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事实 - 第 13 页/共 19 页

或所未至。盖自咸平、景德后，条约渐密，然省试有三长，殿试有三短。省试主文者四五人，皆两制辞学之臣；又选馆阁官数人，以助考校；复有监守、巡察、糊名、 誊录。上下相警，不能容毫厘之私，一长也。又引试凡三日，诗赋可以见辞艺，策论可以见才识。四方之士，得以尽其所蕴，二长也。又贡院凡两月余日研究差次，必穷功悉力，然后奏号，三长也。殿试考校之官多不精慎，一短也。一日试诗赋论三题，不能尽人之才，二短也。考校不过十日，不暇研究差次，三短也。或云：省试放榜则恩归有司，殿试唱第则恩出主上，是忘取士之实而务收恩之名也。历代取士，悉委有司，独后汉文吏课笺奏而上之端门，亦未闻天子亲试也。至唐武后载初之年，始有殿试，此安足法哉往时未有糊名、 誊录之制，主文者尚可专取舍，今既无以容其私，则殿试未见所长。请自今南省放榜，必恐恩归有司，则宜如天圣二年贡举先令，考定高下，以混榜引于殿廷，然后赐第，则与殿试无异矣。”因降是诏。 　　韩忠献公、宋景文公同召试中选。是时，王德用带平章事。 　　例当谢，自谦空疏。德用曰：“亦曾见程文，诚空疏，少年更宜学问。”二公大不堪，景文至曰：“吾属见一老衙官，是纳诲也。”后二公俱大名，德用已卒，忠献谓景文曰：“王公虽武人，尚有前辈激励、成就后学之意。” 　　○乐律 　　太祖乾德元年，将有事于南郊，翰林学士窦俨撰定乐章：降神用《高安》，皇帝行礼用《隆安》，奠玉币用《嘉安》，奉俎用《丰安》，酌献、饮福并用《禧安》，亚献、终献并用 　　 　　《正安》，送神用《高安》之曲。 　　治平二年，礼官李育言：“《开宝通礼》载圜丘、宗庙，太乐令率二舞工人就位，文舞陈于县北，武舞立于县南。今郊、庙文武二舞工六十八人，方行礼时，文舞既罢，乃舍羽龠，执干戚，以为武舞。窃惟天子亲执圭币以事天地祖考，可谓极严恭矣。而舞者纷然旁午纵横于下，进退取舍蹙迫如此，非所以称严恭之意也。”上曰：“自今郊、庙二舞各用六十四人，以备八佾。”自是二舞之数全矣。 　　崇宁四年九月，蔡京用魏汉津，铸九鼎，作《大晟》乐。 　　时汉津取身为度之义，以帝年二十四，当四六之数，取帝中指，以为黄钟之寸，而生度量权衡以作乐。汉津本剩员兵士，为范镇虞候，见其制作，略取之，而京又使刘昺缘饰之。尝考刘昺《大晟乐论》云：五季灭裂之余，乐音散亡。周世宗观乐悬，问工人不能答，乃命王朴审定制度。其规模鄙陋，声音焦急，非惟朴之学识不能造微。盖焦急之音适与时应。艺祖以其声高近于哀思，乃诏和岘减下一律。仁祖朝诏李照与诸儒典治，取京县黍累尺成律，审其声，犹高，更用太府布帛尺为法，乃下太常四律。然太府尺乃隋尺也，照知乐声之高而无法以下之，乃取世俗之尺以为据。是时乐工病其歌声太浊，乃私赂铸工，使减铜齐，实下旧制三律，然照卒莫之辨。于是议者纷然，遂废不用。皇祐中，命阮逸、胡瑗参定，诏天下知乐者亟以名闻。 　　逸、瑗减下一律，三年而乐成。言者以其制不合于古，钟声弇郁震掉，不和滋甚，遂独用之常祀朝会焉。神考肇新宪度，将作礼乐，以文治功。元丰中，采杨杰之论，驿召范镇、刘几与杰参议，下王朴乐二律，用仁祖所制编钟，稽考古制，是正缺失，焕然详明，敻出前世焉。然诸儒之议，互有异同，而其论不出于西汉。虽粗能减定，而其律皆本于王朴，未有能超然自 　　 　　得，以圣王为师者也。魏汉津居西蜀，师事李良，授鼎乐之法。 　　良惟以黄帝后夔为法，余代皆有所去取。皇祐中，汉津与房庶以善乐被荐，既至，黍律已成，阮逸始非其说，汉津不得伸其所学。后逸之乐不用，乃退与汉津议指尺，作书二篇，叙述指法。其书行于世。汉津尝陈其说于太常，乐工惮改作，皆不主其说。