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阳国志 - 第 84 页/共 87 页

（４）凡吴管本双行夹注小字，皆朱勒。表示宋刻无之。如二页十八行「按《后汉书》曰」以下双行小字，至三页十三行「按《后汉》本传……复如此矣」之类是。惟二页「公孙系」以下「《后汉》作八ㄙ子系」七小子夹注不勒。足知宋椠所固有。盖吕大防校语也。 　（５）朱校吴本，有许多字改来反转不通。如上举３条的李熊，改作雄，即与《后汉书》不合。又如七页四行「屯阆中御鲁」的阆字，朱标作「郎」。同页十行「不义之事」句，朱标义字作「羲」。十页八行「何者之谈，阿谁为失」句，朱标何字于阿字旁。十一页十六行「迁璋于南郡之公安」句朱标「江」字在公字侧作江安。皆只能是表示吕刻异字。若竟照改，便反转不通了。何焯岂能不通至此。即其他任何校书的人也不会作如此不通的窜改。唯何焯校书，才是如此尊重异本原字。从而可以定此为何氏校本之证。又如有些吴本原字，与朱校异本字，本可通用的，朱校亦皆认真地写出该本异字来。这也是何义门校勘的风格。例如卷五二页九行，「置铁钱官」句，铁字旁，朱标「铁」字。四页五行，「募兵得伍千余人」句，伍字旁朱标「五」字。同页十行，「日中饥」句饥字侧标饥字。八页十四行，「欲以客宾待之」句，于客宾侧，朱标「宾客」二字。同页十六行，「璋一无所纳」句，于一字旁朱标「壹」字。十一页三行「牵去砍头」句，砍字旁朱标「斫」字。如此之类甚多，颇似其人谬妄无聊，改古字为今字（如铁）。又改今字为古字（如壹），或颠倒同义字（如宾客），皆属多事，并无足取。不知此正是何义门校书矜慎，毫厘不苟的特点。为考版本者必须重视之处。其字与嘉泰以来刻本每多不同，即可证其所据为元丰本也。 　（６）向藏此本中，又多有用朱圈删字，亦表示为宋椠所无。如卷五六页八行，「焉意渐盛」句，渐字上加朱圈。示吕本无渐字。又卷六《刘先主志》第三行，「父弘早亡。先主幼孤，其母贩履、织席自业」句，朱圈早亡二字。又于其侧再划两小圆朱圈。其所表示，为吕刻本于「父弘」下空两格。无「早亡」二字。如此之类，对于审订旧文，大有好处。查钱写李本亦作「焉意盛」，《函海》本同，而小注云「此下何本有渐字」，足见渐字乃张佳胤所加，吴何本遵之，《 常志》原所无也。就文义言，「焉意盛」实较「焉意渐盛」为佳，夫上文既已言刘焉「阴图异计」矣，兹又已平定任歧、贾龙反抗之师，则当僭意更盛，何得为「渐盛」乎？《函海》、《先主志》，「父弘」下小注云：「刘、吴、何、李本作宏。」又次「早亡」二字下小注云：「此下刘、吴、何、李本下无空位。」足见「早亡」二字，是李就吕刻空位添补字，吕刻所无，即常璩原文亦不应有，有则与下句「先主幼孤」文义重复矣。《三国志先主传》云：「先主祖雄，父弘。世仕州郡。雄举孝廉，官至东郡范令。先主少孤，与母贩履、织席为业。」未言刘弘何官，而径言「先主少孤」，则弘早卒未仕可知。正因未仕，所以家贫至于「贩履织席」。也正「世仕州郡」至弘而止之义，所以刘备虽贫而意气摄人。陈寿号称「良史」，行文精简，省言刘弘早卒而早卒之意自见。不言刘弘未仕，而未仕之意自见。常璩用《陈志》为文，于弘下加有字句，取在通俗易解，亦只可能于弘下加「未仕」二字，以明上文「世仕州郡」至弘而止之义；不应再加「早卒」二字，致与下文「幼孤」重复。由于吕大防所据本二字漫漶，刻本作空二格。张佳胤以八股取科名，未治古文，遂妄补「早亡」二字。何义门得元丰原刻校之，圈去「早亡」还为空位两格。这是他专门注重版本这一优点的一个例证。类似此例之处甚多，就不悉举了。只此一例，亦即可知何焯所据为吕大防刻本，和这一校本的价值之高了。 　（７）向藏此本，朱改吴本之字极多，不可胜举。