檐曝杂记 - 第 5 页/共 7 页

客少主人多，天高皇帝远。 　　张文潜《宛丘集。仲夏诗》：“云间赵盾益可畏，渊底武侯方熟眠。”（武侯谓卧龙。）此谑当更云汤Ь诸葛耳。相传有送鹅及梅子札云：“汤Ь右军二只，醋浸曹公一瓶。” 　　福州仁王寺有僧喜唱《望江南》。或为言于当事，延主一刹。又不得意，作诗云：“当初只欲转头衔，转了头衔转不堪。何似仁王高阁上，倚兰闲唱《望江南》。”此与“匆匆不暇唱渭城”相似。 　　《爆孛娄诗》：“东入吴门十万家，家家爆谷卜年华。就锅排下黄金粟，转手翻成白玉花。红粉美人占喜事，白头老叟问生涯。晓来妆饰诸儿女，数片梅花插鬓斜。” 　　俗语作对：烧炭用柴，必横柴而竖炭；煎浆下饭，须热饭而冷浆。（同上） 　　纸画梅花有诗云：“羌笛有声吹不落，胆瓶无水亦常开。”（同上） 　　俗语：“精”曰“鲫令”。“团”曰“突栾”。“孔”曰“窟笼”。“蓬”曰“勃笼”。“忍”曰“熬”。“足”曰“彀”。“视”曰“看”，曰“望”。“按”曰“｛钦手｝”。“浮”曰“吞”。（去声。）“移”曰“捅”。“流”曰“倘”。“虹”曰“吼”。“窍”曰“洞”。“箸”曰“快”。“卧”曰“党”。“概”曰“荡”。“跑”曰“波”。“立”曰“站”。“趋”曰“跑”。“躲”曰“闪”，曰“伴”。“藏物”曰“圆”。“热酒”曰“顿”，曰“荡”。“泻酒”曰“筛”。“门关”曰“闪”。“非常事”曰“咤异”。“喜事”曰“利市”。“忧事”钝“。”阶磴“曰”僵察“。”自夸“曰”卖弄“。”首饰“曰”头面“。”鞋袜“曰”脚手“。”器“曰”家伙“。”取物“曰”担“，曰”拿“。”疟疾“曰”打摆子“。”相助“曰”帮辅“。”小食“曰”点心“。 　　明太祖尝至国子监，有厨人进茶，上悦，赏以冠带。一贡生夜吟云：“十载寒窗下，何如一盏茶。”帝适闻之，应声曰：“他才不如你，你命不如他。”（同上） 　　刘钦谟至一僧寺，僧不答。刘问：“何礼？”僧曰：“我释教，不答是敬汝。”刘偶见一戒方，取击僧首。僧问：“何故？”刘曰：“我圣教，打是敬汝。”（同上） 　　伍文定与知府出行，见墙头露出一少艾。知府出对曰：“墙内桃花，露出一枝难入手。”伍对曰：“园中梅子，不消几个便酸牙。”（同上） 　　正德三年会试，王鏊、梁储为主考官。教坊演戏，一人问曰：“今年会试文何如？”一人答曰：“王良天下之贱工也，如何得好文章？” 　　金星士有《劝世诗》：“有生有死自家知，人不回头也是痴。傀儡一场虽好看，可怜终有散场时。” 　　一字易置为二字者：可、叮，召、叨，古、右。字异音同者：缌、相、钤。 　　僭删朱子中庸首节章句朱子注“天命之谓性”三句，不知费几番参究，然后落笔，固已无复可议，而愚窃尚有未安者。“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犹命令也。于是人物之生，各得其所赋之理，以为健顺五常之德，所谓性也。”第思孟子云“犬之性”、“牛之性”，即同是物类，已不能同性，况能与人各得所赋之理，以为健顺五常之德乎？盖物之中，清浊本不同。有与人性相通者，如蜂蚁君臣，虎狼父子，乌反哺，羔跪乳，鸡司晨，犬守夜，牛负重，马健行，是也。圣人因得而品节之，如牛穿鼻，马络头，皆驯而服之，非必栖鸟于泉，蓄鱼于木，而后谓之品节也。有与人性不相通者，如豺虎之暴，蜂虿之毒，行、喙息、蠕动，甚至虺、蛇、枭、獍，亦何莫非率其所赋之自然，而所谓理者果安在乎？况又有五常之德乎？圣人于此，亦惟有如周公之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固无所施其品节之方，物亦不受圣人之品节也，益可见人性、物性不可混而同之也。