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通论 - 第 2 页/共 5 页
朱彝尊曰，说书序者不一，谓作自孔子者，刘歆班固马融郑康成王肃魏徵程颢董铢诸儒是也，谓历代史书转相授受者，林光朝马廷鸾也，谓齐鲁诸儒次第附会而作者，金履祥也，至朱子持论，谓决非夫子之书，孔门之旧，由是九峰蔡氏作书传，从而去之，按古者书序自为一篇，列于全书之后，故陆德明称马郑之徒，百篇之序，总为一卷，至孔安国之传出，始引小序分冠各篇之首，后人习而不察，遂谓伏生今文无序，序与孔传并出，不知汉孝武帝时即有之，此史迁据以作夏殷周本纪，而马氏于书小序有注，见于陆氏释文，又郑氏注周官引书序文以证保傅，故许谦云，郑氏不见古文而见百篇之序，考马郑传注本漆书古文，是孔传未上之时，百篇之序，先著于汉代，初不与安国之书，同时而出也，锡瑞案宋儒疑书序与伪孔传同出，孔传伪，则书序亦伪，朱氏已辨之矣，戴震尚书今文古文考以序为伏书所无，王鸣盛尚书后案，以书序亦从屋壁中得，陈寿祺今文尚书有序说，列十有七证以明之，以欧阳经三十二卷，西汉经师不为序作训，故欧阳章句仍止三十一卷，其证一，史记于书序胪举十之八九，说义文字，往往与古文异，显然兼取伏书，其证二，张霸案百篇序造百二篇，即出今文，非古文也，其证三，书正义曰，伏生二十九卷而序在外，必见石经尚书有百篇之序，其证四，书传云，遂践奄三字，明出于成王政之序，其证五，书传言葬周公事本于毫姑序，其证六，传曰，武丁祭成汤，有雉飞升鼎耳而ず，此出高宗肜日之序，其证七，大传曰，成王在丰，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此述召诰之序，其证八，大传曰，夏刑三千条，此本甫刑之序，其证九，大传篇目有九，共帝告Ａ７命序，又有嘉禾掩诰，在二十九篇外，非见书序，何以得此篇名，其证十，白虎通诛伐篇称尚书序曰，武王伐纣，此大誓序及武成序之文，其证十一，汉书孙宝传曰，周公大圣，召公大贤，尚犹有不相说，著于经典，此引君之序，其证十二，后汉书杨震传曰，般庚五迁，殷民胥怨，此引般庚之序，其证十三，法言问神篇曰，书之不备过半矣，而习者不知，惜乎书序之不如易也，书不备过半，唯今文为然，其证十四，法言又曰，古之说书者序以百，而酒诰之篇俄空焉，今亡矣，夫，酒诰唯今文有脱简，其证十五，论衡正说篇曰，按百篇之序阙遗者，七十一篇，亦据今文为说，若古文有逸篇二十四篇，不得去阙遗者七十一篇，其证十六，杜予春秋左传后序曰，纪年与尚书说太甲事乖异，老叟之伏生或致昏忘，详预此言，直以书序为出自伏生，其证十七，十七证深切著明，无可再翻之案，惟陈氏但知今文有序，而今文序之胜于古文者，尚未道及，史记引书序是今文，马郑伪孔序是古文，今文序皆可信，古文不尽可信，崔应榴谓书序可疑者有数端，舜典备载一代政事始终，序只言其历试诸难，则义有不尽，伊训称成汤既殁，太甲无年，则与孟子及竹书纪年不合，泰誓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则不与今文合，毕命康王命作册毕分居里成周郊，则句意为难通，又左传祝它称鲁曰，命以伯禽，称晋曰，命以唐诰，此二篇何以序反无之，案百篇序无伯禽康诰，孙宝侗顾炎武已言之，此二篇或在百篇之外，无庸深辨，作册毕下脱一公字，故难通，据史记有公字，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与伪泰誓不同，伪泰誓从刘歆古文说，十一年观兵，十三年克殷，泰誓序从史记今文说，九年观兵，十一年克殷，故年岁两歧，序不误，若舜典序只言历试诸杂，遂开梅姚分慎徽五典以下为舜典之妄说，伊训序云，成汤既没，太甲元年中，失外丙仲壬两朝，遂启宋人以孟子所云二年四年为生年之谬论，又如周公东征摄王，成王不亲行，古文序于成王既黜殷命，成王既伐管蔡，皆冠以成王字，后人遂误执为周公未摄王之证，周公作君，史记引序在践阼当国时，古文序列于复政后，遂有召公疑周公贪宠之言，此皆古文之不可信者，宋人一概疑之，固非，近人一概信之，亦未是，惟一以史记引今文序为断，则得之矣。
论二十九篇皆完书后人割裂补亡殊为多事
尚书以今文为断，经义本自了解，即云不见全经，二十九篇皆完书，无缺失也，而后人必自生葛藤，任意割裂，或离其篇次，或搀入伪文，使二十九篇亦无完肤，诚不可解，且其说不仅出于宋以后，并出于汉以前，今举尧典一篇言之，尧典本属完书，舜事即在尧典之中，故大学引作帝典，而汉传逸书十六篇，首列舜典之名，意必别有一篇，非尧典杂有舜典也，舜典不传，仅得其序云，虞舜侧微，尧闻之聪明，即尧典之明明扬侧陋，至帝曰予闻云云也，历试诸难，即我其试哉，至纳于大麓云云也，郑君亲见逸书者也，其注书序云，入麓伐木，尤即纳于大麓之明证，然证逸书所谓舜典，亦即分裂尧典之文，并非别有一篇，或即从明明扬侧陋分篇，亦未可知，伪孔古文从慎徽五典分篇，盖因马郑之本小变之耳，其后伪中又伪，增入十二字，复增入二十八字，释文王氏注相承云，梅颐上孔氏传古文尚书，亡舜典一篇，时以王肃注颇类孔氏，故取王注从慎徽五典以下为舜典，以续孔传，曰若稽古，帝舜曰重华协于帝，此十二字，是姚方兴所上孔氏传本，阮孝绪亦云然，方兴本或此下更有哲文明，温恭允塞，元德升闻，乃命以位，此二十八字，异聊出之于王注无施也，夫尧典为二千年之古籍，开宗明义之第一篇，学者当如何宝爱信从，岂可分裂其篇，加增其字，且序事直至舜崩之年，则舜事已备载，不可再安蛇足，舜典既名曰典，必有大典礼，大政事，不可专说逊位，而逊位历试已见尧典，不可重复再见，乃自伪孔分裂于前，方兴加增于后，当时梁武帝为博士已议曰，孔序称伏生误合五篇，皆文相承接，所以致误，舜典首有曰若稽古，伏生虽昏耄，何容合之，遂不行用，隋初购求遗典，刘炫复以姚书上之，又撰哲文明十六字，与尧典钦明文思四句相配，伪中又伪，实自东汉古文逸书启之，此刘逢禄宋翔凤所以不信逸书也，赵岐未见逸书者也，其注孟子曰，孟子时尚书凡百二十篇，逸书有舜典之叙，亡失其文，孟子诸所言舜事，皆尧典当作舜典，及逸书所载，自有此说，又开舜典补亡一派，阎若璩谓舜往于田，只载见瞽瞍，与不及贡以政接于有庳等语，安知非舜典之文乎，又父母使舜完廪一段，文辞古崛，不类孟子本文，史记舜本纪亦载其事，其为舜典之文无疑，毛奇龄作舜典补亡，遂断自月正元日以下为舜典，采史记本纪之文，列于其前，又取魏高堂隆改朔议，引书粤若稽古，帝舜曰，重华建皇，授政改朔，冠于篇首，以代二十八字，朱彝尊经义考所说略同，不知高堂所引，乃中侯考河命文，见太平御览皇天部引，史记本纪载使舜完廪一段，或即取之孟子，何以见其为舜典文，圣经既亡，岂末学所能臆补，如以为可臆补，则伪孔古文，固应颁之学官，唐白居易补汤征，亦可用以教士子矣，四库提要曰，司马迁书岂可以补经，即用迁书为补，亦何可前半迁书，后半忽接以古经，混合为一，其毛氏之失，深切著明，王柏书疑于舜让于德弗嗣下，补论语尧曰以下二十四字，敬敷五教在宽下，补孟子劳之来之以下二十二字，皋陶谟，益稷，武成，洪范，多方，立政，皆更易其文之次序，苏轼黄震皆移易洪范，苏轼又改康诰篇首四十八字于洛诰上，金履祥亦移易洪范，疑洛诰有缺文，武成伪书不在内，不知诸儒何仇于圣经，并二十九篇之完书，而必欲颠倒错乱，使无完肤也，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诸儒为此纷纷，是亦不可以已乎。
论伪孔经传前人辨之已明阎若璩毛奇龄两家之书互有得失当分别观之
欧阳大小夏侯三家既亡，其后郑孔并行，至隋郑氏渐微，唐作正义，专用孔传，至宋吴或始发其覆，朱子继之曰，孔安国解经最乱道，看得只是孔丛子等做出来，某尝疑孔安国书是假书，孔书至东晋方出，前此诸儒皆不曾见，可疑之甚，锡瑞案朱子于孔传直斥其伪，可谓卓识，而于古文经虽疑之，未敢明斥之，犹为调停之说曰，书有二体，有极分晓者，有极难晓者，尚书诸命皆分晓，盖如今制诰是朝廷做底文字，诸诰皆难晓，盖是时与民下说话，后来追录而成之，据，此是朱子以传为伪，于经犹有疑辞，故蔡沈作传，仍存古文，然犹赖有朱子之疑，故蔡传能分别今古文之有无，其后吴澄归有光梅愈推愈密，尝谓伪孔古文，上于东晋之梅颐，而攻古文渐有实据者，出于晚明之梅，同一梅氏，而关伪古文之兴废，倘亦天道之循不欤，至阎若璩惠栋考证更精，至丁晏沿书余论据家语后序定为王肃伪作，隋书经籍志孔氏正义，皆有微辞，唐初人已疑之，不始于吴才老，朱子可谓搜得真赃实证矣，毛奇龄好与朱子立异，乃作古文尚书冤词，其所执为左证以鸣冤者，隋书经籍志也，隋志作于唐初，其时方尊伪孔，作义赞，颁学官，作志者即稍有微辞，何敢显然直斥其伪，志所云，虽历历可据，要皆传为伪书者臆造不经之说，孔书经传一手所作，伪则俱伪，阎若璩已明言之，毛乃巧为饰辞，以为东晋所上之书是经非传，专以隋志为证，使斯言出汉艺文志，乃为可信，若后汉儒林传，则已不可信矣，以范蔚宗作书之时，伪书已出，不免为所惑也，况隋志修于唐初，在古文立学之后哉，冤词一书，相传为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而作，案阎毛二家互有得失，阎证古文之伪甚确，特当明末宋学方盛，未免沾染其说，夫据古义以斥孔传可也，据宋人以斥孔传则不可，阎引金履祥说，以高宗肜日典祀无丰于昵，为祖庚绎于高宗之庙，其误一也，引邵子书，以定或十年等年数，其误二也，引程子说，谓武王无观兵事，其误三也，武成篇，并以文王受命改元为妄，其误四也，孔传以居东为避居，不为东征，其误五也，信金履祥以为武王封康叔，其误六也，信金履祥以多方为在多士前，其误七也，知九江在寻阳，又引水经云，九江在长沙下隽西北，未免骑墙之见，其误八也，解三江亦以为有二，与九江同，其误九也，信蔡氏说，以康诰属武王，其误十也，移易康诰大诰洛诰以就其说，其误十一也，谓伏生时未得小序，其误十二也，以金履祥更定洪范，为文从字顺章妥句，其误十三也，阎氏此等处，皆据宋人以古义，有伪孔本不误而阎误者，盖孔书虽伪，而去汉未远，臆说未兴，信宋人不如信伪孔，毛不信宋人，笃守孔书之义，以为尚书可焚，尚书之事实不可焚，今溥天之下，老老大大，皆有一武王戡黎封康叔，周公留后治洛黄故，在其胸中，此千古大冤大枉事，是则毛是而阎非者，学者当分别观之，勿专主一家之说，但以今文之说为断，则两家之得失明矣。
论焦循称孔传之善亦当分别观之
国朝诸儒，自毛奇龄外，鲜有袒孔传者，惟焦循颇右之，其尚书补疏序曰，曰若稽古帝尧，曰若稽古皋陶传皆以顺考古道解之，郑以稽古为同天，同天二字，可加诸帝尧，不可施于皋陶，若亦以皋陶为同天，则是人臣可僭天子之称颂，若以帝尧之稽古为同天，以皋陶之稽古为顺考古道，则文同义异，歧出无理，此传之善一也，四罪而天下咸服，传以舜徵用之初，即诛四凶，是先殛鲧而后举禹，郑以禹治水毕，乃流四凶，故王肃斥之云，是舜用人子之功，而流放其父，则为禹之勤劳足使父致殛，舜失五典克从之义，禹陷三千莫大之罪，此传之善二也，尧舍丹朱，以天位授舜，朱虽不肖，不宜自历数其不善，史记以无若丹朱傲上加帝曰，而传则以为禹之言，自禹言之则可，自舜言之则不可，此传之善三也，盘庚三篇，郑以上篇乃盘庚为臣时所作，然则阳甲在上，公然以臣假君命，因而即真，此莽操师昭之事，而乃以之诬盘庚，大可怪矣，传皆以为盘庚为王时所作，此传之善四也，微子问父师少师，父师答之，不云少师，郑以为少师志在必死，盖以少师指比干，顾大臣徒志于死，遂不谋国以出一言，非可为忠，传虽亦以少师指比干，而于此则云，比干不见明心同省文，此传之善也，金我之不辟，郑读为避，谓周公避居于东，又以罪人斯得，为成王收周公之属官，殊属谬悠，说者多不以为然，传则训辟为法，居东即东征，罪人即指禄父管蔡，此传之善六也，明堂位以周公为天子，汉儒用以说大诰，遂启王莽之祸，郑氏不能辨正，且用以为尚书注，而以周公称王，自时厥后，历曹马以及陈隋唐宋，无不沿莽之故事，而传特卓然以周公不自称王而称成王之命以诰，胜郑氏远甚，此传之善七也，为此传者，盖见当时曹马所为，为之说者，有如杜预之解春秋，束等之伪造竹书，舜可囚尧，启可杀益，太甲可杀伊尹，上下倒置，君臣易位，邪说乱经，故不惮改益稷造伊训太甲诸篇，阴与竹书相龄，又孔氏传，以黜郑氏，明君臣上下之义，屏僭越抗害之谭，以触当时之忌，故自隐其姓名，锡瑞案近儒江段孙王，皆尊郑而黜孔，焦氏独称孔传之善，可谓特见，惟未知孔传实王肃伪作，故所说有得有失，肃之学得之父朗，朗师杨赐，杨氏世传欧阳尚书，洪亮吉传经表，以肃为伏生十七传弟子，是肃亦今文家之支流，肃又好贾马之学，则兼退古文者，杂糅今古与郑君同，而立意与郑君为难，郑注书从今文，则以古文之，郑从古文，则又以今文之，肃以今文古文，实有胜郑注者，焦氏所举以稽古为考古，以四罪为禹治水之前，以居东为东征，以罪人为禄父管蔡，是其明证，至信伪孔疑史记明堂位，则其说非是，史记引书最古，明有帝曰，岂可妄去，舜禹同为尧臣，禹可直斥丹朱，何以舜独不可，周公称王，非独见于明堂位，荀子亲见百篇尚书，其书中屡言之，伏传史记皆云周公居摄，岂可改易古事，强为回护，焦氏乃以作传者以触时忌，自隐姓名，则尤求之过深，肃与司马云昏姻，助晋篡魏，岂能明君臣屏僭越者，若伪作竹书者，言启杀益，太甲杀伊尹，反似改古事以儆乱臣，又何必作伪古文，以与竹书相龄乎，焦循之子廷琥，作尚书申孔篇，与其父所见同，中有数条，即补疏序所说，余琐细不足辨，兹不具论。
论宋儒体会语气胜于前人而变乱事实不可为训
孔传立学，行数百年，至宋而渐见疑，蔡传立学，行数百年，至今又渐见废，陈澧曰，近儒说尚书，考索古籍，罕有道及蔡仲默集传者矣，然伪孔传不通处，蔡传易之，甚有精当者，江艮庭集注多与之同，大诰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养其劝弗救，伪孔传云，以子恶故，孔疏云，民皆养其劝伐之心不救之，此甚不通，蔡传云，苏氏曰，养，厮养也，谓人之臣仆，言若父兄有友攻伐其子，为之臣仆者，其可劝其攻伐而不救乎，江氏注云，长民者其相劝止不救乎，召诰王敬德，伪孔云，敬为所不可不敬之德，蔡云，所，处所也，犹所其无逸之所，王能以敬为所，则无往而不居敬矣，江云，王其敬为之所哉，而处置之得所也，召诰我不敢知曰，伪孔云，我不敢独知，亦王所知，蔡云，夏商历年长短，所不敢知，我所知者惟不敬厥德，即坠其命也，江云，夏殷历年长短，我皆不敢知，惟如其皆以不敬德，故早坠其命，君襄我二人，伪孔云，当因我文武之道而行之，蔡云，王业之成，在我与汝而已，江云，二人，与召公也，多方，我惟时其战要囚之，伪孔云，谓讨其倡乱，执其朋党，蔡云，我惟是戒惧而要囚之，江云，战，惧也，康王之诰，惟新陡王，伪孔云，惟周家新升王位，蔡云，陡，升遐也，成王初崩，未葬未谥，故曰新陡王，江云，登假也，谓崩也，成王初崩未有谥，故称新陡王，秦誓昧昧我思之，伪孔云，惟察察便巧善为辨佞之言，使君子回心易辞，我前多有之，以我昧昧思之，不明故也，蔡云，昧昧而思者，深潜而静思也，以昧昧我思之属下文，江云，昧昧我思者，是穆公自道，思此一介臣，非谓前日之昧昧于思也，此文当为下文缘起，此皆蔡传精当，而江氏与之同者，如为暗合，则于蔡传竟不寓目，轻蔑太甚矣，如览其书，取其说而没其名，则尤不可也，锡瑞案陈氏取蔡传，与焦氏取孔传，同一特见，宋儒解经，善于体会语气，有胜于前人处，而其失在变易事实以就其说，尚书载唐虞三代之事，汉初诸儒，去古未远，其说必有所受，宋儒乃以一己所见之义理，悬断千载以前之故事，甚至凭特臆见，将古事做过一番，虽其意在维持名教，未为不善，然维持名教亦只可借古事发论，不得翻前人之成案，孔传谓周公不称王，伊尹将告归，已与古说不符，而蔡传引宋人之说又加甚焉，西伯戡黎，伏传史记皆云文王代耆，黎即耆，西伯即文王，蔡传独为文王回护，以西伯为武王，其失一也，大诰王若曰，郑注王谓摄也，周公居摄命大事，则权代王也，伏传史记皆云周公居位践阼，则郑说有据，蔡传从孔传，以为周公称成王以诰，其失二也，康诰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汉书王莽传引书解之曰，此周公居摄称王之文也，蔡传不信周公称王之事，从苏氏说，移篇首四十八字于洛诰上，又无以解朕其弟之语，遂以为武王封康叔，不知史记明言康叔封冉季载皆少，未得封，是武王无封康叔事，左氏传视它言，周公尹天下封康叔，它以卫人言事，岂犹有误，而横造事实，擅移经文，其失三也，洛诰王命周公后，作册逸诰，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言周公七年致政，当归国，成王留公，命伯禽就国为公后，蔡传乃以为王命周公留后治洛，不知唐置节度使乃有留后，周无此官，周公老于丰，薨于于丰，并无治洛之事，其失四也，宋儒习见莽操，妄古人，故极力回护，欲使后世不得藉口，不知古人行事，光明磊落，何待后儒回护，王莽周公，无伤于周公，曹操文王，无伤于文王，天位无常，惟有德者居之，圣人无ウ干非分之心，而天与人归，则亦不得不受禅让，易而传子，又复易为征诛，事虽不同，其义则一，稷契同受封于舜禹，周之先本非商之臣，不失官，公刘太王迁豳岐，商王未尝过问，文王始率诸侯事纣，后入朝而被囚，释归而诸侯皆从之，受命称王，何损至德，诗书皆言文王受命，伏传言受命六年称王，史记言诗人道西伯盖受命之年称王，此汉初古说可信者，必以文王称王为非，则汤之伐桀亦非，舜禹之受禅亦非，必若巢许而后可也，至周公居摄，尤是常是，古有摄主，见礼记问君薨而世子未生，则有上卿摄国事，称摄主，此上卿盖同姓子弟，世子生则避位，或生非世子，则摄主即真，观左氏传季孙有疾，命正常曰，南孺子之子，男也则以告而立之，女也则肥也可，贾谊上疏有植遗腹朝委裘之文，是其明证，或世子生而幼，国有大事，亦必有人摄行，郑注命大事权代王，并无语弊，武王薨而东诸侯皆叛，周之势且岌岌，成王幼，不能亲出，公不权代王以镇服天下，大局将不可问，事定而稽首归政，可告无罪于天下万世矣，后世古义不明，即有亲贤处周公之位者，亦多畏首畏尾，如萧齐竟陵王子良，以此自误，并以误国，盖自马郑训我之弗辟为避位，已非古义，宋儒以力辨公不称王之故，臆撰武王封康叔，周朝设留后之事，以为左证，使后世亲贤当国者误信其说，避嫌而不肯犯难，必误国事，是尤不可不辨，古人事实不可改易，如编小说演杂剧者，借引古事做过一番以就其说，此在弹词演剧可不拘耳，若以此解经，则断乎不可。
论伪孔书相承不废以其言多近理然亦有大不近理者学者不可不知
