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翼诒谋录 - 第 1 页/共 2 页

燕翼诒谋录 宋 王栐 王銍 ●卷一 唐末，进士不第，如王仙芝辈唱乱，而敬翔、李振之徒，皆进士之不得志者也。盖四海九州之广，而岁上第者仅一二十人，苟非才学超出伦辈，必自绝意于功名之涂，无复顾藉。故圣朝广开科举之门，俾人人皆有觊觎之心，不忍自弃于盗贼奸宄。开宝二年三月壬寅朔，诏礼部阅贡士十五举以上曾经终场者，具名以闻。庚戍，诏曰：“贡士司马浦等一百六人，困顿风尘，潦倒场屋，学固不讲，业亦难专，非有特恩，终成遐弃，宜各赐本科出身。”此特奏所由始也。自是士之潦倒不第者，皆觊觎一官，老死不止。至景德二年三月丁巳，因赐李迪等进士第，赐特奏名：五举以上本科六十四人，《三传》十八人，同学究二十二人，《三礼》四十四人，年老授将作监主簿三十一人。此特奏之名所由立也。至景元年正月癸未，诏：“进士、诸科十取其二。进士三经殿试、诸科五经殿试，或进士五举年五十、诸科六举年六十，虽不合格，特奏名。”此特奏名所以渐多也。至大中祥符八年二月丙子，则命进士六举、诸科九举特奏名，并赴殿试。则又以人多而裁抑之也。况进士入官十倍旧数，多至二十倍。而特奏之多，自是亦如之。英雄豪杰皆汨没消靡其中而不自觉，故乱不起于中国，而起于夷狄，岂非得御天下之要术欤苏子云：“纵百万发虎狼于山林而饥渴之，不知其将噬人。艺祖皇帝深知此理者也，岂汉、唐所可仰望哉。” 自唐以来，进士皆为知举门生，恩出私门，不复知有人主。开宝六年，下第人徐士廉挝登闻鼓，言久困场屋。乃诏入策进士、终场经学，并试殿庭。三月庚午，御讲武殿覆试新进士宋准以下一百二十七人。是岁礼部所放进士十一人而已，《五经》止二十二人。艺祖皇帝以初御试，特优与取放，以示异恩。而御试进士不许称门生于私门，一洗故习，大哉宏模，可谓知所先务矣。 国初承五季之乱，吏铨书判拔萃科久废。建隆三年八月，因左拾遗高锡上言，请问法书十条以代试判，诏今后应求仕及选人，并试判三道，仍复书判拔萃科。先是诸道州府参选者，每年冬集于吏铨，乾德二年正月甲申，诏选人四时参选。待之者甚厚，责之者甚至，真得驭臣之柄矣。后因铨部姑应故事，不分臧否，虽文纰缪、书不成字者，亦令注官。故真宗景德元年八月，令铨司引对，赍所试书判，以备奏御。仁宗即位之初，以诸路阙官，凡守选者并与放选，以示特恩。至景元年正月，遂废书判为铨试。议者以为奏补人多令人假手，故更新制。曾不思书判犹如今之帘引，虽有假手，不可代书，若铨试之弊，则又甚矣，虽他人代书可也，省试犹可，况铨试乎承平时，假手者用薄纸书所为文，揉成团，名曰“纸球”，公然货卖，亦由朝廷施刑浸宽故也。 五代时，尉职以军校为之，大为民患。建隆三年十二月癸巳，诏：“诸县置尉一员，在主簿之下，俸与主簿同。”始令初赐第人为之，从赵普之请也。 国初，选人有服绯紫，或加阶至大夫，故人以为荣，虽老于选调不悔。乾德二年六月庚寅，中书详定陶等议：防御团练军事推官、军事判官（今从事郎），三考加将仕郎，试秘书省校书郎。留守两府节度推官（今文林郎），三考加承奉郎，试大理评事。掌书记、防御团练判官（今儒林郎），二考加宣德郎，依前试大理评事兼监察御史。留守两府节度观察判官（今承直郎），一考加朝散大夫，试大理司直，依前监察御史，又转而为诸府少尹，申奏加检校官或加宪衔。观察判官以上服绯，又十五年服紫，但不佩鱼，谓之“阶绯”、“阶紫”，非有劳绩而历任无过失者，并不改官，故改官之法亦优。 旧制，借绯、借紫皆不佩鱼。王诏为刑部侍郎，上奏云：“与胥吏无别，非所以示观瞻，乞与赐服人同佩鱼。”从之。然既许其佩鱼袋，则当改其衔为借紫金鱼袋、借绯鱼袋，今尚仍旧衔，此有司失于申明也。诏，化基之孙，举元之子，终工部尚书，享年七十九。 旧制，县尉捕盗无改官者。乾德六年三月庚寅诏：“尉逐贼被伤，全火，赐绯；三分之二者，减三选、加三阶；五分之二者，减二选、加二阶；三分之一者，减一选、加一阶。县令获全火，升朝人，改服色。余如尉赏。身死者，录用的亲子弟。”又诏：“捕寇立定日限，已罹限外之责而终能获贼者，与除其罚，不得书为劳绩。”赏罚非不重也，若遽令改官亲民则过矣。 今之司理参军，五代之马步军都虞候判官也，以牙校为之，州镇专杀，而司狱事者轻视人命。太祖皇帝开宝六年七月壬子，诏州府并置司寇参军，以新及第《九经》、《五经》及选人资序相当者充。其后改为司理参军。 国初，进士尚仍唐旧制，每岁多不过二三十人。太平兴国二年，太宗皇帝以郡县阙官颇多，放进士几五百人，比旧二十倍。