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语类 - 第 230 页/共 338 页
春秋序云：「虽德非汤武，亦可以法三王之治。」如是，则无本者亦可以措之治乎？语有欠。因云：「伊川甚么样子细，尚如此。难！难！」
今日得程春秋解，中间有说好处；如难理会处，他亦不为决然之论。向见沙随春秋解，只有说滕子来朝一处最好。隐十一年方书「滕侯薛侯」来朝，如何桓二年便书「滕子来朝」？先辈为说甚多：或以为时王所黜，故降而书「子」，不知是时时王已不能行黜陟之典；就使能黜陟诸侯，当时亦不止一滕之可黜。或以春秋恶其朝桓，特削而书「子」；自此之后，滕一向书「子」，岂春秋恶其朝桓，而并后代子孙削之乎！或以为当丧未君；前又不见滕侯卒。皆不通之论。沙随谓此见得春秋时小国事大国，其朝聘贡赋之多寡，随其爵之崇卑。滕子之事鲁，以侯礼见，则所供者多；故自贬降而以子礼见，庶得贡赋省少易供。此说却恐是。何故？缘后面郑朝晋云：「郑伯男也，而使从公侯之赋。」见得郑本是男爵，后袭用侯伯之礼，以交于大国，初焉不觉其贡赋之难办，后来益困于此，方说出此等话。非独是郑伯，当时小国多是如此。今程公春秋亦如此说滕子。程是绍兴以前文字。不知沙随见此而为之说，还是自见得此意？
问：「诸家春秋解如何？」曰：「某尽信不及。如胡文定春秋，某也信不及，知得圣人意里是如此说否？今只眼前朝报差除，尚未知朝廷意思如何，况生乎千百载之下，欲逆推乎千百载上圣人之心！况自家之心，又未如得圣人，如何知得圣人肚里事！某所以都不敢信诸家解，除非是得孔子还魂亲说出，不知如何。」
胡文定春秋非不好，却不合这件事圣人意是如何下字，那件事圣人意又如何下字。要之，圣人只是直笔据见在而书，岂有许多忉怛！友仁。
问：「胡春秋如何？」曰：「胡春秋大义正，但春秋自难理会。如左氏尤有浅陋处，如『君子曰』之类，病处甚多。林黄中尝疑之，却见得是。」
胡春秋传有牵强处。然议论有开合精神。
问胡春秋。曰：「亦有过当处。」
问：「胡文定据孟子『春秋天子之事』，一句作骨。如此，则是圣人有意诛赏。」曰：「文定是如此说，道理也是恁地。但圣人只是书放那里，使后世因此去考见道理如何便为是，如何便为不是。若说道圣人当时之意，说他当如此，我便书这一字；淳录云：「以褒之。」他当如彼，我便书那一字，淳录云：「以贬之。」别本云：「如此便为予，如彼便为夺。」则恐圣人不解恁地。圣人当初只直写那事在上面，如说张三打李四，李四打张三，未尝断他罪，某人杖六十，某人杖八十。如孟子便是说得那地步阔。圣人之意，只是如此，不解恁地细碎。且如『季子来归』，诸公说得恁地好。据某看来，季友之罪与庆父也不争多。但是他归来后，会平了难，鲁人归之，故如此说。况他世执鲁之大权，人自是怕他。史官书得恁地，孔子因而存此，盖以见他执权之渐耳。」淳录略。
春秋今来大纲是从胡文定说，但中间亦自有难稳处。如叔孙婼祈死事，把他做死节，本自无据；后却将「至自晋」一项说，又因谷梁「公孙舍」云云。他若是到归来，也须问我屋里人，如何同去弒君？也须诛讨斯得。自死是如何？春秋难说。若只消轻看过，不知是如何。如孟子说道「春秋无义战，彼善于此」，只将这意看如何。左氏是三晋之后，不知是甚么人。看他说魏毕万之后必大，如说陈氏代齐之类，皆是后来设为豫定之言。春秋分明处，只是如「晋士侵齐，至闻齐侯卒，乃还」，这分明是与他。