逮崇宁初，上以英明濬哲之姿，慨然远览，将稽帝王之制，而自成一代之治。乃诏宰臣置僚属，令讲议大政。顾惟大乐之制，讹谬残缺甚矣。太常以乐器敝坏，遂择诸家可用者。 　　琴瑟制度参差不同，箫笛之属乐工自备，每大合乐，声韵淆杂，而皆失之太高。筝、筑、阮，秦、晋之乐也，乃列于琴、瑟之间；熊罴案，梁、隋之制也，乃设于宫架之外。笙不用匏，舞不象成，曲不协谱。乐工率农夫、市贾，遇祭祀朝会则追呼于阡陌、闾阎之中，教习无成，懵不知音。议乐之臣以《乐经》散亡，无所据依；秦、汉之后，诸儒自相非议，不足取法。乃博求异人，而以汉津之名达于上焉。高世之举，适契圣心。乃请以圣上中指三节为三寸，三三为九，而黄钟之律成焉。汉津得之于师曰：“人君代天理物，其所禀赋必与众异，然春秋未及则其寸不足，春秋既壮则其寸有余，惟三八之数为人正，得太簇之律。”今请指之年，适与时应，天其兴之乎前此以黍定律，迁就其数，旷岁月而不能决。今得指法，裁而为管，尺律之定曾不崇朝。其声中正平和，清不至高，浊不至下，焦急之声一朝顿革，闻者无不欢忻，调唱和气油然而生焉。越崇宁四年八月庚寅，乐成，诏罢旧乐，赐新乐名曰《大晟》。明年冬，致祠于帝鼐殿，有甘露自龙角鬣下降。诏令乐府官属排设宫架，备三献九奏，以祗谢景贶。曲再作，有双鹤回旋于宫架之上。 　　后再习乐，群鹤屡至。黄帝大合乐，有玄鹤六舞于前，盖和声上达而后鹤为之应。《传》曰：“不见其形，当察其影。”世 　　 　　之知音者鲜矣，而羽物之祥，可卜其声和也。盖声音之和，上系人君之寿考，下应化日之舒长。焦急之声，固不可用于隆盛之世。昔李熙欲下其律，乃曰：“异日听吾乐，当令人物舒长。”熙之乐固未足以感动和气如此，然亦不可谓无其意矣。自艺祖御极，知乐之声高，历一百五十余年而后中正之声乃定，盖奕世修德，和气薰蒸，一代之乐，理若有待。寿考舒长之应，岂易量哉四年八月庚寅，崇政殿奏新乐，诏曰：“道形而下，先王体之，协于度数，播于声诗。其乐与天地同流，雅、颂不作久矣。朕嗣承令绪，荷天降康，四海泰定，年谷顺成。南至夜郎牂牁，西逾积石青海，罔不率俾。礼乐之兴，百年于此。 　　然去圣逾远，遗声复存。乃者得隐逸之士于草茅之贱，获《英茎》之器于受命之邦。适时之宜，以身为度，铸鼎以起律，因律以制器，按协于庭，八音克谐。盖祖宗积累之休，上帝克相，岂朕之德哉！昔尧有《大章》，舜有《大韶》，三代之王亦各异名。今追千载而成一代之制，宜赐名曰《大晟》。朕将荐郊庙，享鬼神，和万邦，与天下共之，岂不美欤其旧乐勿用。” 　　《实录》不载诏旨，〔此处文字疑有脱漏〕亦不载，《本纪》于辛卯日书“赐新乐名《大晟》，置府建官。”辛卯，大理卿曹调、少卿李孝称、中书舍人张阁、许光凝各以本职进对，上谓阁曰：“昨日新乐如何”阁对曰：“昨日所按《大晟》乐，非特八音克谐，尽善尽美，至于乐，莫不皆应古制。窃闻初按时已有翔鹤之瑞，与箫韶九成、凤凰来仪亦何以异臣无知识，闻此和声，但同鸟兽跄舞而已。”阁因奏被旨以古州等处纳士、差官奏告永昭、永厚陵，上曰：“古州是古牂牁夜郎之地。” 　　阁对曰：“牂牁夜郎接连南陆，最为荒远，所谓上仁所不化者。 　　今不缘征诛文告之烦，举国内属，非陛下文德诞敷，何以致此今告功诸陵，在天之灵亦当顾享。”次光凝奏云：“昨日按新 　　 　　乐，臣忝侍从之末，得遇荣观，不胜幸甚。”上曰：“八音甚谐。”光凝曰：“此圣德所致，可谓治世之音安以乐。至如陛下收复青唐，赵怀德归顺，近古州二千余里尽内附，今正功成作乐之时。”上曰：“尽出诒谋。”光凝曰：“神考厉精庶政，今陛下收其成效，若非陛下善继善述，何以致此”九月乙未朔，以九鼎成，御大庆殿受贺，始用新乐。 　　大观四年八月丁卯，御制《大晟乐记》云：“在艺祖时，常诏和岘；在仁宗时，常诏李照、阮逸；在神考时，常诏范镇、刘几。然老师俗儒末学昧陋，不达其原，曾不足以奉承万一，以迄于今。