子思专就人身上指示性理，故言无弊。朱子从阴阳五行根源说下，故不得不兼人物而言，既兼人物而言，又于人所得天赋之理处不另为划清，故语多窒碍也。今僭删数字云：“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亦（亦应改即）。赋焉，犹命令也。于是人之生（删一物字，专主人说）。因各得其所赋之理，以为（健顺二字亦可删。五常之内自有健顺也）五常之德，所谓性也。”如此注解，似觉意圆而义密。至于末节有“万物育焉”之句，则又是人道之极功，而非谓人物初生时同得天理之全也。愚陋之见，未知然否。 　　○题席帽山人王逢梧溪集是集久无刻本，余从江阴叶保堂明经处借得抄本，颇完善。一再读之，知其生长于元末明初，与杨维祯、倪瓒、袁凯辈相友善，而始终不仕，盖自托于元之遗老，欲以隐节自完。故其为诗，大概以扶植名教、激扬风义为主。如余阙、李黼石、抹宜孙、陈友定、达识帖木儿等捐躯殉难，及他节妇、孝子、义士，无不各有小序以表彰之。尝劝张士诚降元，授官太尉，诗中即以“张太尉”称之，其后士诚僭伪号，则不复齿及，盖隐援陶渊明甲子纪年之义，亦可见其用意所在矣。古体诗音节高古，时有汉、魏遗韵。近体亦老成朴实，不落纤佻，固不屑与ひ家争工斗靡也。保堂以乡先辈遗墨，不忍听其湮没，将付梓以传，可谓能扶大雅之轮矣。 　　○河套河套，古朔方地，唐张仁愿筑三受降城处，地在黄河南，自宁夏至偏头关，延袤二千余里，饶水草。明初设东胜二卫，永乐后以地远难守，遂废为瓯脱。正统十四年有额森（旧名也先）。寇宁夏，留千余骑于其中，然尚未为所占据也。天顺间有阿勒楚尔（旧名阿罗出）。潜来居之。又有伽嘉色楞窃入套，将为久居计。王越等往剿，虽屡捷而寇据套自如。伽嘉色楞又纠元裔们都将居套内，称汗。成化四年，项忠讨满四，恐其乘冰冻与套寇合，乃急攻，获满四。可见是时寇久已居套矣。成化九年，王越袭寇于红盐池，大捷，寇始徙北去，西陲得息肩者数年。成化十一年，余子俊以延庆地平易，寇屡入套，我反居外，寇反居内，故筑边墙千七百里，以限内外。弘治元年，小王子渐入套中，出没为寇。弘治八年，鞑靼北部伊果刺伊木王等入套驻牧。于是小王子等相倚为边患。小王子居东方，号土默特，其分诸部在西北者曰济农、曰谙达。二部据有河套，时入寇。济农先入，诸达自丰州来会之，相倚为边患。总督刘天和击败之，然终未逐出。后济农死，谙达独盛。嘉靖二十六年，谙达求封贡，诏不许。时曾铣上言：“寇居河套将百年，出套则寇宁夏、三关，入套则寇甘、固，应请水陆并进，三举则寇不能支，当远徙矣。”帝方向之。而帝意忽中变，故严嵩得以陷铣及夏言于大辟。究而论之，套地水草肥美，自永乐弃废之后，又无汉人居之，故寇得窃据。其始犹未敢据为巢穴，中国每岁发兵搜套。其时寇常为客，而我犹为主。迨后驻牧既久，寇且视为故土，彼反为主，我反为客矣。今套地实即鄂尔多斯，守藩服惟谨，与四十八家蒙古及喀尔喀诸部落，长为不侵不叛之臣，自无庸驱之他徙。然则驾驭外藩，固在朝廷之盛德，使之不敢生心也哉。嘉庆十四年十一月初二日，因演剧有《议河套》一出，因略考套中原委于此。 　　○假印大案嘉庆十四年冬，有蠹吏蔡泳受、王书常、吴玉等私雕假印，凭空捏造事由，向三库及内务府广储司库共十四次，并诈传谕旨，称钦派办工大臣姓名，用伪印文书咨行部院衙门，以致各堂司官被其欺蒙，给发银两。有商人王国栋亦以工程在广储司库领银，看出假印，事遂败露。皇上念此案于涉大小官员甚多，惟恐稍有枉滥，默祷于天。