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学案 - 第 4 页/共 437 页
先生初为直讲，有旨专掌一学之政，遂推诚教育多士。亦甄别人物，故好尚经术者，好谈兵战者，好文艺者，好尚节义者，使之以类群居讲习。先生亦时时召之，使论其所学，为定其理。或自出一义，使人人以对，为可否之。或即当时政事，俾之折衷。故人人皆乐从而有成效。朝廷名臣，往往皆先生之徒也。
（梓材谨案：此下有「番禺大商子」一条，移为其人立传于后。）
徐积初见先生，头容少偏。先生厉声云：「头容直！」积猛然自省，不特头容要直，心亦要直，自是不敢有邪心。
神宗题赞先生像曰：「先生之道，得孔、孟之宗；先生之教，行苏、湖之中。师任而尊，如泰山屹峙于诸峰；法严而信，如四时迭运于无穷。辟居太学，动四方欣慕，不远千里而翕从；召入天章，辅先帝日侍，启沃万言而纳忠。经义治事，以适士用：议礼定乐，以迪朕躬。敦尚本实，还隆古之谆风；倡明正道，开来学之颛蒙。载瞻载仰，谁不思公；诚斯文之模范，为后世之钦崇！」
其孙涤曰：先祖治家甚严，尤谨内外之分。儿妇虽父母在，非节朔不许归宁。有遗训，嫁女必须胜吾家者，娶妇必须不若吾家者。或问故，曰：「嫁女胜吾家，则女之事人必钦必戎。娶妇不若吾家，则妇之事舅姑必执妇道。」
陈右司曰：胡先生在迩英，专以损上益下，损下益上为说。（补。）
晁公武曰：安定《易解》甚详，盖门人倪天隐所纂，故序首称「先生曰」。（补。）
又曰：《渐卦》「鸿渐于陆」，先生有取于范谔昌《易坠简》之说。（补。）
又曰：程正叔解，颇与翼之相类。（补。）
薛艮斋《与朱晦翁书》曰：教以安定之传，盖不出于章句诵说，校之近世高明自得之学，其效远不相逮。要终而论，真确实语也。某何足以知此，蒙诲之及，故敢言之。子路「何必读书」，孔子恶其佞；子夏必谓之学，不可谓不知言。二者岂无说邪﹖昧者盍少思！尝谓翼之先生所以教人，得于古之「洒扫、应对、进退」。知其说者，徐仲车耳。余子类能有立于世，是皆举其一端。介甫诗以宰相期之，特窥其余绪耳。成人成己，众人未足以知之。且君子道无精粗，无小大，是故致广大者必尽精微，极高明者必道中庸。滞于一方，要为徒法、徒善。汉儒之陋，则有所谓「章句」「家法」；异端之教，则有所谓「不立文字」。稽于政在方策，人存乃举，礼仪威仪，待人以行，智者观之，不待辩而章矣。
（梓材谨案：此条自洲原本所录艮斋《浪语集》移入。）
陈直斋曰：王晦叔问南轩曰：「伊川令学者先看王辅嗣、胡翼之、王介甫三家《易》，何也﹖」南轩曰：「三家不论互体故耳。」要之，三家于象数，埽除略尽，非特如所云互体也。（补。）
黄东发曰：先生明体用之学。师道之立，自先生始。然其始读书泰山，十年不归，及既教授，夙夜勤瘁，二十余年，人始信服。立己立人之难如此。
百家谨案：先生之学，实与孙明复开伊洛之先，且同学始终友善。其云先生在太学，与明复避不相见，此邵氏《后录》之谬，正与「主痈疽、寺人」之谈同也。
◆安定学侣
殿丞孙泰山先生复（别为《泰山学案》。）
直讲石徂徕先生介（别见《泰山学案》。）
屯田阮先生逸
阮逸，字天隐，建阳人。天圣进士，官太常丞。皇佑中，与安定同典乐事，迁尚书屯田员外郎。着有《易筌》。（从黄氏补本录入。）
（梓材谨案：先生与安定同典乐事，相与论乐，以为安定学侣可也。余姚翁氏注深宁《困学纪闻》云安定先生门人，未知所本。）
◆安定同调
忠文陈古灵先生襄（别为《古灵四先生学案》。）
助教杨大隐先生适（别见《士刘诸儒学案》。）
◆安定门人
正公程伊川先生颐（别为《伊川学案》。）
主簿范天成先生纯佑
忠宣范尧夫先生纯仁（并见《高平学案》。）
节孝徐仲车先生积