其改最多者，为卷六《刘先主志》。从第七页第六行「权遣使」三字起，一直勒去三十五行，至第九页首行「先主遂领益州牧」句，凡六百七十字。另用朱字二百九十改写。合全卷所改一百余处，共三百余字中，此连续删改部分占有四分之三。核所朱改文，皆宋刻及刘、函、廖、顾诸本所有；所氻去文，则皆唯吴、何诸被称为「俗本」者乃有。以此可知是张佳胤所改窜，宋刻固不然也。 　　宋刻今可证验者惟钱谷影写本与刘大昌本，皆是依据邛州原本。吕大防本已不可得。此所朱校各字与行款，又与邛州李刻及李一公刻本不同，则其为依据元丰吕刻可无疑矣。 　　只就此三十五行论：所改朱字，全是钱谷写本所有，亦康熙时北京残存的刘大昌、李一公本所有（刘本现在北大图书馆，李本即武英聚珍版本所据），应为何焯所见。乃亦一一楷书全文二百九十字于勒去行间，何不以「另见某本」一句代之，而乃不厌其烦如此？又此卷改吴本獗字为「蹶」（五页十三行），强字为「强」（同页十五行）；崄字为「险」（二十行）；弃字为「」（六页十四、十六两行）；餐字作「」（九页十四行）；纠字作「」（十四页三行）；秭归作「姊」（十五页四行、五行、七行、十二行）；杰字作「桀」（ 十七页二行）之类，几如是不知古今字变的多余劳动。甚至如十三页八行，改「洛书宝号命」为「洛宝书号命」；十五页十七行，改「后追已至为」以至；又十六页十行改「是为太宗」之宗为「中」字，则是改通语成不通。如此之例，他卷亦不少。惟亦改出佳字甚多。如改「张飞翼德」为益德（卷六一页十九行，六页十八行，十二页十行）；改「柳柱」為「柱」（二頁三行）；改「高堂尉」为高唐尉（同页四行）；改「糜竺」为麇竺（三页七行）；改「令关羽入益州」为「下益阳」（十页三行）；改「君马何駃」为「何驶」（十一页八行、九行）；改「图曹仁于樊城」之图作「围」（十二页二行）；改「 羽美须髭」之须为「●」（同页十二行）；改「举兵拒守」之兵为「 郡」（十六页八行）；改「元汉祚」之元为「克」（十七页六行），全书如此佳改亦甚多。应皆只是机械地依据元丰本改，非如他人之意为改窜。此何校可贵处也。 　　以上七点说明向达（觉明）所藏，是何焯用内府朱砂将宋吕大防元丰刻本校录于吴管刻《古今逸史》本《华阳国志》残卷上的真迹。其可珍处，端在于保存了吕刻的形貌。这也并非认为吕刻就是正确的。自晋永和至宋元丰，已经九百三十年，《常志》被传钞窜乱若干次了。吕氏所得，并非善本，除已全阙《巴郡士女赞传》外，错、讹、衍、脱字句亦多。但不至如张佳胤之自作聪明、信手妄改耳。元丰至今又已九百余年，窜刻纷纷、展转诱误。纷厖诸刻，实皆自元丰本一源所出，而元丰本久绝于世，无凭订正！甚至明刻如张佳胤蒲州刻本亦不可得，仅赖吴管《古今逸史》本存其形骸。《四部丛刊》影印之钱叔宝钞本，与明代的刘大昌刻本，亦保存得嘉泰邛州本原貌。张佳胤自称得元丰本，乃与钱、刘本大异。至干嘉世，通儒辈出，始识张、吴、何本之谬，訿为「俗本」。然因元丰旧刻绝迹，莫有能知「俗本」之所以为谬者。尤可怪在：何焯校存之元丰本真迹，人亦不识，至于已入名校雠家孙星衍、顾广圻、顾槐三之手，亦不之识，涂批其上满。又至于书估得其后八卷残幅，已知其为何焯校真迹矣，而不能售，再伪造何焯题记以欺世，而后展转入藏向家。向觉明先生极其珍视，初未愿借出，由徐中舒先生介绍恳请，乃因谢国祯先生赴川大讲学之便携致，约定讲学完毕携回。还书时，余曾建议用原件拍照，分朱、赭、墨三色套印行世。值十年混乱，未克如愿。甚愿此宝物重光于世也。 　　　　十七　向藏本之顾批及其他干嘉名流题记。 　　此八卷中，除何焯用内府朱工楷真书和符号部分鲜明易辨外，又有用市售下品朱批校文字与符号相混。其色黯淡，笔带行草，粗大，非何焯原有甚明。