正月己巳，宴新进士吕蒙正等于开宝寺，赐御制诗二首。 故事，唱第之后，醵钱于曲江为闻喜之饮。近代于名园佛庙，至是官为供帐，岁以为常。先是进士参选方解褐衣绿，是岁锡宴后五日癸酒，诏赐新进士并诸科人绿袍、靴、笏。自后以唱第日赐之，惟赐袍、笏，不复赐靴。 世传堂吏旧用士人，吕夷简改用吏人，非也。太祖皇帝以堂吏擅中书事权，多为奸赃。开宝六年四月癸巳，诏流内铨于前任令、录、判、司、簿、尉，选谙练公事一十五人，补堂后官，三年一替，令、录除升朝官，余上县。五月庚辰，以姜寅亮、任能、夏德崇、孔崇煦为之。此太祖开基立国之宏规也。不特此尔，寇准为宰相，刑部、大理寺、三司法直副法直官，旧例以令史迁补，准番用士人。景德二年三月，诏铨司选流内官一任三考无遗阙者，引对，试断案，授之。盖仰体太祖谨重堂后官之意而推广之也。然改制之初，不能一扫而清之，新旧杂用，士大夫耻与为伍。又三年，为任人无固志，旧吏长子孙为世业，一齐不胜众楚之咻，太祖皇帝美意数传之后，寂然无闻，是可恨也。 远方寒士预乡荐，欲试礼部，假丐不可得，则宁寄举不试，良为可念。谨按开宝二年十月丁亥，诏西川、山南、荆湖等道，所荐举人并给来往公券，令枢密院定例施行。盖自初起程以至还乡费皆给于公家，如是而挟商旅于关节，绳之以法，彼亦何辞。今不复闻举此法矣。 前代邮置，皆役民为之，自兵农既分，军制大异于古，而邮亭役民如故。太祖即位之始，即革此弊，建隆二年五月，诏诸道州府以军卒代百姓为递夫。其后特置递卒，优其廪给，遂为定制。 五季，武夫悍卒，以军功进秩为节度使者，不可数计，而班在卿、监之下。太祖皇帝以节度使受禅，遂重其选，升其班于六曹侍郎之上，此建隆三年三月壬午诏书也。故恩数同执政官，而除拜锁院宣麻尤异焉，非宗室近属、外戚国婿年劳久次，不得为此官。此外则殿帅而已，前宰执亦时有除拜者。崇宁以来，始有滥恩，其后官者皆得为之，殊失太祖改制之本旨矣。 前代赐时服，惟将相、翰林学士至诸军大校而止。建隆三年，太祖皇帝谓宰相曰：“时服不赐百官，甚无谓也，宜并赐之。”乃以冬十月乙酉朔，赐文武常参官时服，自后遂为定制。 唐制，为刺史者并借绯。太平兴国二年二月戊戍，诏常参官知节镇并借紫，防御、团练、刺史州借绯，候回日依旧服色。其服绯人任诸州亦借紫，惟军垒则否。 国初，假试官乃以恩泽补授，不理选限。太宗皇帝即位，牧、伯皆遣子弟奉方物为贺，悉以试七选，吏部南曹赴调引对，始授以官，自后假试方得齿仕版矣。 太祖皇帝以赵普专权，欲置副贰以防察之。问陶以下承相一等有何官以参知政事、参知机务对。乾德二年四月乙丑，乃以薛居正、吕余庆为参知政事，不押班，不知印，不升政事堂。曾不思唐朝宰相名色最多，若仆射，若内史，若纳言，若参预朝政，若同二、同三品，其为相则均也。而为同平章事，乃资历之最浅者。自天宝之乱，多以资浅者为之，而此名一定不易矣。以儒学见重于太祖，而不考前代典故如此，此官之设几于宰相之属。其后至道元年四月戊子更制，令升政事堂，知印、押班一同宰相，仍合班为一。其后为相者渐多，而参政之权渐轻，不得有所可否矣。官制未改之前，凡宰执官自为一班，独出百官之上，虽前宰相以宫师致仕者，皆不得与宰执官齿。 乾德元年，太祖因朝会见太子师侯益等班次在下，乃以闰十二月丙子降诏：凡一品致仕曾带平章事者，朝会缀中书门下班。自后礼绝百僚矣。 先是选人不给印纸，遇任满给公凭，到选以考功过，往往于已给之后，时有更易，不足取信。太平兴国二年正月壬申，诏曰：“今后州府录曹、县令、簿、尉，吏部南曹并给印纸、历子，外给公凭者罢之。”自此奔竞巧求者，不得以公凭营私更易改给矣。 唐末，藩镇诸州听命帅府，如臣之事君，虽或因朝命除授，而事无巨细皆取决于帅，与朝廷几于相忘。太平兴国二年三月，右拾遗李翰极言其弊，太宗皇帝始诏藩镇诸州直隶京师，长吏自得奏事。而后天下大权尽归人主，潜消藩镇跋扈之心。今长吏初除，替满奏事自此始也。 旧制品官服绯、紫，皆以品格，故选人久次多服绯、紫，京朝迁转之速者，反多服绿。太平兴国六年十一月冬至，郊祀赦文：“令常参官衣绯、绿二十年，于吏部投状，具履历以闻。”始以实历。后以应格者少，改用莅事日为始，遂为定制。 旧制中书舍人、谏议大夫权侍郎，并服黑带、佩金鱼。霍端友为中书舍人，奏事，徽宗皇帝顾其带问云：何以无别于庶官端友奏：非金玉无用红鞋者。乃诏四品从官改服红鞋、黑犀带、佩金鱼。今武臣大使臣以上，红鞋不知何所从始也。 国初，士庶所服革带未有定制，大抵贵者以金，贱者以银，富者尚侈，贫者尚俭。太平兴国七年正月壬寅，诏三品以上钅夸以玉，四品以金，五品、六品银钅夸金涂，七品以上并未常参官并内职武官以银。