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 - 第 484 页/共 1043 页
十九年，诏：「马五百匹为一监，牡一而牝四。监为四群。岁产驹三分及毙二分以上，有赏罚。」帝谓辅臣曰：「议者言南地不宜牧马。昨自牧养，今二三年，已得马数百。」先是，川路所置马，岁牧于镇江。是年春，上以未见蕃息，遂分送江上诸军。后又置监郢、鄂间，牝牡千，十余年仅生二十驹，且不可用，乃已。故凡战马，悉仰秦、川、广三边焉。
秦马旧二万，乾道间，秦、川买马额岁万一千九百有奇，川司六千，秦司五千九百。益、梓、利三路漕司，岁出易马绢十万四千疋。成都、利州路十一州，产茶二千一百二万斤。茶马司所收，大较若此。庆元初，合川、秦两司为万一千十有六。嘉泰末，合两司为万二千九十四。
然累岁市易，多不及额。盖南渡前，市马分而为二：其一曰战马，生于西邮，良健可备行阵，今宕昌、峰贴峡、文州所产是也；其二曰羁縻马，产西南诸蛮，短小不及格，今黎、叙等五州所产是也。羁縻马每纲五十，其间良者不过三五，中等十数，余皆下等，不可服乘。守贰贪赏格，以多为贵。经涉险远，且纲卒盗其刍粟，道毙者相望。
成都府马务，岁发江上诸军马凡五十八纲，月券钱米二百缗，岁计万一千六百缗。兴元府马务，岁发三衙马百二十纲，其费称是。率未尝如数，盖茶马司靳钱帛，马至，价不即偿致然也。
旧蕃蛮中马，良驽有定价。绍兴中，张松为黎卒，欲马溢额觊赏，乃高直市之。夷人无厌，邀求滋甚。后邛部川蛮恃功。赵彦博始以细茶、锦与之。而夷人每贸马，以茶、锦不堪藉口」
庆元中，金人既失冀北地，马至秦司亦罕。旧川、秦市马赴密院，多道毙者。绍兴二十七年，诏川马不赴行在，分隶江上诸军，镇江、建康、荆、鄂军各七百五十，江、池军各五百，殿前司二千五百，马司、步司各千，川马良者二百进御。此十九年所定格也。
广马者，建炎末，广西提举峒丁李棫请市马赴行在。绍兴初，隶经略司。三年，即邕州置司提举，市于罗殿、自杞、大理诸蛮。未几，废买马司，帅臣领之。七年，胡舜陟为帅，岁中市马二千四百，诏赏之。其后马益精，岁费黄金五镒，中金二百五十镒，锦四百，絁四千，廉州盐二百万斤，得马千五百。须四尺二寸已上乃市之。其直为银四十两，每高一寸增银十两，有至六七十两者。土人云，尤驵骏者，在其产处，或博黄金二十两，日行四百里，第官价已定，不能致此。
自杞诸蕃本自无马，盖转市之南诏。南诏，大理国也。乾道九年，大理人李观音得等二十二人至横山砦求市马，知邕州姚恪盛陈金帛夸示之。其人大喜，出一文书，称「利贞二年十二月」，约来年以马来。所求《文选》、《五经》、《国语》、《三史》、《初学记》及医、释等书，恪厚遗遣之，而不敢上闻也。岭南自产小驷，匹直十余千，与淮、湖所出无异。大理连西戎，故多马，虽互市于广南，其实犹西马也。每择其良赴三衙，余以付江上诸军。