问：「胡氏传春秋盟誓处，以为春秋皆恶之，杨龟山亦尝议之矣。自今观之，岂不可因其言盟之能守与否而褒贬之乎？今民『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诅盟』之时，而遽责以未施信而民信之事，恐非化俗以渐之意。」曰：「不然。盟诅，毕竟非君之所为，故曰：『君子屡盟，乱是用长。』将欲变之，非去盟崇信，俗不可得而善也。故伊川有言：『凡委靡随俗者不能随时，惟刚毅特立乃所以随时。』斯言可见矣。」问洽：「寻常如何理会是『自命』？」曰：「尝考之矣。当从刘侍读之说。自王命不行，则诸侯上僭之事，由阶而升。然必与势力之不相上下者池录作：「如历阶而升，以至于极。盖既无王命，必择势力之相敌者。」共为之，所以布于众而成其僭也。齐卫当时势敌，故齐僖自以为小伯，而黎人责卫以方伯之事。当时王不敢命伯，而欲自为伯，故于此彼此相命以成其私也。及其久也，则力之能为者专之矣，故威公遂自称伯。以至战国诸侯各有称王之意，不敢独称于国，必与势力之相侔者共约而为之，魏齐会于苴泽以相王，是也。其后七国皆王，秦人思有以胜之，于是使人致帝于齐，约共称帝，岂非相帝？自相命而至于相王，自相王而至于相帝，僭窃之渐，势必至此，池录云：「春秋于此，盖纪王命不行而诸侯僭窃之端也。」岂非其明证乎？」曰：「然则左传所谓『胥命于弭』，何也？」曰：「此以纳王之事相逊相先也。」曰：「说亦有理。」洽。池录少异。
问：「春秋，胡文定之说如何？」曰：「寻常亦不满于胡说。且如解经不使道理明白，却就其中多使故事，大与做时文答策相似。近见一相知说，傅守见某说云，固是好，但其中无一故事可用。某作此书，又岂欲多使事也？」问：「先生既不解春秋，合亦作一篇文字，略说大意，使后学知所指归。」曰：「也不消如此。但圣人作经，直述其事，固是有所抑扬；然亦非故意增减一二字，使后人就一二字上推寻，以为吾意旨之所在也。」问：「胡文定说『元』字，某不能无疑。元者，始也，正所谓『辞之所谓「太」也』。今胡乃训『元』为『仁』，训『仁』为『心』，得无太支离乎？」曰：「杨龟山亦尝以此议之。胡氏说经，大抵有此病。」
胡文定说春秋，高而不晓事情。说「元年」不要年号。且如今中兴以来更七个元年，若无号，则契券能无欺弊者乎！
吕居仁春秋亦甚明白，正如某诗传相似。
东莱有左氏说，亦好。是人记录他语言。
薛常州解春秋，不知如何率意如此，只是几日成此文字！如何说诸侯无史？内则尚有「闾史」。又如赵盾事，初灵公要杀盾，盾所以走出，赵穿便弒公，想是他本意如此，这个罪首合是谁做！
薛士龙曰：「鲁隐初僭史。」殊不知周官所谓「外史合四方之志」，便是四方诸侯皆有史。诸侯若无史，外史何所稽考而为史？如古人生子，则「闾史」书之。且二十五家为闾，闾尚有史，况一国乎！学蒙。
昔楚相作燕相书，其烛暗而不明。楚相曰：「举烛。」书者不察，遂书「举烛」字于书中。燕相得之曰：「举烛」者，欲我之明于举贤也。于是举贤退不肖，而燕国大治。故曰：「不是郢书，乃成燕说。」今之说春秋者，正此类也。扬录少异。
