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衍义补 - 第 163 页/共 184 页

臣按：自古盗贼为民害者莫如盐徒，盖厚利所在，人之所趋，不顾死生者也。惟其利重，所以能致人死命，彼尽命以致死，而我用有生路之人以御之，此所以我众虽多而不能制其少也。此事关系甚大，夫国家之于盐课，盖众利之中一利耳，其利之有无皆不系于国之重轻，其害之有无而国之治乱安危实系焉，是故远而有唐一代之祸莫大于黄巢，近而前元一代之祸莫大于张士诚，巢与士诚皆盐徒也。为国家远虑者，尚预思有以消弭之，毋蹈昔人之覆辙而使之至于无可奈何。 　　八年，台州民方国珍为乱，聚众海上，寇温州。十一年，命江浙左丞博特穆尔讨之。十二年，复叛，杀台布哈，寻命纳琳讨之。十三年，从特呼特穆尔请，授国珍以徽州路治中，不受命。十六年，国珍复降，以为海道漕运万户。未几，以为江浙行省参政。 　　臣按：先正有言，元之失天下，招安之说误之也，何则？人君所以立国者以其有纪纲也，所以振纪纲者以其有赏罚也，赏必加于善、刑必施诸恶，使天下之人知所劝惩焉，则治本立矣。方国珍者，当天下无事之时，一旦敢为乱首，以为天下先，为元人计，宜痛诛剿之以惩夫民之不逞者可也，乃听人言，行招安之策，不徒不加之以罪，而又授之以官，是以赏善之具以劝恶也，由是群不逞之徒纷然相仿效、相诱胁，事幸成或得以为王为伯，不成亦不失州县之官，用是盗贼蜂起，而元因是亡矣。虽然，岂但元哉？宋人有诗云“仕途捷径无过贼，将相奇谋只是招”，则其来远矣。然则国家不得已而当此时有此寇，何以处之乎？弭祸乱者必折其萌，国家无事之时，齐民无故首兴祸乱，要必合天下之力以攻之，遏绝其萌，使毋致于蔓衍，决不可用招安之策也。万一不得已而用焉，必播告之曰：除首恶某一名不赦外，自首名外其同党有能自首及缚其人来者，皆宥其罪，量加以赏焉。使一世之人皆知朝廷严首乱之诛，的然不轻恕，则祸乱之原塞矣。 　　元末盗贼蜂起，有司不能制，及发丁夫开河，民心益愁怨思乱，栾城人韩山童倡言“天下大乱，弥勒佛下生”，河南及江淮愚民翕然信之，其党刘福通等同起兵，以红巾为号。既而山童就擒，福通遂破颍州，据朱皋，攻罗山等县，陷汝、宁、光、息等府州，众至十万。 　　臣按：承平之时，国家有所征行戍守，恒患士卒消耗、军伍空缺，稍欲编民为兵，恐其嗟怨或生他变，不独本兵者不敢主此议，而建议者亦不敢启此言，夫何盗贼一起，旬月之间即成千万，是何公为之甚难而私为之乃易易如此哉？必有其故矣。明明在上，穆穆布列者，请试思之。 　　以上论遏盗之机（下）。臣按：自古论盗贼者多矣，惟宋秦观之言最为切中机要，谨备录之以为后世之鉴。观之言曰：“治平之世，内无大臣擅权之患，外无诸侯不服之忧，其所事乎兵者，敌国盗贼而已。敌国之害，士大夫讲之详、论之熟矣，至于盗贼之变，则未尝有言之者，夫岂智之不及哉？其意以为不足恤也。天下之祸常生于不足恤，昔秦既称帝，以为六国已亡，海内无复足虑，为秦患者独匈奴耳，于是使蒙恬北筑长城，却匈奴七百余里，而陈胜、吴广之乱乃起于行伍阡陌之间，由此言之，盗贼未尝无也。夫平盗贼与驭敌国之术异，何则？敌国之兵甲马如云，矢石如雨，牛羊橐驼转输不绝，其人便习而整，其器犀利而精，故方其犯边也，利速战以折其气。