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明梦录 - 第 2 页/共 3 页
昆师性耿介而好臧否人物，尝谓余曰：“福箴庭（锟大学士）岂有此理，昨日在朝房，竟骂人曰麻烦（麻烦即累赘之意，京城土语）。似此伧夫口吻，如何做得中堂。”余闻之悚然。盖当时朝纲整肃，京官体制固一毫不苟也。又尝讥恩中堂（承）曰：“汝看恩中堂，凡事都说是照例。他做中堂，本是照例；即其面目，亦是照例。”盖嘲其方面，田田庸庸，得厚福也。细思之，不觉失笑。
满员以笔帖式为正途，其由科甲出身者甚少。部院堂官，不尽皆科甲人员，其中人才之杰出，亦有可指者，前所云荣文忠即其一也。又有吏部广少彭尚书（寿）事理通达，风裁峻整。其兼任内务府大臣也，每见其入宫门时，群阉严惮，不敢正视。在部时，与余亦甚相得，惜相处不久，旋薨于位。及今思之，尚有余慕也。
溥倬云（兴）为主事时，与余同部且同差时多。后升尚书，以病免。余简建昌同时，户部郎中有（泰）亦放陕西知府，其兄玉岑尚书（良）告人曰：“近日放两知府，舆论皆为朝廷贺得人。”又为之说曰：“官阶道尊而府卑。然朝廷实重府而轻道，谓府独当一面，可办事也。”此说虽非杜撰，宝师曾与余言之，其实亦慰藉语耳。后礼部应诏，保荐人才两人，余与焉，领衔者即尚书也。
端午桥官工部时，与余多同事工程。后由霸昌道，不十年游历封疆。丙午夏，余到京，相见于庆邸，初几不相识，后乃告余曰：“隔别多年，君竟留须矣（余四十二岁到建昌，路人谓太守为年轻，特于接印之日留须）。当时君记名，我尚未记名。君记之否？”盖自夸其已为总督也。旋渠改督两江，余简放苏州，竟成属吏矣。然总督驻扎江宁，而苏州则在苏抚范围之内，尚少直接关系。故渠在任，有盛行赂贿之名，而余则一毛不拔，虽未邀其青眼，却未曾稍有龃龉也。渠少颇不羁，自为满人，偏诋满人为不肖。鉴赏金石，颇负时名。惟其热中太甚，倒行逆施，知进而不知退。自调直督罢斥后，仍求四川一差，以为再起之计，致遭惨杀，死事不无可悯。然平心而论，不得谓非自取也。
同部升吉甫主事（允），汉军旗人，由举人出身，分吏部候补，而无甚出色。中法战争之前，有一日，递一条陈，请代奏。时万文敏公（青藜）任尚书，接其摺子。适余与戴艺甫（锡钧，后简放大名府）同往启事，文敏乃谓余二人曰：“此系公事，可以公言。”余看其摺子，意谓洋人太横，今宜仿乡试放主考之例，预定一日期，各省各派一大臣，计算程途，同日到省，将该省洋人同时杀尽，不得走漏风声，致令逃逸。定例司员代递封奏，应守秘密。文敏喜诙谐，而竟以公事公言告余两人，亦示调侃之意。升、戴与余同事，日日见面，本皆相好。下堂时，戴诘之曰：“汝知洋人尚有国否？汝杀其人，能杀其国否？”二人舌剑唇枪，互相争辩。余以他词乱之始止。余出京后，升竟入译署作章京，后又出洋保候补道，不知如何升转，由陕藩氵存擢甘督。庚子西狩之役，升在陕西迎驾。太监沿途骚扰，渠力裁抑之，铮铮有声。嗣又弹劾权贵，不稍假借，实为满员之得未曾有者。余出京后，即与之断绝往来。今忽录其少年轶事，非扬其短也；士隔三日，刮目相待，亦深佩其进德之猛欤。
余戊寅到京，其时外交事尚简。京师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省文则曰总理衙门，文言曰译署。堂官则名为大臣，司官则照军机例，名曰章京，由阁部人员考充之。光绪季年，厉行新政，遂改其衙门为外交部，且冠诸部之上。司官始由阁部兼差者，后改为专官；始之选用科甲人员考充者，后则非出洋之留学生不得与焉。
叔岳辞叔耘副宪（福成）出使外洋，甚著声望，当时之熟悉洋务者，无出其右。余欲从而学焉，渠曰：“洋务究属偏才，政治家宜求其全者，何必见异思迁？且此事非二十年经验不办，非仅懂西文、娴西语，遂可称职也。”余虽韪其言，然旷观时势，于外交事，仍时常留心。当中法未战之前，陈老正在提倡清流，于洋务极意研究，曾借译署历年档案，而属余分手抄之。余遂得习知故事，见咸同年间，外国所来照会，肆意谩骂，毫无平等地位，与近日之来往文字，迥不相同。自因圆明园被毁，城下乞盟，为彼族所蔑视。迨后交际稍娴，外貌遂渐改焉。当时之讲求外事者，皆曰办洋务，后则改为办新政，今则直言外交矣。
庆王之入总理衙门也，宝师叹曰：“贝勒只是一布伊邦（满语，译为内务府大臣）材料耳，如何能办外交？”盖庆王名奕，本系贝勒，后加郡王衔。晋封亲王，久长译署。拳乱后，荣文忠因病出缺，庆王遂秉国柄，直至摄政王出而始失权。回思吾师当日之言，益信国祚与人才，不得谓无关系也。