徐积，字仲车，山阳人。三岁而孤，事母至孝。以父名石，终身不用石器。从安定学，恶衣服不耻。应举入都，载母以从。比登第，同年共致百金为寿，却之，神宗朝数召对，以耳疾不能至。元佑年，除扬州司户参军。母殁，庐墓三年，雪夜伏侧，哭不绝声。时甘露降，木成连理。廷臣荐其孝廉，为楚州教授。徽宗初，改宣德郎。卒年七十六。（梓材案：原本此下有《东坡志林》一段，今以其不类传文，移为《附录》于后。）政和六年，赐谥节孝。有《文集》三十一卷。（云濠案：先生别有《节孝语录》，釆入《四库》。）
荀子辩
荀子曰：「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古者圣人以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是以为之起礼义，制法制，以矫饰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扰化人之情性而 道之也。使皆出于理，合于道也。」
辩曰：荀子非也。且人之性既恶矣，又恶知恶之可矫而善之可为也﹖矫性之矫，如矫木之矫，则是柳为桮桊之类也，何异于告子哉！弗思而已矣。余以为礼义者，所以充其未足之善；法制者，矫其已习之恶。
荀子曰：「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
辩曰：若如此论，则是上之教可废，而下之学可弃也，又乌用礼义为哉﹖余以为天能命人之性，而不能就人之性，唯人能就其性。如此，则与孔子之意合。孔子曰：「成性存存，道义之门。」
荀子曰：「今人之性，目可以见，耳可以听。可以见之明不离目，可以听之聪不离耳。目明耳聪不可学，明矣。」
辩曰：奚物而不可学也﹖赤子之性也，不匍匐矣。既匍匐也，不能行，必须左右扶持，犹曰「姑徐徐」云尔。然而卒能之楚、之秦、之天下者，其故何哉﹖盖曰学而已也。至于耳目，则何独不然。其始也，目不能视矣，耳不能听矣。然而明可以察秋毫之末，聪可以辨五声之和。卒能如此者，其故何哉﹖亦曰学而已也。夫奚物而不可学邪﹖
百家谨案：正唯耳目之有聪明，故圣人因明，继以规矩，以为方员平直，因聪，继以六律，以正五音，而有视听之学。正惟性之善，圣人制为礼义法度，而有复性之学。
荀子曰：「今人之性，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人之情性也。今人饥，见长者而不敢先食者，将有所让也；劳而不敢求息者，将有所代也。夫子之让乎父、弟之让乎兄，子之代乎父、弟之代乎兄，此二行者，皆反于性而悖于情也。故顺情性则不辞让矣，辞让则悖于情性矣。用此观之，人之性恶明矣。其善，伪也。」
辩曰：夫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此人情之常也，虽圣人亦不免矣。至于子之让乎父、弟之让乎兄，子之代父、弟之代兄，此二行皆出于其性也，何反于性而悖于情哉﹖有是性即有是行也，无是性即无是行也，乌有性恶而能为孝弟哉﹖弗思而已矣！
百家谨案：饱暖安逸，固人性情。然己既饱暖安逸，而见父兄之饥劳，试问此时之为子弟者，亦不知其心能安否。夫欲饱暖安逸，人之情也，其不安于父兄于劳之心，性之善也；让代其父兄，顺乎性之善也。
荀子曰：「凡礼义者，是生于圣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故陶人合土而生瓦，然则瓦生于陶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工人斲木而生器，然则器生于工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
辩曰：夫欲行其实者必先正其名，名正则教行矣。礼义之伪与作伪之伪，有以异乎﹖其无以异乎﹖在人者必皆谓之伪，则何事而不言伪﹖言性恶者，将以贵礼义也。今乃以礼义而加之伪名，则是欲贵之而反贱之也。奚不曰：「陶人因土而生瓦，工人因木而生器，圣人因人而生礼义」也﹖何必曰伪。