朕仰继先烈，推而明之。盖古之作乐者，事与时并，名与功偕，制作各不同。故文王作周，大勋未集，则虡业之声不可行于武成之后；武王嗣武，卒其功伐，则大武之声不可施于太平君子持盈守成之日。周虽旧邦，乐名三易。朕承累圣之谋，述而作之，有在乎是。然奋乎百世之下，以追千古之绪，遗风余烈莫有存者。夙夜以思，赖天之灵，祖宗之休，李良之弟子，出于卒伍之贱，献黄帝后夔正声、中声之法；宋成公之《英茎》，出于受命之邦，得其制作、范模之度，协于朕志。 　　于是斥先儒累黍之惑，近取诸身，以指为寸，以寸生尺，以尺定律，而乐出焉。爰命有司，庀徒鸠工，一年制器，三年乐成，而金石丝竹匏土革木之器备。以崇宁四年八月庚寅，按奏于崇政殿庭，八音克谐，不相夺伦。越九月朔，百僚朝大庆殿称庆，乐九成，羽物为之应，有鹤十只飞鸣其上。乃赐名曰《大晟》，置府建官，以司掌之。明年冬，备三献九奏，奉祠鼎、鼐，复有双鹤来仪。自后乐作则鹤至，形影之相召。于以荐坛庙，和万邦，与天下共之。乃按习于宫掖，教之国子，用之大学辟雍，颁之三京四辅以及藩府焉。及亲笔手诏，布告中外，以成先帝之志，不其美欤！孟子曰：‘今乐犹古乐。’盖感人以声，则 　　 　　无古今之异。四夷之乐，先王所不废也，虽乐不同，而声岂有二古今参用，永为一代之制。继周勺之后，革百王之陋，以遗万世，贻厥子孙，永保用享。大观庚寅八月一日宣和殿记。” 　　政和三年五月，御笔手诏：“乐废久矣。历世之君，千有余岁，莫之能述，以迄于今，去古尤远。循沿五季之旧，非治世之音。祖宗肇造之始，每未遑暇，百年后兴，盖在今日。崇宁之初，纳汉津之说，成《大晟》之乐，荐之郊庙，而未施行于燕飨。夫今乐犹古乐也，知乐者知其情而已，循声以知音，循音以知乐，循乐以知政，所通在政，所同在音，而无古今之异。比诏有司，以《大晟乐》播之教坊，按试于庭，五声既具，八音始全，无怨滞焦急之声，有纯厚皦绎之美。朕奉承圣谟，立政造事。昭功继志，一纪于兹。乃者玄圭告成，今则雅乐大备。功成而作，于是始信荷天之休、宗庙遂谋。追三代之盛，成一代之制，以遗万世，嘉与天下共之。可以所进乐并颁行天下，旧乐悉行禁止。仍令尚书省措置立法行下。故兹诏示，想宜知悉。”牒奉敕依已得指挥，并大晟府既颁降，候颁行日，禁止旧乐。 　　六年闰正月戊申，大晟府奏：“神宗皇帝尝命儒臣肇造玉磬，藏之乐府。乞令略加磨砻，俾与律合，并造金钟，专用于明堂，以荐在天之神。”从之。 　　○历象 　　太宗诏新历载六十甲子。至道二年十一月，司天冬官正杨文鉴请于新历六十甲子外，更增二十年。事下有司，判司天监苗守信等议，以为无所稽据，不可行用。帝曰：“支干相承， 　　 　　虽止六十，傥两周甲子，共成上寿之数，使期颐之人得见所生之岁，不亦善乎”因诏新历以百二十甲子为限自此始。 　　仁宗朝司天论月蚀分刻。皇祐五年，知制诰王洙言：“据司天监李用晦等状，十一月望，月蚀十分，七历并同。复圆在昼，不辨刻，惟验起亏时刻：内，《宣明》算在丑正二刻，《仪天》丑正三刻，《应天》、《乾元》寅初一刻后，《大衍》、《景福》寅初二刻。而其夜食寅初四刻，惟《大衍》、《景福》稍近。然《景福》算景祐三年四月朔日食二分强，而《崇天》、《乾元》、《宣明》不食，后果不食。《大衍历》算唐开元十二年七月戊午朔，日食八分半，十三年十二月庚戌朔，日食十五分之十三，至日皆不食。所以一行《大衍历》议云：‘假令理历者因开元二食，曲变交限以就之，则所协甚少而所失甚多。’用晦等亦不敢指定《大衍》、《景福》为密。缘历算日交月食，诸历互有疏密，不可常准的。盖月日岂不少有盈亏，亦变常不定，历象必无全密。所谓天道远而人道迩，古来撰历名贤，如太史公、洛下闳、刘歆、张衡、杜预、刘绰、李淳风、僧一行等尚不能穷究，况用晦等浅学，止依古法推步，难为指定日月所食疏密。