宝庆四年，两淮制府贸易北马五千余，而他郡亦往往市马不辍。咸淳末，有纪智立者献谋，以为两淮军将、武官、巨室皆畜马，率三借二，二借一，一全起，团结队伍，借助防江，各令饲马役夫自乘之官，优给月钱一年，以半年为约，江面宁即放归。又云，陈岩守招信，团马至七千，出没张耀，此其验也。臣僚言：宜仿祖宗遗意，亟谋和市马，如出一马，则免其某色力役。惟是川、秦之马，遵陆则崇冈复岭，盘回斗绝；舟行则峡江湍急，滩碛险恶。每纲运，公私经费十倍，而人马俱疲。上则耗国用，下则困州县。纲兵所经，甚于寇贼。虽臣僚条奏更迭，终莫得其要领。岂马政各因风士之宜，而非东南之利欤？
志第一百五十二刑法一
夫天有五气以育万物，木德以生，金德以杀，亦甚盭矣，而始终之序，相成之道也。先王有刑罚以纠其民，则必温慈惠和以行之。盖裁之以义，推之以仁，则震仇杀戮之威，非求民之死，所以求其生也。《书》曰：「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言刑以弼教，使之畏威远罪，导以之善尔。唐、虞之治，固不能废刑也。惟礼以防之，有弗及，则刑以辅之而已。王道陵迟，礼制隳废，始专任法以罔其民。于是作为刑书，欲民无犯，而乱狱滋丰，由其本末无序，不足相成故也。
宋兴，承五季之乱，太祖、太宗颇用重典，以绳奸慝，岁时躬自折狱虑囚，务底明慎，而以忠厚为本。海同悉平，文教浸盛。士初试官，皆习律令。其君一以宽仁为治，故立法之制严，而用法之情恕。狱有小疑，覆奏辄得减宥。观夫重熙累洽之际，天下之民咸乐其生，重于犯法，而致治之盛于乎三代之懿。元丰以来，刑书益繁，已而憸邪并进，刑政紊矣。国既南迁，威柄下逮，州郡之吏亦颇专行，而刑之宽猛系乎其人。然累世犹知以爱民为心，虽其失慈弱，而祖宗之遗意盖未泯焉。今摭其实，作《刑法志》。
宋法制因唐律令、格式，而随时损益，则有《编敕》，一司、一路、一州、一县又别有《敕》。建隆初，诏判大理寺窦仪等上《编敕》四卷，凡一百有六条，诏与新定《刑统》三十卷并颁天下，参酌轻重为详，世称平允。太平兴国中，增《敕》至十五卷，淳化中倍之。咸平中增至万八千五百五十有五条，诏给事中柴成务等芟其繁乱，定可为《敕》者二百八十有六条，准律分十二门，总十一卷。又为《仪制令》一卷。当时便其简易。大中祥符间，又增三十卷，千三百七十四条。又有《农田敕》五卷，与《敕》兼行。
仁宗尝问辅臣曰：「或谓先朝诏令不可轻改，信然乎？」王曾曰：「此憸人惑上之言也。咸平之所删，太宗诏令十存一二，去其繁密以便于民，何为不可？」于是诏中外言《敕》得失，命官修定，取《咸平仪制令》及制度约束之在《敕》者五百余条，悉附《令》后，号曰《附令敕》。天圣七年《编敕》成，合《农田敕》为一书，视《祥符敕》损百有余条。其丽于法者，大辟之属十有七，流之属三十有四，徒之属百有六，杖之属二百五十有八，笞之属七十有六。又配隶之属六十有三，大辟而下奏听旨者七十有一。凡此，皆在律令外者也。既颁行，因下诏曰：「敕令者，治世之经，而数动摇则众听滋惑，何以训迪天下哉？自今有司毋得辄请删改。有未便者，中书、枢密院以闻。」然至庆历，又复删定，增五百条，别为《总例》一卷。后又修《一司敕》二千三百十有七条，《一路敕》千八百二十有七条，《一州》、《一县敕》千四百五十有一条。其丽于法者，大辟之属总三十有一，流之属总二十有一，徒之属总百有五，杖之属总百六十有八，笞之属总十有二。又配隶之属总八十有一，大辟而下奏听旨者总六十有四。凡此，又在《编敕》之外者也。