上所特赐，不拘此令。八品、九品以黑银，今世所谓药点乌银是也。流外官、工商、士人、庶人以铁、角二色。其金荔枝钅夸，非三品以上不许服，太宗特新此钅夸，其品式无传焉。其后球文笏头、御仙又出于太宗，特制以别贵贱。而荔枝反为御仙之次，虽非从官特赐，皆许服。初品京官特赐带者，即服紫矣。鞍辔之别，亦始于太宗时，太平兴国七年正月，诏常参官银装鞍、丝绦，六品以下不得闹装，不得用刺绣金皮饰鞯。未仕者乌漆素鞍。则是一命以上皆可以银装鞍也。近岁惟郡太守犹存银装、丝绦之制，此外无敢用者。若乌漆则庶人通用，而鞍皮之巧，无所不至，其用素鞍者，鲜矣。 国初仍唐旧制，有官者服皂袍，无官者白袍，庶人布袍，而紫惟施于朝服，非朝服而用紫者，有禁。然所谓紫者，乃赤紫，今所服紫谓之黑紫，以为妖，其禁尤严。故太平兴国七年诏曰：“中外官并贡举人或于绯、绿、白袍者，私自以紫于衣服者，禁之。止许白袍或皂袍。”至端拱二年，忽诏士庶皆许服紫，所在不得禁止。而黑紫之禁，则申严于仁宗之时，今虏中之服，乃是国初申严之制，此理所不可晓也。 太祖皇帝收藩镇之权，虽大藩府不敢臣属其下，使之拜伏于庭，而为小官者亦渐有陵慢其上之意。咸平五年五月壬戍，知开封府寇准极陈其不可，乃诏开封府左右军巡使、京官知司录、诸曹参军、知几县见知府并庭参设拜。自后诸州选人并拜于庭，故老泉上书亦尝言之，不知此礼废于何时。 进士旧无免解之条，咸平二年六月丙戌，诏贡举应三举人，并免取解。若三举连中则是九年，三举不连中则有二三十年者，不若限以十八年之为均平也。若四举连中则亦罕有，不为滥矣。 国初，士大夫往往久任，亦罕送迎，小官到罢，多芒屦策杖以行，妇女乘驴已为过矣。不幸丁忧解官，多流落不能归。咸平二年三月甲戌，诏川峡、广南、福建路官，丁忧不得离任。圣主端居九重而思虑至此，则从官远方者，不至于畏惮而不敢往。祖宗仁厚之泽大抵如此。其后以川峡距京师不甚远，至景德二年三月，复听川峡官丁忧，惟长吏奏裁。 尉职警盗，村乡争斗，惮经州县者多投尉司，尉司因此置狱，拷掠之苦，往往非法。咸平元年十月己丑，有诏申警，悉毁撤之，词诉悉归之县。盖后生初任，未历民事，轻于用刑，县令权轻不能制伏，民受其殃，此令一行，至今无敢犯者。 铨曹吏人奸弊最甚，掌铨者虽聪明过人，皆不能出。真宗朝有以为言者。咸平三年十二月丁未，诏选判司簿尉充吏部流内铨南曹主事。所以重士大夫之选，其视待流外者，霄壤不侔矣。 ●卷二 国初，三岁郊祀，士大夫皆迁秩。真宗即位，孙何力陈其滥，乞罢迁秩之例，仍命有司考其殿最，临轩黜陟，咸平四年四月，方颁行。自后士大夫循转颇艰。 国初，进士科场尚宽，礼闱与州郡不异。景德二年七月甲戍，礼部贡院言：“举人除书案外，不许将茶厨、蜡烛等入；除官韵外，不得怀挟书策，犯者扶出，殿一举。”其申严诚是也。而元丰贡院之火，死者甚众，则是法不行也。 又试场所问本经义疏，不过记出处而已，如吕申公试卷问：“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所谓四者何也”答曰：“对‘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人也义’，谨对。”试卷不誊录，而考官批于界行之上，能记则曰“通”，不记则曰“不”，十问之中四通，则合格矣。其误记者，亦只书曰“不”，而全不能记，答曰“对未审，谨对”。虽已封弥，而兼采誉望，犹在观其字画，可以占其为人，而士之应举者，知勉于小学，亦所以诱人为善也。自誊录之法行，而字画之缪或假手于人者，肆行不忌，人才日益卑下矣。行卷之礼，人自激昂以求当路之知。其无文无行乡闾所不齿，亦不敢妄意于科举，使古意尚存，则如章子厚者，岂容其应进士举乎 旧制，进士首选同唱第，人皆自备钱为鞍马费，而京师游手之民，亦自以鞍马候于禁门外，虽号廷魁，与众无以异也。大中祥符八年二月戊申，诏进士第一人，金吾司差七人导从，两节前引，始与同列特异矣。 进士考试差官属之转运使，惟许本路差官。大中祥符八年二月乙卯，诏本路阙人即报邻路差。 纳粟补官，国初无。天禧元年四月，登州牟平县学究郑河，出粟五千六百石振饥，乞补弟巽。不从。晁迥、李维上言，乞特从之，以劝来者，丰稔即止。诏补三班借职（今承信郎）。自后援巽例以清者，皆从之。然州县官不许接坐，止令庭参。熙宁元年八月，诏给将作监主簿、斋郎、助教牒，募民实粟于边。此古人募民实粟塞下遗意也。因记淳熙间，诏以旱故募出粟拯民，二千石补初品官，而龙舒一郡应格者数人，郡以姓名来上，孝宗皇帝疑而不与，仲父轩山先生力谏，以为失信于人，恐自后歉岁无应募者，孝宗亟从之，已而应募者众。 