鸦片起衅，香港被占。以后外交迭次挫折，不必言矣。洎天津大闹教案，正值普法交战时代，曾文正不知外情，迁就结案。当时外人行险徼幸，中国竟为所愚，亦不可谓非外交之暗也。中俄立约，崇厚违训越权，几成大错。曾︱刚公使（纪泽）竟能以口舌之力，毅然改约，朝野称庆，此为外交转机之一端。中法一役，法侵越南，中国起而救之。无如器械不精，将才缺乏，黑旗刘永福孤军无援，致遭败衄。然划界议和，犹能不赔兵费，此亦外交中不幸之幸者。乃甲午、庚子两役，一则赔款二万万，一则赔款四万万，继而德、俄、英、法纷纷借地，迹近瓜分，外交又一败涂地矣。天假之缘，欧战大兴，群雄无暇东顾。此数年中正国家闲暇之时也，乃不知御侮，壹意阋墙，竟若外交为无足措意者。瞎马临池，彼仆此起，噫，尚何言哉。
同乡沈文肃公，己卯以两江督入觐。余就询时事，文肃曰：“中外今日皆有得过一日是一日之势，中国人不必遽自馁也。”要言不烦，其识见自有过人处。旋阅王芍棠中丞（之春）使俄草述各国情形，亦非一味颂扬。特因笔墨稍平，不能如曾︱刚袭侯、薛叔耘副宪两日记风行海内。然其于欧战之萌蘖，党祸之蔓延，言之固不无影响也。
纯庙崇尚文学，欲亲领棘闱风味。有一科会试，托一举子名，领卷进场，坐龙字第三号。未及终场，即传呼开门而出。遂御制一七律，末有“从今不薄读书人”之语，刊在至公堂屏门。所坐龙字巷，余会试时适坐其间，见第三号粉壁中书一“龙”字，近禁人坐。上有老树一株，亭亭如盖，似后来点缀而成。即坐号适打“龙”字，亦殆当时暗通消息欤！然此一番佳话，已足黼黻升平矣。
考试试差虽以考取名单为凭，而遇放差之日，仍应由礼部具全单，题请圜出。编修罗（嘉福）考差时，未取在八十名之内。太后于题本内，误圜其名，而阅考取名单，却无此人。太后曰：“我错了，如何是好？可挖补否？”军机奏曰：“御笔既圜，自是其人有造化；考取名单不过作一标准，可不必拘泥。”而罗遂得差矣。罗后以太守告病，适其时火焚其庐，藏书全毁，宝师因为余谈及此事。可见当时名为君主，实完全一内阁制也。
从前朝殿考试，虽不无暗通关节，究不能坦然为之。故三鼎甲次序，必以读卷大臣官阶为准，虽系锢习，亦足以示制防。昆师屡与阅卷之役，遇不如意事，辄与余痛言之。某科殿试，读卷官有吏户两尚书。户部尚书得一卷，取第一，要作状元。虽碍于习惯，须让宪纲在前者所取为首选，然究非官话。因商之大众，非以其所取第一为状元不可。吏部尚书乃怒曰：“论此卷之字，不必为状元；即论此人，亦不必为状元。”昆师告余曰：“弥封阅卷，何以知其人之该做状元与否？此老说话，亦太不检点矣。”后来赌气累日，大家调停，卒以户部尚书所取者居首。然名次黄笺已贴，更改为难。又有一最好事之某尚书，起而言曰：“若要改名次，我却带有刮刀。”乃袖出刮刀改之。汝想应试者带刮刀，岂有阅卷者亦带刮刀？此真无奇不有矣。又一次殿试阅卷，榜眼已取定矣，其卷中“闾阎”二字，误作“闾面”。昆师与福中堂同在读卷之列，福中堂挑出“闾面”二字，以为不典。有素著文名之某尚书乃曰：“闾面对檐牙。古人诗句，记曾有之。”大家遂随声附和，不复更动。榜发后，士论哗然。昆师举以告余，而深恨福中堂之无用也。又一次大考翰詹，昆师派阅卷，到南书房时特早。太监持一诗片出，曰：“有旨，要取此卷为第一。”昆师对曰：“今日是尚书孙毓汶领衔，俟其来时再承旨。”孙到，师告之曰：“我阅卷多次，未奉过如此旨意。今日是君领衔，且又是军机，消息灵通，请君斟酌可也。”后揭晓，人言啧啧，师乃以此事缘起与余言之。盖当时馆选渐宽，品流渐杂，不无越轨举动，相摩相荡，水火混争。而诋讠其科举者，遂得有所藉口矣。
从前京官，以翰林为最清苦。编检俸银，每季不过四十五金，所盼者，三年一放差耳。差有三等，最优者为学差。学差三年满，大省分可余三四万金，小亦不过万余金而已。次则主考，主考一次可得数千金，最苦如广西，只有九百金。若得乡会房差，则专恃门生贽敬，其丰啬以门生之贫富为转移，大率不过三百金上下，亦慰情胜无耳。然得之最逸者莫如房考。若主考则劳甚，放差后不过十余日即须起程，整理行装，而以预备联Ψ为最忙。礼联礼Ψ多自购写，到省分送官僚，以为送程仪之招。省之督抚，按照缺分肥瘠，预先派送。各省各有约数，临行时全数汇齐。辞曰馈赆，固光明正大，浑然无迹也。至于出京程途，远者逾两个月，至近者亦须旬日。冒暑遄征，无间晴雨，非赶八月初到省不可。到省后，即闭入闱中，埋头阅卷，一个月而始放榜，盖已筋疲力尽矣。出闱后，略事酬应，仍按驿回京。省分远者，往返须半年辛苦。然得之者意足心满，虽归囊盈绌不同，似亦不甚计较也。若学差则不然，官阶大小不同，省分肥瘠亦异，三年两次，周历诸郡，随带幕友书役，竟是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气象。且公费难依定额，供给取诸州县，关防之疏密，取与之严滥，即提调之知府不能言其究竟。本人亦未尝不感困难，然外面则堂哉皇哉，不失为督学礼制也。