学春秋者多凿说。后汉五行志注，载汉末有发范明友奴冢，奴犹活。明友，霍光女婿，说光家事及废立之际，多与汉书相应。某尝说与学春秋者曰：「今如此穿凿说，亦不妨。只恐一旦有于地中得夫子家奴出来，说夫子当时之意不如此尔！」
经传附
问：「『春王正月』，是用周正？用夏正？」曰：「两边都有证据，将何从？义刚录云：「这个难稽考，莫去理会这个。」某向来只管理会此，不放下，竟担阁了。吾友读书不多，不见得此等处。某读书多后，有时此字也不敢唤做此字。如家语周公祝成王冠辞：『近尔民，远尔年，啬尔时，惠尔财，亲贤任能。』近尔民，言得民之亲爱也；远尔年，言寿也。『年』与『民』协，音纫；『能』与『财』协，囊来反；与『时』协，音尼。『财』音慈。」义刚录云：「『能』字通得三音，若作十灰韵，则与『才』字协，与『时』字又不协。今更不可理会。据今协『时』字，则当作『尼』字读。」
某亲见文定公家说，文定春秋说夫子以夏时冠月，以周正纪事。谓如「公即位」，依旧是十一月，只是孔子改正作「春正月」。某便不敢信。恁地时，二百四十二年，夫子只证得个「行夏之时」四个字。据今周礼有正月，有正岁，则周实是元改作「春正月」。夫子所谓「行夏之时」，只是为他不顺，欲改从建寅。如孟子说「七八月之间旱」，这断然是五六月；「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舆梁成」，这分明是九月十月。若真是十一月十二月时，寒自过了，何用更造桥梁？古人只是寒时造桥度人，若暖时又只时教他自从水里看来古时桥也只是小桥子，不似如今石桥浮桥恁地好。
春秋传言：「元者，仁也；仁，人心也。」固有此理，然不知仁如何却唤做「元」？如程子曰：「天子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易传曰：「成而后有败，败非先成者也；得而后有失，非得，何以有失也？」便说得有根源。
「胡文定说春秋『公即位』，终是不通。且踰年即位，凶服如何入庙？胡文定却说是冢宰摄行。他事可摄，即位岂可摄？且如『十一月乙丑，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惟十有三祀』，却是除服了。康王之诰，东坡道是召公失礼处。想古时是这般大事，必有个权宜，如借吉之例。」或问：「金縢，前辈谓非全书。」曰：「周公以身代武王之说，只缘人看错了。此乃周公诚意笃切，以庶几其万一。『丕子之责于天』，只是以武王受事天之责任，如今人说话，他要个人来服事。周公便说是他不能服事天，不似我多才多艺，自能服事天。」
春秋一发首不书即位，即君臣之事也；书仲子嫡庶之分，即夫妇之事也；书及邾盟，朋友之事也；书「郑伯克段」，即兄弟之事也。一开首，人伦便尽在。
惠公仲子，恐是惠公之妾。僖公成风，却是僖公之母，不可一例看，不必如孙明复之说。孙明复云：「文九年冬，秦人来归僖公成风之襚，与此不称夫人义同，讥其不及事，而又兼之贬也。」
义刚曰：「庄公见颍考叔而告之悔，此是他天理已渐渐明了。考叔当时闻庄公之事而欲见之，此是欲拨动他机。及其既动，却好开明义理之说，使其心豁然知有天伦之亲。今却教恁地做，则母子全恩，依旧不出于真理。此其母子之间虽能如此，而其私欲固未能莹然消释。其所以略能保全，而不复开其隙者，特幸耳。」曰：「恁地看得细碎，不消如此。某便是不喜伯恭博议时，他便都是这般议论。恁地忒细碎，不济得事。且如这样，他是且欲全他母子之恩。以他重那盟誓未肯变，故且教他恁地做。这且得他全得大义，未暇计较这个，又何必如此去论他？」