旧制，朝臣、监司因事谪官，多为监当，虽在贬所，犹以前任举官，言者以为无以示贬抑之意。天禧元年五月壬戍，始制因罪监当，不得举官充知县，朝臣不得举本州幕职官。前朝贬谪虽重。叙用亦骤，未闻其黜免而置之闲地也。王安石一时私意，贻害无穷，罪不胜诛，国犹为其所误，而况士大夫乎 国初，士大夫俸入甚微，簿、尉月给三贯五百七十而已，县令不满十千，而三分之二又复折支茶、盐、酒等，所入能几何。所幸物价甚廉，粗给妻孥，未至冻馁，然艰窘甚矣。景务三年五月丙辰，诏：“赤、畿知县，已令择人，俸给宜优。自今两赤县，月支见钱二十五千，米麦共七斛。畿县七千户以上，朝官二十千、六斛，京官二十千、五斛；五千户以上，朝官二十千、五斛，京官十八千、四斛；三千户以上，朝官十八千，京官十五千、米麦四斛；三千户以下，京官钱十二千、米麦三斛。”是时已为特异之恩。至四年九月壬申，诏曰：“并建庶官，以厘庶务，宜少丰于请给，以各励于廉隅。自今文武，宜月请折支，并给见钱六分，外任给四分。”而惠均覃四海矣。 旧制，士人与编氓等。大中祥符五年二月，诏贡举人曾预省试，公罪听收赎，而所赎止于公罪徒，其后私罪杖亦许赎论。 唐朝职掌，因五季之乱遂至错乱，或废不举。给事中掌封驳，不可一日无，皇朝淳化四年，太宗皇帝推考废职始于唐末，乃命魏庠、柴成务同知给事中，未几，隶银台、通进司为封驳司。真宗咸平四年七月，吏部侍郎、知封驳司陈恕乞铸印，命取门下印用之，因改其名为门下封驳司。 国初，五品以上任子，有陈乞摄太祝者，虽班初品选人下，然不一二年，经营巧求，即同正员，是与侍从奏补无以异也。至道二年四月乙未，太宗皇帝深惩其弊，乃诏五品以上任子，悉同学究出身，不许慑太祝。自后京选判然，巧求者无所容其奸。 应伎术官不得与士大夫齿，贱之也。至道二年正月，申严其禁，虽见任京朝，遇庆泽只加勋阶，不得拟常参官。此与书学、画学、算学、律学并列，于文武两学者异矣。 王师初下广南，北人畏瘴疠，无敢往者，虽武臣亦惮之。后有武臣自广南替回，陈乞免短使者，铨部以闻。大中祥符八年七月辛亥，始诏三班使臣任广南差遣，替回并免短使。遂以为制。 祖宗立国之初，崇尚俭素，金银为服用者鲜，士大夫罕以侈靡相胜，故公卿以清节为高，而金银之价甚贱。至东封西祀，天书降，天神现，而侈费浸广，公卿士大夫是则是效，而金银之价亦从而增。故大中祥符八年十一月乙巳，真宗皇帝览三司奏乏银支用，问辅臣曰：“咸平中银两八百，金两五千，今何增踊如此”然不知是时其价若干也。盖上以为重则下竞趋之，求之者多，则价不得不踊。咸平距祥符十数年间，世变已如此，况承平日久，侈费益甚，沿袭至于宣、政之间乎是宜价日增而未已也。 国初沿江置务收茶，名曰榷货务，给卖客旅如盐货，然人不以为便。淳化四年二月癸亥，诏废沿江八处，应茶商并许于出茶处市之。未几，有司恐课额有亏，复请于上。六月戊戌，诏复旧制。六飞南渡后，官不能运致茶货，而榷货务只卖茶引矣。 皇朝吏铨不曰尚书吏部，而曰考课院，其上著京朝官、幕职、州县官以别之。淳化四年二月丙戌，诏改考课京朝官院为审官院，考课幕职、州县官院为考课院，而总谓之流内铨云。 唐有理匦使，五代以来无闻。太宗皇帝淳化三年五月辛亥，诏置理检司，以钱若水领之。其后改曰登闻院，又置鼓于禁门外，以达下情，名曰鼓司。真宗景德四年五月戊申，诏改鼓司为登闻鼓院，登闻院为检院，应上书人并诣鼓院，如本院不行，则诣检院，以朝官判之。判院之名始于此。 大理寺奏案，刑部审复，奏而行之，太宗皇帝虑刑部、大理寺吏舞文巧诋，特置审刑院于禁中，以李昌龄为之，中覆，下丞相必又以闻，始论决。淳化二年八月己卯，诏行之。谨重人命如此。自官制改，并归刑部，不复有中覆矣。 唐百官入阁有待制次对官。德宗兴元中，日令常参官三两人奏事。后唐天成中，废待制次对官，五日一次内殿百官转对，长兴二年停。晋天福七年复。汉乾二年，陶奏罢之。淳化二年十一月丙申，太宗皇帝再复旧制，诏百官次对，每日两次。 诸州贡士，国初未有限制，来者日增。淳化三年正月丙午，太宗命诸道贡举人悉入对崇政殿，凡万七千三百人。时承平未久也，不知其后极盛之时，其数又几倍也。 世有恶少无赖之人，肆凶不逞，小则赌博，大则屠牛马、销铜钱，公行不忌。其输钱无以偿，则为穿窬，若党类颇多，则为劫盗纵火，行奸杀人，不防其微，必为大患。淳化二年闰二月己丑，诏：“相聚蒲博，开柜坊屠牛马驴狗以食，私销铜钱为器用，并令开封府严戒坊市捕之，犯者定行处斩，引匿不以闻与同罪。”所以塞祸乱之源，驱斯民纳之善也。