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史 - 第 114 页/共 152 页
臣以经书自仲尼迄今，数遭五厄，兴集之期，属膺圣代。今秘藏见书，亦足披览，但一时载籍，须令大备。不可王府所无，私家乃有。若猥发明诏，兼开购赏，则异典必致，观阁斯积。
上纳之，于是下诏，献书一卷，赉缣一疋。一二年间，篇籍稍备。进爵奇章公。
三年，拜礼部尚书，奉敕修撰《五礼》，勒成百卷，行于当代。弘请依古制，修立明堂，上议曰：
窃谓明堂者，所以通神灵，感天地，出教化，崇有德。黄帝曰合宫，尧曰五府，舜曰总章，布政兴教，由来尚矣。《周官考工记》曰：「夏后氏代室，堂脩二七，广四脩一。」郑玄注云：「脩十四步，其广益以四分脩之一，则广十七步半也。」「殷人重屋，堂脩七寻，四阿重屋。」郑云：「其脩七寻，广九寻也。」「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郑玄云：「此三者，或举宗庙，或举王寝，或举明堂，互言之明其制同也。」马融、王肃、干宝所注，与郑亦异，今不具出。汉司徒马宫议云「夏后氏代室，室显于堂，故命以室。殷人重屋，屋显于堂，故命以屋。周人明堂，堂大于夏室，故命以堂。夏后氏益其堂之广百四十四尺，周人明堂，以为两序间大夏后氏七十二尺。」若据郑玄之说，则夏室大于周堂，如依马宫之言，则周堂大于夏室。后王转文，周大为是。但宫之所言，未详其义。此皆去圣久远，《礼》文残缺，先儒解说，家异人殊。郑注《玉藻》亦云：「宗庙路寝，与明堂同制。」《王制》曰：「寝不逾庙，明大小是同」。今依郑注，每室及堂，止有一丈八尺，四壁之外，四尺有余。若以宗庙论之，袷享之日，周人旅酬六尸，并后褷为七，先公昭穆二尸，先王昭穆二尸，合十一尸，三十六主，及君北面行事于二丈之堂，愚不及此。若以正寝论之，便须朝宴。据《燕礼》：「诸侯宴则宾及卿大夫脱屦升坐。」是知天子宴，则三公九卿并升堂。《燕义》又云：「席小卿次上卿。」言皆侍席。止于二筵之间，岂得行礼？若以明堂论之，总享之时，五帝各于其室。设青帝之位，须于木室内少北西面。太昊从食，坐于其西，近南北面。祖宗配享者，又于青帝南，稍退西面。丈八之室，神位有三，加以簠簋豆笾，牛羊之俎，四海九州美物咸设，复须席上升歌，出樽反坫，揖让升降，亦以隘矣。据兹而说，近是不然。案刘向别录及马宫、祭邕等所见，当时有《古文明堂礼》、《王居明堂礼》、《明堂图》、《明堂大图》、《明堂阴阳》、《太山通义》、《魏文侯孝经传》等，并说古明堂事。其书皆亡，莫得而正。今《明堂月令》者，郑玄云是吕不韦著，《春秋十二纪》之首章，礼家钞合为记。祭邕、王肃云周公作，《周书》有《月令》第五十三，即此也。各有证明，文多不载。束皙以为夏时书。刘瓛云：「不韦鸠集儒者，寻于圣王月令之事而记之。不韦安能独为此记？」今案不得全称周书，亦不可即为秦典，其内杂有虞、夏、殷之法，皆圣王仁恕之政也。蔡邕具为章名，又论之曰：「明堂所以宗祀其祖，以配上帝