盗贼则不然，险阻是凭，钞夺是资，亡命是聚，胜则乌合，非有法制相縻，败则兽遁，非有恩信相结，然揭竿持梃，郡县之卒或不能制者，人人有必死之心而已。故方其群起，而速战以折其气，勿迫以携其心，盖非速战以折其气则缓而势纵，非勿迫以携其心则急而变生。今夫虎之为物，啸则风生，怒则百兽震恐，其气暴悍，可杀而不可辱，故捕虎之术，必先设机阱，旁置网罟，撞以利戟，射以强弓，鸣金鼓而乘之，不旋踵而无虎矣，至蛇与鼠则不然，虽其毒足以害人而非有风生之勇，其贪足以蠹物而非有震恐百兽之威，然不可以骤而取者，以其急则入于窟穴而已，故捕蛇鼠之术必环其窟穴而伺之，薰以艾、注以水，彼将无所得食而出焉，则尺棰可以致其命。夷狄者虎也，盗贼者蛇鼠也，虎不可以艾薰而水注，蛇鼠不可以弓射而戟撞，故曰平盗贼与驭敌国之述异也。虽然，盗贼者平之非难，绝之为难，平而不绝，其弊有二，不可不知也，盖招降与穷治是已。夫患莫大于招降，莫深于穷治，凡盗贼之起必有枭桀而难制者，追讨之官素无奇略，不知计之所弭，则往往招其渠帅而降之，彼奸恶之民见其负罪者未必死也，则曰与其俯首下气以甘饥寒之辱，孰若剽攘攻劫而不失爵位之荣，由是言之，是乃诱民以为乱也，故曰患莫大于招降；凡盗贼之首既已伏其辜矣，而刀笔之吏不能长虑，却顾简节而疏目，则往往穷支党而治之、迫胁之，民见彼污者必不免也，则将曰与其婴锢金木，束手而就毙，孰若逃遁山海，脱身而求生，由是言之，是驱民以为乱也，故曰祸莫深于穷治。且王者所以感服天下者，惠与威也，仁及有罪则伤惠，戮及不辜则损威，威惠两失而欲天下心畏而力服，尧舜所不能也。《夏书》曰：‘歼厥渠魁，胁从罔治，旧染污俗，咸与维新。’盖渠魁尽杀而罔赦则足以夺奸雄之气，胁从污染不治而许其自新则足以安反侧之心，夫如是，天下之人孰肯舍生之涂而投必死之地哉？”呜呼，自古建平盗已乱之策，莫有过于秦观之论者，其论三篇，后篇即苏轼代李琮所草之疏也。国家为治，诚能轻徭薄赋、省刑戢吏，遇有水旱即与赈济，自无盗贼之生发矣，不幸而有焉，方其初起未成之时，即速与剪除，不容少缓，若其气势既成，必须委曲计虑，不可有轻之之心。臣自出仕以来，尝三见反寇矣，其初也皆以官军轻之，反为所败，资以器械甲兵，其势遂张大，殆其后也，复调官军惩前日之败，往往持重坚守，彼遂堕吾计中，一举而灭之，此已然之明效也。何则？盖盗贼之初起也，所以扇惑乎平民、鼓动其恶党者，皆曰“朝廷之政令不行，卫所之官军素怯，城池之守备不固”，辄与之克期曰某日攻某城，又某日攻某城，不旬月而吾之事成矣，既而至期皆不应焉，则众见彼言之无验、谋之无效，而知其事之决无成，自然解体而散矣。由是观之，秦观所谓平盗贼与驭敌国之术异，验于臣之所见尤信。 　 卷一三九 　　▲赏功之格（上） 　　《易师》：上六，大君有命，开国承（受）家，小人勿用。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乱邦也。 　　程颐曰：“上，师之终也，功之成也。大君以爵命赏有功也，开国封之为诸侯也，承家以为卿、大夫也，小人者虽有功不可用也，故戒使勿用。师旅之兴，成功非一道，不必皆君子也，故戒以小人有功不可用也，赏之以金帛禄位可也，不可使有国家而为政也。小人平时易致骄盈，况挟其功乎？汉之英（英布）、彭（彭越）所以亡也，圣人之深虑远戒也。