又据编修《唐书》官刘羲叟状：据历官等称参校诸历，互有疏密，及称止依古法推步，不敢指定历准的参定者。古圣人历象之意，止于恭授人时，虽则豫考定交会，不必□合辰刻，故有修德救食之理。天道神变，理非可尽。设谓必可尽耶，则先儒不容自为疏阔。又《大衍》等七历所差不多，法数大同而小异，亦是递相因藉，乘除积累，渐失毫厘。且辰刻更筹，惟据漏刻，或微有迟速，未必独是历差。按隋《历志》，日月食既有起讫早晚，亦或变常进退，于正见前后十三刻半内候之。今止差三刻，或是天道变常，未为乖谬。又一行于开元中治历，以《大衍》及李淳风《麟德》、刘绰《皇极》三 　　 　　历校日食三十七事，《大衍》课第一，所中才二十二，《麟德》得五，《皇极》得十。以一行聪明博达，时谓圣人，宜考古今，尚未能尽，如淳风辈，益以疏远。况圣明《崇天历》法颁用逾三十年，诞布海内，熟民耳目，方将施之无穷，兼所差无几，不可偶缘天变，议改移。诘其本原，盖亦出于《大衍》。 　　其《景福》历行于唐季，非治世之法，不可循用。”诏仍用《崇天历》法。 　　英宗治平元年三月，赐新历名曰《明天》，命翰林学士承旨王珪序之。初，上即位，司天监奏《崇天历》五星之行及诸气节有差，诏判司天监周琮等七人同造新历。历成，而中官舒易简、监生石道、李遘各献其所造历。诏翰林学士范镇、诸王府侍讲孙思恭、国子监直讲刘分攵详定。周琮等所造最密，乃用其历。迁琮等各两官，赐物有差。然琮等历后亦不可用，而琮等皆夺所得官。 　　天文官李自正上《星变图》，且言月与太白俱犯昴，当有边兵大起。上谓辅臣曰：“阴阳占候之说，或中或否。纣以甲子亡，武王以甲子兴，盛衰之理，何其异也由是言之，王者当祗畏天道，要在人事应之如何尔！” 　　 　　●卷十五 　　○耤田 　　明道元年十二月，上谓宰臣曰：“朕观古之兴王，皆重农桑，以为厚生之本。朕欲躬耕耤田，庶驱天下游食之民尽归南亩。”宰臣贺曰：“陛下亲发德音，躬耕以劝天下之民，皆致治之大本。臣等备位宰辅，不胜庆幸。”乃下诏曰：“庶政之本，盖先于农；五礼之经，莫重于祭。所以敦化阜俗，昭孝息民。致理之源，率由兹道。朕祗若灵命，临拊万方。守积累之洪基，荷清宁之大德。然赖母仪训助，衡宰辅成，暨中外之庶官皆夙夜而勤职。是致九围静谧，百姓康熙。内惟凉薄之姿，取怠寅威之戒。圜丘告类，虽屡展于国容；千亩躬耕，尚缺修于古制。念太宗在御之日，行东郊执耒之议，宪度具存，典章咸备。今欲述先烈，循祖考前规，申命攸司，因时蒇事。恭惟皇太后恢宣圣范，保佑冲人，于兹十年，克成丕业，亦未尝亲诣太室，祗荐嘉羞，伸昭事之诚，答眷怀之祉。复以岁时大顺，宫寝肇新，元历载更，休祥沓应，顾兹缛礼可举而行。朕则躬稼穑之艰难，勤身而率下。皇太后则谢祖宗之贶祐，精意以告虔。信有合于经彝，庶永光于简册，爰伸诞告，用示先期。朕以来年二月内，择日行耤田之礼。兼皇太后自垂帘听政以来未曾恭谢宗庙，朕已禀奉慈旨，于耤田前请皇太后恭谢宗庙。其 　　 　　来年冬至，更不行南郊之礼。所有合行诸般恩赏，并特就耤田、恭谢恭庙礼毕，一依南郊例施行。”二年二月乙巳，皇太后赴太庙，亲享七室，礼成，还宫。上御天安殿，发册，上太后尊号曰应天齐圣显功崇德仁慈保寿皇太后。礼毕，是日上宿天安殿，百官宿斋于朝堂。丙午，宿斋于东郊。日旁有黄云如龙凤。 　　丁未，祀神农氏于坛，乃就耕位，执耜行耤田之礼。礼仪使张士逊奏三推而止，上曰：“朕将耕终千亩，以劝天下之力农。” 　　士逊固请，乃耕十二步而止，御观耕坛。公卿以下执耒，耤田令奉穜稑之种，司农卿受而洒之，率属以终其事。还御正阳门，下制曰：“朕钦承皇统，遵奉母仪，底定万邦，勤劳一纪。阳郊严配，既屡展于孝思；储驾躬耕，尚未遵于祖则。是用秩开元之遗事，述端拱之旧章，毖祀农坛，亲临帝耤.