也。」夏后氏曰代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东曰青阳，南曰明堂，西曰总章，北曰玄堂，内曰太室。圣人南面而听，响明而治，人君之位莫不正焉。故虽有五名，而主以明堂也。制度之数，各有所依。方一百四十四尺，坤之策也，屋圆楣径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太庙明堂方六丈，通天屋径九丈，阴阳九六之变，且圆盖方覆，九六之道也。八闼以象卦，九室以象州，十二宫应日辰。三十六户，七十二牖，以四户八牖乘九宫之数也。户皆外设而不闭，示天下以不藏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黄钟九九之实也。二十八柱布四方，四方七宿之象也。堂高三尺，以应三统，四向五色，各象其行。水阔二十四丈，象二十四气，于外，以象四海。王者之大礼也。」观其模范天地，则象阴阳，必据古文，义不虚出。今若直取《考工》，不参《月令》，青阳总章之号不得而称，九月享帝之礼不得而用。汉代二京所建，与此说悉同。
建安之后，海内大乱，魏氏三方未平，无闻兴造。晋则侍中裴頠议「直为一殿，以崇严父之祀，其余杂碎，一皆除之。」宋、齐已还，咸率兹礼，前王盛事，于是不行。后魏代都所造，也自李冲，三三相重，合为九屋。檐不覆基，房间通街，穿凿处多，迄无可取。及迁洛阳，更加营构，五九纷竞，遂至不成。宗祀之事，于焉靡托。
今皇猷遐阐，化覃海外，方建大礼，垂之无穷。弘等不以庸虚，谬当议限。今检明堂必须五室者何？《尚书帝命验》曰：「帝者承天立五府，赤曰文祖，黄曰神斗，白曰显纪，黑曰玄矩，苍曰灵府。」郑玄注曰：「五府与周明堂同矣。」且三代相沿，多有损益，至于五室，确然不变。夫室以祭天，天实有五，若立九室，四无所用。布政视朔，自依其辰。郑司农云：「十二月分在青阳等左右之位」，不云居室。郑玄亦云「每月于其时之堂而听政焉。」《礼图》画个，皆在堂偏，是以须为五室。明堂必须上圆下方者何？《孝经援神契》曰：「明堂者，上圆下方，八窗四达，布政之宫。」《礼记盛德篇》曰：「明堂四户八牖，上圆下方。」是以须为圆方。明堂必须重屋者何？案《考工记》，夏言「九阶，四旁两夹窗，门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殷、周不言者，明一同夏制。殷言「四阿重屋，」周承其后不言屋，制亦尽同可知也。其「殷人重屋」之下，本无五室之文。郑注云：「五室者，亦据夏以知之。」明周不云重屋，因殷则有，灼然可见。《礼记明堂位》曰：「太庙，天子明堂。」言鲁为周公之故，得用天子礼乐，鲁之太庙，与周之明堂同。又曰：「复庙重檐，刮楹达响，天子之庙饰。」郑注：「复庙，重屋也。」据庙既重屋，明堂亦不疑矣。《春秋》文公十三年，太室屋坏，《五行志》曰：「前堂曰太庙，中央曰太室，屋其上重者也。」服虔亦云「太室，太庙之上屋也。」《周书·作洛篇》曰：「乃立太庙宗宫路寝明堂，咸有四阿反坫，重亢重廊。」孔晁注云：「重亢，累栋；重廊，累屋也。」依《黄图》所载，汉之宗庙皆为重屋。此去古犹近，遗法尚存，是以须为重屋。明堂必须为辟雍者何？《礼记盛德篇》云：「明堂者，明诸侯尊卑也。外水曰辟雍。」《明堂阴阳录》曰：「明堂之制，周圜行水，左旋以象天，内有太室，以象紫宫。」此则明堂有水之明文也。然马宫、王肃以为明堂、辟雍、太学同处，蔡邕、卢植亦以为明堂、灵台、辟雍、太学同实异名。邕云：「明堂者，取其宗祀之清貌，则谓之清庙，取其正室，则曰太室，取其堂，则曰明堂，取其四门之学，则曰太学，取其周水圜如璧，则曰辟雍，其实一也。」其言别者，《五经通义》曰：「灵台以望气，明堂以布政，辟雍以养老教学。」三者不同。袁准、郑玄亦以为别。历代所疑，岂能辄定？今据《郊祀志》云：「欲为明堂，未晓其制。济南人公玉带上黄帝时《明堂图》，一殿无壁，盖之以茅，水圜宫垣，天子从之。」以此而言，其来则久。汉中元二年，起明堂、辟