夫大君持恩赏之柄，以正军旅之功，师之终也，虽赏其功，小人则不可以有功而任用之，用之必乱邦，小人恃功而乱邦者，古有之矣。” 　　朱熹曰：“师之终、顺之极，论功行赏之时也。坤为土，故有开国承家之象，然小人则虽有功亦不可使之得有爵土，但优以金帛可也，象所谓必乱邦，圣人之戒深矣。” 　　又曰：“开国承家一句，是公共所得底，未分别君子、小人，小人勿用则是勿更用他，与之谋议经画耳。汉光武能用此义，自定天下之后一例论功行封，其所以用之在左右者，则邓禹、耿弇、贾复数人，他不与焉。” 　　丘富国曰：“初言师之出，上言师之还，至此则功成凯奏之时也，大君必有赏功之命，开国，功之大者也；承家，功之小者也。象曰以正功者，言爵赏之命乃所以正诸将武功之等差也。然兵行诡道，而贩缯屠狗之人孰不愿出奇以立功，而立功不必皆君子也，此又曰小人勿用，何邪？盖以小人有功固当例以赏之，若使之参预国家之谋议，则挟功以逞，必生僭窃乱邦之祸，故于小人戒以勿用，而象曰必乱邦也，其意严矣。” 　　臣按：人臣有功于国家，功之大者则分土以封之，次者则列爵以授之，与之以土田、锡之以爵位，因其功而予之赏，固不可分别之也，然于其中有德学才识者则付之以官守职任，使得以展其才而尽其用，若夫资禀庸下、局量褊浅与夫心术偏邪者，则使之奉朝请居闲散，有土地以世食其禄，有职名以世延其赏，非但不使之得以害吾之政，亦所以保全之使不失其禄也。程传谓赏之以金帛禄位，而《本义》则谓不使之得有爵土而但优以金帛，臣窃以为小人难养，而不令人知所以自反，彼见同功一体之人皆有爵土而己独无焉，安能使其无怏怏之心哉？当如程氏言与之禄位，如朱氏言优以金帛，但俾食邑而不临民，给禄而不莅职，如此，则得正功之典，而亦无乱邦之祸矣。 　　《离》：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获匪其丑，无咎。 　　程颐曰：“九以阳居上，在《离》之终，刚明之极者也。明则能照，刚则能断，王者宜用如是刚明以辨天下之邪恶，而行其征伐，则有嘉美之功也。”又曰：“去天下之恶，若尽究其渐染诖误，则何可胜诛，所伤残亦甚矣，故但当折取其魁首，所执获者非其丑类则无残暴之咎也。” 　　臣按：程传以“有嘉”属上句，朱子以“有嘉折首”为句，考《汉书》刘向上疏引此爻辞以明成汤之功，曰“有嘉折首，获匪其丑”，亦以“有嘉折首”为句，盖嘉，善也、美也，人臣奉君命以出征，有歼厥渠魁之功，故有以嘉美之也。盖战功莫大于获其渠魁，其于首恶之渠魁既折而馘之，非徒取其胁从之丑类以备数塞责而已，其为功大矣，岂不可嘉尚之乎？盖所折者所当折者也，何咎之有？彼不能折其首而徒取其类，则有非所歼而歼者矣，岂得无过咎哉？王用将以出征，而将能用王命以折寇之首以正邦，既有可嘉之功，必有嘉功之实，此王者于出征有功者所以有爵赏之报也欤。 　　《诗序》：《彤弓》，天子锡有功诸侯也。其首章曰：彤弓（朱弓）召（弛貌）兮，受言藏之。我有嘉宾，中心贶（与也）之。钟鼓既设，一朝飨（大饮宾曰飨）之。 　　朱熹曰：“此天子燕有功诸侯而锡以弓矢之乐歌也。” 　　吕祖谦曰：“受言藏之，言其重也。弓人所献，藏之王府，以待有功，不敢轻与人也。中心贶之，言其诚也，中心实欲贶之，非繇外也。一朝飨之，言其速也，以王府宝藏之弓，一朝举以畀人，未尝有迟留顾惜意也。