复慈闱之宪古，款清庙以谢成，圭瓚告虔，翚珩从献，乐崇九奏，礼备三牺，嘉夷夏之骏奔，感神灵之降格。威仪卒获，福禄来同。可大赦天下。云云。”宣制毕，百官称贺，上御天安殿。摄太尉吕夷简等上尊号曰睿圣文武体天法道仁明孝德皇帝。 　　○财用 　　仁宗宝元二年，陕西用兵，辅臣议节浮费，有议减百官及军班等俸赐者。上曰：“朕所欲去者，乘舆服御至于宫掖奢侈奇巧无名之费、不急之用尔。国家当择人以任职，至于俸赐自有定制，何用纷纷裁减，以骇中外乎可下诏申谕之。”六月壬戌，诏曰：“朕猥奉鸿业，深惟永图，恭己爱人，励精求治。 　　欲素朴形于天下，风化始于朝廷，专命近臣议去浮费。爰自乘舆之所御以至宫掖之所须，尽屏纷华，一敦简俭。若夫设官置 　　 　　吏，分总事联，经武制军，参处营卫。惟其廪稍之给，具载等差之常，务从定规，无或过议。其文武百官及军班等俸赐，宜令详定所不得辄行裁减。故兹诏示，想宜知悉。” 　　嘉祐四年正月丁亥，诏三司以天下广惠仓隶司农，逐州选幕职曹官各一人专监，每岁十月，别差官检视。老弱病疾不能自给之人，籍定姓名，自次月一日给米一升，幼者半升，每三日一给，至明年二月止。有余积，量诸县大小而均给之。六月，诏诸路转运司，邻路邻州灾伤而辄闭籴者，以违制坐之。初，谏官吴及言：“春秋之时，诸侯相倾，窃地专封，固不以天下生灵为忧，然犹同盟之国，有救患分灾之义也。凡外灾则不书，庄公十一年书宋大水，昭公十八年书宋、卫、陈、郑灾，然则皆外灾也。所以书者，是亦承告之辞，而患难相恤之谓也。又庄公二十八年，臧孙辰告籴于齐，鲁记之。又以鬯圭玉磬如齐告籴，曰：‘不腆先君之敝器，敢告滞积，以舒职事。’齐人归其玉，而与之籴。僖公十五年，晋侯及秦伯战于韩，获晋侯。 　　《传》云：‘晋饥，秦输之粟；秦饥，晋闭之籴，故秦伯伐晋。 　　’诸侯无书获之例，而经书曰获晋侯，贬绝之也。战国之世，王道不绝如线，一有闭籴，而《春秋》诛之。陛下恩施动植，视人如伤。然州郡之间，官司各专其民，擅造闭籴之令。一路饥则邻路为之闭籴，一郡饥则邻郡为之闭籴矣。二千石以上，所宜同国休戚而班布主恩。坐视流离，又甚于春秋之时，岂圣朝所以子育兆民之意哉”故下是诏。 　　英宗嘉祐八年十二月庚寅，诏京师老疾孤穷丐者，虽有东西福田院，给钱米者才二十四人。可即宝胜、寿圣禅院置南北福田院，并东西各盖屋五十间，所养各以三百人为额，岁出内藏钱五千贯给之。 　　始，益州豪民十余万户连保作交子，每年与官中出夏秋仓 　　 　　盘量人夫及出修糜枣堰、丁夫物料。诸豪以时聚首，同用一色纸印造。印文用屋木人物，铺户押字，各自隐密题号，朱墨间错，以为私记。书填贯，不限多少。收入人户见钱，便给交子，无远近行用，动及万百贯。街市交易，如将交子要取见钱，每贯割落三十文为利。每岁丝蚕米麦将熟，又印交子一两番，捷如铸钱。收买蓄积，广置邸店屋宇园田宝货；亦有诈伪者，兴行词讼不少。或人户众来要钱，聚头取索印，关闭门户不出，以至聚众争闹，官为差官拦约，每一贯多只得七八百，侵欺贫民。知府事谏议大夫寇瑊奏：“臣到任，诱劝交子户王昌懿等，令收闭交子铺，封印卓，更不书放。直至今年春，方始支还人上钱了当。其余外县有交子户，并皆诉纳，将印卓毁弃讫。乞下益州今后民间更不得似日前置交子铺。”奉圣旨，令转运使张若谷、知益州薛田同共定夺。奏称“川界用铁钱，小钱每十贯，重六十五斤，折大钱一贯，重十二斤。街市买卖至三五贯文，即难以携持。自来交子之法久为民便，今街市并无交子行用，合是交子之法归于官中。臣等相度欲于益州就系官廨宇，保差京朝官别置一务，选差专副曹司，拣搯子逐日侵早入务，委本州同判专一提辖。其交子一依自来百姓出给者阔狭大小，仍使本州铜印印记。若民间伪造，许人陈告，支小钱五百贯，犯人决讫，配铜钱界。”奉敕令梓路提刑王继明与薛田、张若谷同定夺闻。奏称：“自住交子后，来市肆经营买卖寥索。