百家谨案：荀子固不识性，实由乎不识礼义也。夫性即土也，而礼义非瓦也；性即木也，而礼义非器也。况性不可以土木喻哉！夫性果何物也﹖即此心之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仁义礼智之理也。而此心不能不应万事，于是圣人取此心恭敬之性而为经曲之礼，羞恶之性而为咸宜之义。是礼与义即性也。云「顺其性而为礼义」者，并多此「顺」与「为」字。至若土与木，曷尝有瓦与器来，而以之相拟乎﹖由先生之辩，不足以折荀子也。
荀子曰：「薄愿美，狭愿广，贫愿富，贱愿贵，苟无之中者，必求于外。故富而不愿财，贵而不愿势，苟有之中者，不及于外。用此观之，人之欲为善者，为性恶也。」
辩曰：荀子过甚矣，何不顾孟子之意也﹖孟子以仁义礼智谓之四端。夫端亦微矣，其谓仁者，岂遂足用为仁哉﹖其谓义者，岂遂足用为义哉﹖是在其养而大之也。此所谓薄愿美，狭愿广，贫愿富，贱愿贵，以其不足于中而必求于外也；安得曰富而不愿财，贵而不愿势，苟有中而不求于外邪﹖故人之欲为善，以其善之未足也，而有可充之资、可为之质也，何必待性恶而后为善哉﹖性恶而为善，譬如搏水上山。善而为善，如水之流而就湿也，火之始燃而燥也，岂不顺也﹖
百家谨案：天下未有无其物而可强为者。即如荀子言，合土生瓦，斲木生器，亦必有是土木而后可生瓦器，岂无是土木而陶人工人琼森瓦器乎﹖且荀子云「人之欲为善者，为性恶也」，不知如果性恶，安有欲为善之心乎﹖即此有欲为之心，已足验人心之善矣。先生云「何不顾孟子之意」，似迂。彼既主张性恶，岂顾孟子哉！
荀子曰：「性善，则去圣王，息礼义；性恶，则兴圣王，贵礼义。」
辩曰：一阴一阳，天地之常道也。男有室，女有归，人伦之常道也。君必有民，民必有君，所以为天下也。不然，何以为天下﹖圣王之兴，岂为性恶而已哉！故性善，得圣王则愈治，得礼义则愈兴，安得曰「去圣王，息礼义。」性善而得礼义，如物萌而得膏雨也，勃然矣，有何不可哉！
荀子曰：「凡人之性，尧、舜之与桀、跖，其性一也；君子之与小人，其 性一也。」
辩曰：天下之性恶而已，尧、舜、桀、跖亦恶而已，是自生民以来未尝有一人性善也。未尝有一人性善，其礼义曷从而有哉﹖其所谓圣人者，曷从而为圣人哉﹖
荀子曰：「尧问于舜，人情何如。舜对：人情甚不美，妻子具而孝衰于亲，嗜欲得而信衰于友，爵禄盈而忠衰于君。
辩曰：荀子载尧、舜之言，则吾不知也。至于妻子具而孝衰于亲，则是妻子未具而尝有孝矣。嗜欲得而信衰于友，则是嗜欲未得而尝有信矣。爵禄盈而忠衰于君，则是爵禄未盈而尝有忠矣。则是天下之性，未尝无孝，未尝无信，未尝无忠，而人之性果善矣。其所以不善者，外物害之也。学荀子者，以吾言为何如﹖
百家谨案：荀子之学，与告子极相似，而有辨陶人合土以生瓦，工人斲木以生器，此杞柳桮桊之说也；礼义为伪，此义外之说也；以性为恶，即食色为性、生之谓性也。但告子之以杞柳喻性、桮桊喻义者，以为人生所有之本质，惟此知觉，而知觉无礼义也。欲得理于我，必须向天地万物上求之，使与我之知觉合而为一，而后为作圣之功。而不知此知觉之遂感而通，不失其宜者，即礼义也。然告子之东流、西流，亦只言性无善恶，须复求理于外。而荀子则直以人欲横流者为性，竟云性恶，反礼义为矫性之伪物矣。嗟乎，性道难言也！孔子明言求诸己，孟子明言性善、万物皆备，程子明言性即理也，朱子明言虚灵不昧、具众理而应万事。彼告子、荀子以礼义为外，人皆知为异端，犹可言也；欲明为儒者，不识吾性之即为礼义，狺狺焉欲以沿门乞火为秘旨，凡有反求诸己者，即便妄诋之为禅，不可言也。
辩习
性善乎﹖曰：善也。以善性而习有善恶者，何也﹖物诱于外而欲攻于内也，好恶之不正而邪情奸于其间也。养之而弗充，则性之弗固也，况未尝一日而养之乎。能自养者鲜矣，于是有君师之教、礼义之化也，所以养其性、长其善而正其习也。习不正则恶矣，恶不已则其性汩，而谓性之不善，是何异于害其苗而谓苗之不长也！人亦知夫苗乎﹖物之有苗也，苟无外物之害，则苗无不长矣。苗之槁者，外物害之也。是故善养苗者，必去其害苗者。去莠，恶其害苗也。善养性者，必去其害性者。去恶，恶其害性也，然则性者善也，习有善与恶也。习久不变，然后善恶定也。卒而为君子，卒而为小人，皆所以取之道也，是故习不可不慎也，善习者，虽瞽、鲧为父，亦舍父而习他矣。性则善也，习有善与恶也，是故习不可不慎也。