伪孔古文尚书，自宋至今，已灼知其伪矣，而犹相承不废，是亦有故，宋之不废者，人心惟危四句，宋儒以为道统相传，其进尚书注表，首以三圣传心为说，而四语出伪大禹谟，故宋儒虽于伪传献疑，而于伪经疑信参半，王鸣盛蛾术编戏以虞廷十六字为风俗通所言鲍君神之类，此在今日汉学家吐弃宋学，乃敢为此语，而在当日固无不尸祝俎豆者也，此其远因一，且古文虽伪，而言多近理，非止人心惟危四句，真德秀曰，开万世性学之源，自成汤始，敬仁诚并言始见于此，三者尧舜禹之正传也，此皆出伪古文，为宋儒言道学所本，故宋儒不敢直斥之而且尊信之，此其远因二，近儒不尊宋学，斥伪经亦甚于宋儒，而至今仍不废者，阮元曰，古文尚书孔传出东晋，渐为世所诵习，其中名言法语，以为出自古圣贤，则闻者尊之，故宇文周主视太学，太傅于谨为三老，帝北面访道，谨曰，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帝再拜受言，唐太宗见太子息于木下，诲之曰，木受绳则正，后从谏则圣，唐太宗自谓兼将相之事，给事中张行成上书，以为禹不矜伐，而天下莫与之争，上甚善之，唐总章元年太子上表曰，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伏愿逃亡之家，免其配役，从之，凡此君臣父子之间，皆得陈善纳言之益，是知其伪，而欲留为纳言之益，此近因一，龚自珍述庄存与之言曰，帝胄天孙，不能旁览杂氏，惟赖幼习五经之简，长以通于治天下，昔者大禹谟废，人心道心之旨，杀不辜宁失不经之诫亡矣，太甲废，俭德永图之训坠矣，仲虺之诰废，谓人莫己若之诫亡矣，说命废，股肱良臣启沃之谊丧矣，旅獒废，不宝异物贱用物之诫亡矣，ぁ命废，左右前后皆正人之美失矣，公乃计其委曲，退直上书房日，著书曰，尚书既见如干卷，数，数称禹谟虺诰伊训，是书颇为承学者诟病，而古文竟获仍学官不废，是知其伪，而恐废之无以垂诫，此其近因二，有此四故，故得相承不废，然而过书举烛，国赖以治，非郢人之意也，齐求岑鼎，鲁应以赝，非柳下所许也，古文虽多格言，而伪帝王则可恶，且其言多近理，亦多不近理者，如大禹谟舞干羽于两阶，七旬有苗格，为宋人重文轻武，口不言兵所藉口，允征威克厥爱，允济，为杨素等用兵好杀之作俑，仲虺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战战，罔不惧于非辜，则汤之伐桀为自全计，非为吊民，咸有一德，伊尹既复政，厥辟，将告归，则伊尹不曾相太甲，与君所言及左氏传伊尹放太甲而相之义违，泰誓三篇数殷纣罪，有刳剔孕妇，朝涉之胫，剖贤人之心等语，宋人遂疑汤数桀之罪简，武数纣之罪太甚，而罪人以族，非三代以前所有，时哉不可失，亦非吊民伐罪之言，旅獒太保训王云，功亏一篑，宋人遂疑汤伐桀后，犹有惭德，武伐纣后，一事不做，君陈以尔有嘉谋嘉猷，为康王语，宋人遂谓康王失言，此皆伪古文之大不近理者，而割裂古书缀辑成文，词意亦多牵强不相贯串，如孟子引王曰，无畏宁尔也，非敌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夹议夹叙，词意极明，伪孔乃更之曰，勖哉夫子，罔或无胃，宁执非故，百姓懔懔，若崩厥角，无论如何解说，必不可通，似全不识文义者所为，此等书岂可以教国胄，毛奇龄以袒伪古文之故，至谓论语引书有四，无不改其词，篡其句，易其读者，伪孔擅改古经，显违孔训，僭妄已极，奇龄不罪伪孔，反归罪于孔子改经，可谓悍然无忌惮矣。
论伪古文多重复且敷衍不切
尚书与春秋，皆记事之书，所记之事必有义，在孔子之作春秋，非有关系足以明义者不载，事见于前者，不复见于后，所以省繁复也，故孔子之删书，亦非有关系足以明义者不载，事见于前者，不复见于后，亦所以省繁复也，古书详略互见，变化不拘，非同后世印板文字，有一定之例，尧典兼言二帝合为一篇，圣德则尧详于舜，政事则舜详于尧，是详略互见之法，而作伪者不达此义，别出舜典一篇，以为不应略于舜之圣德，乃于舜典篇首，伪撰二十八字以配尧典，不顾文义，首尾横决，由不晓古书之法也，盘庚三篇旨意不同，上篇告亲近在位者，中篇告民之弗率，下篇既迁之后申告有众，未尝有重复之义，康诰酒诰梓材皆言封康叔，召诰洛诰皆言营洛都，旨意不同，亦未尝有重复之义，而伪孔书太甲三篇说命三篇皆上中下文义略同，且辞多肤泛，非但上中下篇可移易，而伊尹之辞，可移为傅说，傅说之辞，可移为伊尹，伊尹傅说之辞，又可移为大禹谟之禹皋，以皆臣勉其君，而无甚区别也，泰誓三篇，皆数纣罪而无甚区别，使真如此文繁义复，古人何必分作三篇，今文尚书二十九篇，篇篇有义，初不犯复，其辞亦无复见，若伪古文不但旨意略同，其辞亦多雷同，太甲下与蔡仲之命雷同尤甚，太甲下云，惟天无亲，克敬惟亲，民罔常怀，怀于有仁，德惟治，否德乱，与治同道罔不兴，与乱同事罔不亡，蔡仲之命云，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为善不同，同归于治，为恶不同，同归于乱，其文义不谓之雷同得乎，太甲下云，慎终于始，蔡仲之命云，慎厥初，惟厥终，亦雷同语，盖其书本凭空结撰，其胸中义理又有限，止此敷衍不切之语，说来说去，层见叠出，又文多骈偶，似平正而实浅近，以比尚书之浑浑灏灏者，迥乎不同，而杂凑成篇，尤多文不合题之失，姚鼐谓古文尚书多不切，文之切者，皆不中于理，可谓知言，汉古文学创通于刘歆，伪古文书撰成于王肃，乱经之人，递相祖述，古天子诸侯皆五庙，至周始有七庙，刘歆以为周以上皆七庙，吕览五世之庙，可以观怪，伪古文咸有一德改云，七世之庙，可以观德，后世遂引为商时七庙之证，此肃本之于歆者也，异义，天子六卿周制，三公九卿商以前制，周三公在六卿中，见顾命而无三孤，伪古文周官有三公三孤，本汉书百官公卿表，表又出于莽歆之制，又肃本之于歆者也，古云相某君是虚字，不以为官名，伪古文说命爰立作相，又误沿汉制而不觉者，左氏传，仲虺为汤左相，亦可疑。
论孔传尽释经文之可疑及马郑古文与今文异之可疑
朱子语录云，某尝疑孔安国是假书，比毛公诗如此高简，大段省事，汉儒训释文字多是如此，有疑则阙，今此尽释之，岂有千百年前人说底话，收拾于灰烬屋壁中，与日传之余，更无一字讹舛，现会不得如此，可疑也，锡瑞案朱子之说，具有特见，汉初说易者，举大谊如丁将军者，是说诗者无传疑，如鲁申公者，是，毛公之传，未知真出汉初与否，而其文亦简略，未尝字字解经，惟伪孔于经尽释之，此伪孔传所以可疑，蔡沈曰，今文多艰涩，而古文反平易，伏生倍文暗诵，乃偏得其所难，而安国考定于科斗古书错乱摩灭之余，反专得其所易，则又有不可晓者，吴澄曰，伏生书虽难尽通，然词义古奥，其为上古之书无疑，梅颐所增，体制如出一手，采辑补缀，虽无一字无所本，而平缓卑弱，殊不类先汉以前之文，夫千年古书，最晚乃出，而字画略无脱误，文势略无龃龉，不亦大可疑乎，蔡氏吴氏之说，亦有特见，伏孔之书难易不同，伏生不应独记其难，安国不应专得其易，此伪孔经所以可疑，而由二家之说推之，尚书之可疑者非直此也，伪孔书无论矣，二十九篇今古文同，而夏侯欧阳之今文，与马郑王之古文，其字句又不同，今以熹平石经及两汉人引用尚书之文考之，其异于马郑古文者亦多，今文艰涩而古文平易，试举数条以证，盘庚器非求旧，石经求作救，求救音近得通，求字易而救字难也，洪范鲧堙洪水，石经堙作伊，堙伊音近借，堙字易而伊字难也，保后胥戚，石经戚作高，戚高音近借，戚字易而高字难也，无弱孤有幼，石经弱作流，弱流音近借，弱字易而流字难也，无逸乃谚，石经作乃宪，既诞，石经作既延谚宪诞延音近得通，谚诞易而宪延难也，无皇，石经作毋兄，皇兄音近得通，皇字易而兄字难也，此厥不听，石经听作圣，听圣音近得通，听字易而圣字难也，立政相时忄佥作散，忄佥散音近借，忄佥字易而散字难也，以此推之，不但世所传今文多艰涩，而伪孔古文反平易，即汉所传今文亦多艰涩，而马郑古文反平易，不但伪孔古文可疑，即马郑古文亦不尽可信矣，惜经典释文，不列三家尚书之异同，使学者无由见，今文真本，所赖以略可考见者，惟石经残字十数处及孔，疏引优贤扬历膑宫劓割头庶黥数处而已，岂不惜哉，窃意东汉诸儒之传古文，盖亦多以训故改经，与太史公史记相似，有字异而义相同者，如般庚器非求旧之类是也，有字异而义违失者，如般庚优贤扬历之类是也，然则今之伪孔增多古文，固皆撰造，而非安国之真，即伪孔同于马郑二十九篇之古文，亦有改，窜而非伏生之旧者，伪孔所造古文固当删弃，即伪孔同于马郑之古文，后人以为真，是伏生之所亲传，孔子之所手定，亦岂可尽信哉，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观于世所传之尚书，益欢孟子之言为不妄也。
论尚书有不能解者当阙疑不必强为傅会汉儒疑辞不必引为确据
子曰，多闻阙疑，又曰，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然则圣人生于今日，其解经必不向壁虚造而自欺欺人也明矣，尚书最古，文义艰深，伏生易为今文，而史公著书，多以训故改经，马郑名传古文，而与今文异者，亦疑多以训故改经，其必改艰深为平易者，欲以便学者诵习也，而二十九篇传于今者，犹未能尽索解人，周诰殷盘，诘屈聱牙，韩文公已言之，尚书之难解，以诸篇为尤甚，如大诰之今蠢今翼日，乃有友伐厥子，民养其劝勿救，盘庚之吊由灵，用宏兹贲等语，或由方言之莫识，或由简策之传讹，无论如何曲说，终难据为确解，而孔传强为解之，近儒江王孙又强为解之，此皆未敢信为必然，当从不知盖阙者也，北魏徐遵明解经，史，称其穿凿，所据本八寸策误作八十宗，遂强以八十宗解之，然则强不知以为知，非皆八十宗之类乎，汉儒解经，其有明文而能自信者，即有决辞，其无明文而不能自信者，即为疑辞，如尧典之羲和疏引郑云，高辛氏之世，命重为南正司天，黎为火正司地，尧育重黎之后，羲氏和氏子之子贤者，使掌旧职天地之官，亦纪于近命，以民事，其时官名盖曰稷司徒，锡瑞案郑以四子分属四时，羲和实司天地，地官司徒犹可强附，天官为稷，并无明文，国语云，稷为大官，有误作天官者，纬云，稷为司马，又云，司马主天，故郑君以此傅会之云，初尧天官为稷，禹登用之年，举弃为之，时天下赖后稷之功，故以官名通称，笺诗又云，尧登用之，使居稷官，民赖其劳，后虽作司马，天下犹以后稷称焉，郑之弥缝，亦云至矣，然如其说，则弃于尧时已为天官，其位最尊，若周之冢宰矣，何以尧舜祥让，皆不及弃，且稷为天官，司马为夏官，天官尊于夏官，后稷有功于民，何以反由天官降为司马，舜命九官，并无司马之名，郑知其无明文，不能自信，故云盖曰稷司徒，凡言盖者，皆疑辞也，周礼疏序又引郑云，尧既分阴阳为四时，命羲仲和仲羲叔和叔等为之官，又主方岳之事，是为四岳，掌四时者，曰仲叔，则掌天地者，其曰伯乎，案郑以四子即四岳，又别有掌天地之官，与两汉今文说不同，郑知其无明文，不能自信，故云其曰伯乎，凡言乎者，皆疑辞也，其不敢为决辞，犹见先儒矜慎之意，后之主郑义者，必强傅会以为确据，非但不知圣人阙疑之旨，并先儒矜慎之意，亦失之矣。
论伪古文言仁言性言诚乃伪孔学非孔学出伪书
王应麟曰，仲虺之诰，言仁之始也，汤诰，言性之始也，太甲，言诚之始也，说命，言学之始也，皆见于商书，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温恭朝夕，执事有恪，亦见于商颂，孔子之传有自来矣，锡瑞案商书四篇，皆出伪孔古文，惟礼记文王世子引兑命曰，念终始典于学，郑注兑当为说，说命书篇名，殷高宗之臣傅说之所作，是王氏所举商书四篇之语，惟学之一字，实出说命，其余皆未可据，宋儒讲性理，故于古文虽知其伪，而不能不引以为证，其最尊信者危微精一十六字之传，考人心之危，道心之微二语，出荀子引道经，荀子亲见全书，若出尚书，不当引为道经，既称道经，不出尚书可知，伪孔以羼人大禹谟，宋儒乃以四语为传心秘诀，四语惟允执厥中，出论语尧曰篇允执其中，实有可据，二帝相传即此已足，中庸称舜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正是推阐允执其中之义，论语云，舜亦以命禹，足见二帝相传无异，朱注云，今见于虞书大禹谟，比此加详，如其说，则尧命舜为寥寥短章，舜命禹为洋洋大篇，由误伪古文与论语亦字不合，大凡理愈推而愈密，辞愈衍而愈详，性理自尧舜至孔孟而后，推衍精详，前此或有其义而无其文，要其义亦足以盾之，如尧典云，钦明文思安安等语，史记尧本纪，译其文，而代以其仁如天，其知如神等语，是当时已有仁之义也，孟子曰，尧舜性之也，是当时已有性之义也，今文尚书文思作文塞，塞有诚实之义，是当时已有诚之义也，古文字简略，而义已包括于其中，何必谓虺诰言仁，汤诰言性，太甲言诚，至商书始发其义乎，典以钦始，谟以钦终，二帝相传心法，钦之一字足以括之，何必十六字乎，伪孔古文，出于魏晋孔孟之学大明之时，掇拾阙里绪言，撰成伪书文字，此乃伪孔书袭孔学，非孔学本于伪孔书，王氏不知，乃以此等书为圣学所自由，岂非颠倒之甚哉，惟商颂作于正考父，乃孔子六世祖，以为孔子之传有自来，其说尚不误耳，然亦本于近视有正考父，而非本于远祖商王也。
论王柏书疑疑古文有见解特不应并疑今文
王柏书疑与诗疑，皆为人诟病，王氏失在并今文而疑之耳，疑古文不得谓其失也，其疑伪孔尚书序曰，其一曰，三坟之书言大道，五典之书言常道，所谓三坟五典八索九邱者，古人固有此书，历代相传，至夫子时已删而去之，则其不足取以为后世法可知矣，序者欲夸人所不知，遂敢放言以断之曰，此言大道，此言常道也，使其果有圣人经世治民之道，登载于简籍之中，正夫子之所愿幸，必为之发挥纪述，传之方来，必不芟夷退黜，使堙没于后世，夫天下之论，至孔子而定，帝王之书，至尧典而始，上古风气质朴，随时致治，史官未必得纂纪之要，故夫子定书，所以断自唐虞者，以其立政有纲，制事有法，可以为万世帝王之轨范也，唐虞之下，且有存有亡，有脱有误，唐虞之上，千百年之前，孰得其全而传之，孰得其要而详之，予尝为之说曰，凡帝王之事，不出于圣人之经者，皆妄也，学者不当信其说，反引以证圣人之经也，其二曰，孔壁之书，皆科斗文字，予尝求科斗之书体，茫昧恍惚，不知其法，后世所传夏商鬲盘之类，举无所谓科斗之形，或谓科斗者，颛顼之时书也，序者之言，不过欲耀孔壁所藏之古耳，谓科斗始于颛帝者，亦不过因序者之言，实以世代之远而傅会之，且曰科斗书废已久，时人无能知者，又不知何以参伍点画，考验偏傍，而更为隶古哉，于是遂遁其词曰，以所闻伏生之书，考论文义，定其可知者，则是古文之书，初无补于今文，反赖今文而成书，本欲尊古文，而不知实陋古文也，锡瑞案王氏辨孔序二条，皆有见解知尚书以孔子所定为断，则郑樵信三坟，王应麟辑三皇五帝书爱奇炫博，皆可不必，知古书科斗之无据，则非惟伪孔序不足信，即郑君书赞曰，书初出屋壁，皆周时象形，今所谓科斗书，以形言之为科斗，指体即周之古文，亦未可信，晋王隐谓科斗文者，其字头粗尾细，似科斗之，故俗名之为，段玉裁据此，以科斗文，乃晋人里语，孔叙尚书乃有科斗文字之称，其伪显然，考郑君书赞，已云科斗书，则段说未确。案钟鼎文无头粗尾细之形，王氏已明言之，说文所列古文，亦不似科斗，然则古文科斗之说，乃东汉古文家自相矜炫，郑君信其说而著之书赞，伪孔又信郑说而著之书序也，王氏知古文之伪，不知今文之真，其并疑今文，在误以宋儒之义理，准古人之义理，以后世之文字，绳古人之文字，苏轼疑顾命不当陈设吉礼，赵汝谈疑洪范非箕子作，晁以道疑尧典禹贡洪范吕刑甘誓盘庚酒诰费诸篇。见容齐三等。书疑多本前人，亦非王氏独创，特王氏于尚书篇篇献疑，金履祥等从而和之，故其书在当时盛行，而受后世之掊击最甚，平心而论，疑经改经，宋儒通弊，非止王氏，皆由不信经为圣人手定，王氏诗疑，删郑卫诗，窜改雅颂，僭妄太甚，书疑犹可节取。
论刘逢禄魏源之解尚书多臆说不可据
今古文之兴废，皆由公羊左氏为之转关，前汉通行今文，刘歆议立左氏春秋，于是牵引古文尚书毛诗逸礼诸书，以为之佐，后汉虽不立学，而古文由此兴，今文由此废，以后直至国朝诸儒，昌明汉学，亦止许郑古文，及孔广森专主公羊，始有今文之学，阳湖庄氏，乃推今春秋公羊义并及诸经，刘逢禄宋翔凤龚自珍魏源继之，而三家尚书三家诗，皆能绍承绝学，凌曙陈立师弟陈寿祺乔枞父子，各以心得，著为专书，二千余年之坠绪，得以复明，十四博士之师传，不至中绝，其有功于圣经甚大，实亦由治公羊春秋，渐通诗书易礼之今文义也，常州学派蔚为大宗，龚自珍诗所谓秘纬户户知何休者，盖公羊之学为最精，而其说尚书则有不可据者，刘逢禄书序述闻多述庄先生说，不补舜典，不信逸书，所见甚卓，在江孙王诸家之上，而引论语国语墨子以补汤誓，以多士多方为有错简而互易之，自谓非取蹈宋人改经故辙，而明明蹈其故辙矣，盘庚以咸造勿为古文Ａ１０，微子以刻子读为亥子，洪范序以立武庚目为句，谓已当作祀，洛诰以王宾杀为句，咸格王为句，入太室为句，谓杀当为秉，秉即奉璋也，顾命太保命仲桓南宫毛俾爰为句，爰者扶掖之名，毕命序以康王命作册为句，毕分居里成周郊为句，谓毕终也，周公成王未竟之业至康王始毕之，皆求新而近凿，太誓序惟十有一年，为武王即位之十一年，不蒙文王受命之年数之，与今文古文皆不合，至于不信周公居摄之说，以孙卿为诬圣乱经，不取太子孟侯之文，以伏传为街谈巷议，不用孟津观兵之义，以马迁为齐东野人，横暴先儒，任意武断，乃云，汉儒诬之于前，宋儒乱之于后，其实庄氏所自矜创获，皆阴袭宋儒之余唾，而显背汉儒之古训者也，孙卿在焚书之前，伏生为传经之祖，太史公去古未远，其说必有所受，乃以理断之，谓皆不可信，宋儒之说，独可信乎，宋儒已不可信，庄氏之说，又可信乎，刘逢禄虽尊信之，宋翔凤龚自珍皆不守其说，魏源尊信刘逢禄，其作书古微痛斥马郑，以扶今文，实本庄刘，更参臆说，补汤誓，本庄氏，补舜典汤诰牧誓武成，则庄氏所无，周诰分年集证，将大诰至洛诰之文，尽窜易其次序，与王柏书疑无以异，以管叔为嗜酒亡国，则虽宋儒亦未敢为此无据之言，而于金未敢训公之下，既知必有缺文，又云后半篇不如从马郑说，西汉今文，千得岂无一失，东汉古文，千失岂无一得，则其解经并无把握，何怪其是未师而非往古乎，解经但宜依经为训，庄刘魏皆议论太畅，此宋儒说经之文，非汉儒说经之文，解经于经无明文者，必当阙疑，庄刘魏皆立论太果，此宋儒武断之习，非汉儒矜慎之意也。
论孔子序尚书略无年月皇极经世竹书纪年所载共和以前之年皆不足据
太史公三代世表曰，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纪元年，正时日月，盖其详哉，至于序尚书，则略无年月，或颇有，然多阙不可录，故疑则传疑，盖其慎也，余读谍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稽其历谱谍终始五德之传，古文咸不同乖异，夫子之弗论次其年月，岂虚哉，于是以五帝系谍尚书集世纪，黄帝以来共和，为世表，十二诸侯年表，曰，于是谱十二诸侯，自共和孔子，锡瑞案太史公于共和以前，但表其世，自黄帝始，至共和二伯行政止，共和以后，始表其年，自庚申共和元年，以宣王少大臣共和行政始，至甲子周敬王四十三年崩止，盖史公所据载籍，于共和以前之年岁，已不可考，故史公作五帝夏商周本纪，但书某帝王崩，某帝王立，周宣王后，始纪崩年，正所谓疑则传疑，盖其慎也，郑君诗谱曰，夷厉以上，岁数不明，太史年表，自共和始，历宣幽平王而得春秋次第以立斯谱，是郑君亦不能知共和以前也，汉书律历志，据刘歆三统术曰，夏后氏继世十七王，四百三十二岁，自伐桀至武王伐纣六百二十九岁，故传曰，殷载祀六百，殷历曰，当成汤方即世用事，十三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于六府首，当周公五年，则为距伐桀四百五十岁，少百七十一岁，不盈六百二十九，又以夏时乙丑为甲子，计其年，乃孟统后五章癸亥朔旦冬至也，以为甲子府首皆非是，凡殷世继嗣三十一王，六百二十九岁，春秋殷历皆以殷，鲁自周昭王以下亡年数，故据周公伯禽以下为纪，案刘歆所推据殷鲁历，于周仅能举文武成康之年，昭王以下，则不能知，鲁则自伯禽至惠公崩，年皆具，盖据历推之，不能备，而亦不尽可信者也，今即尚书而论，尧在位七十载，虽有明文，然不知从何年数起，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载，陟方乃死，亦有明文，不知从何年数起，郑本作徵庸二十，其年又异，殷中宗七十有五年，高宗五十有九年，祖甲三十有三年，有明文，而今文祖甲作太甲不同，高宗飨国百年，其年又异，文王享国五十年，穆王享国百年，有明文，亦不知从何年数起，故孔子序书，略无年月，疑在孔子时，已不尽可考矣，皇甫谧帝王世纪，载帝王在位之年，不知从何得之，竹书纪年据束所引云，夏年多殷，与左氏传汉志不同，今纪年云，自禹至桀十七世，用岁四百七十一年，自成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仍殷年多夏，而与左氏传汉志亦异，疑皆以意为说，当从不知盖阙者也，刘恕作通鉴外纪，起三皇五帝，止用共和，载其世次而已，起共和至威烈王二十二年丁丑，四百三十八年为一编，又作疑年谱年略谱，谓先儒叙包羲女娲，下逮三代，享国之岁，众说不同，惧后人以疑事为信书，穿凿滋甚，故周厉王以前三千五百一十九年为疑年谱，而共和以下至元壬申，一千九百一十八年为年略谱，刘氏原本史记，犹不失为矜慎，自邵子作皇极经世书，上稽唐尧受命甲辰之元为编年谱，胡宏皇王大纪，张┉经世纪年，皆本其说，张氏云，外丙仲壬之纪，康节以数知之，乃合于尚书，成汤既没，太甲元年之说，成汤之后，盖实传孙，孟子所说，特以太丁未立而卒，方是时外丙生二年，仲壬生四年耳，又正武王伐商之年，盖武王嗣位十一年矣，故书序称十有一年，而复称十三年者，字之误也，是类皆自史迁以来传习之谬，一旦使学者晓然得其真，万世不可改者也，锡瑞案宋儒好武断，而自相标榜，至此而极，二帝三代相传之年，孔子所未言，汉儒所不晓，邵子生于数千载之后，全无依据，而以数推知之，岂可信乎，孟子云，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必是在位之年，若以年为年岁，古者植遗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乱，岂有二岁四岁之人不可立者，古文书序云，成汤既没，太甲元年，遗外丙仲壬两朝，正可以见古文书序之伪，邵子不能辨，而据以就其所推之数，误矣，武王伐殷，十一年十三年有二说，今文说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武王再期观兵为九年，又二年伐纣为十一年，古文说以文王受命九年而崩，武王再期观兵为十一年，又二年伐纣为十三年，皆蒙文王受命之年而言，邵子不能辨，又不蒙文王受命之年，以为武王十一年，而十三年字误，其实并非误也，张氏所引二事，已皆非是，其余可知，金履祥通鉴前编，许谦读书丛说纪年图，皆用邵子之说，元明以为，尊崇宋学，臆推之年，遂成铁案，编年之史，率沿伪说，世所传纲鉴易知录历代帝王年表诸书，篇乎载帝王之年，历历可数，唐尧以上，或出于皇甫谧，要皆俗语不实，流为丹青，而不知其为向壁虚造也，世传竹书纪年，如以外丙仲壬列入纪年，及所推帝王年代，又与皇极经世所推多异，而与伪孔古文尚书全符，皆由后人依为之，并非汲冢之旧，尤不可据。阎若璩云，邵子出而数明，上下千万载罔或抵牾，此阎氏过信宋学之故，不知皆凭臆撰造也。
