如其器之色。”又《礼器》云：以少为贵者，祭天特牲。”是知苍璧之与苍牲，俱各奠之神座，理节不惑。又云：“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即明祀昊天上帝之时，以旅五方天帝明矣。其青圭、赤璋、白琥、玄璜，自是立春、立夏、立秋、立冬之日，各于其方迎气所用，自分别矣。今按显庆所改新礼，以苍璧与苍牲、苍币，俱用先燔。苍璧既已燔矣，所以遂加四圭有邸，奠之神座。苍牲既已燔矣，所以更加骍牲，充其实俎。混昊天于五帝，同用四圭；失特牲之明文，加为二犊。深乖礼意，事乃无凭。
考功员外郎赵冬曦、太学博士侯行果曰：“先焚者本以降神，行之已久。若从祭义，后焚为定。”中书令张说执奏曰：“徐坚等所议燔柴前后，议有不同。据祭义及贞观。显庆已后，既先燔，若欲正失礼，求祭义，请从《贞观礼》。如且因循不改，更请从《显庆礼》。凡祭者，本以心为主，心至则通于天地，达于神祇。既有先燔、后燎，自可断于圣意，圣意所至，则通于神明。燔之先后，臣等不敢裁定。”玄宗令依后燔及先奠之仪。是后太常卿宁王宪奏请郊坛时祭，并依此先奠璧而后燔柴、瘗埋，制从之。
时又有四门助教施敬本驳奏旧封禅礼八条，其略曰：
旧礼，侍中跪取匜沃盥，非礼也。夫盥手洗爵，人君将致洁而尊神，故能使小臣为之。今侍中，大臣也，而沃盥于人君；太祝，小臣也，乃诏祝于天神。是接天神以小臣，奉人君以大臣，故非礼。按《周礼·大宗伯》曰：“郁人，下士二人，赞裸事。”则沃盥此职也。汉承秦制，无郁人之职，故使近臣为之。魏、晋至今，因而不改。然则汉礼，侍中行之则可矣，今以侍中为之，则非也。汉侍中，其始也微。高帝时籍孺为之，惠帝时闳孺为之，留侯子辟强年十五为之。至后汉，楼坚以议郎拜侍中，邵阖自侍中迁步兵校尉，秩千石，少府卿之属也。少府卿秩中二千石，丞秩千石，侍中与少府丞班同。魏代苏则为之。旧侍中亲省起居，故谓之“执兽子。”吉茂见谓之曰，“仕进不止执兽子”，是言其为亵臣也。今侍中，名则古官，人非昔任，掌同燮理，寄实盐梅，非复汉、魏“执兽子”之班，异乎《周礼》郁人之职。行舟不息，坠剑方遥，验刻而求，可谓谬矣。
夫祝以传命，通主人之意以荐于神明，非贱职也。故两君相见，则卿为上傧。况天人之际，其肃恭之礼，以两君为喻，不亦大乎！今太祝，下士也，非所以重命而尊神之义也。然则周、汉太祝，是礼矣。何者？按《周礼·大宗伯》曰：“太祝，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掌六祝之辞。”大宗伯为上卿，今礼部尚书、太常卿比也；小宗伯中大夫，今侍郎、少卿比也；太祝下大夫，今郎中、太常丞比也；上士四人，今员外郎、太常博士之比也。故可以处天人之际，致尊极之辞矣。又汉太祝令，秩六百石，与太常博士同班。梁太祝令，与南台御史同班。今太祝下士之卑，而居下大夫之职，斯又刻舟之论，不异于前矣。
又曰：
旧礼，谒者引太尉升坛亚献，非礼也。谒者已贱，升坛已重，是微者用之于古，而大体实变之于今也。按《汉官仪》：“尚书御史台官属有谒者仆射一人，秩六百石，铜印青绶；谒者三十五人，以郎中岁称给事，未满岁称灌谒者。又按《汉书百官公卿表》：光禄勋官属有郎中、员外，秩比二千石；有谒者，掌宾赞受事，员七十人，秩比六百石。古之谒者，秩异等，今谒者班微，以之从事，可谓疏矣。
又曰：
旧礼，尚书令奉玉牒，今无其官，请以中书令从事。按汉武帝时，张安世为尚书令，游宴后宫，以宦者一人出入帝命，改为中书谒者令。至成帝，罢宦者，用士人。魏黄初改秘书，置中书监令。旧尚书并掌制诰，既置中书官，而制诰枢密皆掌焉。则自魏以来，中书是汉朝尚书之职。今尚书令奉玉牒，是用汉礼，其官既阙，故可以中书令主之。
议奏，玄宗令张说、徐坚召敬本与之对议详定，说等奏曰：“敬本所议，其中四条，先已改定。有不同者，望临时量事改摄。”制从之。
十三年十一月丙戌，至泰山，去山趾五里，西去社首山三里。丁亥，玄宗服衮冕于行宫，致斋于供帐前殿。己丑，日南至，大备法驾，至山下。玄宗御马而登，侍臣从。先是玄宗以灵山清洁，不欲多人上，欲初献于山上坛行事，亚献、终献于山下坛行事。因召礼官学士贺知章等入讲仪注，因问之，知章等奏曰：“昊天上帝，君位；五方时帝，臣位；帝号虽同，而君臣异位。陛下享君位于山上，群臣祀臣位于山下，诚足以垂范来叶，为变礼之大者也。礼成于三，初献、亚、终，合于一处。”玄宗曰：“朕正欲如是，故问卿耳。”于是敕三献于山上行事，其五方帝及诸神座于山下坛行事。玄宗因问：“玉牒之文，前代帝王，何故秘之？”知章对曰：“玉牒本是通于神明之意。前代帝王，所求各异，或祷年算，或思神仙，其事微密，是故莫知之。”玄宗曰：“朕今此行，皆为苍生祈福，更无秘请。宜将玉牒出示百僚；使知朕意。”其辞曰：“有唐嗣天子臣某，敢昭告于昊天上帝。天启李氏，运兴土德。高祖、太宗，受命立极。高宗升中，六合殷盛。中宗绍复，继体不足。上帝眷祐，锡臣忠武。底绥内难，推戴圣父。恭承大宝，十有三年。敬若天意，四海晏然。封祀岱岳，谢成于天。子孙百禄，苍生受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