今若废私交子，官中置造，甚为稳便。仍乞铸益州交子务铜印一面，降下益州，付本务行使，仍使益州观察使印记，仍起置簿历。逐道交子，上书出钱数，自一贯至十贯文。合用印过上簿，封押，逐旋纳监官处收掌。候有人户将到见钱，不拘大小铁钱，依例准折，交纳置库收锁，据合同字号给付人户，取便行使。 　　每小铁钱一贯文，依例克下三十文入官。其回纳交子，逐旋毁 　　 　　抹合同簿历。天圣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到本府，至二年二月二十日起首书旋，一周年共书放第二界三百八十八万四千六百贯。”景祐三年，置监官二员轮宿。皇祐三年二月三日，三司使田况奏：“自天圣元年薛田擘划，兴置益州交子，至今累有臣僚讲求利害，乞行废罢。然以行用既久，卒难改更。兼自秦州两次借却交子六十万贯，并无见钱桩管，只是虚行刷印，发往秦州入中粮草。今来散在民间，转用艰阻，已是坏却元法，为弊至深。转运司虽收积余钱拨还，更五七年未得了当，却勒第十三界书造交子兑换行用，凭虚无信，一至于此。乞今后更不许秦州借支。”奉圣旨依奏。熙宁元年，转运司奏逐界交子十分内，纽定六分书造一贯文，四分书造五百文，重轻相权，易为流转。奉圣旨依行。 　　苏辙《元祐会计录》序曰：臣闻汉祖入关，萧何收秦图籍，周知四方盈虚强弱之实，汉祖赖之以并天下。丙吉为相，匈奴尝入云中代郡，吉使东曹考按边琐，条其兵食之有无与将吏之才否，逡巡进对，指挥遂定。由此观之，古之人所以运筹帷幄之中、制胜千里之外者，图籍之功也。盖事之在官，必见于收，其始无不具者，独患多而易忘，久而易灭，数十岁之后，人亡而书散，其不可考者多矣。唐李吉甫始簿录元和国计，并包巨细，无所不具。国朝三司使丁谓等因之，为景德、皇祐、治平、熙宁四书，网罗一时出纳之计，首尾八十余年，本末相授，有司得以居今而知昔。参酌同异，因时施宜，此前人作书之本意也。臣以不佞待罪地官，上承元丰之余业，亲睹二圣之新政，时事之变易，财赋之登耗，可得而言也。谨按艺祖皇帝创业之始，海内分裂，租赋之入不能半今世，然而宗室尚鲜，诸王不过数人；仕者寡少，自朝廷郡县皆不能备官；士卒精练，常以少克众。用此三者，故能奋于不足之中而绰然常若有余。及其 　　 　　列国款附，琛贡相属于道，府库充塞，创景福内库以蓄金币，为殄虏之策。太宗因之，克平太原，真宗继之，怀服契丹。二患既弭，天下安乐，日登富庶，故咸平、景德之间，号称太平。 　　群臣称颂功德不知所以裁之者，于是请封泰山，祀汾阴，礼毫社，属车所至，费以巨万。而上清昭应、崇禧景灵之宫相继而起，累世之积，糜耗多矣。其后昭应之灾，臣下复以营缮为言。 　　大臣力争，章献感悟，沛然遂与天下休息。仁宗仁圣清心省事以幸天下，然而民物蕃庶未复其旧。而夏贼窃发，边久无备，遂命益兵以应敌，急征以养兵。虽间出内藏之积，以求纾民，而四方骚然，民不安其居矣。其后西戎既平，而已益之兵遂不复汰，加以宗子蕃衍，充牣宫邸，官吏冗积，员溢于位，财之不赡为日久矣。英宗嗣位，慨然有救弊之意，群臣竦观，几见日新之政。而大业未遂。神考嗣世，忿流弊之委积，闵财力之伤耗，览政之初，为强兵富国之计。有司奉承，违失本旨，始为青苗、助役，以病农民，继为市易、盐铁，以困商贾。利孔百出，不专于三司，于是经入竭于上，民力屈于下。继以南征交趾，西讨拓跋，用兵之费一日千金，虽内帑别藏时有以助之，而国亦惫矣。今二圣临御，方恭默无为，求民之疾苦而疗之，令之不便无不释去，民亦少休矣。而西夏不宾，水旱继作，凡国之用度大率多于前世。当此之时而不思所以济之，岂不殆哉臣历观前世，持盈守成，艰于创业之君。盖盈之必溢而成之必毁，物理之至，有不可逃者。盈、成之间，非有德者不安，非有法者不久。昔秦、隋之盛，非无法也，内建百官，外列郡县。 　　