后之视府藏为己私分，至有以武库兵赐弄臣者（汉哀帝发武库兵送董贤），则与受言藏之者异矣；赏赐非出于利诱则迫于事势，至有朝赐铁券而暮屠戮者，则与中心贶之者异矣；屯膏吝赏，功臣解体，至有印刓而不忍予者，则与一朝飨之者异矣。” 　　臣按：古者诸侯有四夷之功，王赐之弓矢，又为歌《彤弓》之诗，以明报功宴乐。先儒谓始而藏器以待有功之人则不敢轻，及其推诚以锡有功之人则不敢惜，王者于赏功之物，始而不知重其物则必有轻视之心而人亦亵之矣，终而不出于诚心又吝而不果则人虽得之亦不以为恩矣，故未有功之时则藏之也不敢轻，既有功之时则诚心与之而无所惜，王者赏功之大权当如是矣。噫，一弓之微，古人犹重之如此，况先王之爵禄，天所以命有德者哉？其不可轻予无功之人也可知矣。 　　《周礼》：司勋（掌功赏之官）掌六卿赏地之法以等（差也）其功，王功曰勋（辅成王业），国功曰功（保全国家），民功曰庸（常也），事功曰劳（勤劳），治功曰力（强有力者），战功曰多（多算）。凡有功者铭书于王之太常（日月为常），祭于太烝（冬祭曰烝），司勋诏之。大功，司勋藏其贰（副本），掌赏地之政令，凡赏无常（功之大小不可预知），轻重氏（视同）功（功大者重其赏，功小者轻其赏）。凡颁（授也）赏地，参之一食（三分计税，王食其一，功臣食其二），唯加田无国正（既赏以田，又加赐之，免其征税）。 　　王昭禹曰：“先王于有功之臣，铭书于王之太常，使与日月同其光，识之于不忘也；祭于太烝，使与先王同其荣，报之而致厚也。” 　　臣按：司勋所掌之六功，不止于战也，乃以属于司马，何也？盖军赏不逾时，与之速则人心劝，报之缓则人心疑，属之他官则司存散隔，文告回复，徒有壅蔽之害、增减之弊，不足以激昂人心也。然其战功所行者其事有难有易，所遇者其敌有坚有脆，故其行赏也，又必审察考验，以视其勤劳、功力与夫谋算之大小、多少、难易以为之轻重、高下焉。 　　《春秋左传》：桓公二年，凡公行，告于宗庙，反行，饮至舍爵策勋焉，礼也。 　　杜预曰：“爵，饮酒器也。既饮置爵则书勋劳于策，言速纪有功也。” 　　臣按：军赏不逾月，欲民速睹为善之利，故饮至之礼，方置其爵即书其勋劳于策，书之上所以激劝有功臣子，兴起趋事赴功之心也。 　　僖公二十三年，楚成得臣帅师伐陈，遂取焦、夷城顿而还，子文以为之功，使为令尹，叔伯曰：“子若国何？”对曰：“吾以靖国也。夫有大功而无贵仕，其人能靖者与有几？” 　　臣按：《易》谓“开国承家，小人勿用”，恐其徇私而不靖也。然既用之以效其力而成夫功矣，而又弃绝之焉，自非明理守道之君子不能不觖望也，是以君子作事用人，必谨其始，苟失之于初，则必善为之处置，委曲以成全之，以厌其素望，遏其非心，如此，则功臣保全而国家安靖矣。 　　晋文公与荆人战于城濮，公问于咎犯，咎犯对曰：“服义之君不足于信，服战之君不足于诈，诈之而已矣。”又问雍季，雍季对曰：“焚林而田，得兽虽多而明年无复也；干泽而渔，得鱼虽多而明年无复也。诈犹可以偷利，而后无报。”遂与荆军战，大败之。及赏，先雍季而后咎犯，侍者曰：“城濮之战，咎犯之谋也。”君曰：“雍季之言，百世之谋也；咎犯之言，百世之权也，寡人既行之矣。” 　　臣按：晋文公为五伯之盛，伯者虽曰尚功利，然文公之施赏不徒赏其功利之人，而必先赏其道义之士。盖去古未远，圣人之泽犹存，至秦以后则不复有此论矣。 　　战国韩昭侯有敝袴，命藏之，侍者曰：“君亦不仁矣，不赐左右而藏之。”