嘉祐初，因枢密使韩琦言，内外吏兵奉禄无著令，乃命类次为《禄令》。三司以驿料名数，著为《驿令》。琦又言：「自庆历四年，距嘉祐二年，敕增至四千余条，前后牴牾。请诏中外，使言《敕》得失，如天圣故事。」七年，书成。总千八百三十四条，视《庆历敕》，大辟增六十，流增五十，徒增六十有一，杖增七十有三，笞增三十有八。又配隶增三十，大辟而下奏听旨者增四十有六。又别为《续附令敕》三卷。
神宗以律不足以周事情，凡律所不载者一断以敕，乃更其目曰敕、令、格、式，而律恒存乎敕外。熙宁初，置局修敕，诏中外言法不便者集议更定，择其可恒采者赏之。元丰中，始成书二十有六卷，复下二府参订，然后颁行。帝留意法令，每有司进拟，多所是正。尝谓：「法出于道，人能体道，则立法足以尽事。」又曰：「禁于已然之谓敕，禁于未然之谓令，设于此以待彼之谓格，使彼效之之谓式。修书者要当识此。」于是凡入笞、杖、徒、流、死，自名例以下至断狱，十有二门，丽刑名轻重者，皆为敕。自品官以下至断狱三十五门，约束禁止者，皆为令。命官之等十有七，吏、庶人之赏等七十有七，又有倍、全、分、厘之级凡五等，有等级高下者皆为格。表奏、帐籍、关牒、符檄之类凡五卷，有体制模楷者皆为式。
元祐初，中丞刘挚言：「元丰编修敕令，旧载敕者多移之令，盖违敕法重，违令罪轻，此足以见神宗仁厚之德。而有司不能推广，增多条目，离析旧制，因一言一事，辄立一法，意苛文晦，不足以该事物之情。行之几时，盖已屡变。宜取庆历、嘉祐以来新旧敕参照，去取删正，以成一代之典。」右谏议孙觉亦言烦细难以检用。乃诏挚等刊定。哲宗亲政，不专用元祐近例，稍复熙宁、元丰之制。自是用法以后冲前，改更纷然，而刑制紊矣。
崇宁元年，臣僚言：「有司所守者法，法所不载，然后用例。今引例破法，非理也。」乃令各曹取前后所用例，以类编修，与法妨者去之。寻下诏追复元丰法制，凡元祐条例悉毁之。
徽宗每降御笔手诏，变乱旧章。靖康初，群臣言：「祖宗有一定之法，因事改者，则随条贴说，有司易于奉行。蔡京当国，欲快己私，请降御笔，出于法令之外，前后牴牾，宜令具录付编修敕令所，参用国初以来条法，删修成书。」诏从其请，书不果成。
高宗播迁，断例散逸，建炎以前，凡所施行，类出人吏省记。三年四月，始命取嘉祐条法与政和敕令对修而用之。嘉祐法与见行不同者，自官制、役法外，赏格从重，条约从轻。绍兴元年，书成，号《绍兴敕令格式》，而吏胥省记者亦复引用。监察御史刘一止言：「法令具在，吏犹得以为奸，今一切用其所省记，欺蔽何所不至？」十一月，乃诏左右司、敕令所刊定省记之文颁之。时在京通用敕内，有已尝冲改不该引用之文，因大理正张柄言，亦诏删削。十年，右仆射秦桧上之。然自桧专政，率用都堂批状、指挥行事，杂入吏部续降条册之中，修书者有所畏忌，不敢删削，至与成法并立。吏部尚书周麟之言：「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乃诏削去之。