正当节届近年，天气开朗，瑞雪应期，因即照军机大臣所拟，蔡泳受、王书常、吴玉均即处斩，仍先刑夹一次，再行正法。并传集各部院书吏环视，俾知警惧。其为从之谢典邦、商曾祺，秋后处决，余犯陶士煜等七人发黑龙江为奴。其失察之堂司官，分别黜降有差。 　　○海盗来降闽、粤外洋，自盗首蔡牵ㄈ扰滋事，海氛不靖，已十馀年。牵后为官兵所击溺死，继有朱为首，猖獗又数年。死，其弟朱渥独不愿为匪，嘉庆十四年冬率党夥三千三百馀人自首出投，海氛已稍熄矣。而外洋尚有郭婆带（本名郭学显）、张保仔二股，船数最多，剽掠亦日久。郭婆带亦愿为良民，张保仔邀其相助，不赴，并与保仔奋勇鏖战，杀其夥党百十人，擒获三百余名。自率其众五千馀人，亦于十四年冬收入平海内港，赴官呈献，并缴大小船七十余只、炮四百余位。闽浙总督百龄具奏其事。上喜其悔悟自新，赏给郭婆带官把总，令其随同捕盗。又同时有盗首东海霸陈胜等四百余人，亦带领船只炮械来投首，地方文武官乘机剿捕，又歼贼六七百人。余初不知外洋有如许盗贼，今据邸报，投首及擒献、歼毙者不下万人。真天子如天之福，自此，东南数省当长享清晏之福矣。 　　卷六○高名衡王阮亭《居易录》记明崇祯中，高明衡工诗画，尝在京画白练衣，内有花二十五种，寄其夫人张氏，并题五七言绝句（录中载其四首），以为风雅中人。按，名衡字平仲，以御史巡按豫省，劾熊文灿表荐孔贞会，为其所愚，专以抚流贼，遂致误国。崇祯十四年正月，李自成来攻汴梁。名衡偕推官黄澍、祥符县王燮、总兵陈永福等拒守七昼夜，贼退去。名衡由豫按代李仙风为豫抚。是年十二月，自成又攻汴。名衡偕陈永福及巡按任浚等，不解甲者四十昼夜。十五年二月十三日，贼放火药攻城，为浮土所歼而退。三月贼再来攻，以必拔为期，筑长围困之。直至九月十五日，朱家寨、马家口黄河两路大决，汴城全淹，始护周王以出，仍回城拒守。帝念其劳，得以乞病归。钱谦益记其守城诗，所谓“心同石炮俱糜碎，身与金钱总弃捐”者也。则名衡实为封疆劳臣，何以《居易录》绝无一字及之，但云守汴有功而已。 　　○骆养性王阮亭《池北偶谈》：故明锦衣卫指挥使骆养性。崇祯时，熊开元、姜采以言事下锦衣狱。一夕，帝御笔谕养性，取二犯绝命。养性附奏缴御笔，谓：“言官有罪，当明正典刑。今以昏夜杀二谏官，臣不敢奉命。”适帝意亦解，遂得不死。按《东华录》，养性入本朝，顺治二年为天津总督，奏请田赋悉照明代原额，其辽饷五百万、新饷九百万、练饷七百三十万一概删除，得旨允行。是时天津尚沿明季设有总督，故养性得之，而竟能奏免天下二千余万之加赋，可谓天下阴受其福，而不知我国家万年有道之长，实基于此。是养性之功，不特救熊、姜一事也。阮亭乃反遗之，未免舍其大而志其细。阮亭又谓宋荔裳犹及见之，而不言其现任官位，盖已致仕退闲矣。 　　骆养性掌锦衣卫，乃周延儒所荐也。后背延儒与中官结，反刺延儒阴事，皆上闻。帝乃大怒，延儒由是赐死。 　　○王承恩崇祯帝缢煤山时从死者，诸书所记不同。冯梦龙《甲申纪闻》谓太监王之心。程源《孤臣纪哭》谓太监王之心、王之俊。《燕都日记》谓司礼监王之俊。《绅志略》谓王之心从死，王之俊、王德化俱自尽。陈济生《再生纪略》谓王之心从死，其司礼监王之俊则被贼追赃时自尽。王世德《崇祯遗录》谓京城陷，帝以太子、二王托太监王之心、栗宗周、王之俊三人。帝缢，王之心从死。宗周、之俊献太子、二王于闯贼。是皆无王承恩姓名，惟徐梦得《日星不晦录》谓太监王承恩于十九日缢死，然不言从帝同缢。《国事补遗》及《国变录》则谓帝与王承恩对面同缢。今《明史》载同缢者系王承恩，盖据我朝顺治十一年上谕，褒恤明季殉难诸臣十六人内，独有太监王承恩。