雍、灵台于洛阳，并别处。然明堂并有璧水，李尤明堂铭曰「流水洋洋」是也。以此须有辟雍。
今造明堂，须以礼经为本。形制依于周法，度数取于《月令》，遗阙之处，参以余书，庶使该详沿革之理。其五室九阶，上圆下方，四阿重屋，四旁两门，依《考工记》、《孝经》说。堂方一百四十四尺，屋圆楣径二百一十六尺，太室方六丈，通天屋径九丈，八闼二十八柱，堂高三尺，四向五色，依《周书月令》论。殿垣方在内，水周如外，水内径三百步，依《太山》、《盛德记》、《观礼经》。仰观俯察，皆有则象，足以尽诚上帝，祗配祖宗，弘风布教，作范于后矣。
上以时事草创，未边制作，竟寝不行。
六年，除太常卿。九年，诏定雅乐，又作乐府歌词，撰定圆丘五帝凯乐，并议乐事。弘上议云：
谨案礼，五声六律，十二管还相为宫。《周礼》奏黄钟，歌大吕，奏太蔟，歌应钟，皆旋相为宫之义。蔡邕《明堂月令章句》曰：「孟春月则太蔟为宫，姑洗为商，蕤宾为角，南吕为徵，应钟为羽，大吕为变宫，夷则为变徵。他月放此。」故先王之作律吕也，所以辨天地四方阴阳之声。扬子云曰：「声生于律，律生于辰。」故律吕配五行，通八风，历十二辰，行十二月，循环转运，义无停止。譬如立春木王火相，立夏火王土相，季夏余分，土王金相，立秋金王水相，立冬水王木相。递相为宫者，谓当其王月，名之为宫。今若十一月不以黄钟为宫，十三月不以太蔟为宫，便是春木不王，夏土不相。岂不阴阳失度，天地不通哉？刘歆《锺律书》云：「春宫秋律，百卉必凋；秋宫春律，万物必荣；夏宫冬律，雨雹必降；冬宫夏律，雷必发声。」以斯而论，诚为不易。且律十二，今直为黄钟一均，唯用七律，以外五律竟复何施？恐失圣人制作本意。故须依《礼》作还相为宫之法。
上曰：「不须作旋相为宫，且作黄钟一均也。」弘又论六十律不可行：
谨案《续汉书律历志》：「元帝遣韦玄成问京房于乐府。房对：'受学故小黄令焦延寿。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阳下生阴，阴上生阳，终于中吕，十二律毕矣。中吕上生执始，执始下生去灭，上下相生，终于南事，六十律毕矣。十二律之变至于六十，犹八卦之变至于六十四也。冬至之声，以黄钟为宫，太蔟为商，姑洗为角，林钟为徵，南吕为羽，应钟为变宫，蕤宾为变徵。此声气之元，五音之正也。故各统一日。其余以次运行，当日者各自为宫，而商徵以类从焉。'房又曰：'竹声不可以度调，故作准以定数。准之状如瑟，长一丈而十三弦，隐间九尺，以应黄钟之律九寸。中央一弦，下画分寸，以为六十律清浊之节。'执始之类，皆房自造。房云受法于焦延寿，未知延寿所承也。至元和元年，待诏候钟律般肜上言：'官无晓六十律以准调音者。故待诏严嵩，具以准法教其子宣，愿召宣补学官，主调乐器。'太史丞弘试宣十二律，其二中，其四不中，其六不知何律，宣遂罢。自此律家莫能为准施弦。熹平六年，东观召典律者太子舍人张光问准意。光等不知，归阅旧藏，乃得其器，形制如房书，犹不能定其弦缓急，故史官能辩清浊者遂绝。其可以相传者，唯大榷常数及候气而已。」据此而论，房法汉世已不能行。沈约《宋志》曰：「详案古典及今音家，六十律无施于乐。」《礼》云「十二管还相为宫」，不言六十。《封禅书》云「大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而悲，破为二十五弦。」假令六十律为乐得成，亦所不用，取大乐必易，大礼必简之意也。
