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集释 - 第 3 页/共 4 页
按：钱氏之说是也。林春溥《四书拾遗》云：“案‘不知其仁’、‘无求生以害仁’，《唐石经》皆作‘人’。‘古之贤人也’，古本作‘仁’。‘何以守位曰人’，《释文》引桓玄、明僧绍作‘仁’。‘柏人’，《道因碑》作‘栢仁’。并可互证。”宋儒不通训诂，遂至沿袭其误，强事解释。于是程叔子谓“性中有仁，曷尝有孝弟来”，谢显道谓“孝弟非仁”，陆子静直斥有子之言为支离，王伯安谓“仁祇求于心，不必求诸父兄事物”。种种谬说，由此而生。盖儒家之所谓道，不出伦常日用之间，故《中庸》言“天下之达道五”，又曰“道不远人”，《孟子》言“道在迩而求诸远”，卽有子本立道生之说也。老庄一派始求道于窈冥恍忽不可名象之中，后儒虽知其非，而终不脱此窠臼，此其所以致疑于有子也。《论语驳异》及《四书辨证》虽主王恕之说，但以为作“仁”亦可通。然《初学记》及《御览》均作“人”，可见唐及北宋初人所见本尚有作“人”者。经传中“仁”、“人”二字互用者多，“仁”特为“人”之借字，不止此一事也。《集注》于“井有仁焉”已云“当作人”，独此条犹沿旧说，盖偶未深考。
【考证】《说苑建本篇》：孔子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夫本不正者末必倚，始不盛者终必衰。《诗》云：“原隰既平，泉流既清，本立而道生。”《吕氏春秋孝行篇》：凡为天下治国家，必务本而后末。又云：务本莫贵于孝。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务，而万事之纪也。夫执一术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从者，其惟孝也。《揅经室集论仁篇》：此四句乃孔子语。而“本立而道生”一句，又古逸《诗》也。虽汉人引《论语》往往皆以为孔子之言，但刘向明以此上二句为孔子之言，尚是汉人传《论语》之旧说。而又以为有子之言者，所以有似夫子也。又《后汉书延笃传》云：“夫仁人之有孝，犹四体之有心腹，枝叶之有根本也。圣人知之，故曰：‘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人之行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与。’”观延笃以此节十九字与《孝经》十四字同引为孔子之言，愈可见汉人旧说皆以此为孔子之言矣。刘氏《正义》：“务本”是古成语，而有子引之。《说苑》及《后汉延笃传》皆作孔子语者，七十子所述皆祖圣论，又当时引述各经，未检原文，或有错误故也。
【集解】本基也。基立而后可大成。包曰：“先能事父兄，然后仁道可大成。”
【唐以前古注】《皇疏》引王弼云：自然亲爱为孝，推爱及物为仁也。
按：《隋志》载弼撰《论语释疑》三卷，《唐志》云二卷，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仍作三卷。今佚，惟玉函山房有辑本。其说经不脱魏晋玄虚之习，故录以备一家。
【集注】务，专力也。本，犹根也。仁者，爱之理、心之德也。为仁，犹曰行仁。与者，疑辞，谦退不敢质言也。言君子凡事专用力于根本，根本既立，则其道自生，如上文所谓孝弟乃是为仁之本，学者务此，则仁道自此而生也。
按：《集注外注》尚有程子“性中祇有仁义礼智，曷尝有孝弟来”一段。明季讲家深诋之，谓与告子义同病。清初汉学家诋之尤力。考《朱子文集答范伯崇》云：“性中祇有仁义礼智，曷尝有孝弟来。此语亦要体会得是，若差卽不成道理。”是朱子先已疑之矣。疑之而仍采为注者，门户标榜之习中之也。是书既不标榜，亦不攻击，故不如删去以归简凈。