其时鼎革之际，明末内监多有在宫禁执役者，我世祖章皇帝询得其详，故独褒恤之。康熙四十二年，圣祖仁皇帝以熊赐履等所进《明史稿》载王之心系属错误，特命改王承恩。可见稗官小说多有不可尽信者，而本朝修《明史》时考订必求确核，真可传信千古。 　　按吴梅村所辑《绥寇纪略补遗》，独载帝与王承恩对缢于寿皇亭，内监皆未知，因御马至山后草，一识之，始寻得云。梅村成书在顺治壬辰，比世祖褒恤王承恩尚在前。梅村所辑已得其实，可见其临文不苟矣。 　　○张家玉《明史。张家玉传》：闯贼陷京城，家玉抵书骂贼，被缚去，长揖不跪。贼以杀其父母恐之，乃跪。其实父母尚在粤也。然诸野史所记，皆无此事。《燕都日记》谓家玉上书闯贼，请表彰死节诸臣。贼始而欲腰斩，继而免罪，仍署弘文院。《日星不晦录》家玉名下注：骂贼，绑出要剐，旋放。《劫灰录》谓：家玉年少貌美，声巨词辨。贼曰：“吾杀此曹多矣，未有如此不畏死者。”乃释之。家玉恐不得脱，乃转为文誉贼，乘间南走。惟《绅志略》谓：“家玉上书闯贼，请宾而不臣，贼怒欲剐之，颜色不变，乃释，而愈欲降之，不可，遣人往拘其父母，乃跪云。是为亲屈膝，事非无因。然诸书皆为之讳，则以家玉归广东后，起义兴复，百折不回，死犹不肯以颈血污敌手。其大节固已卓著，此等权宜营脱之处固可略而不论也。至修《明史》，则不妨瑕瑜互见耳。 　　华兰芬《燕邸日抄》亦谓：家玉已极口骂贼矣，绑出要剐，遽尔回心。为烈不卒，君子惜之。《通鉴辑览》：以家玉曾谒闯贼，廷议不予谥。 　　○汤若望　南怀仁余年二十许时，阅时宪书，即有钦天监正汤若望、监副南怀仁姓名，皆西洋人，精于天文，能推算节候。然不知其年寿也。后阅蒋良骐《东华录》，则汤若望当我朝定鼎之初，即进所制浑天星球一床，地平日晷、窥远镜各一具。其官曰“修政立法”。顺治九年，汤若望又进浑天星球、地平日晷仪器（初曰“修政立法”，或前明所授官，或其自署。至钦天监正则本朝所授官也。是年又赐太常寺卿，管钦天监事。汤若望号通玄教师，又从钦天监正升大常卿衔）。康熙七年治历，南怀仁议奏：监副吴维ピ所造八年时宪书，十二月应是九年正月，又一年两春分、两秋分种种错误。遂革维ピ职，授南怀仁为监副。按国初至余二十许时，已一百二十余年。而二人在朝中已能制造仪器，必非少年所能，当亦在三四十岁。则余识其姓名时，盖已一百五六十岁矣。后阅《明史。徐光启传》，以崇祯时历法舛讹，请令西洋人罗雅谷、汤若望以其国新法相参较。书成，即以崇祯元年戊辰为历元。是崇祯初已有汤若望，则又不止一百五六十岁。嗣后又不知以何岁卒也。 　　《明史。外国传》：西洋人东来者，大都聪明特达之士，意专行教，不求禄利。其所著书，多华人所未道，故一时好异者咸尚之，如徐光启辈是也。 　　○牛金星卢氏县举人牛金星，以磨勘被斥，投降李自成。自成奇其才辨，与谋议帐中。后私归取其妻子，为族中送官，坐斩，得减死论。自成又得之，大喜，伪署弘文馆学士。说自成以私恩小惠收人心，创为“迎闯王，不纳粮”之谣，传之民间，并为之分等威，申职守，创官爵名号，大加置署。自成既僭号，拜金星为天佑殿大学士。及自成自京师败归陕，金星子为其襄阳府尹。金星随自成自陕南奔，其同党宋献策等皆道亡，金星乃依其子于襄阳。此《绥寇纪略》所记也。以后不知下落，料已失势死矣。及阅王阮亭《池北偶谈》，则金星又尝为我朝京卿。盖奸宄之雄，见自成势盛，妄思为佐命功臣；及本朝定鼎，又知天命有归，则背伪主而仕兴朝，尚为得策也。 　　○洛阳伽蓝记佛教之入中国，已见《陔余丛考》。今按杨之《洛阳伽蓝记》，晋永嘉中，洛阳仅有寺四十二所，今城内外共一千余寺。