论尚书是经非史史家拟尚书之非
刘知几史通，论史有六体，一曰尚书家，刘氏是史才，是说作史者摹仿尚书，有此一家，非说尚书也，以此说尚书则大误，其说曰，书之所主，本于号令，所以宣王道之正义，发话言于臣下，故其所载，皆典谟训诰誓命之文，至于尧舜二典，直序人事，禹贡一篇，唯言地理，洪范总述灾祥，命都陈丧礼，兹亦为例不纯者也，锡瑞案圣人作经，非可拘以史例，汉书艺文志曰，左史记言，言为尚书，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荀税申鉴说同，郑君六艺论曰，左史所记为春秋，右史所记为尚书，是以玉藻云，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其分左右，言协互异，不知当以何说为正，即如诸家之说，亦不过借尚书春秋作指点语，刘氏所见过泥，遂以尚书专主记言，不当记事，敢议圣经为例不纯，此与惑经甲左诸篇，诋斥春秋，同一谬妄，由史家未通经学也，其论孔衍汉魏尚书邵隋书义例准尚书之非，则甚明确，曰，原夫尚书之所记也，若君臣相对，词旨可称，则一时之言，累篇咸载，如言无足纪，语无可述，若此故事，虽有脱略，而观者不以为非。案此足证尚书非史，不必疑其略而不备。爰逮中叶，文籍大备，必翦截今文，摸拟古法，事非改辙，理涉守株，故舒元（孔衍字）所撰汉魏等书，不行于代也，若乃帝王无纪，公卿缺传，则年月失序，爵里难详，斯并昔之所忽，而今之所要，如君懋（王邵字）隋书，虽欲祖述商周，宪章虞夏，观其所述，乃似孔子家语，临川世说，可谓董虎不成反类犬也，案史家不知尚书是经非史，其书不名一体，非后人所敢妄议，其书自成一经，亦非后人所能摸仿，作史者惟宜撰次当代文章，别定义例，以备观览，必不可以宪章虞夏祖述商周自命，蹈春秋吴楚僭王之失，王通作四范七业以拟尚书，或云伪作，朱子谓高文武宣之制岂有精一执中之传，汉帝固不能比古帝王，彼拟尚书者，亦何敢自比孔子乎，尚书璇玑钤曰，孔子求书，得黄帝玄孙帝魁之书，迄于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断远取近，定可以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为尚书，十八篇为中侯。案中候敕省图，握河纪，运衡考，河命，题期，立象仪，明礼，阏邮，苗兴，契握，雒予命，稷起，我应，雒师谋合符后，摘雒戒，霸免，准纤哲，凡十八篇。纬书虽难尽信，然古时书必不少，孔子但取其可为法者，余皆删之，犹作春秋，但取其可明义者，余皆削之，圣人删定六经，务在简明，便学者诵习，后人不知此旨，嫌其简而欲求多，于是张霸书伪书书，抵隙而出，史家复从而亡续之，不知史可续，经不可续，孔衍王邵之拟尚书，正与沈既济孙甫之拟春秋，同一谬见也。
论治尚书当先看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陈乔枞今文尚书经说考
孔传至今日，人知伪作而不足信矣，蔡传又为人轻蔑而不屑称矣，然则治尚书者当以何书为主，陈沣曰，江王段孙四家之书善矣，既有四家之书，则可删合为一书，取尚书大传，及马郑王注伪孔传，与史记之采尚书者，尔雅说文释名广雅之释尚书文字名物者，汉人书之引尚书而说其义者，采择会聚而为集解，孔疏蔡传以下，至江王段孙及诸家说尚书之语，采择融贯而为义疏，其为疏之体，先训释经意于前，而详说文字名物礼制于后，如是则尽善矣，锡瑞案陈氏说近是而未尽也，江声尚书集注音疏，疏解全经，在国朝为最先，有华路蓝缕之功，惟今文搜辑未全，立说亦有未定。如解曰若稽古两歧，孙星衍已辨之，又承东吴惠氏之学，好以古字改经，颇信宋人所传之古尚书，此某未尽善者，王鸣盛尚书后案，主郑氏一家之学，是为专门之书，专主郑，故不甚采今文，且间伏生。如解司徒司马空之类。亦未尽善，段玉裁古文尚书撰异，于今古文分别具晰，惟多说文字，鲜解经义，且意在袒古文，而不信伏生之今文。如金诋今文说之类。亦未尽善，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于今古说搜罗略备，分析亦明，但误执史记皆古文，致今古文家法大乱。如论衡明引金古文说，孙以其与史记不合，乃曰，王氏充以为古者，今文亦古说也，岂非遁词。亦有未尽善者，然大致完善，优于江王，故王懿荣请以立学，其后又有刘逢禄尚书今古文集解，魏源书古微，陈乔枞今文尚书经说考，三家之书，皆主今文，不取古文，盖自常州学派，以西汉今文为宗主，尚书一经亦主今文，刘氏魏氏不取马郑，并不信马郑所传逸十六篇，其识优于前人，惟既不取马郑古文，则当专宗伏生今文，而刘氏魏氏一切武断改经增经。如魏氏改梓材为鲁诰，且臆增以管叔为嗜酒亡国之类。皆不尽善，陈氏博采古说，有功今文，惟其书颇似长编，搜罗多而断制少，又必引郑君为将伯，误执古说为今文，以致反疑伏生，违弃初祖。如文王受命，周公避居二事，皆诋伏生老耄记忆不全。亦有未尽善者，但以捃拾宏富，今文家说多存，治尚书者，先取是书与孙氏今古文注疏，悉心研究，明通大义，笃守其说，可不惑于歧趋，今即近人所著书中酌取两家之说，指明初学所入门径，以免歧误，犹易取焦张两家之说也，若如陈沣所言，撰为集解义疏，当先具列伏传史记之说，字字遵信，加以发明，不可误据后起之词，轻疑妄，次则取白虎通及两汉书所引经说，加以汉碑所引之经，此皆当日通行之今文，足备考证，又次则取马郑伪孔，择其善者，以今文为折衷，合于今文者录之，不合于今文者去之，或于疏引而加正，至蔡传与近儒所著，则于义疏择取其长，两说相同，则取先出。如取蔡不取江是。不合于今文者，概置不取，以免葛，惟其说尢足惑人，及人所误信者，乃加辨，使勿迷眩，后人以此体例勒成一书，斯为尽善，否则俱收并蓄，未能别黑白定一尊，古今杂淆，汉宋兼采，览者如入五都之市，瞀惑不知所归，是一部类书，无关一经闳旨，岂得为善本乎，今人王先谦尚书孔传参正，兼疏今古文，详明精确，最为善为。
《诗经》
论诗比他经尤难明其难明者有八
诗为人人童而习之之经，而诗比他经尤难明，其所以难明者，诗本讽谕，非同质言，前人既不质言，后人何从推测，就诗而论，有作诗之意，有赋诗之意，郑君云，赋者或造篇，或述古，故诗有正义，有旁义，有断章取义，以旁义为正义则误，以断章取义本义尤误，是其义虽并出于古，亦宜审择，难尽遵从，此诗之难明者一也，汉初传经皆止一家，易出田何，书出伏生，惟诗在汉初，已不名一家，申公辕固生韩婴，鲁齐韩诗，并号初祖，故汉十四博士，其先止分五经，书惟欧阳，礼后易杨，春秋公羊，其制最善，后又分出家数，易有施孟梁邱京氏，书有欧阳大小夏侯，礼大小戴，春秋严颜，其实皆不必分，惟诗三家同为今文，所出各异，当时必应分立，后人不可并为一谈，而专家久亡，大义茫昧，此诗之难明者二也，三家亡而毛传孤行，义亦简略，犹申公传诗，疑者则阙弗传，未尝字字解释，后儒作疏，必欲求详，毛所不言，多以意测，或毛义与三家不异，而强执以为异，轨途既别，沟合无由，此诗之难明者三也，郑君作笺，以毛为主，若有不同，便下己意，郑改经字，多因鲁韩，所谓下己意者，或本三家，或创新解，郑学杂糅今古，难尽剖析源流，此诗之难明者四也，他经之疏，专主一家，惟诗毛郑并行，南北同尚，唐作正义，兼主传笺，毛无明文，而孔疏云毛以为者，大率本于王肃，名为申毛，实则申王，王好与郑立异，或毛意与郑不异，又强执以为异，即分门户未易折衷，此诗之难明者五也，欧阳修诗本义，始不专主毛郑，宋人竞立新说，至朱子集其成，元明一概尊崇，近人一概抹扌杀，案朱子集传，间本三家，实亦有胜于毛郑者，而汉宋强争，今古莫辨，此诗之难明者六也，宋人疑经，至王柏而猖狂已极，妄删国风，进退孔子，国初崇尚古学，陈启源等仍主毛诗，后有戴震段玉裁胡承珙马瑞辰诸人，陈奂毛氏传疏尤备，然毛所不言者，仍不能不补以笺疏，或且强韩同毛，乾嘉崇尚今文，齐诗久亡，孤学复振，采辑三家诗者甚夥，陈乔枞鲁齐韩诗遗说考尤备，然止能搜求断简，未能解释全经，毛既简略不详，三家尤丛残难拾，故于毛郑通其故训，于三家莫证其微言，此诗之难明者七也，三家序亡，独存毛序，然序亦不尽出毛公，沈重云，案郑诗谱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郑于丝衣又云，高之子言非毛公，后人著之，后汉儒林传卫宏作毛诗序，后人遂谓序首句毛公作，以下卫宏续作，或止用首句而弃其余，或并首句不用，宋王质郑樵朱子，皆不信毛序，近人申毛者以序传为一人所作，然序实有不可尽信者，与马郑古文书序同，究竟源自西河，抑或出于东海，此诗之难明者八也。
论诗有正义有旁义即古文亦未尽可信
说经必宗古义，义愈近古，愈可信据，故唐宋以后之说，不如汉人之说，东汉以后之说，又不如汉初之人说，至于说出春秋以前，以经证经，尤为颠扑不破，惟说诗则不尽然，汉书艺文志曰，汉兴，鲁申公为诗训故，齐辕固燕韩生皆为之传，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与不得已，鲁最为近之，案汉书叙传，班伯少受诗于师丹，师丹传，治诗事匡衡，是班伯习齐诗，固传家学，亦当是习齐诗者，而以齐韩或采杂说，非本义，鲁最为近，是三家虽所传近古，而孰为正义，孰为旁义，已莫能定，以为诗人之意如是，亦莫能明，若左传国语礼记孟子荀子诸书所引又在汉初以前，更近古而可信据矣，而左氏襄二十八年传，明载卢蒲癸之言曰，赋诗断章，则传载当时君臣之赋诗，皆是断章取义，故杜注皆云取某句，左传与毛诗，同出河间博士，故二书每互相援引，左传如卫人所为赋硕人，许穆夫人赋驰，既有牵引之疑，而毛传解诗，亦多误执引诗之说，如卷耳执左传周行官人一语，以为后妃求贤审官，四牡怀和周诹误执国语为说，皆未免于高叟之固，是以经证经虽最古，而其孰为作诗之义，孰为引诗之义，已莫能定，以为诗人之意如是，亦莫能明，朱子曰，古人之诗，如今之歌典，虽闾里童稚，皆习闻之而知其说，盖古以诗书礼乐造士，人人皆能诵习，诗与乐相比附，人人皆能弦歌，宾客燕享，赋诗明志，不自陈说，但取讽谕，此为春秋最文明之事，亦惟其在诗义大明之日，诗人本旨，无不了然于心，故赋诗断章，无不暗解其意，而引诗以证义者，无不如自己出，其为正义，为旁义，无有淆混而歧误出，诗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而诗义经燔书之后，未必尽传，史记载三家以申培辕固韩婴为初祖，而三家传自河入，授受已不能详，三家所以各成一家，异同亦无可考，况今鲁故齐故韩故无存于世，存于世者，惟韩诗外传，而外传亦引诗之体，而非作诗之义，毛传晚出，汉人不信，后世以其与左氏传合，信为古义，岂知毛据左氏以断章为本义，其可疑者正坐此乎，古义既亡，其仅存于今者，又未必皆诗之本义，说诗者虽以意逆志，亦苦无徵不信，安能起诗人于千载之上，而自言其义乎，此诗所以比他经尤难分明，即好学深思，亦止能通其所可通而不能通其所不可通者，申公传诗最早，疑者则阙不传，况在后儒可不知阙疑之意乎。
论关雎为刺康王诗鲁齐韩三家同
诗开卷有一大疑焉，以关雎为周康王时诗是也，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曰，周道缺，诗人本之衽席，并雎作，又儒林传序曰，周室衰而关雎作，淮南论训曰，王道缺而诗作，周室废礼义坏而春秋作，诗春秋，学之美者也，皆衰世之造也，又诠言训曰，诗之失僻，高诱注，诗者衰世之风也，汉书杜钦传上疏曰，是以佩玉晏鸣，关雎欢之，刘向列女传曰，周之康王夫人晏出朝，关雎豫见，思得淑女以配君子，夫雎鸠之鸟，犹未尝见乘居而匹处也，扬雄法言孝至篇曰，周康之时，颂声作乎下，关雎作乎上，习治也，故习治则伤始乱也，王充论衡谢短篇诗家曰，周衰而诗作，盖康王时也，康王德缺于房，大臣刺晏，故诗作，袁宏后汉纪杨赐上书曰，昔周康王承文王之盛，一朝晏起，夫人不鸣璜，宫门不击柝，关雎之人，见几而作，后汉书皇后纪论曰，康王晚朝，关雎作讽，杨赐传曰，康王一朝晏起，关雎见几而作，应劭风俗通义曰，昔周康王一旦晏起，诗人以为深刺，天子当夜寝蚤作，身省万机，张超诮青衣赋曰，周渐将衰，康王晏起，毕公谓然，深思古道，感彼关雎，德不双侣，愿得周公，配以窈窕，防微消渐，讽谕君父，孔氏大之，列冠篇首，凡此诸说，后人皆以为鲁诗，其解关雎，皆以为衰世之诗，康王时作，张超以为毕公所撰，说尤详明，且非独鲁诗然也，齐韩二家亦同，后汉书明帝纪曰，应门失守，关雎刺世，注引薛君韩诗章句，诗人言雎鸠贞洁慎匹，以声相求，必于河之洲隐蔽无人之外，故人君退朝，入于私宫，后妃御见，去留有度，应门击柝，鼓人上堂，退反宴处，体安志明，今时大人内倾于色，贤人见其萌，故咏关雎，说淑女，正容仪以刺时，韩诗之说同于鲁而更详，齐诗未见明文，说者疑齐诗与鲁韩异，匡衡习齐诗者也，其上疏戒妃匹曰，孔子论诗，以关雎为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则无以奉神灵之统，而理万物之宜，故诗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贞淑，不贰其操，情欲之感，无介乎容仪，宴私之意，不形乎动静，夫然后可以配至尊而为宗庙主，则衡所习齐诗亦与鲁韩义同，致其贞淑，不贰其操云云，即张超所云德不双侣，刘向所云未见乘居匹处，薛君所云贞洁慎匹也，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云，即刘向所云夫人晏起，杨赐所云夫人不鸣璜也，且齐诗多同纬说，五际六情，皆出于纬，春秋纬说题辞曰，人主不正，应门失守，故歌关雎以感人，宋均曰，应门，听政之处也，言不以政事为务，则有宣淫之心，关雎乐而不淫，思得贤人与之共化，修应门之政者也，以纬证经，正与鲁韩说合，齐诗既多同纬说，其不得有异义可知，欧阳曰，关雎，齐鲁韩三家，皆以为康王政衰之诗，晁说之诗说，谓齐鲁韩三家以关雎皆为康王诗，其说不误。
论关雎刺康王晏朝诗人作诗之义关雎为正风之首孔子定诗之义汉人已明言之
齐诗魏代已亡，鲁诗不过江东，韩诗虽在，无传之者，后卒亡于北宋，仅存外传，亦非完帙，于是三家古义尽失，言诗者率以关雎刺诗为三家诟病，谓误以正诗为刺诗，违诗人之本旨。吕祖谦曰，关雎正风之首。三家者乃以为刺。其意盖以关雎为正风之首，不得以刺诗当之也，锡瑞案以汉人之说考之，三家并非不知关雎为正风之首者，太史公习鲁诗者也，外戚世家曰，自古受命帝王，及继体守文之君，非独内德茂也，盖亦有外戚之助焉，夏之兴也以涂山，而桀之亡也以妹喜，殷之兴也以有，纣之杀也嬖妲已，周之兴也以姜原及大任，而幽王之禽也淫于褒姒，故诗始关雎夫妇之际，人道之大伦也，刘向习鲁诗者也，列女传曰，自古圣王必正妃匹，妃匹正则兴，不正则乱，夏之兴也以涂山，亡也以妹喜，殷之兴也以有{新女}亡也以妲已，周之兴也以太姒，亡也以褒姒，周之康王夫人晏出朝，关雎豫见，思得淑女以配君子，关雎鸠之鸟，犹未尝见乘居而匹处也，夫男女之盛，合之以礼，则父子生焉，君臣成焉，故为万物始，据此二说，则关雎为正风之始，习鲁诗者非不知也，匡衡习齐诗者也，其上疏云，臣有闻之师曰，匹配之际，生民之始，万福之原，婚姻之礼正，然后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论诗以关雎为始，荀爽习齐诗者也，其对策曰，夫妇人伦之始，王化之端，阳尊阴卑，盖乃天性，且诗初篇，实首关雎，礼始冠婚，先正夫妇，据此二说，则关雎为正风之始，习齐诗者亦非不知也，韩诗外传子夏问曰，关雎何以为国风始也，孔子曰，关雎至矣乎，夫关雎之人，仰则天，俯则地，幽幽冥冥，德之所藏，纷纷沸沸，道之所行，如神龙变化，斐斐文章，大哉关雎之道也，万物之所繁，群生之所悬命也，河洛出图书，麟凤翔乎郊，不由关雎之道，则关雎之事，将奚由至矣哉，夫六经之策，皆归论汲汲，盖取之乎关雎，关雎之事大矣哉，冯冯翊翊，自东自西，自南自北，无思不服，子其勉强之，思服之，天地之间，生民之属，王道之原，不外乎此矣，子夏喟然欢曰，大哉关雎，乃天地之基也，诗曰，鼓乐之，案韩诗论关雎义尤闳大，何以又有关雎刺时之说，岂自言之而自背之乎，必以三家为误，岂一家误而两家亦从而误乎，汉志言取春秋采杂说，非其本义，鲁最近之，然则齐韩有误，鲁不应误，何以鲁诗明言关雎为衰世之诗，康王时作乎，诗有本义，有旁义，如汉志说三家容有采杂说，以旁义为正义者，而开宗明义，必不致误，然则以为正风之始，又以为刺康王晏朝，二者必皆是正义而非旁义，刺康王晏朝，诗人作诗之义也，为正风之始，孔子定诗之义也，安见既为刺诗，遂不可以为正风而冠全诗乎，张超曰，防微消渐，讽谕君父，此作诗之义，孔氏大之，取冠篇首，此定时之义，据汉人之遗说，不难一以贯之，后人疑其所不当疑，开章第一义已不能通，又何足与言诗。
论四始是孔子所定仪礼亦孔子所定解此乃无疑于合乐关雎工歌鹿鸣