又议曰：
案《周官》云「大司乐掌成均之法。」郑众注云：「均，调也。乐师主调其音。」《三礼义宗》称「《周官》奏黄钟者，用黄钟为调，歌大吕者，用大吕为调。奏者谓堂下四县，歌者谓堂上所歌。但以一祭之间，皆用二调。」是知据宫称调，其义一也。明六律六吕迭相为宫，各自为调。今见行之乐，用黄钟之宫，乃以林钟为调，与古典有违。案晋内书监荀勖依典记，以五声十二律还相为宫之法，制十二笛。黄钟之笛，正声应黄钟，下徵应林钟，以姑洗为清角。大吕之笛，正声应大吕，下徵应夷则。以外诸均，例皆如是。然今所用林钟，是勖下徵之调。不取其正，先用其下，于理未通，故须改之。
上甚善其议，诏弘与姚察、许善心、何妥、虞世基等正定新乐。是后议置明堂，诏弘条上故事，议其得失。上甚敬重之。
时杨素恃才矜贵，贱侮朝臣，唯见弘未尝不改容自肃。素将击突厥，诣太常与弘言别。弘送素至中门而止，素谓曰：「大将出征，故来叙别，何相送之近也？」弘遂揖而退。素笑曰：「奇章公可谓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也。」亦不以屑怀。寻授大将军，拜吏部尚书。
时帝又令弘与杨素、苏威、薛道衡、许善心、虞世基、崔子发等并召诸儒，论新礼降杀轻重。弘所立议，众咸推服之。及献皇后崩，王公已不下能定其仪注。杨素谓弘曰：「公旧学时贤所仰。今日之事，决在于公。」弘了不辞让，斯须之间，仪注悉备，皆有故实。素叹曰：「衣冠礼乐尽在此矣，非吾所及也！」弘以三年之丧。祥禫具有降杀，期服十一月而练者，无所象法，以闻于帝。帝下诏除期练之礼，自弘始也。
弘在吏部，先德行后文才，务在审慎。虽致缓滞，所有进用，并多称职。吏部侍郎高孝基，鉴赏机晤，清慎绝伦，然爽俊有余，迹似轻薄，时宰多以此疑之。唯弘深识其真，推心任委。隋之选举，于斯为最，时论服弘识度之远。
炀帝之在东宫，数有诗书遗弘，弘亦有答。及嗣位，尝赐弘诗曰：「晋家山吏部，魏代卢尚书，莫言先哲异，奇才并佐余。学行敦时俗，道素乃冲虚，纳言云阁上，礼仪皇运初。彝伦欣有叙，垂拱事端居。」其同被赐诗者，至于文词赞扬，无如弘美。大业二年，进位上大将军。三年，改右光禄大夫。从拜恆岳，坛墠珪币牲牢，并弘所定。还下太行山，炀帝尝召弘入内帐，对皇后赐以同席饮食。其亲重如此。弘谓其子曰：「吾受非常之遇，荷恩深重。汝等子孙，宜以诚敬自立，以答恩遇之隆。」六年，从幸江都，卒。帝伤惜之，赗赠甚厚。归葬安定，赠开府仪同三司、光禄大夫、文安侯，谥曰宪。
弘荣宠当世，而车服卑俭，事上尽礼，待下以仁，讷于言而敏于行。上尝令宣敕，弘至阶下，不能言，退还拜谢，云并忘之。上曰：「传语小辩，故非宰臣任也。」愈称其质真。大业之代，委遇弥隆。性宽厚，笃志干学，虽职务繁杂，书不释手。隋室旧臣，始终信任，悔吝不及，唯弘一人而已。弟弼，好酒而酗，尝醉射杀弘驾车牛，弘还宅，其妻迎谓曰：「叔射杀牛。」弘闻，无所怪问，直答曰：「作脯。」坐定，其妻又曰：「叔忽射杀牛，大是异事。弘曰：「已知。」颜色自若，读书不辍。其宽和如此。有文集十二卷行于世。
长子方大，亦有学业，位内史舍人。
次子方裕，凶险无仁心，在江都与裴虔通等谋杀逆，事见《司马德戡传》。