其最雄丽者为永宁寺，后魏灵太后胡氏所造浮图，九层，高九十丈，刹又高十丈，西域沙门达摩遍历诸国，谓阎浮提所无也。按白马寺，汉明帝遣人向西域求得《四十二章经》，以白马驮来，因以为名。此一寺最古。后魏显祖好浮屠之学，国俗化之。故梵刹之盛，实自后魏始。报德寺，孝文帝所立，为冯太后荐福。景明寺、永明寺、瑶光寺，皆宣武帝所立。秦太上君寺，胡太后为其父母追福。胡统尼寺，太后姑所立。景乐寺、融觉寺、冲觉寺，皆清河王怿所立。明悬尼寺，彭城王勰所立。平等寺，武穆王舍宅所立。龙华寺，广陵王所立。宣忠寺，城阳王徽所立。高阳寺，高阳王雍之宅，雍为尔朱荣所害，故为寺。追光寺，东平王略之宅。建中寺，乐平王尔朱世隆所立。长秋寺，刘腾所立。景宁寺，司徒杨椿所立。又河阴之役，诸元歼尽，王侯第宅，多题为寺，故列刹相望。龙华寺，众羽林所立。菩提寺，西域人所立。法云寺，西域乌伤国沙门摩罗所立。又胡太后曾遣比丘惠生及敦煌人宋云向西域取经，惠生有《行记》，亦载《伽蓝记》内。按佛教既无益于身心性命，又无益于国计民生，不知何以风行若此？今且更千百倍焉。此固愚民易为所惑，然其始亦必有奇异动人之处，是以所至皈依。如《晋书。载记》内所志诵经解难，临刑枷锁自脱之类，大概或竟有其事。即如《伽蓝记》所谓：盘陀国王舍位与子，向乌伤国学婆罗门咒。四年尽得其术，还，复登王位。就池咒龙，龙变为人，向王悔过，实足骇人观听。是以人皆信向，到处崇奉。乌伤国有如来晒衣处。龙王寺有如来履石之迹。婆楼城有如来投身喂虎处。王城南摩休国有如来剥皮为纸、拆骨为笔处。再西行五日，有如来舍头施人处。辛头河有如来作摩竭大鱼以肉喂人处，有如来挑眼施人处。雀离国有如来为尸毗王救鸽处。那竭城有如来浣衣处。虽皆出于附会，然能使天下人人附会，必非无因。盖佛教多在咒语、偈语，如张道陵在鹤鸣山造符咒，传之至今，犹有验者。并里俗之祝由科、圆梦等技，虽不识字人习之，亦能驱使鬼神。不可尽以为诞妄也。世间万事无不有，岂可以方隅之见概之哉。 　　○庚申外史权以衡所著《庚申外史》，元顺帝为宋德帝之子一事。最为斟酌得宜，谓之真，则无确据；谓之假，则当时朝野咸有传闻。故开卷即书“文宗崩，遗命以明宗子妥欢帖木儿为嗣”，此顺帝得嗣位之由来也。下又叙宋德帝入元封瀛国公。瀛国公，幼君也。既长，愿为僧于白塔寺中，号合尊大师。后奉诏居甘州山寺。有赵王者出游，过其地，怜其老且孤，留一回回女与之。延七年，女有娠。四月十六日夜，生一男子。明宗自北方来，早行，见其寺上有龙文五采，物色得之，乃问瀛国公曰：“子之所居，得毋有重宝乎？”曰：“无有，惟今早生一男。”明宗大喜，因求为子，并载其母归。是虽未明言此子即妥欢帖木儿，而明宗先有子懿只班，立未逾月而殇，此外别无他子，则即妥欢无疑也。顺帝入即位后，又载尚书高保哥奏言：“昔文宗在时，尝述明宗谓陛下素非其子。”帝闻之大怒，问当时草诏者何人。虞集、马祖常以文宗御笔呈上，乃舍而不问。是又明顺帝非明宗亲子，则其为瀛国公遗体不待言矣。故余应、袁忠彻、程克勤诸人各有记述并诗歌。而权以衡此史于真赝疑信之间，可谓措词尽善矣。至其叙至正元年京师大饥，户部遣郎官求粮于扩廓。有普贤奴谓使者曰：“他将帅出师，皆朝廷供给刍粮。今察罕父子出兵大河南北，不曾费朝廷一钱，乃来求粮耶！”参政张至道叹曰：“三十二年天子，岂可使无一顿饱饭吃。”乃运五十车送京。按至正十一年天下乱，始有颍上红军起。十三年，颍州沈丘人察罕帖木儿起义兵，克复汴梁。其养子扩廓直至至正二十一年察罕被田丰刺死，始统其父军，安得以征粮事系于至正元年？且张至道谓“三十二年天子”，则应是至正二十七八年之事，何得倒置耶？ 　　