【余论】《论语稽求篇》：《何注》：“先能事父兄，然后仁道可大成。”此以仁孝分先后所始。然此系西异学，从来无此。案《吕览》：“夫孝，三王五帝之本务。”此“本务”字实出有子“务本”之语，故唐太宗《孝经序》以孝为百行之源，源卽本也。至东汉之季，南阳延笃有仁孝先后论，则意是时已创有仁先孝弟之说，且混本末为先后。其异说所始，实本诸此。宦懋庸《论语稽》：凡注家皆视仁与孝弟为二橛，不知“仁”古与“人”通。《孟子》“仁者，人也”，《说文》人象形字，人旁着二谓之仁，如果中之仁，萌芽十瓣。盖人身生生不已之理也。仅言仁，故不可遽见。若言仁本是人，则卽于有生之初能孝能弟上见能孝弟乃成人，卽全乎其生理之仁。不孝弟则其心已麻木不仁，更何以成其为人？“本立而道生”句，逸《诗》也。凡“道”字古书并训道路，从辵，从首。《大学》之道，《中庸》“率性之谓道”，诂训并同。有了引《诗》断章，言君子必专用力于本，有本乃有路可行。若上文所谓孝弟者，乃人身生理之本也。
按：懋庸贵州遵义人，所著《论语稽》二十卷，体裁与《论语后案》同。不立门户，而精警则过之。
【发明】陈天祥《四书辨疑》：古之明王，教民以孝弟为先。孝弟举，则三纲五常之道通，而国家天下之风正。故其治道相承，至于累世数百年不坏，非后世能及也。此可见孝弟功用之大。有子之言，可谓得王道为治之本矣。《孟子》言“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与此章义同。盖皆示人以治国平天下之要端也。
按：《大学》：“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古未有不孝于亲而能忠于国者，亦未有不敬其兄而能笃于故旧者。语云：“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又云：“圣人以孝治天下。”有子之言，洵治国之实至名宝鉴也。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
【考异】皇本作“鲜矣有仁”。
【考证】《大戴礼曾子立事篇》：巧言令色，难于仁矣。《礼记仲尼燕居篇》“给夺慈仁”，郑注：“巧言足恭之人似慈仁。”潘氏《集笺》：孙星衍《尚书今古文疏》以“何畏乎巧言令色”为“不仁者远”，盖本此。
【集解】包曰：“巧言，好其言语。令色，善其颜色。皆欲令人说之，少能有仁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引张凭云：仁者，人之性也。性有厚薄，故体足者难耳。巧言令色之人于仁性为少，非为都无其分也，故曰鲜矣有仁。
按：凭字长宗，吴人。官至司徒左长史。《晋书》有传。此篇载《七录》云十卷，《隋书经藉志注》：“梁有十卷，亡。”而《志》别有《论语释》一卷，云“张凭撰”，或者裒辑散佚，什存其一欤？《唐艺文志》不著录。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有之，亦称“十卷”，存旧目，实未见全书也。其说经好立异论，殊不足取，以其晋人旧帙，录之以备一家。
【集注】巧，好。令，善也。好其言，善其色，致饰于外，务以说人，则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圣人辞不迫切，专言鲜则绝无可知，学者所当深戒也。
【余论】《四书辨疑》：致饰于外，言甚有理。必有阴机在内，而后致饰于外，将有陷害，使之不为堤防也。语意既已及此，其下却但说本心之德亡，而不言其内有包藏害物之心。所论迂缓，不切于事实，未能中其巧言令色之正病也。本心之德亡，固已不仁。不仁亦有轻重之分，其或穿穴踰墙，为奸为盗；大而至于弒君篡国，岂可但言心德亡而已哉！盖巧言，甘美悦人之言。令色，喜狎悦人之色。内怀深险之人，外貌往往如此。李林甫好以甘言啖人，此巧言也，而有阴中伤之之机阱在焉。李义府与人语必嬉怡微笑，此令色也，而有狡险忌克之机阱在焉。若王莽以谦恭篡汉，武后以卑屈祸唐，此又言色巧令之尤者也。古今天下之人，为此巧言令色而无阴险害物之心者盖鲜矣。鲜字乃是普言此等人中有仁者少，非谓绝无也。
按：是书不着撰人名氏。《四库提要》云：“元苏天爵《安熙行状》谓‘初有传朱子《四书集注》至北方者，滹南王公雅以辨博自负，为说非之。赵郡陈氏独喜其说，增多至若干言。’盖宁晋陈天祥书也。天爵又谓‘安熙为书以辨之，其后天祥深悔而焚其书’。今此本具存，是所言未足深据也。”朱子撰《集注》尝云：“字字用秤称过，增减一字不得。”清初汉学家所摘者在考证之疏，此则摘其义理之谬，洵朱子诤友也。凡《论语》一百七十三条，采摭几过半云。