昭侯曰：“吾闻明主爱一颦一笑，颦有为而颦，笑有为而笑，今袴岂特颦笑哉？” 　　臣按：人君之爵赏所以为臣下所重者，以人君能自重之也，得之以重而人亦以重视之，得之以轻而人亦以轻视之。昭侯一国之君，以一敝惣之微犹不轻以予人，况爵禄乎？有天下之大者，乌可轻以先王之爵禄而滥予乎人哉？ 　　《司马法》曰：凡战，定爵位，著功罪。 　　臣按：《司马法》虽作于战国，然多成周之遗制也，盖于定功行赏之时具其功状，有功者以罪减功，有罪者以功折罪。又曰：赏不逾时，欲民速得为善之利也。 　　臣按：赏贵乎速，速则人心悦慕而兴起，况乎军功之赏，尤不可迟，迟则事已而人心怠矣。盖赏之为赏，非徒以报其人已然之功，实用之以起后人奋发之志。后世遇有当赏，文移核实，动经岁月，甚至有其人已死而后得赏者。呜呼，其弊也久矣。夫赏有两端，曰官曰财而已，功之小者赏之以财，功之大者赏之以官，赏以财随事而给可也，赏以官，官非人臣所得专者，然古有承制封拜之比，遇有出师命将，许以便宜行事者，宜给以官券如古告身之类，中空其名，遇有功者随其大小填注以授之，俾执以照，盖许之以名而未予之以实也，必待奏闻命下而后实授焉。如此，则立功之人既有所怀感，而未立功者亦知所兴发矣。 　　《三略》曰：军无财士不来，军无赏士不往。又曰：香饵之下必有死鱼，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故礼者士之所归，赏者士之所死。 　　臣按：将领士卒皆国家之臣子，平日食君之食、衣君之衣，凡仰事俯育者皆君之赐也，一旦有事，少效微劳而又欲希其赏赐，可乎？虽然，此就臣子之义而言尔，若夫人君之用人则不可无赏赉之仁。 　　秦卫鞅说孝公变法，斩一首赐爵一级。 　　臣按：后世计首级以定军功始于此。呜呼，生天地间而灵于物者人也，人与人同类相生以相爱，相死以相卫，人之理也、天之道也。世降而伪滋，人与人乃相戕相害，均是人也而又杀人以为功，是岂人道当然哉？夫自五帝三王之时已有战争之事，然其人化服即止，不至杀戮之甚如后世也，至秦用商鞅，始上首级，后世袭用之，以为当然而不可易，百世如一日也，后世忍心贪功之人，乃至诬平民截死尸以为功次，皆秦作俑之遗祸也。臣尝谓天下之事惟武功一事最难得其尽善而无余弊，何也？盖兴师动众，人至多也，临陈对敌，机无穷也，不杀则不足以退敌而功不成，是武之成必在于杀人也，是故论功者恒以杀敌之多少以为功庸之差等，古昔盛时固已献馘于学宫，载之《诗》《礼》者可考也，非但秦也，盖至秦乃益盛焉耳。今若不用秦之法，而于武功告成之日一例升赏，然而勇者怯者同赏，孰肯效死而争先？若依旧以首级为功，方其战酣乘胜之际，其势有进而无退，既斩敌首，何暇转而持之，非独为人所有而敌亦或得以制其命矣。二者皆非万全无弊之法，然则果何如而可？臣窃以为，自古国家所以赏功者爵与财而已矣，爵以名而致贵，财以利而致富，是名与利、富与贵乃人之所甚欲而甚慕者也，以人所甚欲者以为功赏之具，盖以性命者人之所甚惜，身体者人之所甚爱，人能舍其所甚爱甚惜之性命身体以为我操兵戈以御敌，卫生灵以安社稷，厥功莫大焉，于是乎即其所甚欲甚慕之货财、官爵以报之焉，报其已往之功，所以作其将来之志，非但为其人，盖为乎国也，然其所立之功有大有小、有多有寡、有缓有急、有易有难，不可以一例观也，不可以一例观亦不可以一例报，然而战陈之时、急迫之际、纷乱之中，安能一一得其轻重、多寡之实而权度之不差哉？