○绥寇纪略吴梅村著《绥寇纪略》一书，记明末流贼之祸。仿苏鹗《杜阳杂编》、何光远《鉴戒录》之例，每卷以三字命题，虽不免小说家纤仄之体，而记载详赡，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年。其大者朝章国典、兵制军饷、勋戚之封建、藩邸之支派，以及国变后诸臣死事之忠节，无一不广搜博采。甚至流贼之混号，亦详其氏名，并贼属之伪官，亦注其姓字。不知当日何以有如许档案作为底本？盖直聚崇祯十七年邸报奏疏部议，一一考核；又参之以传闻，揣之以情事，而后成书。其自叙谓：北都之殉难者，以弘光中礼臣表忠之疏为鹄，而绪闻佐之。豫省以御史苏京优恤之疏为鹄，而绪闻佐之。然不特此也，保定则有陈禧之《甲申上谷纪事》，其他各省，访辑详载，虽滇、黔边裔，亦搜剔不遗。其心力可谓勤矣。每卷后又各有论断，文笔雅洁，各成一则古文，又可见其深于古学也。 　　《补遗》内，为项水心煜、周介生钟力辨其从贼之冤。谓“甲申三月十九日京师陷，煜于四月十八日已到南都，弘光即位已在拜舞之列，不知更有何时何地可以从贼。钟本笃厚友悌人，不死实大负生平。乃元末红巾有‘媲尧、舜而多武功，迈汤、武而无惭德’之语，现载陶九成《辍耕录》。忽移以诬陷钟，入之爰书，遂至正法。此何说乎”云云。余初疑梅村文人气类，未免意存回护。及观第九卷，李自成伪官如宋企郊、巩育、陆之祁、张然、喻上猷、扬王休、黎志升、史可镜等，内黎、史二人皆当时名士，而皆直书其从贼不讳。并谓可镜在省垣有声，降张献忠为长、常、辰巡抚，官军械至南都伏法。则因其从贼者之必书，可以知不从贼而诬为从贼者之辨之，非徇情也。惟李国祯列于正祀武臣七人之内，书云：襄城伯，赠太子太师，进侯，李贞武公国祯。自注云：襄城之死稍后矣。然不屈而死，祀之可也，进侯则过矣云云。然《明史。李浚传》谓：国祯被执即降，旋以拷赃自缢死。则谓其不屈而死者误也。想梅村先据礼臣表忠之疏书于正祀武臣内；后知其拷赃缢死，故又于《赠刘雪舫诗》内有“宁为英国死，不作襄城生”之句。可见其一字不假易矣。 　　《补遗》内有云：蒋德憬：李建泰、范景文视从前之充位者，相去远矣。下又云：建泰风骨峭拔，性慷慨，负重名。又云：建泰以督师出京，疾甚不能军。保定官绅方誓守城，建泰求入城，见势急，欲用知府邵宗元印，以活一城生灵，宗元不可。及城陷，建泰遂降于贼。是亦可见其直笔。 　　卷十内，张献忠有爱将，皆养子，共十人。抚南将军曰刘文秀，安西曰李定国，定北某轶其名，而平东亦不著其姓名，此外又有艾能奇、第化龙、张能、马元利等，共八人。献忠将尽屠蜀人，平东力谏曰：“王转战二十年，所过屠城无寸土。今出万死得斯土，庶几可立霸业。今又屠之，某等何用生为？愿先百姓死。”献忠乃止。献忠谋自蜀入秦，平东又为之破马广于汉中。是平东者，既能为献忠止杀，又能为献忠御侮，实盗贼中之贤者。梅村何以不著其姓名？按献忠爱将十人内尚有孙可望、白文选。今恭读《御批通鉴辑览》，乃知平东即孙可望，定北即能奇，而伪都督则白文选也。梅村不直书，盖可望后为李定国所败，降于我朝，封义王，其子犹袭封慕义公。想梅村著此书时，可望正官于朝，不便明其出自盗贼，故讳之耳（白文选后随李定国死于缅甸）。 　　《明史》孙传庭、杨嗣昌、左良玉及流贼李自成、张献忠等《传》，大概多取之于吴梅村《绥寇纪略》。盖梅村于顺治九年即辑成此书，而本朝修《明史》则在康熙十七年以后，时天下野史稗乘碑志之类皆送史馆，故《明史》于此数《传》皆以《纪略》为底本。其间稍有不同者。