《石渠意见》：人固有饰巧言令色以悦人而亡心德者，亦有生质之美，言自巧，色自令，而心德不亡者，此圣人所以言其鲜以见非绝无也。《集注》谓“专言鲜者绝无可知”，恐非圣人意。王肯堂《笔鏖》：巧言者，能言仁而年不揜焉者也。令色者，色取仁而行违者也。夫仁岂可以声音笑貌为哉？故曰“鲜矣仁”。若巧佞炫饰务以悦人，则小人之尤者，何劳曰“鲜矣仁”？
按：王氏于佛学中精惟识一宗，故其读《论语》时有新见解。《四库提要》虽称其医学之精，而恶其染明末心学之习，仅列存目。《续说郛》亦仅存其目，有录无书。自故宫博物院、北平图书馆先后印行，世始多知之者。
【发明】《日知录》：天下不仁之人有二：一为好犯上好作乱之人，一为巧言令色之人。自幼而不孙弟，以至于弒父与君，皆好犯上好作乱之推也。自胁肩谄笑未同而言，以至于茍患失之无所不至，皆巧言令色之推也。然则学宜如之何？必先之以孝弟，以消其悖逆陵暴之心；继之以忠信，以去其便辟侧媚之习；使一言一动皆出于本心，而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夫然后可以修身而治国矣。李二曲《四书反身录》：色庄见于应接，巧言则不止应接。凡著书立言，茍不本于躬行心得之余，纵阐尽道妙，可法可传，俱是巧言。
按：二曲之学，虽稍偏于陆王，而语多心得。虽心知伊川以穷理训格之非而不加攻击，盖犹有忠厚之意存焉。方东树讥之非也。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考异】皇本“交”下有“言”字。钱曾《读书敏求记》：高丽《集解》本作“言而不信乎”。《天文本论语校勘记》：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交”下有“言”字。《释文》引郑《注》：《鲁》读“传”为“专”，今从古。臧庸《郑注辑本》释云：《鲁》读“传”为“专”者，《释文条例》引云：“其始书之也，仓卒无其字，或以音模拟方，假借为之，趣于之之而已。受之者非一邦之人，人用其乡，同言异字，同字异言，于兹遂年矣。”此“传”字从专得声，《鲁论》故省用作“专”，郑以《古论》作“传”，于义益明，故从之。
【音读】《释文》：三，息暂。又如字。《朱子语类》：“三”字平去二声虽有自然、使然之别，然自然者不可去声，而使然者亦不可平声。故三仕、三已与三黜无以异，而三仕、已无音。三省、三思与三嗅、三复皆使然，而《集注》于省、嗅皆阙。凡此之类，二音皆通。陈禹谟《谭经菀》：下虽三事，只是忠信。传者传此，习者习此耳。“三”当定读去声。翟氏《考异》：《大戴立事篇》记曾子之言曰：“日旦就业，夕而自省思，以殁其身，亦可谓守业矣。”似卽三省言，而当时记者之详略殊也。参观之，则“三”当以去声为正。
【考证】《揅经室集数说》：古人简策繁重，以口耳相传者多，以目相传者少。且以数记言，使百官万民易诵易记，《洪范》、《周官》尤其最著者也。《论语》以数记文者，如一言、三省、三友、三乐、三戒、三畏、三疾、三变、四教、绝四、四恶、五美、六言、六蔽、九思之类，则亦皆口授耳受心记之古法也。《论语稽》：三字，《说文》以阳之一，合阴之二，其数三。《史记律书》：“数作于一，终于十，成于三。”盖数至于三，阴阳极参错之变，将观其成。故古人于屡与多且久之数，皆以三言，如颜子三月不违，南容三复，季文子三思，太伯三让，柳下三黜，子文三仕三已，三年无改于父之道，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三嗅而作，三年学，三月不知肉味，皆此意也。如一一而求之，若者一，若者二，若三，则失之矣。金履祥《论语集注考证》：传不习乎，程伯子作传之于人。以上二事例之，为人、交友俱为及人之事，则此“传”当从程子之说，乃传业与人者。传业与人而不习于己，正郑氏所谓讲时为学诵之师不心解者。不习而传，岂不误人？盖此三事乃及人之事，常情所易忽，故曾子于此三事日省吾身，恐以为不切己而有所不尽也。《论语补疏》：己所素习，用以传人，方不妄传，致误学者，所谓“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也。包慎言《论语温故录》：专，谓所专之业也。《吕氏春秋》曰：“古之学者说义必称师，说义不称师，命之曰叛。”所专之业不习，则隳弃师说，与叛同科。故曾子以此自省。《后汉书儒林传》：“其耆名高义开门受徒者，编牒不下万人。皆专相传祖，莫或讹杂，扬雄所谓譊譊之学，各习其师。”此卽《鲁论》义也。