李德林，字公辅，博陵安平人。祖寿，魏湖州户曹从事。父敬族，历太学博士、镇远将军。魏静帝时，命当世通人正定文籍，以为内校书，别在直阁省。德林幼聪敏，年数岁，诵左思《蜀都赋》，十余日便度。高隆之见而叹异之，遍告朝士云：「若假其年，必为天下伟器。」鄴京人士多就宅观之，月余车马不绝。年十五，诵《五经》及古今文集，日数千言。俄而该博坟典，阴阳纬候无不通涉。善属文，词核而理暢。魏收尝对高隆之谓其父曰：「贤子文笔，终当继温子升。」隆之大笑曰：「魏常侍殊己嫉贤，何不近比老彭，乃远求温子！」
年十六，遭父艰，自驾灵舆，反葬故里。时严寒，单缞跌足，州里人物由是敬慕之。居贫感轲，母氏多疾，方留心典籍，无复宦情。其后母病稍愈，逼令仕进。齐任城王湝为定州刺史，重其才，召入州馆，朝夕同游，殆均师友。后举秀才，尚书令杨遵彦考为上第，授殿中将军。及长广王作相，引为丞相府行参军。未几，王即帝位，累迁中书舍人，加通直散骑侍郎，别典机密。寻丁母艰，以至孝闻，朝廷嘉之。裁百日，夺情起复，固辞不起。魏收与阳休之论《齐书》起元事，百司会议。收与德林致书往复，词多不载。后除中书侍郎，仍诏修国史，时齐帝留情文雅，召入文林馆，与黄门侍郎颜之推同判文林馆事。累迁仪同三司。
周武帝平齐，遣使就宅宣旨云：「平齐之利，唯在于尔，宜入相见。」仍令从驾至长安，授内史上士，诏诰格式及用山东人物，一以委之。周武谓群臣曰：「我常日唯闻李德林与齐朝作书檄，我正谓其是天上人。岂言今日得其驱使，复为我作文书，极为大异。」神武公纥豆陵毅答曰：「臣闻明主圣王，得骐驎凤皇为瑞，是圣德所感，非力能致之。瑞物虽来，不堪使用。如李德林来受驱策，亦是陛下圣德感致，有大才用，胜于骐驎凤皇远矣。」帝大笑曰：「诚如公言。」宣政末，授御正下大夫。后赐爵成安县男。
宣帝大渐，隋文帝初受顾命，令邗国公杨惠谓德林曰：「朝廷赐令总文武事，今欲与公共成，必不得辞。」德林答曰：「愿以死奉公。」隋文大悦，即召与语。刘昉、郑译初矫诏召隋文受命辅少主，总知内外兵马事。译欲授隋文冢宰，译自摄大司马，昉为小冢宰。德林私启：「宜作大丞相，假黄钺，都督内外诸军事。」遂以译为相府长史。昉为相府司马，二人由是不平。以德林为相府属，加仪同大将军。
未几而三方构乱，指授兵略，皆与之参详。军书羽檄，朝夕顿至，一日之中，动逾百数。或机速竞发，口授数人，文意百端，不加治点。郧公韦孝宽为东道元帅，师次永桥，沁水长，孝宽师未得度。长史李询密启：「诸大将受尉迟迥饷金。」隋文得启，以为忧，议欲代之。德林曰：「临敌代将，自古所难，乐毅所以辞燕，马服以之败赵也。公但以一腹心，明于智略，素为诸将所信伏者，速至军所，观其情伪。纵有异意，必不敢动。」隋文曰：「公不发此言，几败大事！」即令高颎驰驿往军所，为诸将节度，竟成大功。凡厥谋谟，皆此类也。进授丞相府从事内郎。禅代之际，其相国总百揆、九锡殊礼诏策笺表玺书，皆德林之辞也。隋文癸祚之日，授内史令。初，将受禅，虞庆则等劝隋文尽灭宇文氏，德林固争以为不可。隋文怒，由是品位不加，唯依班例，授上仪同，进爵为子。
开皇元年，敕令与太尉于翼、高颎等同修律令。讫，奏闻，别赐骏马及九环金带。五年，敕令撰录作相时文翰，勒成五卷，谓之《霸朝杂集》。隋文省读讫，明旦谓德林曰：「自古帝王之兴，必有异人辅佐。我昨读《霸朝集》，方知感应之理。昨宵恨夜长，不得早见公面。」于是追赠其父定州刺史、安平县公，谥曰孝。隋文后幸鄴，德林以疾不从。敕书追之，后御笔注云：「伐陈事意，宜自随也。」时高颎入京，上语颎曰：「德林若患未堪行，宜自至宅，取其方略。」帝以之付晋王广。