有一科考差，钦命诗题“尚贤兴功”，得“官”字。同乡皆不知题旨。姨丈龚禹畴侍御（履中）曾以赀郎官兵部，辛未入翰林，是日亦与考。乃谓同乡曰：“我在兵部时，记司堂上有此四字匾额。兵部是夏官，题旨其殆出自《周礼》欤。”同乡以龚丈长厚，固不疑其诳，然总不敢轻信。周旭斋舍人（云章）乃以“人才贡夏官”五字，在第一联押“官”韵。出场语人曰：“我阁中书命轻，第一联押‘官’韵，固不合格；然果得旨，即不合格，亦复何碍？”后乃得一房差。而龚丈不特“夏官”二字不敢用，且“周官”二字亦不敢用，卒不得差。神差鬼遣，一似龚丈兵部资格，专为周舍人效力也者，何其巧耶？可见当日翰林以考差为第二生命，真足以颠倒豪杰也。
嘉道年间，考差学政、主考，阁部亦一体简放，不专属之翰林。咸同以降，翰林拥挤，此差遂多归之。阁部之得试差房差者，十只一二，而学差则绝无矣。余当癸巳时，因甲午京察无望，颇思于考差时卜一胜负，亦见猎心喜意也。习白摺，学试帖，月有常课，字虽未工，而诗却合格，兴致亦尚不浅。不逾时，忽调考功掌印，甲午可得京察，出乎意料之外。遂不复作得差之想，考差时草草成篇，未刻即交卷出场。数日后，阅卷者传出诗句，知吾之卷已在陈侍郎（学）手，取列第七。同乡太史群相庆，以为必得阔差，实亦半有妒忌意。因思此次所以想考差者，为本届不得京察也；今既得京察，本无得差之必要。况取在第七，他人或通声气，固可得大差，若余寂然不动，所得者，不过一房差耳，吾何取焉？乃遇顺天乡试及会试，进题本时，俱预先告假，以示与人无争之意。然亦别有所感触然也。凡放试差，五月初一，以远省云贵为首批。陆续放至七月，以近省山东为止。八月初一放学差，初六放顺天主考房考差。时有一打油诗嘲不得差者，云：“自从云贵盼山东，盼到山东又落空。学政乡房都过了，团家宴月明中。”其作谑亦殊虐矣。余于乡房告假后，戏谓人曰：“我考差费到半年工夫，今日告假，获免打油诗奚落，犹足以自豪也。”
乡会试及朝殿各试卷，归礼部没库保存，阅十科焚毁一次。余在京时，适届焚卷之期。时郭春榆在礼部掌印，托其将原卷取回。同乡熟人之卷，亦取出互阅，获隽文字，浓圈密点，各有可观。唯试帖多有笑话。盖馆阁重试帖，人皆于得翰林后始练习，平时专习八股，于试帖则无暇求工也。陈伯双侍御（懋侯）以名翰林叠掌文衡，字不甚工，而试帖却佳。乃观其癸酉乡试试卷，诗题系“月过楼台桂子清”，诗中有“玉露涓涓冷，金风阵阵轻”一联。渠以能诗自喜，每当其高谈阔论时，余必诵此联谑之。伯双归道山已三十年矣，回首当时文酒过从之乐，不禁慨然。
闽谚曰：“进学是文章，中举是命。”俗语流传，习焉不察，而不知煞有道理也。学政取秀才，试卷较简，幕友又多，场中固不免有遗珠。然其入选之卷，总有一篇稍妥文字。且笔迹优劣，亦较有标准。若乡会试则不然，试卷黑格朱书，本已目迷五色；时间既逼，卷帙又多，一人精神，一日看数十艺，已属神昏目眩，况三场十四艺。以十余日工夫，每人须看数百卷，统计之，即是数千艺，岂有不颠倒错乱哉？俗言朱衣点头，考官只有听命朱衣而已。余在赣时，曾考过府试五次。当时精神何等健旺，乃初看二三十艺，自易斟酌。及看过五十艺，字便不认得，题目亦遂不记得。屡试不爽。况乡会场繁冗，十倍于此乎。凡事非亲历其境，殆未易知艰苦欤。
京师场弊，自大学士柏（原名柏俊。因刑例凡伏法犯人，名字有好字面者，必加偏旁，使不成字）。正法后，功令为之一肃，数十年诸弊净绝。然弊虽绝，而阅卷之力不暇给，则无以易也。况每科总裁，必有一老中堂或一老尚书。尝闻有满中堂充总裁，临场不耐看卷，只将荐卷排作一圈形，置鼻烟壶其中，将壶一转，头向何卷，即中何卷。虽属谬举，然倚老卖老，任意作剧，类此者当尚不少。即宝师充总裁时，亦谓：“我只看诗，诗好则文无不好。”师喜作诗，故所言如此，可见其看文之不经意也。且闻房考阅卷，亦非逐卷批点，不过如走马看花，择其悦目者取而荐之。其余落卷，则预拟一空泛批语，如欠警策、未见出色之类贴之，并于文内补点数语，此卷便算毕命。其有落卷批出疵病者，皆由荐后不中，或拟荐未荐之卷，重新加批，非初阅卷时便如此精细也。