孔子删定六经，则定诗之四始，亦必出于孔子，自汉以后，经义湮废，读孔子之书者，必不许孔子有定六经之事，而以删定六经之功，归之周公，于是六经之旨大乱而不能理，诗之四始，以关雎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自是定论，必不可不遵者也，关雎鹿鸣文王清庙，皆歌文王之德，为后世法，亦是定论，必不可不遵者也，然考汉以前古义，惟文王清庙是言文王，且是周公称美文王，有明文可据，而关雎鹿鸣无明文，吕氏春秋曰，周公作诗云，文王在上，于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以绳文王之德，汉书翼奉传曰，周公作诗，深戒成王，以恐失天下曰，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世说新语荀慈明曰，公旦文王之诗，不论尧舜之德而颂文武者，亲亲之义也，是文王诗为周公作，古有明文，尚书大传曰，周公升歌清庙而弦文武，王褒四子讲德论曰，周公咏文王之德，而作清庙，建为颂首，刘向传曰，文王既没，周公思慕歌咏文王之德，其诗云，肃雍显相，济济多士，秉文之德，是清庙诗为周公作，古有明文，而遍考古书，未有言周公作关雎与鹿鸣者。惟谢太传刘夫人以关雎为周公诗，见于世说，鲁齐诗晋已亡，此非雅言，亦非古义，不可据。太史公曰，周道缺，诗人本之衽席，关雎作，仁义陵迟，鹿鸣刺焉，是关雎鹿鸣，皆出于衰周，非周公作，亦非周公之所及见，四始之义，至孔子始定，孔子以为关雎贞洁慎匹，如匡衡所谓情欲之感，无介乎容仪者，惟文王太姒，足以当之，鹿鸣四牡皇华，亦惟文王率殷之叛国，足以当之，故推关雎鹿鸣，为风与小雅之始，以配文王清庙而为四，四始之义，是孔子所定，非周初所有也，张超曰，孔氏大之，取冠篇首，此以关雎冠篇首出孔氏之明证，张超又曰，愿得周公配以窈窕，此尤关雎不出周公之明证，若出周公，周公岂得自言，若关雎明指文王太姒，更岂得为此言，窈窕淑女属太姒，乃周公之母，而愿得周公配之，非病狂丧心之人，必无此荒谬不通之语，张子并作诮青衣赋，以诮蔡伯喈作青衣赋为志荡辞淫，若先自居于荒谬不通，不反为伯喈所诮乎，据张超所言，则关雎必不作于周公以前，而四始必由于孔子所定矣，或难之曰，仪礼周公之书，而乡饮酒合乐关雎之三，燕礼工歌鹿鸣之三，非周公时已有关雎鹿鸣之明证乎，曰，以仪礼为周公书，亦是后儒之说，古无明文，恤由之丧，哀公使孺悲学士丧礼于孔子，士丧礼于是乎书，则仪礼十七篇，亦孔子所定也。列女太姒传引诗曰，大邦有子，又曰，太姒嗣歌音不引关雎，是鲁诗不以关雎诗属太姒之证。
论班固云关雎哀周道而不伤为哀而不伤之确解
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称关雎以哀乐并言，自来莫得其解，毛序衍其说曰，是以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其解乐哀二字，殊非孔子之旨，自宋程大昌以后多疑之，谓与夫子之语，全不相似，当为卫宏所续，不也毛公，郑笺知其不可通也，乃云哀当为衷字之误也，然衷窈窕仍不可通，且孔子明言哀而改衷，与孔子言衷不合，朱注论语，求之未，得，则宜其有寤寐反侧之忧，求而得之，则宜其有琴瑟钟之乐，孔子言哀不言忧，朱以哀字太重而改为忧，亦与孔子言哀不合，近儒刘台拱论语骈枝，谓兼关雎之三而言之，关雎葛覃乐而不淫，卷耳哀而不伤，引卷耳诗维以不永伤为据，魏源之曰，夫反侧忧劳，岂得谓专乐无哀，既哀矣，可不纟由其所哀何事乎，文王化行二南之日，太姒归周已数十年，而犹求之不得，寤寐绸缪何为乎，若谓后妃求贤，则以文王之圣，又得太姒之助，即未更得贤嫔，岂遂反侧堪哀，且哀而恐至于伤乎，岐周国尽于渭地，不至河，而云在河之洲，明为陕以东之风，非周国所采，而谓作于宫人女史，其可通乎，关雎房中之乐，后夫人侍御于君，女史歌之以节义序，岂惟有颂美无讽谕乎，锡瑞案魏氏刘，知关雎为讽谕，又以河洲非属岐周，正可为关雎非指文王太姒之证，而犹必以文王太姒为说，故仍不得其解，窃尝以意解之，关雎一诗，实为陈古刺今，乐而不淫，属陈古言，韩诗外传云，人君退朝，入于私宫，后妃御见，去留有度，此之谓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属刺今言，班固离骚序，关雎哀周道而不伤，冯衍显志赋，美关雎之识微分，愍王道之将崩，哀即哀历道，愍王道之义，不伤谓婉而多讽，不伤激切，此之谓哀而不伤，班氏于哀而不伤中加周道二字，义极明晰，乐而不淫，关雎诗之义也，可见人君远色之正，哀而不伤，作关雎诗之义也，可见大臣讽之深，二义本不相蒙，后人并为一谈，又必专属文王太姒而言，以致处处窒碍，谓君子求淑女，则必以为文王求太姒，夫国君十五而生子，文王生武王，年止十四，有何汲汲至寤寐反侧以求夫人，且娶妻如之何，必告父父，文王亦非可结婚自由，而自求夫人者，此说之必不可通者也，毛云后妃之德，并未明指太姒，序言忧在进贤，则已有后妃求贤女之意，郑笺遂以为后妃寤寐求贤女，其义亦本于三家诗，列女汤妃有{新女}传引诗云，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贤女能为君子和好众妾，诗推度灾曰，关雎有原冀得贤妃正八嫔，是鲁齐诗已与郑笺意同，乃郑君之所本，然此亦是我而非正义，盖不妒忌虽为后妃盛德，要不得为王化之原，未足以冠全诗，且古诸侯一娶九女，夫人一侄一娣，是为九女，贵妾之数早定，不待后妃求之，故止可为旁义而不得为正义也，论其正义，是诗人求淑女以配君子，论其旁义，是后妃求淑女以配君子，皆不指定文王太姒，朱子知其不可通也，以为宫中之人，于其始至，见其有幽贞静之德，为作是诗，如其说，不知宫人为何人，以为文王之宫人，不应夫人未至，而已先有宫妾，以为王季之宫人，尤不应知世子寤寐反侧之隐，且夫人之得不得，尤非宫人之所能求，是皆求其说而不得，从而为之辞者。
论毕公追咏文王太姒之事以为规谏范处义说得之非本有是诗而陈古以讽
范处义逸斋诗补传曰，关雎咏太姒之德，为文王风化之始，而韩鲁三家，皆以为康王政衰之诗，故司马迁刘向扬雄范蔚宗并祖其说，近世说诗者，以关雎为毕公作，谓得之张超或谓得之蔡邕，毕公为康王大臣，册命尊为父师，尽规固其职也，而张超蔡邕皆汉儒，多见古书，必有所据，然则关雎虽作于康王之时，乃毕公追咏文王太姒之事，以为规谏，故孔子定为一经之首，锡瑞案宋以后说关雎者，惟范氏此说极通，可谓千古特识，盖作诗以陈古刺今者毕公，删诗而定为经首者孔子，在毕公视之为刺诗，在孔子视之为正诗，如此解乃无疑于刺诗之不可为正诗矣，惟范氏于张蔡二说，尚未能定，王应麟困学纪闻，亦以为未详所出，张超诮青衣赋，见艺文类聚三十五卷，古文苑云，蔡伯喈作青衣赋，志荡词淫，故张子并作此以规之，青衣赋见蔡集中，无毕公作关雎语，是以关雎为毕公作，当属张而不属蔡矣，又诗篇曰论曰，司马迁曰，仁义陵迟，鹿鸣刺焉，蔡邕亦曰，鹿鸣者，周大臣之所作也，王道衰，大臣知贤者幽隐，故弹弦讽谏，且鹿鸣文武治内之政，先圣孔子自卫反鲁，雅颂各得其所，不应以刺诗冠小雅篇首，就如二人之说，其殆关雎之类，虽作于文王之后，实则文王之事也，孔子读鹿鸣，见君臣之有礼，则非刺明矣，案关雎鹿鸣，同一刺诗，并见史记，皆作于文王之后，而追咏文王之事，故虽是刺诗，而可列于四始，孔子读鹿鸣，见君臣之有礼，孔子读关雎，何尝不以为生民之属，王道之原乎，关雎刺诗，可冠经首，鹿鸣刺诗，何独不可冠小雅篇首乎，范氏明于关雎而昧于鹿鸣，所见未谛，盖逸斋补传，专宗毛郑，故虽称引古义，而仍不能释然于传笺也，薛士龙答何商霖书曰，来教谓诗之作，起于教化之衰，所引康王冥朝，将以为据，鲁诗所道可尽信哉，求诗名于礼经，非后世之作也，又安知关雎作刺之说，非赋其诗者乎，困学纪闻曰，鹿鸣在宵雅之首，马蔡以为风刺，盖齐鲁韩三家之说，犹关雎刺诗作讽也，原注，吕元钧谓陈古以讽，非谓二诗作于衰周，案此皆调停之说也，不欲违背古义，又不能屏除俗说，乃谓周初本有关雎鹿鸣之诗，后人陈古以为讽刺，据郑君云，赋者或造篇，或述古，则以关雎为毕公作，谓是述古而非造篇，似亦有可通者，而揆之汉人所引三家诗义，则实不然，史记两言关雎作，法言云，关雎作乎上，论衡云，周衰而诗作，杨赐云，关雎见几而作，既皆云作，必是造篇，且关雎若本有是诗，女史歌之房中，康王必已饫闻，毕公虽欲讽，何能使王感悟，未可以召公之常棣比毕公之关雎也，薛以礼经为疑，不知礼经非必出于周公，但知六经皆孔子所定，则于诸经皆豁然无疑矣，欧阳修曰，关雎周衰之作也，太史公曰，周道缺而关雎作，盖思古以刺今之诗也，谓此淑女配于君子，不淫其色，而能与其左右勤其职事，则可以琴瑟钟鼓友乐之尔，皆所以刺时之不然，先勤其职而后乐，故曰关雎乐而不淫，其思古以刺今，而言不迫切，故曰哀而不伤，朱子以仪礼已有周南疑之，由不知礼经亦孔子所定。
论魏源以关雎鹿鸣为刺纣王臆说不可信三家初无此义
魏源诗古微四始义例篇曰，二南及小雅，皆当殷之未季，文王与纣之时，谓谊兼讽刺则可，谓刺康王则不可，并诬三家以正风雅为康王时诗，尤大不可，盖吟咏性情以讽其上者，诗人之本谊也，以文王时讽论王室之诗，施之后王者，国史之旁谊，非诗人之本谊也，考关雎之为刺诗，鲁诗则见于史记汉书刘向扬雄张超之著述，韩诗则见于后汉书明帝之诏，杨赐之传，冯衍之赋，鹿鸣之为刺诗，则亦见于史记王符潜夫论蔡邕琴操之称引，其间有本义，有旁义，在善学者分别观之，三家既以关雎鹿鸣，与文王清庙同为正始，必非衰周之诗，韩序云，关雎刺时也，未尝言刺康王，则是思贤妃以佐君子，即为讽时之谊，但在文王国中为正风正雅者，在商纣国中视之，则为变风变雅，此关雎鹿鸣刺时之本谊也，在盛世歌之，为正风正雅者，在衰世歌之，即为变风变雅，此毕公刺康王之旁谊也，又曰，太史公读春秋历谱牒，废书而欢曰，师挚见之矣，纣为象箸而箕子唏，周道缺。自注周当为商，蒙上文师挚纣箕子而言之。诗人本之衽席，关雎作，仁义陵迟，鹿鸣刺焉，四汉今古文说，皆谓师挚以商纣乐官而归周，韩诗外传曰，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言殷纣之余民也，故师挚作乐之始，甫闻关雎之乱，盖以关雎乐章，作于师挚洋洋盈耳之日，正靡靡溺音之时，大雅首文王，而往复于殷命之靡常，周颂首清庙，而肇于多士之骏奔，四始皆致意于殷周之际，岂独关雎鹿鸣而已乎，故曰，诗三百篇，皆仁圣贤人发愤之所为作也，挚而有别，即乐而不淫，寤寐反侧，即哀而不伤，锡瑞案以挚而有别为乐而不淫，寤寐反侧为哀而不伤，前人解关雎诗，皆如此说，而乐与哀属何人说，则无以质言之，三家诗并无以关雎属文王太姒之明文，焦氏易林云，关雎淑女，贤圣配偶，未尝云是文王太姒，即毛诗亦止云后妃之德也，未尝言后妃为何人，则以属文王太姒者，自是推论之辞，若质言之，动多窒碍，范处义云，作于文王之扣，追咏文王之事，斯为得之，魏源作诗古微，意在发明三家，而不知四始定自孔子，非自周公，关雎虽属刺诗，孔子不妨以为正风，取冠篇首，六经皆孔子手定，并非依傍前人，魏氏惟不知此义，故虽明引三家之说，而与三家相反对，三家明云周衰时作，魏云必非衰周之诗，三家明云是刺康王，魏云未尝言刺康王，且改其说，以为是刺纣王而美文王，试问魏所引鲁韩诗，有言及纣王一字者乎，魏谓前人诬三家以正风雅为康王诗，前人实未尝诬，而魏臆造三家以关雎为刺纣王之说，则诬甚矣，太史公明言周道缺，魏臆改周为商，牵引师挚纣箕子而并言之，案三家皆以关雎为识向为豫见，康王晏起，大臣见几，正与师挚审音箕子欢象箸相似，非以三事并合为一，至孔子云师挚之始，此师挚又非纣时之师挚，必是孔子同时之人，故闻其歌关雎而有洋洋盈耳之欢，若是商周时人，孔子安得闻之而欢之乎，必不可并合为一也，史记儒林传序周室衰而关雎作，正与周道缺关雎作一辙，如魏氏说，将并改周室之周字为商以就其说乎，刘向扬雄王充杨赐应劭张超，皆明云刺康王，如魏氏说亦将一概抹扌杀之乎，魏以毕公为赋诗非作诗，即宋薛士龙吕元钧之意，又强牵合师挚兴纣，造为刺纣美文之说，则又宋儒之所未言，不知解经是朴学，不得用巧思，解经须确凭，不得任臆说，魏诬三家而创新解，解关雎一诗即大误，恐其惑世，不得不辨。
论四始之说当从史记所引鲁诗诗纬引齐诗异义亦有可推得者
毛序，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谓四始，诗之至也，正义曰，四始者，郑答张逸云，风也小雅也，大雅也，颂也，此四者人君行之则为兴，废之则为衰，又笺云，始者王道兴衰之所由，然则此四者，是人君兴废之始，故谓之四始也，案诗纬历枢云，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鱼在已，火始也，鸿雁在申，金始也，与此不同者，纬文因金木水火有四始之义，以诗文之，又郑作六艺论，引春秋纬演孔图云，诗含五际六情者，郑以历枢云，午亥之际为革命卯酉之际为改正辰在天门出入候听，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然则亥为革命一际也，亥又为天门出入候听，二际也，卯为阴阳交际，三际也，午为阳谢阴兴，四际也，酉为阴盛阳微，五际也，其六情者，则春秋云，喜怒哀乐好恶是也，诗既含此五际六情，故郑于六艺论言之，案孔疏以四始为人君兴废之始，义殊不了，陈启源谓风雅颂四者即是始，非更有为风雅颂之始者，则何必言四始，毛序又何以关雎为风之始乎，考史记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义始了然，太史公据鲁诗，毛以关雎为风之始，则亦与鲁诗不异矣，诗纬言四始乃齐诗异义，近儒孔广森推得其说曰，始际之义，盖生于律，大明在亥者，应钟为均也，四牡则太簇为均，天保夹钟为均，嘉鱼仲吕为均，采芑蕤宾为均，鸿雁夷则为均，祈父南吕为均，汉初古乐未湮者如此，故翼奉曰，诗之为学，情性而已，五性不相害，六情更兴废，观性以历，观情以律，律历迭相治，夫天地稽三期之变，亦于是可验，古之作乐，每三诗为一终，经传可考者，有升歌文王之三，升歌鹿鸣之三间歌鱼丽之三，然采薇出车大杜，皆所以劳将士，常棣伐木天保，皆所以燕朋友兄弟，蓼萧湛露彤弓，皆所以燕诸侯，亦三篇同奏，确然可信者也，说始际者，则以与三期相配，如文王为亥孟，大明为亥仲，绵为亥季，其水始独言大明，犹三期之先仲次季而后孟也，故鹿鸣四牡皇华同为寅宫，与四牡以表之，鱼丽嘉鱼南山有台，同为已宫，举嘉鱼以表之，卯不言伐木而言天保，容三家诗次不尽与毛同耳，以次推之，采薇之三正合辰位，唯采芑为午，似蓼萧之三，彼倒在六月采芑车攻之后而为未也，吉日鸿雁庭燎，乃申也，祈父非酉之中，又篇次之异，且其戍子丑为何等篇，不可推测矣，锡瑞案诗纬在汉后为绝学，孔氏所推甚精，惟采薇大出车，依三家当为宣王诗，孔仍毛诗，次序稍误，魏源更正之，以蓼萧湛露彤弓，烈鱼丽之前，为辰，采薇大杜出车，列采芑之后，车攻之前，为午季未孟仲，次序更合，齐诗与纬说合，略见翼奉郎ダ二传，郎ダ曰，四始之缺，李贤注不引历枢，而引关雎为国风之始，鹿鸣为小雅之始，文王为大雅之始，清庙为颂之始以解之，应劭注汉书，以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为五际，宋均注演孔图，以风赋比兴雅颂为六情，皆甚误，而据匡衡传曰，孔子论诗以关雎为始，则齐诗虽传异义，亦未尝不以关雎为始也，翼奉曰，易有阴阳，诗有五际，春秋有灾异，是诗之五际，亦阴阳灾异之类，易之阴阳，春秋之灾异，皆是别传而非正传，则诗之五际四始，亦别传而非正传矣，翼奉传孟康注引诗内传曰，五际，卯酉午戍亥也，阴阳终始际会之岁于此，则有变改之政也，齐诗内传五际数戌，而诗疏不及戌，据郎ダ注宋均云，天门戌亥之间，则亥为革命当一际，出入候听应以戌当一际也，迮鹤寿齐诗翼奉学，陈乔枞诗纬集证，发明齐诗尤详，以非正传，故不备举。
论三家亡而毛传孤行人多信毛疑三家魏源辨明快可为定论
魏源齐鲁韩毛异同论，程大昌曰，三家不见古序，故无以总测篇意，毛惟有古序以该括章旨，故训诂所及，会全诗以归一贯，然考新唐书艺文志，韩诗二卷卜商序韩婴注，而水经注引韩诗周南叙曰，其地在南郡南阳之间，至诸家所引韩诗，如关雎，刺时也，汉广，说人也，汝坟，辞家也，莒，伤夫有恶疾也，黍离，伯封作也，ぐ，刺奔女也，凑与洧，说人也，鸡鸣，谗人也，夫移，燕兄弟也，伐木，文王敬故也，鼓钟，刺昭王也，宾之初筵，卫武公饮酒悔过也，抑，卫武公刺王室以自戒也，假乐，美宣王之德也，云汉，宣王遭乱仰天也，雨无极正，大夫刺幽王也，四月，欢征役也，宫有亻血，公子奚斯作也，那，美襄公也，皆与毛诗首语一例，则韩诗有序明矣，齐诗最残缺，而张揖魏人，习齐诗，其上林赋注曰，伐檀，刺贤者，不遇明王也，其为齐诗之序明矣，刘向楚元王孙世传鲁诗，其列女传以苜为蔡人妻作，汝坟为周南大夫妻作，行露为召南申女作，邶柏舟为卫夫人作，硕人为庄姜传母作，燕燕为定姜送妇作，式微为黎庄夫人及传母作，载驰为许穆夫人作，视毛序之空衍者，尤凿凿不诬，且其息夫人传曰，君子故序之于诗，黎庄夫人传曰，君子故序之以编诗，而向所自著书亦曰新序，是鲁诗有序明矣，且三家遗说，凡鲁诗如此者，韩必同之，韩诗如此者，鲁必同之，齐诗作存什一于千百，而鲁韩必同之，苟非同出一原，安能重规叠矩，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谓毛不见三家古序则有之，三家鸟用见毛序为哉，程氏其何说之词，郑樵曰，毛公时，左传孟子国语仪礼未盛行，而先与之合，世人未知毛诗之密，故俱从三家，及诸书出而证之，诸儒得以考其异同得失，长者出而短者自废，故皆舍三家而宗毛，应之曰，齐诗先采而后草，与仪礼合，小雅四始五际次第，与乐章合，鲁韩诗说硕人二子乘舟载驰黄鸟，与左氏合，说抑及昊天有成命，与国语合，说驺虞乐官备，与射义合，说凯风小弁，与孟子合，说出车采薇非文王伐猃狁，与尚书大传合，大武六章次第，与乐章合，其不合诸书者安在而毛诗则动与抵牾，其合诸书者又安在顾谓西汉诸儒，未见诸书，故舍毛而从三家，则太史公本左氏国语以作史记，何以宗鲁诗而不宗毛，贾谊刘向博极群书，何以新书说苑列女传，宗鲁而不宗毛，谓东汉诸儒得诸书证合，乃知宗毛而舍三家，则班固评论四家诗，何以独许鲁近，左传由贾逵得立，服虔作解，而逵选齐鲁韩毛异同，服虔注左氏，郑君注礼，皆显用韩诗，即郑笺毛，亦多阴用韩义，许君说文叙，自言诗称毛氏，皆古文家言，而说文引诗什九皆三家，五经异义论制，论郑风，论生民，亦并从三家说，岂非郑许之用毛者，特欲专立古文门户，而意实以鲁韩为胜乎，若云长者出而短者自废，则郑荀王韩之易，贤于施孟梁邱，梅赜作颐，下同，之书贤于伏生夏侯欧阳，韩诗外传，贤于韩诗内传，左氏之杜预，贤于贾服，而逸书十六篇逸礼七十篇，皆亡所当亡耶，至钱氏大昕据孟子劳于王事，不得养父母，为孟子之用小序，缁衣篇长民者衣服不贰，从容有常，为公孙尼子之用小序，则不如据论语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为夫子用小序之为愈为，梅赜之伪古文书，其亦三代经传袭用梅氏耶，郑氏其何说之词，姜氏炳璋曰，汉四家诗，惟毛公出自子夏，渊源最古，且鲁颂传引孟仲子之言，丝衣序引高子之言，北山序同孟子之语，则又出于孟子，而大毛公亲为荀卿弟子，故毛传多用荀子之言，非三家所及，应之曰，汉书楚元王传，言浮邱伯传鲁诗于荀卿，则亦出荀子矣，唐书载韩诗卜商序，则亦出子夏矣，韩诗外传高子问载驰之诗于孟子，孟子曰，有卫女志则可，无卫女之志则怠，又载荀卿非十二子篇，独去子思孟子，且外传屡引七篇之文，则亦出孟子矣，故汉书曰，又有毛公之学，自言子夏所传，自言云者，人不取信之词也，至释文引徐整云。三国吴人。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仓子，薛仓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间人大毛公，毛公为诗故训传以授赵人小毛公，小毛公为河间献王博士，一云子夏授曾申，申传魏人李克，克传鲁人孟仲子，孟仲子传根牟子，根牟子传赵人孙卿子，孙卿子传鲁人大毛公，夫同一毛诗传授源流，而姓名无一同，且一以为出荀卿，一以为不出荀卿，一以为河间人，一以为鲁人，展转傅会，安所据依，岂非汉书自言子夏所传一语，已发其覆乎，以视三家源流，孰传信，孰传疑，姜氏其何说之词，锡瑞案三家亡，毛传孤行，多信毛而疑三家，已发其覆乎，以视三家源流，孰传信，孰传疑，姜氏其何说之词，锡瑞案三家亡，毛传孤行，多信毛而疑三家，魏氏辨分明，一扫俗儒之陋。
论毛传不可信而明见汉志非马融所作