其后刑名寝轻，而法不足以惩奸，犯之者众。尝怪近世士大夫，莅官视此三者为不急之务，知而不问者十尝七八，因诉到官有不为受理者，是开盗贼之门也，毋乃不思之甚乎。 皇朝以孝治天下，笃厚人伦，子之出继他位者，得封赠其本生父母，此前所未闻也。李为宰相，上言：“臣叔父超，故任工部郎中、集贤殿学士，叔母谢氏，故陈留郡君，是臣本生父母，臣不报罔极之恩，为名教罪人。今郊祀覃恩，望与追荣。”太宗皇帝嘉之，淳化四年二月乙丑，诏赠超为太子太师，谢氏郑国太夫人。然此犹因有请而从之也。至真宗天禧元年八月辛未，诏文武升朝官，父不在，无嫡母、继母者，许叙封本生父母。则四海之内均沾宠惠，虽于古礼违悖，亦忠厚之至也。 士大夫之家，不幸出妻，为之子者，非其亲生，犹可不服，苟其所亲生，而视之恝然，则非人类矣。张永德父颖，先娶马氏，生永德，为颖所出。永德知邓州，于州廨作二堂，左继母刘氏居之，右马氏居之，不敢以出母加于继母。永德事二母如一人，无间言。时大臣母妻皆得入谒，刘氏存日，马不敢同入禁中；刘氏卒，马始得入谒。太宗劳问嘉叹，封莒国太夫人。此可为人子事出母之法。仁宗景三年九月，集贤校理郭稹乞为嫁母服，诏两制、御史、太常寺、礼院议。诏自今并许解官申心丧。 前代名贤之后，累经褒表最显著者四人：一曰狄梁公仁杰，二曰张曲江公九龄，三曰段太尉秀实，四曰郭汾阳王子仪。真宗景德三年正月丙戌，张公九世孙元吉诣阙，献明皇墨迹并张公写真告身，诏以为韶州文学。大中祥符四年八月丙辰，以段公孙亮为三班借职。仁宗天圣六年七月，张公九世孙锡，又以公告身并明皇批答来献，补试国子四门助教。庆历三年三月壬辰，诏以狄公孙华州明法狄国宾为本州助教。四年正月丙戌，以郭公裔孙元亨为永兴军助教。元丰五年四月，复以段公八世孙文酉为陇州助教。复其家。国家非靳一命于先贤也，谨惜名器，虽贤者犹尔，况亵用之乎。 咸平、景德以后，粉饰太平，服用浸侈，不惟士大夫之家崇尚不已，市井闾里以华靡相胜，议者病之。大中祥符元年二月，诏：“金箔、金银线、贴金、销金、间金、蹙金线装贴什器土木玩之物，并行禁断。非命妇不得以金为首饰。许人纠告，并以违制论。寺观饰塑像者，赍金银并工价，就文思院换易。”四年六月，又诏：“宫院、苑囿等，止用丹白装饰，不得用五彩。皇亲士庶之家，亦不得用。春幡胜除宣赐外，许用绫绢，不得用罗，诸般花用通草，不得用缣帛。”八年三月庚子，又诏：“自中宫以下，衣服并不得以金为饰，应销金、贴金、缕金、间金、ρ金、圈金、解金、剔金、捻金、陷金、明金、泥金、榜金、背金、影金、阑金、盘金、织金金线，皆不许造。”然上之所好，终不可得而绝也。仁宗继统，以俭朴躬行，于庆历二年五月戊辰，申严其禁，上自宫掖，悉皆屏绝，臣庶之家，犯者必置于法。然议者犹有憾，以为有未至焉。自是而后，此意泯矣。 真宗皇帝东封西祀，思显先烈，大中祥符七年正月乙卯，诏升应天府为南京，建行宫，正殿以“归德”为名，以圣祖殿为鸿庆宫，奉太祖、太宗像，侍立于圣祖之旁。其后遂开高宗皇帝中兴之祥，始非偶然者。 僧徒奸狡，虽人主之前，敢为欺罔。江东有僧诣阙，乞修天台国清寺，且言，如寺成，愿焚身以报。太宗从之，命中使卫绍钦督役，戒之曰：“了事了来。”绍钦即与俱往，不日告成。绍钦积薪如山，驱使入火，僧哀鸣，乞回阙下面谢皇帝，而后自焚。绍钦怒，以叉叉入烈焰，僧宛转悲号而绝。归奏太宗曰：“臣已了事。”太宗颔之。苟非就焚，太宗必以欺罔戮之于市矣。 黄冠之教，始于汉张陵，故皆有妻孥，虽居宫观，而嫁娶生子与俗人不异。奉其教而诵经，则曰“道士”，不奉其教不诵经，惟假其冠服，则曰“寄褐”，皆激情无所业者，亦有凶岁无所给食，假寄褐之名，挈家以入者，大抵主首之亲故也。太祖皇帝深疾之，开宝五年闰二月戊午，诏曰：“末俗窃服冠裳，号为‘寄褐’，杂居宫观者，一切禁断。道士不得畜养妻孥，已有家者，遣出外居止。今后不许私度，须本师、知观同诣长吏陈牒，给公凭，违者捕击抵罪。”自是宫观不许停著妇女，亦无寄食者矣。而黄冠之兄弟、父子、孙侄犹依凭以居，不肯去也，名曰“亲属”。大中祥符二年二月庚子，真宗皇帝诏道士不得以亲属住宫观，犯者严惩之。自后始与僧同其禁约矣。 国忌行香，本非旧制，真宗皇帝大中祥符二年九月丁亥，诏曰：“宣祖昭武皇帝、昭宪皇后，自今忌前一日不坐，群臣进名奉慰，寺观行香，禁屠，废务，著于令。”自后太祖、太宗忌，亦援此例，累朝因之。今惟存行香而已，进名奉慰久已不存，亦不禁屠，双忌则休务，单忌亦不废务矣。 太祖征李重进还，以御营建寺，所御之榻存焉。后僧徒共建一殿，申严崇奉，名彰武殿，且请降御容，使民庶瞻仰。真宗皇帝命翰林画工图写严卫而往，仍赐供具。