初，大象末，文帝以逆人王谦宅赐之，寻又改赐崔谦，帝令德林自选一好宅并庄店作替。德林乃奏取逆人高阿那卫国县市店八十区为替。九年，车驾幸晋阳，店人表诉，称地是平人物，高氏强夺，于内造舍。上责德林。德林请勘逆人文簿及本换宅之意，上不听，悉追店给所住者。由是嫌之。初，德林称其父为太尉谘议，以取赠官，李元操等阴奏之曰：「德林父终于校书，妄称谘议。」上甚衔之。至是，复庭议忤意，因数之曰：「公为内史，典朕机密，比不预计议者，以公不弘耳。朕方以孝理天下，故立五教以弘之。公言孝由天性，何须设教。然则孔子孙当说《孝经》也？又罔冒取店，妄加父官，朕实忿之而未能发。今当以一州相遣耳。」因出为湖州刺史。在州逢旱，课人掘井溉田，为考司所贬。岁余，卒官，时年六十一。赠大将军、廉州刺史，谥曰文。将葬，敕令羽林百人，并鼓吹一部，以给丧事，祭以太牢。
德林美容仪，善谈吐，器量沈深，时人未能测。齐任城王湝、赵彦深、魏收、陆仰大相钦重。德林少孤，未有字，魏收谓之曰：「识度天才，必至公辅，吾辄以此字卿。」从宦已后，即典机密，性慎密，尝言古人不言温树，何足称也。少以才学见知，及位望稍高，颇伤自任，争竞之徒，更相谮毁。所以运属兴王，功参佐命，十余年间竟不徙级。所撰文集，勒成八十卷，遭乱亡失，见五十卷行于代。
子百药，博涉多才，词藻清赡。大业末，位建安郡丞。
北史卷七十三
列传第六十一
梁士彦元谐虞庆则元胄达奚长儒贺娄子干兄诠史万岁刘方冯昱王杨武通陈永贵房兆杜彦周摇独孤楷弟盛乞伏慧张威和洪阴寿子世师骨仪杨义臣
梁士彦，字相如，安定乌氏人也。少任侠，好读兵书，颇涉经史。周武帝将平东夏，闻其勇决，自扶风郡守除为九曲镇将，进位上开府，封建威县公，齐人甚惮之。后以熊州刺史从武帝拔晋州，进位大将军，除晋州刺史。及帝还后，齐后主亲攻围之，楼堞皆尽，短兵相接。士彦慷慨自若，谓将士曰：「死在今日，吾为尔先！」于是勇烈齐奋，呼声动地，无不一当百。齐师少却。乃令妻妾及军人子女，昼夜修城，三日而就。武帝六军亦至，齐师围解。士彦见帝，持帝须泣，帝亦为之流涕。时帝欲班师，士彦叩马谏。帝从之，执其手曰：「朕有晋州，为平齐之基，宜善守之。」及齐平，封郕国公，位上柱国、雍州主簿。宣帝即位，除徐州总管。与乌丸轨禽陈将吴明彻、裴忌于吕梁，略定淮南地。
隋文帝作相，转亳州总管。尉迟迥反，为行军总管，及韦孝宽击之，令家僮梁默等为前锋，士彦继之，所当皆破。及迥平，除相州刺史。深见忌，徵还京师。闲居无事，恃功怀怨，与宇文忻、刘昉等谋反。将率僮仆候上享庙之际以发机。复欲于蒲州起事，略取河北，捉黎阳关，塞河阳路，劫调布为牟甲，募盗贼为战士。其甥裴通知而奏之。帝未发其事，授晋州刺史，欲观其志。士彦欣然谓昉等曰：「天也！」又请仪同薛摩兒为长史，帝从之。后与公卿朝谒，帝令执士彦、忻、昉等于行间，诘之状，犹不伏，捕薛摩兒至对之。摩兒具论始末云：「第二子刚垂泣苦谏，第三子叔谐曰：'作猛兽须成斑。'」士彦失色，顾曰：「汝杀我！」于是伏诛，时年七十二。有子五人。
操字孟德，位上开府、义乡县公，早卒。
刚字永固，位大将军、通政县公、泾州刺史。以谏父获免，徙瓜州。叔谐坐士彦诛。
梁默者，士彦之苍头也，骁武绝人。士彦每从征伐，常与默陷阵。仕周，位开府。开皇末，以行军总管从杨素征突厥，进位大将军。又从平杨谅，授柱国。大业五年，从炀帝征吐谷浑，力战死之。赠光禄大夫。