史记儒林传述汉初经师，易止田生一人，书止伏生一人，礼止高堂生一人，春秋有胡毋生董仲舒二人，而二人皆传公羊，故汉初立公羊博士，不分胡董，惟诗有三人，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传此，三人者，生非一处，学非一师，同为今文而实不同，故汉初分立三博士，盖有不得不分别者，史记不及毛公，若毛公为六国时人，所著有毛诗故训传，史公无缘不知，此毛传不可信者一，汉书艺文志虽列毛诗与毛诗故训传，而云与不得已鲁最为近之，三家皆列于学官，又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而河间献王好之，未得立，自谓者，人不谓然也，毛诗始发见于刘歆，汉志多本刘歆七略，乃以鲁最为近，而于毛有微词，则班氏初不信毛，汉志亦非全用七略，此毛传不可信者二，徐整陆玑说毛诗授受源流，或以为出荀卿，或以为不出荀卿。魏源辨之已详，两汉以前皆无此说，此毛传不可信者三，荀卿非十二子，有子夏之贱儒，是荀卿之学，非出子夏，判然为二，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祖子夏不应祖荀卿，祖荀卿不应祖子夏，此毛传不可信者四，申公受诗于浮邱伯，浮邱伯之荀卿，则鲁诗实出荀卿矣，若毛诗亦荀卿所传，何以与鲁诗不同，此毛传不可信者五，汉志但云毛公之学，不载毛公之名，亦无大小毛公之分，郑君诗谱曰，鲁人大毛公为训诂传于其家，河间献王得而献之，以小毛公为博士，陆玑曰，荀卿授鲁国毛亨，毛亨作诂训传以授赵国毛苌，时人谓亨为大毛公，苌为小毛公，盖郑君始言大小毛公有二，陆玑始著大小毛公之名，如其说则作传者毛亨非毛苌，故孔疏云，大毛公为其传，由小毛公而题毛也，郑汉末人，不应所闻详于刘班，陆玑吴人，不应所闻又详于郑，此毛传不可信者六，后汉书章帝纪建元六年，诏令群儒选高才生，受学左氏梁春秋古文尚书毛诗，以扶微学广异义焉，袁宏后汉纪遂言于是古文尚书毛诗周官，皆置弟子，案古文在汉时无置博士弟子者，惟左氏立而旋罢，故顾炎武断后汉儒林传诗齐鲁韩毛，毛字为衍文，儒林传云，三家皆立博士，赵人毛苌传诗，是为毛诗，未得立，顾氏之说是也，儒林传马融作毛诗传，何焯曰，后人据此传，云诗序之出于宏，不悟毛传之出于融，何也，或疑融别有诗传，亦非范氏明与郑笺连类言之矣，康成亲受经于季长，以笺为致敬亦得，案何氏说虽有据，而汉志已列毛诗诂训传，仍当以融别有诗传为是。
论以世俗之见解诗最谬毛诗亦有不可信者
凡经学愈古愈可信，而愈古人愈不见信，所以愈可信者，以师承有自，去七十子之传不远也，所以愈不信者，去古日远，俗说沉溺，疑古说不近人情也，后世说经有二弊，一以世俗之见，测古圣贤，一以民间之事律古天子诸侯，各经皆有然，而诗为尤甚，姑举一二言之，如关雎三家以为诗人求淑女以配君子，毛以为后妃求贤以辅君子，皆不以寤寐反侧属文王，俗说以为文王求太姒至于寤寐反侧，浅人信之，以为其说近人情矣，不知独居求偶，非古圣王所为，且如其说，则关雎与月出株林，相去无几，正是乐而淫，哀而伤，孔子何以称其不淫不伤，取之以冠篇首，试深思之，则知俗说不可信矣，卷耳三家无明文，荀子以为卷耳易采，顷筐易盈也，然而不可以贰周行，毛以为后妃佐君子求贤审官，皆不以采卷耳为实事，俗说以为提筐采卷耳，因怀人而置之大道，引唐人诗提笼忘采叶，昨夜梦渔阳为比例，又以二三章为登山望夫，酌酒销愁，浅人信之，以为其说近人情矣，不知提筐采卷耳，非后妃身分，登山望夫，酌酒销愁，亦非后妃身分，且不似幽淑女行为，试深思之，则知俗说不可用矣，其他如疑诗人不应多讽刺，是不知古者师箴瞍蒙诵百工谏之义也，疑淫诗不当入国史，是不知古者男女歌咏，各言其伤，行人献之太师之义也，疑陈古刺今不可信，是不知主文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之义也，疑作诗不当始衰世，是不知王道缺而诗作，周室坏而春秋作，皆衰世所造之义也，疑康王不应有刺诗，是不知颂声作乎下，关雎作乎上，习治则伤始乱之义也，后儒不知诗人作诗之意，圣人编诗之旨，每以世俗委巷之见，推测古事，妄议古人，故于近人情而实非者，误信所不当信，不近人情而实是者，误疑所不当疑，见毛郑之说，已觉龃龉不安，见三家之说，尤为枘凿不入，曲弥高而和弥寡矣，或谓大毛公六国时人，安见不比三家更古，曰，毛公六国时人，并无明文可徵，且毛传实有不可信者，丕显二字屡见诗书，毛传于文王有周不显，曰不显显也，又于不显亦世，曰不世显德乎，是其意以不字为语词，为反言，不知不显即丕显也，不显亦世即丕显弈世也，不显不时即丕显丕承，清庙之不显不承，正丕显丕承之证也，卷阿伴奂尔游矣，伴奂叠韵连文为义与下优游一例，即皇矣之畔援，颜注汉书引诗正作畔换，亦即闵予小子之判换，所谓美恶不嫌同辞也，毛传乃云，广大有文章貌，是其意分伴奂为两义，伴训广大，奂训有文章，不知下句优游何以解之，毛何不分优游为两义乎，正义据孔晁引孔子曰，奂乎其有文章，伴乎其无涯际，孔晁王肃之徒，其所引即孔丛家语之类，王肃伪作，必非圣言，荡曾是疆御亦二字连文为义，左氏昭元年传曰，疆御已甚，十二年传曰，吾军帅疆御，皆二字连文，繁露必仁且智篇曰，其强足以覆过，其御足以犯难，史记集解引牧誓郑注曰，疆御犹疆暴也，疆御即尔雅释天之疆围，汉石门颂倒其文曰，绥亿衙疆，惟其义同，故可倒用，毛传乃云，疆梁，御善也，不知二字连文，而望文生义，岂六国时人之书乎。
论毛义不及三家略举典礼数端可证
毛传孤行久矣，谓毛不及三家，人必不信，如关雎刺晏朝，苜伤恶疾之类，人必以为传闻各异，事实无徵，今以典礼之实有可徵者，略举二南数事证之，如韩诗外传五引诗鼓钟乐之，与毛诗钟鼓乐之不同，外传一引诗作钟鼓，盖后人依毛诗误改外传，言古者天子左五钟右五钟，而不及鼓，侯包韩诗翼要曰，后妃房中乐有钟声磬，亦不及鼓，是韩诗不作钟鼓甚明周礼磬师教缦乐燕乐之钟磬郑注，燕乐房中之乐，所谓阴声也，二乐皆教其钟磬，疏云，燕乐房中之乐者，此即关雎二南也，谓之房中者，房中谓妇入后妃，以风喻君子之诗，故谓之房吕之乐，据此则古周礼说与韩诗合，皆谓房中乐有钟磬而无鼓，钟磬清扬，于房中宜，鼓音重浊，于房中不宜，或据薛君章句鼓人上堂，谓韩诗亦当兼言鼓，不知鼓人上堂，不入房中，不与钟磬并列，仍不当兼言鼓，鼓钟之鼓训击，是虚字，是一物，钟鼓之鼓是实字，是二物，毛作钟鼓，与古礼不合，此毛不及韩诗者一，说文引诗以{曰女}父母，与毛诗归宁父母不同，盖三家之异文，春秋庄二十七年杞伯姬来，何休公羊解诂曰，诸侯夫人尊重既嫁，非有大故不得反，惟自大夫妻，虽无事，岁一归宗，疏云，其大故者，奔丧之谓，文九年夫人姜氏如齐，彼注云，奔父母之丧是也，自从也，言从大夫妻以下，即诗云归宁父母是也，案诗是后妃之事，而云大夫妻者，何氏不信毛叙故也。案归宁父母是毛诗，三家不作归宁，亦未必以葛罩为大夫妻，疏引诗误。左氏传曰，凡诸侯之女，归宁曰来，出曰来归，夫人归宁曰如某，出曰归于某，据此则今春秋公羊说夫人不得归宁，古春秋左氏说夫人亦得归宁，案诗竹竿云，女子有行，远父母兄弟，故泉水载驰竹竿，皆思归而不得，战国策左师说赵太后，甚爱燕后，饮食必祝曰，必勿使反，是诸侯女既嫁不得复反，反即大归，战国时犹知此义，当从今文说，不得归宁为正，毛诗与左传同出河间博士，故此传曰，宁，安也，父母在则有时归宁耳，毛以父母在得归宁，父母终，不得归守为调停之说，郑笺泉水云，国君夫人父母在归宁，正本毛传，惠周惕诗说谓古无归宁之礼，毛传因左氏而误，其说近是，盖郑笺又因毛传而误也，段玉裁亦疑毛传，谓方嫁不得遽图归宁，此归字作以字为善，是欲改毛以从三家，不知今古文说不同，陈奂谓父母在九字为郑笺窜入，是欲删毛以归之郑，亦不知今古文说不同，皆明见毛义之不安而不敢，即如陈氏强释毛义，谓归以安父母，归宁不训归家，而截归字为一句，殊近不辞，不如三家作以{曰女}父母，文义甚明，不与归宁相混，此毛不及三家者二，因学纪闻引曹粹中诗说，齐诗先采而后草，据仪礼合乐歌周南，则关雎葛覃卷耳三篇同奏，歌召南，则鹊巢采蘩采三篇同奏，古诗篇次，以采列草之前，三家次第，当与毛异，齐诗传自辕固，夏侯始昌为辕固弟子，后苍事始昌，通诗礼，为博士，二戴皆后苍弟子，则仪礼及二戴礼中所引诗当为齐诗，曹氏所言，不为无据，毛失其次，与仪礼歌诗不合，此毛不及齐诗者三，五经异义今诗韩鲁说驺虞天子掌鸟兽官，古毛诗说驺虞义兽，白虎黑文，案贾谊新书礼篇，驺者天子之囿也，虞者囿之司兽者也，仪礼乡射礼注，其诗有一发五豝五豵，于嗟驺虞之言，乐得贤者众多，欢思至仁之人以充其官，礼记射义驺虞者，乐官备出，注乐官备者，谓驺虞，曰壹发五豝，喻得贤者多也，于嗟乎驺虞，欢仁人也，皆与韩鲁诗合，文选魏都赋注引鲁诗传曰，古有梁驺，梁驺天子猎之田也，韩义盖与鲁同，若山海经逸周书尚书大传，虽言驺虞，而未尝明言即诗之驺虞，汉初大儒，如申公韩太传贾太传，必无不见山海经逸周书，而不引以解诗之驺虞者，知彼所言驺虞，非诗之所言驺虞也，毛诗晚出，见驺虞二字偶合，遂据以易三家旧说，撰出义兽二字，以配麟之仁兽，异义引毛诗说周南终麟趾，召南弱驺虞，俱称嗟欢之，皆兽名，后人多惑其说，不知麟趾为关雎之应，驺虞为鹊巢之应，此是毛义，非三家义，且即以毛义论，驺虞与麟亦不相对，麟之趾序笺云，有似麟应之时，疏引张逸问云，致信厚未致麟，孔氏引申之曰，由此言之，不致明矣，是文王无致麟之事，若驺虞据尚书大传散宜生取以献纣，是文王实致驺虞矣，一实致，一未致，一本事，一喻言，安得以为相对，至于于嗟欢辞，屡见于诗，如于嗟阔兮，于嗟洵兮，于嗟鸠兮，于嗟女兮，皆诗人常言，岂可以两处欢辞偶同，强为牵合，焦氏易林云，陈力就列，驺虞悦喜，亦以驺虞为官名，陈乔枞以易林为齐诗，是三家之说同，尔雅多同鲁诗，故释兽无驺虞，以驺虞为兽名，毛诗一家之言，与古义不合，此毛不及三家者四，略举四证，皆二南之关于典礼者，学者可以隅反。
论三家诗大同小异史记儒林列传可证
王应麟诗考后序曰，刘向列女传，谓蔡人妻作莒，周南大夫妻作当汝坟，申人女作行露，卫宣夫人作邶柏舟，定姜送妇作燕燕，黎庄夫人及其传母作式微庄姜传母作硕人，息夫人作大车，新序谓之传母作二子乘舟，寿闵其兄作忧思之诗黍离是也，楚元王受诗于浮邱伯，向乃元王之孙，所述盖鲁诗也，王引之经义述闻曰，列女传贞顺传，蔡人妻伤夫有恶疾而作莒，与文选辨命论注所引韩诗合，贤明传周南大夫妻言仕于乱世者，为父母在故也，乃作诗曰，鲂鱼尾云云，与后汉书周磬传注所引韩诗章句合，贞顺传召南申女以夫家一物不具，一礼不备，守节持义，必死不往，而作诗曰，虽速我狱云云，与韩诗外传合，母仪传卫姑定姜赋燕之诗，与坊记郑注合，郑为记注时，多取韩诗也，又上灾异封事引诗密勿从事，与文选为宋公求加赠前军表注，所引韩诗密勿同心，皆以密勿为黾勉，然则向所述者，乃韩诗也，锡瑞案二说皆有据，盖鲁韩义本同史记，儒林列传曰，韩生推诗之意而为内外传数万言，其语颇与齐鲁间殊，然其归一也，以史记之说推之，可见鲁韩三家诗，大同小异，惟其小异，故须分立三家，若全无异，则立一家已足，而不必分立矣，惟其大同，故可并立三家，若全不同，则如毛诗大异而不可并立矣，三家诗多不传，今试取其传者论之，如黍离一篇，新序节士篇云，卫宣公子寿闵其兄之且见害，作忧思之诗，此刘子政所引鲁诗义也，而韩诗曰，黍离伯封作也，陈思王植令禽恶鸟论云，昔尹吉甫信后妻之谗，而杀孝子伯奇，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离之诗，后法郅理韩诗，光武讼恽授皇太子韩诗，恽说太子曰，吉甫贤臣放逐孝子，薛君韩诗注曰，诗人求己兄不得，是韩诗以黍离伯封作，与鲁诗以为公子寿作者异，韩诗外传载赵苍唐为魏文侯子击使于文侯曰，好黍离与晨风，文侯曰，怨乎，曰，非敢怨也时思也，说苑奉使篇略同，子政据鲁诗而与韩诗同者，盖论此诗之事，则异国异人并异时，而论此诗之义，则同一孝子之见害，同一悌弟之思兄，此所以小异而大同，外传与说苑皆可引为思亲之意也，若共篇次则鲁诗当入卫风，与毛诗异，韩诗当入王风，与毛诗同，而其说解则鲁韩可合，而与毛诗全不合，三家大同小异，可以此诗推之，魏源不知此义，乃欲强合鲁韩为一，谓伯封乃卫寿之字，反以曹植徵引为误，则御览明引韩诗伯封作，岂亦误乎，伯封为卫寿字，又何据乎，凭臆武断，讵可为训，盖误于鲁韩诗，从无不同之见，而未考史记儒林传也。
论诗序与书序同有可信有不可信今文可信古文不可尽信
毛序有可信不可信，为说诗者一大疑案，关雎序自关雎后妃之德也至关雎之义也，经典释文卷第五，旧说云起至用之邦国焉，名关雎序，谓之小序，自风风也讫末，名为大序，沈重云，案郑诗谱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不尽，毛更足成之，朱子作诗序辨说，以诗者志之所之至诗之至也为大序，其余首尾为关雎之小序，诗正义自关雎以后，每诗一篇，即有一序，皆谓之小序，此大序小序之分也，作序之人自诗谱外，王肃以为子夏所序诗即今毛诗序，范蔚宗以为卫宏受学谢曼卿，作诗序，魏徵等以为子夏所创，毛公及卫宏又加润益，韩愈议子夏不序诗有三焉，知不及一也，暴扬中之私，春秋所不道，二也，诸侯犹世，不敢以云，三也，学者欲显其传，因藉之子夏，成伯以为子夏惟裁初句，其下皆是大毛自以诗中之意而系其辞，王安石以为序乃诗人所自制，程子以为小序国史之旧文，大序孔子所作，苏辙以为卫宏所作，非孔氏之旧，止存其首一言，余皆删去，王得臣以为首句孔子所题，曹粹中以为毛传初行，尚未有序，门人互相传授，各记师说，郑樵王质以为村野妄人所作，作序之人，说者不一，自唐定正义以后，惟宋欧阳修撰毛诗本义，为论以辨毛郑之失，犹未甚立异同，迨郑樵专指毛郑之妄，谓小序非子夏所作，尽削去之，而以已意为说，其诗序辨曰，序有郑注而无郑笺，其不作于子夏明矣，毛公于诗，第为之传，其不作序又明序，小序出于卫宏，有专取诸书之文至数句者，有杂取诸家之说而辞不坚决者，有委曲婉转附经以成其义者，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欢之，其文全出于乐记，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为诗以遗王，其文全出于金，自微子至于戴公，其间礼乐废坏，其文全出于国语，古者长民，衣服不贰，从容有常，以齐其民，其文全出于公孙尼子，则诗序之作，实在于数书既传之后明矣，此所谓取诸书之文有至数句者此也。案人多以为毛序与古书合，此则以为卫序取古书。关雎之序既曰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意亦足矣，又曰风，风也，风以动之，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又曰，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载驰之诗，既曰，许穆夫人闵其宗国颠覆成作，又曰，卫懿公为狄所灭，丝衣之诗，既曰，绎宾尸矣，又曰灵星之尸也，此盖众说并传，卫氏得有美辞美意，并录而不忍弃之，此所谓杂诸家之说而辞不坚决者也，驺虞之诗，先言人伦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纯被文王之化，而后继之田以时，仁如驺虞则王道成，行苇之诗，先言国家忠厚，仁及草木，然继之以内睦九族，外尊事黄养老之言，此所谓委曲宛转附经以成其义者此也，惟宏序作于东汉，故汉世文字，未有引诗序者，案近人引汉广序德广所及等语，汉时古书多未见，必是引序。惟黄初四年，有曹共公远君子近小人之语盖魏后于汉，而宏之序至是而始行也，使其果知诗序出于卫宏，则风雅正变之说，二南分系之说，羔羊蟋蟀之说，或郁而不畅，或巧而不合，如荡以荡荡上帝发语，而曰天下荡荡无纲纪文章，召以天疾威发语，而曰闵天下无如召公之为臣，雨无正，乃大夫刺幽王也，而曰众多如雨，非所以为正，牵合为文而取讥于世，此不可不辨也。文献通考载石林叶氏说略同。程大昌考古编曰，范传，卫宏，作毛诗序，今传于世，所序者，毛传耳，诗之古序非宏也，古序之与宏序，今混并无别，然有可考者，凡诗发序两语，如关雎后妃之德也，世人之谓小序者，古序也，两语以外，续而申之，世谓大序者，宏语也，锡瑞案程氏之分大序小序，与释文旧说朱子辨说并异，以发序两语为小序，两语以外，续而申之者为大序，小序出于国史，为古序，大序缀于卫宏，非子夏所作，其说本于苏辙，实洲源于成伯，近人魏源谓续序不得毛序之意，正本程说，魏晋以后，毛传孤行，人多遵信序说，以为真出子夏，至宋则疑信参半，朱子作诗集传，如亦从序，后与吕祖谦争辨，乃改郑樵说，有辨说攻小序，而集传未及追改，如缁衣丰年等篇者，元延科举法诗用朱子集传，而毛传几废，国朝人治汉学，始尊毛而攻朱，近人治西汉今文学，又尊三家而攻毛，平心论之，诗之序犹书之序也，诗序有今古文之分，犹书序有今古文之分也，伏生今文书序，见于史记所引者可信，马郑古文书序，不可尽信，三家今文诗序，见于诸书所引者可信，古毛诗序，不可尽信，郑君论纬说云，不信亦非，悉信亦非，窃谓古文诗书之序，当如郑君之说，若郑樵攻毛序而以已意为序，则近于妄，魏源诗古微主三家，而三家所无者，皆以己意补之为序，是郑樵之类也。
论朱子不信毛序有特见魏源多本其说
朱子曰，诗序之作，说者不同，或以为孔子，或以为子夏，或以为国史，皆无明文可考，惟后汉儒林传，以为卫宏作毛诗序，今传于世，则序乃宏作明矣，然郑氏又以为诸序本自合为一编，毛公始分以诸篇之首，则是毛公之前，其传已久，宏特增广而润色之耳，故近世诸儒，多以序之首句为毛公所分，而其下推说云云者，为后人所益，理或有之，但今考其首句，则已有不得诗人之本意，而肆为妄说者矣，况沿袭云云之误哉，然计其初，犹必自谓出于臆度之私，非经本文，故且自为一编列附经后，又以尚有齐鲁韩氏之说，并传于世，故读者亦有以知其出于后人之手，不尽信也，及至毛公引以入经，乃不缀篇后而超冠篇端，不为注而直作经字，不为疑辞而遂为决辞，其后三家之传又绝，而毛说孤行，则其抵牾之迹，无复可见，故此序者，遂若诗人先所命题，而诗文反为因序而作，于是读者转相尊信，无敢拟议，至于有所不通，则必为之委曲迁就穿凿而附合之，宁使经之本文，缭戾破碎，不成文理，而终不忍明以小序为出于汉儒也，愚之病此久矣，然犹以其所从来也远，其间容或真有传授证验而不可废者，故既颇采以附传中而复并为一编以远其旧，因以论其得失云，又论邶柏舟序曰，诗之文意事类，可以思而得，其时世氏则不可以强而推，凡小序唯计文明曰，直提其事，如甘棠定中南山株林之属，若证验的切见于书史，如载驰硕人清人黄鸟之类，决为可无疑者，其次则词旨，大概可知必为某事，而不可知其的为某时某人者，尚多有之，若为小序者，姑以其意推寻探索，依约而言，则虽有所不知，亦不害，其为不自欺，虽有未当，人亦当恕其所不及，今乃不然，不知其时者，必强以为某王某公之时，不知其人者，必强以为某甲某乙之事，于是傅会书史，依名谥，凿空妄语，以诳后人，其所以然者，特以耻其所不知，而惟恐人之不见信而已，且如柏舟不知其出于妇人，而以为男子，不知其不得于夫，而以为不遇于君，此则失矣。马端临引刘向封事以朱子，案孟子已引此诗属孔子矣，或断章取义，不必泥看。然有所不及而不自欺，则亦未至于大害理也，今乃断然以为卫顷公之时，则其故为欺罔以误后人之罪，不可扌矣，盖其偶见此诗冠于三卫变风之首，是以求之春秋之前，而史记所书庄桓以上，卫之诸君事，皆无可考者，谥亦无甚恶者，独顷公有赂王请命之事，其谥又为甄心动惧之名，如汉诸王必其尝以罪谪，然后加以此谥，以是意其必有弃贤用佞之失，而遂以此诗予之，若将以其多知而必于取信，不知将有明者从旁观之，则所以暴其真不知，而启其深不信也，凡小序之失，以此推之，什得八九矣，锡瑞案朱子毛序有特见古书序皆附末，毛诗独冠篇端，诚有如先有此题而后作此诗者，朱子并为一编以远其旧是也，为孔古文尚书以序冠篇首，亦非古法，即此可证其伪，序所云刺某君，多无明文可据，朱子云，顷公谥恶，故以柏舟为刺顷公，今以朱子之说推之，则序所云刺某某者，多有可疑，虽未见朱说之必然，亦无以见其必不然也，魏源之毛序有朱子已言者，毛有序三家亦有序，其序说多不同，三家亡而毛义孤行安见三家序皆不是，而毛序，独是，故朱子深惜三家之传绝，无以考其抵牾之迹也。
论马端临朱申毛可与朱说参看且能发明风人之旨