至乾道时，臣僚言：「绍兴以来，续降指挥无虑数千，牴牾难以考据。」诏大理寺官详难，定其可否，类申刑部，以所隶事目分送六部长贰参详。六年，刑部侍郎汪大猷等上其书，号《乾道敕令格式》，八年，颁之。当是时，法令虽具，然吏一切以例从事，法当然而无例，则事皆泥而不行，甚至隐例以坏法，贿赂既行，乃为具例。
淳熙初，诏除刑部许用乾道刑名断例，司勋许用获盗推赏例，并乾道经置条例事指挥，其余并不得引例。既而臣僚言：「乾道新书，尚多牴牾。」诏户部尚书蔡洸详定之，凡删改九百余条，号《淳熙敕令格式》。帝复以其书散漫，用法之际，官不暇偏阅，吏因得以容奸，令敕令所分门编类为一书，名曰《淳熙条法事类》，前此法令之所未有也。四年七月，颁之。淳熙末，议者犹以新书尚多遗阙，有司引用，间有便于人情者。复令刑部详定，迄光宗之世未成。庆元四年，右丞相京镗始上其书，为百二十卷，号《庆元敕令格式》。
理宗宝庆初，敕令所言：「自庆元新书之行，今二十九年，前指挥殆非一事，或旧法该括未尽，文意未明，须用续降参酌者；或旧法元无，而后因事立为成法者；或已有旧法，而续降不必引用者；或一时权宜，而不可为常法者。条目滋繁，无所遵守，乞考定之。」淳祐二年四月，敕令所上其书，名《淳祐敕令格式》。十一年，又取庆元法与淳祐新书删润。其间修改者百四十条，创入者四百条，增入者五十条，删去者十七条，为四百三十卷。度宗以后，遵而行之，无所更定矣。其余一司、一路、一州、一县《敕》，前后时有增损，不可胜纪云。
五季衰乱，禁罔烦密。宋兴，削除苛峻，累朝有所更定。法吏浸用儒臣，务存仁恕，凡用法不悖而宜于时者著之。太祖受禅，始定折杖之制。凡流刑四：加役流，脊杖二十，配役三年；流三千里，脊杖二十，二千五百里，脊杖十八，二千里，脊杖十七，并配役一年。凡徒刑五：徒三年，脊杖二十；徒二年半，脊杖十八；二年，脊杖十七；一年半，脊杖十五；一年，脊杖十三。凡杖刑五：杖一百，臀杖二十；九十，臀杖十八；八十，臀杖十七；七十，臀杖十五；六十，臀杖十三。凡笞刑五：笞五十，臀杖十下；四十、三十，臀杖八下；二十、十，臀杖七下。常行官杖如周显德五年制，长三尺五寸，大头阔不过二寸，厚及小头径不得过九分。徒、流、笞通用常行杖，徒罪决而不役。
先是，藩镇跋扈，专杀为威，朝廷姑息，率置不问，刑部按覆之职废矣。建隆三年，令诸州奏大辟案，须刑部详覆。寻如旧制：大理寺详断，而后覆于刑部。凡诸州狱，则录事参军与司法掾参断之。自是，内外折狱蔽罪，皆有官以相覆察。又惧刑部、大理寺用法之失，别置审刑院谳之。吏一坐深，或终身不进，由是皆务持平。
唐建中令：窃盗赃满三匹者死。武宗时，窃盗赃满千钱者死。宣宗立，乃罢之。汉乾祐以来，用法益峻，民盗一钱抵极法。周初，深惩其失，复遵建中之制。帝犹以其太重，尝增为钱三千，陌以八十为限。既而诏曰：「禁民为非，乃设法令，临下以简，必务哀矜。窃盗之生，本非巨蠹。近朝立制，重于律文，非爱人之旨也。自今窃盗赃满五贯足陌者死。」旧法，强盗持杖，虽不伤人，皆弃市。又诏但不伤人者，止计赃论。令诸州获盗，非状验明白，未得掠治。其当讯者，先具白长吏，得判，乃讯之。凡有司擅掠囚者，论为私罪。时天下甫定，刑典弛废，吏不明习律令，牧守又多武人，率意用法。金州防御使仇超等坐故入死罪，除名流海岛，自是人知奉法矣。