陈仲蔚问：「东莱论颍考叔之说是否？」曰：「古人也是重那盟誓。」又问：「左传于释经处但略过，如何？」曰：「他释经也有好处。如说『段不弟，故不言弟。称「郑伯」，讥失教也』。这样处，说得也好，盖说得阔。」又问：「『宋宣公可谓知人矣，立穆公，其子享之。』这也不可谓知人。」曰：「这样处，却说得无巴鼻。如公羊说，宣公却是宋之罪脑。左氏有一个大病，是他好以成败论人，遇他做得来好时，便说他好；做得来不好时，便说他不是；却都不折之以理之是非，这是他大病。叙事时，左氏却多是，公谷却都是胡撰。他去圣人远了，只是想象胡说。」或问：「左氏果丘明否？」曰：「左氏叙至韩魏赵杀智伯事，去孔子六七十年，决非丘明。」
「夫人子氏薨」，只是仲子。左氏「豫凶事」之说，亦有此理。「考仲子之宫」，是别立庙。二年。
问：「石碏谏得已自好了，如何更要那『将立州吁』四句？」曰：「也是要得不杀那桓公。」又问：「如何不禁其子与州吁游？」曰：「次第是石碏老后，柰儿子不何。」又问：「杀之，如何要引他从陈去？忽然陈不杀，却如何。」曰：「如吃饭样，不成说道吃不得后，便不吃，也只得吃。」二年。
陈仲蔚说「公矢鱼于棠」，云：「或谓『矢』，如『皋陶矢厥谟』之『矢』。」曰：「便是乱说。今据传曰：「『则君不射』，则『矢鱼』是将弓矢去射之，如汉武帝亲射江中蛟之类。何以见得？夫子作春秋，征只书征，伐只书伐，不曾恁地下一字。如何平白无事，陈鱼不只写作『陈』字，却要下个『矢』字则么？『遂往陈鱼而观之』这几句，却是左氏自说。据他上文，则无此意。」五年。
「郑人来渝平。」渝，变也。盖鲁先与宋好，郑人却来渝平，谓变渝旧盟，以从新好也。公谷作「输平」。胡文定谓以物而求平也，恐不然。但言「输」，则渝之义自在其中。如秦诅楚文云：「变输盟刺。」若字义则是如此，其文意则只是「渝」字也。六年。
因言勇而无刚，曰：「刚与勇不同：勇只是敢为，刚有坚强之意。」九年。
桓公有两年不书秋冬，说者谓，以喻时王不能赏罚。若如是，孔子亦可谓大迂阔矣！某尝谓，说春秋者只好独自说，不可与人论难。盖自说，则横说竖说皆可，论难着便说不行。桓四年七年。
春秋书「蔡人杀陈佗」，此是夫子据鲁史书之。佗之弒君，初不见于经者，亦是鲁史无之耳。六年。
问：「书蔡威侯，文定以为蔡季之贤，知请谥，如何？」曰：「此只是文误。」十七年。
问：「鲁桓公为齐襄公所杀，其子庄公与桓公会而不复雠，先儒谓春秋不讥，是否？」曰：「他当初只是据事如此写在，如何见他讥与不讥？当桓公被杀之初，便合与他理会。使上有明天子，下有贤方伯，便合上告天子，下告方伯，兴复雠之师。只缘周家衰弱，无赴愬处，庄公又无理会，便自与之主婚，以王姬嫁齐。及到桓公时，又自隔一重了。况到此事体又别。桓公率诸侯以尊周室，庄公安得不去！若是不去，却不是叛齐，乃是叛周。」曰：「使庄公当初自能举兵杀了襄公，还可更赴桓公之会否？」曰：「他若是能杀襄公，他却自会做伯主，不用去随桓公。若是如此，便是这事结绝了。」僩录详见本朝六。
荆楚初书国，后进称「人」，称爵，乃自是他初间不敢骤交于中国，故从卑称。后渐大，故称爵。庄十年。