更有房考性懒，将补批补点之事委诸家丁者，家丁亦有倩友人冒充者。房考多年力精壮之人，何至如此荒谬？实因时间匆促，势逼使然也。某科有一举子落第，取落卷一看，内批“火腿一支”四字。后查房考系熟人，携卷与之理论。房考仓猝答曰：“大错了！此系向供给所取物之条，他们如何误贴在卷上？”举子乃大闹曰：“好，好，汝们作房考，只知需索火腿，将我卷不看，交与他们贴批。他们何人？明明汝家丁也。”房考曰：“我为的与汝是熟人，是以说老实话。汝何必打起官话来。”举子曰：“我三年辛苦，文章不能劳汝一顾，说甚么熟人？”房考曰：“若打官司，我们交情，汝当不忍；若论赔偿，此事如何赔得起！我是穷翰林，汝所深知。我厩中只有一骡，汝牵去便是。”举子曰：“罢了。”遂牵骡而去。此亦考官坐罚之一重公案也。
前言乡会场试帖向不讲究。兹又记一事，可证明者。某省某道员任海关道，家赀颇富，大吏又器重其才，人多妒之。某科其子两人同榜中式，人谓其子本不通，且两子同榜，显有场弊。经言官奏参，奉旨查办。余充承办司员，开手自以调阅试卷为先。三场文字，甚为平庸，而试帖有“落日照桑摊”一句，则奇劣。大家商议，看此文字，决非枪替；而此外又别无关节破绽可寻。若仅以此诗句，指为文理荒谬，而乡会试帖非朝殿可比，向不苛求。且“桑摊”二字，安知不别有僻典耶？实亦大家重兴大狱，遂从宽发落焉。《制艺丛话》博引繁证，说得文章何等有价；今言场中衡文毫无凭据，两说岂不相悖？不知披沙拣金，既拣得金，自有价值；若是金而不及拣，不是金而误以为金，此中自有朱衣在也。
丁丑，昭兄与余同会试。首场诗中，“痕”字讹为“浪”字，系属失黏。当时检出，疑未即改，遂忙而交卷。场后急欲回家，以为必难徼幸也。乃榜发竟中，谒房考，看原卷“浪”字果未改。以为磨勘一定罚科也，乃告殿归去，以待下科补殿（中后不殿试，谓之告殿；下科补试，谓之补殿。）后来磨勘，居然无事。或云，场后试卷，房考必覆校一次，尽可设法改正；或云，磨勘亦有勘不出时候，皆未可知。此又试事之难以常理论者也。
传胪之日，余随班行礼。皇上将升殿，时丹陛上有一曲柄黄伞，便扶之而起。殿下盘一巨绳，长逾数丈。初不解其为何用，忽殿上赞：“鸣鞭！”有一人手执绳头，抖擞扑地，声震殿瓦，如是者三。然后皇上即升殿。首引一甲三名，跪于前头，次引二甲一名，又次引三甲一名，向前跪。旋即鸣赞行礼奏乐。迨礼毕各散，三鼎甲出正阳门，骑马归，礼官送之及第而返，此所谓及第也。二甲以下，则由旁门出，无人过问矣。鸣鞭之制，凡升殿皆然，不独传胪然也。民间放爆谓之放鞭，盖即取此义欤。
余试卷自卷库取出，由粹弟收藏，近已散失大半。今所记者，会试首场题目，首系“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二句，次言“而世为天下，则三见贤焉，然后用之”。诗“露苗烟蕊满山春”。二三场题目，则记不起矣。乡试首场题为“君子信而后劳其民”一章，次为“不大声以色”，三为“人知之亦嚣嚣，人不知亦嚣嚣”。诗为“南飞觉有安巢鸟”。次场《易经》题：为布为釜；《书经》题：弗询之谋勿庸；《诗经》题：维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畲？《春秋》题：冬，会陈人、蔡人、楚人、郑人盟于齐（僖公十有九年）；《礼记》题：孔子曰：“吾观于乡，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三场策题，亦未能记出。乡会覆试及朝考题目，苦思不得。仅记保和殿有一诗题为“雪白蔷薇红宝相，终难定其为何场”也。会试中二百十一名，卷为钱师所取；乡试中六十一名，卷为孙师所取。文不高而名次低，本不足异，唯乡试二场五经文，取而进呈御览，为可异耳。照例主考覆命，必有乡试录择文之尤者，进呈御览。首场多用元魁之文，二三场却不拘，然未有六十一名之卷取而进呈者。可见场中阅卷之忙，文章之无凭据也。今科举已停，余以生员切己之事，未及六十年，尚不能记清题目，过此更无人过问矣，故琐琐言之。
京师史馆林立，余无分与修史事。时《会典》适开馆，余充协修之职，盖吏部一门，须由吏部司员起草也。余分得稽勋司三卷，原本尚多罅漏，随意修饰，数日即交卷。同时部中无好手笔，意馆中总纂必有一番斟酌也。谁知依样葫芦，而全书成矣。余且得升阶保案焉。盖向来修纂官书，不过聚翰苑高才，分任纂修协修之役，精粗纯驳，各视其人之自由。总其成者，半皆耆年高位，以不亲细事为习惯，略观大意，信手批阅，即付剞劂。风行海内，人人遂奉为圭臬，以讹传讹，流毒无穷；迨识者指其错谬，已无从补救矣。此亦文字关系，不可以常理论也，人特习焉不察耳。