而与顾广圻墨校笔致和款式正同。可以估定为顾广圻先后多次批校真迹。其证如下： 　（１）卷五，三页，十八行「自是莫有言者」之下，鲜朱有两小方圈，表示当空二格。其上眉墨批「当连」二字，行书。此外无字。显然是顾广圻谓朱校空格于文未合。未知原校人与其校例所致。 　（２）鲜朱校无额批，黯朱校与墨校则额批甚多，皆顾氏笔迹，且有明文属于顾校之证。例如：卷七、（《刘后主志》）十九页十二行，王崇论后主「外拔四屯之奇将」句，淡朱画△号于屯字旁，而于额上批云：「屯当作七，《东都赋》曰：授钺四七。」并双行小注其下云：「丁卯五月得此一条。」此为顾氏初校最得意处真迹甚明。又同页十四行「内无骨肉之谋」句，骨肉二字旁黯朱书「附」二字，额上有行书墨批「附见《诗》」四字。即今胥字。「见《诗》」谓《小雅角弓》「兄弟婚姻，无胥远矣。」胥读如疏，与《大雅》「 余曰有疏附」同义。此应是顾氏初校认为「骨肉」字当作「附」，为廖寅或其友人所不解，询之，乃又用墨批此四字。皆足为两种朱校分别出于何顾二氏与顾氏曾多次校批之证。钱谷写本字作「骨附」，足见李刻本亦讹为骨。张、吴、何本更讹作「骨肉」。顾广圻乃校还王崇原字。这是顾氏校书的最大优点。何焯只顾版本，不问文义。顾氏只顾文义，不问版本。皆有偏废之憾。今此书会两长于一册，使长短相补，美满无憾，亦校雠界之快事。 　（３）又，卷八（《大同志》）十一页二行，「而绵竹降，涪陵民药绅、杜阿应尚」句，药字侧鲜朱楷写一「乐」字。其上额先有黯朱行书批：「本涪陵民而降于绵竹也。赤祖在绵竹」十五字。又有墨批「《通鉴》是药字」五字，在此十五字旁（即第一行上方）。显然，乐字是何据元丰本改之异字。额上十五朱字，是顾千里初校时体会「 绵竹降涪陵民」文意，并指出上文「赤祖」为体会线索。其旁五墨字，则是其后重校时所得，以指旧校药为乐未是。这也是何、顾二校各自为政，与顾前后校汇于一处的证验。如此之类还多。 　（４）又卷九（《李特、雄、期、寿、势志》）一页十七行上，「 乃将民入郪王城食谷芋」句上，先有黯朱批「王当作五。郪县、五城县，皆属广汉。癸亥十月，千里校」二十字。复用墨圈，而另墨批云：「《通鉴》太安二年注引宋白：郪王城基址见在。然则郪旧有此名耳。癸酉三月。」二十九字。又复有「郪、五城，又见《蜀后主志》。意以前说为长。宋白恐未足据」二十一朱字，未注年月。按笔迹，亦当出顾氏手。是顾氏既已肯定「郪王城」当作「郪、五城」。十年后重校，又自推翻前说，更从宋白。又阅时，复自疑而两存之。其矜慎之处，至足钦佩（何焯此处无校迹）。如此之类亦多。大体皆采入本书校注中，不一一举。 　（５）顾氏不问版本，但凭淹博古笈，校得佳字甚多。其得意时，每自标注名字、年月于校语下。如「广圻按」（卷五的七页，六卷四页，七卷十页，十五页，八卷五页，十二页，十五页，直至十二卷尚有三处），「涧苹校定」（七卷五页，九卷六页，十二页）；「癸亥十月，千里」（八卷十九页）；「癸酉三月」（见上条）；「癸酉」（十卷三页）；「癸亥十月」（十卷八页）；「癸酉五月得此条」（ 十一卷十一页，谓吴本「太子中庶子」句下「傅从后」的傅从字「当作转徙。指愍怀太子废后，自金镛城徙许也」）；与「癸酉五月得此」（十一卷十八页，谓吴本第十三行「曩日失策江陵」句「当作西陵，指羊祜救西陵，督步阐为陆抗所败也」）。如此诸处，渊雅博通，精辟深透，而着字不多，实为从来校勘家所仅有，无怪其能名驰全国也。 　（６）顾校真迹，未自着名字、年月者更多于上条十倍。由其字体、文体和格式，极易分辨。最后在吴本「附江原常氏《士女目录》」和「张佳辑录」两行额上批云：「坏《华阳国志》者张佳允也」十字。又于其第二十行「便敬宾妇常元常」条之上常字画×，批其眉上云：「不通至此」。足见其识力和气魄。