开宝二年五月，帝以暑气方盛，深念缧系之苦，乃下手诏：「两京诸州，令长吏督狱掾，五日一检视，洒扫狱户，洗涤杻械。贫不能自存者给饮食，病者给医药，轻系即时决遣，毋淹滞。」自是，每仲夏申敕官吏，岁以为常。帝每亲录囚徒，专事钦恤。凡御史、大理官属，尤严选择。尝谓侍御史知杂冯炳曰：「朕每读《汉书》，见张释之、于定国治狱，天下无冤民，此所望于卿也。」赐金紫以勉之。八年，广州言：「前诏窃盗赃至死者奏裁，岭南遐远，覆奏稽滞，请不俟报。」帝览奏，恻然曰：「海隅习俗，贪犷穿窬，固其常也。」因诏：「岭南民犯窃盗，赃满五贯至十贯者，决杖、黥面、配役，十贯以上乃死。」
太宗在御，常躬听断，在京狱有疑者，多临决之，每能烛见隐微。太平兴国六年，下诏曰：「诸州大狱，长吏不亲决，胥吏旁缘为奸，逮捕证佐，滋蔓逾年而狱未具。自今长吏每五日一虑囚，情得者即决之。」复制听狱之限：大事四十日，中事二十日，小事十日，不他逮捕而易决者，毋过三日。后又定令：「决狱违限，准官书稽程律论，逾四十日则奏裁。事须证逮致稽缓者，所在以其事闻。」然州县禁系，往往犹以根穷为名，追扰辄至破家。因江西转运副使张齐贤言，令外县罪人五日一具禁放数白州。州狱别置历，长吏检察，三五日一引问疏理，月具奏上。刑部阅其禁多者，命官即往决遣，冤滞则降黜州之官吏。会两浙运司亦言：「部内州系囚满狱，长吏辄隐落，妄言狱空，盖惧朝廷诘其淹滞。」乃诏：「妄奏狱空及隐落囚数，必加深谴，募告者赏之。」
先是，诸州流罪人皆锢送阙下，所在或寅缘细微，道路非理死者十恒六七。张齐贤又请：「凡罪人至京，择清强官虑问。若显负沈屈，致罢官吏。且令只遣正身、家属俟旨，其干系者免锢送。」乃诏：「诸犯徒、流罪，并配所在牢城，勿复转送阙下。」
雍熙元年，令诸州十日一具囚帐及所犯罪名、系禁日数以闻，俾刑部专意纠举。帝阅诸州所奏狱状，有系三百人者。乃令门留、寄禁、取保在外并邸店养疾者，咸准禁数，件析以闻。其鞫狱违限及可断不断、事小而禁系者，有司驳奏之。开封女子李尝击登闻鼓，自言无儿息，身且病，一旦死，家业无所付。诏本府随所欲裁置之。李无它亲，独有父，有司因系之。李又诣登闻，诉父被絷。帝骇曰：「此事岂当禁系，辇毂之下，尚或如此。天下至广，安得无枉滥乎？朕恨不能亲决四方之狱，固不辞劳尔！」即日遣殿中侍御史李范等十四人，分往江南、两浙、四川、荆湖、岭南审决刑狱。吏之弛怠者，劾其罪以闻；其临事明敏、刑狱无滞者，亦以名上。始令诸州十日一虑囚。帝尝谓宰相曰：「御史台，阁门之前，四方纲准之地。颇闻台中鞫狱，御史多不躬亲，垂帘雍容，以自尊大。鞫按之任，委在胥吏，求无冤滥，岂可得也？」乃诏御史决狱必躬亲，毋得专任胥吏。又尝谕宰臣曰：「每阅大理奏案，节目小未备，移文按覆，动涉数千里外，禁系淹久，甚可怜也。卿等详酌，非人命所系，即量罪区分，勿须再鞫。」始令诸州笞、杖罪不须证逮者，长吏即决之，勿复付所司。群臣受诏鞫狱，狱既具，骑置来上，有司断已，复骑置下之州。凡上疑狱，详覆之而无疑状，官吏并同违制之坐。其应奏疑案，亦骑置以闻。