至于汉、唐因而行之，卒不能改。然皆二世而亡，何者无德以为安也。汉文帝恭俭寡欲，专务以德化民，民富而国治，后世莫及。然身没之后，七国作难，几于乱亡。晋武帝削平吴、蜀，任贤使能，容受直言，有明主之风。然而亡不旋踵，子弟内叛， 　　 　　羌胡外乱，遂以失国。此二帝者皆无法以为久也。今二圣之治，安而静，仁而恕，德积于世。秦、隋之忧，臣无所措心矣。然而空匮之极，法度不立，虽无汉、晋强臣敌国之患，而数年之后，国用旷竭，臣恐未可安枕而卧也。故臣愿得终言之，凡会计之实，取元丰之八年，而其为别有五，一曰收支，二曰民赋，三曰课入，四曰馈运，五曰经费。五者既具，然后著之以见在，列之以通表，而天下之大计可以画地而谈也。若夫内藏右曹之积与天下封桩之实，非昔三司所领，则不入会计，将著之他书，以备览观焉。 　　苏辙《民赋》序曰：古之民政，有不可复者三焉。自祖宗以来，论事者尝以为言，而为政者尝试其事矣。然为之愈详而民愈扰，事之愈力而功愈难。其故何哉古者隐兵于农，无事则耕，有事则战。安平之世，无廪给之费，征伐之际，得勤力之士，此儒者之所叹息而言也。然而熙宁之初，为保甲之令，民始嫁母赘子，断坏支体，以求免丁。及其既成，子弟挟县官之势以邀其父兄，擅弓矢之技以暴其乡邻，至今河朔、京东之盗，皆保甲之余也。其后元丰之中，为保马之法，使民计产养马。 　　畜马者众，马不可得，民至持金帛买马于江淮，小不中度，辄斥不用 县岁时阅视。可否权在医驵，民不堪命。民兵之害乃至于此，此所谓不可复者一也。周官泉府之制，凡民之贷者，以国服为之息。贷而求息，三代之政有不然者矣。《诗》曰：“倬彼甫田，岁取十千。我取其陈，食我农人。”自古有年。 　　而《孟子》亦云：“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盖有是道矣，而未必有常数，亦未必有常息也。至于熙宁青苗之法，凡主客户得相保任，而贷其息，岁取十二。出入之际，吏缘为奸，请纳之劳，民费自倍。凡自官而及私者，率取二而得一，自私而入公者，率输十而得五。钱积于上，布帛米粟贱不 　　 　　可售。岁暮寒苦，吏卒在门，民号无告。二十年之间，民无贫富，家产尽耗，此所谓不可复者二也。古者治民，必周知其夫家田亩六畜器械之数，未有不知其数而能制其贫富者也，未有不能制其贫富而能得其心者也。故三代之君开井田，画沟洫，谨步亩，严版图，因口之众寡以授田，因田之厚薄以制赋，经界既定，仁政自成。下及隋唐，风流已远，然其授民田有口分、永业，皆取之于官，其敛民财有租庸调，皆计之于口。其后世乱法坏，变为两税，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田之在民，其渐由此，贸易之际，不可复知。贫者急于售田，则田少而税多，富者利于避役，则田多而税少。侥幸一兴，税役皆弊。故丁谓之记景德、田况之记皇祐，皆以均税为言矣。然嘉祐中，薛向、孙琳始议方田，量步亩，审肥瘠，以定赋税之入。熙宁中，吕惠卿复建手实，抉私隐，崇告讦，以实贫富之等。元丰中，李琮追究逃绝，均虚数，虐编户，以补失陷之税。此三者皆为国敛怨，所得不补所失，事不旋踵而罢，此所谓不可复者三也。故臣愚以谓为国者当务实而已，不求其名。诚使民尽力耕田，赋输以养兵，终身无复征戍之劳，而朝廷招募勇力强狡之民，教之战阵以卫良民，二者各得其利，亦何所不可哉富民之家取有余以贷不足，虽有倍称之息，而子本之债，官不为理。偿进之日，布缕菽粟鸡豚狗彘百物皆售，州县晏然。处曲直之断，而民自相养，盖亦足矣。至于田赋厚薄多寡之异，虽小有不齐，而安静不扰，民乐其业，赋以时入，所失无几。因其交易而质其欺隐，绳之以法，亦足以禁其太甚。 　　昔宇文融括诸道客户，州县观望，虚张其数，以实户为客。