●卷下余在京时，查办重案多次。凡陵庙仓库兴作考查之事，多与其役。积年既久，更事渐多。且中经甲申、甲午两次战役，及累次外交胶葛，尤多有所阅历，名为部属，而于国家大事，颇得其大要。前人有《郎潜纪闻》之作，今所言者，半皆吾身亲见之事，非仅耳食已也。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惜年来记性锐减，不过得其十之一二耳。
从前京师最高机关曰军机处。处在乾清门东侧，屋只三椽，旁有小屋为茶房。堂官兼军机者，不能常到署。有事须进内面陈，司官多在茶房小坐。湫隘不堪对面，即军机章京办事之所，俗所谓南屋也。余考军机时，入其室画到，见其屋小如舟，十数人埋头作书，烛几见跋，其景况与寒窗无异。然其地极严重，平时无论何人，不得践其户也。其余如内阁、户部、刑部、都察院各署，余皆因公到过，虽各有大门大堂，而办事之所无不狭隘，皆以数十人聚在一室。刑部司堂简陋尤甚。当时夙夜在公，事固不废，而居其中者，尤安之若素也。
余每到军机处启事，其廊下必排烧饼油扎果数盘，为备枢臣召见下时作点心也。古人宰相堂餐，断不如是之节俭。当日枢臣，似尚有羔羊素丝之遗意也。
大学士名居揆席，非兼充军机大臣，几与闲曹无异。然位分不可亵，故大学士多有管部者。京官皆一满一汉，分东西坐，非如外官之坐，必中于堂也。唯管部，则于部中添一正座，两旁以满汉尚书陪之，满汉四侍郎则在下面分两旁坐。故大学士俗呼为中堂。后来不管部之大学士及协办之大学士，亦沿称为中堂焉。
御史为朝廷耳目之官。国初，有以州县循良行取为御史者。同光以降，则专以翰林编检，及各部郎中员外，考取序补。其实翰林一等得京察，或积资开坊；部员得京察一等者，亦注意外放，皆不愿考御史。因御史辗转一二十年，亦不过得道府而去。是御史只是二等人才耳。至满御史，尤系不得志者所为，偶有建白，多系受人请托。孝钦每于冬季语宫人曰：“岁将阑矣，满御史又该说话矣。”盖听政日久，深疑其有卖摺之弊也。李文忠久任封疆，动为言官所指摘。余过天津，与余言之切齿，谓非撤都察院不可，渠自有所激而云然。而御史好弄笔墨，咄咄逼人，实有令人生厌处。但瑕瑜参半，其有遇事敢言，不畏强御；或平日缄口不言，遇有要政，独能力排众议，侃侃直争者，皆不愧“拾遗补阙”四字，不得谓此官之竟可裁撤也。其所以招人訾议者，咎在朝廷鼓舞无权耳。
从前给事中、御史，例准风闻言事。而六部九卿堂官，皆得专摺条陈时政，弹劾官邪。翰詹得讲官者亦如之。其余如编检、部司员、阁中书等官，如有陈奏，须呈由堂官或都察院代奏。余初到京，适使俄大臣崇厚因擅立条约有损主权，京官纷纷具摺参劾。直督张（树声）之子张翰卿，联合六部司员，会衔具奏，而适少吏部之人，托王可庄与余言，写好摺子，要余领衔。余曰：“此事关系国体，衮衮诸公，自能力争；我们草茅新进，何必越职言事。”语次流涎摺上。可庄曰：“不列衔便是，何必糟蹋摺子。”余曰：“流涎却非本意。但我要奏事，得由我自主；若他人写便摺子，叫我领衔，我虽初出茅庐，亦不能如此懵懵。”其事遂寝。甲申、甲午之役，议论尤多，风气尤盛，余绝不轻发一言，所谓我无言责是也。唯马江败衅，同乡参劾张佩纶失机，系属乡事，不能不列名，非本意也。
从前国有大事，则交大学士、六部、九卿会议。六部即吏、户、礼、兵、刑、工各部尚书、侍郎也，九卿则翰林院、詹事府、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太堂寺、太仆寺、光禄寺、鸿胪寺各堂官也。名为会议，实在主管衙门早定一稿；或主管衙门应回避者，另推一衙门主稿。在内阁会议同意者，即行画稿；不同意者，或单衔具奏，或联合数人另奏，然究属少见。且议案虽取会同，而决议究以主管衙门为重。譬如从祀孔庙之案，或有异议，究须归礼部作主也。总之，纪纲整肃，无权利可争，无意气可用，公事易公言也。
从前易名之典限制甚严，朝臣非有勋望不得予谥。后来恩典渐宽，大学士尚书死后多予谥，然督抚得谥仍从严格。李文正之父曾任督抚，死后无谥。嗣文正以师傅入直军机，疆吏特据士民公呈，奏请予谥。孝钦阅摺后，乃对军机曰：“李殿图若果应谥，何以当时不办，乃事阅多年，始行奏请？”恭邸即对曰：“李殿图即李鸿藻之父。在任时确有政绩，士民日久不忘，呈请督抚乞恩；督抚据情转奏，并无冒滥。”孝钦曰：“汝们早不说，几几叫我得罪人了！”乃特旨准谥。文正登时磕头谢恩。此次召对，虽不免夹杂私话，然王道不外人情。当日文正恩眷之隆，君臣鱼藻之雅，都下播为美谈，无有加以訾议者。惟是枢密之地，语稍涉私，便不免传播，亦足见一时朝纲之肃也。