元谐，河南洛阳人也，家世贵盛。谐性豪侠，有气调。少与隋文帝同受业于国子，甚相友爱。后以军功，累迁大将军。及帝为相，引致左右。谐谓帝曰：「公无党，譬如水间一堵墙，大危矣。公其勉之！」及帝受禅，顾谐笑曰：「水间墙竟何如也？」进位上大将军，封乐安郡公。奉诏参修律令。
时吐谷浑将定城王钟利旁率骑度河，连结党项。谐率兵出鄯州，趣青海，邀其归路。相遇于丰利山，谐击走之，又破其太子可博汗。其名王十七人、公侯十三人，各率其所部来降。诏授上柱国，别封一子县公。谐拜宁州刺史，颇有威惠。然性刚愎，好排诋，不能取媚于左右。尝言于上曰：「臣一心事主，不曲取人意。」上曰：「宜终此言。」后以公事免。
时上柱国王谊有功于国，与谐俱无位任，每相往来。胡僧告谐、谊谋反，帝按其事，无状，慰谕释之。未几，谊诛，谐渐被疏忌。然以龙潜之旧，每预朝请，恩礼无亏。及平陈，百僚大宴，谐进曰：「陛下威德远被，臣前请突厥可汗为候正，陈叔宝为令史，今可用臣言。帝曰：「朕平陈国，本以除逆，非欲夸诞。公之所奏，殊非朕心。突厥不知山川，何能警候？叔宝昏醉，宁堪驱使？」谐默然而退。
后数岁，有人告谐与从父弟上开府滂、临泽侯田鸾、上仪同祁绪等谋反。帝令按其事。有司奏：「谐谋令祁绪勒党项兵，既继巴蜀。时广平王雄、左仆射高颎二人用事，谐欲谮去之，云：'左执法星动已四年矣，状一奏，高颎必死。'又言：'太白犯月，光芒相照，主杀大臣，雄必当之。'谐与滂尝同谒帝，私谓滂曰：'我是主人，殿上者贼也。'因令滂望气，滂曰：'彼云似蹲狗走鹿，不如我辈有福德云。'」帝大怒，谐、滂、鸾、绪并伏诛，籍没其家。
虞庆则，京兆栎阳人也，本姓鱼。其先仕赫连氏，遂家灵武，世为北边豪杰。父祥，周灵武太守。庆则幼雄毅，性俶傥，身长八尺，有胆智，善鲜卑语，身被重铠，带两鞬，左右驰射，本州豪侠皆敬惮之。初以射猎为事，中更折节读书，常慕傅介子、班仲升之为人。仕周，为中外府外兵参军事，袭爵沁源县公。越王盛讨平稽胡，将班师，内史下大夫高颎与盛谋，须文武干略者镇遏之，表请庆则，于是拜石州总管。甚有威惠，稽胡慕义归者八千余户。
开皇元年，历位内史监、吏部尚书、京兆尹，封彭城郡公，营新都总监。二年，突厥入寇，庆则为元帅讨之。部分失所，士卒多寒冻，堕指者千余人。偏将达奚长儒率骑兵二千人别道邀贼，为虏所围，庆则按营不救。由是长儒孤军独战，死者十八九。上弗之责也。寻迁尚书右仆射。后突厥主摄图将内附，请一重臣充使，诏庆则往。摄图恃强，庆则责以往事，摄图不服。其介长孙晟又说谕之，摄图及弟叶护皆拜受诏，因称臣朝贡，请永为籓附。初，庆则出使，帝敕曰：「我欲存立突厥，彼送公马，但取五三疋。」摄图见庆则，赠马千疋，又以女妻之。帝以庆则功高，皆无所问。授上柱国，封鲁国公，食任城县千户，以彭城公回授第二子义。
平陈后，帝幸晋王第，置酒会群臣。高颎等奉觞上寿。帝曰：「高颎平江南，虞庆则平突厥，可谓茂功矣。」杨素曰：「皆由至尊威德所被。」庆则曰：「杨素前出兵武牢、硖石，若非至尊威德，亦无克理。」遂互相长短。御史欲弹之，帝曰：「今日计功为乐，并不须劾。」帝观群臣宴射，庆则进曰：「臣蒙赉酒，令尽乐，御史在侧，恐醉被弹。」帝赐御史酒，遣之出。庆则奉觞上寿，极欢。帝谓诸公曰：「饮此酒，愿我与公等子孙常如今日，世守富贵。」九年，转为右卫大将军，寻改为右武候大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