按：张之洞《书目答问》云：“包慎言《论语温故录》未见传本。”兹据刘氏《正义》引。
《论语发微》：孔子为曾子陈孝道而有《孝经》。《孝经说》曰：“《春秋》属商，《孝经》属参。”则曾子以《孝经》专门名其家，故《鲁论》读“传”为“专”。所业既专，而习之又久，师资之法无绝，先王之道不湮。曾氏之言，卽孔子传习之旨也。郭翼《雪履斋笔记》：曾子三省，皆指施于人者言。传亦我传乎人。传而不习，则是以未尝躬试之事而误后学，其害尤甚于不忠不信也。
按：此“传”字当从《集解》作“传于人”解，《集注》失之。
【集解】马曰：“曾子，弟子曾参。”何曰：“传不习乎，言凡所传之事，得无素不讲习而传之乎？”
【唐以前古注】《释文》引郑注：：思察己之所行也。《周易蹇正义》引郑注：同门曰朋，同志曰友。《皇疏》：凡有所传述，皆必先习，后乃可传，岂可不经先习而妄传乎？又引袁氏云：常恐传先师之言，不能习也。以古人言必称师也。
按：《皇疏》序称江熙集《论语》十三家，有晋江夏太守陈国袁宏，字叔度。考宏《晋书》有传，字彦伯，不言注《论语》。《晋书》有袁乔，字彦叔，陈国人。博学有文才，注《论语》及《诗》。阮孝绪《七录》有袁乔《论语释》十卷，《隋志注》云：“梁有益州刺史《袁乔注》十卷。”《唐志》同。陆德明《释文序录》亦云“《袁乔注》十卷”，称云“字彦叔，陈国人。东晋益州刺史，湘西简侯”，然则《袁注》为乔所作明矣。此注亡佚已久，录之以备一家。
【集注】曾子，孔子弟子，名参，字子舆。尽己之谓忠，以实之谓信，传谓受之于师，习谓熟之于己。曾子以此三者日省其身，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其自治诚切如此，可谓得为学之本矣。而三者之序，则又以忠信为传习之本也。尹氏曰：“曾子守约，故动必求诸身。”谢氏曰：“诸子之学皆出于圣人，其后愈远而愈失其其真。独曾子之学专用心于内，故传之无弊，观于子思、孟子可见矣。惜乎其嘉言善行，不尽传于世也。其幸存而未泯者，学者其可不尽心乎？”
【余论】《四书辨疑》：只以尽己为忠，义有未备。天下之事，亦有理所当隐不当尽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此亦尽己之谓，圣人未尝以忠直许之也。况尽己以实，只是一意，忠与信不可辨也。忠信理虽相近，要之自是两事。曾子分明说在两处，解者不可相混无别也。《语录》曰：“忠信只是一事。”又曰：“做一事说也得，做两事说也得。”此说意持两端，无真正可凭之理。盖忠当以心言，信当以言论。心无私隐之谓忠，言有准实之谓信。此乃忠信之别也。黄氏《后案》：《注》谢说：“曾子专用心于内”，东发先生曰：“专用心于内，近时禅学之说耳。后有象山因谓今传于世者皆外入之学，非孔子之真，遂于《论语》之外自谓得不传之学，皆谢氏之说也。”陆稼书谓省兼内外。内不欺于心，外不谬于事，皆当省诸身。专用心于内，非经恉也。诸书言子夏之徒有田子方而流为庄周，子贡之徒有鬼谷子而流为苏秦、张仪，本无确据。卽信有之，将邢恕之过必咎程子乎？谢说过矣。
【发明】《反身录》：贤如曾子，犹日三省。若在吾人，资本中下，尤非曾子可比，千破万绽，其所当省者，岂止于此？故必每日不论有事无事，自省此中能空凈不染乎？安闲恬定乎？脱洒无滞乎？视听言动能复礼乎？喜怒哀乐能中节乎？纲常伦理能不亏乎？辞受取予能当可乎？富贵贫贱能一视乎？得失毁誉能不动乎？造次颠沛能一致乎？生死利害能不惧乎？习气俗念能消除乎？自察自审，务要无入而不自得，纔是学问实际，否则便是自欺。
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考异】《释文》：“道”本或作“导”。皇本作“导”。宋高宗《石经》“敬”作“钦”，避翼祖讳。