景德二年八月癸巳，命中使前往奉安，遇朔望，州郡率官僚朝礼。六飞南渡，荡为煨烬，后虽建殿，不复奏请御容，姑存遗迹而已。 太宗皇帝命内侍裴愈与山阴县令李易，直访王羲之兰亭旧迹。其流杯修禊处在越州，僧子谦因请建寺于旧地，以藏御札。至道二年二月壬辰，诏从子谦之请，赐寺名“天章”，仍以御书赐之。 东京相国寺乃瓦市也，僧房散处，而中庭两庑可容万人，凡商旅交易，皆萃其中，四方趋京师以货物求售、转售他物者，必由于此。太宗皇帝至道二年，命重建三门，为楼其上，甚雄，宸墨亲填，书金字额，曰“大相国寺”，五月壬寅赐之。 僧寺戒坛，尼受戒混淆其中，因以为奸。太祖皇帝尤恶之，开宝五年二月丁丑，诏曰：“僧尼无间，实紊教法，应尼合度者，只许于本寺起坛受戒，令尼大德主之，如违，重置其罪。许人告。”则是尼受戒，不须入戒坛，各就其本寺也。近世僧戒坛中，公然招诱新尼受戒，其不至者，反诬以违法。尼亦不知法令本以禁僧也，亦信以为然。官司宜申明禁止之。 万寿观本玉清昭应宫也，宫为火所焚，惟长生崇寿殿存，殿有三像，圣祖、真宗各用金五千两余，昊天玉皇上帝用银五千余两，仁宗天圣七年，诏玉清昭应宫更不复修，以殿为万寿观。盖明肃太后尚有修营之意，宰臣犹带使领，至是始去之，示不复修营也。 真宗皇帝朝，盛礼缛仪娄举，费金最多，金价因此顿长，人以为病。仁宗明道二年正月癸未，诏册宝法物凡用金者，并改用银，而以金涂之。自此十省其九，至今惟宝用金，余皆金涂也。 ●卷三 太宗皇帝以海内混一，四方无虞，乃于江南置太平军，江北置无为军，取太平无为之义。太平后改为州。无为之建，在淳化四年十二月戊戌，至大中祥符二年，建军方十有六年。灾异变怪忽发，八月中，有青蛇长数丈，出郡治；十六日，风雨，林木、城门、营垒尽坏，压死千余人，夜三鼓方止。九月乙亥，奏至，真宗皇帝亟命中使张景宣驰驿恤视，民坏屋者，无出来年夏租，压死者家赐米一斛，无主及贫乏者官收瘥之；令长史就宫观精虔设醮为民祈福。是时方尚祥瑞，宰相甚怒，加谴郡守，真宗不从。其后，守臣惩艾，于五年五月壬午，奏甘露降桐树。七年七月庚寅，奏圣祖殿丛竹内获毛屦二，以为圣祖降。九年四月，奏瑞气覆巢湖，画图来上。皆奉承上意也。洎至皇三年，仁宗皇帝在位三十年矣，六月丁亥，守臣茹孝标奏；城内小山生芝三百五十本，悉以上进，改名其山曰：“紫芝山。”蕞尔一培娄，不应一时所产若是之多也，上怒曰：“朕以丰年为瑞，贤臣为宝，草木虫鱼之异，乌足尚哉。茹孝标与免罪，戒州县自今无得以闻。”大哉王言！足以警臣子之进谀者矣！ 《虞书》载：“《箫韶》九成，凤凰来仪。”三代以后无传焉。惟汉宣帝时尝见，史不载其形状如何。真宗景德元年五月七日午时，白州有凤凰三，自南入城，众禽周绕，至万岁寺前，栖高木，上身如龙，长九尺，高五尺，其文五色，冠如金盏。至申时，飞向北去，遂不复见。州画图来上。是时，天下承平日久，可谓治世，宜其览德辉而下也。若麟，惟先圣识之。汉武获一角兽，当时以为麟，太史公不以为然也。太平兴国九年十月癸巳，岚州献兽一角，似鹿无斑，角端有肉，性驯善，诏群臣参验，徐铉、滕中正、王佑等上奏曰：“麟也。”宰相宋琪等贺。 官榷酒酤，其来久矣。太宗皇帝深恐病民，淳化五年三月戊申，诏曰：“天下酒榷，先遣使者监，宜募民掌之。灭常课之十二，使其易办，吏勿复预。”盖民自鬻则取利轻，吉凶聚集，人易得酒，则有为生之乐，官无讥察警捕之劳，而课额一定，无敢违欠，公私两便。然所入无赢余，官吏所不便也。新法既行，悉归于公，上散青苗钱于设厅，而置酒肆于谯门，民持钱而出者，诱之使饮，十费其二三矣。又恐其不顾也，则命娼女坐肆作乐以蛊惑之。小民无知，争竞斗殴，官不能禁，则又差兵官，列枷杖以弹压之，名曰：“设法卖酒。”此“设法”之名所由始也，太宗之爱民，宁损上以益下，新法惟剥下奉上，而且诱民为恶，陷民于罪，岂为民父母之意乎今官卖酒用妓乐如故，无复弹压之制，而“设法”之名不改，州县间无一肯厘正之者，何耶 江南李主佞佛，度人为僧，不可数计。太祖既下江南，重行沙汰，其数尚多。太宗乃为之禁，至道元年六月己丑，诏：江南、两浙、福建等处诸州，僧三百人岁度一人，尼百人岁度一人。自昔岁度僧道惟试经，且因寺之大小立额，如进士应举。然虽奸猾多窜身其中，而庸蠢之甚者无所容。自朝廷立价鬻度牒，而仆厮下流皆得为之，不胜其滥矣。 州长吏不亲监决，中唐以来为然，遇引断，皆牙校监决于门外。太宗恤刑，虑有冤滥，至道元年六月己亥，诏诸州长吏，凡决徒罪，并须亲临。因太常博士王扌犬有请也。今州郡杖罪，悉委职幕官，而徒罪必自监决，帅府则以徒罪委通判。