二年，令窃盗满十贯者，奏裁；七贯，决杖、黥面、隶牢城；五贯，配役三年，三贯，二年，一贯，一年。它如旧制。八月，复分遣使臣按巡诸道。帝曰：「朕于狱犴之寄，夙夜焦劳，虑有冤滞耳。」十月，亲录京城系囚，遂至日旰。近臣或谏劳苦过甚，帝曰：「傥惠及无告，使狱讼平允，不致枉桡，朕意深以为适，何劳之有？」因谓宰相曰：「中外臣僚，若皆留心政务，天下安有不治者。古人宰一邑，守一郡，使飞蝗避境，猛虎渡河。况能惠养黎庶，申理冤滞，岂不感召和气乎？朕每自勤不怠，此志必无改易。或云有司细故，帝王不当亲决，朕意则异乎是。若以尊极自居，则下情不能上达矣。」自是祁寒盛暑或雨雪稍愆，辄亲录系囚，多所原减。诸道则遣官按决，率以为常，后世遵行不废，见各帝纪。
先是，太祝刁衎上疏言「「古者投奸人于四裔，今乃远方囚人，尽归象阙，配务役？神京天子所居，岂可使流囚于此聚役。《礼》曰：'刑人于市，与众弃之。'则知黄屋紫宸之中，非行法用刑之所。望自今外处罪人，勿许解送上京，亦不留于诸务充役。御前不行决罚之刑，殿前引见司钳黥法具、敕杖，皆以付御史、廷尉、京府。或出中使，或命法官，具礼监科，以重明刑谨法之意。」帝览疏甚悦，降诏褒答，然不能从也。
三年，始用儒士为司理判官，令诸州讯囚，不须众官共视，申长吏得判乃讯囚。刑部张佖言：「官吏枉断死罪者，请稍峻条章，以责其明慎。」始定制：应断狱失入死刑者，不得以官减赎，检法官、判官皆削一任，而检法仍赎铜十斤，长吏则停任。寻置刑部详覆官六员，专阅天下所上案牍，勿复遣鞫狱吏。置御史台推勘官二十人，皆以京朝官为之。凡诸州有大狱，则乘传就鞫。陛辞日，帝必临遣谕之曰：「无滋蔓，无留滞。」咸赐以装钱。还，必召问所推事状，著为定令。自是，大理寺杖罪以下须刑部详覆。又所驳天下案牍未具者，亦令详覆乃奏。判刑部李昌龄言：「旧制，大理定刑送部，详覆官入法状，主判官下断语，乃具奏。至开宝六年，阙法直官，致两司共断定覆词。今宜令大理所断案牍，寺官印署送详覆。得当，则送寺共奏，否即疏驳以闻。」
淳化初，始置诸路提点刑狱司，凡管内州府，十日一报囚帐。有疑狱未决，即驰传往视之。州县稽留不决、按谳不实，长吏则劾奏，佐史、小吏许便宜按劾从事。帝又虑大理、刑部吏舞文巧诋，置审刑院于禁中，以枢密直学士李昌龄知院事，兼置详议官六员。凡狱上奏，先达审刑院，印讫，付大理寺、刑部断覆以闻。乃下审刑院详议申覆，裁决讫，以付中书省。当，即下之；其未允者，宰相覆以闻，始命论决。盖重慎之至也。凡大理寺决天下案牍，大事限二十五日，中事二十日，小事十日。审刑院详覆，大事十五日，中事十日，小事五日。三年，诏御史台鞫徒以上罪，狱具，令尚书丞郎、两省给舍以上一人亲往虑问。寻又诏：「狱无大小，自中丞以下，皆临鞫问，不得专责所司。」自端拱以来，诸州司理参军，皆帝自选择，民有诣阙称冤者，亦遣台使乘传按鞫，数年之间，刑罚清省矣。既而诸路提点刑狱司未尝有所平反，诏悉罢之，归其事转运司。