【考证】朱子《四书或问》：此义疑马氏为可据。盖如马说，则八百家出车一乘；如包说，则八十家出车一乘。甲士步卒合七十五人，而牛马兵甲粮糗刍茭具焉，恐非八十家所能给。然与《孟子》、《王制》之说不同，疑孟子未尝尽见班爵分土之藉，特以传闻言之，故不能无少误。若《王制》则故非三代古书，其亦无足据矣。崔述《三代经界通考》：先儒惑于《司马法》之文，以为一乘之卒七十有二人，遂致《鲁颂》之言先后抵牾，乃谓车计通国之赋，徒指出军之赋以曲解之。不知《司马法》乃战国时人所撰，原不足据也。且《传》又有之：卫文公元年，革车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晋城濮之战，全军皆出，仅七百乘。鞌之战，军帅半行，乃八百乘。平邱之会，有甲车千乘。卫地与民非能十倍其初，晋地虽辟，岂能数倍于文公之世？然则贫故车少，富故车多，不尽称徒以造车，亦不尽计民以赋车也。晋之伐郑也，败其徒兵于洧上，车与徒分道以御敌，而初不必相参，则车之多寡固不必尽准乎其徒之数，则亦不必尽准乎其民之数。惟是地广则国富，国富则车多，故大国曰千乘，乃大略言之耳。夫安得拘拘焉以八百家或八十家出车一乘为一成之例也？刘氏《正义》：案《注》包马异说。皇、邢《疏》如文释之，无所折衷。后人解此，乃多轇轕。从马氏则以千乘非百里所容，从包氏则以《周礼》为不可信。纷纷诘难，未定一是。近人金氏鹗《求古录》说此最明最详，故备录之。其说云：“《孟子》言‘天子千里，大国百里，次国七十里，小国五十里。’又言‘万乘之国，千乘之家。千乘之国，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是千里出车万乘，百里出车千乘，十里出车百乘也。子产言‘天子一圻，列国一同。圻方千里，同方百里。’亦如《孟子》之说。以开方之法计之，方里而井，百里之国，计有万井。万井而出车千乘，则十井出一乘矣。若马氏说百井出一乘，则百里之国止有百乘，必三百一十六里有奇乃有千乘，与《孟子》不合。包氏合于《孟子》，是包氏为可据矣。哀十二年《公羊传注》言：‘军赋，十井不过一乘。’此一证也。马氏之说，则据《司马法》。郑注《小司徒》亦引《司马法》云：‘井十为通，通三十家，为匹马、士一人、徒二人。通十为成，成百井，三百家，出革车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为终，终千井，三千家，革车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终为同，同方百里，万井，三万家，革车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贾《疏》：‘通九十夫之地，宫室涂巷三分去一，又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三夫受六夫之地，是三十家也。’案《司马法》一书，未必真《周公》之制，所言与《孟子》、子产皆不合，信《司马法》何如信《孟子》耶？《坊记》云：‘制国不过千乘，家富不过百乘。’今谓大夫百乘，地方百里，等于大国诸侯，必不然矣。或谓：‘《司马法》车乘有两法：一云兵车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一云兵车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贾公彦以士十人、徒二十人为天子畿内采地法，以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为畿外邦国法。此言千乘之国，是畿外邦国也。一乘车士卒共七十五人，又有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装五人、厩养五人、樵汲五人，共一百人。马牛刍茭具备。此岂八十家所能给哉？’不知天子六军出于六乡，大国三军出于三乡，盖家出一人为兵也。又三遂亦有三军，三乡为正卒，三遂为副卒。乡遂出军而不出车，都鄙出车而不出兵。孔仲达成元年‘丘甲’《疏》云：‘古者天子用兵，先用六乡。六乡不足，取六遂。六遂不足，取都鄙及诸侯。昔诸侯出兵，先尽三乡三遂。乡遂不足，然后徧征境内。’贾公彦《小司徒疏》亦云：‘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皆出于乡遂。