圣朝谨严于用刑，盖以人命为重也。 丧家命僧道诵经，设斋作醮作佛事，曰：“资冥福”也。出葬用以导引，此何义耶至于铙钹，乃胡乐也，胡俗燕乐则击之，而可用于丧柩乎世俗无知，至用鼓吹作乐，又何忍也开宝三年十月甲午，诏开封府禁止士庶之家丧葬不得用僧道威仪前引。太平兴国六年，又禁送葬不得用乐，庶人不得用方相头。今犯此禁者，所在皆是也。祖宗于移风易俗留意如此，惜乎州县间不能举行之也！ 江南李唐旧用铁钱，盖因韩熙载建议，以铁钱六权铜钱四，然铜钱之价相去甚远，不可强也。江南末年，铁钱十仅直铜钱一。江南平，民间不肯行用，转运使樊若水请废之。太平兴国二年二月，诏官收民间铁钱铸为农器，以给江北流民之归附者，于是江南铁钱尽矣。然川蜀、陕西用之如故，川蜀每铁钱一贯重二十五斤，铜钱一当十三，小民熔为器用，卖钱二千，于是官钱皆为小民盗销，不可禁止。大中祥符七年，知益州凌策请改铸，每贯重十二斤，铜钱一当十，民间无钅丕销之利，不复为矣。庆历初，知商州皮仲容议采洛南红崖、虢州青水铜，置阜民、朱阳二监，铸大钱，一可当小钱三。以之当十，民间趋利，盗铸不已。至八年，张方平、宋祁议，以为当更，乃诏改铜钱当十。先是庆历元年十一月，诏江、饶、池三州铸铁钱一百万贯，助陕西经费，所积尤多，钱重民苦之，至是并罢铸钱，其患方息。 旧制，命官锁厅应举，先于所属选官考试所业，方听取解至礼部。程文纰缪勒停，不合格者赎铜，永不得应举。中格，庭对，唱第日仍降甲。盖期待任子者甚厚，非比寒士也，虽欲假手，其可得乎故当时由此涂出者，皆为文人。仁宗欲开诱进之路，天圣四年六月辛未，诏免举所业，下第人免责罚，仍许再应举。景元年，复诏锁厅人不合格除其罪，以试者尚少而申明之也。然自是任子心无所惮，虽实无才能者，亦求试矣。 国朝故事，三元张灯。太祖乾德五年正月甲辰，诏曰：“上元张灯，旧止三夜，今朝廷无事，区宇安，方当年谷之丰登，宜纵士民之行乐，其令开封府更放十七、十八两夜灯。”后遂为例。太宗淳化元年六月丙午，诏罢中元、下元张灯。官虽废之，而私家犹有私自张灯者。余曩仕山阳，中元、下元酒务张灯卖酒，岂北方遗俗犹有存者耶。 北俗，遇月三、七日不食酒肉，盖重道教之故，而七夕改用六日。太平兴国三年七月乙酉，诏曰：“七夕佳辰，近代多用六日，宜以七日为七夕，颁行天下。”盖方其改用六日之时，始于朝廷，故厘正之，自朝廷始。 《月令》开冰献羔在仲春之月。五季之乱，讹舛至用四月。淳化三年三月己未，诏改正之。 祖宗留意民事，丁宁戒饬，虽州县小官未尝少怠。太平兴国八年三月丁未，诏应京朝官受任于外，并州县、幕职官朝辞，并于ト门宣旨戒勖，以其词著之坐右。不知此制废于何时。苟州县小官亦蒙皇恩宠绥，决知自重，思所以称上意，不敢自暴自弃矣。惜无能举行之者也。 承平时，阙多员少，士大夫注拟，必求须次者以自便。盖王事鞅掌，久劳于外，乍还乡里，展扫坟墓，聚会亲族，料理生产作业，势使之然，甚而违年，绳以三尺，不能禁也。淳化二年正月己丑，诏京朝官厘务于外者，受诏后给假一月浣濯，所在州府以赴上日闻，违者有罪。其后进士既多，任子亦众，故东坡进策有“一官三人共之”之说，以为居者一人，去者一人，而伺之者又一人。莅官之日少，闲居之日长，而士大夫至于冒法。况今一官而五六人共之耶。 雍熙三年九月癸未，诏知州、通判、幕职、州县官秩满至京师，于法书内试问，如全不知者，量加殿罚，所以关防检察癃老、昏缪、疾病之人也。今知州到阙必须奏事，通判而下不复举行，殊失祖宗谨重州县，勤恤民瘼之意，岂非不才者，多恶其害己，而不欲举行之乎。 汉天子印符曰玺，后世因其名不改。国初，御前之印、书诏之印、天子合同之印，其名不正。雍熙三年十月丙午，并改为“宝”，别铸用之。皇五年，仁宗以奉宸库有美玉，广尺，厚半之，命制为“镇国神宝”，宰臣庞籍篆文，刘沆书牌。哲宗元符元年，咸阳民段义献玉玺，云：“绍圣三年，河南乡修造家舍掘得之。”色绿如蓝，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其背螭纽五盘。诏蔡京等议之，咸以为真秦玺也。诏仍旧为传国玺。徽宗大观元年，诏求美玉，制八宝以易六玺。十一月壬戌，诏曰：“永惟受命之符，宜有一代之制，而尚循秦旧六玺之用。自天申命，地不爱宝，获金玉于异域，得妙工于编氓，八宝既成，无前比，可以来年正月朔日御大庆殿恭受八宝。”是举恩数特厚。政和七年九月辛巳，又制“定命宝”，“范围天地，幽赞神明，保合大和，万寿无疆”为文，广九寸，号九宝。二圣北狩，宝沦异域，高宗皇帝复制八宝，循大观旧规也。 