语录
先生言人当先养其气，气完则精神全，其为文则刚而敏，治事则有果断，所谓先立其大者也。故凡人之文，必如其气。班固之文，可谓新美，然体格和顺，不若太史公之严。近世孙明复及石徂徕之文，虽不若欧阳之丰富新美，然自严毅可畏。
人之同官，不可不和。和则事无乖逆，而下不能为奸。必欲和，莫若分过而不掠美。
欲求圣人之道，必于其变。所谓变者何也﹖盖尽中道者，圣人也；而中道不足以尽，圣人故必观于变。盖变则纵横反复，不主故常而皆合道，非贤人之所能。故孔子曰「未可与权」，孟子「恶其执一」也。
治《诗》者必论其大体。其章句细碎，不足道也。且《诗》何必分二《南》为《国风》，而《雅》有大小，又有《颂》也﹖盖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故二《南》言文王之化，正于闺房衽席之间，以至乎人化之。盖《风》为治家之始，而《小雅》者治国政之始，《大雅》者治天下之始，《颂》者成功之始，是谓四始也。
《艮》言「思不出其位」，正以戒在位者也。若夫学者，则无所不思，无所不言，以其无责可以行其志也。若云「思不出其位」，是自弃《于》浅陋之学也。
杨子称孟子之「不动心」曰：「贫贱富贵，不能动其心。」大非也。夫古之山林长往之士，岂不能以贫贱富贵不动其心；而世之匹夫之勇者，岂非所以死生不动其心也﹖如此，则孟子之不动心，乃常人尔。盖孟子充养之至，万物皆备于我，而万变悉昭于胸中，故虽以齐国卿相之重位，亦不动心思之经营而可治。以其养之至也。
「志，气之帅；气，体之充。」此言精微，学者宜思之。盖以谓志则在心而心为有知，有知则所好亦有节，而所恶不过分；纵过而踰节，亦知自反也。若气，则冥然无知，特可以充养四体。纵之而不已，则喜怒为气之所使，必至于过分踰节矣。此小人之事也。若君子，则学而能正能诚，所以志能帅气，而喜怒不过。唯小人为气所鼓，方其喜怒之际，不知形色之变，至于不闻人之声音，不觉己之忤物，或至于杀人，杀身者，皆为气之所使而不能帅气也。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学者可不知此乎！
百家谨案：志与气原非二物，志即气之精明者是也。持志、无暴，并无两样工夫，故孟子止言养气，而持志在其中矣。先遗献曰：「若离气而言持志，未免捉捏虚空矣。所以古人说九容，只是无暴其气。无暴其气，志焉有不在者乎﹖」
安定说中庸始于情性。盖情有正与不正，若欲亦有正与不正，德有凶有吉，道有君子有小人也。若「天地之情可见」，「圣人之情见乎辞」，岂得为情之不正乎﹖若「我欲仁，斯仁至矣」，岂为不正之欲乎﹖故以凡言情为不正者，非也；言圣人无情者，又非也。圣人岂若土木哉！「强哉矫」，盖矫者强之甚，大木之曲者性也。能矫而为正，岂不强乎！
百家谨案：离情无所为性，但观此情恰好不恰好耳。存诸中而自然，发诸外而中节，气血即是义理，子刘子所谓「中和皆是性」也。若无主宰中存，肆欲妄行，则小人之无忌惮矣。凡人生有情，情之正者即性。性从情中看出。彼释氏之情不附物，是无情也，非圣人之道也。先生言圣人非无情，甚是。但解「强哉矫」，谓矫性之曲而正之，则非。夫所谓「强哉矫」者，乃矫乎流俗也。若性之生也直，奚待矫哉﹖先生辩荀，恐未免仍蹈乎荀之说也。
「道，自道也」者，且以「道路」之道言之：凡穷天下，周八极，人迹所及，皆可至焉，则道岂不六通四辟乎﹖然有径有支皆道也，故必在人之所择而行之。
训学者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