犹不止，徧境出之，是为千乘之赋。’然则都鄙固不出兵也。江慎修云：‘七十五人者，兵乘之本法。三十人者，调发之通制。《鲁颂》“公交车千乘，公徒三万”正与《司马法》合。’此说得之。然则都鄙卽至出兵，而调发之数惟用三十人，岂八十家所不能给哉？至于丘乘之法，八十家而具七十五人，无过家一人耳，此但备而不用，惟搜田讲武乃行，又何不给之有？农隙讲武，正当人人训练，家出一人，不为厉民也。若夫车马之费，亦自不多。古者材木取之公家。山林而无禁，则造车不难。马牛畜之民间，可给民用，不过暂出以代搜田之用耳。刍茭则尤野人所易得者也。且以八十家而出一车四马，又何患其不给乎？或又谓：‘百里之国，山川林麓城郭宫室涂巷园囿三分去一，三乡三遂又不出车，又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三夫受六夫之地，则三百乘且不足，安得有千乘乎？’不知百里之国以出税之田言，非以封城言也。《孟子》方颁禄禄，正是言田。其曰地方百里者，地与田通称，故井地卽井田也。百里以田言，则山川林麓以及涂巷园囿等固已除去矣。颁禄必均，若不去山川，山川天下不同，则禄不均矣。茍境内山川甚多，而封城止百里，田税所出，安足以给用乎？故知大国百里，其封疆必不止此。《周礼》所以有五百里四百里之说，盖兼山川附庸而言也。《孟子》则专言榖土耳。城郭宫室涂巷等虽有定数，然亦非榖土，则亦不在百里之内也。先儒三分去一之说，亦未必然。《孟子》言方里而井，百里七十里五十里皆以井计数。方里不必其形正方，以方田之法算之，有九百亩则曰方里。地方百里等方字皆如是也。然则百里之国不谓封疆，其里亦非广长之里矣。《孟子》言一夫百亩，而《周礼》有不易百亩，一易二百亩，再易三百亩之说，盖《孟子》言其略，《周礼》则详言之也。分田必均，《周礼》以三等均之，其说至当。《左传》：‘井衍沃，牧隰卑。’郑氏谓‘隰卑九夫为牧，二牧而当一井’是也。是则一井不必九百亩，百里之国亦不必九百万亩，以通率二井当一井，当有一千八百万亩矣。《孟子》但举不易之田，故曰‘一夫百亩，大国百里’也。乡遂之民皆受田，则亦有车乘，但其作之之财受于官府，故曰不出车，非无车也。夫如是，百里之国岂不足于千乘哉？包氏之说，可无疑矣。”物茂卿，论语征》：万乘、千乘、百乘，古言也。谓天子为万乘，诸侯为千乘，大夫为百乘，语其富也。如千金之子，孰能计其囊之藏适若干而言之乎？古来注家布算求合，可谓“不解事子云”矣。
按：《论语征》十卷，日本物茂卿撰。议论通达，多可采者，惟中土少传本。俞樾《春在堂随笔》录十余条，大旨好与宋儒抵牾。兹择其议论纯正者录而存之。
方观旭《论语偶记》：《集解》云：“融依《周礼》，包依《王制》、《孟子》，义疑，故两存焉。”近时经师从马氏。窃以《泰伯篇》曾子曰“可以寄百里之命”，谓摄国君之政令。《先进篇》冉有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谦不敢当千乘之国。则千乘之国为百里甚明，以他经解《论语》，何如以《论语》证《论语》？
按：如方氏之说，千乘之国为百里，毫无可疑。《周礼》伪书，不足据也。
俞樾《湖楼笔谈》：千乘之国，马包异说，当以包说为长。子路曰“千乘之国”，冉求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盖子路所说者，百里之国，故冉求从而递减之，为六七十五六十也。若从马说，千乘之赋其地千成，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似过大矣。大约古人言百里之国使为大国，故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六尺以极小言，百里以极大言。不极小不足见托孤之难，不极大不足见寄命之难。后人生大一统之世，提封万里，遂觉百里之地小若弹丸，此古今之势异也。郑浩《论语集注述要》：千乘有二说：《马注》一成八百家出一乘，千乘为方三百一十六里。《包注》十井八十家出一乘，千乘适为百里之地。朱子前尝是马说，及为《集注》，又不实指，仅曰“其地可出兵车千乘”，岂因十者皆难知其孰确，不欲多费力于无用之地乎？以下凡名物度数无关本文经旨，纷议莫能确定者准此。