「成风事季友，与敬嬴事襄仲一般，春秋何故褒季友？如书『季子来归』，是也。」人杰谓：「季子既归，而闵公被弒，庆父出奔。季子不能讨贼，是其意在于立僖公也。」先生曰：「纵失庆父之罪小，而季子自有大恶。今春秋不贬之，而反褒之，殆不可晓。盖如高子仲孙之徒，只是旧史书之，圣人因其文而不革。所以书之者，欲见当时事迹，付诸后人之公议耳。若谓季子为命大夫，则叔孙婼尝受命服，何为书名乎？」闵元年。
「春秋书『季子来归』，恐只是因旧史之文书之，如此宽看尚可。若谓『春秋谨严』，便没理会。或只是鲁乱已甚，后来季友立得僖公，再整顿得个社稷起，有此大功，故取之，与取管仲意同。然季子罪恶与庆父一般，春秋若褒之，则此一经乃沦三纲、斁九法之书尔！当时公子牙无罪，又用药毒杀了。季子赐族，此亦只是时君恩意，如秦呼吕不韦作『尚父』耳。」正淳曰：「季子虽来归，亦有放走庆父之罪。」曰：「放走庆父罪小，它自身上罪大，亦治庆父不得。」[莹田-玉]录云：「『春秋书「季子来归」，不知夫子何故取季友？恐只是如取管仲之意，但以其后来有功社稷，所以更不论其已前罪』正淳曰：『说者谓是国人喜季子之来，望其讨庆父之罪，故春秋因如此书之。及后来不能治庆父，则季子之可贬者亦可见矣。』曰：『季子之罪，不在放走了庆父，先已自有罪过了！』」
问季友之为人。曰：「此人亦多可疑。诸家都言季友『来归』，为圣人美之之辞。据某看此一句，正是圣人着季氏所以专国为祸之基。又，『成风闻季氏之繇，乃事之』。左氏记此数句，亦有说话。成风没巴鼻，事他则甚？据某看，此等人皆鲁国之贼耳！」又问子家子。曰：「它却是忠于昭公。只是也无计划，不过只欲劝昭公且泯默含垢受辱，因季氏之来请而归鲁耳。昭公所以不归，必是要逐季氏而后归也。当时列国之大夫，如晋之栾，鲁之季氏，郑之伯有之徒，国国皆然。二百四十二年，真所谓五浊恶世，不成世界！孔子说：『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不知如何地做？从何处做起？某实晓不得。」或曰：「相鲁可见。」曰：「他合下只说得季威子透，威子事事信之，所以做得。及后来被公敛处父一说破了，威子便不信之，孔子遂做不得矣。孟子说五年七年可『为政于天下』，不知如何做，孔子不甚说出来。孟子自担负不浅，不知怎生做也。」
「『季子来归』，如『高子来盟』、『齐仲孙来』之类。当时鲁国内乱，得一季子归国，则国人皆有慰望之意，故鲁史喜而书之。夫子直书史家之辞。其实季子无状，观于成风事之可见。一书『季子来归』，而季氏得政，权去公室之渐，皆由此起矣。」问：「鲁君弒而书『薨』，如何？」曰：「如晋史书赵盾弒君，齐史书崔杼弒君，鲁却不然，盖恐是周公之垂法，史书之旧章。韩宣子所谓周礼在鲁者，亦其一事也。」问诸侯书「卒」。曰：「刘道原尝言之，此固当书『卒』。」问：「鲁君书『薨』，而诸侯书『卒』；内大夫卒，而略外大夫，只是别内外之辞。」曰：「固是。且如今虏主死，其国必来告哀，史官必书虏主之死。若虏中宰相大臣，彼亦不告，此亦必不书之也。但书『王猛』，又书『王子猛』，皆不可晓。所谓『天子未除丧曰「予小子」，生名之，死亦名之』，此乃据春秋例以为之说耳。」