将使人临陈而监之欤，则目力所及有限而不能周；将使人随众而纪之欤，则人心所存不同而不能以皆公；不然则将待其功成而通第之欤，则是非真赝又将何所据而分辨。臣窃以为，古人有言，惟公生明，公则己不为私，明则人不能欺，在己者既不为私，自然有以畏服人之心志而人不敢欺己矣，国家当有事命将之时，必于廷臣中择平日理明而心公、智周而性执者以为纪功之官，使其随时制宜，权其缓急难易以定其功次，使上下通知，彼此保证，一有疑似难明纷争不一者，即与移文考核结正，必须详实归一，然后明白开具榜于通衢，如科试揭晓然者，有不公者许其指名开告其作私及蒙蔽之人，有赃者计赃论，无赃者削去其功次，如此，虽未尽善，亦庶几乎。大凡天下万事，莫外于一实，惟实则人心无不悦服，更乞朝廷下文武大臣，将出军赏功资次立为定式，俾其遵守，原在军伍长行及出榜召募者则一例造册，其有内外臣僚子弟临时方行自投报效者则具名开奏取旨，盖此等之徒皆非真有智勇欲为国出力，盖藉父兄势力乘机欲得进用耳，所以懈怠人心、激怒士卒者皆此等者为之，不可不知也。又有将帅遇有征差辄将子弟、亲识奏请从行，及左右使令吏胥之辈，其实不曾临陈，往往叙作军功，不次升赏，夫以出师取胜，非一人智力所能独成，其临陈奋勇者固为有功，然左右将领为之参谋运智以助其所不及、协力干济以辅期所不能，彼此皆不可相无者，乌可全谓其无功哉？但不可以斩馘论耳。为今之计，宜多立名件，如斩将搴旗、奋勇当先之类，各于本类下次其名姓，并著其所效之实绩，若是随从之人明书曰某人随从、某官参谋运智，或协力干济有功，合准作首级几功，不许混报斩首功次，如此，则事得其实而士卒效力者不起争愤之心矣。又有陈亡士卒，以其既死，无人开报，遂至泯灭，今后但有临陈战亡者，必须同伍开报，不报者有罪，死者一功当生者二功，其有不曾临陈而亡者，虽无御敌之功，亦为王事而死，亦须同伍开报，量加优赉其子孙。 　　汉高帝六年，始剖符封诸功臣为彻侯，萧何封酂侯，所食邑独多，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坚执锐，多者百余战，少者数十合，今萧何未尝有汗马之劳，徒持文墨议论，顾反居臣等上，何也？”高祖曰：“诸君知猎乎？夫猎，追杀兽兔者狗也，而发纵指示兽处者人也，今诸君徒能得走兽耳，功狗也，至如萧何发纵指示，功人也。”群臣皆莫敢言。列侯毕已受封，诏定元功十八人位次，皆曰：“平阳侯曹参身被七十创，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谒者关内侯鄂千秋进曰：“群臣议皆误，夫曹参虽有野战略地之功，此特一时之事耳。上与楚相距五岁，失军亡众，跳身遁者数矣，然萧何常从关中遣军补其处，又军无见粮，萧何转漕关中，给食不乏，陛下虽数亡山东，萧何常全关中以待陛下，此万世之功也。今虽无曹参等数百，何缺于汉，汉得之不必待以全，奈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万世之功哉？萧何第一，曹参次之。”上曰：“善。”于是乃赐萧何带剑履上殿，入朝不趋。上曰：“吾闻进贤受上赏，萧何功虽多，得鄂君乃益明。”于是因千秋所食邑，封为安平侯。 　　