天子舆服旧制尚黄。然皇上平常御殿，多穿蓝袍，不穿补服。非逢五逢十并不挂朝珠。坐垫只用蓝缎，殿内陈设亦少黄色。且宫殿春联竟用白纸黑字。门皆朱门，未见有所谓黄门者。其殆以黄为俗物而嫌败意欤，抑以黄为正色而亵御不轻用耶。然外间一遇御字，则无不饰之以黄焉。
八旗之制，曰正黄旗、厢黄旗（厢或作镶）、正白旗、厢白旗、正红旗、厢红旗、正蓝旗、厢蓝旗。平时习焉不察，但呼某旗某旗而已。及谒陵时，各旗分为各色，正黄旗都统穿黄马褂，正蓝旗穿蓝马褂；而正白旗则竟穿全白马褂，正红旗竟穿全红马褂；至厢黄等旗则以红色镶边，厢红旗则以白色镶边。旗帜一色，楚楚可观。入关时骑射之盛，殆不过如是也。
《圣祖庭训》，光绪初年重刊，京曹各颁一卷。余领而读之，中皆道学之语，其言“暑不挥扇”一节，意义尤精邃。仁庙晚年圣学益粹，六十年文治之美，洵有本原也。
纯庙继武仁皇，导扬文化，书法极工。余于京师法源寺，见碑刻御制《游法源寺》诗，笔势飞舞，神采奕奕，似为历朝宸翰之最。特其诗句与御制诗集稍不同耳。大抵御制诗文集，或由儒臣润色，或代拟之，万几鲜暇，不能一一躬亲，亦如上赏之福寿字联匾，多由南书房恭代，不尽是御笔也。当时儒臣，以纪文达为最得优眷。南巡时，上幸白龙寺，时正鸣钟，上乃伸纸作诗。才写“白龙寺里撞金钟”七字，文达便大笑。上怒曰：“朕诗虽不佳，汝亦岂能当面大笑！”文达对曰：“臣非敢笑也。特因古人诗中有‘黄鹤楼中吹玉笛’一句，积年苦不能对。今观御制七字，恰是天然对偶，不觉喜而失笑耳！”一日，上莅南书房作书，手带一玉，刻《兰亭序》，字极细致。文达侍侧，目短视，乃就而睨之。上笑曰：“我出一对，汝能对，即以此赐汝。”因指玉刻中“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十一字，使对。文达应声曰：“若周之赤刀大训，天球河图。”庄重得体，得未曾有。上大喜，即脱玉与之。当时海宇承平，君臣相悦，诚非晚近所能梦见也。
发捻未平，满汉大臣仍闹意见。宝师尝告恭邸曰：“我们满洲特一洲耳，虽有人才，何能与汉人十八省比！”此言为其侄世兄景月汀将军（星）与余闲谈及之。当时天下承平，满汉渐无畛域，而月汀尚以此为言，可见满族之解事者，固早以排汉为戒也。
从前近支王公子弟，令在上书房读书。余带引见，进内时，天皆未明，即见小王公纷纷下学。儒者本有“三更灯火，五更鸡”之语。三更灯火，今则甫经上课；至五更鸡唱，则已回家安歇矣。是王子不能与人同也，时间既短，师傅又不无客气。大概有清以骑射得天下，本重武轻文。即如满洲大家教育子弟，每日雇一教读，其雇价月不过数金，少则只二金而已。无他，满人出身容易，不必学优而始可仕也。是满族人才缺乏，亦误于“何必读书”四字耳。
满人在京，可分为三等：一则一二品大员，年高位尊，各自持重，礼节周旋，一味和蔼。虽有闹意见者，间或以冷语侵人，而绝无乖戾之态。平心而论，较汉人尚多平易近情。一则卿寺堂官，及出色司员，稍有才干，便不免意气自矜；然一涉文墨，未有不甘心退让者。至寻常交际，酒肉征逐，若遇有汉人在座，转不免稍涉拘谨。一则平常司官、笔帖式，个个乡愿，无争无忤而已。窃揣满人心意，亦知平常占尽便宜，人才又不能与汉人较，故见汉人颇讲礼让。而汉人之在京者，大半客居，但见其可交可亲，转有视若地主之意。此余在京十九年，饮食周旋，所日相接触者，固历历在目也。
满人祭神，必具请帖，名曰“请食神余”。所祭何神，其说不一。未明而祭，祭以全豕去皮而蒸。黎明时，客集于堂，以方桌面列炕上，客皆登炕坐。席面排糖蒜韭菜末，中置白片肉一盘，连递而上，不计盘数，以食饱为度。旁有肺肠数种，皆白煮，不下盐豉。末后有白肉末一盘，白汤一碗，即以下老米饭者。客食愈饱，主人愈喜欢，谓取吉利也。客去不谢，谢则犯主人之忌。满人请客，以此为大典，然非富家不能办。余极喜食此肉，盖全豕去皮而蒸，其味与寻常殊不同。凡有请者，必起早赴之。余在京十九年，只遇过三次而已。宫中祭神，屡有赏吃肉之事，席地而坐，以自带之小刀切肉。大概皆内庭供奉，及武侍卫与焉，他人则无此口福也。