卷七内杨嗣昌伏毒死，下又云嗣昌自缢死，卷八内亦称嗣昌缢死，此未免歧误。《御批通鉴辑览》则云杨嗣昌自杀。又自崇祯十四年以后，李自成攻汴梁凡三次。据《纪略》谓是年正月之攻，高名衡以巡按偕陈永福等拒守七昼夜，贼退去。名衡以守城功擢河南巡抚。其后两次拒守，皆巡抚任内之事。而《明史》谓三次皆巡抚高名衡拒守（盖三次皆名衡拒守，故不复分别巡按、巡抚，以省文耳）。《通鉴辑览》则初次守城系名衡巡按任内之事，后二次守城乃巡抚任内之事，与《绥寇纪略》同。 　　《绥寇纪略》卷九，李自成入西安，长安知县吴从义死之。乃即此卷内隔五页，又云：自成封吴从义为太平伯。自成败回陕，从西安逃出时，吴从义尚从之至武昌。岂两人耶？ 　　甲申三月十八日，《明史》谓太监曹化淳开彰义门延贼入，《纪略》谓太监张永裕开齐化门延贼入。是时贼兵多，各门皆有攻击，不止一处也。 　　京师陷，《明史》谓宫女魏氏投河死，从者二百余人，而不及费氏。《纪略》谓宫女费氏为贼将所得，将成婚，费氏以刀刺杀之，亦不及魏氏（盖本两事，各记所纪。《通鉴辑览》魏氏、费氏俱载）。 　　李自成之死，《纪略》谓：通城九宫山有元帝庙，山民赛会，谋捍卫闾井。自成以二十骑上山，又止其二十骑，自成以单骑入，拜不能起。山民疑为劫盗，取锄碎其首。既而见其腰有金印，且有非常衣，始知即贼首自成也。《明史》则谓：自成率二十骑掠食，为村民所围，不能脱，自缢死。或又云：村民方筑堡，见贼少，争前击之，自成脑中锄死。此数事亦微有不同，其余皆符合。而《纪略》凡十二卷，《明史》只以三四十页括之，可见修史者剪裁之苦心也。惟洪承畴驰驱剿贼，自崇祯二年至十一年无一处不身在行间，而《明史》所列劳绩尚不如《纪略》之详，则正史与野史体例固各有不同耳。他如以亲兵曰“都虞候”、以勇士为“曳落河”、以番部为“典属国”、以汛地千把总为“候尉吏”、以抚降者为“安集掾”、以阉人为“竖头须”，此则过求典雅而反近于博也。 　　闻之故老云：明崇祯十五年松山为我朝兵所败，传闻督师洪承畴已殉难。崇祯帝恤典极隆，赐祭十六坛。其子弟在京，已刻行状，散吊客。方祭第十四，崇祯帝将亲祭（《通鉴辑览》谓赐祭十六坛）。而承畴生降之信至。后金声起兵徽州，与门人江天一俱败。总督洪承畴谕降，天一诵崇祯祭承畴文以愧之。承畴入本朝，为江南等省经略，又为川、湖、云、贵经略，归殁于京师，其子弟又刻行状，不复叙前朝事，即从本朝入关起。有轻薄子得其两行状，订为一本，以作笑端云。按承畴历官，惟在前朝剿流贼最劳；也，本朝国史未必叙其在前朝之事，赖《纪略》一书纤屑备载。盖其在前朝实有鞠躬尽瘁之忠，不可泯没者，不必复责其半途失节也。 　　○冒赈大案嘉庆十三年，淮、扬大水，皇上不惜数十万帑金，赈济灾民。有山阳县王伸汉冒开饥户，领赈银入己，上司委试用知县即墨李毓昌查赈。毓昌新进士，以清白自矢，遍往各乡村，查出浮开饥户无数。伸汉惧，许分肥，不受。既竣事，置酒饯别。是夕毓昌暴卒于公馆。淮安府知府王毂来验，口尚流血，竟不问，以颈有绳系，遂以自缢报。家人李祥、顾祥、马连升皆雇募长随，并伸汉拨来听差人包祥，亦长随也。棺敛毕，皆散去。未几，毓昌有叔李泰清来省视，见遗衣有血痕，颇疑之，密访亦有所闻，遂赴京以身死不明控，都察院具奏。上命山东巡抚吉念，提尸柩来济宁检验，口内尚有血痕，通体骨青黑，的系中毒。捕获五长随鞫讯，乃知伸汉贿嘱诸长随，乘其主酒渴，饮以鸩；又绳系颈，若自缢者。上大戒怒，以为从来未有之奇。诸长随皆凌迟处死。内手灌鸩之李祥，解至毓昌坟上，先刑夹一次，刳心以祭其主。顾祥、马连升先责四十板。包祥创谋，亦先刑夹一次。王伸汉斩决枭示。先验尸之王毂，以得赃亦斩决。