马端临曰，书序可废，而诗序不可废，就诗而论，雅颂之序可废，而十五国风之序不可废，盖风之为体，比兴之辞，多于叙述，风谕之意，浮于指斥，盖有反覆咏欢，联章累句，而无一言叙作之之意者，而序者乃一言以蔽之曰，为某事也，苟非其传授之有源，探索之无舛，则孰能臆料当时指意之所归，以示千载乎，而文公深诋之，且于桑中溱洧诸篇辨析尤至，以为安有刺人之恶而自为彼人之辞，以陷于所刺之地，其意盖谓诗之辞如彼，而序之说如此，则以诗求诗可也，鸟有舍明白可见之诗辞，而必欲曲从臆度难信之序说乎，然愚以为必若此，则诗之难读者多矣，岂直郑卫诸篇哉，夫苜之序，以妇人乐有子，为后妃之美也，而其诗语不过形容采掇苜之情状而已，黍离之序以为闵周室宫庙之颠覆也，而其诗语不过慨欢禾黍之苗穗而已，此诗之不言所作，而赖序以明者也，若舍序以求之，则其所以采掇者为何事，而慨欢为何说乎，叔于田之二诗序，以为刺郑庄公，而其诗语则郑人爱叔段之辞耳，扬之水椒聊二诗序以为刺晋昭公，而其诗语则晋人爱桓叔之辞耳，此诗之序其事以讽，初不言刺之之意而赖序以明者也，若舍序以求之，则如四诗也非子云美新之赋，则袁宏九锡之文耳，鸨羽陟岵之诗，见于变风序，以为征役者不堪命而作也，四牡采薇之诗，见于正雅序，以为劳使臣遣戍役而作也，而深味四诗之旨，则欢行役之劳苦，叙饥渴之情状，忧孝养之不逮，悼归休之无期，其辞语一耳，此诗之辞同意异，而赖序以明者也，若舍序以求之，则文王之臣民，亦怨其上，而四牡采薇不得为正雅矣，采薇，三家本不以为文王诗，马氏专据毛诗。即是数端而观之，则知序之不可废，序不可废，则桑中溱洧，何嫌其为刺奔乎，且夫子尝删诗矣，所取于关雎，谓其乐而不淫，则诗之可删，孰有大于淫者，今以文公诗传考之，其提以为男女淫奔诱，而自作诗以序其事者，凡二十有四，如桑中，东门之单，溱洧，东方之日，东门之池，东门之杨，月出，则序以为刺淫，而文公以为淫者所自作也，如静女，木瓜，采葛，邱中有麻，将仲子，遵大路，有女同车，山有扶苏，兮，狡童，蹇裳，丰，风雨，子衿，扬之水，出其东门，野有蔓草，则序本别指他事，而文公亦以为淫者所自作也，夫以淫昏不检之人，发而为放荡无耻之辞，其多如此，夫子犹存之，不知所删何等之篇也，夫子曰，思无邪，如序者之说，则虽诗辞之邪，亦必以正视之，如桑中刺奔，溱洧刺乱之类是也，如文公之说，则虽诗辞之正者，亦必以邪视之，如不以木瓜为美齐桓公，不以采葛为惧谗，不以遵大路风雨为思君子，不以蹇裳为思见正，不以子衿为刺学校废，不以扬之水为闵无臣，而俱指为淫奔谑浪要约赠答之辞是也，且此诸篇者，虽其辞之欠庄重，然首尾无一字及妇人，而谓子淫邪可乎，左传载列国聘享赋诗，固多断章取义，然其大不伦者亦以来讥诮，如郑伯有赋鹑之奔奔，楚令尹子围赋大明，及穆拜肆夏，宁武子不拜彤弓之类是也，然郑伯如晋，子展赋将仲子，郑伯享赵孟子，太叔赋野有蔓草，郑六卿饯韩宣子，子Ａ１１赋野有蔓草，子太叔赋蹇裳，子游赋风雨，子旗赋有女同车，子柳赋兮，此六诗皆文公所斥以为淫奔之人所作也，然所赋者见善于叔向赵武韩起，不闻被讥，乃知郑卫之诗，未尝不施于燕享，而此六诗之旨意训诂，当如序者之说，不当如文公之说也，锡瑞案毛序不尽可信，毛诗与左氏春秋出河间博士，其与左氏合者，亦不尽可信，惟三家既亡，毛诗犹为近古，与其信后人之臆说，又不台信毛诗，朱子以郑卫为淫诗，且为淫者自作，不可为训，马朱以申毛，能发明风人之旨。
论乐记疏引异义说郑诗非必出于三家魏源据以为三家诗未可执为确证
解经必遵最初之说，而后起之说不可从，尤必据最古之明文，而疑似之文不可用，礼记乐记疏引异义云，今论说郑国之为俗，有溱洧之水，男女聚会，讴歌相感，故云郑声淫，左传说烦手淫声谓之郑声者，言烦手踯躅之声使淫过矣，许君谨案郑诗二十一篇，说妇人者十九矣，故郑声淫也，今案郑诗说妇人者，唯九篇，异义云十九者，误也，无十字矣，锡瑞案许君异义引诗之例，必云今韩鲁诗说古毛诗说，以为分别，此谨案下无引今诗古诗字样，则此说必非出于诗家，当是许君自为之说，亦或别有所本，刘宝楠论语正义曰，鲁论举溱洧一诗，以为郑俗多淫之证，非谓郑诗皆是如此，许错会此旨，举郑诗而悉被以淫名，自后遂以郑诗混入郑声，而谓夫子不当取淫诗，又以序所云刺时刺乱者，改为刺淫，则皆许君之一言误之矣，刘氏之说，是以许君为自为之说也，白帖引通义云，郑国有溱洧之水，会聚讴歌相感，今郑诗二十一篇，说妇人者十九，故郑声淫也，此通义未知是刘向通义，或即白虎通义，当为许君之所本也，然其说有可疑者，异义通义皆云郑诗二十一篇，说妇人者十九，而郑诗实无十九篇说妇人者，孔疏以为今郑计说妇人者唯九篇，则其数已不能合矣，以今考之，郑诗说妇人者，女曰鸡鸣，有女同车，丰，东门之单，出其东门，野有蔓草，溱洧，实止七篇，女曰鸡鸣，古贤夫妇警戒之词，虽说妇人，不得谓之淫诗，野有蔓草，韩诗外传与说苑，皆载孔子遭齐程本子倾盖而语，孔子引野有蔓草之诗，韩鲁义同以为邂逅贤士，与毛朱男女不期而会异，是三家亦不以为淫诗，除去二篇，止有五篇，其数更不能合矣，疑似之文，既不可解，学者姑置之可也，魏源古微好创新说，引白虎通与汉书地理志，郑国山居谷浴，男女错杂，为郑声以相说怿，为班固鲁诗说，又引异义许君谨案之说，为三家诗，不知许君未明引今韩鲁诗，何以知为三家，白虎通与汉志，皆未明引诗说，又何以知为三家，后汉书注引韩诗章句，郑国之俗，三月上已之辰，于溱洧二水之上，执兰招魂，祓除不祥，故诗人愿与所说者俱往也，韩诗惟以溱洧为淫诗有明文，与毛义同，不以野有蔓草为淫诗，则与毛义异，韦昭毛诗答问云，草始生而云蔓者，女情急欲以促时，江淹丽色赋云，感蔓草于郑诗，自是毛义，而江淹杂诗云，既伤蔓草别，方知大杜情，则同三家遇贤之义，诗人非经学专家，随手掇拾，不为典要，魏乃强为调停之说，谓遇贤而诸男女，犹离骚比君子于美人，舍韩诗明文可据者，而强同于毛义，又于三家无明文可据者，而执异义疑似之文以解之，皆非实事求是之义。以申侯为狡童，以子瑕说扬之水，皆无据。
论毛序或以为本之子夏或以为续于卫宏皆无明文可据即以为卫宏续作亦在郑君之前
陈澧曰，释文引沈重云，案郑诗谱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不尽，毛更足成之。自注，孔疏所载诗谱，不言序为谁作，沈重之说，不知所据。澧案仪礼乡饮酒礼，贾疏以南陔孝子相戒以养也之类，是子夏序文，其下云，有其义而亡其辞，是毛公续序，与沈重足成之说同，今读小序，显有续作之迹，如载驰序云，许穆夫人作也，闵其宗国颠覆，自伤不能救也，此已说其事矣，又云，卫懿公为狄人所灭，国人分散，露于漕邑，许穆夫人闵卫之亡，伤许之小，力不能救，思归唁其兄，又义不得，故赋是诗也，此以上文三句简略，故复说其事，显然是续也，有女同车序云，刺忽也，郑人刺忽之不昏于齐，此已说其事矣，又云，太子忽尝有功于齐，齐侯请妻之，齐女贤而不取，卒以无大国之助，至于见逐，故国人刺之，此以上文二句简略，故亦复说其事，显然是续也，郑君虽无说，读之自明耳，郑君非以小序皆子夏毛公合作也，常棣序云，燕兄弟也，闵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孔疏引郑志答张逸云，此序子夏所为亲受圣人，是郑以此序三句皆子夏所为，非独兄弟也一句矣，十月之交，雨无正，小，小宛四篇序，皆云刺幽王，诗谱则云刺厉王，汉兴之初，师移其第耳，孔疏云，十月之交笺云，诂训传时移其篇，第因改之耳则所云师者，即毛公也，据此则郑君以序皆毛公所定，虽首句亦有非子夏之旧者也，或谓序之首句传自毛公以前，次句以下，毛公后人续作，尤不然也，如终风序云，卫庄姜伤己也遭州吁之暴，见侮慢而不能正也，若毛公时序但有首句，而无遭州吁之暴云云，则次章莫往莫来，传云人无子道以来事已，已亦不得以母道往加之，所谓子者谁乎，以母道加谁乎，又如考序云，刺庄公也不能继先公之业，使贤者退而究处，毛传云，考成乐也，山夹水曰涧，曲陵曰阿，，宽大貌，轴，进也，若毛公时序但有首句，则此传但释考涧阿轴六字，不知序何以云刺庄公矣，且永矢弗告，传云无所告，语，尤不知所谓矣，郑风羔裘序云，刺朝也，言古之君子以风其朝焉，毛传亦但释字义，不知序何以云刺朝矣，锡瑞案陈氏引序文以证郑义可谓明切，但如其说，郑既以为子夏毛公合作，又以序为皆出子夏，又以序为皆出毛公，是郑君一人之说，已前后歧异，盖本无明据，故游移无定，安见郑说可尽信乎，陈引载驰有女同车，以为序有续作，陈信毛诗者，故以为毛公续子夏，其不信毛诗者，不亦可以为卫宏续毛序乎，陈引终风考羔裘，以为作传时，不但有首句，足卫宏续序不说，不知苏辙程大昌何以解之，而邱光庭兼明书举郑风出其东门篇，谓毛传兴序不符，曹粹中放斋诗说，亦举召南羔羊，曹风尸鸠，卫风君子偕老三篇，谓传意序意不相应，序若出于毛，安得自相违戾，又不知陈澧何以解之，平心论之，毛序本不知出自何人，尊之者推之毛公之前而属之子夏，疑之者抑之毛公之后，而属之卫宏，其实皆无明文，三家既亡，无有更古于毛诗者，即谓序出卫宏，亦在郑君之前，非后人臆说可比，学者当尊崇为古义，不必争论为何人也，四库提要定序首二语，为毛苌以前经师所传，以下续申之词，苌以下弟子所附。斯为定论。
论十五国风之次当从郑谱世次篇次三家亦不尽同于毛
毛义孤行，而诗之国次世次篇次皆从毛为定为，其实有不然者十五国风之次古说已不同孔疏于毛诗国风云，郑谱王在豳后者，退就雅颂，并言王世故耳，诸国之次，当是大师所第，孔子删定，或亦改张，襄二十九年左传，鲁为季札遍歌周乐，齐之下即歌豳歌秦，然后歌魏，杜预云，于诗豳第十五，秦第十一，后仲尼删定，故不同，杜以为今所第，皆孔子之制，孔子之前，则如左传之次，郑意或亦然也，又于王城谱云，王诗次在郑上，谱退豳下者，欲近雅颂，与王世相次故也，又于郑谱云，既谱桧事，然后谱郑，又于桧谱云，郑灭虢桧而处之，故谱先桧而后郑，欧阳修曰，周南召南邶卫王郑齐豳秦魏唐陈桧曹，此孔子未删之前，周太师乐歌之次第也，周召邶卫王郑齐魏唐陈桧曹豳，此今诗次第也，周召邶卫桧郑齐魏唐秦陈曹豳王，此郑氏诗谱次第也，魏源曰，大师旧第，不过以邶卫王东都之地为一类，豳秦西都之地为一类，郑齐一类，唐魏一类，陈桧曹小国一类，取其民风相近，初非有大义其问，所谓其文则史者也，夫子挈豳于后，先唐于秦，既裁以大义，不事沿袭，则王几民风鸟有仍厕侯国之理，桧为郑并向独不援魏唐画一之例，乃有夫子旧第，大即乎人心所同然，日在入耳目而不觉者，其说曰，王在豳后，桧处郑先，是说也郑诗谱著之，孔疏凡四述之，若非夫子旧第三家同传，郑安敢冒不韪以更毛次，必因毛诗进王退桧，徒欲复大师原第而大乖夫子古义，故郑援鲁韩次第以正之，锡瑞案三说当从郑谱为正，魏氏之说近是，以为夫子旧第，三家同传，虽无明文可证，然其说必有所授，孔疏臆断以为郑意亦如杜说，今所第皆孔子之制，则郑君作谱，何敢擅更毛诗之次第乎，魏源又谓毛诗篇次，如后采于草，后赉于桓，与乐章不符，增笙诗佚篇于小雅，厕宣王采薇出车之诗于正雅，与三家诗不符，案困学纪闻诗正义曰，仪礼歌召南三篇，越草而取采，盖采旧在草之前，曹氏诗说，谓齐诗先采而后草，今考齐诗魏代已亡，曹粹中不知何据，而仪礼以鹊巢采三篇连奏，左氏传云，风有采蘩采，则毛诗以草列采蘩采之间实紊其次，左氏传以赉为大武之三章，桓为大武之六章，杜注曰，不合于今颂次第，盖楚乐歌之次第，孔疏曰，今颂次第，桓八赉九，则毛诗与左传不同，六笙诗本不列于诗，故史记汉书皆云三百五篇，王式云，以三百五篇当谏书，乐纬动声仪，诗纬含神雾，尚书玑钤，皆云三百五篇，若加六篇，则三百十一篇，与古说皆不合，盖笙诗本有声无辞。如金奏下管，皆乐歌而非诗。以金奏肆夏樊遏渠为时迈，执竞思文下管新宫为斯干，象为维肖，皆非是，豳雅豳颂，亦不敢强为之说。毛以六笙诗人诗非，郑俗改什尤非，采薇出车大杜，为宣王诗见于汉书匈奴传后汉书马融传盐铁论潜夫论古今人表，文王时无南仲，宣王时有南仲，然则出车之南仲，即常武之南仲也，出车云，王命南仲，即常武云王命卿士，南仲大祖也，毛以宣王诗列于文王时，尤篇次之误者，若郑笺以十月之交以下四篇为刺厉王，疏以为出鲁诗，鲁诗以黍离为卫公子寿所作，当入卫风，不入王风，足见汉人所传之诗次序，不尽与毛诗同，惜三家已亡，末由考见，至于世次，则孔疏于卫风已云，后人不能尽得其次第，于郑风引郑答赵商云，诗本无文字，后人不能尽录其第，录者，直录其义而已，如志之言，则作序乃始杂乱，是毛诗次第之不可据，郑孔皆明言之，郑君时三家俱存，惜不引以正毛诗之误也，郑谱，大雅生民下及卷阿，小雅南有嘉鱼下及菁菁者莪，周公成王之诗，左氏襄二十九年传为季札歌小雅，服虔注云，自鹿鸣至菁菁莪，道文武，修小政，定大乱，致太平，是服氏以小雅无成王之诗传，又云，为之歌大雅，服虔注云，陈文王之德，武王之功，自文王以下至凫，是为正大雅，是服氏以生民行苇既醉凫为武王之诗，与郑谱不同，略可考见三家诗之世次。
论迹熄诗亡说者各异据三家诗变风亦不终于陈灵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赵注以颂声不作为亡，朱注以黍离降为国风而雅亡为亡，郑诗谱曰，于是王室之尊与诸侯无异，其诗不能复雅，故贬之，谓之王国之变风，谱疏引服虔云，风不称周而称王者，犹尊之，犹春秋王人列于诸侯之上，在风则已卑矣，范宁梁集解序曰，就大师而正雅颂，因鲁史而作春秋，列黍离于国风，齐王德于邦君，所以明其不能复雅，政化不足以被群后也，陆德明谓平王东迁，政遂微弱，诗不能复雅，下列称风，孔颖达谓王爵虽在，政教才行于畿内，化之所及与诸侯相似也，风雅系政广狭，王爵虽尊，犹以政狭入风，据此数说，降王于国风而雅亡，其说不始于朱子也，而宋人说诗亡多兼风雅言之，苏辙曰，诗止于陈灵，而后孔子作春秋，吕祖谦曰，雅亡而风未亡，清议犹懔懔焉，变风终于陈灵而诗遂亡，王应麟曰，诗春秋相表里，诗之所刺，春秋之所贬也，小雅尽废，有宣王焉，春秋可以无作也，王风不复雅，君子绝望于平王矣，然雅亡而风未亡，清议盖懔懔焉，击鼓之诗，以从孙子仲为怨，则乱贼之党犹未盛也，无衣之诗，待天子之命然后安，则篡夺之恶犹有惧也，更齐宋晋秦之霸，未尝无诗，礼义之维持人心，如此，鲁有颂而周益衰，变风终于陈灵而诗遂亡，夏南之乱，诸侯不讨而楚讨之，中国为无人矣，春秋所以作与，据此数说，是诗亡兼变风言之，而变风终于陈灵，去春秋始于隐已远，年代殊不相合，魏源曰，王朝变雅与王国民风，并亡于平王之末，桓王之初也，何以知之，以春秋始平王四十九年知之也，如谓东迁而雅降为风，则春秋胡不始于平王之初年而始于末年，观抑诗作于平王三十余年之后，彼都人士王风皆作于东迁后春秋前，故变雅王风一日不亡，则春秋一日不作，盖东迁之初，卫武公与晋文侯为王卿士，修尔车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蛮方，王纲尚未解纽，列国陈诗，庆让之典尚存，及卫武晋文俱殁，平王晚政益衰，仅以守府虚名于上，王迹荡然不存，故以春秋作之年，知诗亡之年也，若夫此外，列国变风，下逮陈灵，是霸者之迹，非王者之迹矣，观齐风终于襄公，唐风终于献公，而桓文创伯反无一诗，则知桓文陈其先世之风于王朝，而卫终于木瓜，美齐桓者，亦齐伯所陈，以著其存卫之功，秦之渭阳，曹之候人，皆与晋文相涉，而曹之下泉，有思伯之词，秦之驷铁无衣，又有勤王之烈，陈灵株林则楚庄存陈之盛举，而郑则二伯所必争，盖亦伯者所代陈矣，虽有伯者陈诗之事，而无王朝巡守述职庆让黜陡之典，陈诗与不陈何异，岂能以伯者虚文当王者之实政乎，故以王风居列国之终，郑谱以王风居终，示风终于平王，与雅亡同也，故春秋始于王风二雅所终之年，明王迹已熄，不复以列国之变风为存亡也，锡瑞案魏说近通，但孟子云，王迹当即车辙马迹之迹，天子不巡守，太师不陈诗，则虽有诗而若亡矣，魏以霸者之迹，与王者之迹封举，似犹未合，以变风为伯者所陈，说迹近理，但齐晋之伯，乃天子所命，楚庄之伯，非天子所命，楚与周声教隔绝，陈灵株林之诗未必为楚所陈，且三家以燕燕为卫定姜送妇之诗。坊记注释文曰，此是鲁诗。又在陈灵之后，据毛诗则变风终于陈灵，据三家则当云变风终于卫献，而三家之说多不传，或更有后于卫献者，尤未可执变风终于陈灵以断之也。
论诗齐鲁韩说圣人皆无父感天而太史公褚先生郑君以为有父又感天乃调停之说
今古文多异，三家诗与毛诗尤多异，姑举一二大者言之，生民，玄鸟，长发，宫四诗，三家皆主感生之说，生民疏引异，诗齐鲁韩，春秋公羊，说圣人皆无父感天而生，列女传曰，弃母姜原者，邰侯之女也，当尧之时见巨人迹，好而履之，归而有娠，浸以益大，心怪恶之，卜筮祀以求无子，终生子以为不祥，而弃之隘巷，牛羊避而不践，乃送之平林之中，后伐平林者，咸荐覆之，乃取置寒冰之匕，飞鸟伛翼之，姜原以为异，乃收以归，因命曰弃，诗云，赫云，赫姜原，共德不回，上帝是依，此之谓也，又曰，契母简狄者，有氏之长女也，当尧之时，与其妹娣浴于元邱之水，有元鸟衔卵过而坠之，五色甚好，简狄与其妹娣竞往取之，简狄得而含之，误而吞之，遂生契焉，诗云，有方将，立子生商，又曰，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此之谓也，刘向所引盖鲁诗，褚少孙补史记诗传曰，汤之先为契，无父而生契，母与姊妹浴于元邱水，有燕衔卵堕之，契母得故含之，误吞之，即生契契生而贤，尧立为司徒，姓之曰子氏，子者，兹兹益大也，诗人美而颂之曰，殷社芒芒，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商质殷号也，文王之先为后稷，稷亦无父而生，后稷母为姜原，出见大人迹而履践之，知于身，即生后稷，姜原以为无父，贱而弃之道中，牛羊避不践也，抱之山中，山者养之，又捐之大泽，鸟覆席食之，姜原怪之，于是知其天子，乃取长之，尧知其贤才，立以为大农，姓之曰姬氏，姬者本也，诗人美而颂之曰，厥初生民，深修益成，而道后稷之始也，褚少孙事博士王式，由是鲁诗有褚氏之学，所引诗传乃鲁诗传，与列女传正同，索隐以史所引出诗纬诗疏引河图云，姜原履大人迹生后稷，中候稷起云，苍耀稷生感迹，昌苗与云，稷之迹孔，契握云，玄鸟翔水遗卵流，简吞之，生契封商，春秋元命苞，姜原游宫，其地扶桑，履大人迹而生稷，齐诗与纬候多合，则亦与鲁诗合，董子繁露三代改制质文篇曰，天将授汤，主天法质，而王祖锡姓为子氏，谓契母蚕玄鸟卵生契，天将授文王，主地法文，而王祖锡姓姬氏，谓后稷母姜原履天之迹而生后稷，董子述公羊春秋义故异义，以为诗齐鲁韩，春秋公羊，说圣人皆无父感天而生也，异义又引左氏说，圣人皆有父，谨案尧典以亲九族，即尧母庆都感赤龙而生尧，尧安得九族而亲之，礼谶云，唐五庙，知不感天而生，郑君曰，诸言感生得无父，有父则不感生，此皆偏见之说也，商颂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谓简吞乌子生契，是圣人感生，见于经之明文，刘媪是汉太上皇之妻，感赤龙而生高祖是非有父感补而生者也，且夫蒲卢之气，妪煦桑，成为己子，况乎天气，因人之精，就而成之，反不使子贤圣乎，是则然矣，又何者怪，锡案今文三家诗，公羊春秋，圣人皆父感天而生为一义，古文毛诗左氏，圣人皆有父不感天而生为一义，郑君兼取二义为调停之说，此其说亦有所自来，张夫子问褚先生曰，诗言契后稷皆无父而生，今案诸传记，咸言有父，父皆黄帝子也，得无与诗缪乎，褚先生曰，不然，诗言契生于卵，后稷人迹，欲见其天命精诚之意耳，鬼神不能自成，须人而生，奈何无父而生乎，一言有父，一言无父，信以传信，疑以传疑，故两言之，褚少孙两言之，巳与郑意相似，当时毛诗未出，所谓诗言，即三家诗所谓传记，即五帝德帝系姓之类，太史公据之作三代世表，自云不离古文者近是，是以稷契有父，父皆黄帝子，乃古文说，故与毛诗左氏合，与三家诗公羊春秋不合，太史公作殷周本纪，用三家今文说，以为简狄吞玄鸟卵，姜原践巨人迹，而兼用古文说云，殷契母曰简狄，有氏之女，为帝喾次妃，后稷母有邰氏女曰姜源，为帝喾元妃，是亦合今古文义而两言之，又在褚少孙之先，若三家诗义实不如是，据褚先生所引诗传及刘向列女传，皆不云简狄姜原有夫，亦不云为帝喾妃，且列女传言稷契之生，皆当尧之时，则简狄姜原不得为帝喾妃甚明，此等处当分别观之，不得以史记杂采古今，见其与毛传不同，遂执以为三家今文义如是也。