王公大臣许坐四人肩舆，或蓝呢，或绿呢，无甚区别，非如外官，必三品始坐绿呢轿也。然亦有不坐轿而坐车者，车则必用红套围，非堂官却不许僭也。要其坐轿坐车，则以贫富论，不以阶级分也。缘坐轿，则轿夫四人必备两班三班替换，尚有大板车跟随于后，且前有引马，后有跟骡，计一年所费，至省非八百金不办。若坐车，则一车之外，前一马，后或两三马足矣，计一年所费，至奢不过四百金。相差一倍，京官量入为出，不能不斤斤计较也。余初到京，皆雇车而坐。数年后，始以二十四金买一骡，雇一仆月需六金。后因公事较忙，添买一跟骡，月亦只费十金而已，然在同官汉员中，已算特色。盖当日京官之俭，实由于俸给之薄也。
清室王公富有庄田，其地租归直隶州县代征者不少。闻入关之初，褒奖功臣，准其跑马圈地，凡马足所至之处，即为所得之田。是征服地民田，即为功臣采邑也。但王公佃之于民，设庄头管之，又由其府中管家家人统之。年深代远，子孙不知田之所在，册籍亦苦难勾稽。层层侵蚀，岁岁销磨，则庄头与管家富，而主人贫矣。忆在部时，八旗地租，州县因催征不力议处者，不少官样文章，其民欠是真是假，无由诘也。溥倬云尝对余言：“我王府庄田有名无实，若照原额收租，我家何至如此拮据？”大抵天潢贵胄，凡事诿诸管家，犹之民间富贵人家，财产属他人经理，不数传无不中落者，其势使然也。
王公及闲散宗室，例不许离京城四十里，并不许任外官，且不许其经商，所谓爱之欲其贵也。满汉俸饷两项，统计二百余万，汉人所得者十一万有零。发捻乱后，俸饷减成，光绪初年，旋复旧额，是满人俸饷仍占汉人十之九，未尝不可使之富也。谁知谷禄有定，而生齿日繁，不商不农，独仰此俸饷为生，其何能给？尝见满员进署，半多徒步，其官帽怕尘土，罩以红布，持之以行。每遇朝祭，冷署堂官蟒袍，竟有画纸为之者。且闲散王公贫甚，有为人挑水者。虽勋戚世胄席丰履厚不无其人，其穷乏者究属多数。可见食之者不寡，生之者不众。初制之优待满人，亦适以害之也。
钟杰人（英），余之乡会榜同年也，由户部先得京察，放湖南岳州府。渠本福州驻防，其老本家则仍在京，到京自认为本家。旗人最重科甲，故往来甚密。载公（澜）即王之子，端王之弟也。澜公与杰人之本家有姻亲，多与杰人相往来。余偶与之相见，便拉拢交情，请酒送礼。又喜结交外官，李畲曾由工部捐知府，分发江西，渠为之写信与德晓峰。畲曾后送以磁器，渠对余言：“李畲曾居然送我磁器，未免见外了。”实亦意嫌其薄也。杰人往岳州后，渠屡与借贷。当时王公实有穷则思滥之意。清制禁王公与外臣结纳，历朝谕旨，极为森严。光绪中叶，防闲渐弛，如澜公者，实不一而足。杰人又有亲戚名惠某，庄顺皇贵妃之内侄。庄顺为醇邸生母，惠即醇邸表弟也。官兵部笔帖式，年甫二十，人极恭顺。余问之曰：“汝亦算是皇亲国戚，何以仅做笔帖式？”渠曰：“我与醇王至亲，与王亦有亲。但醇王穷，悼王尤穷，那比恭王为军机，有些进款。我房子月租十二两，王出五两，醇王出七两，余外伙食随意津贴。二王均无权，我安得不做笔帖式？”嗣余晤同部郎恩灏，问之曰：“惠某为醇王表弟，其贫如此；汝是慈安太后内侄，何以亦不阔绰？”恩曰：“不要说了。我家每年，宫中本有二千银津贴，慈安太后去世后，尚给一二年。后因法国打仗，慈禧太后言国用乏绝，我之外家亦一概停给，此项津贴遂完了。去年我娶亲，给我二百两，此外毫无沾光。至于年节，我们却有送礼，鞋子针线，却花钱不多，宫中亦以饽饽等物见答。但太监往来，每次须四两应酬耳。”余与杰人往来甚密，故于王公之情状颇有所知。合观此两人之言，亦可印证。今因后来亲贵之黩货，遂不谅其族众平日食贫之苦，亦未为公道也。
丁丑同年盛伯希祭酒（昱），宗室名士也。人甚不羁，菲薄满人，而喜与汉人为友。每谓：“穷奢二字，实可为我满人写照。愈穷愈奢，愈奢愈穷，此两字当作如是解也。”渠为豫亲王后人，家有庄田，其后亦不甚充裕，其言自有感而发。但其好买古玩，亦不得谓之非奢，特不俗耳。
从前京官专讲资格，原以抑幸进也。自仕途拥挤，而怀才不遇者，乃倡破格求贤之说，以耸动当途，而自为脱颖计。当时京中，遂有下诏责人、破格用我之谑。谁知亲贵营私，即借此破格为名，以便其颠倒而广招徕。于是驵侩骤跻贵显，皂隶亦溷衣冠矣。甚至姻娅无仕手握兵符，竟任其弃城潜逃而不为罪者。是举国家之爵禄刑赏，无格不破矣。人心瓦解，神州陆沈。何非此“破格”二字酿成之耶。种族主义，特其名也。
京师前三门，中曰正阳门，东曰崇文门，西曰宣武门。喜言谶者，谓清太宗天聪十年改为崇德元年，定有天下之号曰“清”，清以崇德始，以宣统终，“崇宣”二字，恰应崇文、宣武两门额。且明以崇祯亡国，清以宣统逊国，亦是一谶。况顺治以摄政王兴，宣统以摄政王败，此又莫之为而为者。然同治纪元时，发捻之乱未平，人即有以顺治、同治将成终始之兆为疑者，而后卒不应。其果谶耶，抑会逢其适耶？