其余查赈徇隐之同知、教官，皆连坐，分别定罪。加赠李毓昌官知府，其继子李希佐钦赐举人，一体会试。赴京控告之李泰清，亦赏给武举人。又御制五言排律三十韵以旌异之，颁诏天下。各地方官谅无不警惕矣。或者虑将来地方官因此遂不敢报灾办赈，不知圣天子视民如伤，惟恐一夫不得其所，岂肯因噎废食。惟向来办赈之法，本尚疏略。盖徒察弊于事后，而未能杜弊于事前也。放赈时，虽有委员监放，既赈后亦有委员覆查，然官吏不肖者多，或徇隐，或分肥，终属有名无实。救荒之策，究莫如减价平粜。多设厂座，俾远地不致向隅。限以升斗，俾奸民不能囤贩。仓谷不足，则买运以续之。此最为实惠及民之善政。其有灾重必应发赈者，饬各地保开报饥户，官为核实，即缮写姓名。凡一州县之内，各乡必有村镇聚集之所，计不过数十处。发赈之前，先将饥户姓名，并人口之多寡、赈期之久暂，分贴此数十处聚集之所，使人人皆得见之。事后抽查，亦易见虚实。则地方官自无从浮开饥口，即无从虚领赈赀，不防弊而弊自绝。圣主可无虑官吏之中饱，而有司亦不必避嫌而匿灾不报，或转致滋事也。 　　明末职方郎李继祯疏言：“国家发金钱活数十万生灵，而农桑复业，赋税常供，所得不止数十万金钱也。今已从贼者虽多，犹有限，未从贼而将来必至从贼者无限。今日平贼之费与他日平贼之费孰多？今日借出之钱与他日借出之钱孰多？不待词之毕而可决矣。”又宫允李明睿疏言：“先时发出一钱，可当两钱之用。急时与十钱，不敌一钱之用。” 　　○银杏树嘉庆十四年三月初九日，常州府学大银杏树一株，腹中忽发火。从隙处进出青绿色，有四、五蛇冒火出。初十日辰刻方熄。树仍无伤，葱郁如故。按李戒庵《漫笔》，明嘉靖元年正月二十一日，常州府学银杏树西南一枝，忽火发，窍中焰焰，水不能灌，至二十二日方止，树亦无害。未知今被火之树，即嘉靖中被火之树耶？或谓此乃文明之兆。嘉靖元年，府学有华钥中解元，今岁非会试之年，俟日后验之。 　　唐末董昌反，以卯年卯月卯日卯时僭号（见《吴越备史》）。 　　元末周子旺反，以寅年寅月寅日寅时僭号（见《庚申外纪》）。 　　○头有肉角梁武帝时，钟离人顾思远年一百十二岁，萧俣见其头有肉角，长寸许（见《俣传》）。余亦曾见二人，一江兰皋，阳湖人；一徐姓，嘉兴人，头上皆有肉角高寸许，年亦皆九十余，盖寿相也。然二人皆贫苦，皆无子，则亦非吉征。 　　○八仙俗以钟离权、吕洞宾等为八仙。后蜀孟昶生日，道士张素卿进八仙图，乃李耳、容成、董仲舒、张道陵、严君平、李八百、范长寿、葛永贵也。详见黄休复《茅亭客话》。又《图画见闻志》作李阿、长寿仙（《居易录》）。 　　《居易录》载：昌平洲柳林村夜有物似马，食人田禾。群伺之不可得，乃相约弓矢射之，马被创逸去，众随血迹寻之。至周皇亲坟，一石马身有血痕，始知食禾者，即此马也。余远祖廉使公（讳，明景泰甲戌进士，仕至山西按察使）。谕茔亦有此异。相传每稻熟时，辄秕而不实，但夜有砻米唱山歌声。居民迹之，乃坟上石人也，遂仆之。至今尚卧田中。余欲重起之，居民惧再为田禾祟，哀恳勿立，乃听之。 　　《长水日抄》云：东坡翰墨在崇宁、大观间尽令焚毁。及宣和间，上自搜访，一纸直万钱。梁师成以三百千取英州石桥铭。谭稹以五万钱缀“月林堂”榜书三字。幽人释子寸纸尺幅皆重购归之。是坡书翰不待南渡始贵重矣。 　　庆远人李文凤《月山丛谈》载：广西镇安府五指山与交趾相邻，产水精，弥望如雪。其巨者或取作假山，长至丈余云。余曾作镇安守，其地无所谓五指山，亦绝无水精，况长丈余者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