至道二年，帝闻诸州所断大辟，情可疑者，惧为有司所驳，不敢上其狱。乃诏死事有可疑者，具狱申转运司，择部内详练格律者令决之，须奏者乃奏。
真宗性宽慈，尤慎刑辟。尝谓宰相曰：「执法之吏，不可轻授。有不称职者，当责举主，以惩其滥。」审刑院举详议官，就刑部试断案三十二道，取引用详明者。审刑院每奏案，令先具事状，亲览之，翌日，乃候进止，裁处轻重，必当其罪。咸平四年，从黄州守王禹偁之请，诸路置病囚院，徒、流以上有疾者处之，余责保于外。
景德元年，诏：「诸道州军断狱，内有宣敕不定刑名，止言当行极断者，所在即寘大辟，颇乖平允。自今凡言处断、重断、极断、决配、朝典之类，未得论决，具狱以闻。」
四年，复置诸路提点刑狱官。先是，帝出笔记六事，其一曰：「勤恤民隐，遴柬庶官，朕无日不念也。所虑四方刑狱官吏，未尽得人，一夫受冤，即召灾沴。今军民事务，虽有转运使，且地远无由周知。先帝尝选朝臣为诸路提点刑狱，今可复置，仍以使臣副之，命中书、枢密院择官。」又曰：「河北、陕西，地控边要，尤必得人，须性度平和有执守者。」亲选太常博士陈纲、李及，自余拟名以闻，咸引对于长春殿遣之。内出御前印纸为历，书其绩效，代还，议功行赏。如刑狱枉滥不能擿举，官吏旷弛不能弹奏，务从畏避者，寘以深罪。知审刑院朱巽上言：「官吏因公事受财，证左明白，望论以枉法，其罪至死者，加役流。」从之。御史台尝鞫杀人贼，狱具，知杂王随请脔ＲＯ之，帝曰：「五刑自有常制，何为惨毒也。」入内供奉官杨守珍使陕西，督捕盗贼，因请「擒获强盗至死者，望以付臣凌迟，用戒凶恶」。诏：「捕贼送所属，依法论决，毋用凌迟。」凌迟者，先断其支体，乃抉其吭，当时之极法也。盖真宗仁恕，而惨酷之刑，祖宗亦未尝用。
初，殿中侍御史赵湘尝建言：「圣王行法，必顺天道。汉制大辟之科，尽冬月乃断。此古之善政，当举行之。且十二月为承天节，万方祝颂之时，而大辟决断如故。况十一月一阳始出，其气尚微，议狱缓刑，所以助阳抑阴也。望以十一月、十二月内，天下大辟未结正者，更令详覆；已结正者，未令决断。所在厚加矜恤，扫除狱房，供给饮食、薪炭之属，防护无致他故。情可悯者，奏听敕裁。合依法者，尽冬月乃断。在京大辟人，既当春孟之月，亦行庆施惠之时。伏望万几之暇，临轩躬览，情可悯者，特从末减，亦所以布圣泽于无穷。况愚民之抵罪未断，两月亦非淹延。若用刑顺于阴阳，则四时之气和，气和则百谷丰实，水旱不作矣。」帝览奏，曰：「此诚嘉事。然古今异制，沿革不同，行之虑有淹滞，或因缘为奸矣。」
天禧四年，乃诏：「天下犯十恶、劫杀、谋杀、故杀、斗杀、放火、强劫、正枉法赃、伪造符印、厌魅咒诅、造妖书妖言、传授妖术、合造毒药、禁军诸军逃亡为盗罪至死者，每遇十二月，权住区断，过天庆节即决之。余犯至死者，十二月及春夏未得区遣，禁锢奏裁。」
在仁宗时，四方无事，户口蕃息，而克自抑畏，其于用刑尤慎。即位之初，诏内外官司，听狱决罪，须躬自阅实，毋枉滥淹滞。刑部尝荐详覆官，帝记其姓名，曰：「是尝失入人罪不得迁官者，乌可任法吏？」举者皆罚金。