论生民玄鸟长发宫四诗当从三家不当从毛
毛诗与左氏相表里，故左氏说圣人皆有父，毛诗亦以为有父，毛传云，后稷之母配高辛氏帝，履帝武敏，帝，高辛氏之帝也，此毛以为有父不感天之义，郑笺云，姜原当尧之时，为高辛氏之世妃，履帝武敏，帝，上帝也，此郑以为有又感天之义，锡瑞案以诗义推之，毛传必不可通，帝既弗无子，生子何又弃之，且一弃再弃三弃，必欲置之死地，作此诗者乃周人，尊祖以配天，若非实有神奇，必不自诬其祖，有夫生子，人道之常，何以铺张生育之奇，乃至连篇累牍，孙毓谓自履其夫帝喾之迹，何足异而神之，其说甚通，马融知毛义不可通，强为遗腹避嫌之说以解之，王基马昭已之矣，近人又各创为新说，有谓帝为帝挚，诸侯废挚立尧，姜原避乱，生子而弃之者，有谓先王如达，稷形似羊，如包羲牛首，以其怪异而弃之者，有谓不坼不副，居然生子，稷初生如卵，古人未知翦胞之法而弃之者，有谓后稷呱矣，可见初生不哭，以其不哭而弃之者，纷纷异说，无一可通，即解生民诗可强通，而解玄鸟长发宫三诗皆不可通，玄鸟诗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则契生于乌卵甚明，若但以为玄鸟至而祀生契，何言天命，又何言天命玄鸟，作此诗者近不辞矣，长发诗云，有方将，立子生商，列女传高诱吕览注引皆无帝字，诗称有不及其夫，自不以为帝喾，则契非帝喾所生甚明，郑解帝为黑帝，不如三家本无帝字为更明也，若宫诗义尤昭著云，赫赫姜原，其德不回，上帝是依，无灾无害，弥月不迟，是生后稷，上帝必是天帝，人帝未有称上帝者生民之帝，可以高辛帝强解之，宫之上帝，不可以高辛帝强解，故毛传云，上帝是依，依其子孙，此不得已而为之辞，与诗上下文不相承，笺云，依，依其身也，天用是凭依，其解经甚合，后人乃疑不当侪姜原为房后，拟上帝于丹朱，不知周鲁之人，作诗以祀祖宗，叙述神奇，并无隐讳，何以后人少见多怪，必欲曲为掩饰，依古纬说，自华胥生皇羲，以至简狄姜原，皆有感生之事，许君异义早成，说文晚定，异义从古文说，说文仍从今文云，古之神圣母感天而生子，故称天子，盖帝王之生，皆有神异，岂可偏执一理，以为必无其事，且据诗而论，无论事之有无，而诗人所言明以为有，如必断为理之所无，则当起周鲁与宋，商颂，宋人作，见后。作诗之人，责以诬祖之罪，不当谓三家说诗为误，责以诬古之罪也，古文说圣人皆有父，以姜原简狄皆帝喾之妃，如其说，则殷周追尊，自当妣祖并重，何以周立先妣姜原之庙，不祀帝喾，生民等诗，专颂姜原有之德，不及帝喾，仪礼曰，禽兽知母而不知父，如古文说，稷契皆有父，而作诗者但知颂稷契之母，而不及其父，得毋皆禽兽乎，戴震曰，帝系曰，帝喾上妃姜原本失实之词，从以传会周人喾为共祖之所自出，使喾为周家祖之所自出，何雅颂中言姜原，言后稷，竟无一语上溯及喾，且姜原有庙，而喾无庙，若曰履迹感生，不得属之喾，则喾明明非其祖所自出。古文似正而非，今文似奇而是，学者试取诗文，平心熟玩之，知此四诗断然当从三家，而不当从毛传，郑笺以毛为主，而解四诗从三家不从毛，朱子曰，履巨迹之事有此理，且如契之生，诗中亦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盖以为稷契皆天生之尔，非有人道之感，不可以常理论也，汉高祖之生亦类此，故其解生民亦从郑不从毛，郑君朱子皆大儒，其读书精审，知不如此解诗不能通也，论衡奇怪篇怪篇云，儒者称圣人之生不因人气，更禀精于天，禹母吞薏苡而生禹，故夏姓曰姒，Ι母吞燕卵而生Ι，故殷姓曰子，后稷母履大人迹而生后稷，故周性曰姬，夫薏苡，草也，燕卵，鸟也，大人迹，土也，三者皆形，非气也，燕之身不过五寸，薏苡之茎不过数尺，二女吞其卵实，安能成七尺之形乎，今谓大人天神，故其迹巨，使大人施气于姜原，姜原之身小，安能尽得其精，不能得其精，则后稷不能成人，苍颉作书与事相连，姜原履大人迹，迹者基也，姓当为其下土，乃为女旁，臣非基迹之字，不合本事，疑非实也，以周姬况夏殷，亦知子之与姒，非燕子薏苡也，或时禹Ι后稷之母，欲怀妊，遭吞薏苡燕卵履大人迹也，案仲任引儒者之言，乃汉时通行今文说，仲任不信奇怪，故加诘，其诘之语，正所谓痴人前说不得梦，锡瑞尝谓后世说经之弊，在以世俗之见，律古圣贤，以民间之事，拟古天子，仲任生于东汉，已有此等习见，即如其说，亦当以为诗人之误，不当以为儒者说诗之误也。
论鲁颂为奚斯作商颂为正考父作当从三家不当从毛
三家与毛，又有大异处，如以鲁颂为公子奚斯作，以商颂为正考父作，以商颂为正考父作是也，扬子法言曰，正考甫尝君吉甫矣，公子奚斯正考甫矣，后汉书曹褒传曰，昔奚斯赞鲁，考父咏殷，班固两都赋序曰，故皋陶歌虞，奚斯鲁，王延寿鲁灵光赋曰，故奚斯颂喜，歌其路寝，曹植承露盘铭序曰，奚斯阴令张君表颂曰，奚斯赞鲁，考父颂殷，梁相费碑曰，感奚斯之德，太尉杨震碑曰，故感慕奚斯之追述，沛相杨统碑曰，庶考斯之颂仪，阳令曹全碑曰，嘉慕奚斯考父之美，巴纳太守张纳碑曰，庶慕奚斯〈缺二字〉之义，荆州刺史度尚碑曰，于是故吏感清庙之颂，欢斯父之诗，绥民校尉熊君碑曰，昔周文公作颂，宋成考父公子奚斯，追羡遗迹，纪述前勋，宋洪迈隶释，及近人武亿群经义证，王昶金石萃编，皆以汉碑为误，锡瑞案曹褒传注引薛君韩诗章句曰，奚斯，鲁公子也，言其新庙奕奕然盛，是诗公子奚斯所作也，正考父，孔子之先也，作商颂十二篇，是奚斯作鲁颂，考父作商颂，义出韩诗，而史记用鲁诗，班固用齐诗，三家义同，乌得偏据毛诗以之乎，孔广森曰，三家谓诗为奚斯作者是也，此与吉甫作颂，其诗孔硕文义正同，曼长也，诗之章句未有长如此篇者，故以曼言之，毛传谓奚斯作庙，则孔硕且硕，意窘复矣，孔氏以三家为是，是矣而未尽也，毛序曰，季孙行父请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颂，郑诗谱曰，喜复鲁旧制，未遍而薨，国人美其功，季孙行父请命于周而作其颂，寻毛郑之意，盖谓鲁颂皆史克作，作于喜公薨后，故解奚斯所作为作庙，不为作颂，今案宫诗多祝寿之语，且云令妻寿母，意必喜公在位，其母成风其妻声姜皆在，乃宜为此颂祷之辞，若在喜公薨后，世无其人已死，犹为之追祝寿，且并颂其母与妻者，如毛郑之说，可谓一大笑话，史克见左氏文十八年传，宣公时尚存，见国语，其年辈在后，奚斯见左氏闵二年传，其年辈在前，则奚斯作颂于喜公之时，时代正合，故当从三家以为奚斯所作，汉人引诗各处相合以为误，必无各处皆误之理，若毛郑之说则诚误，不必为之曲讳，段玉裁订毛诗故训传，乃强改作是庙也之庙字为诗字，以傅合汉人所引三家诗义，陈奂疏毛氏传亦从段说，岂非童牛角马，不今不古者乎。
论正考父与宋襄公年代可以相及郑君六艺论从三家诗笺毛亦兼采三家
史记宋世家曰，宋襄公之时，修仁行义，欲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汤高宗殷所以兴，作商颂，史公用鲁诗说，裴る集解曰，韩诗商颂亦美襄公，盖三家说同，后人不信三家，以考父颂殷为误，谓考父与宋襄年代远不相及，锡瑞案史公去古未远，从孔安国问故，何至于孔子先世之事，懵然不知，孔子世家既载孟子言，正考父佐戴武宣矣，十二诸侯年表，戴襄相距百有一十六年，则史公非不知考父之年必百三四十岁，而后能相及也，百龄以上之寿，古多有之，窦公张苍即其明证，或又疑其子见杀，其父不应尚存，则春秋时明有其人，亦即宋国之人，左氏文十六年传曰，初公子荡卒，公孙寿辞司城，请使意诸为之，意诸死昭公之难，历文十七十八两年，宣十八年，成八年，凡二十八年，宋公使公孙寿来纳敝币，明见于经，荡意诸见杀，其父公孙寿可来纳币，何独孔父见杀，其父正考父不可作颂乎，今古文多异，异义以齐鲁韩诗公羊春秋为一说，毛诗左氏为一说，公羊称宋襄为文王不过此，故三家以商颂为美宋襄，左氏于宋襄多贬辞，河间博士治毛诗者，以为宋襄无足颂美，故别创一说，此其踪迹之可寻者，后人乃据左氏殇公即位，君子引商颂，以三家，无论古文说不足难今文，即如左氏之言，左氏作传，在春秋末，距春秋初二百余年，所引君子曰，或事后追论，岂必殇公同时之人哉，宋襄与鲁喜同时，故商颂与鲁颂文体相似，若是商时人作，商质而周文，不应周颂简，商颂反繁，且铺张有太过之处，王夫之尝摘昆吾夏桀为失辞矣，魏源诗古微列十三证，证商颂为宋诗，可谓深切著明，考诗序疏引郑君六艺论曰，文王创基，至于鲁喜，则商颂不在数矣，罗泌路史后纪注曰，商颂宋颂也，宋襄公之诗耳，叙诗者，以为正考父所得商诗，中言汤孙，而毛郑遂以为太甲中宗之时，妄也，夫言奋伐荆楚，襄公事也，万舞有奕，非商乐也，盖宋有商王之庙，而诗为宋礼之诗，此常理尔，故韩婴马迁亦以为美襄公，然迁以为考父作，则缪矣，考父佐戴武宣，非襄公时，盖因而误之，此宋也而谓之商，不忘本也，引六艺论云，文王创基，至鲁喜间，商颂不在数矣，孔子删诗时，录此五章，岂无意哉，商邑翼翼，四方之极，我有嘉客，亦不夷怿，岂能忘哉，景山商坟墓之所在也，商邑之大，岂无贤才哉，松柏丸丸，在于斫而迁之，方斫而敬承之，以用之尔，松柏小材，有挻而整布，众楹大材，有闲而静别，既各得施，则寝成而也安矣，拱成群材，而任以成国，则人君高拱仰成矣，是绸缪牖户之义也，案罗氏以商颂为宋颂是也，引六艺论甚详，可以推见郑君之意，子曰，诗三百自周南至鲁颂，得三百之数，郑君以为商颂不在数，孔子删诗，录此五篇，以寓怀旧之感，其说必有所受，以景山为商之坟墓，松柏喻商之贤材，且以松柏喻小材，众楹喻大材，寝成孔安，喻任群材成国，皆为喻言，不为实事，与笺诗以陟景山抡材木为实事不同，是郑君作论时从三家之明证，郑笺殷武诗云，时楚僭号王痊，亦兼用三家义，以为宋诗，若商世不闻楚有僭王之事，孔疏马昭曰，名曰商颂，是商世之颂，非宋人之诗，安得曰宋郊配契也，马昭虽山郑门，其言非郑意也，孔颖达但知郑笺从毛，不知兼采三家，马昭既出郑门，其言当得郑意，罗氏荆楚万舞二证，足明三家之义，而以考父非襄公时为疑，则犹未知其年代可以相及也。
论郑谱郑笺之义知声音之道与政通
郑诗谱序曰，勤民恤功，昭事上帝，则受颂声宏福如彼，若违而弗用，则被劫杀大祸如此，吉凶之所由，忧娱之萌渐，昭昭在斯，足作后王之鉴，于是止矣，正义曰，此言孔子录诗唯取三百之意，宏福如彼，谓如文武成王世修其德，致太平也，大祸如此，谓如万幽陈灵恶加于民，被放弑也，违而不用，谓不用诗义，则勤民恤功，昭事上帝，是用诗义也，互言之也，用诗则吉，不用则凶，吉凶之所由，谓由诗也，诗之规谏皆防萌杜渐，用诗则乐，不用则忧，是为忧娱之萌渐也，陈澧案大序云，国史明乎得失之迹，小序每篇言美某王某公，刺某王某公，郑君本此意以作谱，而于谱序大放厥辞，此乃三百篇之大义也，此诗学所以大有功于世也，郑笺有感伤时事之语，桑扈不戢不难，受福不那，笺云，王者位至尊，天所了也，然而不自佥以先王之法，不自难以亡国之戒，则其受福禄亦不多也，此盖叹息痛恨于桓灵也，小宛螟蛉有子，，蜾蠃负之，笺云，喻有万民不能治，则能治者将得之，此盖痛汉室将亡，而曹氏将得之也，又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笺云，衰乱之世，贤人君子虽无罪，犹恐惧，此盖伤党锢之祸也，雨无正维曰于仕，孔棘且殆，笺云，居今衰乱之世，云往仕乎，甚急迮且危，此郑君所以屡被徵而不仕乎，郑君居衰乱之世，其感伤之语，有自然流露者，但笺注之体谨严，不溢出于经文之外耳，锡瑞案郑君作谱序，深知孔子录诗之意，陈氏引郑笺，深知郑君笺诗之意，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言为心声，非可勉强，非声音之道，与政相通，故曰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间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诗之世次难以尽知，何楷世本古义臆断某诗为某人某事作，提要以为大惑不解，即毛序某诗刺某君，朱子亦不深信，然今即以诗辞而论，有不待笺释，而知其时之为盛为衰，不必主名，而见其政之为治为乱者，如鱼丽美万物众多，而苕华云，人可以食，鲜可以饱，则其民之贫富可知，天保云，群黎百姓，遍为尔德，而兔爰云，尚寐无化，苕华云，不如无生，则其民之忧乐可知，是即不明言为何王之诗，而盛衰治乱之象，宛然在目，其君之应受宏福与受大祸，亦了然于前矣，朱子曰，周之初兴时，周原无无，堇荼如饴，苦底物亦甜，及其衰也，羊坟首，三星在ニ，人可以食，鲜可以饱，直恁地萧索，正得此意。
论先鲁后殷新周故宋见乐纬三颂有春秋存三统之义
孔子所定六经，皆有微言大义，自东汉专讲章句训诂，而微言大义置不论，今文十四博士师传中绝，圣经宗旨ウ忽不章，犹有遗文散见于古书者，文选潘安仁笙赋注，引乐纬动声仪曰，先鲁后殷新周故宋，此诗三颂，有通三统之义，与春秋存三统大义相通，三家诗之遗说不传而散见于纬书者也，先鲁后殷谓鲁颂在先，商颂在后，所以录商颂于后者，即春秋新周故宋之义，三家诗以商颂为正，考父美宋襄公，当云宋颂，而谓为商颂者，宋本商后，春秋时称宋为商，左氏传司马子鱼曰，天之弃商久矣，史龟曰，利以伐姜，不利子商，宗人寡夏曰，孝惠娶于商，皆称宋为商之明证，或云，鲁定公讳宋，当时改宋为商，似未尽然，乐记师乙曰，肆直而慈爱者宜歌商，温良而能断者宜歌齐，大戴礼记七篇商齐可歌也，商齐即师乙所谓商齐，商与齐对举，非谓商一代，谓宋一国也，毛诗与国语皆古文，故据国语云，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商颂为正考父所校，不以宋颂为正考父所作，与三家诗以商颂为美宋襄者，判然不合，毛诗既据国语，又据左传，于宋襄多诋斥之词故也，自毛诗左传单行，人不信三家诗，更不知诗有先鲁后殷新周故宋之微言，与春秋三统之义相通，而孔子删诗，如徐陵之选玉台新咏，王安石之选唐百家诗，不过编辑成书，并无义例之可言矣，三家诗所传微言必多，惜皆不传于世，仅存乐纬八字，犹略可考，其余与春秋相通者，春秋元年春王正月，王谓文王，诗之四始，皆称文王，其相通者一，春秋尊王，褒美桓文，诗风终于豳，称周公，雅终于如，言召公，匪风思王，下泉思伯，其相通者二，孟子云，诗亡然后春秋作，必更有微言大义相合者，惜今文说亡佚，多不可考耳，顾炎武曰，诗之次序，犹春秋之年月，夫子因其旧文，述而不作也，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告宗庙，鲁之颂，颂其君而已，而列之周颂之后者，鲁人谓之颂也，世儒谓夫子尊鲁而进之为颂，是不然，鲁人谓之颂，夫子安得不谓之颂乎，为下不倍也，春秋书公书郊，亦同此义，孟子曰，其文则史，不独春秋也，虽六经皆然，今人以为圣人作书，必有惊世绝俗之见，此是以私心待圣人，锡瑞案顾氏此说，非独不知诗，并不知春秋，孟子曰，其文则史，不尝引礼子曰，其义则某窃取之乎，义不独春秋，六经皆有之，孟子称孔子作春秋，功继群圣，安得无惊世绝俗之见，而谓以私心待圣人乎，信顾氏说，必不信孟子而后可，世儒谓夫子尊鲁而进之为颂，正是先鲁后殷之义，宋颂亦谓之颂，正是新周故宋之义，诗之次序，春秋之年月，皆夫子手定，必有微言大义，而非专袭旧文，述而不作，是夫子谦辞，若必信以为真，则夫子手定六经，并无大义微言，诗书止编辑一过，春秋止钞录一过，所谓万世师表者安在，成伯毛诗指说，以鲁颂为变颂，陈鹏飞诗解不解殷鲁二颂，以为商公当阙，而鲁颂可废，皆不知三颂有通三统之义也。阮元曰，颂本容貌之容，容养漾一声之转，周颂鲁颂商颂，犹去周之样子鲁之样子商之样子耳，风雅惟歌而已，惟颂有舞，以象成功，如今之演剧，据孔子与宾牟贾论乐可见。
论左氏传所歌诗皆传家据已定录之非孔子之前已有此据
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然则夫子未正乐之前，雅颂必多失次可知，而左氏传载季札观乐在夫子未正乐之前，十五国风雅颂，皆秩然不紊，学者多以为疑，此在汉人已明解之，周礼春官大师疏引郑众左氏春秋注云，孔子自卫反鲁，在哀公十一年，当此时雅颂未定，而云为歌大小雅颂者，传家据已定录之，言季札之于乐，与圣人同，又诗谱序疏引襄二十九年左传服虔注云，哀公十一年，孔子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距此六十二岁，当时雅颂未定，而云为之歌小雅大雅颂者，传家据已定录之。李贻德曰，是时孔子尚幼，未得正乐，歌者未必秩然如是，传者从后序其事，则据孔子定之次追录之，故得同正乐后之次第也。诗孔疏以服说为非，引郑司农春官注，与郑同以为风雅先定，非孔子为之，不知春官贾疏引郑司家左氏周官两处之注，明有两解，服虔以为传家据已定录之，正本司农左氏之注，是司农虽据周官而解左氏，知其说不可通，故注周官用周官义，注左氏用左氏义，周官左氏皆古文，注者皆郑司农而不能专持一义解之，以孔子反鲁正乐有明文，不敢背其说也，凡古人注经前后不合者，皆于经义有疑，未能决定，意在矜慎，并非矛盾，疏家不明此旨，但主一说而尽弃其余，即一人之说，前后不符，亦专取其一，举先儒之疑而未定者，臆定以为决辞而反相难，或且去取乖缪，舍其是者，而取其不是者，于是先儒矜慎之意全失，虽有异义，无从考见，其或于他处散见一二，皆学者所宜标出以备参考者也。康成注多歧异，其答第子，明见郑志，孔疏郑志，专取一书之注，非康成之意。郑司家在东汉之初，服子慎在东汉之末，二人之说递相祖述，皆以传家，据孔子所定雅颂，言季札之于乐与圣人同，盖当时古文虽盛行，犹未敢以左氏周官，显违论语之义，不若唐以后人之悍，专主一经，而尽废群经也，左传疏曰，此为季札歌诗，风有十五国，其名皆与诗同，唯其次第异耳，则仲尼以前，篇目先具，其所删削，盖亦无多，记传与诗亡逸甚少，知本先不多也，史记孔子世家云，古者诗三千余篇，孔子去其重，取三百五篇，盖马迁之谬耳，案孔疏据季札所歌以删诗之说，犹之可也，若据季札所歌，而疑孔子以前诗与今同，并无定诗正乐之事，则断乎不可，据郑服两说，足见左氏一书，多以阙里之绪论，为当时之实事，季札歌诗既从后定，其余诸大夫之断章取义，其义或亦出于孔子之后，而非出于孔子之前，未可尽以春秋之断章，为诗人之本旨也。左氏引易礼论语，皆当作如是观，国语楚子引曹诗不遂其媾，乃当时刺曹共公诗，或谓侯人即为恶公子作，何以遽传至楚，而楚子引之，殊不可信，俞正变强护国语，谓晋公子从者，挟其诗以示人，尤为臆说无据。
论赋比兴豳雅豳颂皆出周礼古文异说不必深究