【集解】马曰：“道，谓为之政教也。《司马法》‘六尺为步，步百为亩，亩百为夫，夫三为屋，屋三为井，井十为通，通十为成，成出革车一乘。’然则千乘之赋其地千成，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惟公侯之封乃能容之，虽大国之赋亦不是过焉。”包曰：“道，治也。千乘之国者，百里之国也。古者井田，方里为井，十井为乘，百里之国，适千乘也。”融依《周礼》，包依《王制》、《孟子》，义疑，故两存焉。包曰：“为国者兴事必敬慎，与民必诚信也。节用者，不奢侈也。国以民为本，故爱养之也剩。作事使民，必以其时，不妨夺农务也。”
【唐以前古注】《诗小雅信南山正义》引郑注《司马法》云：井十为通，通十为成，成方十里，出革车一乘。《周礼小司徒疏》引郑注：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皇疏》：千乘，大国也。天子万乘，诸侯千乘。千乘尚式，则万乘可知也。此以下皆导千乘之国法也。为人君者，事无小大悉须敬，故云“敬事”也。《曲礼》“毋不敬”是也。又与民必信，故云“信”也。虽富有一国之财，而不可奢侈，故云“节用”也。虽贵居民上，不可骄慢，故云“爱人”也。使民，谓治城及道路也。以时，谓出不过三日，而不妨夺民农务也。然人是有识之目，爱人则兼朝廷也。民是瞑闇之称，使之则唯指黔黎也。
【集注】道，治也。千乘，诸侯之国，其地可出兵车千乘者也。敬者，主一无适之谓。敬事而信者，敬其事而信于民也。时，谓农隙之时。言治国之要，在此五者，亦务本之意也。
【余论】《四书剩言》：《王制》：“用民之力，岁不过三日。”而《周官均人》又以丰迎较公旬之政，丰年三日，中年二日，无年一日。此云“使民”，不止公旬，有卽以农事使民者。如“三日于耜，四日举趾”，则使民耕植之时。“九月筑圃，十月禾稼”，则使民刈获之时。“龙见而毕务，火见而致用”，则使民兴筑之时。“仲夏斩阳木，仲冬斩阴木”，则使民樵棌之时。“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舆梁成”，则使民谨出入修桥道之时。故《春秋传》曰“凡启塞从时”，谓凡事之启塞皆当从其时也。《黄氏后案》：陆稼书说：“敬是遇事谨慎之意，不必言包括众善。信者不用权诈，不朝更夕改，惟此真确之诚，表里如一，始终如一。虽事势之穷，亦济以变，而守常之时多，济变之时少也。节用不必说，节非褊啬，而当节者，务欲返一国奢靡之习而同归于淳朴。爱人不必说，爱非姑息，而当爱者，务欲合一国臣民之众而共游于荡平也。”式三案后儒标示心学，说敬太过，失之。于此章尤不合。信与节爱，近解亦过求深。寻绎经恉，陆氏说是。《杨注》云“未及为政”，未可据。敬信节爱时使自有实功实效，以发所存之正。朱子《与张敬夫书》曰：“徒言正心而不足以识事物之要，是腐儒迂阔之论，不足与论当世之务。”然则论治未有专言所存者，朱子盖节取其论所存而录之欤？朱子作《集注》，意在详录宋儒之说。而说之未醇者亦存之，意在节取也。读《注》者或误衍之，或以此攻朱子矣。《东塾读书记》：《道千乘之国章》，《朱注》采程子曰：“此言至浅。然当时诸侯果能此，亦足以治其国矣。”此于圣人之言颇有不满之意，似不必采之。
按：宋儒中如伊川之迂腐，龟山之庸懦，当时皆负有盛名，则以朱子标榜之力为多，读《集注》者当分别观之。
【发明】《焦氏笔乘》：“敢问事业如何？”仲修曰：“事业正自为学中来。只如作一郡，行得《论语》中三句便用之不尽。”彦平曰：“愿闻之。”仲修曰：“‘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是也。”彦佩服其言，每曰：“吾平生操心行己，立朝事君，皆赵君之言有以发之。”《四书读》（《四书辨证》引）：不曰治而曰道者何？治者，法术之名。道者，仁义之用也。若千乘固是举以为例。第夫子时，上而周室不能有为，下而小国不足有为，惟大国可以自奋。然不曰大国而卽兵车言者，盖当时大国惟利是务，其于敬信五者阙焉弗讲，夫子盖有为而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