他原不注意版本，目中固无张佳胤，徒因吴刻依张本有此附篇，与所辑「女三人」之不通，乃判断蓝本与张佳刻有关而下前条判语，竟与张、吴本有关各方面史实符合。是亦其识力可钦之处。 　（７）觉明向氏所藏此本，除已镕合何焯、顾广圻两大名校外，又复参有顾槐三校批。明着「秋碧按」字者一处（未署名者不计）。又复有李调元、段玉裁及未署名等人题记，皆小字细书于脚栏外。因与校注无关，不录。举此以见此八卷明刻底本，自何焯校后，经阅人物之多。 　　　　十八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史部载记类华阳国志 　　《华阳国志》十二卷，附录一卷，晋常璩撰。璩字道将，江原人，李势时官至散骑常侍，《晋书》载劝势降桓温者即璩，盖亦谯周之流也。《隋书经籍志霸史类》中，载璩撰《汉之书》十卷，《华阳国志》十二卷。《汉之书》，《唐志》尚着录，今已久佚。惟《华阳国志》存，卷数与《隋志》、《唐志》相合。《新唐志》作十三卷，疑传写误也。其书所述，始于开辟，终于永和三年。首为《巴志》，次《汉中志》，次《蜀志》，次《南中志》，次《公孙、刘二牧志》，次《刘先主志》，次《刘后主志》，次《大同志》。大同者，记汉晋平蜀之后事也。次《李特雄期寿势志》，次《先贤士女总赞论》，次《后贤志》，次《序志》，次《三州士女目录》。宋元丰中，吕大防尝刻于成都，大防自为之序。又有嘉泰甲子李序，称：吕刻刓阙，观者莫晓所谓。尝博访善本以证其误而莫之或得，因摭两汉史、陈寿《蜀书》、《益部耆旧传》互相参订，以决所疑。凡一事而前后失序，本末舛迕者，则考正之。一意而词旨重复、句读错杂者，则刊而去之。又第九卷末有附记，称：《李势志》传写脱漏，续成以补其阙。则是书又于残阙之余，李为之补缀窜易，非尽璩之旧矣。刻本世亦不传。今所传者惟影写本。又有何镗《汉魏丛书》、吴管《 古今逸史》及明何宇度所刻三本。何吴二家之本，多张佳允所补《江原常氏士女志》一卷，而佚去《蜀中士女》以下至《犍为士女》共二卷。盖本第十卷分上中下，镗等仅刻其下卷也。又唯《后贤志》中二十人有赞，其余并阙。本则蜀郡、广汉、犍为、汉中、梓潼士女一百九十四人各有赞。宇度本亦同。盖明人刻书，好以意为删削，新本既行，旧本渐泯，原书遂不可觌。宇度之本，从本录出，此二卷偶存，亦天幸也。惟本以序志置于末，而宇度本升于简端。考《序》称：首述巴蜀南中之风土。次列公孙述、刘二牧、蜀二主之兴废，及晋太康之混一，以迄于特、雄、寿、势之僭窃。以西汉以来先后贤人，《梁益宁三州士女总赞》、《序志》终焉。则《序志》本在后，宇度不知古例，始误移之。又《总赞》相续成文，《序》亦与《序志》并称，宜别为一篇，而本亦割冠各传之首，殊不可解。殆如毛公之移《诗序》，李鼎祚之分《序卦传》乎。今姑从本录之，而附着其改窜之非如右。其张佳允所续常氏士女十九人，亦并从何镗、吴管二本录入，以补璩之遗焉。 　　　　十九　章宗瀛校四库全书考证史部华阳国志 《华阳国志》　晋常璩撰 　　　　　　卷一 　　《巴志》：「武王既克殷封其宗姬于巴。」原本封讹以。又：「 巴国分远，故于盟会希与。」原本阙与字。并据何允中本改补。 　　汉末政衰条：「业业仰前修。」原本前讹有。据何本改。 　　江州县、郡治条：「故世谓江州堕林粉也。」原本林作休。据何本改。 　　临江县：「枳东四百里接朐忍。」原本四讹西。据何本改。 　　朐忍县条：「山有大小石城并灵寿木、盐井、灵龟。」原本并讹势。据何本改。 　　涪陵郡条：「世号灵义出涪陵县郡治。」原有阙。出字，据何本补。 　　　　　　卷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