诗有风雅颂，人人所知也，而周礼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毛序据其说，谓诗有六义，于是风雅颂之外，有赋比兴，而传专言兴，不言比赋，孔疏曰，毛传特言兴也，为其理隐故也，又曰，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大小不同，而得并为六义者，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非别有篇卷也，郑志张逸问何诗近于比赋兴，答曰，比赋兴，吴札观诗，已不歌也，孔子录诗，已合风雅颂中，难复摘别，篇中义多兴，据此则比赋兴难以摘别，与风雅颂大小同，郑孔亦明知之，特以毛义不敢，毛又本于周礼，是古文异说，今文三家诗，无是说也，十五国风有豳风，人人所知也，而周礼章掌土鼓豳，龠豳颂，郑注，豳诗，豳风七月也，豳雅，亦七月也，七月又有于耜举趾，饣盍彼南亩之事，是亦歌其类，谓之雅者，以其言男女之正，豳颂，亦七月也，七月又有获稻作酒，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之事，是亦歌其类也，谓之颂者，以其Ａ１２岁终人功之成，郑笺诗，则以殆及公子同归以上，是谓豳风，以介眉寿以上，是谓豳雅，万寿无疆以上，是谓豳颂，孔疏云签章之注，与此小殊，彼又观章之文而为说也以其歌豳诗以迎寒迎暑，故取寒暑之事以当之，吹豳雅以乐田，故取耕田之事以当之，吹豳颂以息老物，故取养老之事以当之，就彼为说，故作两解也，诸诗未有一篇之内，备有风雅颂，而此篇独有三体，据此则分七月诗为风雅颂，本无定说，一篇不应分三体，郑孔亦明知之，特欲引据周礼，不得不强傅会，是古文异说，今文三家诗，亦无是说也，至宋以后，异说尤多，朱子诗传，以兴比赋分而为三，摘毛传不合于兴者四十九条，且曰，关雎兴诗也而兼于比，绿衣比诗也而兼于兴，弁一诗兴比赋兼之，愈求精愈，游移无定，究不知比兴如何分别，胡致堂引李仲蒙说，叙物以言情谓之赋，索物以情谓之比，触物以起情谓之兴，亦属空言，王质郑笺，谓一诗如何分为三，章所谓豳诗，以鼓钟瑟琴四器之声合也，礼笙师龠竽笙埙箫篪オ管舂牍应雅，凡十二器，以雅器之声合也，礼氏了播鼗击颂磬笙磬，凡四器，以颂器之声合也，朱子有三说，一说豳诗吹之其调可风可雅可颂，一说楚茨诸诗，是豳之雅，噫嘻诸诗，是豳之颂，一说王介甫谓豳自有雅颂，今皆亡矣，黄震谓楚茨诸诗，于今为刺幽王之诗，噫嘻诸诗，于今为成周郊社之诗，未易遽指以为豳，若如介甫谓豳诗别自有雅颂，则豳乃先公方自奋于戎狄之地，此诗安得有天子之雅颂耶，惟前一说得之，以王质，考订为精详，锡瑞案王质之说尤谬，舂牍，先郑以为一器，后郑以为牍应雅教，其舂则笙师所教，止十一器而无十二，颂磬笙磬，郑注在东方曰笙，笙，生也，在西方曰颂，颂或作庸，庸，功也，引大射礼为据甚确，则颂磬非颂器之声，王质引周礼，又不用周礼之义，改乱古注，以就其说，宋人习气固无足怪，而周礼亦不可为据，汉人古说自周礼外，无言豳雅豳颂者，自周礼毛传外，无言赋比兴者，郑注孔疏，强为傅会，而心不能无疑，宋人又不信注疏，而各自为说，实则皆如孔广森之论尚书，孔蔡谬悠，议瓜骊山，良无一是者也，周礼一书，与诸经本不相通，后人信之，反乱经义，如孔子所定之易，周易是也，周礼太卜，有连山归藏周易为三易，后人不求明易，而争论连山归藏，于是有伪连山归藏，孔子所定之书，尚书是也，周易外史有三皇五帝之书，后人不求明书，而争论三皇五帝之书，于是有伪三坟书，孔子所定之诗，风雅颂是也，周礼有武比兴豳雅颂，后人不求明诗，而争论赋比兴豳雅颂，此等皆无裨经义，其真其伪，其是其非，可以不论，治经者先扫除一切单文孤证疑似之文，则心力不分，而经义易晰矣。
论南陔六诗与金奏三夏不在三百五篇之内
洪迈容斋续笔曰，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邱由仪六诗，毛公为诗诂训传，各置其名，述其义，而亡其辞，乡饮酒燕礼云，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乐奏南陔白华华黍，乃间歌鱼丽，笙由庚，歌南有嘉鱼，笙崇邱，歌南山有台，笙由仪，乃合乐周南关雎葛覃卷耳召南鹊巢采采蘩，切详文意，所谓歌者，有其辞所以可歌，如鱼丽嘉鱼关雎以下是也，亡其辞者不可歌，故以笙吹之，南陔至于由仪是也，有其义者，谓孝子相戒，以养万物，得由其道之义，亡其辞者，元未尝有辞也，郑康成始以为及秦之世而亡之，又引燕礼升歌鹿歌下管新宫为比，谓新宫之诗亦亡，按左传宋公享叔孙昭子赋新宫，杜注为逸诗，则亦有辞，非诸篇比也，陆德明音义云，此六篇盖武王之诗，周公制礼，用为乐章，吹笙以播其曲，孔子删定在三百一十一篇内，及秦而亡，盖祖郑说耳，且古诗经删及逸不存者多矣，何独列此六名于大序中乎，束补亡六篇，不可作也，左传叔孙豹如晋，晋侯享之，金奏肆夏韶夏纳夏，工歌文王大明绵鹿鸣四牡皇皇者华，三夏者乐曲名，击钟而奏，亦以乐曲无辞，故以金奏之，若六诗则工歌之矣，尤可证也，锡瑞案洪说是也，汉初史迁王式诸人皆云诗三百五篇，无有云三百十一篇者，是不数六笙诗甚明，毛诗故训传不以六笙诗列什数，则序云有其义而亡其辞，亡字当读有无之无，郑君以为亡逸之亡，笺云，孔子论诗雅颂，各得其所，时俱在耳，篇第当在于此，遭战国及秦而亡之，其义则与众篇之义合编故存，至毛公为诂训传，乃分众篇之义，各置于其篇端云，又阙其亡者，以见在为数，故推改什首遂通耳，而下非孔子之旧，自郑君为此说，陆德明孔颖达成伯，皆以为诗三百十一篇，与汉初人云三百五篇不合矣，杜子春周礼钟师注引春秋传，金奏肆夏之三，云肆夏与文王鹿鸣俱称三，谓其三章也，以此知肆夏诗也，国语曰，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肆夏繁遏渠，所谓三夏矣，吕叔玉云，肆夏繁遏渠，皆周颂也，肆夏，时迈也，繁遏，执亻竟也，渠思文也，肆，遂也，夏，大也，言遂于大位，谓王位也，故时迈曰，肆于时夏，允王保之，繁，多也，遏，止也，言福禄止于周之多也，故执亻竟曰，降福穰穰，降福简简，福禄来反，渠，大也，言以后稷配天，王道之大也，故思文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郑谓以文王鹿鸣言之，则九夏皆诗篇名，颂之族类也，此歌之大者，载在乐章，文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郑谓以文王鹿鸣言之，则九夏皆诗篇名，颂之族类也，此歌之大者，载在乐章，乐崩亦从而亡，是以颂不能具，案吕说盖以时迈思文，皆有时夏之文，而执竞一篇在其间，故据以当三夏，其说近傅会，郑君不从，是也，特以为颂之族类，乐崩亦从而亡，则犹未知金奏与工歌不同，本不在三百五篇中，非颂不能具也。
论诗无不入乐史汉与左氏传可证
史记曰，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则孔子之时，诗无不入乐矣，汉书曰，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则孔子之前，诗无不入乐矣，墨子曰，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则孔子之后，诗无不入乐矣，诗之入乐有一定者，有无定者，如乡饮酒礼间歌鱼丽，笙由庚，歌南有嘉鱼，笙崇邱，歌南山有台，笙由仪，合乐周南关雎葛覃卷耳，召南鹊巢采蘩采，乡射礼合乐同，燕礼间歌歌乡乐，与乡饮酒礼同，大射歌鹿鸣三终，左氏传云，湛露，王所以宴乐诸侯也，彤弓，王所以燕献功诸侯也，文王，两君相见之乐也。亦升歌清庙。鹿鸣四牡皇华，嘉邻国君劳使臣也，此诗之入乐有一寂者也。三夏依郑说，不取吕叔玉说，为肆夏执竞思文。乡饮酒礼，正歌备后有无算乐，注引春秋襄二十九年，吴公子札来聘，请观于周乐，此国君之无算，然则左氏传载列国君卿赋诗言志，变风变雅，皆当在无算乐之中，此诗之入乐无一定者也，若惟正风正雅入乐，而变风变雅不入乐，吴札焉得而观之，列国君卿焉得而歌之乎，至宋儒乃有诗不入乐之说，程大昌曰，南雅颂，乐名也，若今乐曲之在其官者也，邶十三国者，诗皆可采，而声不入乐，则直以徒诗著之本土，朱子曰，二南正风，房中之乐也，乡乐也，二雅之正雅，朝廷之乐也，商周之颂，宗庙之乐也，至变雅，则衰周卿士之作，以言时政之得失，而邶以上则大师所陈以观民风者耳，非宗庙燕享之所用也，顾炎武用其说曰，夫二南也，豳之七月也，小雅正十六篇，大雅正十八篇，颂也，诗之入乐者也，邶以下十二国之附于二南之后，而谓之风，鸱以下六篇之附于豳，而亦谓之豳，六月以下五十八篇之附于小雅，民劳以下十三篇之附于大雅，而谓之变雅，诗之不入乐者也，锡瑞案谓诗不入乐，与史汉皆不合，亦无解于左氏之文，古者诗教通行，必无徒诗不入乐者，唐人重诗，伶人所歌，皆当时绝句，宋人重词，伶人所歌，皆当时之词，元人重曲，伶人所歌，亦皆当时之曲，有朝脱而夕被管弦者，宋歌词不歌诗，于是宋之诗为徒诗，元歌曲不歌词，于是元之词为徒词，明以后歌南曲，不歌北曲，于是北曲亦为徒曲，今并南曲亦失其传，虽按谱而填，鲜有能按节而歌者，如古乐府辞皆入乐，后人拟乐府，则名焉而已，周时诗方通行，必不如是，宋人与顾氏之说，窃未敢谓然也。笙入金奏，本非三百五篇之诗，而说者必强以为诗，三百五篇，本无不入乐之诗，而说者又谓有徒诗，皆不可据。
论诗至晋后而尽亡开元遗声不可信
困学纪闻曰，大戴礼投云，凡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歌，歌鹿鸣，首，鹊巢，采蘩，采，伐檀，白驹，驺虞，八篇废不可歌，七篇商齐可歌也，三篇歌，上林赋扌群雅，张揖注云，诗小雅之材七十四人，大雅之材三十一人，愚谓八篇可歌者，唯鹿鸣白驹在小雅，首今亡，郑氏以为射义所引曾孙侯氏之诗，余皆风也，而亦谓之雅，岂风亦有雅欤，刘氏小传，或曰，首鹊巢也，篆文似之，此有首又有鹊巢，则或说非矣，张揖言大雅之材未知所出，阎若璩按小雅除笙诗自鹿鸣至何草不黄，凡七十四篇，大雅自文王至召凡三十一篇，故曰小雅之材七十四人，大雅之材三十一人，以篇数言也，屠继序按文当云八篇废不可歌，史辟史义史见史童史谤史赞拾声挟，七篇商齐可歌也，三篇数间歌也，合二十六篇之数，又按伐檀即小雅伐木也，意三家必有作伐檀丁丁者，杜夔传琴操仍其异文，困学纪闻又曰，汉人乐食举十三曲，一曰鹿鸣，杜夔传旧雅乐四曲，一曰鹿鸣，二曰驺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皆古声辞，琴操曰，古琴有诗歌五曲，曰鹿鸣，伐檀，驺虞，鹊巢，白驹，朱子仪礼经传通解十四，诗乐十二，诗谱雅诗六，鹿鸣，四牡，皇华，鱼丽，嘉鱼，南山有台，黄钟清宫俗呼正宫，风诗六关雎，葛覃，卷耳，鹊巢，采蘩采，无射清商，俗呼越调，朱子曰，今按大戴礼颇有阙误，其篇目都数，皆不可考，至汉末年止存三篇，而加文王，又不知其何自来也，其后改作新辞，旧典遂废，至唐开元乡饮酒礼，其所奏乐，乃有此十二篇之目，而其声今亦莫得闻矣，此谱乃赵彦肃所传，曰，即开元遗声也，古声亡灭已久，不知当时工师何所考而为此也，窃疑古乐有唱有欢，唱者，发歌句也，和者，继其声也，诗词之外，应更有叠字散声以欢发其趣，故汉晋之间，旧典既失其传，则其辞虽存，而世莫能补，为此故也，若但如此谱，直以一声叶一字，则古诗篇篇可歌，无复乐崩之欢矣，夫岂然哉，又其以清声为调，似亦非古法，然古声既不可考，则姑存此以见声歌之仿佛，俟知音者考其得失云，锡瑞案汉食举奏鹿鸣，则鹿鸣犹通行，明帝二年幸辟雍，诏曰，升歌鹿鸣，下管新宫，新宫乃逸诗，不知何从得之，杜夔传四曲有文王，亦不知何从得之，伐檀变风，诚非伦次，屠氏以为伐木则非是，上林赋云，悲伐檀，乐乐胥，伐檀云悲，当同毛序贤者不遇明王之义，若是伐木何悲之有，夔传四曲皆古声辞，及太和中左延年改夔驺虞伐檀文王更自作声节，其名虽存，而声实异，唯因夔鹿鸣全不改易，每正旦大会，东厢雅乐常作者是也，至泰始五年，荀勖乃除鹿鸣旧歌，更作行礼诗，于是鹿鸣亦亡，若开元所奏赵彦肃所传十二篇，皆不知所自来，朱子疑之，以一声叶一字为非，可谓至论，而通解仍载十二诗谱，不得已而存饩羊之义耳。今学宫歌诗，正以声叶一字者。
论诗教温柔敦厚在婉曲不直言楚辞及唐诗宋词犹得其旨
论语言六经惟诗最详，可见圣人删诗之旨，而不得其解，则反致葛，如言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毛序已纠缠不清，郑笺改哀为衷，朱注论语又以忧易哀，后人更各为臆说矣，言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诗本讽，圣人恐人误会，故以无邪正之，毛郑解诗，于此义已不尽合，朱子以郑卫诗为淫人自言，王柏乃议删郑卫矣，惟言小子何莫学夫诗一章，兴观群怨，事父事君，多识鸟兽草木之名，本末兼该，钜细毕举，得诗教之全，而人亦易解，其大者尤在温柔敦厚，长于风谕，困学纪闻曰，子击好晨风黍离而慈父感悟，见韩诗外传，韩诗以黍离为伯奇之弟伯封作，言孝子之事，故能感悟慈父，与毛诗以为闵周者不同。周磐诵汝坟卒章，而为亲从仕，王裒诵蓼莪，而三复流涕，裴安祖讲鹿鸣，而兄弟同食，可谓兴于诗矣，焦循毛诗补疏序曰，夫诗温柔敦厚者也，不质直言之，而比兴言之，不言理而言情，不务胜人，而务感人，自理道之说起，人各挟其是非，以逞其血气，激浊扬清，本非谬戾，而言不本于性情，则听者厌倦，至于倾轧之不已，而忿毒之相寻，以同为党，即以比为争，甚而假宫闱庙祀储贰之名，动辄千百人哭于朝门，自鸣忠孝，以激其君之怒，害及其身，祸于其国，全戾乎所以事君父之道，余读明史，每欢诗教之亡，莫此为甚，夫圣人以一言蔽三百曰，思无邪，圣人以诗设教，其去邪归正奚待言，所教在思，思者容也，思则情得，情得则两相感而不疑，故示之于民，则民从，篱之于僚友，则僚友协，诵之于君父，则君父怡然释，不以理胜，不以气矜，而上下相安于正，无邪以思致，思则以嗟欢永歌，手舞足蹈而致，管子曰，止怒莫如诗，刘向曰，夫诗思然后积，积然后流，流然后发，诗发于思，思以胜怒，以思相感，则情深而气平矣，此诗之所以为教欤，又补疏曰，循按兼葭考，皆Т世高隐之辞，而序则云，考刺庄公，兼葭刺襄公，此说者所以疑序也，尝观序之言刺，如氓静女刺时，简兮刺不用贤，芄兰刺惠公，匏有苦叶雄雉刺卫宣公，君子于役刺平王，叔于田太叔于田刺庄公，羔裘刺时，还刺荒，著刺时，不亲迎，葛履刺褊，汾沮洳刺俭，十亩之间刺时，伐檀刺贪，蟋蟀刺晋僖公，山有枢椒聊刺晋昭公，有大之杜刺晋武公，葛生采苓刺晋献公，宛邱刺陈幽公，蜉蝣刺奢，尸鸠刺不壹，祈父白驹黄鸟刺宣王，宾之初筵卫武公刺时，鱼藻采菽黍苗隰桑匏叶刺幽王，抑卫武公刺万王，求之诗文，不见刺意，惟其为刺诗，而诗中不见有刺意，此三百篇所由温柔敦厚，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也，后世之刺人，一本于私，虽君父不难于指斥，以自鸣其直，学诗三百，于序既知其为刺某某之诗矣，而讽味其诗文，则婉曲而不直言，寄而多隐语，故其言足以感人，而不以自祸，即如节南山雨无正小弁等作，亦恻缠绵不伤于直，所以为千古事父事君之法也，若使所刺在此诗中，即明白言之，不待读序，即知其为刺某人之作，则何以为主文谲谏而不讦，温柔敦厚而不愚，二语李行修说，人之多辟，无自立辟，泄治所以见非于圣人也，宋明之人，不知诗教，士大夫以理自持，以幸直抵触其君，相习成风，性情全失，而疑小序者遂相率而起，余谓小序之有裨于诗，至切至要，特详论于此，锡瑞案诗婉曲不直言，故能感人，焦氏所言甚得其旨，三百篇后得风雅之旨者，惟屈子楚辞，太史公云，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而楚辞未尝引经，亦未道及孔子，宋玉始引诗素餐之语，或据以为当时孔教未行于楚之证，案楚庄王左史倚相观或许射父白公子张诸人，在春秋时已引经，不应六国时犹未闻孔教，楚辞盖偶未道及，而实兼有国风小雅之遗，其后唐之诗人，犹通比兴，至宋乃渐失其旨，然失之于诗，而得之于词，犹诗教之遗也。
论三百篇为全经不可增删改窜
汉书艺文志曰，诗三百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班氏据汉博士之说，诗遭秦为全经，汉时所传之三百篇，即圣人所谓诗三百，非有不完不备，待后人补缀者，汉时今尚书家以二十九篇为备，古尚书家以为有百篇，二说不同，而诗则三家与毛今古文皆以为全经，无不同也，王柏乃疑今日之三百五篇，岂果为圣人之三百五篇，秦法严密，诗无独全之理，窃意夫子已删去之诗，容有存于闾巷浮薄者之口，盖雅奥难识，淫俚易传，汉儒病其亡逸，妄取而撺杂，以中三百篇之数，柏此说与汉志相反，柏以前无为此说者，果何所据而云然乎，吴师道引刘歆言诗始出时，一人不能独尽其经，或为雅或为颂，相合而成，以证王氏之说，案刘歆但云雅颂相合，未云撺杂足数，且班固既著此语于歆传，而艺文志以诗为全经，是班氏未尝以歆所云疑诗为不全也，王氏因朱子以郑卫为淫诗，毅然删去三十二篇，且于二南删去野有死一篇，而退何彼矣甘棠于王风，圣人手定之经，取加删改，后人以其渊源于朱子，而莫敢议，金履祥许谦从而和之，不知朱子之说，证以左氏，已难据信，朱子曰，今若以桑中濮上为雅乐当以荐何等鬼神，接何等宾客，案桑中诗虽未见古人施用，而郑卫风三十二篇，朱子所指为淫诗，王氏所毅然删去者，如将仲子褰裳风雨有女同车兮野有蔓草六诗，明见于左氏传，用以宴享宾客，左氏传虽难尽信，然必非出于汉以后。朱子之说，已未可信，王氏所疑，岂可信乎，自汉以后，学者不知圣人作经，非后人所敢拟议，王通续诗有四名五志，或云伪作，朱子曰，王通欲取曹刘谢之诗为续诗，曹刘沈谢又那得一篇如鹿鸣四牡大明文王关雎鹊巢，刘迅取房中歌，至后庭斗百草临春乐少年子之类凡一百四十二篇，以拟雅章，又取巴渝歌白头吟折杨柳至谈客娘，以比国风之流，亦属僭，邱光庭兼明书曰，大中年中，毛诗博士沈朗进新添毛诗四篇，表云，关雎后妃之德，不可为三百篇之首，盖先儒编次不当耳，今别撰二篇为尧舜诗，取虞人之箴为禹诗，取大雅文王之篇为文王诗，请以四诗置关雎之前，所以先帝王而后后妃，尊卑之义也，朝廷嘉之，明白，沈朗论诗，一何狂谬，不知沈朗自谓新添四篇，为风乎，为雅乎，为风也，不宜歌帝王之道，为雅也，则不可置关雎之前，非唯首尾乖张，实谓自相矛盾，其为妄作，无乃甚乎，案沈朗妄添诗，罪在刘迅之上，王柏妄删诗，罪亦不在沈朗之下，四库提要斥之曰，柏何人斯，敢奋笔以进退孔子哉，程敏政茅坤信王柏二人非经师，毛奇龄已辨之，阎若璩深于书而浅于诗，亦误信王柏，皆不足据。
论风人多意男女不可以文害辞
汉书食货志曰，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相与歌咏，各言其伤，师古曰，怨刺之诗也，春秋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何休公羊解诂曰，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据此二说，则风诗实有民间男女之作，然作者为民间男女，而其怨刺者，不必皆男女淫邪之事，朱子乃以词意不庄，近于亵狎者，皆为淫诗，且为淫人所自作，陈傅良谓以彤管为淫奔之具，城阙为偷期之所，窃所未安，藏其说不与朱子辨，朱子谓陈君举两年在家中解诗，未曾得见，近有人来说，君举解诗，凡诗中所说男女事，不是说男女，皆是说君臣，未可如此一律，今人解经，先执偏见，类如此，锡瑞案陈止斋诗说，今不可得见，据朱子谓其以说男女者为说君臣，则风人之义，实当有作如是解者，朱子楚词集注曰，楚人之词，其寓情草木，意男女，以极游观之者，变风之流也，其叙事陈情，感今怀古，以不忘乎君臣之义者，变雅之类也，其语祀神歌舞之盛，则几乎颂，而其变也，又有甚焉，其为赋则如骚经首章之云也，比则香草恶物之类也，兴则兴，兴词初不取义，如九歌沅芷澧兰，以兴思公子，而未敢之方属也，朱子以诗之六义说楚词，以意男女为变风之流，沅芷澧兰思公子而未敢言为兴，其于楚词之男女，近于亵狎而不庄者，未尝以男女淫邪解之，何独于风诗之男女近于亵狎而不庄者，必尽以男女淫邪解之乎，后世诗人得风人之遗者，非止楚词，汉诸家近于比兴者，陈沆诗比兴笺，已发明之，初唐四子于男女者，何景明明月篇序，已显白之，古诗如傅毅孤竹，张衡同声，繁钦定情，曹植美女，虽未知其于君臣朋友，何所寄，要之必非实言男女，唐诗如张籍君知妾有夫一篇，乃在幕中李师道聘作，于节妇而非节妇，朱庆余洞房昨夜停红烛一篇，乃登第后谢荐举作，于新嫁娘而非新嫁娘，皆不待笺释而明者，即如李商隐之无题，韩之香奁，解者亦以为感慨身世，非言闺房，以及唐宋诗余，温飞卿之菩萨蛮，感士不遇，韦庄之培萨蛮，留蜀思唐，冯延已之蝶恋花，忠爱缠绵，欧阳修之蝶恋花，为韩范作，张惠言词选，已明释之，此皆词近闺房，实非男女，言在此而意在彼，可谓之接迹风人者，不疑此而反疑风人，岂非不知类乎，孟子曰，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以意男女而据为实言，正以文害辞，以辞害志，而不知以意逆志者也。