虽得户八十万余，岁得钱数百万缗，而百姓困弊，实召天宝之乱。 　　均税之害，何以异此！凡此三者，皆儒者平昔之所称颂，以为先王遗法，用之足以致太平者也。然数十年以来，屡试而屡败， 　　 　　足以为后世好名者之戒矣。惟嘉祐以前百役在民，衙前大者主仓库、躬馈运，小者治燕飨、职迎送，破家之祸，易于反党。 　　至于州县役人，皆贪官暴吏之所诛求、仰以为生者。先帝深究其病，鬻坊场以募衙前，均役钱以雇诸役，使民得阖门治生而吏不敢苛问。有司奉行不得其当，坊场求数倍之价，役钱取宽剩之积，而民始困踬不堪其生矣。今二圣鉴观前事，知其得失之实，既尽去保甲、青苗、均税至于役法，举差雇之中惟便民者取之，郡县奉承虽未即能尽，而天下之民知天子之爱我矣。 　　故臣于《民赋》之篇，备论其得失，俾后有考焉。 　　 　　●卷十六 　　○兵刑 　　自唐天宝后，历肃、代，藩镇不复制，以及五代之乱。太祖即位，罢藩镇权，择文臣使治州郡，至今百余年，生民受赐。 　　每一诏下，虽拥重兵，临大众，莫不即时听命。 　　建隆二年，太祖谓宰臣曰：“五代以来，诸侯跋扈，有枉法杀人，朝廷置而不问，刑部之职几废。且人命之至重，姑息藩镇，当若是耶令诸州决大辟讫，录案闻奏，委刑部覆视之。” 　　奏案自此始。 　　太祖尝读《虞书》，叹曰：“尧舜时，四凶之罪止从投窜，何近代宪网之密耶”盖有意于措刑也。故自开宝以来，犯大辟，非情理深害者，多贷其死。 　　五代时，鼎、澧、辰、沅、邵阳五州之境，各有蛮猺保聚，依山阻江，殆十余万。马希范、周行逢时数出寇边，以至围迫辰、沅二州，杀掠民畜，岁岁不宁。太祖既下荆湖，思得通蛮情、习险厄、智勇可任者以镇抚之。有辰州猺人秦再雄者，长七尺，武健多谋，在周行逢时屡以战斗立功，蛮党畏伏。太祖召至阙下，察知可用，以一路之事付之。再雄起蛮酋，除为辰州刺史，官其一子为殿直，赐予甚厚，仍使自辟吏属，尽与一州租赋。再雄感激异恩，誓死报效。至州日，训练士兵，得三 　　 　　千人，皆能被甲渡水，历山飞堑，捷如猿猱。又遣亲校二十八人分使诸蛮，以传朝廷怀来之意，莫不从风而靡，各得降表以闻。太祖大喜，再召至阙，面加奖谕。再雄伏地，流涕呜咽，不胜感恩。改辰州团练使。又以其门客王乃成为本州推官。再雄尽瘁边圉，故终太祖世无蛮貊之患，五州延袤数千里，不增一兵，不费帑庾，而边境妥安，由神机驾用一再雄而己。 　　淳化三年，太宗谓宰相曰：“治国之道，在乎宽猛得中，宽则政令不成，猛则民无所措手足，有天下者可不慎之哉！” 　　吕蒙正曰：“老子称治大国如烹小鲜。夫鱼，扰之则乱。近日内外皆来上封，求更制度者甚众，望陛下渐行清净之化。”上曰：“朕不欲塞人言路。至若愚夫之言，贤者择之，亦古典也。”赵昌言曰：“今朝廷无事，边境谧宁，正当力行好事之时。” 　　上喜曰：“朕终日与卿等论此事，何愁天下不治。苟天下亲民之官皆如此留心，则刑清讼息矣。” 　　上尝御便坐，录京城系囚，至日旰，近臣或以劳苦过甚为言。上曰：“不然，倘惠及无辜，使狱讼平允不致枉挠，朕意深以为适，何劳之有”因谓宰相曰：“国家设官分职，本为治人。如受任外官悉能尽公决断，焉有不治之事古人宰一邑，治一郡，致飞蝗避境，虎渡凤集。臣下为政尚能致兹感应，若帝王用意惠民，申理冤滞，岂不感召和气朕孜孜求治，今得天下安泰，亦其效也。”宋琪曰：“天下治乱，系在一人。陛下临御十年，勤劳致治，阴阳和顺，寰海宁谧。每日前殿所谈，止在刑政，退朝惟观古史，究历代兴亡善恶之事，以法古成宪。 　　上资神圣，中外幸甚。” 　　灵州河外寨主李琼以城降贼，有司将坐其家属。上曰：“穷边孤垒，又无援兵，缘坐之法，朕不忍行也。”二年，契丹入边，边将言文安、大成二县监军弃城遁走，请以军法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