「齐桓公较正当，只得一番出伐。管仲亦不见出，有事时只是遣人出整顿。春秋每称『齐人』。左传上全不曾载许多事，却载之于国语，及出孟子。吕丈言，左传不欲见桓公许多不美处，要为桓公管仲全之。孟子所载桓公，亦自犯了，故皆不载。」曰：「左氏有许多意思时，却是春秋。左氏亦不如此回互，只是有便载，无便不载。说得意思回互如此，岂不教坏了人！晋文公诡谲，如侵曹，伐卫，皆是当时出时不礼之私，却只名谓『治其从楚』。如书『晋侯伐卫』，辞意可见。又书『楚人救卫』，如书『救』，皆是美意。中国之诸侯，晋以私伐之，乃反使楚人来救！如『晋侯侵曹』，『晋侯伐卫』，『楚人救卫』，其辞皆圣人笔削，要来此处看义理。今人作春秋义，都只是论利害。晋侯侵伐皆自出。」僖四年。
问：「齐侯侵蔡，亦以私，如何？」曰：「齐谋伐楚已在前。本是伐楚，特因以侵蔡耳，非素谋也。」问：「国语左传皆是左氏编，何故载齐桓公于国语，而不载于左传？」曰：「不知二书作之先后。温公言先作国语，次作传。又有一相识言，先左传，次国语，国语较老如左传。后看之，似然。」
昔尝闻长上言，齐威公伐楚，不责以僭王之罪者，盖威公每事持重，不是一个率然不思后手者。当时楚甚强大，僭王已非一日。威公若以此问之，只宜楚即服罪；不然，齐岂遽保其必胜楚哉？及闻先生言及，亦以为然。
春秋书「会王世子」，与齐威公也。五年。
晋里克事，只以春秋所书，未见其是非。国语载骊姬阴托里克之妻，其后里克守不定，遂有中立之说。他当时只难里克，里克若不变，太子可安。由是观之，里克之罪明矣。后来杀奚齐卓子，亦自快国人之意，且与申生伸冤。如春秋所书，多有不可晓。如里克等事，只当时人已自不知孰是孰非，况后世乎？如蔡人杀陈佗，都不曾有陈佗弒君踪迹。「会王世子」，却是威公做得好。九年。
或问：「春秋书『晋杀其大夫荀息』，是取他否？」曰：「荀息亦未见有可取者，但始终一节，死君之难，亦可取耳。后又书『晋杀其大夫里克』者，不以弒君之罪讨之也。然克之罪则在中立。今左传中却不见其事，国语中所载甚详。」十年。
问：「里克丕郑荀息三人，当初晋献公欲废太子申生，立奚齐，荀息便谓『君命立之，臣安敢贰』？略不能谏君以义，此大段不是。里克丕郑谓『从君之义，不从君之惑』，所见甚正，只是后来却做不彻。」曰：「他倒了处，便在那中立上。天下无中立之事，自家若排得他退，便用排退他；若柰何他不得，便用自死。今骊姬一许他中立，他事便了，便是他只要求生避祸。正如隋高祖篡周，韦孝宽初甚不能平，一见众人被杀，便去降他，反教他添做几件不好底事。看史到此，使人气闷。」或曰：「看荀息亦有不是处。」曰：「全然不是，岂止有不是处？只是办得一死，亦是难事。」文蔚曰：「里克当献公在时，不能极力理会；及献公死后，却杀奚齐，此亦未是。」曰：「这般事便是难说。献公在日，与他说不听，又怎生柰何得他？后来亦用理会，只是不合杀了他。」
吴楚盟会不书王，恐是吴楚当时虽自称王于其国，至与诸侯盟会，则未必称也。二十一年。
诸侯灭国，未尝书名。「卫侯毁灭邢」，说者以为灭同姓之故。今经文只隔「夏四月癸酉」一句，便书「卫侯毁」卒，恐是因而传写之误，亦未可知。又曰：「鲁君书『薨』，外诸侯书『卒』。刘原父答温公书，谓『薨』者，臣子之词。温公亦以为然。以『卒』为贬词者，恐亦非是。」二十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