狱疑者谳，所从来久矣。汉尝诏「谳而后不当谳者不为失」，所以广听察、防缪滥也。时奏谳之法废。初，真宗尝览囚簿，见天下断死罪八百人，怃然动容，语宰执曰：「杂犯死罪条目至多，官吏傥不尽心，岂无枉滥？故事，死罪狱具，三覆奏，盖甚重慎，何代罢之？」遂命检讨沿革，而有司终虑淹系，不果行。至是，刑部侍郎燕肃奏曰：「唐大辟罪，令尚书、九卿谳之。凡决死刑，京师五覆奏，诸州三覆奏。贞观四年，断死罪三十九，开元二十五年，财五十八。今天下生齿未加于唐，而天圣三年，断大辟二千四百三十六，视唐几至百倍。京师大辟虽一覆奏，而州郡狱疑上请，法寺多所举驳，率得不应奏之罪，往往增饰事状，移情就法，失朝廷钦恤之意。望准唐故事，天下死罪皆得覆奏。议者必曰待报淹延。汉律皆以季秋论囚，唐自立春至秋分不决死刑，未闻淹留以害汉、唐之治也。」下其章中书，王曾谓：「天下皆一覆奏，则必死之人，徒充满狴犴而久不得决。诸狱疑若情可矜者，听上请。」
天圣四年，遂下诏曰：「朕念生齿之蕃，抵冒者众。法有高下，情有轻重，而有司巧避微文，一切致之重辟，岂称朕好生之志哉？其令天下死罪情理可矜及刑名疑虑者，具案以闻。有司毋得举驳。」其后，虽法不应奏、吏当坐罪者，审刑院贴奏，率以恩释为例，名曰「贴放」。吏始无所牵制，请谳者多得减死矣。
先是，天下旬奏狱状，虽杖、笞皆申覆，而徒、流罪非系狱，乃不以闻。六年，集贤校理聂冠卿请罢覆杖、笞，而徒以上虽不系狱，皆附奏。诏从其说。自定折杖之制，杖之长短广狭，皆有尺度，而轻重无准，官吏得以任情。至是，有司以为言，诏毋过十五两。
初，真宗时，以京师刑狱多滞冤，置纠察司，而御史台狱亦移报之。八年，御史论以为非体，遂诏勿报。祖宗时，重盗剥桑柘之禁，枯者以尺计，积四十二尺为一功，三功以上抵死。殿中丞于大成请得以减死论，下法官议，谓当如旧。帝意欲宽之，诏死者上请。
刑部分四按，大辟居其一，月覆大辟不下二百数，而详覆官才一人。明道二年，令四按分覆大辟，有能驳正死罪五人以上，岁满改官。法直官与详覆官分详天下旬奏，狱有重辟，狱官毋预燕游迎送。凡上具狱，大理寺详断，大事期三十日，小事第减十日。审刑院详议又各减半。其不待期满而断者，谓之「急按」。凡集断急按，法官与议者并书姓名，议刑有失，则皆坐之。至景祐二年，判大理寺司徒昌运言：「断狱有期日，而炎曷之时，系囚淹久，请自四月至六月减期日之半，两川、广南、福建、湖南如急按奏。」其后犹以断狱淹滞，又诏月上断狱数，列大、中、小事期日，以相参考。
是岁，改强盗法：不持杖，不得财，徒二年；得财为钱万及伤人者，死。持杖而不得财，流三千里；得财为钱五千者，死；伤人者，殊死。不持杖得财为钱六千，若持杖罪不至死者，仍刺隶二千里外牢城。能告群盗劫杀人者第赏之，及十人者予钱十万。既而有司言：「窃盗不用威力，得财为钱五千，即刺为兵，反重于强盗，请减之。」遂诏至十千始刺为兵，而京城持杖窃盗，得财为钱四千，亦刺为兵。自是盗法惟京城加重，余视旧益宽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