臣按：以高祖初得天下，论功行赏以定功臣位次，而以萧何为首，群臣不服，故帝以猎为譬。斯言也，非但可以定创业之功臣，凡后世有出师取胜而还，其功次亦当以是为法。 　　昭帝始元元年，金日二子赏、建俱侍中，与上略同年，共卧起，赏为奉车，建驸马都尉。及赏嗣侯佩两绶，上谓霍将军曰：“金氏兄弟两人不可使俱两绶邪？”对曰：“赏自嗣父为侯耳。”上笑曰：“侯不在我与将军乎？”对曰：“先帝之约，有功乃得封侯。”遂止。 　　臣按：朝廷设为武爵专以报功，非有军功不可得也，如此，则天下之人有欲得之者皆争先奋勇以求之矣，苟可以他途而得则，人皆起其速化之心，以趋易进之路，孰肯捐躯舍命以求其所难者哉？ 　　元帝时，西域副校尉陈汤矫制发兵，与都护甘廷寿袭击匈奴郅支单于于康居，斩之传首至京，悬于槁街。既至论功，石显、匡衡以为汤擅兴师矫制，幸得不诛，如复加爵土，则后奉使者争欲乘危侥幸，生事于蛮夷，为国招难。帝内嘉延寿、汤功而重违衡、显之议，久之不决，刘向上疏辨其功，于是诏公卿议封焉。议者以为宜如军法捕斩单于令，衡、显以为郅支本亡逃失国，窃号绝域，非真单于。帝取郑吉故事，封千户，衡、显复争，封延寿为义成侯，赐汤爵关内侯。于是杜钦上疏，追讼冯奉世前破莎车功，帝以先帝时事，不复录。 　　荀悦曰：“诚其功义足封，追录前事可也。《春秋》之义，毁泉台则恶之，舍中军则善之，各繇其宜也。夫矫制之事，先王之所慎也，不得已而行之，若矫大而功小者罪之可也，矫小而功大者赏之可也，功过相敌如斯而已可也，权其轻重而为之制宜焉。” 　　胡寅曰：“甘延寿、陈汤、奉世矫制以成功一也，萧望之、匡衡以为不可封者，《春秋》讥遂事之法也，刘向以为可封，是未免以功利言耳。如荀悦之论，功则有大小矣，矫有大小乎哉？如甘、陈之材气，别加任使而厚报之未晚也。” 　　张耒曰：“夫所恶夫赏矫制而开后患者，谓其功可以相踵而比肩者也。阴山之北，凡几单于？自汉击匈奴，独一陈汤得单于耳，若裂地封汤而著之令，曰‘有能矫制斩单于如汤者无罪’而封汤侯，吾意汉虽欲再赏一人焉，虽数十年未有继也，何遽有邀功生事之忧哉？” 　　陈瓘曰：“莎车之事，望之据所见而言，若衡于郅支则不能无阿石显之嫌。” 　　臣按：《春秋》书遂事，公羊以为生事之词而胡氏以为继事之辞，又曰专事之辞，盖人臣行事无不禀命于君，出境而遇事之系国家安危者专之可也，夷狄处化外，古之帝王固以术羁縻之而不与之较，苟乘其败亡而取之，虽奉天子命亦非是也。盖王者体天以行事，彼未尝犯吾境、戕吾民，而吾以私怨小愤，因其败乱而乘之，非天立君之意矣。君之行事必承天意，臣之行事必奉君命，君命不出于天，臣固不可行也，况臣不奉君命而所行不合于天也哉？陈汤郅支之事，说者不一，揆之天理、协之时事，彼诚于吾之国体有损，于吾之生民有害，反之于心吾理无一之不是而彼皆非，质之于事吾辞无一之不直而彼皆曲，汤等杀之虽有矫制之罪，亦有安边之功，则如胡氏所云，别加任使而厚报，如此不启后来之边衅，而亦得以收其才智之用于他日焉。张耒之议，岂可闻于外夷，独不虑彼亦将悖而入乎？陈瓘谓衡阿石显，固中其病，然国家处事、人臣建议，顾理之是非何如耳，固不因匪人而易其正议，乌用避嫌为哉？但朝廷之上议功封爵，而使房闼之人与焉，其时可知也，其士夫可耻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