大中祥符八年二月丁酉，值仁宗皇帝诞生之日，真宗皇帝喜甚，宰臣以下称贺，宫中出包子以赐臣下，其中皆金珠也。是年仁宗方就学，天生圣人，得于梦兆，方五岁，圣质已异常人，故均福臣下者特异。 真宗时，开封府洎京畿县受纳绵，多取出剩，讫事，悉掊其余，均赐官吏，而官吏无厌，愈更多取，岁增不已。景德三年六月壬辰，诏悉蠲之，官吏所赐以官钱给其直。 国初，吏人皆士大夫子弟不能自立者，忍耻为之，犯罪许用荫赎，吏有所恃，敢于为奸。天圣七年三月乙丑，三司吏毋士安犯罪，用祖令孙荫，诏特决之。仍诏今后吏人犯罪，并不用荫。又诏吏人招募，责状在身无荫赎，方听入役。苟吏可用荫，则是士宦不如为吏也，诱不肖子弟为恶，莫此为甚，禁之，诚急务不可缓也。 旧制，京朝官实历知县三任入同判，同判实历三任入知州。天圣六年七月己亥，诏自今任内有五人同罪，奏举减一任。同判后改为通判，至今因之。各以两任四考关升。 审官院定差知州、军，并以资历，不容超越，资历当得，不容不与。天圣七年九月辛巳，诏审官院定差，并申中书，引上审视，若懦庸老疾不任事者，罢之。今都堂审察，其遗意也。 国初，奏荐之制甚宽，不拘服属远近。天圣四年，始诏臣僚奏荐子弟须言服纪，不许奏无服之亲，冒奏者不以赦原。其后，又以服属之亲疏为奏官之高下，可谓良法。乾兴元年，仁宗皇帝登宝位，八月，令学士院试诸州进奉贺登位人：曾举进士，试大理评事；曾举诸科，试秘书省正字；余试校书郎。不愿试人，太庙斋郎，凡四等。试大理评事，元丰为假承事郎，今为通仕郎，出官从事郎。试秘书省正字，元丰为假承奉郎，今为登仕郎，出官迪功郎。太庙斋郎，元丰未改，今为将仕郎，出官亦迪功郎。其后例补将仕郎，惟宰执得登仕郎。 大中祥符八年，仁宗封寿春郡王，以张士逊、崔遵度为友，讲学之所为资善堂。此资善之名所由始也。自后元良就学所皆曰资善。 五代诸侯跋扈，枉法杀人，主家得自杀其奴仆。太祖建国，首禁臣下不得专杀。至建隆三年三月己巳降诏，郡国断大辟，录案朱书格律、断词、收禁月日、官典姓名以闻，取旨行之。自后生杀之权，出于上矣。然主家犹擅黥奴仆之面，以快其忿毒。真宗咸平六年五月，复诏士庶之家奴仆有犯，不得黥面。盖重于戕人肌肤也。祖宗谨重用刑，苟可以施忠厚者，无所不用其至。如：诏太岁三元圣节，不决死罪，则淳化二年三月也；令众人自五月一日至八月一日免，则天圣四年四月辛未诏也。列圣相承，莫敢不遵，此所以祈天永命欤。 祖宗旧制，州郡公使库钱酒，专馈士大夫入京往来与之官、罢任旅费。所馈之厚薄，随其官品之高下、妻孥之多寡。此损有余补不足，周急不继富之意也。其讲睦邻之好，不过以酒相遗，彼此交易，复还公帑。苟私用之，则有刑矣。治平元年，知凤翔府陈希亮自首，曾以邻州公使酒私用，贬太常少卿，分司西京，乃申严其禁：公使酒相遗，不得私用，并入公帑。其后，祖无择坐以公使酒三百小瓶遗亲，故自直学士谪授散官安置，况他物乎。故先世所历州郡，得邻郡酒皆归之公帑，换易答之，一瓶不敢自饮也。 师、傅、保辅佐人主，其名甚重，非道尊德重，不可以居也。师，导之教训；傅，傅其德义；保，保其身体。如周、召、毕公之于成王，可以当是名矣。汉之张禹、孔光辱莫甚焉，邓禹其庶几乎。后世以为阶官而序进之，失其本旨矣。若皇子加官而冠以师、傅、保之称，此何义也子虽贤而可为父之师、傅、保乎况有年方孩幼即加是官者，尤悖理矣。故英宗治平二年，御史中丞贾黯力陈其非，四月丙午，诏止加三公，太尉、司徒、司空是也。自此名正言顺，人无得而议。宣、政以后，至以师、傅、保加之宦竖，其悖理尤甚矣。 选人改京朝官，惮于作县，多历闲慢，比折知县资序。熙宁十年二月戊子，诏选人磨勘改京朝官，须入知县，虽不拘常制，不得举辟。近世此禁浸弛，凡改官人，有出身任教授，无出身任签判，二考满则赴部注破格通判矣。孝宗皇帝申严旧制，仍以三年为任，考第未足，或有过犯，不得注通判，至今尊行之。 《礼经》，女子出适，以父母三年之丧，折而为二，舅姑、父母皆为期丧。太祖孝明皇后居昭宪太后之丧，齐衰三年。故乾德二年，判大理寺尹拙、少卿薛允中等奏：“三年之内，几筵尚存，夫苫块之中，妇被绮罗之饰，夫妇齐体，哀乐不同，乞令舅姑之丧，妇从其夫齐衰三年，于义为称。”十二月丁酉朔，诏从之。遂为定制。 ●卷四 江南初下，李后主朝京师，其群臣随才任使，公卿将相多为小官，惟任州县官者仍旧。至于服色，例令服绿，不问官品高下，以示别于中国也。 太宗淳化元年正月戊寅赦文：“应诸路伪授官，先赐绯人止令服绿，今并许仍旧。其先衣紫人，任常参官亦许仍旧。”遂得与王朝官齿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