余往吉林查办事件，濒行，宝师告余曰：“此役两面受敌，颇不易恰好。但有一语相告，汝须牢记：凡办案必须脚踏实地。奏摺中字字要有来历，不可以意为之；倘后来翻案，方站得住。”余谨受教。到吉后，穷一月之力，检查案卷数十箱，千头万绪，缕析条分，拟稿五十三开。事毕覆奏无异议。此案系吉林将军长顺与绅士台湾藩司于荫霖互相参揭，中更杂以御史卖摺一事，情节复杂，物议纷纭。先派钦差大臣，多托故不往。后始以本部敬止斋侍郎（信）及工部汪柳门侍郎（鸣銮）任之，余以掌印资格，派作随带司员，遂与同部溥倬云同行。工部所派者，则为何主事（乃莹）、丁主事（象震）两人。另有刑部王郎中（鹏运）、徐主事（谦）两人，因审案必须用刑曹也。钦差虽分满汉，而主意出自汉大臣为多；阶级虽分堂司，而办事究以司官为重。余虽系满大臣所派，而主稿则为汉大臣所推，除审案专属刑曹外，余事毕余一人任之。此案两方面因互争意气而起，所谓化小事为大事也。其结果则绅士议处，将军则附片请旨申儆；御史卖摺，审无确供，请归刑部就近复讯。平心而论，官厅案卷，难保无弥缝之处，而绅士之控案累累，且所讦将军，情节又多过当。就事论事，势不能无所轩轾也。
昆师与余甚相得，每见必畅谈数小时。有一次，礼部仪制司司官因收地租事不详查旧案，致乡民赴部禀诉，此本小事也。时昆师与李文正公同为尚书，钱子密姻叔为侍郎，三人以司官之言为然。满侍郎启秀独持异议，遂单衔具奏。乃派徐荫轩中堂（桐）查办。余充承办司员，检查旧卷，知礼部司官办理实有未当，但事非一年，官非一任，请旨将堂司各官量予议处覆奏，奉旨：既系事非一年，官非一任，所有堂司各官处分，着即加恩宽免。当查办未覆奏之前，余例应回避，不能与昆师见面。及事毕往见，曰：“皇上尚有恩典，汝何苦作恶人？但公事公办，我不怪汝。惟启秀本无行小人，此事之起，有谓其受人贿托者，我与高阳、子密三人力持不可，渠乃散布谣言，兴风作浪，竟以此小事单衔入奏。军机大臣亦小题大做，遽请查办，殊为怪事耳。”余只可设词敷衍而已。按侍郎单衔具奏，本为例之所许，但朝廷原可令其余堂官明白覆奏，无查办之必要，此必启秀当时弄些手脚耳。启秀亦翰林出身，由盛京侍郎调京后，骤升尚书，入军机，卒以袒护拳匪，外人指为祸首，明正典刑。观此人颠末，可知当日同部共事，邪正断难相容也。
京中招摇撞骗之风最盛，谣言最多。御史风闻言事，无所避忌，偶一牵连，便难解脱。长安之居，不得谓非险地也。赞老奏参陕西考官丁维嘱托太监买差一案，奉旨查办，余与承审之役。此案发难极烈，万目所视，颇难大意，而参摺只说风闻，尤难着手。研审逾月，始得端倪。缘丁维（记是山东人）与江西人饶士腾，均以编修考差，两人同寓。适有素识之古玩店伙到寓，谓：“吾有太监门径，可以买差。”丁富而饶贫，丁似有默许之意，饶亦未加拦阻，迨放四川试差之先一日，古玩店伙又来，谓说定四川可放，议价四千金。其实有无定约，讯无确据。迨次日，四川放人，与丁无与，则店伙之言为无验矣。不数日，丁放陕西主考，店伙又来索贿，丁自置之不理。及丁差竣回京，太监日往古玩店吵闹，道路纷传，而参案成焉。初审时，提饶讯问，饶自外省解来，一到堂，以不知情对，当时不得要领而散。讵饶回寓后便自尽，盖一时愤愧。恐无以自明，便寻短见，殊可悯也。嗣提丁到案，一切不认。提店伙到案，亦一味狡赖。其实太监是真是伪，何姓何人，并无主名可按。再三讯鞫，始供出直隶秀才一人、剃头匠一人，盖店伙受之于秀才，秀才受之于剃头匠也。秀才甚黠，一到堂，便说有关说情事，而以行贿未成为言；至太监系何人，如何索贿，则推之剃头匠，渠一概不知。盖劣生熟习例案，知虽认罪亦不重，省得吃眼前亏也。剃头匠则矢口不承，连日熬审，跪练入肉寸余，阅时三句钟，而毫无边际。问之丁，则曰：“渠卖的是四川，我放的是陕西，本两不相涉。即谓放四川时，我有应许，究竟有何证据？”问之店伙，亦游移其词。多方印证，始知店伙当日实有说合，丁实未峻拒。严诘丁，丁又言：“店伙当日不过隐约其词，我即以正言斥之。事后索酬，特京中人讹诈惯技，何能定我罪案？”当告之曰：“伐国不问仁人。店伙敢于唐突，自非无因至前，且汝当时即应举发。迨后来吵闹，汝如果问心无愧，亦即应送究。”此等责备，虽是呆板官话，然既成参案，则官话安得不说。渠始无词。后乃以不知检束，议以革职。其余人犯，以撞骗未成，分别拟以流徒完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